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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虹 摘要：在清代骈文复兴的历程中，持续性地激扬回旋着一股六朝风，牵动文坛风尚的进路。如何为“六朝”涤去“金粉气”，洗刷所谓“齐梁小儿语”的污名，清初的有识之士利用时代与地域条件，做出了一定的努力。乾、嘉、道时期的骈文家拓展了更大的理论发挥与实践创辟的空间，不仅自觉靠拢六朝审美，而且确立了以“六朝”为高格和正轨的审美主导理念。晚清骈文界深化认识“六朝”作为典范的审美价值，积淀了深厚的理论与创作成果。清代的“六朝”观连缀着清人下逮民初精神史的重要内涵。 关键词： 清代骈文 六朝文 《国朝骈体正宗》 《六朝丽指》 1912年，王国维在《宋元戏曲考·自序》中提出：“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1]在他之前，元明以来已有类似的文体代嬗论，但对于什么是六朝之所擅，往往空缺或仅提到晋朝的书法[2]。把“六代之骈语”看作是运会所钟而归之六朝，这种认识是相当通达的，已然克服了轻视六朝骈俪的观念。应该指出的是，王国维的这一指认之所以比元明人高明，是因为隐然得益于清人在骈文史识上澄清“六朝”观和靠拢六朝审美的持续努力。六朝骈偶的体式优势得到了清人的大力继承与弘扬，中唐以降形成惯性的对所谓“八代之衰”的菲薄之见也在这时期最受质疑与挑战，王昶发出的“文章流别君须记，可与齐梁作后尘”就是一个响亮的时代信号。清代文坛上的“六朝风”既是一种重要的审美积淀，也连缀着清人下逮民初精神史的内涵。清人与六朝这种千年文脉间的跨代联系，具有多重考索价值。 一、“新桐初引” 清初文坛接续晚明四六兴起之势，形成一代骈文复兴的新起点。明季与清初的这种关联性的脉动，其实已凝聚在“六朝”观的省思与实践中。无论是晚明梅鼎祚、张溥等人对六朝文学文献的整理与研究后来居上，还是江南云间文人陈子龙等结几社，以“规摹六朝”而自显特色，都表明“六朝”作为复古选择而产生了活力。 从清初以来骈体名家的成长以及选本批评与理论意识的展开而言，六朝骈偶的体式优势得到了一定的认可和阐扬，虽然在理论意向上还不够深透，但至少在两个方面的认识上具有相应的时代感。 一是赋予骈体以重“情”的质性，如此命义的耐人寻味之处在于，不仅此际创作主体往往潜注易代之痛、兴亡之感于骈体之中，六朝之文中那些“哀而伤”的书写经验得以调动，而且骈文的文体价值是在与古文的对照中而思索，这种对照其实更变成六朝骈偶与唐宋古文的某种对决。康熙八年(1669)成书的《听嘤堂四六新书》，选辑者黄始自序从“穷生态之奇，宣物华之盛”的自然观的角度[3]，证明“(古文)大家之文与比耦之文，不可不并传也”，次年为后续的《四六新书广集》撰序时，他的思考有所深化，他有意将骈体的功能向“诗”拉近，引述“元子称诗之流二十有四，而皆本乎情”之说，大凡“赋颂铭赞、文诔歌谣诸作，皆俪词体也”，本就属于“诗之流”。在他的论证逻辑中，“诗本乎情而文本乎理，四六之作，殆合理与情而兼致之欤？”四六不同于一般的“文”，固然可以堂皇地说“合情与理”，实更傲然于“本乎性情”的诗性，所以骈体不只是像大自然中的一景而不可少，更甚的是，“安在比偶之文，不隆隆焉踞秦汉之巅而夺唐宋诸家之席也哉！” [4]放在清初文坛骈散分布大势上看，骈文力量对古文力量远难于说是可以“夺席”的，不过，如果看到这位关注当代的选家黄始，他对“比偶之文”的自信是基于明末清初四六重“情”的文体创作经验，那么也就不会让人感觉唐突了。在这本选集中，他对龚鼎孳《致尤悔庵书》的评语有：“光摇东壁，乙夜之火重青；瑞应西昆，酉藏之纹自赤。既赋情之婉转，复托旨于温和。”古典诗学讲言志抒情时，是考究所谓“温柔敦厚”的。不过，在黄始的赏誉背后，应该考量骈散起伏对峙的背景。成为古文典范的“大家之文”因长于“文以载道”而早已占据了“托旨”的高位，而“比偶之文”发挥“赋情”上的能量则更像是此体的本色当行。黄始的自信和赏誉也折射着骈文创作的时代成就。无独有偶，许自俊为李渔所编《四六初征》撰序时，也是在“文生于情”的角度为骈体占地步的： 骈体之作也，始于古文之衰。先秦两汉，诏诰、册命、书启、笺表俱不用俳偶，俳偶自《选》昉也。时曹氏父子、萧氏兄弟倡为北鄴、南皮新体。建安七子，彬彬继起。以迨梁宋，徐、庾、沈、任，增华踵丽，镂月绘风，极其藻艳。然音节清越，顿挫生姿，抑扬尽变，尚有岩逸之致，如芍药清词，杨柳枯赋，璧月夜满，花气朝新，亦极风雅之盛矣。唐四杰创为贞观神龙体，如《滕王阁》及诸！