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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绵津山人诗集》（正文中简称《诗集》）有多种刻本[1]，前后卷数不同，内容有异。复旦大学图书馆藏有此书写稿五册，《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著录，题三十二卷，存十二卷[2]，有清王士祯、朱彝尊、邵长蘅批点，朱彝尊等八人跋，王士祯等十四人题诗。因是名家亲笔批点的稿本，文献价值较高，入选《第二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编号：06160）。书稿作者为宋荦。宋荦（1634—1713）字牧仲，号漫堂、西陂、绵津山人、西陂老人、西陂放鸭翁等，河南商丘人，“雪苑六子”之一，是清初知名诗人、书画家、文物收藏家和鉴赏家。喜刻书，刊刻过《王荆公唐百家诗选》《施注苏诗》等。他一度与王士祯齐名，号“王宋”，在康熙年间名声很大，研究者一般认为他是清初宋诗派的先锋。此书为孤本，不易见到，其在清初诗文名家研究中有独特的价值，有人曾作过简略介绍[3]。本文就笔者所见，摘要叙述，前人已介绍者从略。 一、《绵津山人诗集》稿本的基本情况 是书共五册。是将有王士祯、朱彝尊、邵长蘅亲笔批点的稿本《漫堂草》《述鹿轩近诗》《论画绝句》《韦庵草》《迎鸾集附沧浪亭近诗》《清德堂诗》与单刻本《啸雪集》[4]等配装而成之书。首册为《诗集》稿本卷一九、卷二〇、卷二一（即单刻本《啸雪集》，卷首朱笔题“蚕尾山房批点”）、卷二二（部分用刻本配齐）、卷二三、卷二四（卷首墨笔题“匏墨斋批点”[5]），王士祯批点。第二册为稿本《述鹿轩近诗》《论画绝句》，王士祯批点。后有朱彝尊、邵长蘅、曾燠、秦瀛、姚椿、伊秉绶跋。第三册为《韦庵草》稿本，书衣题：“朱、邵二子阅，此卷刻入全集改作《沧浪亭诗》。”朱彝尊、邵长蘅批点。后有曾燠、许兆椿、阮元、端方跋。第四册为《迎鸾集》稿本，书衣题：“《迎鸾集》附《沧浪亭近诗》，王阮亭阅。”下钤“西陂”朱文印。后有许宗彦、李葆恂跋。第五册为《清德堂诗》，书衣题：“《清德堂诗》，王阮亭阅。”钤“西陂”朱文印。后有汪志伊、冯浩、舒位、曹振镛、梁同书、李尧栋、吴锡麒、钱大昕等跋。此五册诗稿，为宋荦任江西、江宁巡抚期间所作，后收入增订《诗集》中，分别是其中的《漫堂草》《啸雪集》《庐山诗》《述鹿轩诗》《沧浪亭诗》《迎鸾集》《清德堂诗》，视其康熙二十七年（1688）所编订之二十二卷《诗集》，有较多增加。书中各册卷首均有藏印，印记甚夥。除去重复者，较重要的有“长揖古人”朱文钟形印，“复旦大学图书馆藏”朱文长方印，“不觉有我”白文、“放鸭翁”朱文方印、“龢松庵”白文方印、“荦”圆形朱文印、“绵津山人”朱文方印、“宋荦私印”等。其他印记尚有“文石过眼”“文石曾读”“文石手校”“红蠃山人选诗之印”（李葆恂）等。书中批语王士祯最多，邵长蘅次之，朱彝尊最少。从批点看，王士祯建议抹去之诗，大部分在三十二卷本《诗集》及五十卷本《西陂类稿》[6]（以下简称《类稿》）中未收，建议圈改之处，在《诗集》《类稿》中多有改正，此手批稿本似对宋荦删定诗文集有明显影响。 书中题跋者多为名人，如冯浩（1719—1801）是研究李商隐的大家，有《玉溪生诗笺注》三卷（首一卷）及《樊南文集详注》八卷。此书由其第三子冯集梧购得，冯浩在嘉庆五年（1800）的题跋中对此书的基本情况作了介绍： 国朝诗家，首推新城王阮亭先生，为风雅主盟，朝野名流同声景附，论者谓惟秀水朱竹垞先生足匹之，顾其玉堂沦谪，放浪山林，各自成千古焉。同时宋牧仲先生起于宋中，雄立坛坫，企渔洋而为之副。王与宋疆域相邻，仕宦通显，敭历迭殊，臭味搃洽。