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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王羲之与兰亭集序 (一)关于王羲之的生平 王羲之字逸少，琅琊(今山东诸城一带)人。其父王旷始创元帝过江之议。过江后，家居会稽山阴(今浙江绍兴)。王羲之十三岁时为周顗所异。善隶书、行书。起家秘书郎。为征西将军庾亮参军，迁长史、宁远将军、江州刺史，召为侍中、吏部尚书，不就，拜右军将军，求宣城郡不许，乃为会稽内史。《晋书》本传称其“年五十九卒”[1]。题名陶弘景《真诰》卷16《阐幽微》注：“逸少……至升平五年辛酉岁亡，年五十九。”[2]余嘉锡引此曰：“《真诰》虽不可信，而隐居之注，考证不苟，必有所据。”[3]唐人张怀瓘《书断》中亦云“其升平五年卒，年五十九”[4]。据此，王羲之生于晋太安二年(303年)，卒于东晋升平五年(361年)此说已为多数学者所认同。 徐邦达《历代书画家传记考辨•王羲之生卒年岁旧说的平议》[5]另载三说： 其一，《太平广记》270引羊欣《笔阵图》曰：“王羲之三十三书《兰亭序》。”据此，宋桑世昌《兰亭考》推其生卒年为东晋太兴四年至太元四年(321至379)，钱大昕《疑年录》吴荣光《历代名人年谱》同此说； 其二，据王羲之《题卫夫人笔阵图后》：“时年五十有三……永和十四年四月十三日书。”则生卒年为东晋光熙元年至兴宁二年(306至364)； 其三，鲁一同《右军年谱》以为永嘉元年至兴宁三年(307至365)，潘祖炎《王羲之生卒年辨证》同此说。 王羲之书法作品一直为后世所重，《宣和书谱》载当时御藏其书作243幅。现存《淳化阁帖》卷6、7、8载其书160帖。其著述，《隋书经籍志》著录《王羲之集》9卷，《旧唐书•经籍志》著录其《小学篇》1卷，严可均辑其文5卷，包括杂帖在内凡27篇。逯钦立辑其《兰亭诗》2首，《答许询》1首。 (二)围绕《兰亭集序》的论争 《兰亭集序》的文字，有两个版本，一是收录在《世说新语•企羡》：“王右军得人以《兰亭集序》方《金谷诗序》，又以己敌石崇，甚有欣色。”刘孝标注引王羲之《临河序》曰： 永和九年，岁在癸丑，莫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修禊事也。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列坐其次。 是日也，天朗气清，惠风和畅，娱目骋怀，信可乐也。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矣。故列序时人，录其所述。右将军司马太原孙丞公等二十六人，赋诗如左，前余姚令会稽谢胜等十五人，不能赋诗，罚酒各三斗。[6] 另外就是现今最为流行的版本，最早收录在相传是唐太宗亲自撰写的《晋书•王羲之传》，称其“雅好服食养性，不乐在京师，初渡浙江，便有终焉之志。会稽有佳山水，名士多居之。谢安未仕时亦居焉。孙绰、李充、许询、支遁等皆以文义冠世，并筑室东土，与羲之同好。尝与同志集于会稽山阴之兰亭，羲之自为之序以申其志”，曰： 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修禊事也。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列坐其次。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 是日也，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 夫人之相与，俯仰一世，或取诸怀抱，悟言一室之内；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虽趣舍万殊，静躁不同，当其欣于所遇，暂得于己，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将至。及其所之既倦，情随事迁，感慨系之矣。向之所欣，俯仰之间，已为陈迹，犹不能不以之兴怀。况修短随化，终期于尽。古人云：“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 每览昔人兴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尝不临文嗟悼，不能喻之于怀。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悲夫!故列叙时人，录其所述，虽世殊事异，所以兴怀，其致一也。后之览者，亦将有感于斯文。[7] 围绕着这篇序，主要有三个方面的论争： 第一，这篇作品是王羲之写的吗?这篇文字未见载于萧梁时代的《昭明文选》，实际上，《文选》收录了同类作品，包括颜延之和王融两人分别撰写的《三月三日曲水诗序》，文辞艳丽，典雅庄重。王羲之也有类似的作品，即《世说新语•企羡》注引《临河序》，但是很短，比世传《兰亭序》少“夫人之相与”至“悲夫”为止的167字。