集序，靡不字挟风霜，词琅宫徵，犹有算博点鬼之诮。自李青连《春园桃李序》及杜工部《三大礼赋序》出以清新沉博，而四杰之制为之一变。韩昌黎以深刻为古泽，陆宣公以议论为条奏，力翻王、骆之案，已开欧、苏之风。然欧、苏实不专用议论也，其精巧工妙，直使鬚眉肺肝活活欲现，言言可当恸哭，闻之辄为悯怜，则文生于情也。故文体至今日而衰，骈体至今日而盛耳，岂非后来者益工乎？[5] 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把以《文选》为代表的六朝文风看作是与“风雅”同贯，不仅如此，如果说中唐文风范式扭转，“议论”在文体功能上的作用加大，导致古文的擅场，与六朝初唐骈文范式拉大了距离，但在许自俊看来，六朝风雅没有断流，仍然在欧、苏身上有所保留，即所谓“欧、苏实不专用议论也”。这里巧妙地对骈古之争作了回答。 二是重视骈体的文采。此期的骈文论述对“丽”的认同度提高，显出靠拢六朝的气息。作为对照，因宋以来骈文相对枯瘦，失去文章之美，所以受到疏离。如毛际可《王仲昭骈体序》曰：“才如欧、苏，以散文为表启，而姑属以比偶，使人索然意尽。亦有《秋声》《赤壁》诸赋，方欲凌厉扬马，不知体降而日下也。” [6]孙治《四六初征序》曰：“俪语之在文苑也，扬班其滥觞乎？踵事增华则六朝为盛，然未有若徐、庾二家之制为古今所独绝也。至于四杰，则炫烂极矣。要其停涵含蓄，如新桐初引、含桃始葩，其何有焉？若宋元以来，则尘饭土羹，未易一二言也。” [7]这里已注意到考察文体的盛衰变化而谋求如何溯源。“新桐初引”源自《世说新语·赏誉》，一片新桐、花气朝新的生意升腾是不言而喻的。然清初确实存在真假六朝的问题，毛奇龄《王西园偶言集序》谓“然则今之不为六季者，非为之者少而为之而能者之少也。”他将之归咎为：“自初唐诸子工于诗律，虽文仍偶体，而格调全卑，今则名为四六，究其堆垛，实表判烂段已耳。夫以制举表判而名为六季，宜六季之不振也。” [8]此期一些有六朝风之誉的作者如吴绮，或以六朝自命的作者如章藻功，清中叶也不免被视为“假六朝”。由也此透露清初骈文家追踪六朝遗绪的曲折性。 在顺康时期的一批骈文家之中，能代表六朝方向的，以陈维崧最为突出。《四库全书总目·陈检讨四六》提要曰：“国朝以四六名者，初有(陈)维崧及吴绮，次则章藻功《思绮堂集》亦颇见称于世。然绮才地稍弱于维崧，藻功欲以新巧胜二家，又遁为别调。譬诸明代之诗，维崧导源于庾信，气脉雄厚，如李梦阳之学杜；绮追步于李商隐，风格雅秀，如何景明之近中唐；藻功刻意雕镌，纯为宋格，则三袁、钟、谭之流亚。平心而论，要当以维崧为冠。”以陈维崧为清初骈文第一大家，早在四库馆臣之前已有此呼声，如陈维崧友人汪琬称：“陈处士(维崧)，排偶之文，芊绵凄恻，几于凌徐扳庾。予致书王十一(士禛)曰：‘唐以前，某所不知，盖自开宝后七百余年，无此等作矣。’”[9]值得注意的是，陈维崧的骈文地位与他善于“凌徐扳庾”“导源于庾信”相关联，不啻是彰显了徐庾或齐梁作为典范的魅力。不难看出，清中期纪昀等四库馆臣用“气脉雄厚”来推证陈维崧与庾信的“导源”关系，这对齐梁或六朝风的正面性的意义是更有揭示之力的。以清初古文家汪琬的认识而言，他只看到了陈维崧叠映着徐庾的“芊绵凄恻”，尽管是返于中唐以前的一种与古为新的范式，但这里的六朝风味似乎还不够充分。 也许汪琬内心的“徐庾观”就是某种矛盾体，这在清初人的六朝观上有一定的相通性。黄始《听嘤堂四六新书广集》评丁裔沆《秋怀赋》云：“骈词堆塞，所以叹金粉于六朝也。” [10]六朝仍然无法从“金粉”中蝉蜕。沈心友欣慰于《四六初征》“虽不敢谓远驾汉魏，庶几媲美六朝” [11]，在这个递降式的表述中，“六朝”尽管不是贬义，但也不是最高理想。 陈维崧无疑是清初最善于张扬徐庾骈文之学的人，《陈迦陵俪体文集》卷二《词选序》云：“客或见今才士所作文，间类徐庾俪体，辄曰此齐梁小儿语耳，掷不视。是说也，予大怪之……客亦未知开府《哀江南》一赋，仆射在河北诸书，奴仆《庄》《骚》，出入《左》《国》。即前此史迁、班掾诸史书，未见礼先一饭。” [12]他对以“齐梁小儿语”视徐庾的流俗之见力予反击，并证明徐庾俪体博雅沉厚。不过，所谓“奴仆《庄》《骚》，出入《左》《国》”之途，似乎与韩愈《进学解》所描摹的古文境界不乏相契，恐怕是有意无意地倚傍了古文家强调的经史标准。至于如何学六朝而避免落入模拟的窠臼，作为一种积极对策，他在诸多骈文要素中还强调了“兴会”的作用，其《上龚芝麓先生书》云： 意者干之以风骨，不如标之以兴会也。[13] 与陈维崧同时代的吴伟业，在《陈迦陵俪体文集》卷五《龚介眉湘笙阁诗集序》的文末有评语曰：“撮子山、义山之长，而能自标兴会，不袭铅华。