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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日本的《文選》接受開始於上代，歷史悠久，對漢文學産生過巨大的影響，此點毋庸贅言。特别是平安時代，編集《本朝文粹》即以《文選》爲標準，《枕草子》将《文選》與《白氏文集》並稱，都是作爲《文選》影響經常被舉出的實例。時代推移，即便到了江户時期，佔據傳統文學主流的仍然是漢文學，但此時《文選》所發揮的作用，似乎一直很少有人言及。在這種背景下，池澤一郎在《江户文人論——以大田南畝爲中心》（汲古書院，2000年）第二章“江户文人對《文選》的接受——從服部南郭到大田南畝”中論及了這一問題，尤其值得關注。南郭學習李善注，對《文選》達到了諳熟的程度，南畝則將《文選》用作自家藥籠之物，通過分析二人的文藻，可知江户時代《文選》的影響並未衰退。 《文選》影響之大，不僅表現在上述兩位這種在江户文學史上佔有一席之地的文人作家。筆者最近有機會讀到了元禄十六年（1703）紀州一位名爲圓通的僧侣所撰的《難華長壍心齋橋記》。文章記載了大阪著名的心齋橋的由來，並贊揚了架設者岡田心齋，其中很多地方以《文選》所收作品爲典故，來表現浪華的富庶，[2]筆者從而真切感受到了這種熏染之深，得以再次確認：對於江户時代的操觚者來説，《文選》仍是必讀書。 在《文選》研究中，探討日本所藏舊鈔古槧所具有的高度學術價值固然重要，而回顧在其悠久的接受史中，近世以後流通着怎樣的版本也是很有意義的。斯波六郎曾著有《文選諸本的研究》（斯波博士退官記念事業會，1957年；又見《文選索引》附録，1959年），指出這個時期的版本有五臣李善注本和李善五臣注本，並分别舉出了兩種，其他則“雖閲過，但此稿不能盡收”（《例言》）。斯波先生可能是從重視唐代文選學系統的立場出發而作出了這樣的省略，筆者則斗膽從日本接受的視角出發，拾其所遺。雖然有志於諸本的全面調査，然而未見版本仍然很多。姑就已見本暫作報告，以待博雅指教。 一 江户時代前期的《文選》刊刻 1直江版《文選》 至江户時代（1603—1867），出版事業逐漸進入了鼎盛時期，受上杉景勝的家臣直江山城守兼續之委托，京都要法寺用木活字刊行了六家注本《文選》六十卷，这是日本最早的《文選》刊本。此本世稱直江版《文選》，作爲古活字版的名品而受到重視（1ａ。此記號是《江户、明治期〈文選〉版本目録》的整理號，係參考長澤規矩也著、長澤孝三編《和刻本漢籍分類（增補訂正版）》（汲古書院，2006年）而作成。卷末附“慶長丁未沽洗上旬八蓂板行畢”刊記，可知排印完成於慶長十二年（1607）三月八日。從此版本看出的出版記載只有這些，但《羅山文集》卷五十四《五臣注文選跋》中有“此本近歲米澤黄門陪臣直江山城守某開版要法寺”的記載，可知刊行者和出版地。此外關於直江版出版一事，川瀨一馬在《古活字版之研究》（安田文庫，1937年。增補版，ＡＢＡＪ，1967年）中詳細論述了以下幾點：使用的活字與要法寺圓智在慶長五年印行的《法華經傳記》等相同，上杉家曾爲此提供了有力的援助；存在無刊記本的試印本；刊行是在慶長十年九月以前着手的。 直江版《文選》附刻有南宋紹興二十八年（1158）明州司法參軍事兼監盧欽的跋語，顯然出自所謂的明州本。《經籍訪古志》卷六認爲足利學校所藏宋刊明州本即爲其直接底本，僅目録部分是從元陳仁子校補的茶陵本補加的。另外島田翰在《古文舊書考》卷二中也持同樣的觀點，稱“蓋足利之書缺目録，故依元陳氏本補之”。然而足利本中目録完備，故不能認爲其爲直江版的底本，此兩説可以否定。神田喜一郎在《妙覺寺常住日典》（《東洋學文獻叢説》，二玄社，1969年；後收入同朋舍版《神田喜一郎全集》第三卷，1984年）中指出，直江版盧欽的跋語“僅第一行與第二行以下不同，特地排高一格，體式怪異”，“一望可知，直江版依據的肯定不是完整保存有盧欽跋語的明州本”，日典與直江兼續有交往，其舊藏明州本現藏書陵部，恰好缺佚盧欽跋語，而且缺少目録，因此可能是直江版的底本。其推論值得肯定。 直江版的出現，使日本的《文選》文本結束了長期的鈔本時代，大幅向刊本時代轉變。直江版作爲這一劃時代的標志，具有重要意義。不過此本是無點本，只爲我們提供了五臣、李善六家注《文選》的正文和注文。寬永二年（1625）用活字重新排印了直江版（1ｂ）。林羅山已經指出了慶長版的誤植很多，“特注中文字魚魯陶陰不少矣”（上述《五臣注文選跋》），遺憾的是寬永版誤植、譌脱更甚。下面以卷首班固《兩都賦序》爲例，將足利本的影印本（汲古書院，1974年）與慶長、寬永兩本對照，以見一斑（“”表示該處是正文部分。上欄數字表示的是影印足利本的頁碼、行。又慶長本爲京都府立總合資料館所藏本，寬永本據立命館大學所藏先師高木正一先生舊藏本——寬永版的補配本）。