《初学记》卷4、《艺文类聚》卷4所引都止于“信可乐也”，亦无这一百余字。而我们在阅读过程中会明显感觉到，如果缺少这段文字，就少了很多神韵。问题由此而来：这段文字是原来有而为刘孝标所删节呢，还是本来就没有?相信《兰亭集序》真迹为王羲之所作的人，自然都会选择前者。但如果是后者呢?是何人所加?从目前资料看，这段文字最早见于《晋书•王羲之传》，由此可以确定，至少是在唐太宗之前就加进去的。《临河序》虽然没有《兰亭集序》中间这段文字，但是文末却又多出以下四十字：“右将军司马太原孙丞公等二十六人，赋诗如左。前余姚令会稽谢胜等十五人，不能赋诗，罚酒各三斗。” 这里可能会有两种解释： 一是《兰亭集序》不符合《文选》强调的“事出乎沉思，义归乎翰藻”的收录标准，完全是散文体。同样是这类作品，颜延之和王融的《三月三日曲水诗序》就骈丽典雅，当时就盛传于大江南北，故而为《文选》所收录[8]。 另外一种可能，《文选》的编者没有看到《兰亭集序》，或者看到的不是现在流传的《兰亭集序》。他所见到的只是《临河序》。《世说新语•企羡》载，有人把王羲之《兰亭集序》和石崇的《金谷诗序》作比较，王羲之很高兴这样的比拟。《世说新语•品藻》注引石崇《金谷诗序》曰： 余以元康六年，从太仆卿出为使，持节监青、徐诸军事、征虏将军。有别庐在河南县界金谷涧中，或高或下，有清泉茂林，众果竹柏、药草之属，莫不毕备。又有水碓、鱼池、土窟，其为娱目欢心之物备矣。时征西大将军祭酒王诩当还长安，余与众贤共送往涧中，昼夜游宴，屡迁其坐。或登高临下，或列坐水滨。时琴瑟笙筑，合载车中，道路并作。及住，令与鼓吹递奏。遂各赋诗，以叙中怀。或不能者，罚酒三斗。感性命之不永，惧凋落之无期。故具列时人官号、姓名、年纪，又写诗箸后。后之好事者，其览之哉!凡三十人，吴王师、议郎、关中侯、始平武功苏绍字世嗣，年五十，为首。[9] 现存《金谷诗序》很短，与《临河序》相近，说明至少在刘宋初年所见《临河序》可能就是这样的篇幅。 从现存文字看，《临河序》确实未见出色，所以没有收入《文选》。如果是这样的话，现在流行的《兰亭序》很可能就不是王羲之所写，而是后人根据《临河序》增补而成。近代学者李文田应端方之请作《定武兰亭跋》即提出这样的疑问。他认为，现存非梁以前《兰亭》，因为《世说新语》及刘孝标注只题作《临河序》。 第二，参加这次盛会及写诗的人数问题。根据《临河序》，当时有42人参加盛会，其中15人未赋诗。另外24人赋诗情况，《玉海》卷175“宫室•亭”记载：“《书目》：兰亭诗1卷。晋永和九年上巳右将军王羲之会群贤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一十一人诗各二篇，一十五人诗各一篇，羲之为序、孙绰为后序。”按照这个记载，当时的诗篇凡33篇。而今却存41首，包括：孙绰、谢安、谢万、孙统、袁峤之、王凝之、王肃之、王徽之、王彬之、徐丰之等五言、四言各一首，孙嗣、郗昙、庾蕴、曹茂之、桓伟、王玄之、王涣之、王蕴之、魏滂、虞说、谢铎、曹华等五言各一首，庾友、华茂、王丰之等四言各一首。孙绰又有《三月三日诗》，不知是否同时所作。另外，王羲之五言五章、四言一首。按照《兰亭考》的说法，当时要求四言、五言各一首的。王羲之多写了四首五言诗，凡五首，外加一篇前序。从现存诗歌总量看，其他人未必遵循一人两首的规定。幸运的是，孙绰的《三月三日兰亭诗序》见载于《初学记》和《艺文类聚》，孙绰序曰： 古人以水喻性，有旨哉斯谈!非以停之则清，混之则浊邪?情因所习而迁移，物触所遇而兴感，故振辔于朝市，则充屈之心生；闲步于林野，则辽落之志兴。仰瞻羲唐，邈已远矣，近咏台尚，顾深增怀。为复于暧昧之中，思萦拂之道，屡借山水，以化其郁结，永一日之足，当百年之溢。以暮春之始，禊于南涧之滨，高岭千寻，长湖万顷，隆屈澄汪之势，可为壮矣。乃席芳草，镜清流，览卉木，观鱼鸟，具物同荣，资生咸畅。于是和以醇醪，齐以达观，泱然兀矣，焉复觉鹏之二物哉![10] 从这篇后序看，确实写得比较一般，看不出多少真情实感。在某种程度上看，还确实与《临河序》相近。 第三，最严重的分歧是关于《兰亭集序》的书法问题。李文田已经提出异议，认为《兰亭集序》与《爨宝子》《爨龙颜》字体相近，时代较晚。《爨宝子》，全称《晋故振威将军建宁太守爨府君之墓》碑，立于大享四年(405年)，迄今依然存放于曲靖一中校园内。《爨龙颜》全称《宋故龙骧将军护镇蛮校尉宁州刺史邛都县侯爨使君之墓》碑，立于南朝刘宋大明二年(458年)，亦在云南曲靖。这两方碑，我曾前往目睹，确实还保留着汉隶的风格。上世纪60年代，南京出土了几种东晋墓志，其中最重要的是王兴之夫妇墓志和谢鲲墓志，字体都未脱离汉代隶书风貌。1965年，郭沫若在《文物》第6期上刊登《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的真伪》，认为《兰亭集序》的思想感情与王羲之本人不相符合。诗很乐观，而序悲观。另外，《兰亭集序》的笔法和唐以后的楷法相一致。再就书法布局看，《兰亭集序》开头“岁在癸丑”的“癸丑”二字是后来加进去的，原来是空白。 如果不是王羲之所书，郭沫若认为最有可能的写手是王羲之七世孙智永和尚所为。且“修短随化，终期于尽”，是禅师的口吻。