四六家在今日，当推其年为第一。” [14]抓住“兴会”，是对六朝审美的一种深度接受。“兴会”这个概念的成熟运用，当归于齐梁时期的沈约，他在《宋书·谢灵运传论》中以“兴会标举”表彰谢灵运的文学灵性；可以旁参的是，钟嵘也赞赏谢灵运“兴多才高”“内无乏思” [15]。这时的“兴”或“兴会”，突破了两汉时期“比兴”束于美刺功能的认识，俨然成为写作主体触情悟理的一种内在方法，前者可能难于完全克服审美的类型化、刻板化，后者则激发了主体“天造神运”般的才思。以谢灵运最有创造力的山水诗而言，他何以能突破玄言诗的单调与抽象？沈约的“兴会”之说是当时最好的回答[16]，是六朝艺术思维的结晶之一，由此也就可以理解谢氏是怎么使山水神趣获得审美上的丰富性。陈维崧娴熟于六朝思想文化，他愿意“标之以兴会”，可能与他想要突破骈文的刻板化、追求审美的丰富性是合致的。至于说到“风骨”，由于唐代复古思想家陈子昂说过：“汉魏风骨，晋宋莫传。” [17]，尽管《文心雕龙》中也有《风骨篇》，但由于陈子昂以及后续的盛唐与中唐诸公的影响力，“风骨”更像是具有汉魏或汉唐色彩的概念，其内涵的重心仍不脱文学的讽谕力，也即关乎文学的责任或使命，道义色彩较浓。如果这一分野合于陈维崧的意识，那么他对“兴会”的倾心，就是靠拢六朝审美的表达。 陈维崧主编《今文选》，刻于康熙元年(1662)，由友人冒襄捐资刻成，隐然以“萧选之遗裔” [18]自任。其《凡例》中称：“凡云选者，悉仿萧梁太子；凡云抄者，俱拟唐宋八家。” [19]晚明以来的唐宋八大家古文选本名目，是因明代唐宋派的茅坤评选《唐宋八大家文钞》而盛行不衰，“唐宋八大家”的名目也由此流行。陈维崧有意远绍萧统《文选》之例，表明对当代骈体创作的用心。关于该选的文坛意义，还值得一提的是，所选文类有赋、表、疏、颂、启、问、书、序、诔、碑等，该选将赋纳入骈文范围，这一收录之例有助于动态考察清代赋与骈文之关系。清代骈文选本中较有六朝趣味者，不乏兼收赋体的，如稍后黄始编《听嘤堂四六新书》以及中期许梿编《六朝文絜》即是如此，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清代赋史上六朝风的激活。 二、中期：浴火重生的“六朝” 如何为“六朝”涤去“金粉气”，洗刷所谓“齐梁小儿语”的污名，清代初期的有识之士利用一定时代与地域条件，作出了一定的努力，但乾、嘉、道时期的骈文家仍有更大的理论发挥与实践创辟的空间。上节谈到乾隆时纂修《四库全书总目》视庾信为“气脉雄厚”的一代文宗，已消去菲薄之意；这时期王昶发出了“文章流别君须记，可与齐梁作后尘”的惊世之语[20]，颇可反映文化风尚方面的新动向。清中期骈文园地形成了以“六朝”为高格和正轨的主导理念，这既有相应的学术支撑，也结出了体派成熟的硕果。 接续“六朝”、尊尚“六朝”的骈文观，在乾嘉汉学高涨的背景下获得了深刻的学术支撑。不妨作两方面的简单归纳，首先，汉学与理学的对峙与代兴，有助于动摇道统对人心的锢陷，对以“载道”见长的古文表现出疏离。乾隆朝所修《四库全书总目·凡例》隐然撇开了方苞等人“继程朱之后”的义理追求：“刘勰有言，‘意翻空而易奇，词征实而难巧’。儒者说经论史，其理亦然。故说经主于明义理，然不得其文字之训诂，则义理何自而推？论史主于示褒贬，然不得其事迹之本末，则褒贬何据而定？” [21]江藩为凌廷堪《校礼堂文集》撰序曰：“近日之为古文者，规仿韩、柳，模拟欧、曾，徒事空言，不本经术……岂能与君之文相提并论哉！”更把由“空”转“实”的文章内涵概括为：“经礼乐、综人伦、通古今、述美恶，大则宪章典谟，俾赞王道，小则文义清正，申纾性灵。” [22]乃至形成如桐城派姚门四杰之一方东树《汉学商兑》所描述的局面：“汉学家论文，每曰土苴韩、欧，俯视韩、欧。” [23]汉学或经诂之学的振兴也导致对六朝经学的重新肯定，即把六朝经学当作汉唐注疏传统中的一环而加以正视。如对于扬州派和清代书院人才培养贡献卓著的阮元，在其《西湖诂经精舍记》中自述进学之路：“元少为学，自宋人始，由宋而求唐，求晋、魏，求汉，乃愈得其实。” [24]修正的是自中唐以来蔑视六朝的思路。吴鼒《八家四六文钞序》更是适时表达了对文学典范转移的重新思考，不甘于齐梁初唐骈偶所历遭的贬抑：“敷陈士行，蔚宗以论史；钩抉文心，彦和以谈艺，而必左袒秦汉，右居韩欧，排齐梁为江河之下，指王杨为刀圭之误，不其过欤？” [25]在这样的学术风会中，骈文家的个性与思致趋于活跃，唐宋古文对所谓“八代之衰”的压抑也可以翻转。于是，向往“六朝”也就更容易取得“合法性”，六朝骈俪也可以被奉为“正宗”。 第二，受学人博学雅趣和朴学方法的影响，六朝文学文献每多进入清人的学术视野，比如《文选》学、徐庾等六朝骈文家专集的整理与评注产生了一系列高质量学术成果。