頁行足利本慶長本寬永本 八四 五德澤不流○詩○頌都寢〇〇詩流 八五 四興○廢國〇與 同 六甘○泉宫耳 同 八應○劭已○前年〇〇曰已〇〇曰已 同 九改元焉○〇（有描補）爲 同一〇“日○月”冃目 八六 四 “太子太傅○”〇傳 同五倪○○寬○○〇〇“倪”字脱 同六才戈（貼紙片訂正爲“才”）戈 同 同辭曰臣○ 〇巨 同同以○修春秋〇又 八七 一以○珠切 〇善 同 三“炳彼永焉○” 〇馬 同 四 彼皿○切血（削去點畫，血 描補修正爲“皿”） 同 八魯頌曰新○廟斷（削去點畫，断 描補修正爲“新”） 同 同 言其新○廟〇断 同 九 如○此謂相如〇始 八八四“感○懷怨思”咸咸寬永版僅三葉半，却能找出這麽多的錯誤。雖属稀見本，但屬於校正不精的版本，可以説絶對不是善本。另外，由於現在已影印了作爲慶長版底本的明州本原刻之足利本，因此雖然慶長版在日本出版文化和《文選》接受的歷史上具有意義，但它作爲《文選》的校勘資料的價值可以说已经降低了。不過也有可以訂正足利本錯誤的地方，如上面校勘表中的第四條和末尾一條即是，但也可能直江版的底本已經訂正。這種訂正在書陵部所藏明州本中也時有所見，如果能確認直江版的字句和足利本不同，但與書陵部本一致的話，上面介紹的神田先生的推論就可以證實，不過現在尚未得到對校的機會，只好俟諸他日了（書陵部所藏明州本卷一、卷二兩卷是補抄的）。 直江版中散見着誤植之處，因此有不少傳本在欄外等處添有訂正的校記（如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本也有很多對誤植的訂正）。寬永版可能是爲了便於記載訓點，翻印的時候去除了行界。管見所及，带古點校記的寬永版有陽明文庫本和國會圖書館本（利用了微縮膠卷的覆印本）。兩本雖然在加訓上有些許繁簡差異，但都有“此文選六十卷以菅相公章長卿家本手自寫加朱墨點今日終其功者也／永正辛未（八年，1511）重陽前日諫議羽林郎”的跋文（國會圖書館本跋文見於1989年11月該館編刊的《國立國會圖書館所藏古活字版圖録》書影），可以判斷是同一系統的訓點本。此識語中所見之“菅相公章長”是指永正六年從右大辨、文章博士、非參議任爲參議（唐名相公）的高辻（菅原氏）章長。“諫議羽林郎”即參議，兼任近衞中、少將，永正八年擔任參任（唐名相公）官職的人物有三條西公條、四辻公音、阿野季綱（據《新訂增補國史大系》第五十五卷“公卿補任”第三篇），這裏應該是指在和漢學兼優的父親三條西實隆的指導下勤奮學習的公條（時爲右近中將）。實隆的日記《實隆公記》卷四上（《續群書類叢》，完成會再版，1961年）中永正二年二月五日條中記載：“文選點今日始之，可爲日課之，由命中將了，高辻本借請之。”可知加點的開始時間。又卷五下同八年九月八日條中有“抑文選一部點今日相公羽林終其功，連年不懈而終以成就，誠勤厚可感々々”，則可知其完成大約經過了六年半的時間。特别是後者的記載，使上述跋文的内容得以確認，直接證明了陽明文庫本和國會圖書館本中所加的訓點是三條西公條從高辻章長本迻録過來的菅家點的一種。 直江版的校記不僅包括古點，有時還過録《文選集注》中所收的“音決”等唐人注和日本王朝時代博士家“師説”，具有代替古鈔本的作用，也很珍貴。比如立命館大學所藏先師高木正一先生舊藏本卷四十阮籍《奏記詣蔣公》的類目“奏記”下中有“鈔於天子，曰奏。奏於三公曰記，（句逗據原本的朱點。下同）”，又補充文末“乞迴謬恩，以光清舉”的李周翰注：“音決云案晉書无此八字，是昭明所益耳，又此八字在善本，師説爲異本。”《文選集注》殘卷中此部分現不存，有時迻録《集注》的九條家舊藏古鈔本中亦不見此注，故這些校記的資料性價值甚高，對《集注》的輯佚是必不可少的。 2 和刻本《六臣注文選》 最早的訓點本《文選》，一直以來認爲带有“慶安五壬辰（1652）仲春城南八幡／山下住佐野治左衞門梓行”的刊記（2ｂ）。在《國譯漢文大成》文學部第二卷（國民文庫刊行會，1922年）的《文選解題》中，岡田正之早已提及了這一刊本，並舉出了慶安五年和寬文二年的六臣注本。此後是斯波六郎《文選諸本研究》的和刻本《文選》部分首先對“慶安板六臣注文選”進行了解説，接着舉出了“寛文板六臣注文選”。斯波先生認爲帶有寬文二年（1662）八尾勘兵衞友久、野田庄右衞門重周共同出版刊記的版本是“慶安5年板本的重刻，只不過改動了其刊記”。長澤規矩也大概是因爲斯波氏“重刻”二字的用語在版本學上缺少嚴密性，[3]修正爲“有寬文二年刊記的通行本不是慶安五年板本的重刻，一望即知，只要看框郭上下的邊欄，就能斷定從‘寬文……’的刊記到卷末大題一行，全部都是剜去改刻的。即應是慶安五年刊寬文二年印本”，而將慶安五年本作爲原刻“初印本”影印出版（汲古書院，1975年。引文據書前《解題》。亦收録於《長澤規矩也著作集》第十卷）。 不過最近筆者得到了一部（2ａ）形態上與慶安五年本完全相同的刊本（參見後述《江户、明治時期〈文選〉版本目録》），其中有四點差異：① 無“慶安五壬辰……”刊記，② 尾題一行“六臣文選卷第六十大尾”無“大尾”二字，③ 大題刻於左框郭，④ “文選序”首葉前葉、第五行“李周翰”之“翰”字左偏旁誤爲“車”。慶安五年本卷末一葉未見重刻痕跡，而將大題移動一行，并將刊記置於最後一葉下面，這種修整應該是剜去所致。因此慶安本剜改了先前刊行的無刊記本卷末的部分地方，是將“翰”剜改修正的補刻本，可以做出它不是原刻初印本的判斷。[4]慶安五年補修本印面清爽，而無刊記本更優，由此可稱爲訓點本《文選》的嚆矢。但是如果將無刊記本與慶安五年修本對照的話，後者版面損傷的地方很少，可推知無刊記本是慶安五年仲春前不久的時期内付梓的。