宋于康熙戊辰抚江西，数载移江南，驻苏十有四载，江左才子胥罗致门下。老友竹垞一水近接，踪迹更频矣。今者三儿集梧购得《绵津诗集》抄白五本：一、二阮亭评阅，三为竹垞及邵子湘阅，四、五阮亭阅，皆自豫章移吴十数年中之作。一、二卷首各有渔洋手书答札二本，有竹垞手书跋，子湘朱书跋，其余评语甚多。渔洋于极赞叹中有改字者、删句者，且有直抹者，至诚待友，尽示金针，固君子风。宋之虚怀请定，亦不可及已。渔洋与竹垞、子湘皆不经意，初不以书名，而秀雅灵逸之趣，钩取镌石，亦可与六朝诸贤流传简牍相伯仲，洵乎通人学士书，不问工拙，必无俗态也。余病起借以消闲，因三儿请，详识之，俾重珍藏焉。嘉庆五年庚申仲春浙西桐乡后学冯浩敬跋，时八十有二岁。 后钤“冯浩之印”白文、“孟亭老人”朱文方印。冯氏在跋文中对此书各卷评语情况，王、朱、宋等人在诗坛地位与关系，以及评点书法等作了简要介绍。特别提到了王士祯评点时严谨认真，至诚待友，并不虚誉的态度。 除冯浩外，还有七人钤印跋文，十四人钤印题诗。一些题诗收入各自诗文集时，稍有个别字词差异。如曾燠（1759—1831）于嘉庆五年（1800）获观此书并题诗，后收入其诗文集，作《观绵津山人未定诗稿题后二绝句冯鹭廷同年所藏每卷有王渔洋尚书朱竹垞检讨评点嘉庆五年三月既望观于安定书院》：“中丞词赋满江关，一代名流共往还。手抱残编想当日，神仙官府有余闲。”“风气初开未尽醇，百年大雅竟谁陈。为嫌温李滋流弊，却使苏黄有罪人”[7]。钱大昕（1728—1804）在嘉庆七年（1802）四月得观此书，并题跋，署“钱大昕未定稿”，收入其诗文集，作《题绵津山人诗稿二首新城王阮亭秀水朱竹垞批本》：“酒肉朱门太可嗤，何妨判牍又吟诗。诗成就正诸名士，此段风流已足师。”“蚕尾山房放鸭洲，偶然只（按‘只’，原跋作‘一’）字亦千秋。贪多爱好空相撼，终让江河两派流。”[8]诗中对宋荦既有微辞，也对其开创清初宋诗派的功绩有肯定。舒位（1765—1815）在嘉庆八年（1803）观此书，并题跋： 绵津山人诗五卷，渔洋山人书两简。长水青门左右之，作者心胸评者眼。当时旗鼓谁相匹，无过朱十王十一。商丘实兼师友资，况有嘉宾操不律。古人作事虑欲传，朱出墨入皆精研。眼前肯放一二字，胸次已具三千年。精神意气相久长，前辈风流后辈藏。不矜酬唱厌元白，似见商略塗丹黄。人间此本无第二，先生得一实具四。若教留配洞庭图，更须响拓山阴字。先生方买别墅于查湾，忽得王为沈南疑所作《林屋山居图》，事最巧合，图中首即渔洋题句，而西陂、竹垞之诗皆在焉，故及之。借书还书同一痴，昨日读画今读诗。即当明月吹箫夜，如向雷门打鼓时。 右《绵津山人诗稿》五本，为渔阳、竹垞、青门三公手评，朱墨间出，如入山阴道上。癸亥四月在扬州，鹭庭世叔太史出以相示，谨署一诗于纸尾，并求教正，舒位并识。 后钤“舒”朱文、“臣位印”白文小方印。诗收入其诗文集，作《题绵津山人诗稿后》[9]，个别字词有改动。此外，许兆椿题诗《题宋牧仲诗集后为冯鹭庭编修作》、秦瀛题诗《题宋牧仲先生钞本诗集集藏冯编修鹭廷家》也收入各自诗文集[10]。 从题跋、藏印情况可知，此书约在嘉庆五年左右由冯集梧购得，后似乎曾收藏于查家（第五册后有藏印“曾藏查兟戡家”），又归金蓉镜（1855—1929）收藏，辗转入藏复旦大学图书馆，因其文物价值，被列为“战备善本”。 二、手批《绵津山人诗集》稿本的价值 笔者以为，作为名家亲笔批点本，它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首先，此书保留有王士祯的两封手札[11]，有辑佚的价值。其次，此书有王、朱、邵三家评语，对研究宋荦诗集的编订及诗文特点等均有助益。 （一）辑佚价值 此书第一册卷首有王士祯书札一通： 山言入都，得良书。询知道味清腴，极慰。快诵《述鹿斋》近诗，风味潇洒，似非车前八驺人所为。昔白乐天在苏州赋诗云“敢有文章替左司”，以今观之，乐天襟韵旷达，故不减韦公，而诗格相去何啻万里！