依靠某些学者型幕府的力量，具有文学总集含量的较大型中古文献也得到整理，如孙星衍官山东督粮道时，聘请擅长校勘与《文选》学的顾广圻进入其幕府校刊《古文苑》一书，还与他共同商议《续古文苑》编纂工程，事实上《续古文苑》的义例不仅接续《古文苑》，而且接续《文选》，所辑补之篇重在汉魏六朝骈文，从文献上带来“词苑之奇观” [26]。另外，严可均对唐以前文章汇总而成《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在编辑过程中，也得力于孙星衍等人，这与他游于孙星衍山东督粮道幕府结下的学术友情是相关的。清中期幕府对骈文产生重要作用的，当然还有更突出的，如曾燠在两淮盐运使任上，获幕宾彭兆荪之助而成当代骈文选本《国朝骈体正宗》，显然以“正宗”为意。 在此期的创作群体中，伴随着汉魏六朝作为文学典范的自觉意识之提升，更为鼓舞文坛的是乾嘉骈文中的“国朝八家”、“孙、洪”、常州派、仪征派(或称扬州派)等并称现象或体派成熟，并不乏延续至晚清仍富活力。正如胡小石先生《中国文学史讲稿》视清代“对于文学有明显主张的，约分三派：(一)桐城派主单语，重散文。即古之所谓笔，此派以方苞为首。(二)扬州派主偶体，重骈文。即古之所谓文，以阮元为首。(三)常州派调和文笔之说，如张惠言等均骈散兼工。”[27]后两派均重六朝。即使是宗法韩、欧的桐城派，在中后期也出现对“六朝”的某种宽容，如姚门高足梅曾亮编《古文词略》，其《凡例》认为六朝曹植、嵇康“未尝非古文也”，在文体上较有通达气度。他本人也长于写骈文，谭献《复堂日记》光绪十三年十二月初六日载有读后感：“阅《柏枧山房骈文》。情深婉约，殊近彦升、季友。伯言先生以桐城派古文名，乃骈俪成就如此，贤者不可测也。” [28]就以六朝骈文名家任昉、傅亮相比拟。 “国朝八家”的品目缘于吴鼒嘉庆三年(1798)辑成《八家四六文钞》，由袁枚、邵齐焘、刘星炜、孔广森、洪亮吉、孙星衍、曾燠、吴锡麒构成，虽诸家各有创造性成就，但正如李元度所归纳，他们的共性为“其于东京六朝皆寝馈而渔猎焉者也”[29]，这种风格上的树立正是“八家”并称的内在原因。晚清谭献对“八家”出现的文坛价值作了两点概括：“伐柯之则，在于简质清刚；相马之真，主于清转华妙。” [30]指出了乾嘉骈文在“简质清刚”和“清转华妙”上的典范意义。 以“简质清刚”来说，是源于邵齐焘的实践与体悟，其《答王芥子同年书》称：“平生于古人文体，尝窃慕晋宋以来词章之美，寻观往制，泛览前规，皆于绮藻丰缛之中，能存简质清刚之制，此其所以为贵耳。” [31]处在文治隆盛时代，早年科名荣耀，擅声馆阁，但可贵的是邵齐焘在人格意态上“志行超远，意度夷旷，似魏晋间人，其文亦如之” [32]。不难感到，“似魏晋间人”也指涉了乾嘉士人精神史的某种变动。乾嘉文坛审美上的六朝风由潜流而壮大，应考虑其与学术思想、文献发掘研究、士人精神意态的连缀，从复合的角度观察也许更能感受时代思潮的萌动。“八家”中的袁枚，颇富魏晋名士风流通脱之致，他认为与其说“六经以道传”，不如说“实以文传”[33]，那么，从“文以载道”观出发的对文学的要求势必受到质疑，在这一视野下，文章流别代有所变，体裁求新造极，各有存在的意义：“六经，文之始也。降而《三传》，而两汉，而六朝，而唐宋，奇正骈散，体制相诡，要其归宿无他，曰：顾名思义而已。” [34]历来的六朝贬抑论在此也可不攻自破。其为文亦如其为人，坦白率真，所擅骈体颇得六朝体格。不过，袁枚的某些游戏之文不免轻俗之嫌，为吴鼒、曾燠所批评，这也反映中期骈文家对清初以来骈文游艺气息的雅俗之辨趋严。其他骈文家如洪亮吉、孙星衍、孔广森等人的个性中也不乏清逸俊爽的风致，且在骈文写作中能存经史而更显庄重。孙星衍在为年辈稍后的孔广森(号顨轩)遗书作序时称：“今代为文有六朝风格者，惟邵叔宀、袁简斋，两君既有集行世，顨轩尤致力于此。” [35]汪中“称今之人能为东汉魏晋齐梁陈之文者，曲阜孔顨轩、阳湖孙渊如也” [36]。骈文名家之间如此以“有六朝风格”交相赞誉[37]，值得从士人精神史的角度予以重视。 以“清转华妙”的四字箴言来说，是出于刘星炜的提炼归纳。他以学政之职务，在安徽推行《选》学。出于刘星炜门下的全椒人汪履基，字存南，博学工诗文。汪履基是吴鼒表兄，也是他习四六文的启蒙师。吴鼒《思补堂文集题辞》载：“吾师汪存南先生，司空(指刘星炜)高弟，述其谭艺四字，曰‘清转华妙’，可谓至言。”汪履基、吴鼒秉承刘星炜的启示，对骈文造境风格的追求富于艺术性。这一理念在徽扬一带传播影响较深。“清转华妙”是审美层次丰润的一个概括，既注意到“清”与“丽”的结合，著一“转”字，又将前人意识到的“清越顿挫”等途径浓缩得更富方法能量，从而保障骈文之美进入化生不已的妙境。