江户初期的版本中無刊記本爲初印、早印的情況很常見[5]，和刻本《六臣注文選》也可視作是順應當時出版趨向的一個例子。 本版有剜改爲“寬文二壬寅歳正月吉日／書堂山本平左衞門常知·八尾勘兵衞友久（省略所在地名）”刊記，再將尾題移至末行本的本子（2ｄ）。還有刊年“寬文二壬寅歳正月吉日”和尾題如舊，但剜改書店名爲“書堂野田庄右衞門重周·八尾勘兵衞友久（所在地名省略）”的版本（2ｅ）。如長澤規矩也指出的那樣，這種剜改涉及了刊年和尾題，從上下邊欄的差異就可以明瞭。另外，即便是同樣有八尾、野田二肆連名刊記的聯合版中，也有剜去了從首冊所收“文選姓氏”第三葉表的第六行至末行的小字雙行注部分的後修本（2ｆ）。流通最多的是八尾、野田的聯合版，而八尾、山本的聯合版傳存甚少。後者由於傳本的稀少，較之前者，版面損傷甚少，可以推測其印行是在短期内進行的。 加上補修，八尾、野田的聯合版長期重印，後來板木轉到吉野屋林權兵衞手中，他僅將刊記的店名部分改爲“皇都書肆林權兵衞發行（省略所在地名）”便印行了。[6]（2ｈ）還有一種林權後衛在改書肆名前，保留八尾、野田二肆的聯名，在刊記“書堂”二字上方鈐上自家堂號“文泉/堂臧/板記”朱文方印而印行的版本（2ｇ）。吉野屋權兵衛作爲發行伊藤家古義堂藏版書的書店而知名，其《六臣注文選》爲天理大學附屬天理圖書館古義堂文庫所藏，一事也饒有趣味，只是未詳伊藤家是何時藏儲此書的。與吉野屋的合作是享保年間（1716—1736）以後的事情，[7]假設是當時的話，吉野屋購得《六臣注文選》的板片也大約是同一時期。此後，似乎一直擁有版權，如後所述，秦鼎訓點的《李善注文選》一般認爲是文化、文政（1818年四月改元）之交的刊本，其中一部附有林權兵衞《文泉堂藏書目録》（9ａ）。其《目録》載“文選六臣注六十一冊”，可知從江户中期到後期曾經文泉堂林權兵衞藏板。但相較而言，林權兵衞本傳存較少。 順便提及，據《江户時代書林出版書籍目録集成》（井上書店，1962—1964年）所收《書籍目録》，明確記載爲“野田庄八尾”版的《文選》初見於元禄九年（1696）所刊《增益書籍目録大全》，亦收録於同書寶永六年（1709）和正德五年（1715）的補刻本中，但在享保十四年（1729）刊《新撰書籍目録》和相當於《同集成》最後所收寶曆四年（1754）的《新增書籍目録》連六臣注本本書的記載都不见蹤影。 現存載有寬文年間刊記的版本中還带“寬文三癸卯歳（1663）／正月吉日梓行”刊記的版本（2ｃ）。這個版本是只將慶安五年補修本刊記挖改的後印本，没有八尾、山本本以後所見的框郭上的缺損，可以認爲先於聯合版刊行。儘管如此，八尾、山本版所載的刊年要早一年，爲“寬文二壬寅歳正月吉日”，這點很值得懷疑。 現在有一個關於版本先後的問題，有兩種本子，虽然比林權兵衞本版面損傷更嚴重，明顯是後來印行的，但刊記中的書肆名却是以前的八尾、野田聯合署名。一種卷末附有“平安書肆植村玉枝軒儒書藏板目録”二葉，爲植村藤四郎本（2ｊ）。另一種雖然末有“藏板目録”，但漫漶的程度與2ｊ本没有大的差别（2ｉ）。從刊記來看，後者2ｉ本似乎是版權從林權兵衞再次移到八尾、野田兩肆的本子，前者植村本也可能是由八尾、野田兩肆購求板的本子。如上所述，林權兵衞本只是將刊記的書肆名部分進行了改動。與從八尾、野田首次共同印行開始的，從刊年一行全部進行改不同，林本的刊記部分，不用説有帶店名的刊年那行以及卷末大題的一行，框郭也與上面八尾、野田本相同。然而，這樣一來，書肆名應該被换作林權兵衞的刊記，後來印行的2ｉ本和2ｊ的植村本兩種完全恢復了八尾、野田本的原貌。由於看不到覆刻的痕跡，或者可能是重新補刻了除去的書肆名部分，替换爲原來的樣子。或者是林權兵衞原本就没有挖改刊記部分，在八尾、野田二店聯名的部分儘量不沾上墨跡，在空白的地方印上“皇都書肆林權兵衞發行（省略所在地名）”（後揭2ｈ的書影中書肆名接下來的“大尾”二字末畫缺筆，由此産生了這種想象）。或者還有别的方法，不易判斷。與上面舉出的寬文三年本刊記的問題相同，有待後考。如上所述，至文化末年，版權仍屬於林權兵衞，因此植村本印行時間，大概到了幕府末期（參見本章第二節2秦鼎的《李善注文選》）。 關於和刻本《六臣注文選》的底本，問題也很多。此本目録首葉第四行中題有“明新安吳勉學重校”，本文的行格是每半葉九行、行十八字，注小字雙行，與吳勉學校本相同，儘管如此，有時可見文字的異同。因此斯波六郎將和刻本視爲“以吳氏本爲本，加之若干校改”。斯波氏還推測吳本中所無的“文選姓氏”附録在首冊是由於“從明王象乾文選刪注中摘取的”，但未言及序表三篇每半葉八行、行十五字這種行格不同的原因。對此長澤規矩也在《和刻本六臣注文選·解題》中持極其懷疑的態度：“與其説底本是吳本，不如推測説只有底本目録是以吳本補配的，正文和序表是别的版本，至少可以推測，文字的異同是按照底本上所加朱筆校訂的文字。可以想象，在當時從事飜刻的學者中，恐怕還没有校訂的技術。……恐怕，此慶安刊本上梓時，没有將訓點移録到底本中，而是將加點的明刊本作爲底本來使用的。很難斷定這個明刊本中是否有補配或者補抄，或者該明刊本就一定是吳勉學本。”