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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目前已问世的大量新旧中国文学史，不外乎断代史与通史两类。断代史固然以政治上的朝代史为始终，通史也基本上按照朝代的框架进行叙写。诚然，“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文学的发展与朝代的更替不无联系，按照朝代框架叙述文学史不乏其合理性，但中外文学史家与理论家多有阐述，文学有自身的规律，其发展并不完全与朝代同步。[1]在很多时候，一种文体，一种文学现象、文学风格，并不因为其所处的朝代的终结而终结，也不因为新朝代的诞生而随之产生根本性变化。不少易代之际文学发展的事实，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明清之际的词坛便是一个显例。 清初徐士俊曾将明崇祯二年(1629)至清康熙十八年(1679)间的词坛风貌喻为漫山之花，经历了从“蓓蕾”初放到“烂漫极矣”的过程。[2]证诸史实，尽管词坛的“蓓蕾”在崇祯前已露端倪，“烂漫”的时间也并非戛然止于康熙十八年，徐士俊的这个比喻却揭示了一段异代相连、传承有序的词的中兴史。而在当时，持这种词史观的，不止徐士俊一人。顺治十七年(1660)，邹祗谟在《倚声初集序》中称：明清之际词坛“为体为数与人，仿佛乎两宋之盛”。[3]康熙十七年，陆进认为从《东白堂词选初集》中可见明清之际“词学之盛”：[4]康熙二十五年，顾景星以《瑶华集》为依据，断言词人及其创作初盛于天启(1621-1627)而极“盛于今”。[5]他们的这种判断与徐士俊的比喻，虽在时间的起点和结点上都不尽相同，但同样认为明清之际在政治上虽属两个朝代，在词坛上却是一段不可分割的词的中兴史。 然而，后来学界在论及明清词史时，往往以朝代立界，称明词衰落，清词中兴。晚清张德瀛说：“本朝词亦有三变：国初朱、陈角立，有曹实庵……诸人以羽之，尽祛有明积弊，此一变也；樊榭崛起，约情敛体，世称大宗，此二变也；茗柯开山采铜，创常州一派，又得恽子居、李申耆诸人以衍其绪，此三变也。”[6]便不及明末，直接将清初30余年作为清词中兴的一个阶段，视陈维崧与朱彝尊为中兴局面的主要开创者。严迪昌在《清词史》中，对此作了详尽的阐释。这种以朝代为界的叙写模式，势必将明清之际前后相承的、有内在联系的词的中兴历史肢解开来，对立起来，并在某些具体的词学问题上带来不必要的分歧。如严先生所说：“《倚声初集》毫无疑问是清初词选，认为它所录‘实皆明人’，是‘清初人所编晚明词选’，显然是疏于审辨的误断。”[7]诚然，《倚声初集》成书于清初，但编选者王士禛与邹祗谟都是由明入清的词人，全集所选也皆为明末清初的词家之作，是典型的“明清之际词选”，视之为“晚明词选”，或断之为“清初词选”，均以朝代立界所致。因此，有些学者冲破朝代界限，将明末20余年的词学视为整个清词中兴的前奏。吴熊和指出：“朱孝臧尝撰《清词坛点将录》，以陈子龙为词坛头领，比之于托塔天王晁盖。龙榆生《近三百年名家词选》，不以明清立限，首选陈子龙，认为‘词学衰于明代，至子龙出，宗风大振，遂开三百年词学中兴之盛’。饶宗颐《清词年表》分‘本卷’与‘卷前’两部分，‘本卷’为清词纪元，‘卷前’则上推至万历二年(1574)。万历至崇祯凡七十年，至少是天启、崇祯的二十余年，明词已起废振衰，出现转机，形成初盛局面，无疑是清词兴盛的前奏或先行阶段。”[8]不过，一方面，这种“中兴观”一直未引起学界足够的重视，因而没有展开充分的讨论；另一方面，它虽然“不以明清立限”，却仍将明末词坛起废振衰的历史依附于具有朝代色彩的“清词”。本文以上述徐士俊、邹祗谟、陆进、顾景星等人的词史观为依据，认为明末清初是中国词史上一个相对独立的发展阶段，十分有必要将它作为一段相对完整的词的中兴史来考察。 关于这段词史的时间起点和结点，虽然无法落实到具体的年月，但大致的时间界限是可以确定的。应该说，推动明清之际词的中兴的主力，当是在明天启、崇祯年间就以词名家，或于明末染指词坛、入清后词名大振的词人。他们在顺治二年清兵下江南时，大多为中年或青年，如徐士俊、王翃44岁，朱一是、卓人月40岁，陈子龙、李雯38岁，吴伟业37岁，冒襄35岁，曹溶33岁，龚鼎孳31岁，曹尔堪29岁，宋征舆28岁，王夫之27岁，丁澎23岁，陈维崧21岁，朱彝尊、屈大均17岁。而词的中兴的引领者，则又出自他们中间。如：徐士俊、卓人月为词坛多元格局的奠基者；陈子龙向来被认为词坛大家，其创作主要在天启、崇祯两朝，朱孝臧则视之为清词的开山鼻祖；陈维崧早年师从陈子龙，后却异军突起，以其突出创作成就饮誉海内，领袖常州词坛；朱彝尊则继同郡词坛巨擘曹尔堪后，雄视大江南北。至康熙二十年前后，这些词人或先后谢世，或结束了其创作的高峰期，或其创作风格开始转变。如陈子龙、李雯卒于顺治四年，王翃卒于顺治十年，宋征舆卒于康熙六年，邹祗谟卒于康熙九年，吴伟业卒于康熙十一年，龚鼎孳卒于康熙十二年，曹尔堪卒于康熙十八年，徐士俊卒于康熙二十年，曹溶、丁澎卒于康熙二十四年。被视作清词中兴的开创者的陈维崧和朱彝尊，均在康熙十八年共赴博学鸿词试，结束了他们充满故明情结的“遗民”生涯。但陈氏的创作成就至该年已全面展现，况且他在赴试后的第三年就离开了人世，常州词坛也随之衰落；朱彝尊于康熙十八年后虽笔耕不止，其词风却开始转变，该年所刻的《江湖载酒集》便代表了他前期词风与创作成就；康熙十八年后，他主要效法南宋姜夔、张炎等人，致力于咏物词的创作，使此后引领清代词坛创作数十年的浙派词人群起而效仿，大开咏物之风。[9]以往词坛的最强音“变徵之音”逐渐消失，而多承平故态中的盛世之音。 与此同时，代表明清之际词学思潮或创作成就的各类词集分别于崇祯至康熙十八年间相继问世。如：卓人月、徐士俊《古今词统》刊于崇祯六年；集陈子龙、李雯、宋征舆三人之词的《幽兰草》刻于崇祯年间；宋存标《秋士香词》、宋征璧《歇浦倡和香词》、宋征舆《海闾倡和香词》、钱榖《倡和香词》、陈子龙《湘真阁存稿》和宋思玉《棣萼轩词》等六人的别集丛刊《倡和诗余》刻于顺治年间；在孙默所辑《国朝名家诗余》中，邹祗谟《丽农词》、彭孙遹《延露词》、王士禛《衍波词》刻于康熙三年，曹尔堪《南溪词》、王士禄《炊闻词》、尤侗《百末词》刻于康熙六年，陈世祥《含影词》、陈维崧《乌丝词》、董以宁《蓉渡词》、董俞《玉凫词》刻于康熙七年，吴伟业《梅村词》、梁清标《棠村词》、龚鼎孳《香严词》、宋琬《二乡亭词》、黄永《溪南词》、陆求可《月湄词》刻于康熙十六年；龚翔麟合朱彝尊《江湖载酒集》、李良年《秋锦山房词》、沈皡日《柘西精舍词》、李符《耒边词》、沈岸登《黑蝶斋词》、龚翔麟《红藕庄词》为丛刊的《浙西六家词》刻于康熙十八年。