晚清骈文理论家的“潜气内转”说，对“清转华妙”的“转”字诀，恐怕是一种存在联系的发展。作为创作底蕴上的共同基础，“转”字诀所对应的文本形态可能与六朝俪文更相关。 吴鼒的“八家”之选，已有把“六朝”作为内化标准的倾向。到了曾燠，对于此意已作出明确表述。曾燠爱好骈文，在扬州任两淮盐运使任内的嘉庆十一年(1806)，由幕宾彭兆荪襄助而编成《国朝骈体正宗》一书，更大规模地总结并推动当代骈文创作。该选意旨“立准于元嘉、永明，而极才于咸亨、调露，文匪一格，以远俗为工；体无定程，以法古为尚” [38]，把崇尚六朝的文轨意义作了肯定。曾燠强调“秦汉传薪，实在晋宋；韩柳树帜，不废徐庾”，在骈文与古文同条共贯的视野下，发掘“六朝阃奥”的价值：“窃惟论骈体者，李唐之前无闻，宋始有王铚《四六话》、谢伋《四六谈麈》，铚矜切合之巧，伋主剪裁之工。要是两宋规模，未窥六朝阃奥。津逮既卑，颓波弥甚，精神尽丧，面目都非，乃五百年遂无作者。……大抵骈体之兴，古文尚存；古文浸失，骈体亦亡已。夫奎璧同耀，乃云文章之府；濉涣合流，斯曰文章之波。观文物于朝会，则黼黻用彰；感文明于咸韶，则宫商必谐。” [39]除了这些当代骈文之选反映文坛趋向，这时期的古选中以六朝为对象的也颇显作用，值得提出的如彭兆荪《南北朝文钞》、李兆洛《骈体文钞》、许梿《六朝文絜》[40]等，多方开掘“六朝”的文学价值。 三、晚期：典范融炼与理论沉淀 在清中期骈文家大力弘扬六朝风的基础上，晚清文坛在此一主导方向上又有所深化，似可从三个方面来体察这种历史的延续感。 其一，在晚清文章选本阅读层面上说，成书于清中期的那些以“六朝”为标杆或旗帜的选本仍拥有阅读需求，而且多有注释本或续编本出现，显示对原选义例的重视与推广之意。这在出版信息的调查中可见，尤其是光绪朝的出版频度相当可观，例如，彭兆荪《南北朝文钞》除初刻本外，有光绪元年粤雅堂丛书本、光绪二年番禺陈起荣刊本、光绪八年江苏紫云室重刊本；李兆洛《骈体文钞》除了道光、同治间的三个刊本以外，主要有光绪间的七种以上的刊本，包括光绪三十四年谭献批校本也得以刊行；许梿《六朝文絜》除了道咸间的两个刊本外，同光间有九种以上的刊本，包括光绪十五年黎经诰笺注本[41]。“续编”本主要实施于那些当代选本上，也是彰显原编魅力的一种手法。如曾燠《国朝骈体正宗》有了光绪十一年张寿荣等三人《评本》和光绪十四年张寿荣《续编》，反映出曾氏书在晚清广受重视。接续吴鼒《八家四六文钞》的，有光绪七年的《后八家四六文钞》，又有光绪十五年王先谦所辑《十家四六文钞》。王氏虽不以“后”“续”命名，但其编造主旨也颇循吴氏之例。王先谦自序谓：“网罗众家，窃附全椒(吴鼒为安徽全椒人)之例；推求正宗，或肖南城(曾氏为江西南城人)之心。” [42]表明与嘉庆朝最重要的两部骈文当代选本的承接关系[43]。 其二，在中期以“六朝”为骈文高格的基础上，进一步开掘“六朝”作为骈文典范的丰富性。对于晚清骈文领域而言，不仅六朝骈文仍是取资的渊薮，而且清中期效慕六朝的骈文大家也成为晚清人的典范或“伐柯之则”。在晚清人的论述中，四六自“初唐后竟失传” [44]、“骈丽之文以六朝为极则焉” [45]之类的尊尚六朝之谈屡见不鲜。另如张寿荣《后八家四六文钞序》自道编辑宗旨的来源为“循是而为后八家文之选，要仍不离乎前八家之法”；郭嵩焘《十家四六文钞序》有见于吴鼒《八家四六文钞》的后续影响力为：“来轸方遒，多能踵武。” [46]李慈铭“于近人最喜北江、汪容甫两家文字” [47]，周寿昌“爱洪稚存之隽” [48]，更有常州派、仪征派骈文后劲各对本乡先贤如洪亮吉、汪中等人的崇仰，这些中期骈文典范在晚清又得以彰显。谭献在阅读姚燮《骈文类苑》时，挑出清中期纪昀《四库全书进表》、孙星衍《防护昭陵之碑》等十五篇骈文特誉之为“不愧八代高文，唐以后所不能为者” [49]。即对六朝典范本身的丰富性而言，晚清人的认识也更有推进，如谭献虽肯定清中期蒋士铨论证庾信典范性的功劳，但加以递进的是，还推崇任昉：“蒋心余评次《四六法海》，以开阖生动论骈体，固不刊之论，而独崇子山，不能识晋宋人散朗回复之妙，故于任彦昇多所不满，此通人之蔽。” [50]在庾信所擅长的“开阖生动”的范式之外，还注重“晋宋人散朗回复之妙”。再如王先谦于光绪二十七年编成大型骈文选本《骈文类纂》时，此编在为骈体溯源酌例时，涵摄了骈文家与桐城派两家之见：“推宾谷《正宗》之旨，更溯其源；取姬传《类纂》之名，稍广其例。” [51]王先谦与桐城派是有渊源的，他的《续古文辞类纂》就是宗法姚鼐《古文辞类纂》而成书。