在李善、五臣注的六臣本系統的明刊本中，與和刻本《六臣注文選》相同，行格爲每半葉九行，行十八字，注小字雙行的版本中，[8]目前能夠進行實査的不過只有萬曆六年（1578）徐成位對明崔孔昕本進行重校的本子（立命館大學所藏先師高木正一先生舊藏本，以下略稱徐本）以及吳勉學校本（帝冢山學院大學圖書館所藏本，以下略稱吳本）兩種，不知有八行十五字序表明版之存在。因此雖然值得探討，但認爲和刻本的正文、目録用吳本，序表與“文選姓氏”同樣依據别本，則是穩當的。 如上所述，和刻本正文的行格雖然是九行十八字，但偶有與這一原則不合，顯得不自然的地方。例如卷二十一、四十三葉前葉、第一行，李周翰注末尾“暗也”二字刻在一行之後，有三字空格，接着是正文“蓐收清西陸朱羲將”八字，包括空格在内，爲一行十三字。看徐本和吳本，雖然没有刪注和譌脱，但李周翰注與之前的李善注之間有小字十八字的空格。和刻本大概是在上木的時候對這些進行了調整。還有卷四十七、三十三葉前葉、第五左行和第六行的雙行小字注有字間，爲十四字，與規範不同。其中也有徐、吳兩本中空格産生十三字的情況。和刻本應該是將這種情況按照上面例子進行了同樣的處理。①這樣如果字間的修整是在上梓的時候進行的話，對字句的校訂很有可能也是同時進行的。接下來舉出兩三個例子，來探討其可能性。 卷十九、四十二葉後葉末行至次葉首行的小字雙行注，和刻本作“善曰論語／子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其後有三字空格。徐本“子曰一日”四字爲空格，而移到了次葉，作“終一日則天下／之人皆歸於己”，吳本作“子曰一日”，其他與徐本相同。據斯波氏《文選諸本的研究》，明版六臣注本是基於元代陳仁子茶陵本，茶陵本淵源於宋版贛州本（兩本行格相同）。現在將四部叢刊影印贛州本和1991年華正書局影印明版茶陵本（“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藏本）進行對照，發現這裏的李善注與和刻本一樣，爲“善曰論語子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接着是五臣注“（一字空格）向曰言／能復於禮教以終一日則天下之人皆歸於己”。徐、吳本的錯誤是沿襲了兩本祖本的譌脱，在從茶陵本翻刻過來時，脱漏了“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一字空格）向曰言／能復於禮教”十八字，銜接上了次行的“終一日則……”。和刻本在訂正李善注，使其復原這點上，優於徐、吳兩本，但没有補正吕向注的脱文。如果用了明版九行本以外的茶陵本和直江本等來進行校訂的話，當然不僅只會訂正李善注，也會補上吕向注的吧。没有這樣做的原因可能是，因爲只有耳熟能詳的《論語》中的文章，才能即使不與他本進行校勘，也能訂正這裏的李善注。這樣也是“當時從事飜刻的學者”可能進行的校訂。 接下來看看和刻本卷四三第六葉後葉第六行引用了《漢書》萬石君傳注之一節。其中作“如不如言者言者”，下面“言者”二字加方框。徐本作“如不能（二字空格）言者”，“言者”二字不重複。吳本除了“能”作“如”外，與徐本也相同。這個地方，《漢書》如此，贛州本、茶陵本亦作“如不能言者”，可知“言者”前没有必要留出二字的空格，吳本作“如”，亦誤。和刻本沿襲了吳本的誤字，因此顯示了二者的相承關係，和刻本的底本是吳本。又二字的空格中重複“言者”可能是爲了填補空格，使字面更好看，憑臆測來增補的。由於對這種處理還存有疑問，因此將下面二字用方框括起來，以表明不確定的意思。又在卷一八第八葉前葉第八行“此以／以勸君子”的第二個“以”字也加方框。贛州本、茶陵本中“以”字未重複，作“此／以勸君子”。徐本誤爲“此所／以勸君子”，吳本與和刻本相同，誤衍“以”字。這也表示了和刻本的確是依據的吳本，即使發覺了它的誤衍，也没有進行校訂，在文字上加上方框以表明不確定的意思。兩個加方框地方的文字，很有可能是和刻本在刊刻時加上的。而且，發現了這兩個例子的和刻本，沿襲吳本錯誤的事實，表明其底本很可能是吳本。雖然從幾個事例來輕率斷定不夠謹慎，但筆者不能採納長澤氏“當時從事飜刻的學者”不能進行文字校訂，以及吳本肯定不是底本的想像與推測，而贊同斯波氏的看法。 最後對和刻本《六臣注文選》的訓點略加附言。據《倭板書籍考》（汲古書院《日本書目大成》第三卷所收，1979年）卷七，在本版正文中所加的“倭訓”属於平安時代博士家的流派，“傳爲菅家古點”。但是，昭和三十四年八月《訓點語與訓點資料》第一二輯所收吉田金彦《宫内廳書陵部藏本六臣注文選的訓點》指出，這不是純粹的菅家點，而是採入了大江家之點。一個可能性是，這種“菅家之古點”的來源有可能是上面介紹的依據高辻章長家本的三條西公條的加點本。注的訓點不是古點，而是上木時新加上的。日本古傳的文選學歷經中世時代，一脈相承，反映在本版的訓點中，甚至於公開出版，這一點具有重要意義。由於和刻本《六臣注文選》的傍訓是古點系統，因此有時正文和李善、五臣的訓詁相齟齬，而與古來吸收中國失傳的選學書成果的“九條本”等舊鈔《文選》所附訓點一致，這點極爲值得注意，對此斯波氏《文選諸本的研究》和小尾郊一《寬文板的文選》（筑摩書房《世界文學大系》七四《文選》月報，1963年）已經論及。