问题是，王羲之的诗中明明有“合散固无常，修短定无始”，就是这种意思。因此，当时就有截然相反的观点。高二适《〈兰亭序〉的真伪驳议》认为，初唐诸家都学王书，没有理由否定他们的鉴别力。现存《兰亭集序》和其他传世的王字相比，风格基本一致。《法书要录》收录的王羲之、王献之《杂帖》，凡数百则，说明二王的字帖在唐代非常流行。其中又有部分见于《淳化阁帖》，字体风格与《兰亭集序》几乎一致，难道都是后人所模拟?王羲之就是开风气之先的人物，不能用东晋一般书风苛求他。而且，更重要的是，《兰亭序》的美学趣味与魏晋风度相一致。 这些论争文字，均收录在文物出版社1977年出版的《兰亭论辨》中，共收论文18篇，其中15篇倾向于郭沫若否定《兰亭集序》的观点，另外3篇是章士钊、高二适、商承祚的反驳性文章。 关于《兰亭集序》的文章与书法是否为王羲之所写，问题比较复杂。如果单就书法演进史来讨论此帖的真伪似乎比较困难。毕竟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唐前字帖，绝大多数为唐人摹本。高二适提出《兰亭集序》美学趣味与魏晋风度比较接近，确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思路。 二、魏晋风度的时代特征 魏晋风度，即魏晋时期名士的风情气度，或者径直称作名士风度。这种风气，始于东汉，盛于魏晋，终结于南朝初年。 (一)德与才：高门与寒门的较量 苏轼《潮州韩文公庙碑》：“自东汉以来，道丧文弊，异端并起。”言下之意是指传统儒学式微，而道教兴起，佛教传入。三种思潮的兴衰更替，促成了三种文化的冲突与融合：第一是外来文化(如佛教)与中原文化的冲突与融合；第二是传统文化与新兴文化(如道教)的冲突与融合；第三是官方文化与民间文化的冲突与融合。因此，东汉后期，处士横意，臧否人物，成为一时风气。正是在这样一个混乱的历史条件下，以曹操为代表的寒门乘势而起。 公元200年的官渡之战，曹氏胜，袁氏败。这不是一家一户的成败问题，而是寒门与高门较量的缩影。袁氏的失败，表明以儒家思想为正宗的豪门世袭暂时受到挫折。此后，北方完全为寒门出身的曹操所控制。曹操的心里非常清楚，国家的兴亡，政治的成败，固然取决于严饬吏治，取决于朝廷清明，但更取决于人才的选拔重用。三国纷争，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人才的竞争。曹操要想统一中国，人才的网罗对他来讲尤为重要。在豪门把持选官用人的汉代，像曹操这样出身卑微的人，在一般的情况下是难有出头之日的。他原本是宦官养子的后代，其祖父曹滕是东汉著名的宦官，收养了曹嵩，曹嵩生曹操。陈琳在为袁绍撰写讨伐曹操的檄文中就骂曹操“赘阉遗丑，本无令德”，就可以看出曹操在大家世族心目中的位置了。曹操曾有一首诗说到自己卑微的身世：“自惜身薄祜，夙贱罹孤苦。既无三徙教，不闻过庭语。其穷如抽裂，自以思所怙。虽怀一介志，其时谁能与。守穷者贫贱，惋叹泪如雨。”在宗法制度盘根错节的古代中国，卑微的出身历来被视为一件耻辱的事。李斯就说过：“诟莫大于卑贱，而悲莫甚于穷困。”曹操在《让县自明本志令》这篇著名的文章中回顾自己早年生活时曾说到这一点。他说自己年轻时最大的愿望只是想当一郡太守，后来志向升为典军校尉。在平定汉末变乱中，曹操借机扩充实力，他的理想又升为封侯，死后在墓碑上写着“汉故征西将军曹侯之墓”，斯为足矣。在两汉门阀制度下，曹操有这样的理想，已经近于天方夜谭了。不过，时势造英雄。公元184年黄巾起义爆发，曹操参与了镇压起义军的活动。中平六年(189)灵帝死，外戚何进谋诛宦官，反被诛杀，朝中大乱。西凉军阀董卓带兵入据洛阳，废少帝刘辨，立献帝刘协，杀太后。曹操逃出洛阳，东归陈留。其时袁绍、袁术等实力人物起兵于东方。曹操募得五千人参加混战，这是他建立军事大权的开始。当时他已经35岁了。建安元年(196)，曹操将处于困境的汉献帝迎至许昌，自己充当了保护人的角色，“挟天子以令诸侯”，动辄打出“奉辞伐罪”的旗号，使对手处于不利境地。几十年来的身世际遇使他深深感到，要想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要想取得自己当政的合法性，就必须首先打破过去用人的制度和精神的壁垒，广开渠道，延揽人才。于是他首先从传统的儒家学说开刀。儒家讲究孝道，而曹操则唯才是举，只要有才，哪怕背负着不忠不孝的罪名，也可以委以重任。他曾一次又一次地发布求贤令，一次比一次把问题提得更尖锐更深刻，其核心是唯才是举。门阀士族服膺儒术，讲求孝悌之道，以为有才者必有德，而他则以为有德者未必有才。这两种用人制度的根本分歧在当时哲学思想界也有强烈的反响。当时有“才性四本”之争，即才性异同或才性离合。一派主张才与性是分离的，有才未必有德，即才性相异相离；另一派认为才与性是紧密结合的，有德必有才，即才性相同相合。陈寅恪先生在著名的文章《〈书世说新语•文学类〉钟会撰〈四本论〉始毕条后》中敏锐地指出，由这清谈的命题，可以鲜明地区分出两大政治势力范围：主张才性分离的一定属曹党，而主张才性相同的一定是门阀士族的代言人。可见这个问题在当时影响之大。 (二)药与酒：竹林七贤的选择 建安二十五年曹操死，那些隐忍屈辱的豪门看中了司马懿父子，支持他们向曹氏夺权。 司马懿小于曹操24岁，后死31年。曹操对他既爱又恨。爱他有才，恨他阴毒，深知自己的后代不是他的对手。曹操说他有狼狈相，诏使前行，令反顾，面正向后而身不动。于是“勤于吏职，夜以忘寝，至于刍牧之间，悉皆临履”，赢得了曹氏家族的信任。魏明帝在位13年，临终之际下遗诏，由他与曹爽辅佐八岁少帝曹芳。他几乎不问政事，装了十年的糊涂，摆出一副超然物外的样子。但是，就在正始十年，当志得意满的曹爽陪着皇帝曹芳祭扫明帝高平陵之际，他在京城发动了政变，凡曹爽“支党皆夷及三族，男女无长少，姑姊妹之适人者，皆杀之”，史称“高平陵之变”。司马懿所以敢于这样狠毒，就在于他得到了豪族强民的支持，同时，寒族出身的一些官吏(如贾充之流)也站在了司马氏一边。 与司马氏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以嵇康为代表的竹林七贤。此外，何晏、王弼等在其中也扮演了极特殊的角色。 竹林七贤这个名称最早见于东晋孙盛《魏氏春秋》：“(嵇)康寓居河内之山阳县，与之游者，未尝见其喜愠之色。与陈留阮籍、河内山涛、河内向秀、籍兄子咸、琅邪王戎、沛人刘伶相与友善，游于竹林，号为七贤。”1960年春夏，南京市西善桥附近出土了一座南朝古墓，墓中有“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砖刻壁画，现今存放于南京博物院。画面中有八人，除七贤外，还有一个荣启期，各自席地而坐，每人中间均有植物间隔开来，但不是竹子，而是银杏、垂柳、松树、槐树，在向秀与荣启期之间有一株阔叶竹。这说明竹林七贤曾有过密交往之说并非虚构。这在史书中可以找到很多例证。 嵇康为谯郡亳县人，与曹氏同乡。又为曹魏的姻亲，娶曹丕、曹植的异母兄弟曹林之女(或说孙女)为妻，从此获中散大夫。然而，他生活在司马氏掌握大权的时代，这本身就已使他面临着严重的威胁，而偏偏他的思想性格又过于执著，不肯随波逐流，结果常常把自己放在整个社会的对立面，成为众矢之的。作为豪门势力代表的司马氏，为了获得整个士族的支持，首要的工作是以儒学相标榜，倡导儒术。而嵇康在言行上却处处显现出与儒术格格不入的态度。《养生论》讽刺孔子“神驰于利害之端，心骛于荣辱之途”。儒家认为八音与政通，也就是《毛诗序》所说“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而嵇康却主张“声无哀乐”。孔子说“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嵇康又来发难，作《难自然好学论》，认为如果不用学习就能有吃有喝，人们是不会自找苦吃地去学习。他的朋友山涛推荐他出来做官，他又作《与山巨源绝交书》，说自己有“七不堪”和“两不可”。他有七种习惯：喜欢晚起、喜欢游动、身上多虱、讨厌写文书、厌倦吊丧、讨厌俗人、厌烦杂事，而他所习惯的这七件事又是官场不能容忍的，所以他说自己不堪忍受。如果说这“七不堪”多还属于个人习性方面的问题，不至于引起统治者太多的反感，那么，他的“两不可”却无论如何也不能再让统治者等闲视之了。这两不可是：一则“非汤武而薄周孔”，二则“刚肠疾恶、轻肆直言”。司马氏篡夺天下，首先是以儒术相倡导，以儒家正统自居，而嵇康却大不以为然，当然会使那些权贵坐卧不安，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许多司马氏的党羽想尽各种办法在嵇康身上打主意，设法陷害他。比如有一次嵇康正在打铁，钟会来看他，嵇康向来不愿意理他，于是装作视而不见的样子，继续做自己的事。钟会讨个没趣，灰溜溜地走了。没想到嵇康又冷冷地问了他一句“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钟会的答话也软中藏刀：“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这样一种过于切直的性格，加之又与司马氏所倡导的名教采取了一种近乎本能的厌倦与对立的态度，这就使他的人格、诗品充满悲剧的色彩。对此，他也深有感触，并且在诗文中一再提及当时环境的险恶：“鸟尽良弓藏，谋极身心危。吉凶虽在己，世路多险巇。”对官场的憎恶、对仕途的反感，使他越发对山林隐逸的生活充满了向往。他把庄子的归返自然的精神境界视为自己的人生理想，与阮籍、向秀、山涛、阮咸、刘伶、王戎等共为竹林之游。魏晋名士，首先以他们为代表。《赠秀才入军》就是描写这种优游容与的生活情趣。 息徒兰圃，秣马华山。流磻平皋，垂纶长川。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嘉彼钓叟，得鱼忘筌。郢人逝矣，谁与尽言。 “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为全诗的警句。顾恺之曾说：画“手挥五弦”为易，而画“目送归鸿”为难，因为前者只要勾勒出形貌就行，而后者却要传神写照，表现出人的精神状态，说明当时的艺术界已经比较注意人的精神风貌的重要性了。