这里他编骈文选本时，取“类纂”之名当然表示对姚鼐的尊重，不过，他在骈文观上也积极吸取曾燠《国朝骈体正宗》的宗旨。如果说姚鼐的“古文辞”视野其实也不乏“炳炳麟麟之观” [52]，即不是彻底拒绝六朝骈偶的，这当然与六朝原就存在骈散未分的形态有关，那么王先谦还善于参酌《国朝骈体正宗》《骈体文钞》等崇尚六朝观的骈文选本的经验，表现了骈文史观上的更强的调适与整合能力。也许他想要比《国朝骈体正宗》“更溯其源”，上推至战国，容易与桐城古文家所擅长的溯源经史子、溯源先秦两汉的文统相靠拢，不过，他也留存了“《正宗》之旨”，旨在尚六朝，《骈文类纂》中全文选入刘勰以骈文而成的《文心雕龙》[53]，这一难能可贵之举放在晚清尚六朝的风气中就不难理解了。 其三，对于“六朝文诀”的深入探讨，有助于形塑“萧散似魏晋间人”的精神典范。晚清下逮民初人能进入到六朝文脉笔法的内在肌理或诀窍而作出思考的，不乏卓见和较具系统性的表述。朱一新于光绪十八年在广雅书院为生徒答疑解惑而成《无邪堂答问》，内中提出“潜气内转，上抗下坠”说，就是这方面的一个具有突破性的理论表述，而且在清末民初骈文理论界引起了较大的共鸣，李详、孙德谦等人都作了回应乃至阐发。朱一新认为： 潜气内转，上抗下坠，其中自有音节，多读六朝文则知之。[54] 可见主要是从六朝文中提炼出来的文诀。由于朱一新重视“骈文自当以气格为主”，所以行文的“向背断续之法”也是会折射作者的气局雅度。他赞赏清中期善学六朝的洪亮吉、汪中、邵齐焘诸人曰：“洪文疏纵，汪文狷洁，邵文清简，皆可想见其为人。” [55]这些疏纵清简的品目是文如其人的体现，凝聚着六朝精神的风采。无独有偶，“疏朗”或“疏俊”甚至“萧散”的形容，往往也用于清末民初的文家身上或为他们所乐用，例如被评为“词笔疏俊，气调岸异”的李详[56]就看到“六朝俪文”的极致是“自然高妙”：“六朝俪文，色泽虽殊，其潜气内转，默默相通，与散文无异旨也……盖误以雕琢视之，而未知其自然高妙也。” [57]不难看出，潜气内转、单复不拘的笔致通向“疏俊”“自然高妙”这样有“魏晋间人”气质的文风。顺着这一思路，将“六朝文诀”的精神价值作出更详密抽绎的，应属孙德谦《六朝丽指》，此书可算是晚清以来六朝学的理论沉淀。孙氏更清楚地看出“潜气内转”的行文布局与作者所要呈现的“气韵”的关系，兹以他分析谢朓《随王赐〈左传〉启》的句法章意的例子为证： 六朝文中往往气极遒炼，欲言不言，而其意则若即若离，急转直下者。又谢朓《随王赐〈左传〉启》：“朓未睹山笥，早懵河籍，业谢专门，说非章句。”此下亦当言“得承颁赐，有此《左传》”，然后接“庶得既困而学，括羽莹其蒙心；家藏赐书，籯金遗其贻厥”，今并不言及“赐”字，而“未睹山笥”四句，只作谦逊之词迳出，此“庶得”两字，文气亦不贯穿，苟非深知六朝文诀，必疑其辞不逮意矣。[58] 文士与王侯文字交往，贵在不显逢迎之态，此文虽因受“赐”而“谢”，但文中“不言及‘赐’字”正是关键，上下文的衔接显得疏脱是其句脉特征，而这种句脉既反映了文气“遒炼”，更是为人气韵清贞远俗的体现。这里显然有心把“六朝文诀”上升到精神典范的层面，孙德谦以山林隐逸之士来比拟六朝骈文的品格，也不失为钻味“六朝真诀”的一法： 余尝以六朝骈文，譬诸山林之士，超逸不群，别有一种神峰标映、贞静幽闲之致。其品格孤高，尘氛不染，古今亦何易得。是故作斯体者，当于气韵求之，若取才气横溢，则非六朝真诀也。[59] 对比地看，古文家对怎样求文字“轩昂”是较有文体经验的，例如曾国藩评韩愈《应科目与时人书》曰：“其意态恢诡瑰玮，盖本诸《滑稽传》。干泽文字，如是乃为轩昂。” [60]赞扬韩愈即使写难脱俗情的应酬文字，也能意态轩昂，不失人格。孙德谦则从骈文的“气韵”上求之，并以贞介孤高的“山林之士”拟之，颇费苦心。总之，在清代骈文复兴的历程中，持续性地激扬回旋着一股六朝风。这种审美积淀代表了清人在文风上的开拓，也连缀着清人下逮民初精神史的内涵。作为一种具有生命力的流风余韵，六朝风还多少潜跃于民国以来新文化主导的时期[61]。历史的连续性大约允许如此瞻前顾后。 注释： [1]王国维：《宋元戏曲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15年，第1页。原书至此版更名。 [2]如元代虞集谓：“一代之兴必有一代之绝艺，足称于后世者。汉之文章，唐之律诗，宋之道学，国朝之今乐府，亦开于气数音律之盛。”(孔齐《至正直记》卷3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96页)明代胡应麟谓：“自春秋以迄胜国，概一代而置之，无文弗可也。若夫汉之史，晋之书，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则皆代专其至，运会所钟。”