综观这些丛刊中的词人，他们均生活在明末清初，其作品所反映的，也都主要是自明天启后至清康熙十八年前这一特定时空中的特定心境。除此以外，又有不少“明清之际词选”如《倚声初集》、《东白堂词选初集》、《瑶华集》和“明清之际郡邑词选”如《柳洲词选》、《西陵词选》、《荆溪词初集》等等，也相继刻于顺治末、康熙前期。这也表明康熙二十年前后大致为明清之际词的中兴的时间结点；换言之，这些刊刻时间不一的、反映明清之际词坛创作的别集丛刊和词选的先后问世，都各自以对一人或一时段、一地域词的成就的总结，从多个层面动态地展示了约自明天启至清康熙二十年前后词坛从“蓓蕾”初放到“烂漫极矣”的全过程。 因此，考察这个过程，总结其间“烂漫”的标志及其成因，是中国词史研究不可回避的一个重大课题；而这段词史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其自身，对于认识朝代更替与文学之间的关系，重新审视异代之间文学的发展史，也有重要的启示。下面将围绕明清之际词的中兴的三大标志，展开初步探讨，从中得出应有的结论。 二、词人群体的崛起 作为词的中兴的主体，明清之际的词人不仅数量众多，名家辈出，异军突起，而且百十成群，分流竞秀，盛况空前。 余意据《全明词》“词人小传”统计，有明近三百年间共有词人1242家，[10]其中数量不少的词人生活在明末清初；据《全清词》(顺康卷)与(顺康卷补编)统计，顺治与康熙两朝的79年间，词人达2354家之多，[11]其中大多数也是由明入清的词人。假如将《全明词》与《全清词》所录明清之际的词人统计在一起，其数量将超过明代词人的总和，与两宋词人的总和也相去不远。事实表明，他们前后相继，跨越明清两代，合力振兴词坛，谱写了词的中兴历史。清初词学专家纷纷编撰“明清之际词选”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为了昭示这一事实。这从《倚声初集》与《瑶华集》中可见一斑。 《倚声初集》，邹祗谟与王士禛合纂，刊于顺治十七年，是顺治年间最具代表性的一部“明清之际词选”。集前有词人名录，共476家，均按年代排列：明万历词人45家，天启词人15家，崇祯词人91家，清顺治词人325家。其中万历朝的45位词人，既有不少入清后才谢世，又有如钱谦益入清出仕者；天启至顺治的431家，均为由明入清的词人。据王士禛《倚声初集序》称，他与邹祗谟合编此集的主要任务在于“网罗”天启至顺治近“五十年荐绅、隐逸、宫闱之制”；[12]其目的就是邹祗谟《倚声初集序》所说的昭示其间“为体为数与人，仿佛乎两宋之盛”的历史。 在康熙前期最全面地反映明清之际“词学之盛”的词选，当推刻于康熙二十五年蒋景祁所编《瑶华集》。全集选录了506位词人。李一氓认为，该集“不依词调强求备体，而一以词作之精工为主，选词至二千四百余首”，“继《明词综》而后之《清词综》一系列选本，皆远逊之”。[13]严迪昌也指出：“《瑶华集》收集既宏富，取舍又不持门户偏见。……康熙前期所呈现的百派汇会，分流竞秀的词坛繁荣景观基本上得到了翔实的反映。”[14]但据蒋景祁《刻〈瑶华集〉述》：“此集惟断自六七十年来，词人出处在交会之际，无不甄收。”[15]自康熙二十五年上推六七十年，就是明末天启、崇祯两朝；也就是说，该集所反映的并非仅仅是清康熙前期而是明天启以来词坛的繁荣景观。 《倚声初集》与《瑶华集》以选学的形式揭示了明清之际词坛从“蓓蕾”初放到“烂漫极矣”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又体现了明显的区域性特征。《倚声初集》所选的476位词人中，有342家产自太湖流域的杭州、嘉兴、湖州、苏州、常州、松江、太仓七个州府。《瑶华集》所录全国12个省份的506位词人中，占籍杭、嘉、湖、苏、常、松及太仓等太湖流域郡邑的，也有347家之多。太湖流域是宋代以后中国经济与文化上最重要的地域之一，也是词的大本营，至明清之际更为凸显，《全清词》(顺康卷)与(顺康卷补编)所收太湖流域词人占全国词人72％的比例，[16]也佐证了这一点。因此，该地区成为“明清之际词选”的主要选源，也就不足为奇了。 与此相应，太湖流域又首次出现了诸多反映明清之际各郡邑词人群体及其创作的郡邑词选。如：《西陵词选》八卷，刻于康熙十四年。该词选所选年代上起天启，下迄康熙十四年，内有杭州词人175家，均为由明入清的词人。其间凡历三代。第一代徐士俊、陈进暹、徐之端等，入清后都以遗民自居。第二代以“西陵十子”为主，第三代大都是“西陵十子”的门人，是一个前后相承、阵容不小的郡邑词人群。另有约刻于顺治十六年的《柳洲词选》六卷、刻于康熙年间的《松陵绝妙词选》四卷、《荆溪词初集》七卷、《清平初选后集》十卷，等等，分别记录了明末清初活跃在嘉善、吴江、阳羡、松江等地的词人群体及其创作。这些词人群，或历二代，或历三代，均兼跨明清，前后相承。而作为一种新的词学现象，明清之际太湖流域诸多郡邑词选的编辑刊行，既昭示了该地区词人群和词学的盛况，又从一个侧面具体佐证了明清之际词坛“为体为数与人，仿佛乎两宋之盛”的事实。关于这一时期的词人群，尚有三点需要说明。 首先，上述郡邑词选，虽然分别记录了明清之际太湖流域的词人群体及其创作，但不少词选尚未各自竭尽本郡邑词人群的全部风貌。如《瑶华集》入选阳羡词人50家，其中20家不见于《荆溪词初集》。合此两集所得总数而去其重见者，阳羡一地同时有词作流传至今的词人超过了《荆溪词初集》所录的96家。又《柳洲词选》所收词人共158家，而邹祗谟却说：“词至柳洲诸子，几二百余家，可谓极盛。无论袁、钱、戈、支诸先辈，吐纳风流如尔斐、子顾、子更、子存、卜臣、古喤诸家，先后振藻。飚流符会，实有倡导之功。”[17]证诸《倚声初集》所选117位柳洲词人中，有10人不见于《柳洲词选》；《瑶华集》所选36位柳洲词人中，有12人既不见于《柳洲词选》，又不见于《倚声初集》，可见邹祗谟谓“词至柳洲诸子，几二百余家”，殆非虚语。 其次，太湖流域的郡邑词人群虽以郡邑为依托，但并不意味着郡邑词人群之间“老死不相往来”，恰恰相反，他们是相互交流、声息相通的。如阳羡词坛领袖陈维崧早年从陈子龙学词；陈维崧与西陵词人陆圻为世交，与其他西陵词人柴绍望、沈谦、毛先舒、毛奇龄等也有密切来往，毛奇龄还问词学于陈子龙。值得注意的是浙江图书馆所藏叶光耀《浮玉词初集》3卷。“浮玉”即湖州城南二里的浮玉山。该集为叶光耀在康熙十八年湖州任上由六位词人编纂刊行，卷1小令为合肥李天馥与泰州陆舜选定，卷2中调由湖州徐倬与杭州丁澎选定，卷3长调由嘉兴王庭与常州顾贞观选定。杭州词坛耆宿徐士俊为之作序，称此集“以吴兴为词坛规矩”，“出风入雅，领袖群贤，间为倚声之调，罔不入妙丽”，[18]既昭示了吴兴词人群体的词学活动，又强调了叶光耀在吴兴词坛“领袖群贤”的作用。