蒋济著有《眸子论》，顾恺之为裴恺画像，却特别突出他面颊上的三根毫毛以显示他的特征。“目送归鸿”，丹青所难以表现的正是内在的精神。“俯仰自得，游心太玄”一句，实际是当时士大夫纵情玄学的真实写照。当时有所谓“三玄”之说，即《周易》《老子》《庄子》。他们在理论上提出许多的命题，比如，才性四本、言意之辨、声无哀乐、三教异同、圣人无情等，展开激烈的辩论。这叫清谈。这些理论命题绝不是无的放矢，而是有着强烈的政治内涵。清谈时，还伴有道具，即所谓麈尾。孙盛与殷浩谈论不休，“掷麈尾”，乃至毛落饭碗。 在行为上，这些名士则服药饮酒，一则延长生命的长度，一则加强生命的密度。 在曹操当政时，是禁酒的，更不要说药。而到后来，又恰恰是属于寒门的曹党喝酒吃药，放浪形骸。《世说新语•任诞》载：刘伶放浪形骸，饮酒不节，常脱衣裸形于房内，纵饮不节。人劝止，他还说：“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裤衣，诸君何为入我裤中?”“刘伶病酒，渴甚，从妇求酒。妇捐酒毁器，涕泣谏曰：君饮太过，非摄生之道，必宜断之。伶曰：甚善，我不能自禁，唯当祝鬼神自誓断之耳。便可具酒肉。妇曰：敬闻命。供酒肉于神前，请伶祝誓。伶跪而祝曰：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一饮一斛，五斗解酲。妇人之言，慎不可听。便引酒进肉，隗然已醉矣。”还作《酒德颂》为自己寻找理论根据。阮籍本不愿意出仕做官，但是听说步兵校尉府厨中有酒数百斛，便求之。他常常纵饮数十日，高唱“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古诗十九首)。 史载，阮籍善饮酒，嵇康则服药。他们与高士王烈交往，甚敬异之，“共入山，(王)烈尝得石髓，如饴，即自服半，余半与康，皆凝而为石。”所谓“石髓”，即尚未凝固的钟乳，与赤石脂、石英一起，是构成古代名药“五石散”的主要成分。曹操的养子后来又成为女婿的何晏亦以服药出名。《世说新语•言语》载何晏话：“服五石散，非唯治病，亦觉神明开朗。”吃药之风，东晋亦然。《世说新语•文学》载：“王孝伯(王恭)在京行散至其弟王睹户前，问：古诗中何句为最?睹思未答。孝伯咏：所遇无故物，焉得不速老。此句为佳。”看来，服药，还是为了拓宽生命的维度。 魏晋名士所以这么做，自然有他们的难言之隐。《晋书•阮籍传》说他“属魏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嵇康作《家诫》，十分世故地告诫自己的儿子处事要谨小慎微。阮籍之子阮浑长成，“风气韵度似父，亦欲作达。步兵曰：仲容已预之，卿不得复尔。”仲容指阮咸，竹林七贤之一。可见他们放浪形骸，饮酒不节，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因此，所谓“俯仰自得”，我们也不要以为他们已经全然忘却了世事。“嘉彼钓叟，得鱼忘筌”用的是《庄子》的典故：“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嵇康用这个典故，说明这种充满闲适之情的生活是难以用言语来表达的。最后两句又是用的《庄子》的典故。庄子路过惠施墓，给人讲了一个故事，说有个郢人，手艺不凡，能运斤成风。他有个搭档，鼻头上抹上一点白灰，这个郢人操起斧子能把灰土砍掉而伤不着鼻子。后来这个搭档死了，郢人的技艺再也发挥不出来了。庄子讲这个故事，是说自从“夫子之死也，吾无以为质矣，吾无以为言矣。”嵇康用了庄子的这个典故，也是感叹世无知己。王昌龄《独游》诗：“手携双鲤鱼，目送千里雁。悟彼颇有适，嗟此罹忧患。”也看出了此诗不仅是闲适，也有着严峻的现实忧患的内容。 然而司马氏建立的西晋政权持续了不过半个世纪，就分崩离析。 (三)佛与道：东晋名士的追求 公元300年4月，晋赵王司马伦起兵杀贾后及其追随者，自封相国。次年废晋惠帝，自立为帝。齐王、成都王、河间王等起兵讨伐，赵王败死，同盟者又相互火并，“八王之乱”由此拉开大幕。此后十余年，内忧外患，五胡乱华，最终导致西晋衰亡，“五马渡江”。此后，北中国大半壁江山，长期陷于混乱。与东晋并峙的十六国以及崛起于大兴安岭地区并逐渐入主中原的北魏，还有分裂而成的东魏、西魏及其继承者北齐与北周等，北方数十个少数民族，接踵比肩，你唱罢来我登场，上演了一幕幕令人扼腕的史剧，直至公元589年隋文帝统一中国，这出史剧才算谢幕。而北方各民族的文化血脉依然在延续着，并融入到盛唐文化中。鲁迅说，“唐室大有胡气”(致曹聚仁书，1933年)，大约就是指此。 与此同时的南方，也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公元317年，晋王司马睿在江东继位，是为晋元帝，年号为建武。与当时的北方文化相比，东晋以后的江南文化则充满贵族气、文人气和书卷气。 王导为右军将军，迁骠骑将军。王氏家族执掌大权。《世说新语•言语》载，渡江人士每至暇日，相邀新亭宴饮，有人感叹：“风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异。”