(《少室山房类稿·欧阳修论》)。 [3]黄始《听嘤堂四六新书序》曰：“西京而下，暨唐宋诸大家之文，文之日星川岳也。魏晋而下，自六朝以迄唐初诸子比耦之文，文之云霞雨露、波涛草木也。龙门昌黎、欧、苏诸家，发其光华，彰其经纬，而无徐、庾、谢、鲍、王、杨、卢、骆诸子为之披拂焉，濡润焉，瀠洄而掩映焉，则文之体终未备，文之奇终未宣，文之精英光怪终未毕呈而畅露。”(《听嘤堂四六新书》卷首，康熙八年刊本)。 [4]黄始：《听嘤堂四六新书广集》卷首，康熙九年刊本。 [5]李渔：《四六初征》卷首，康熙十年刊本。 [6]毛际可：《安序堂文钞》卷6，《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229册，第558页。 [7]孙治：《孙宇台集》卷7，《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148册，第725页。 [8]毛奇龄：《西河文集》(二)，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399页。 [9]汪琬著，李圣华笺校：《汪琬全集笺校》，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第2229页。 [10]黄始：《听嘤堂四六新书广集》卷6，康熙九年刊本。 [11]沈心友：《四六初征凡例》，见李渔辑《四六初征》，《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134册，北京：北京出版社，2005年，第622页b。 [12]陈维崧著，陈振鹏标点、李学颖校补：《陈维崧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54页。 [13]《陈维崧集》，第88页。 [14]《陈维崧集》，第272页。 [15]王叔岷：《钟嵘诗品笺证稿》，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196页。 [16]参拙文《“得理兮俱悦，传古今之不灭”——论谢灵运的佛学与山水诗》，《中国辞赋源流综论》，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154页。 [17]陈子昂：《修竹篇序》，《陈子昂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16页。 [18]陈维崧：《今文选序》，陈维崧等编《今文选》卷首，清刻本。 [19]陈维崧：《今文选凡例》，陈维崧等编《今文选》卷首，清刻本。 [20]彭兆荪：《小谟觞馆诗文集》诗集卷7，《冬日客三泖渔庄即事九首》其七“不薄齐梁作，文章本一途。群公排八代，块独练三都。绣段机空织，幺弦调益孤。凌云知庾信，除却少陵无”。注云：“司宼见示诗有‘文章流别君须记，可与齐梁作后尘’之句。”(《续修四库全书》本) [21]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首，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8页。 [22]见凌廷堪《校礼堂文集》卷首，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第3页。 [23]方东树：《汉学商兑》卷下，《汉学师承记(外二种)》本，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第384页。 [24]阮元：《西湖诂经精舍记》，《挈经室集》，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547页。 [25]吴鼒：《八家四六文钞序》，《八家四六文钞》卷首，嘉庆三年较经堂刻本。 [26]参倪惠颖《孙星衍撰辑〈续古文苑〉的文坛意义》，《南京大学学报》2009年第5期。 [27]胡小石：《胡小石文史论丛》，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43页。 [28]谭献：《复堂日记》，范旭仑等整理，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333页。 [29]李元度：《金粟山房骈体文序》，《天岳山馆文钞》卷24，光绪六年刻本。 [30]谭献：《吴学士遗文叙》，《复堂类集》文卷4，光绪十一年刻本。 [31]邵齐焘：《玉芝堂文集》卷5，《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第504页。 [32]吴鼒：《玉芝堂文集题辞》，《八家四六文钞》卷首，嘉庆三年较经堂刻本。 [33]袁枚：《虞东先生文集序》，《小仓山房文集》卷10，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1380页。 [34]袁枚：《与邵厚庵太守论杜茶村文书》，《小仓山房文集》卷19，第1544页。 [35]孙星衍：《仪郑堂遗稿序》，吴鼒编《八家四六文钞·仪郑堂遗稿》卷首，嘉庆三年较经堂刻本。 [36]吴鼒：《问学堂外集题辞》，《八家四六文钞·问学堂外集》卷首，嘉庆三年较经堂刻本。 [37]拙文《异辕合轨：清人赋予“古文辞”概念的混成意趣》(《文学遗产》2015年第4期)论及“在此一时期的骈文名家之间，这样的交相赞誉反映了骈文复古创新的新气象”，但尚未照顾到“精神史”层面。 [38]彭兆荪：《与姚春木书》，《小谟觞馆文集》卷3，《续修四库全书》集部第1492册，第646页。 [39]曾燠：《有正味斋骈文序》，见吴锡麒《有正味斋骈体文》卷首，《续修四库全书》集部第1468册，第599页。 [40]参洪伟、曹虹《清代骈文总集编纂述要》，《古典文献研究》第13辑，南京：凤凰出版社，2010年。 [41]参洪伟、曹虹《清代骈文总集编纂述要》，《古典文献研究》第13辑。 [42]王先谦：《十家四六文钞序》，《十家四六文钞》卷首，清光绪十五年(1889)刻本。 [43]吕双伟《清代骈文理论研究》第五章第四节“晚清骈文选本”论到“续编与注释：乾嘉骈文选本的直接继承”，可参。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第245～248页。 [44]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五)，由云龙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11年，第851页。 [45]钱振伦：《唐文节钞序》，《示朴斋骈体文》卷一，同治六年刊本。 [46]郭嵩焘：《国朝十家四六文钞序》，王先谦辑《十家四六文钞》卷首，光绪十五年刻本。 [47]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五)，第992页。 [48]王先谦：《思益堂集序》，《王先谦诗文集》，长沙：岳麓书社，2008年，第73页。 [49]谭献：《复堂日记》，范旭仑等整理，第130页。 [50]谭献：《复堂日记》，范旭仑等整理，第122页。 [51]王先谦：《骈文类纂序目》，《骈文类纂》，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3页。 [52]参拙文《异辕合轨：清人赋予“古文辞”概念的混成意趣》，《文学遗产》2015年第4期。 [53]吕双伟指出王先謙“将刘勰的《文心雕龙》全文选入”是“更具新意”的。见吕双伟《清代骈文理论研究》，第252页。 [54]朱一新：《无邪堂答问》卷2，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92页。 [55]朱一新：《无邪堂答问》卷2，第92页。 [56]钱基博《学制斋书札前言》曰：“词笔疏俊，而气调岸异，繁采勿务，古艳自生，乃正萧散似魏晋间人也。”见李详著、李稚甫编校《李审言文集》，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1035页。 [57]李详：《答江都王翰芬论文书》，《李审言文集》，第1061页。 [58]孙德谦：《六朝丽指》，四益宧1923年刻本，第24～25页。 [59]孙德谦：《六朝丽指》，四益宧1923年刻本，第11页。 [60]吴闿生辑：《古文辞类纂诸家评识》，余祖坤编：《续历代文话》下册，南京：凤凰出版社，2013年，第1713页。 [61]参陈平原《现代中国的“魏晋风度”与“六朝散文”》，《中国文化》1997年第15、16期。 作者简介： 曹虹，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原载《安徽大学学报》2017年第1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