所收词作均有评点，参与评点者多达157人，他们分别来自本郡及杭州、嘉兴、常州、苏州等地。这一凝聚了集体心血的别集，典型地反映了太湖流域各郡邑词人群之间彼此交流、声息相通的事实。 第三，太湖流域虽然是明清之际词的大本营，但词人群的崛起并非局限于太湖流域，而是分布在南至岭南，北至京师的多个地区。综观明清之际的词人群，大致有以郡邑为依托和以唱和为纽带两类。如以金堡、王夫之和“岭南三大家”屈大均、梁佩兰、陈恭尹为主体的岭南词人群；以方以智父子为主体的桐城词人群；以冒襄及其家族、弟子为主体的如皋词人群，均与太湖流域诸多郡邑词人群一样以郡邑为依托。从四方聚集而成的广陵、京师等地词人群，便是以唱和为纽带。以唱和为纽带的词人群，则又与太湖流域的词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或者说太湖流域词人群在同一区域既分流竞秀，又相互交通，与其他地区词人则相互吸引，互为作用。柳洲曹尔堪于康熙初年主持或参与的三次唱和活动足以表明这一点。刊于康熙四年的《三子倡和词》一卷，记载了曹尔堪在杭州西湖发起的以《满江红》为调的“江村唱和”。这次唱和由曹尔堪为首唱，应和者为山东莱阳宋琬和新城王士禄；不久，南北词人应声相和，应和者数以十计，蔚为词坛盛事。又据孙默《国朝名家诗余》卷14所附《广陵倡和词》一卷，曹尔堪在广陵(今扬州)发起以《念奴娇》为调的“红桥唱和”，应和者有宋琬、王士禄和阳羡陈维崧、通州陈世祥、如皋冒襄等南北词人14家。广陵是明清之际词学活动的中心之一，大批南北词人游聚于此，形成了阵容不小的广陵词人群。广陵词人群的崛起，主要以社集唱和为纽带，“红桥唱和”便是重要一环。康熙十年，曹尔堪在京师以《贺新凉》“扁”字韵为首唱的“秋水轩倡和”，同样是一场社集性质的群体酬唱活动，最先应和的是“辇毂诸公”合肥龚鼎孳、开封周在浚、上元纪映钟、湖州徐倬、阳羡陈维岳，后继者逐益增多。据遥连堂所刊《秋水轩倡和词》，参与这次唱和的共26家，他们来自四面八方，形成了声势颇大的京师词人群。 社集唱和是明清之际文人集群交流的一种常见方式。曹尔堪在杭州、广陵和京师的三次著名的唱和，推进了郡邑词人群以外的以唱和为纽带的词人群的崛起。以郡邑为依托的词人群的形成，主要为区域词学积淀所驱使，以唱和为纽带的词人群的崛起，则是词学活动的直接产物。前者以太湖流域为最，他们以郡邑为依托，构成了名家林立、大家辈出、群星璀璨的词学大本营；后者则通过同调同韵，同声相应，使多方词人集为一体，也连接和融会了各地词人的词心。要之，在明清之际崛起的以郡邑为依托和以唱和为纽带的两类词人群，既各自独立、分流竞秀，又同声相应、互为交通，合力谱写了明清之际词的中兴史。 三、“变徵之音”的骤起 明清之际词的中兴的又一重要标志，就是“变徵之音”的骤起。这一发自词人心声的词坛之音，是建立在词人身处易代之际的多舛命运与末世心理之上的，它既不同于以往的明词创作，又不同于康熙二十年以后词坛逐渐形成的盛世之音，更与新朝的意识形态格格不入。 赵尊岳指出：“明代亡国时，词人特多，尤极工胜，以视南宋末年，几有过之，殊无不及。且煌煌巨著，如曹元方、王屋、曹尔堪诸家，均积至数百首，更视稼轩、后村为富。而夏存古、陆钰、陈卧子著作，雄奇凄丽，更夺水云诸贤之席。盖甲申之变，内乱外患，相迫而来，忠义之流，势穷力促，或挥鲁阳之戈(陈、夏均以儒生起义)，或励薇葛之节(陆系亡国后饿死)，而多托于变徵之音。”[19]崇祯十七年的“甲申之变”，给明清之际词人的命运划下了一道深深的鸿沟，出现了不少像陈子龙那样“挥鲁阳之戈”而起义、或孤忠殉义者；[20]与此同时，在此前后的半个多世纪，故朝内乱外患后发生的沧桑巨变，以及新朝的不断打压，既给他们造成了坎坷多舛的命运，又使他们备尝了末世穷路的况味，经历了旧痛新怨交织而至的心路历程，词坛也随之普遍奏起了“变徵之音”。从词风特征观之，“变徵之音”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 感事性空前凸显 众所周知，明人学词，主要以《花间》、《草堂》二集为范本，徐士俊所谓“《草堂》之草，岁岁吹青；《花间》之花，年年逞艳”，[21]就形象地概括了明代的词学祈向和创作的主旋律。明清之际词人笔下虽不乏“花”“草”之词，但作为创作的主旋律，已不再是岁岁“草”连绵、年年“花”逞艳，而是对明末社会动荡和“日月湮沦”般的鼎革之变，以及鼎革以后自身多舛命运所发出的沉重感慨。 入清后，尽管朝廷对文人笔下“思明反清”的文字严加禁锢，但感慨明末社会动荡和“日月湮沦”、追怀故国之思，反映末世之感，依然是清晰可辨的明清之际文学创作的一个主题，并见诸“花”“草”盛行时代被视为不足载负“庄”辞的“小道”词中。如：陈龙正《浪淘沙·道中闻河南有变》，作于崇祯十四年李自成攻破洛阳时，结句“曾与微言今日事，恸哭难醒”，[22]悲慨之情难禁。徐石麒《拂霓裳·甲申感事》结句“又何颜，许青门。瓜种故侯田”，[23]表露了殉国之志，被沈雄“留作《正气歌》”。[24]张煌言《柳梢青》开篇所言“无数江山，何人断送”，便直白地拷问造成明朝大厦倾倒的历史原因，继而在“和泪相看”、“一样阑珊”的“故国”、“旧家”[25]中，体现了这位在浙东地区起义抗清的儒生内心对故明“无数江山”的深切眷恋、对大厦已倾的无限悲伤。同样是以儒生起义的夏完淳在《一剪梅·咏柳》中，则通过“无情”的杨柳，[26]在极写亡国哀痛的同时，愤慨南明王朝的腐败昏庸。陆珏《曲游春·与伊璜即用其客珠江〈曲游春〉元韵》在“暗洒英雄泪”和“更莫问年来心事”[27]中，将家国之痛随同其末世之感和盘托出。顾璟方称陈子龙《念奴娇·春雪咏兰》所写为“香草美人怀”，[28]即从自己的身世出发，采用《离骚》的比兴象征手法，构思了春雪兰残、美人不见的意境，饱含亡国之悲；借昔日美人、兰草的情怀，寄托故国之思。王夫之作于康熙初的《潇湘大八景》调寄《摸鱼儿》，均以“君不见”[29]开端，在追怀故国中，寄托了作者在南岭图谋恢复而失败后的无奈和悲哀。钱棅《踏莎行·九日登雨花台》二首，[30]均哀悼故明之亡；曹尔堪《念奴娇》二首和钱棅，所谓“白袷谈兵，青灯读易，漫洒英雄泪”，“旧日精灵都已尽，何况堂前燕子”，[31]也是抒发其明亡后的悲愤之情和末世之心。如此等等，不胜枚举。这些作品都表现了感慨故明之亡的主题，也都属于末世之音，堪称明清之际词坛的最强音。综观这些以感事性为特征的“变徵之音”，有两点值得注意。 首先，在合力谱写“变徵之音”的词人群中，既有为明殉节或入清后以遗民终身者，又有入清以后出仕者。在仕清者笔下，或因遭致“科场案”、“奏销案”、“《明史》案”等大小案件的摧残，使旧悲新怨交织而至，或因自感仕清“失节”，自我悔恨，音色丰富，内涵多样。其中吴伟业的“变徵之音”，凄恻低回，尤为动人心弦。