左司替人，求之千载上下固难得也。先生襟韵在韦、白之间，以卷中诗论之，虽冲古未逮韦公，而豪逸实胜乐天远甚，以之上替左司，谁谓不可。山言传命，属评次，即于烛下呵冻笔点一过，藉手以报。三子古文钞刻最精，但如朝宗《宁南侯传》，必当删去。不则苏峻、侯景，史亦须作佳传邪？夜夜五鼓待漏，朝房又多集议，司农之署，案牍所不必言，四方文字，逋负竟成委积矣。此序暨子湘《青门集》序，皆有待也。即髯报书亦未暇作，幸为致之。弟诗自正、续两集外，止刻《南海》一集，迩年久废啸歌，但时时把笔作文字数十篇，昨稍次第存之为《蚕尾集》，不过四五卷。又所辑录《本朝谥法考》一书，欲援钝老例，烦先生各制一序，精刻之，其行款则照《南海》、《三昧》诸小刻，计所费亦非浩繁。弟自分交谊似不在钝老之下也，何如？一笑。今先寄《蚕尾集》诗二卷，《谥法考》一卷。文稿三卷钞毕即付山言另寄，《谥法考》自序亦另寄，先烦大序及子湘一序为荷。呵研冰作书不易，唯鉴之不一。弟士禛顿首。 书札写在白色宣纸上，共十张，贴于书首衬页上。王士祯《带经堂集》卷六七《蚕尾文三》亦收此信前半部分，即《寄宋牧仲中丞二首》之二，缺“亦须作佳传邪”以下内容（原因不明），个别字词不同，字句有省略[12]。书札中提及之山言，为宋荦之子宋至（1656—1725），是王士祯门人。手札中大致提及三件事：一是王士祯谈批点《述鹿轩近诗》，对其评价较高；其二，王氏指出宋氏《国朝三家文钞》收侯方域《宁南侯传》不妥，应当删去，反映出王士祯对左良玉的评价很低；其三，王氏提及自己在户部侍郎任上公务繁忙，新作仅《蚕尾集》《本朝谥法考》数卷，请宋氏代为刊刻，并请宋荦与邵长蘅作序。札中提及“三子古文钞刻最精”及“司农之署”等语，为我们了解其写作时间提供了可能。《国朝三家文钞》刊刻于康熙三十三年（1694）六月，《国朝谥法考》由宋氏刊刻于康熙三十四年（1695）六月。宋至于康熙三十三年深秋入都[13]，携《国朝三家文钞》拜访王士祯，到京城应已是年末，故王士祯此信当作于康熙三十三年冬与三十四年初之间[14]。王士祯于康熙三十一年（1692）八月升户部右侍郎，三十三年（1694）转户部左侍郎，三十四年初在任，与“司农之署”相符。札中请宋氏代为刊刻二书事可与宋荦《蚕尾集序》相印证[15]。此外，康熙三十五年（1696）二月，顾嗣立入京应试，宋荦托其带书信给王士祯，并附刊刻好的《国朝谥法考》与《蚕尾集》前两卷，也可与王氏手札相印证。宋荦在《寄阮亭侍郎》中提及：“荦于吴门，四值锁印……兹顾子侠君入都，奉寄《谥法考》廿册，又《蚕尾集》刻成前二卷，并往廿册。秋冬来，儿辈有事，子湘病归，暂停剞劂者月余，故未竣工，落灯后当渐次料理。二家诗钞刻已竟，尚在校阅，容即续寄。”又作于康熙三十五年秋九月的《寄阮亭侍郎》：“承委大集陆续竣工，《文略》昨已呈上，今再往《蚕尾集》二部，乞照到。诸版存荒署，应发何处印行，伏候宣示。”[16]也可与手札印证。值得注意的是，手札中提到“弟诗自正、续两集外，止刻《南海》一集，迩年久废啸歌，但时时把笔作文字数十篇，昨稍次第存之为《蚕尾集》，不过四五卷”与后来王士祯刻本《蚕尾集》及宋荦序中所载卷数不一，这涉及到《蚕尾集》所收诗文年份与别集编纂体例。四库馆臣已注意到此问题，《四库全书总目·蚕尾集提要》：“案，盛符升作《雍益集序》称，合戊辰至乙亥诗文为《蚕尾集》十卷。此集目录下乃注：‘诗自甲子年起，其年冬及乙丑年作，别为《南海集》；文自庚午年起。’士祯自序又称偶次甲子使粤以前及丁卯以后诗文，稍成卷帙，因以《蚕尾》名集。士祯集皆所自刊，而三说错互如是，未喻其故。”[17]后来，周中孚在《郑堂读书记》的“带经堂集”条中指出王士祯诗集有“按年分卷”与“以次分卷”[18]的区别，基本解决了疑问。其实，三说并不矛盾。