《文選》的訓點本在中世以前被認爲是秘本，僅在少數人中間傳鈔，但由於本版的梓行，爲被學人廣泛利用變得十分容易。在這一意義上，可以説本版比直江版的影響更大，學術意義更爲深遠。 3基於明王象乾本的刊本 《六臣注文選》篇幅很大，因此人們容易生發要簡便閲讀《文選》的願望。大概是爲了應對這種情況，刊行了四種基於明王象乾改編本的版本，並且流傳廣泛。最早的是慶安五年後僅僅兩年的承應三年（1654）出版的《文選刪注》十二卷（3ａ）。此本所用的底本是明版王象乾本，筆者雖無緣得見，但《藏園訂補郘亭知見傳本書目》卷一六上、頁四中有介紹：“明王象乾刪注十二卷，摘六臣注列上方、行左右，音釋列下方，不間本文，以便記誦，寫刊極精。”然而和刻本僅保存了題注，上方、行間的注和下方的音釋都刪去了，只有正文，屬於改編本。題簽中的别書名“文選素本”正説明了此點。傍訓與上節和刻本《六臣注文選》的正文一致，很有可能是迻録了這些訓點。如上所述，和刻本《六臣注文選》的首冊中所收“文選姓氏”是從王象乾本採用的，斯波六郎《文選諸本的研究》已指出了此點。 接下來，宇都宫遯庵參考六臣注本，在上層加上音義、校記的注，在貞享四年（1687）刊行了《文選刪注》的所謂頭注本，即《文選音注》十二卷（4ａ）。其中的傍訓似乎有幾處是遯庵新加上去的，不過基本上與六臣注本一致。比遯庵音注本，更多地增補《文選刪注》，元禄十一年（1698）出版了《評苑文選傍訓大全》十五卷（5ａ—ｅ），以後又經常重刊。此本不只是在行間加入了短文的注，長文部分用イ、ロ、ハ等記號附加在正文的相關語彙的左邊，在上層加上注注釋，很明顯可知出自日本學者之手，只是不清楚是何人所作。不過這些注仍是從六臣注抄録過來的。元禄十二年（1699）又刊行了《文選白文》十二卷（6ａ）。此本如書名所示，爲無點本。 基於王象乾本的刊行頗爲繁多，但《六臣注文選》却是唯一無刊記本以來的版本，未刊行過其它新版。其主要原因可能是出版商判斷該書是大部頭，因此價格很高，[10]需求數量有限。還有可能是因爲要仔細閲讀六臣注，以致深刻理解《文選》的學人不多，接受少量的印刷訂貨，以及利用傳存本就足夠了。另外，還流傳着一種名爲《文選字引》的簡便參考書，多用於《文選》讀解，也可作爲六臣注本需求不多的一個要因。 《文選字引》是將《文選》中所見的漢字（但凡例云“童蒙使用何書皆可”，亦收入《文選》以外的文字）按照筆畫排列，舉出字的音訓和所屬韻部，揭示包括其字在内的兩個字語彙的訓義、出處的字典。其出版商是購板印行了《文選刪注》的風月莊左衞門，希望出版與《刪注》併用的書籍。元禄九年（1696）《增益書籍目録大全》刊行後，直到享保十四年（1729）《新撰書籍目録》刊行，這期間的書籍目録雖然登録了本書，但由於享保十九年（1734）大阪三書肆控訴其侵犯了版權，由此修正改版，[11]此後直到明治三年（1870），共十次重刻。此外，至幕末，弘化五年（1848）山崎美成出版了與四書五經的字典經合編校訂的《四書五經增補文選字引》。至明治初，此本亦被重刻，明治九年出版了銅版本。 二 江户時代後期以後《文選》的刊刻 1片山兼山的《文選正文》 如上所述，江户時代前半期相繼出版六種《文選》版本，如果將元禄十三年（1700）所刊《評苑文選傍訓大全》作爲最後的版本，以後八十多年間，未見刊刻新版。承蒙中野三敏先生雅教，這是由於當時書賈之間取締了對重刻、覆刻、類板的嚴格規定而産生的影響。經過了八十多年的空白期，在片山兼山去世兩年後的天明四年（1784），刊行了附有經他訓點的《文選正文》十二卷（7ａ），即所謂的山子點《文選》。此本也屬於王象乾的刪注本系統。文政十一年（1828）出版了久保謙的修訂版（7ｂ），其父久保愛（號筑水）的跋文中記載了“學者是以東西南北一皆從之，無幾而前版磨滅”，因此可見天明四年的山子點本引起了相當的反響。久保謙的修訂版在幕末也屢屢出版後印本、補修本（7ｃ—ｈ），至明治十四年（1881）刊行了整版（7ｉ）活版（7ｊ）兩種。這個修訂版，如筑水的跋文所述：“使兒謙重訂之，於是文字誤者，圈發失者，其譯紕繆者數千，盡改之以授剞劂氏。”雖然訂正了天明本在文字、四聲的圈點、送假名上許多錯誤，但偶爾也可見如卷五謝靈運《述祖德詩》其一“弦高犒晉師”句，在本文末加上“晉師當泰師。蓋似作者誤”（基於六臣注）的注语，卷六曹植《箜篌引》“生在華屋處”句，在書眉附上“五臣在作存”的校記。 片山兼山這位漢學者繼承了曾受教於荻生徂徠的太宰春臺的觀點，認爲如果“倭讀”的話，應該用“音”讀書，[13]因此他所謂的山子點是從博士家的傳統脱却出來，而重視音讀。山子點《文選》盛行所産生的結果是，一舉消滅了本書古來的訓讀法，即所謂的“文選讀み”。山子點本成爲《文選》訓讀史上劃時期的標志，值得特别一提。江户末期的嘉永五年（1825）刊行了平田豐愛的《新刻文選正文音訓》（10ａ），即在山子點本書眉加上音義的注，還出版了此本的後印本（10ｂ）。明治十五年（1882）刊行了近藤元粹的《音釋訓點文選正文》十二卷（11），其中對注又進行增補。當然，這些訓點都是襲用了山子點。而在此本之前，天保二年（1831）三好惇對宇都宫遯庵《文選音注》的訓點、眉注進行剜改，出版了《校定文選音注》，其中的加點是採用山子點，並進行了修改。