明亡后，作为故明的会元榜眼、宫詹学士，以及复社党魁，吴伟业原本在闭门著书中，誓以遗民终身；而顺治九年，清廷“起诏遗逸”，吴伟业尽管再三力辞，[32]但最终屈于“诏书趋迫”的态势，并怀着“但若盘桓便见收”[33]的畏惧心理，应诏仕清。仕清后，吴伟业创作了不少深心苦结的“变徵之音”。其《贺新郎·病中有感》下片云：“故人慷慨多奇节。为当年、沉吟不断，草间偷活。艾灸眉头瓜喷鼻，今日须难诀绝。早患苦、重来千叠。脱屣妻孥非易事，竟一钱不值何须说。人世事，几完缺。”[34]此词见诸谈迁记录顺治十年至十三年期间在北京所见所闻的《北游录》，为仕清不久之作，而词意则与其《临终诗》“忍死偷生廿载余。而今罪孽怎消除。受恩欠债应填补，总比鸿毛也不如”[35]一脉相承，对仕清生涯自怨自艾，自惭形秽，并在对“故人慷慨多奇节”的追慕中，隐含了对故国的深切思念。若将诗、词两相对照，不难想见吴伟业在漫长的仕清岁月中始终纠结在心头的惭愧与悔恨。吴伟业虽然于顺治十年仕清，其内心却与以遗民终身的词人一样怀有“甲申之变”所酿就的故国之痛与身世之感，所不同的是，多了一层沉重的悔恨心理与浓烈的忏悔意识。 其次，明亡后，因大量词人在心理上强烈对抗新朝，而新朝则不断以高压政治打压与防范异己分子，使故国之痛与身世之感为内涵的“变徵之音”长时间地成了词坛的最强音。譬如：康熙十年前后，陈维崧、史惟圆、曹亮武、蒋景祁等四人，无视朝廷的严密监视，在阳羡词坛发起了一场“题《钟山梅花图》”的唱和活动，以表达故国之思。陈维崧首作《沁园春·题徐渭文〈钟山梅花图〉，同云臣、南耕、京少赋》，史、曹、蒋三人同作《题徐渭文〈钟山梅花图〉》，分别调寄《望海潮》、《望梅》、《沁园春》，四词既出，应者纷纷，“作者之多也空前未见”。[36]又陈维崧《夏初临》云：“蓦然却想，三十年前，铜驼恨积，金谷人希。划残竹粉，旧愁写向阑西。惆怅移时，镇无聊，掐损蔷薇，许谁知，细柳新蒲，都付杜鹃。”[37]此词调下有题曰“本意，癸丑三月十九日用明杨孟载韵”，“癸丑”为康熙十二年，前推30年，就是崇祯十七年甲申；“三月十九日”，既合词调《夏初临》的本意，又为崇祯皇帝自缢之日、明朝覆亡之时。此词及“题《钟山梅花图》”诸多唱和之词的作年，虽与向来被视为明代词人的陈龙正、徐石麒、张煌言、夏完淳、陈子龙、钱棅等人之作相隔30余年之久，但词心相通，词旨也并无二致；换言之，作者之身虽处开始趋向盛世的康熙朝，其词心却依然属于“甲申之变”以来挥之不去的末世之心。 在明朝覆亡30余年后，词人的故国之思不仅不绝如缕，而且浓烈如初，固然与“忠君报国”和“华夷之防”的传统观念有关，但更与他们的生活际遇有直接联系。入清后，大量士人因与新朝抗争、或持不合作态度而成了被重点打击的对象，导致了多舛的命运。因此，在他们浓烈的故国之思中，往往伴随着由多舛命运和末世心理交织而成的身世之感。两者是相互联系，互为因果的；而创作主体这一情感活动，则又孕育了其词的力度美。 (二) 力度美空前张扬 在唐宋词中，一部分作品滋生于依红偎翠的香粉软壤之中，为“十七八女郎执红牙拍板歌之”，呈现出“有情芍药含春泪，无力蔷薇卧晓枝”般的阴柔之美。这为明代词坛所崇尚，也是明代“花”“草”之词的审美取向，王世贞甚至还以不容争辩的口吻指出：“词须宛转绵丽，浅至儇俏，挟春月烟花于闺幨内奏之，一语之艳，令人魂绝，一字之工，令人色飞，乃为贵耳。至于慷慨磊落，纵横豪爽，抑亦其次，不作可耳！作则宁为大雅罪人，勿儒冠而胡服也。”[38]明清之际，伴随着词人的故国之思与身世之感的抒发，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王世贞所主张的创作路径及其审美取向，词也随之从香软狭小的闺幨花草之境，走向了广袤的社会和凄壮的人生，赋予了“关西大汉执铁绰板歌之”的力度美。 以感事性为基础产生的力度美，主要体现为风骨与体格的遒上。而作为当时词坛最为醒目的一种审美取向，力度美普遍形诸词人的笔端，连不少闺秀之作，也不例外。如徐灿《永遇乐·舟中感旧》云：“无恙桃花，依然燕子，春景多别。前度刘郎，重来江令，往事何堪说。逝水残阳，龙归剑杳，多少英雄泪血。千古恨、河山如许，豪华一瞬抛撇。白玉楼前，黄金台畔，夜夜只留明月。休笑垂杨，而今金尽，秾李还销歇。世事流云，人生飞絮，都付断猿悲咽。西山在、愁容惨黛，如共人凄切。”[39]崇祯十年，作者的丈夫陈之遴以一甲二名进士及第，两人同居北京。此词作于顺治初年第二次赴京途中，当时陈之遴降清在京为官。全词在描写重临故地，抚今思昔中，寓亡国之痛与身世之感于一体，感慨万端，悲怆无限，即谭献所评“外似悲壮，中实悲咽，欲言未言”。[40]另如《满江红·将至京寄素庵》、《风流子·同素庵感旧》、《水龙吟·次素庵韵感旧》，[41]等等，也同样极写河山牵恨和饱经忧患的深切悲慨，百转千回，雄奇凄丽，其风骨与体格不让须眉专美于前。 这些风骨与体格遒上的“变徵之音”，境界苍凉壮阔，声调悲壮沉雄，体现了鲜明的力度美，而其中最为强劲有力的，当推“稼轩风”。一提起“稼轩风”，人们首先想到的是陈维崧。陈维崧对辛词情有独钟，其词“沉雄壮阔，秾丽苍凉，合称转世青兕(辛弃疾)”。[42]然而，“稼轩风”并非为陈维崧所独专。明清之际特定的环境与词心，激活了沉淀在历史长河中体格遒上的辛弃疾词，词人普遍自觉或不自觉地受到辛词的感染，并常见于笔端。如陈廷焯评吴伟业《满江红·白门感旧》：“气韵沉雄，直摩稼轩之垒。”陈椒峰评吴伟业《满江红·蒜山怀古》：“稼轩词‘佛狸祠下，一片神鸦社鼓’，仿佛似之。”[43]又如丁澎《贺新凉·塞上》；[44]邹祗谟《苏武慢·述怀》；[45]董以宁《满江红·乙巳述哀十二首》；[46]彭孙遹《沁园春·酒后作歌与擎庵》，[47]等等，也都仿佛似“稼轩风”。限于篇幅，恕不详述。即便是朱彝尊，尽管他自称“倚新声、玉田差近”，“吾最爱姜史，君亦厌辛刘”，[48]学界也以此论其词风。实际上，朱彝尊在康熙前期以“遗民”自居期间，也常常不自觉地为“稼轩风”所染。 朱彝尊说：“甲申以后，屏居田野，不求自见于当世。”继而“南浮浈桂，东达汶济，西北极于汾晋、云朔之间，其所交类皆幽忧失志之士，诵其歌诗，往往愤世嫉俗，多《离骚》、变雅之体，则其辞虽工，世莫或传焉”。[49]这既申明了自己不与新朝合作的“遗民”身份，又表达了对“幽忧失志之士”的“变雅之体”的推崇之情。而在此期间，朱彝尊所填之词也多“变雅之体”即“变徵之音”，收于《江湖载酒集》。综观此集，不乏近似“稼轩风”之作。如《消息·度雁门关》：“千里重关，凭谁踏遍，雁衔芦处。乱水滹沱，层霄冰雪，鸟道连勾注。画角吹愁，黄沙拂面，犹有行人来去。问长途，斜阳瘦马，又穿入，离亭树。猿臂将军，鸦儿节度，说尽英雄难据。窃国真王，论功醉尉，世事都如许。有限春衣，无多山店，酹酒徒成虚语。垂杨老，东风不管，雨丝烟絮。”[50]康熙四年至六年，朱彝尊北上大同，驻足山西按察司副使曹溶幕，游历幽并，创作了不少类似辛弃疾笔下体格遒上之词。