王士祯所说“偶次甲子使粤以前及丁卯以后诗文，稍成卷帙，因以《蚕尾》名集”应理解为将康熙甲子年（1684）中从一月到十一月（即出使南海之前）的十个月诗文以及康熙丁卯（1687）至乙亥（1695）的诗文编为《蚕尾集》。康熙三十四年（1695）左右，王士祯忙于户部公务，无暇作诗文，故《蚕尾集》只有之前所作的四、五卷，其中诗两卷先寄给宋荦刊刻，文三卷后寄。到三十五年（1696）春顾嗣立入都应试前，《蚕尾集》仅“刻成前二卷”，因“秋冬来，儿辈有事，子湘病归”，无人从事其役，“暂停剞劂者月余”。后来，加上康熙二十六年至三十四年间所作墓志铭、序跋等文，凑足十卷，于康熙三十五年五月陆续刻成，诗文时间跨度较大，未按年编排。结合上所引王士祯手札与宋氏回信，这种涉及别集卷数的问题便较容易看明白，这也反映出该手札的价值。 第二册为稿本《述鹿轩近诗》《论画绝句》，书前另有王士祯书札一通： 昨遽使回，数行上复，想入台照矣。高秋云物，拄笏西山，清啸庾楼，兴当不浅。企羡，企羡。前承惠教新诗，顷始卒业，字字老境，处处臻到。五载之别，不意先生造诣益进绝顶乃如此，自顾颓唐，能无愧乎？散在诸评，不暇更仆，一言以蔽之，大抵严羽所谓透彻之悟也。今付敝受业杨生峤，二本因便寄上，刻成，希寄我二十册以为枕中之秘。小刻二种附呈敎定。顷读入告，若得援例邀恩以甦积困，此讵唯小民之幸，畏垒无穷耶！敝门人兄弟大疏为民请命，恳切周挚，蒙特恩遂全豁积逋，不胜瞻仰。吉水一邑知己皆游弟门，才名冠于西蜀，特恂恂书生，遇盤根错节，未免绠汲之虑耳。临启驰切，惟心照不既。南昌朱郁仪谋玮著述有百余种，今尚可得几种，祈先生为留神访之。又厌原山人字隐之谋垔，亦博雅，曾刻《薛尚功钟鼎款识》甚精，又刻陶南村《书史会要》二书，尤望物色寄我。至嘱，至嘱。白鹿洞开先寺诸古石刻有搨本亦望见寄。陈士业《寒夜录》屡以奉闻，曾见之否？附拜。功弟名心肃，眘。 手札共十张生纸。袁士硕等主编《王士祯全集》未收此信，为集外佚文。札中提及评点宋荦新诗，并附赠自己作品。从札中“拄笏西山，清啸庾楼”“吉水一邑”等地名来看，均指江西，可知此时宋荦在江西巡抚任上。札中请宋荦代为拓印白鹿洞开先寺等古代石刻，并搜访朱谋玮著作及朱谋垔所刻《书史会要》等，可与王氏著作相印证。《居易录》卷一七：“宋牧仲中丞寄《薛尚功古钟鼎彝器款识》二十卷、陶南村《书史会要》十卷，皆厌原山人隐之王孙刊本。”[19]其中，陈士业《寒夜录》，王氏已多次嘱宋荦代为寻访，可与宋荦书信相印证。《寄王阮亭侍郎》：“拙诗刻后又得四卷，独今岁为多，录上辄求批点，千万拨冗为之纱葛，聊以润笔。仍是寒酸风味，笑笑。附寄《三孔集》及敝乡沈文端、贾静子诸君集，统乞照收，陈士业集容续呈，徐巨源《榆溪集》外别无全刻。”[20]值得指出的是，札中所提及之“新诗”，未必是《述鹿轩近诗》，很可能即是宋荦江西巡抚任上所写之作品。而《述鹿轩近诗》是宋荦康熙三十三年（1694）于江宁巡抚任上所作，稿本前有王士祯《奉题牧仲先生述鹿轩新诗二绝句》，作于康熙三十三年，已收入《带经堂集》卷五十四[21]。若此札提及之“新诗”是《述鹿轩新诗》，则宋荦此时已在江宁巡抚任上，驻地苏州，与札中提及的江西人事抵牾。因此，王氏此手札似写于康熙三十一年（1692）六月宋荦调任江宁巡抚前。宋荦赴任苏州时，特意经过白鹿洞、开先寺等地，有可能即是应王氏之请，拓古石刻。康熙三十年（1691）六月，宋荦“疏请南昌等五府、丰城等十二县，康熈二十三年至二十七年未完钱粮六万三千四百有奇，分年带征，以舒民力”[22]，王氏札中所言“入告”，盖指此。同时，我们倾向于认为是装订书稿者偶误，将此札与第一封手札位置正好弄错，第一札中明确提到“快诵《述鹿斋》近诗”，显然与第二本手稿相关，可证两札位置颠倒，应互换。因信中涉及品评人物，故札末署“功弟名心肃，眘”[23]，未署真名，大概是不想让外人知晓。 （二）王氏批点与宋氏编订诗文集的关系及三家评点的特色 一直以来，关于王、宋二人在诗坛的地位问题，存在着不同看法。