雖然記載了作家名，但將字變爲諱，受到《文選正文》的影響很大。 又《文選正文》筑水的跋文中記載： 古來所傳國刻文選正文若干，悉皆以國字，左右附注，如馬蚿之足。塾師授之，弟子受之。讀畢而不知歷代諸家之作。譬諸嫁媵買櫝，唯有勞無功而已。南郭老閔之，刻白文以授之。善則善矣。未讀而韞匵之，世遂無知之者。 稱服部南郭擔心附訓本《文選》帶來弊害，刊刻了白文本，但未能行世。南郭本雖然不能確認,[14]但《文選正文》扉頁及卷一第二行中題有“南郭先生句讀”（不過修訂版扉頁中刪去了），所以不能否定它有可能存在。 然而全釋漢文大系《文選 一》（集英社，1974年6月）的“解説”中，小尾郊一明確指出了“日本的文選學，大體上是爲了閲讀理解先進國的原典，將之用於文章寫作，作爲教養之一而出現的”。現據近藤元粹《音釋訓點文選正文》自序，如果要讀“難讀”的《文選》，在敘述了這與培養閲讀能力有關後，又稱： 而故事成語，滿卷溢冊，不亦文林之良材哉。夫作文猶造家也。多致木材，而廣厦大樓，營之爲不難焉。故欲作奇文妙篇。非腹笥富於文字之材料，則安能有破天荒之技哉。而致其富。無如讀《文選》矣。 可以窺知，在漢詩文創作仍很興盛的明治前期，《文選》是“在文章上有用”的必讀書，這種看法似乎得到了繼承。而在此之前，近藤元粹編《大增補文選字引》，明治十三年（1880）一月在京坂同盟書房藏版的名義下，付諸銅版出版了（大阪、松村九兵衞等十二肆）。 最後想介紹一下被認爲是屬於《文選正文》系統的一個版本，極其罕見的近世木活字版的《文選》（8），即仙臺版。[15]它是由仙臺輪王寺第二十九世大賢排印的，宫城縣圖書館藏卷五的一冊。其中未記刊年和序跋，又不知其他卷是否傳存，因此不清楚它是何時出版的，全卷是否刊行了，以及具有怎樣的出版意圖和經過。只不過從本卷從束晳《補亡詩》開始，到任昉《出郡傳舍哭范僕射》結束，篇題下的《四言並序》等小字注的排列方法，謝靈運《述祖德詩》其一末没有久保謙補的小字雙行注，可以推測底本爲天明版的《文選正文》。輪王寺刊行了《佛道手引草》，其中有文政三年（1820）序，天保二年（1831）出版了《赤子養育勸進引》，因此《文選》也應該是文政、天保間付梓的吧。順便提及，同寺出版的《唐詩品彙》《唐詩拾遺》也是以木活字刊刻的（據1982年1月，仙臺市博物館《仙台的出版文化展出陳資料目録》及1985年3月《宫城縣圖書館漢籍分類目録》）。 2秦鼎的《李善注文選》 尾張藩儒秦鼎加點的《李善注文選》（9ａ）在文化年間（1804—1818）末期上梓。在舊屬《文選刪注》，近屬《文選正文》流行的時候，刊刻唐代的注釋書《六臣注文選》以後屬首次。這本《李善注文選》是清葉樹藩基於汲古閣本李善注《文選》加以補注的版本，[16]覆刻本文（正文和小字雙行注），書眉抄録六臣注和明孫鑛、清何焯和於光華等的評注，還有秦鼎本人作的注、校語。汲古閣本不夠精善，還有葉樹藩往往刪去李善注，本書的目的如果是重新提供李善注的話，那麽不得不説選擇底本失誤，但它作爲清代文選學的成果之一，介紹到日本，頗有意義。又秦鼎不僅採入了諸家的評注和校記，有時也附加自己的注解，這值得稱道。只不過他的注到底具有多大的獨創性和學術性，詳細的探討只能暂待日後。很遺憾，本版卷二一以後未刊行。 《和刻本漢籍分類目録增補訂正版》認爲本版的初刻是文政元年（1818、四月改元）尾張片野東四郎等的共同刊行版。文政版爲東京大學總合圖書館（青洲文庫）所藏（9ｃ），其版權頁中有刊語： 李善注文選讀本全部六十卷。内二十卷刻成。二十一卷至四十卷。近日嗣出。四十一卷至六十卷。亦已在刻。不出二年。必以全部。獻於四方。 文政紀元戊寅冬日。（返點、送假名省略） 在“發行書肆”後接連記載了“京都二條通風月庄左衞門／同堀川通植村藤右衞門／同閑之町林權兵衞／尾張名古屋風月孫助／同本町通片野東四郎”五肆（末行的“片野東四郎”中捺有“永樂／屋記”白文方印）。風月庄左衞門曾經出版了《文選正文》（7ａ）等，風月孫助是名古屋書林之始的老鋪，原來相當於京都的風月的分店，即所謂風月庄左衞門的連鎖店。又植村藤右衞門和林權兵衞書肆，如第一節“2和刻本《六臣注文選》”中所記的那樣，曾重印過《六臣注文選》。其版權頁連接記載的“發行書肆”感覺集結了江户後期出版《文選》諸版最有實力的書店。恐怕《李善注文選》是尾張的片野刊刻的，不過由於當時各《文選》板權的關係，爲避免類板爭議，而發行了共同刊行版。此後應該與他店進行了調整，《李善注文選》變成由片野單獨印行，流通着不載五肆連記的刊記，而附以“尾陽東壁堂（永樂屋片野東四郎）製本略目録”的後印本（9ｄ）。此外還流通着片野與靜觀堂美濃屋伊六二肆發行的後印本（9ｅ）。 然而，《李善注文選》中有上述的文政元年刊記的版本，並非初刻。家藏無刊記本（9ａ），版權頁中有“發兑書肆名古屋東壁堂”，末尾附林權兵衞“平安文泉堂藏書目録”，是片野、林兩店的共同刊行版。這與無刊記的蓬左文庫所藏本（9ｂ）以及五肆共同刊行版的東大本（9ｃ）相比，9ａ中卷一六第一葉前葉、後葉以及第二葉後葉（两個地方）、第七葉前葉（两個地方）、第一一葉前葉的頭注中可見墨格，但9ｂ、ｃ第一葉後葉的“孔安■”改爲“孔安國”，第二葉後葉“注■”改“注非”，第七葉前葉“■心”改爲“私心”，“■味”改爲“然味”（其他的墨格全部都剜去，改爲空格）。