这首寓故国之思于兴亡之感的《消息》以“千里重关”发端，一似辛弃疾《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之“千古江山”，发调揭响，语可镇纸。全词上片写景，突出雁门关的雄峻与苍凉；下片怀古，不乏辛词高望远举之思，风骨雄肆刚健，就是其中一例。 其实，包括“稼轩风”在内的力度美的形成，是明清之际词坛多元格局中最具时代特征的一种创作趋向和审美取向，它在明代“花”“草”词域以外，另辟新境，别开生面。进而言之，以故国之思及多舛命运与末世心理交织而成的身世之感为内涵的感事性空前凸显，是“变徵之音”赖以形成的基础，它拓宽了词的境界，丰富了词的功能；建立在感事性基础之上的力度美空前张扬，则奠定了“变徵之音”的基调，它提高了词的品格，革新了词的风格，成了明清之际词的中兴的一个重要标志。 四、多元格局的构建 清初学者称明清之际“词学之盛”，既相对于明词而言，又以宋词为参照系。相对于明词，明清之际出现了具有时代特征的“变徵之音”；相对于宋词，其“变徵之音”只是“仿佛乎两宋之盛”的标志之一。宋词兴盛的历史所呈现的是“百花齐放”般的多元格局；标志明清之际词的中兴的，也同样如此。而明清之际词坛的多元格局，则主要表现在词学主张的多元化和创作风格的多样性两个方面。 综观明清之际词的中兴历程，明确并系统地倡导多元化词学主张的是卓人月和徐士俊。王士禛说：“《花间》、《草堂》尚矣，《花庵》博而未核，《尊前》约而多疏。《词统》一编，稍撮诸家之胜。”[51]后又强调：《词统》虽“去宋人门庑尚远，神韵兴象，都未梦见”，但“搜采鉴别，大有廓清之力。”[52]王庭也称之为“词家一大功臣”。[53]《词统》即《古今词统》，西陵卓人月汇选、同郡徐士俊参评，成书于崇祯二年，刊刻于崇祯六年。“大有廓清之力”或“词家一大功臣”即指词坛在救弊振衰过程中，《词统》率先揭开了词学主张多元化的序幕。 其一，不拘“定格”，兼收并蓄的选词宗旨。孟称舜《古今词统序》在总结以往词坛之弊时说：“作者率取柔音曼声，如张三影、柳三变之属；而苏子瞻、辛稼轩之清俊雄放，皆以为豪而不入于格”。孟称舜与卓人月认为无论“清俊雄放”抑或“柔音曼声”，只要“作者极情尽态，而听者洞心耸耳”，“皆为当行，皆为本色”。因此，卓氏本着“词无定格，要以摹写情态，令人一展卷而魂动魄化者为上”的原则，一改以往轻南宋、重婉约的词学观，做到南宋、北宋兼收，豪放、婉约并蓄，使古今“妙词无不毕具”。[54]与此同时，为了纠正以往普遍流行的以苏、辛词“皆以为豪而不入于格”的成见，《词统》特地选录辛弃疾词141首，苏轼词47首，其数量位居全书前列，而选录周邦彦词43首，秦观词38首。这与明代十分流行的《草堂诗余》所录周邦彦词56首、秦观词25首、苏轼词22首，辛弃疾词仅9首的选局相比，差别是不言而喻的。这一选词宗旨，显然突破了“世人但知《花间》、《草堂》、《兰畹》之为三珠树”[55]的单一化取向，在词学主张上开启了多元化历程。 其二，主张“意内言外”，为多元化词学主张提供理论依据。徐士俊《古今词统序》指出：“有议之者谓‘铜将军’、‘铁绰板’与‘十七八女郎’相去殊绝，无乃统之者无其人，遂使倒流三峡，竟分道而驰耶。余与珂月，起而任之……统而名之曰‘词’，所谓‘言’与‘司’合者是也。考诸《说文》曰：‘词者，意内而言外也。’不知内意，独务外言，则不成其为词。”[56]众所周知，明代词学十分重视对词体特性和风格类型的界定，特别是自张以后，“豪放”、“婉约”成了界定词体风格的定谳；同时，往往以委曲婉约为本色，以雄肆豪放为非本色，即卓人月所说“昔人论词曲，必以委曲为体，雄肆其下”。[57]为了改变这种取向单一的词学观念，徐士俊、卓人月主张“意内言外”，并具体运用到所选作品的点评中。如评顾敻《荷叶杯》“记得那时相见”四首云：“如此数阕，皆人所能言，然曲折之妙，有在诗句外者。”评辛弃疾《卜算子》“一以为我牛”四首：“四词意气所寄，可以唾壶而歌之。”[58]在赞评顾词之婉约，首肯辛词之豪放中，均以所寄之意为第一要义，强调了无论委曲婉约，抑或雄肆豪放，只要有作者的“内意”寄托其中，“皆为当行，皆为本色”。将“意内言外”引入词学批评，并不始于《词统》，但以“意内言外”作为倡导多元化词学主张的理论依据，却始于此。 康熙十七年，卓回在总结《词统》的影响时说：“方今词学大兴，知者奉为金科玉律。”[59]丁澎也说：“珂月《词统》之选，海内咸宗其书。”[60]《词统》在词坛的影响，主要体现在词的中兴过程中，为多元化词学主张开辟了广阔的发展空间，也为多样性创作风格并存共荣提供了广阔的理论背景。事实上，《词统》所倡导的多元化词学主张，成了明清之际词坛的一种风会所趋。这从《倚声初集》中可见一斑。 据王士禛、邹祗谟之意，《倚声初集》就是用作《词统》之续；邹祗谟又说：“揆诸北宋，家习谐声，人工绮语。‘杨花谢桥’之句，见许伊川；‘碧云红叶’之调，共推文正。其余名儒硕彦，标新奏雅，染指不乏，必欲以庄辞为正声……至于南宋诸家，蒋、史、姜、吴，豪迈瑰奇，穷姿构彩；而辛、刘、陈、陆诸家，乘间代蝉，鲸吐鳌掷，逸怀壮气，超乎有高望远举之思。譬诸篆籀变为行草，写生变为皴劈，而云书穗迹，点睛益颊之风，颓焉不复。非前工而后拙，岂今雅而昔郑哉！”[61]在首肯北宋“谐声绮语”之“正声”的同时，推尊南宋“豪迈瑰奇”或“逸怀壮气”之“变调”。不拘“定格”，南北并重、“正”“变”兼取，便是《倚声初集》在明清之际词坛创作实绩的基础上所确立的选词原则。这一原则显然是直接源自《词统》的词学主张；或者说，是对徐士俊、卓人月词学主张的继承和发展。 无论南北并重，兼收并蓄，还是专尚南唐北宋，或取径南宋，足以表明明清之际词坛的词学主张突破了明代唯《花间》、《草堂》是从的单一取向，形成了各取所需，并存共荣的多元格局。而词学主张的多元化，势必带来创作风格的多样化，两者是相辅相成的。综观明清之际词坛，不难发现各自为体、众体兼备的繁荣景象。俞士彪《西陵词选序》说：“其间学为周、秦者，则极工幽秀；学为黄、柳者，则独标本色；或为苏、辛之雄健，或为谢、陆之萧疏。”不拘一格，“各擅其所长”；[62]顾茅伦《松陵绝妙词选序》说：“其学为南唐者有之，其学为北宋者有之，其为秦、黄、苏、辛者，亦无体不具。”[63]以及云间词坛因专宗南唐、北宋“天机偶发，元音自成”之作而以“婉丽”见长；[64]阳羡词坛以“沉雄”称著；[65]柳洲词坛以“清越”为主导；[66]《倚声初集》所选的“谐声绮语”、“豪迈瑰奇”、“逸怀壮气”等不同风格的作品，均充分表明了这一点。 在前文所引张德瀛语中，将陈维崧与朱彝尊视为清初30余年间词的中兴局面的主要开创者，认为他们的创作所起的作用和意义在于“尽祛有明积弊”。而朱、陈在创作上则主要取径南宋，具体地说，朱彝尊主要取法姜夔、史达祖、张炎的“醇雅”，陈维崧则主要崇尚辛弃疾，词风沉雄壮阔。