有少部分人认为宋荦足以与王士祯匹敌，如郑方坤《国朝名家诗钞小传·西陂诗钞小传》：“然当新城雷动风行之日，求其别开生面，旗鼓相当，而风流宏长，力能为一代主持文柄者，恐亦舍西陂一老，别无替人也。”[24]也有一些人持比较公正态度，认为宋荦诗歌成就低于王士祯，但王氏愿意引以为同调。如《四库全书总目·西陂类稿提要》载：“其（指宋荦，笔者加）官苏州巡抚时，长洲邵长蘅选士祯及荦诗为王宋二家集，一时颇以献媚大吏为疑。赵执信尤持异论，并士祯而掎轧之……士祯寄荦诗有曰‘尚书北阙霜侵鬓，开府江南雪满头。当日朱颜两年少，王扬州与宋黄州’言二人少为卑官即已齐名，不自长蘅合刻始，所以释赵执信之议也。然则士祯亦未尝不引为同调矣。”[25]但绝大部分人认为宋荦是靠攀附王氏而获得“王宋”齐名称号的。如洪亮吉《北江诗话》卷五：“康熙中叶，大僚中称诗者，王宋齐名，宋开府江南，遂有渔洋、绵津合刻。相传赵秋谷宫赞罢官南游，过吴门，宋倒屣迎之，以合刻见贻。赵归寓后书一柬复宋云：‘谨登渔洋诗钞，绵津诗谨璧。’宋衔之刺骨。时王已为大司寇，宋便中以千金贻之，欲王赋一诗作王宋齐名之证。王贻以一绝云：‘尚书北阙霜侵鬓，开府江南雪满头。谁识朱颜两年少，王扬州与宋黄州。’此诗不录集中，见卢运使见曾所辑《山左诗钞》。若平心论之，赵固伤轻薄，然宋岂止不及王，亦并不及秋谷也。”[26]又如舒位《瓶水斋诗话》：“‘尚书北阙霜侵鬓，开府江南雪满头。当日朱颜两年少，王扬州与宋黄州’此阮亭寄宋漫堂诗也。然两公诗格绝不相似，且宋实非王敌，邵青门合刻二家之诗，意在尊宋，适足以形宋之短耳。”[27]与其前面题跋有出入，值得玩味。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如延君寿《老生常谈》、朱庭珍《筱园诗话》、陈衍《石遗室诗话》等均持此观点。由此引出的问题，成为清诗史上的一段公案。 今人大多认为王士祯的诗学造诣及影响要远高于宋荦。王士祯为宋荦批点《诗集》稿本为我们了解真实情况提供了较多帮助。王氏在批点中对宋荦的原诗及其友人的次韵诗均有涉及，态度认真。宋氏对这两类批点的处理方式是有区别的。首先是王氏在批点时直接指出宋荦诗歌不足方面，这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在三十二卷刻本[28]《诗集》中未采纳王氏批点建议，而在五十卷本《类稿》[29]中有采纳，这种情况占的比例较小。如《啸雪集》中《题太真调笙图》诗，王批：“可删。”《诗集》未删此诗，晚年编订的《类稿》采纳其意见，删去此诗。单刻本《啸雪集》有《题沈石田所作米不米黄不黄小画》诗，“举似宋代晋卿烟江叠嶂卷”下原有“正复难为轩轾”句，“即此偶然片纸”下原有“当有鬼神呵护”句，王氏批点时均朱笔抹去，“岂是寻常粉墨，云烟过眼旋消亡”之“是”字，王氏圈改为“比”字，《诗集》刻本保持原样，未删改。但《类稿》则采纳了王氏的建议，作了删改；第二类是《诗集》与《类稿》均采纳王氏批点意见，这种情况占大多数。如《得梁曰缉侍御报书却寄》诗“鄢陵先生梁曰缉，卓品崧高并嵬岌”句“卓品”二字，王氏圈改为“风格”二字，《诗集》及《类稿》采纳了此建议，改为“风格”。如《题朱竹垞小长芦图卷遥和阮亭三首》在稿本《述鹿轩近诗》中，诗题原作《题朱竹垞小长芦图卷三首》，王氏批点时加入“遥和阮亭”四字，《诗集》《类稿》刊刻时补入这几个字。《寄查梅壑》“华亭得天授，笔墨绝畦畛”句后有“迩来数十年，斯道良足哂”，王氏批点时删去，刻本《诗集》及《类稿》采纳此意见。《迎鸾集》（刻入《诗集》统称《沧浪亭诗》）中《莺脰湖二绝句》“空际一声飘欸乃，钓徒何处许追寻”。“飘”字，王氏圈改为“闻”字；《游摄山栖霞寺二首》其二“题诗良自愧，江总有名篇”，“总”字，王氏圈改为“令”，《诗集》及《类稿》均采纳，作了改动。