又9ａ卷二〇尾大題爲“二十卷終”，而9ｂ、ｃ作“文選李善注卷二十”，又尾題的補刻除了卷八、一二外，各卷都有。因此，9ｂ、ｃ是後修本，9ａ片野、林的聯合版可視爲初刻。其刊刻大概是在文政元年不久前的一段時期。這就是爲什麽上面稱“文化年間（1804—1818）末期上梓的”的原因。 此本在書腦下方的框郭外有刻工名“中村永”“中村三”“中村六”“彫工垣五郎”“彫片野東四郎工ヒグチ”“彫工伊澤又次郎”等（還有附在耳格的）。日本的刊本很少刻刻工名，因此是很罕見的例子。[17]再將家藏無刊記本（9ａ）和蓬左文庫所藏本（9ｂ）、東大本（9ｃ）進行對比的話，能發現9ｂ和9ｃ中刪去了刻工名，而9ｂ比9ｃ保存的地方多。又片野單獨後印本（9ｄ）與9ｃ一樣，殘存了刻工名，上述墨格部分、尾題也相同。比片野單獨後印本（9ｄ）和片野、美濃屋共同刊行版（9ｅ），後者中有很多框郭和界綫的缺損。 由此，和刻本《李善注文選》的先後順序可知是，片野、林的共同刊行版爲最早，接着是加以補修的蓬左文庫本，五肆共同刊行版，片野單獨後印本，片野、美濃屋共同刊行版。最後印本的片野、美濃屋共同印行本在文字上没有什麽漫漶，因此《李善注文選》似乎不是那麽風行。 到了9ｃ五肆共同刊行版，發行本書的不僅有林權兵衞，還加上了植村藤右衞門，文政元年（1818）時，植村似乎擁有了《六臣注文選》的板權。 三 僞刻延喜刊本《文選》卷五斷簡 清末派遣到日本的傅雲龍於光緖十五年（明治二十二年、1889），在東京編刊了《籑喜廬叢書》，其第三種覆刻了《文選》的斷簡。封面中有“景日本延喜栞本文選第五殘卷”。傅氏在《敘》中敘述了向之前在日本居住的陳榘借原本並“景而刊之”的過程。據陳榘《跋》，原本“紙本，高工部營造尺九寸八分，長一尺三寸”。本文上下墨欄，無界，只有卷五末尾二十行（每行十三字），爲零葉，曹植《送應氏詩二首》其二的本文七行，孫楚《征西官屬送於陟陽候作詩》十行，卷末大題“文選卷之五終”的一行“（空一行、空一格）延喜十三年二月五日（提行，空六格）良峯衆樹刊之”爲刊記二行。如果按照刊記，比被認爲是《文選》最古版的五代後蜀毋昭裔的五臣注本要早，保存了延喜十三年（913）刊行的古版的零葉。黎庶昌的識語高度評價了其資料價值：“雖吉光片羽，足爲唐世槧本流行之證。”陳榘稱贊其爲“希世之珍”也在情理之中。又最近饒宗頤在《唐代文選學略述》（《敦煌吐魯番本文選》，中華書局，2000年5月）中介紹了這個殘本，“日本之有《文選》殘卷刊本，在延喜十三年良峰衆樹所刊，時當五代梁乾化三年，即鳳曆元年，去唐六載耳……” 但是，在日本的出版史上，被認爲是最早出版的外典是室町時代正中二年（1325）的《寒山詩》，因此延喜刊本的《文選》很值得懷疑。川瀨一馬在《關於古書的僞妄》（《書誌學》復刊新三三、三四號，1984年）中已經指出該《文選》爲僞刻，明確説過明治年間的西村兼文“利用古文書的紙背，稱爲唐刊，印刷妄補《文選》和《歸去來之辭》等，以欺好古之輩爲欣快”。與明治初期遊歷日本的楊守敬、黎庶昌一樣，陳榘也熱心地求購佚存書和中國没有的稀見刊本、寫本，大概是由於過份熱心，以至没有發覺爲僞妄吧。他在《文選》之後，向傅雲龍提供了有“大唐天祐二年”刊記的《歸去來之辭》，傅雲龍將其作爲“景唐刊卷子本陶文”，亦編入《籑喜廬叢書》。《籑喜廬叢書》的“延喜栞本文選第五殘卷”和《歸去來之辭》都是基於西村兼文的僞刻，完全没有學術價值。[18] 到底西村兼文是依據什麽製作了《文選》卷五的零葉呢？關於這點，筆者再附加幾句，以結束此章。此零葉雖在卷五的末尾配有曹植的《送應氏詩》和孫楚的《征西官屬送於陟陽候作詩》，但它的編次不僅不屬於《文選》三十卷本和六十卷本，也不屬於明王象乾改編的十二卷本。而且《文選》常常用字來稱呼撰者，而此零葉的體例則不同，如“孫楚”，是舉其名。擁有這兩個特徵的是十五卷本《評苑文選傍訓大全》（《文選正文》也是用作者的本姓名，但爲十二卷本，編次不同）。《傍訓大全》本卷五以曹植、孫楚詩結束，本姓名不是“孫子荆”，而是“孫楚”，而且文字也完全一致。《傍訓大全》是元禄十一年（1698）上梓的，還有後印本和十三年刊本，傳本甚多。西村兼文一定是用此本僞造了《文選》的零葉。 江户、明治時期《文選》版本目録 以年代順序排列，〔〕内用略號表示目驗本所藏者（一覽表見後）。没有略稱的據《和刻本漢籍分類目録增補訂正版》。 1ａ文選（增補六臣注文選）（直江版）六〇卷序目一冊梁蕭統編唐李善等注 慶長一二（1607）年刊（古活字）〔京、立〕特大三一冊 〔京〕新補淡黄白色封面（三〇·二×二一·〇釐米），四周雙邊（二四·九×一六·三釐米），有界，十行二十二字，注小字雙行。卷四以前時見古點系的墨筆訓點。 〔立〕後補砥石粉色雷文唐草封面（以朝鮮本封面改裝。三一·四×二一·四釐米），題簽“文選幾之幾（墨書）”，卷一—八寬永版補配。有補寫。高木正一先生舊藏。 ｂ同同寬永二（1625）年刊（古活字）〔陽、國、人〕特大三一冊 〔陽〕栗皮封面（二九·四×二一·八釐米），單邊（二四·〇×一七·二釐米）無界，十行二十二字，注小字雙行。 