关于他们在创作风格上的取径，古今学者多有论述。需要补充说明的是，推尊南宋、尤其是辛弃疾，始于《词统》。它开启了明清之际词坛取法南宋之风，成了引入新的艺术生命力而“尽祛有明积弊”的一条有效途径，但如上文所述，《词统》所构建的是一个开放的词学体系。这个体系并没有扬弃唐五代北宋，在推尊南宋之“变调”的同时，依然崇尚唐五代北宋之“正声”。张德瀛所谓“有明积弊”，主要表现在于唯“正声”是从，即所谓“必以委曲为体，雄肆其下”，从而导致了创作风格的单向性，其结果正如朱彝尊所说：“三百年来，学者守为兔园册，无惑乎词之不振也。”[67]明清之际词坛却一改此弊，其中最关键的是在尊体观念上“正声”、“变调”并行，因而在创作取径上南宋、北宋兼取，促进了创作风格多样化格局的形成。 陈维崧为朱彝尊等“浙西六家”词集所作序文指出：“玉玲珑山阁，滴粉搓酥。红菡萏湖庄，啼花怨鸟。更若公叔华宗，相君贵胄；常栖莲幕，别署竹垞。杜紫薇掌书记之日，艳体偏多；韩君平知制诰之年，宫词不少。醉卧凤凰桥上，曾翻十院琵琶；狂游鸡鹿塞边，惯听一军筚篥。书之粉壁，谱在罗裙。”[68]指出了朱彝尊等人在“醇雅”以外不乏绮语“艳体”即“正声”的事实。其实，明清之际词人几乎多既工于“变调”，又擅长“正声”。在“工于壮语”的陈维崧笔下，也不例外。蒋景祁称陈维崧词“以为苏、辛可，以为周、秦可，以为温、韦可”；[69]吴梅也指出：陈维崧“不独工于壮语也……婉丽娴雅，何亚竹垞(朱彝尊)乎？”[70]以陈子龙为首的云间词坛，则专尚“绮语”。陈子龙说：“吾等方少年，绮罗香泽之态，绸缪婉娈之情，当不能免。若芳心花梦，不于斗词游戏时发露而倾泄之，则短长诸调与近体相混，才人之致不得尽展，必至滥觞于格律之间，西昆之渐流为靡荡，势使然也。故少年有才，宜大作词。”[71]认为词当作“绮语”，以抒发“绸缪婉娈之情”，反映了他以“委曲为体”，恪守“正声”的尊体观。 以“委曲为体”的尊体观，正是明人所坚守不移的，但陈子龙并没有停留在明人所追求的“一语之艳，令人魂绝，一字之工，令人色飞”上，而是主张“风骚之旨，皆本言情，言情之作，必托于闺幨之际”，要求“托贞心与妍貌，隐挚念于佻言”，[72]与《词统》一样倡导寄托，讲究“意内言外”。因此，陈子龙及其他云间词人的创作，多寄“风骚之旨”于“闺幨”之言，改变了明人在尊体中经常出现的空洞淫靡之弊。这从《倡和诗余》所收陈子龙《点绛唇·春闺》词中可见一斑：“满眼韶华，东风惯自吹红去。几番烟雾，只有花难护。梦里相思，芳草王孙路。春无语，杜鹃啼处，泪染胭脂雨。”嘉庆八年(1803)，王昶所编《陈忠裕公全集》收有此词，但词题为《春日风雨有感》，“芳草王孙路。春无语”为“故国王孙路，春无主”。今人多以此为据，也认为是“家国忧患之思的作品”。[73]检其余五位同调之题，或作《春闺》，或作《闺词》，知《陈忠裕公全集》所载词题及异文，系后人所改。不过，《倡和诗余》所收陈子龙《湘真阁存稿》，作于崇祯朝至顺治四年。这段时期，正是明朝大厦从摇摇欲坠走向了彻底覆亡。该词上片写暮春衰败之景，下片则为闺房哀怨之思，联系当时的写作背景，视之为抒发“家国忧患之思”，并非无据。后人之所以将“芳草”改为“故国”，“春无语”改为“春无主”，以明确表示家国之忧痛，也许因为领悟了其中隐微的寄托，只是改得过于直露，不如《倡和诗余》所收更符合陈子龙“托贞心于妍貌，隐挚念于佻言”的尊体观及其创作风格。 推尊词体是明清之际词人在救弊振衰中所共同承担的要务，也是词的中兴在观念上的保障，但他们在推尊词体时所遵循的路径不尽相同。陈子龙与陈维崧便分别代表了两种不同路径的尊体观。 上文已述，陈子龙推尊词体，以五代北宋“正声”为法嗣，以词体约定俗成的“绮语”为本色，并通过“托贞心于妍貌，隐挚念于佻言”的“意内言外”的方式，使词有别于其他文体而以“委曲为体”，并付诸其“变徵之音”的创作实践。陈维崧也主张“意内言外”，[74]但他以南宋“变调”为取法对象，赋予词与经、史、诗同尊的地位。在他看来，只要作者有深刻的思想，博大的气概，反映流变规律，领悟通变之术，“为经为史，曰诗曰词，闭门造车，谅无异辙也”。[75]陈维崧的这一尊体观，也主要体现在他的“变徵之音”的创作中。这从前文所述《沁园春》、《夏初临》中可见一斑；又如其寓故国之痛、沧桑之感于怀古的《满江红·汴京怀古》十首，陈廷焯评论说：“措语极壮，可作史传读”。[76] 陈子龙与陈维崧的不同尊体观，决定了他们不同的创作风格。而两陈的尊体观主要体现在他们的“变徵之音”的创作中，所以在抒情达意上，殊途同归。进而言之，两陈的尊体观，都被明清之际的词人付诸具体的创作实践。在创作中，他们以特有的心理和情感为内涵，或宗法五代北宋，或取径南宋，或兼而有之，不拘一格，众体兼备，彻底改变了明代词坛“《草堂》之草，岁岁吹青；《花间》之花，年年逞艳”的单向性创作风格，全面迎来了“为体为数与人，仿佛乎两宋之盛”的中兴局面。 五、结论 在完成了对明清之际词的中兴历史的述论后，接踵而至的是这段词史的朝代归属问题，需要作出应有的回答。 据唐圭璋说，他在编《全宋词》时遇到的一个难题是：“作者处易代之际者，属上属下，论定为难。”为了克服这一难题，唐先生采用了“凡唐五代词人入宋者，俱以为唐五代词人。凡宋亡时年满二十者，俱以为宋人；仅入元仕为高官如赵孟等者除外”的“尺度以一之”。[77]宋灭亡之年，赵孟已26岁，因出仕元朝，其词不入《全宋词》。据此，其“尺度”的设定既来自政治上的朝代界线，又来自词人在易代之际的政治分野。用这一“尺度”划定易代之际词人“属上属下”的做法，在清人所编《明词综》和《国朝词综》正续诸编，以及今人所编《明词汇刊》和《全清词》(顺康卷)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如钱谦益于顺治二年已是62岁的老人了，但由于入清为官，被视作清代词人；又如陈子龙与李雯，二人本为同年生同年死，同是云间词坛的创始者，但由于在政治上的选择截然相反，陈子龙被列入明代词人的行列，李雯则被划为清代词人。吴熊和在概括这一做法时指出：“明末殉难或入清不仕者(不管其入清时间多长)，例被列为明人或明遗民。出仕新朝取得功名者(也不管其出仕的心迹如何)，例被列为清人。这种措置引起的争议当然不少”。[78]不过，作为断代文学总集，总是要有相对可依的“尺度”，来界定易代之际词人“属上属下”的身份，否则无法编定，但在词人的朝代归属上，却难免彼此凿枘之处；假如词史的撰写也遵循断代文学总集所使用的“尺度”，那么就不只彼此凿枘，而且有碍于认识其历史的本来面貌了。 如何认识自明天启至清康熙前期半个多世纪的词史的本来面貌？其实，前述《倚声初集》、《东白堂词选初集》、《瑶华集》等“明清之际词选”已作了回答。这些词选虽在时间起点和结点上不尽相同，但均兼赅明末清初，都将明清之际作为不可分割的一个阶段，鲜明地体现了编者的选词初衷和词史观。