又如稿本《述鹿轩近诗》有诗《早春过支硎赵凡夫丙舍用娄子柔访凡夫不果韵》，王氏批点时，将诗题中“不果”圈去，刻本《诗集》及《类稿》均采纳王氏意见。此类王士祯在批点时所圈字、改字、抹字，以及指出押韵不协等情况在稿本中还有较多，宋氏多有采纳，此不一一列举；第三类是《诗集》《类稿》均未采纳王氏意见。如《诗集》稿本卷十九《题王澹游岁寒三友卷》，王氏眉批：“西城十二诗似应补入于此，刻本附上。”但此《西城别墅诗为王清远赋十二首》在《诗集》《类稿》中位置均未作改动。又如上所提及之《得梁曰缉侍御报书却寄》诗“计日笑谢碧油幢，同向烟波着蓑笠”，王氏批：“住此亦妙。”刻本《诗集》《类稿》均未删后面诗句，保留原样，但这种二书均未采纳王氏意见的例子是少数。 另一种情况是王士祯直接指出宋荦友人诗歌欠佳之处，宋氏处理起来就显得比较慎重。这也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诗集》未作改动，但《类稿》有改动，甚至直接删掉。如《漫堂草》之《宣铜琴炉三十韵》后有同里刘榛（山蔚）《和前韵》，其“念昔时盛隆，皇心荒以杂”句，王批：“宣庙贤主，非宣和博古之比，此议未允。”稿本《春夜雨后同袁士旦刘山蔚小饮士旦谈黄山之胜出纪游诗共读之即席有作用范石湖登姑苏台避暑韵》诗后有刘榛《和前韵》诗，王批：“似词《生查子》调，古诗所忌。”“晚尊药栏近”句，王批：“亦词句。”这些和韵诗，刻本《诗集》收，未改动，但《类稿》未收，值得玩味。早期《诗集》收刘榛的诗，大概是宋荦碍于与刘榛的交情，故当时未采纳王士祯意见。但晚年编订《类稿》时，刘榛早已过世，故未收刘诗；一类是《诗集》《类稿》均采纳王氏意见。如稿本《诗集》卷二〇《雪中登滕王阁次多玉岩孝廉韵》诗后附有刘榛《次前韵》，王批：“戒为诗词，诚所未喻，必废古今文章，尽归语录而后可乎？”又《次前韵》“星移物换句尚留，画耶诗耶吟未怪”句，王批：“怪字押未老。”刘榛二诗，在《诗集》《类稿》中均未收，大概是诗的确不佳；第三类是《诗集》《类稿》均未采纳王氏意见。如《以方竹杖赠悔人作短歌》诗有朱载震《答诗》，其“匡君旧识不我弃，招手高峰穿崚嶒”句，王批：“峰字拗，须仄。”但宋荦未改动，大概是不便于替他人改，这类情况也属于少数。 总的来说，宋荦后来编定诗集时，改动处多于未改处。王氏在批点时指出其诗歌不足之处，宋氏一般会作改正。而涉及到友人次韵诗的缺点时，宋荦就会有更多的考虑，这也反映出当时文人诗歌倡和交往时的文化内涵。王、宋二人年轻时已交情较深，宋荦将自己的诗稿交给王氏批点，属于当时友朋交际的方式之一，未必有请其删定之意。但王氏批点意见对宋荦诗集编定，特别是晚年编订《类稿》中诗歌部分产生过影响是可以肯定的。这也证明第三册稿本后阮元跋文所说的“漫堂诗格初尚卑弱，实赖渔洋左右之，渐臻大雅，读《西陂类稿》诸诗序可见”很有见地，是可信的。 此外，三家在批点宋荦诗歌时，关注点也不同。王士祯在批点宋荦《漫堂草》等稿本时，注意到了宋氏诗歌学宋诗的特点。如《宣铜琴炉三十韵》诗，批[30]：“如遇刘原父、黄伯思一辈人，吐纳无一凡语。”又如《偶得黄鲁直游青原山寺诗石刻后有施愚山跋同愚谷次韵》诗，批：“胜情高韵，不愧作涪翁后劲，老夫直欲拜下风矣。”《偶读江湖长翁诗有西江米樫丝作窝之句适午饭有此欣然为长句用原韵》，眉批：“奇情隽味，络绎纷来，真匹拟坡老矣。”末批：“断非苏黄不能，中丞诗律老愈细矣。”《述鹿轩近诗》之《乙亥元日雪同子湘山书试手为长句》诗，批：“小梅湿重香微传七字坡神到语。”《正月十四日雪中登瑞光寺浮图》诗，批：“视老坡杭州诸篇直欲当仁不让，奇哉。”《黄山松石歌寄金仁叔将军兼索子湘和》诗，批：“得坡之神，非但形似。”《题韩慕庐阁学松溪洗砚图》诗，批：“前半极似山谷之笔。”都指出宋荦诗歌学苏黄的倾向。 朱、邵二人的批点主要集中在《韦菴草》稿本上，存在着相关性。