众人皆相视流涕，唯有王导说：“当共戮力王室，克复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对?!”众人收泪谢之。由此可见王导的政治抱负。当然，五马渡江之后，寄居人下。王导想巴结吴人，向陆玩请婚，陆玩的回答叫王导非常尴尬：“玩虽不才，义不为乱伦之始。”(《世说新语•方正》)面临着土著豪强，不得不“务存大纲，不拘细目”。在思想文化方面，继续倡导玄远之学，无为而治，以宽可得众。《世说新语•企慕》：“王丞相过江，自说昔在洛水边，数与裴成公、阮千里诸贤共谈道。”这“道”的具体内容，又见于《世说新语•文学》记载：“王丞相过江左，止道《声无哀乐》《养生》《言尽意》三理而已。”等于把正始年间的谈玄风气带到了江南。而且，从这里看出，东晋名士所推崇的主要还是竹林七贤。《声无哀乐》《养生》均为嵇康所作。王氏如此，谢氏亦然。《世说新语•赏誉》载谢安非常羡慕七贤，称“若遇七贤，必自把臂入林”。《世说新语•品藻》载，王羲之的两个儿子王徽之和王献之亦共赏嵇康的《圣贤高士传》。在这些贵族集团的影响下，江南的风气与北方截然相反，处处显出贵族气，或者文人气。 当然，同样是谈玄，两晋却有很大的不同。 首先是谈玄者的身份有重要变化。魏晋之交的文人谈玄，统治者则倡导儒术，尤其是以孝治国。譬如《世说新语•德行》记载王祥卧冰取鱼孝敬母亲，被列入二十四孝图中而家喻户晓。他本人也位居台辅，带动了整个家族衣冠崇盛。这里显然交织着浓郁的政治色彩。而竹林七贤等就是要冲破这种礼教。阮籍就说：“礼岂为我辈设也?”东晋初年，则是上层统治者和贵族文人在谈玄，甚至殷仲堪说：“三日不读《道德经》，便觉舌本间强(僵)。”所探讨的内容也更加哲理化，更加贵族化，甚至，握麈谈玄，更成为贵族身份的象征。由于这种特殊身份，他们的玄谈以自我为中心。《世说新语•品藻》载桓温与殷浩争胜要强，桓温径直问两人优劣，殷浩说：“我与我周璇久，宁作我。”言下之意，外在的我和内在的我争斗，最终还是我。《晋书》作“我与君周璇久”，这便成两人的争胜。同篇又载桓温又与刘惔评论会稽王司马昱谈玄进步极快，刘惔认为终究是第二流人物，第一流“正是我辈耳”! 其次，两晋名士，谈玄喝酒自不必说。像见秋风起，想起家乡的鲈鱼脍，便命驾而归的张翰就说：“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即时一杯酒。”(《世说新语•任诞》)甚至，素有大志的周顗亦常“三日不醒，时人谓之三日仆射。”王忱也说：“三日不饮酒，觉形神不复相亲。”不仅如此，东晋名士又增加了诗的成分。《世说新语•任诞》载王孝伯名言：“名士不必须奇才，但使常得无事，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世说新语•排调》记载王徽之与谢安讨论七言诗，就熟练地引用了《楚辞•卜居》。《世说新语•文学》刘孝标注引檀道鸾《续晋阳秋》云：“(许)询有才藻，善属文。自司马相如、王褒、扬雄诸贤，世尚赋颂，皆体则《诗》《骚》，傍综百家之言。及至建安，而诗章大盛。逮乎西朝之末，潘、陆之徒虽时有质文，而宗归不异也。正始中，王弼、何晏好《庄》《老》玄胜之谈，而世遂贵焉。至江左佛理尤盛。故郭璞五言始会合道家之言而韵之。询及太原孙绰转相祖尚，又加以三世之辞，而《诗》《骚》之体尽矣。询、绰并为一时文宗，自此作者悉体之。至义熙中，谢混始改。”檀道鸾以《诗》《骚》的传统作为评价文学发展的标准，他认为自司马相如以来，直到潘岳、陆机，他们的创作并没有背离这一传统。但是这个时候的创作，已经融入了很多玄言的成分，就是后来为人所诟病的玄言诗。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说：“有晋中兴，玄风独振，为学穷于柱下，博物止乎七篇，驰骋文辞，义单乎此。自建武暨乎义熙，历载将百，虽缀响联辞，波属云委，莫不寄言上德，托意玄珠，遒丽之辞，无闻焉尔。” 当然，最重要的是，东晋时的名士谈玄，已不仅仅限于三玄，而是出佛入道。《世说新语•排调》说：“二郗奉道，二何奉佛，皆以财贿。”二郗，即郗愔、郗昙，二何指何充、何準，皆身居高位。 王羲之家族信道。《世说新语•德行》记载王献之病危，按照道家上章首过之法忏悔，说自己“不觉有余事，唯忆与郗家离婚”，也是五斗米道信徒。王羲之与支遁的交往也充满戏剧性。《世说新语•文学》载：王逸少作会稽，初至，支道林在焉。孙兴公谓王曰：支道林拔新领异，胸怀所及，乃自佳，卿欲见不?王本自有一往隽气，殊自轻之。后孙与支共载往王许，王都领域，不与交言。须臾支退。后正值王当行，车已在门。支语王曰：君未可去，贫道与君小语。因论《庄子•逍遥游》。支作数千言，才藻新奇，花烂映发。王遂披襟解带，留连不能已。”此后他便盛赞支遁“器朗神隽”。王濛也说，支遁“寻微之功，不减辅嗣”(世说新语•赏誉)) 唐代诗人杜牧说：“大抵南朝皆旷达，可怜东晋最风流。”东晋风流，很多见载于我们反复征引过的《世说新语》这部书，被鲁迅称为“名士底教科书”。 