综合前文所述，这一词史观是建立在史实基础之上的。 首先，谱写明清之际词的中兴历史的词人跨越明清两代，他们在同一风会所趋下相继而起、传承有序，无法在朝代上确定他们“属上属下”的身份。“甲申之变”后，他们在政治上虽然产生了分野，有的殉节；有的以遗民终身；有的则先后出仕新朝，但作为词人，他们的词心是相通的，也都创作了既不同于以往明词、又不属于新朝的“变徵之音”。以李雯为例，他于顺治二年仕清，却并没有因此改变作为云间词坛创始人之一的词学主张，也不乏像陈子龙那样感慨家国兴亡之作。如其《虞美人·惜春》：“蜂皇蝶粉依然在，无奈春风改。小窗微切玉玲珑，千里行尘不惜牡丹红。西陵松柏知何处，目断金椎路。无端花絮上帘钩，飞下一天春恨满皇州。”[79]该词取法李煜《虞美人》，据词意，作于明亡后。其中“一天春恨满皇州”句较诸李煜词“一江春水向东流”，更显亡国之悲恨；在表现风格上，与陈子龙词多寄“风骚之旨”于“闺幨”之言并无二致。 其次，明清之际词的中兴历史同样是一脉相承的，不容分割；换言之，明清之际的政治虽发生了犹如“天崩地裂”般的“甲申之变”，造成了朝代的更替，但明清之际的词坛风貌却如漫山之花，经历从“蓓蕾”初放到“烂漫极矣”的一个自然而又完整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呈现出“为体为数与人，仿佛乎两宋之盛”的局面。该局面主要由天启、崇祯年间业已名家的词人所开启，他们开始自觉突破有明以来唯《花间》、《草堂》是从的单一格局，向词学主张的多元化和创作风格的多样化的历程进发；《词统》又为这一历程开辟了广阔的空间，提供了广阔的理论背景，形成了初盛的局面。于明末初展词笔的词人则沿着前辈开启的这一历程、尤其是卓人月与徐士俊所张扬的多元化词学主张，进一步开拓了已有的初盛局面；而作为他们中的杰出代表，陈维崧与朱彝尊则在“尽祛有明积弊”的同时，最终将明清之际词的创作推向了全盛的局面。 要之，明清之际词人群及其所谱写的词的中兴史，是不能运用朝代界线和政治分野的“尺度”来衡量和界分的。从文学史意义观之，也许可以说，此时的词人既非明人也非清人，他们所谱写的词史，既不属于明代也不属于清代，而是属于“明清之际”。它标示了中国词史上一个相对完整的发展阶段，具体佐证了文学发展与朝代更替并不同步的事实，也告示了中国文学史以朝代史为框架的叙写模式的缺陷。 注释： [1]如钱锺书认为唐诗与宋诗“非仅朝代之别，乃体格性分之殊……非曰唐诗必出唐人，宋诗必出宋人也。”(钱锺书：《谈艺录》，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2页)。张兴武在考察五代诗歌时也明确指出：“五代史的结束，并不因此就给五代诗打上休止符。文学史的演变不是与朝代的更替同步的。”(张兴武：《五代作家的人格与诗格》，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第6—7页)。 [2]徐士俊《浮玉词初集序》云：“夫余当五十年前，与卓子珂月有《古今词统》之役，是时词家风气犹蓓蕾也，今则烂漫极矣。”(叶光耀：《浮玉词初集》卷首，浙江图书馆藏本，第2页)《浮玉词初集》结集于康熙十八年，徐士俊与卓人月完成《古今词统》的汇选之役，在崇祯二年。孟称舜《古今词统序》云：“余友卓珂月生平持说，多与予合。己巳秋，过会稽，手一编示予，题曰《古今词统》。”(卓人月：《古今词统》卷首，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3页)“己巳”即崇祯二年，崇祯二年下推五十年，即康熙十八年。 [3]邹祗谟：《倚声初集序》，《倚声初集》卷首，顺治十七年刻本，第4页，“邹序”。 [4]陆进：《东白堂词选初集序》，《东白堂词选初集》卷首，康熙十七年刻本，第2页，“陆序”。 [5]顾景星：《〈瑶华集〉序后》，《瑶华集》卷首，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影印天藜阁藏本，第2页。 [6]张德瀛：《词征》卷6，唐圭璋：《词话丛编》，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4184页。 [7]严迪昌：《清词史》，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68页。 [8]吴熊和：《〈柳洲词选〉与柳洲词派》，《吴熊和词学论集》，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373—374页。 [9]严迪昌：《清词史》，第272页。 [10]余意：《明代词学之建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5—16页。 [11]陈雪军据《全清词》(顺康卷)“词人小传”统计，共收词人1956家(陈雪军：《梅里词派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37页)，《全清词》(顺康卷补编)新收词人398家，共计2354家。 [12]王士禛：《倚声初集序》，《倚声初集》卷首，顺治十七年刻本，第4页，“王序”。 [13]李一氓著，吴泰昌辑：《一氓题跋》，北京：三联书店，1981年，第193页。 [14]严迪昌：《清词史》，第236页。 [15]蒋景祁：《瑶华集》卷首，第1页。 [16]按：《全清词》(顺康卷)与(顺康卷补编)所收词人2354家(55家不详籍里)，其中杭州361家，嘉兴341家，湖州51家，苏州346家，常州276家，松江301家，凡1694家，占全国词人数的72％。 [17]邹祗谟：《远志斋词衷》，唐圭璋：《词话丛编》，第657页。 [18]徐士俊：《浮玉词初集序》，叶光耀：《浮玉词初集》卷首，清康熙刻本，第2页。 [19]赵尊岳：《惜阴堂汇刻明词纪略》，《明词汇刊》附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6页。 [20]杜登春《社事始末》所载以身殉节的太湖流域的复社、几社人员有陈子龙、夏完淳等39人；并称全国各地“孤忠殉义，死而不传者，不知凡几”(《丛书集成新编》第26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5年，第461页)。 [21]冯金伯：《词苑萃编》卷8，唐圭璋：《词话丛编》，第1940页。 [22]《全明词》，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3册，第1532页。 [23]《全明词》第3册，第1418页。 [24]沈雄：《古今词话·词话》下卷，唐圭璋：《词话丛编》，第810页。 [25]《全明词》第5册，第2622页。 [26]《全明词》第5册，第3228页。 [27]《全明词》第3册，第1405页。 [28]《陈子龙诗集》卷18，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618页。按该词之题一作《和尚木(宋征璧)春雪咏兰》，见《倡和诗余·湘真阁存稿》(清顺治刻本，第42页)，原唱见宋征璧《歇浦倡和香词》。宋征璧《念奴娇》序云：“丁亥暮春，同大樽、舒章二子集子建荒圃。是日春雪乍霁，庭兰放花。”(《倡和诗余》，第16页)据此，知此词作于丁亥即顺治四年(1647)春。 [29]《全明词》第5册，第2494—2496页。 [30]《全明词》第5册，第2370页。 [31]《全清词》(顺康卷)，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3册，第1336页。 [32]详见吴伟业：《辞荐揭》，《吴梅村全集》卷57，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1130—1131页。 [33]吴伟业：《寄房师周芮公先生四首》其三；又其《与子暻疏》：“世运既更，分宜不仕。而牵连骨肉，逡巡失身，此吾万古惭愧。”《吴梅村全集》卷7、57，第417、1132页。 [34]吴伟业：《吴梅村全集》卷20，第513页。 [35]吴伟业：《吴梅村全集》卷20，第531页。 [36]严迪昌：《阳羡词派研究》，济南：齐鲁书社，1993年，第126—129页。 [37]《全清词》(顺康卷)第7册，第4070页。 [38]王世贞：《艺苑卮言》，唐圭璋：《词话丛编》，第385页。 [39]《全清词》(顺康卷)第1册，第456—457页。 [40]谭献：《箧中词》卷5，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291页。 [41]《全清词》(顺康卷)第1册，第454、457、458页。 [42]王煜：《清十一家词钞·迦陵词钞序》，尤振中等：《清词纪事会评》，合肥：黄山书社，1995年，第145页。 [43]吴伟业：《吴梅村全集》卷22，第564、569页。 [44]《全清词》(顺康卷)第6册，第3191页。 [45]《全清词》(顺康卷)第5册，第3019页。 [46]《全清词》(顺康卷)第9册，第5210—5213页。 [47]《全清词》(顺康卷)第10册，第5935—5936页。 [48]分别见朱彝尊：《解佩令·自题词集》与《水调歌头·送钮玉樵宰项城》，《全清词》(顺康卷)第9册，第5280、5275页。 [49]朱彝尊：《王礼部诗序》，《曝书亭集》卷37，四部丛刊初编本，上海：商务印书馆，1926年，第1页a—b。 [50]《全清词》(顺康卷)第9册，第5260页。 [51]邹祗谟：《倚声初集序》，《倚声初集》卷首，清顺治十七年刻本，第3页，“王序”。 [52]王士禛：《花草蒙拾》，唐圭璋：《词话丛编》，第685页。 [53]王庭语见沈雄：《古今词话·词评》下卷，唐圭璋：《词话丛编》，第1032页。 [54]孟称舜：《古今词统序》，《古今词统》卷首，第3—4页。 [55]徐士俊：《古今词统序》，《古今词统》卷首，第2页。 [56]徐士俊：《古今词统序》，《古今词统》卷首，第1页。 [57]引自王又华：《古今词论》，唐圭璋：《词话丛编》，第602页。 [58]卓人月：《古今词统》卷1、4，第4、136页。 [59]卓回：《古今词汇缘起》，引自赵尊岳：《明词汇刊》，第1544页。 [60]丁澎：《正续花间集序》，《扶荔堂文集选》卷2，清康熙刻本。 [61]以上均见王士禛、邹祗谟分别所作《倚声初集序》，《倚声初集》卷首，清顺治十七年刻本，第4页，“王序”、第3页，“邹序”。 [62]陆进、俞士彪辑：《西陵词选》卷首，清康熙十四年刻本，第3页，“俞序”。 [63]周铭辑：《松陵绝妙词选》卷首，清康熙十七年刻本，第3—4页。 [64]详见陈子龙：《幽兰草·题辞》，陈子龙、李雯、宋征舆：《幽兰草》卷首(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1页)，以及张渊懿：《清平初选·凡例》，张渊懿、田茂遇辑：《清平初选后集》卷首，清康熙十七年刻本，第2页。 [65]详见蒋景祁：《荆溪词初集序》，曹亮武、蒋景祁、潘眉合辑：《荆溪词初集》卷首，清康熙十七年刻本，第3页，“蒋序”。 [66]吴熊和：《〈柳洲词选〉与柳洲词派》，《吴熊和词学论集》，第398—400页。 [67]《词综·发凡》，朱彝尊、汪森：《词综》，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11页。 [68]陈维崧：《浙西六家词序》，引自龚翔麟：《浙西六家词》卷首，《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影印清康熙龚氏玉玲珑阁刻本，集部，第425册，第1页。 [69]蒋景祁：《陈检讨词钞序》，引自尤振中等：《清词纪事会评》，第138页。 [70]吴梅：《词学通论》，北京：中国书店，2006年，第79页。 [71]引自彭宾：《二宋倡和春词序》，《彭燕又先生文集》卷2，《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第197册，第345页。 [72]陈子龙：《三子诗余序》，《陈子龙文集·安雅堂稿》卷3，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23页。 [73]叶嘉莹：《迦陵论词丛稿》，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174页。 [74]陈维崧：《蝶庵词序》，《陈迦陵文集》卷2，四部丛刊本，第9页a。 [75]陈维崧：《词选序》，《陈迦陵文集》卷2，四部丛刊本，第14页b。 [76]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卷3，唐圭璋：《词话丛编》，第3841页。 [77]唐圭璋：《全宋词·凡例》，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1页。 [78]吴熊和：《〈柳洲词选〉与柳洲词派》，《吴熊和词学论集》 , 第372 页。 [79]《全清词》( 顺康卷)第1 册, 第352 页。 [作者简介]沈松勤，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