如《早春送顾侠君应试入都兼寄阮亭侍郎慕庐阁学二首》之一“江雨征帆湿，梅花祖席香。老夫惆怅处，未与泛沧浪”句，邵长蘅批（以下简称“邵批”）：“四语微嫌落套，大家虽是无妨，去此更高。”朱彝尊批（以下简称“朱批”）：“去之可惜。”可见朱批是针对邵批而发。朱彝尊宗唐，故评点时会注意将宋荦诗与唐人比较，如《望九龙山积雪吊王孟端》诗“况兹清景殊，晴峰戴残雪”句，邵批：“唐人佳句。朱批：“左司神境。”《题吴阐思画四首》诗，朱批：“辋川遗韵。”《丙子正月丁卯日过丁卯桥》诗，朱批：“此诗大似王龙标。”就看到了宋荦诗歌学唐的地方。当然，在指出宋荦诗歌学唐时，朱、邵二人也注意到了宋荦诗歌取法广泛的特点。如《舟夜风雨闻吴歌二绝句》后，邵批：“《韦庵近草》渐诣化境，较前又高一格，当代词人纷纷学唐学宋，分沟画堑者那不一齐下拜。长蘅识。”《池上作乐天韵》诗，邵批：“用乐天韵，格胜乐天。”朱批：“先生于诗得力三唐，近尤心契香山、左司，亦时臻庐陵、宣城堂奥，至奔放处，神似雪堂，始悟善学诗者必多师，为唐、为宋正不必分沟画堑，子湘言是也。弟彝尊识。”他们并不简单将宋荦视为学唐、学宋的极端。这也是针对当时诗坛片面学唐学宋的现状而发，注意到了要打破唐宋畛域，取法要广泛。 以上评点反映出王、朱、邵三人有各自的爱好与兴趣点。宋荦作品中有一些经王士祯等评点后单独刊刻，如《西山唱和诗》《双江倡和集》。王氏还评点过邵长蘅的《青门剩稿》等，将这些刻本中的批点与手稿本批点结合起来，对研究清初名家的批评特点及交往文化等均有意义。 文章摘取笔者认为较重要的地方介绍，但此手批稿本的价值远不只此。如它保留有众多名人题跋真迹，限于篇幅，未能一一录出。他们在题跋时斟酌用字的情况[31]及题跋过程中与收藏者的交际关系等，都在书中有流露，可以反映出清代士大夫日常交往文化的一些特点。此书属孤本，文物价值高，值得研究者重视。 注释： [1]《绵津山人诗集》随写随刊，刊刻次数较多：有十六卷本（康熙二十四年［1685］西溪草堂刻）；十八卷本（同一版本有两种装订）；二十二卷本（康熙二十七年［1688］刊）；二十四卷本；二十六卷本；二十七卷本（康熙三十七年［1698］序刊）；二十九卷本（有三种装订）；三十一卷本（有两种装订，康熙四十二年［1703］刊）；三十二卷本（康熙五十年［1711］商丘宋氏刊）；三十四卷本等。王树林《宋荦的诗歌创作与诗歌结集》（《黄淮学刊》1996年，第1期）与李凤花《宋荦研究》（兰州大学2007年硕士学位论文）有涉及，可参看。 [2]《中国古籍善本书目》集部（中），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页1015。 [3]潘继安《王渔洋等批点绵津山人诗集稿本》，《图书馆学研究》1980年11期，页90—91。 [4]《啸雪集》为宋荦于康熙庚午（1690）在江西所写诗歌单刻本，见宋荦《啸雪集小引》。 [5]按，王士祯《跋世说新语》末署：“康熙癸酉莫（暮）秋十有七日阮亭书于京邸匏墨斋，时在户部。”与此合。见《带经堂集》卷九一《蚕尾续文》一九，清康熙五十年程哲七略书堂刻本。 [6]《西陂类稿》有几种版本，内容稍有差别，此处指康熙五十年宋荦自定五十卷本。《西陂类稿》版本，可参刘万华《〈西陂类稿〉版本源流考》，《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11年，第2期，页177—180。 [7]［清］曾燠《赏雨茅屋诗集》卷三，清嘉庆刻增修本。 [8]［清］钱大昕《潜研堂集•诗续集》卷十，清嘉庆十一年刻本。 [9]［清］舒位《瓶水斋诗集》卷一一“昭阳大渊献”（癸亥），清光绪十二年边保枢刻十七年增修本。 [10]［清］许兆椿《秋水阁诗文集》卷七，清道光二十五年刻本；秦瀛《小岘山人集》诗集卷一六，清嘉庆刻增修本。 [11]按，尽管大多题跋者认为一、二册书首书札为王士祯手迹，但第二封手札署名“功弟名心肃，昚”。