《世说新语》分36门，其中上卷4门：《德行》《言语》《政事》《文学》；中卷9门：《方正》《雅量》《识鉴》《赏誉》《品藻》《规箴》《捷悟》《夙惠》《豪爽》；下卷23门：《容止》《自新》《企羡》《伤逝》《栖逸》《贤媛》《术解》《巧艺》《宠礼》《任诞》《简傲》《排调》《轻诋》《假谲》《黜免》《俭啬》《汰侈》《忿狷》《谗险》《尤悔》《纰漏》《惑溺》《仇隙》。从中可见魏晋士人的精神面貌、日常生活和遗闻轶事，如清谈、饮酒、服药、人物品藻、任诞放达等，可以说是魏晋风度的全景展现。 其中，琅琊王氏和陈郡谢氏是《世说新语》中的主角，而王羲之凡四十余则，非常形象而传神地表达出王羲之的性情和追求。 以王家子弟为荣的文字占有相当多的篇幅。王羲之年幼的时候，大将军王敦非常喜欢他，常常把他抱在床上睡，多次盛赞他说：“汝是我佳子弟，当不减阮主簿。”一次，王敦与钱凤密探谋乱时，忘记王羲之还在床上未起。王羲之听到这些秘密后，知道大祸临头，于是假装呕吐深睡不醒。王敦与钱凤谋议一半，突然想起王羲之还在床上，两人一致认为，必须处死王羲之，否则必将泄密。没有想到，打开床帐一看，王羲之吐得满床皆是，依然深睡不醒，于是饶过一死。可见王羲之的机智聪慧。 当朝权贵殷浩非常赞赏他，说他“清鉴贵要”，或说“逸少清贵人”。这里强调一个“清”字，即高贵娴雅。同是王氏子弟，太原王氏子弟王述便缺乏修养，很叫王羲之看不起。一次，王述吃鸡蛋，用筷子戳，没有戳住，很生气，扔到地上。鸡蛋在地上旋转不止，王述气在心头，又下地用木屐踩，还是没有踩住，更加生气，抓起鸡蛋塞到口中，咬得碎烂，又吐将出去。王羲之见状大为嘲笑。这当然叫王述很是不快。后来，王述官位转高，王羲之内心自然不平，就在撰写了《兰亭集序》的第三年，特在祖墓前发誓，作《为会稽内史称疾去郡于父墓前自誓文》坚称： 维永和十一年三月癸卯朔，九日辛亥，小子羲之敢告二尊之灵。羲之不天，夙遭闵凶，不蒙过庭之训。母兄鞠育，得渐庶几，遂因人乏，蒙国宠荣。进无忠孝之节，退违推贤之义，每仰咏老氏、周任之诫，常恐死亡无日，忧及宗祀，岂在微身而已!是用寤寐永叹，若坠深谷。止足之分，定之于今。谨以今月吉辰肆筵设席，稽颡归诚，告誓先灵。自今之后，敢渝此心，贪冒苟进，是有无尊之心而不子也。子而不子，天地所不覆载，名教所不得容。信誓之诚，有如曒日。[11] 从此，他永远退出官场。这还真有点像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可见东晋文人还颇崇尚气节。只是陶渊明所反感的恰恰是王氏这类的豪门望族。这是另外一个话题，暂且不论。就王羲之而言，这样的表现很可以见出他的气骨。他年轻的时候，颇率性纯真，时人目之曰“飘如游云，矫若惊龙”。郗鉴给王导写信，想结亲家。王导将自己的子侄辈介绍给他，任其挑选。王家诸郎个个矜持，只有王羲之在东床坦腹大卧，为郗家招为快婿。他的儿子王献之(字子敬)，少有清誉，王羲之称其“善隶书，咄咄逼人”。《进书决表》自称：“臣献之顿首言：臣年二十四，隐林下，有飞鸟，左手持纸，右手持笔。”另外一个儿子王徽之也有乃父之风。住在山阴时，赶上夜雪，开室命酌，王望皎然，因起彷徨，吟咏左思《招隐诗》。忽忆戴安道(逵)。时戴在剡，即便夜乘小船就之。经宿方至，造门不前而返。人问其故，王曰：“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这也就是后来“乘兴而至，兴尽而归”的典故。 出身于豪门之家，王羲之秉承从父王导之风，也有着高远的政治抱负。《世说新语•言语》：“谢太傅语王右军曰：中年伤于哀乐，与亲友别，辄作数日恶。王曰：年在桑榆，自然至此，正赖丝竹陶写，恒恐儿辈觉，损欣乐之趣。”表面看来，王羲之热衷于丝竹弹唱，陶冶性情。而同篇又载，谢安“悠然远想，有高世之志”。而王羲之则认为“清谈废务，浮文妨要，恐非当今所宜”。清谈废务，浮文妨要，这个时候，他又站在了政治立场看问题，对于清谈的评价，非常之低。 从《世说新语》所记载的这些看似矛盾的表现来看，王羲之的思想作风与处世方式，往往有其多面性，而这一切，又都在《兰亭集序》中有着集中的体现。 三 兰亭雅集中的欢乐与无奈 修禊之风，由来已久。唐初所修《初学记》卷4“三月三日”类、《艺文类聚》卷4“岁时”类辑录历代记载及诗赋文献，颇为详备。由此可知，这种风俗最早见于《周礼》记载，由女巫掌岁时祓除。参加者不限性别，非常广泛。《诗经•郑风》韩诗说：“三月桃花水下之时，郑国之俗，三月上巳，于溱、洧两水上，执兰招魂续魄，祓除不祥也。”张衡《南都赋》曾这样描写修禊的场面：“于是暮春之禊，元巳之辰，方轨齐轸，祓于阳濒。朱帷连网，曜野映云。男女姣服，骆驿缤纷。致饰程蛊，偠绍便娟。微眺流睇，蛾眉连卷。”李善注引《续汉书》曰：“三月上巳，宫人皆禊于东流水上，祓除宿垢疾也。”可见，秦汉以下，上巳修禊也成为宫中重要的礼俗活动。 魏晋以后，这种风俗逐渐成为文人生活的一个重要内容。曲水流觞，吟诗作赋，号为雅集。《世说新语•言语》记载西晋时诸名士共至洛水戏，还，乐令(乐广)问王夷甫(王衍)曰：“今日戏乐乎?王曰：裴仆射(裴頠)善谈名理，混混有雅致，张茂先论《史》《汉》，靡靡可听。我与王安丰(王戎)说延陵、子房，亦超玄著。”可见当时名士所论，多涉名理，亦论文史。当然，如前所述，如果赋诗不成，均罚酒三斗。《世说新语•排调》载：东晋时，“郝隆为桓公南蛮参军，三月三日会，作诗，不能者罚酒三斗。”