“功”字似应作“冲”字，古人书信署名有“冲弟”，未见“功弟”。有时还会直接在信末（左下角）单写一个“冲”字，以表示谦虚与敬意。故“功弟”疑似后人摹写时因“功”“冲”草书形近偶误，书札是否是王士祯真迹，存疑。但书信内容可与宋荦回信相印证，故下文笔者仍将其视为王士祯手札。 [12]［清］王士祯《王士祯全集》第三册，齐鲁书社，2007年，页1841。 [13]［清］邵长蘅《送宋山言入都二首》，系于《奉和漫堂先生九日池上见示之作次荷字》后，即康熙三十三年重阳后。见《邵子湘全集•青门剩稿卷一》，清康熙刻本。蒋寅先生将宋至入都时间系于此年重阳后，详《王渔洋事迹征略》，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页405。 [14]蒋寅先生将王士祯寄十卷本《蚕尾集》给宋荦，请代为刊刻作序之事系于康熙三十四年（1695）八月后。（《王渔洋事迹征略》，页413）而此札中提及“先寄”诗二卷，又“呵研冰作书不易”，则此札写作时间似应定为冬春之际，较合情理。 [15]［清］宋荦《蚕尾集序》：“壬申秋，予量移吴阊，会钝翁已前殁，予为叙其遗集行之。已，又合吾乡侯朝宗方域、宁都魏叔子禧为《三家文钞》之刻，颇行于世。阮亭以书抵予曰：‘吾论交当不后汪、魏，吾所为《蚕尾集》诗二卷、文八卷，幸以锓之梨，且为我叙。’”《王士祯全集》第三册，页1773。 [16]［清］宋荦《西陂类稿》卷二九“尺牍”，复旦大学图书馆藏康熙五十年（1711）刻本。 [17]［清］永溶《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八二，中华书局，1965年，页1647。 [18]［清］周中孚《郑堂读书记》卷七〇，中华书局，1993年，页348。 [19]《居易录》卷一七，《王士祯全集》第五册，页4010。 [20]《西陂类稿》卷二九“尺牍”。 [21]《王士祯全集》第二册，页1112。 [22]［清］宋荦《漫堂年谱》卷二，《续修四库全书》影印宋氏漫堂钞本。 [23]约从明万历年间开始，有较多书札的正文前出现了单帖“名刺”，正文称作“副启”。由于写信人在书札的“名刺”上已署名，故“副启”上就不再具名，只在信末写上“冲弟名正肃”“小弟名心肃”等，表示名字已写在“名刺”单帖上了。一般是出于保密，不想让外人知道写信人信息。眘，通“慎”。 [24]钱仲联《清诗纪事•顺治朝卷》，凤凰出版社，2004年，页556。 [25]［清］永溶《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七三，中华书局，1965年，页1526。 [26]［清］洪亮吉《北江诗话》卷五，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页98。 [27]［清］舒位《瓶水斋诗集•诗话》，清光绪十二年边保枢刻，十七年增修本。 [28]《绵津山人诗集》二十二卷刊刻后，有续刻，至三十四卷。以下讨论批点与诗文集编订的关系以三十二卷为下限，是因五册稿本中最晚一种《清德堂诗》刻入《诗集》时，系于第三十二卷。 [29]宋荦晚年删定《类稿》，去取较严，诗仅删存二十二卷，不少稿本与刻本《诗集》中诗歌，《类稿》未收。 [30]为简便，此段中王士祯批语，均简称“批”。 [31]第二册后姚椿题诗，末二句“留得黄州初本在，天教文献属君家”，“初”原作“真”，后改为“初”，值得玩味。钱大昕题诗，署“钱大昕未定稿”等，都可见其严谨性。李葆恂题诗，改字时会在错字上钤“误”字印，然后再将正确字写在一旁，也可见其审慎态度。 [作者简介]龙野，复旦大学中文系博士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