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全晋诗部分辑录很多诗歌作品，便是明证。 东晋之后，文人雅集，饮酒赋诗，纵情山水。这种形式一直延续到清代。最著名的就是康熙四年乙巳(1665年)冒襄与王士禛共同参与的水绘园修禊活动。“篇什之富，兴趣之豪，主宾之美”均令时人艳羡，因为参与者均名著一时。冒襄特作《水绘庵修禊记》，陈维崧、杜叡亦作《水绘庵乙巳上巳修禊诗序》[12]。在记、序及个人的诗歌中，不时回顾千年前的兰亭雅集，这次雅集已经成为后来上巳修禊的典范。尤其是《兰亭集序》所蕴含的思想感情，在欢乐之外，又有一种无助与无奈，深深地触动了历代文人脆弱的心弦。 石崇《金谷诗序》有感“性命之不永，惧凋落之无期”的悲哀，《兰亭集序》有过之而无不及。王羲之说：“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在良辰美景中体验生命的快乐。《庄子•齐物论》：“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知北游》：“山林与，臬壤与，使我欣欣然而乐与。”都表现出对山水的欣赏。这也就是嵇康诗中所述“俯仰自得，游心太玄”，由山水景物又引发了作者幽远的玄思妙想。 《兰亭集序》有这样一句话值得注意：“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所谓“一死生”，是指《庄子•大宗师》所阐发的思想：“夫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孰能以无为首，以生为脊，以死为尻；孰知死生存亡之一体者，吾与之友矣。”其实所讲的就是死与生，都是一种辩证的关系。而“齐彭殇”也是源于《庄子•齐物论》：“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末而泰山为小，莫寿乎殇子而彭祖为夭。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所讲的就是长寿与短命，也是一种辩证的关系。 王羲之是以否定的语气评述庄子的人生观，以作达观状，而所显现的却是无法忘却的悲哀。从前面所征引《世说新语》所描绘的王羲之的抱负看，我们不能排除作者为偏安江南无所作为所发出的感慨。作者抚历史于一瞬，叹人生之苦短，在赋诗饮酒中品味生活的真谛。因此，只能以无生之觉悟，为有生之事业；以悲哀之心境过乐观之生活。这种感慨与无奈，又都在山水的陶冶下和历史的俯仰中化作片刻的宁静。这就是人生的矛盾。 作者痛感历史永恒，生命无痕。而这种感慨，我们在《春江花月夜》，在《登幽州台歌》等唐诗中时常见到，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宇宙意识、历史意识、生命意识。而这，又是老庄所探讨的中心问题，也是困扰今天知识分子的最大难题之一。 注释： [1]《晋书•王羲之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102页。 [2]《真诰》卷16，《道藏要籍选刊》第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661页。 [3]《世说新语笺疏》卷16，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632页。 [4]《法书要录•书断》，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84年，第266页。 [5]徐邦达：《历代书画家传记考辨》，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3年，第1页。 [6]《世说新语笺疏》卷16，第631页。 [7]《晋书•王羲之传》，第2099页。 [8]李善注引裴子野《宋略》云：“文帝元嘉十一年三月丙申，禊饮于乐游苑，且祖道江夏王义恭、衡阳王义季。有诏会者咸赋诗。”参加此诗会者当不在少数。据《高僧传》卷7《宋京师道场寺释慧观传》载：“元嘉初三月上巳车驾临曲水宴会，命观与朝士赋诗。观即坐先献，文旨清婉，事适当时。琅琊王僧达，庐江何尚之并以清言致腪，结赏尘外。”此序颇为有名。《南齐书•王融传》载：永明“十一年，使兼主客，接虏使房景高、宋弁。弁……因问：‘在朝闻主客作《曲水诗序》。’景高又云：‘在北闻主客此制，胜于颜延年，实愿一见。’”可见此诗序流播北方。 [9]《世说新语笺疏》卷9，第530页。 [10]《艺文类聚》卷4，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71页。 [11]《晋书•王羲之传》，第2101页。 [12]参见叶君远、黄语《新旧文人的和谐唱和》，《文史哲2011年第2期。 [作者简介] 刘跃进，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