〔人〕深藍色後補封面（二九·六×二一·三釐米），澀江抽齋舊藏。2ａ（六臣注）文選六〇卷序目一冊梁蕭統編唐李善等注明吳勉學校 〔慶安？〕刊〔家〕大六一冊 淡茶色封面（二八·四×一九·五釐米），雙邊題簽“文選六臣注幾（隸書體）”。單邊（二一·七×一六·五釐米），無界，九行十八字，注小字雙行（至以下2Ｊ的版式省略）。 ｂ 同同（慶安五（1652）年修，京都：佐野治左衞門）〔相〕大六一冊 京都武道專門學校舊藏。ｃ 同同（寬文三（1663）年印）〔中·家〕大六一冊 〔中〕桑茶色後補封面（二六·八×一九·四釐米）。後補題簽“文選類目幾幾（取二行）（墨筆）”。 〔家〕香色封面（二六·四×一九·三釐米）。雙邊題簽“文選六臣注（隸書體）”。 ｄ 同同（後印，京都：八尾勘兵衞、山本平左衞門）〔龍〕大六一冊 後補丁字茶色封面（二七·四×一九·七釐米），沙綾型文水色題簽“文選幾幾（墨筆）”。缺序目、卷三、四、四三、四四、五三、五四 ｅ 同同（後印，京都：八尾勘兵衞、野田庄右衞門）〔陽〕大六一冊 枯草色封面（二七·二×一九·五釐米），雙邊題簽“文選六臣注幾（隸書體）”。 ｆ 同同（後修，京都：八尾勘兵衞、野田庄右衞門）〔立〕大六一冊 砥石粉色封面（二七·四×一九·〇釐米），雙邊題簽“文選六臣注（僅首冊2ａ同樣有‘序／目録／姓氏’（隸書體））”。此後的2各本中“文選姓氏”第三葉表中均可見補修。 ｇ 同同（後印，京都：林權兵衞藏版印本）〔清〕大三一冊 藍色押文毘沙門格子地卷龍雲文封面（二七·九×一九·一釐米），雌黄色雙邊題簽“文選六臣注（明朝體）”。 ｈ 同同（後印，京都：林權兵衞刊記改刻本）〔天〕大六一冊 深藍色封面（二七·五×一八·九釐米），雙邊題簽“文選六臣注（明朝體）”。 ｉ 同同（後印，京都：八尾勘兵衞、野田庄右衞門）〔京〕大五八冊 蛋黄色封面（二六·九×一九·〇釐米），雙邊題簽“文選六臣注（隸書體）”。 ｊ 同同（後印，京都：植村藤右衞門）〔大、人〕大六一冊 〔大〕香色表紙（二六·九×一八·九釐米），雙邊題簽“文選六臣注（隸書體）” 〔人〕飴色押文菊花紋封面（二五·四×一八·八釐米），雙邊題簽“文選六臣注（明朝體）”。 3ａ 文 選 刪 注（文選素本）一二卷明王象乾編 承應三（1654）年刊大一三冊 ｂ 同同（正德六（1716）年印，江户：萬屋清兵衞）大一三冊 ｃ 同同（後印，風月庄左衞門）〔中、家〕大一三冊 〔中〕深藍色封面（二六·六×一九·四釐米），雙邊題簽“文選素本幾（楷書體）”。雙邊（二〇·二×一六·〇釐米），無界，九行十九字。大尾有墨筆識語“右得菅家之批秘点書写功成中有謬誤／則間加江家清家之考点以朱青紫緑／分别之而已更不可加私慮也／正德六年丙申金田氏”。朱、墨筆、偶見藍筆附注加訓，然無紫、緑筆考點。故本書大概只是識語的迻録。不過有的地方有轉記或本、イ本的校合。 4ａ 文 選 音 注（鰲頭本）一二卷首一卷明王象乾編宇都宫遯庵注 貞享四（1687）年刊（風月莊左衞門）〔中、家〕 大二一冊 〔中〕丁字茶色封面（二七·八×一九·四釐米），雙邊飾内題簽“文選音注幾（行書體）”。雙邊（二〇·〇×一五·二釐米），無界，九行十九字。家藏本缺扉頁。 ｂ 同（鰲頭本）同同（天保二（1831）年跋修、三好惇刪定、三好覃校）〔立〕大一三冊 櫨色表紙（二五·四×一八·二釐米），飾雙邊内題簽“校定（角書，明朝體）文選音注（行書體）幾”。雙邊（二〇·〇×一五·二釐米）無界，九行一九字。存4ａ遯庵舊跋和原刊記。 5ａ （評苑）文選傍訓大全（鰲頭本）一五卷明王象乾編〔某氏〕注〔龍〕 元禄十一（1698）年刊（江州青山：川添新左衞門；大坂：大田權右衞門）大一〇冊 藍色押文毘沙門格子地卷龍雲文封面（二六·三×一八·六釐米），雙邊題簽“評苑、改正（角書）文選旁訓大全（明朝體）”。單邊（二三·九×一六·五釐米），無界，一〇行二一字。無扉頁。 ｂ 同同（後印，大坂：崇道堂大田權右衞門；京都：辻勘重良）大一〇冊 ｃ 同同（後印，京都：植村藤右衞門）〔龍、京〕大一〇冊 〔龍〕 藍色押文唐草文封面（二七·三×一八·九釐米），雙邊題簽“評苑、改點（楷書體、角書）文選傍訓大全（草書體）幾幾（楷書體）”。單邊（二三·九×一六·五釐米），無界，十行二十一字。ｂ本的求板本、大田、辻共同刊行版的刊記（ａ本刊記的書肆名“江州青山住川添新左衞門”剜改爲“京三條通中嶋町／辻勘重良”）、附植村玉枝軒的藏板目録。 〔京〕深藍色表紙（二六·九×二〇·四釐米）。 ｄ 同同（後印，風月莊左衞門）大一〇冊 ｅ 同同同元禄一三（1700）年刊（京都：風月勝左衞門）〔立〕大一〇冊 櫨色表紙（二六·七×一九·一釐米），雙邊題簽“評苑·？（不明）正（角書）文選旁訓大全幾幾（明朝體）”。單邊（二三·五×一六·三釐米）無界，十行二十一字。版心下方刻“風月板”。元禄十一年本的覆刻本。 6ａ 文選白文十二卷首一卷〔梁蕭統〕編明王象乾校 元禄十二（1699）年刊大六冊 ｂ 同同（後印，京都：風月勝左衞門）〔中、京〕大六冊 〔中〕深藍色封面（二七·六×一九·四釐米），單邊題簽“文選幾幾”。單邊（二三·九×一六·八釐米），無界，十一行二十三字。 7ａ 文選正文十二卷序目一冊〔梁蕭統〕編片山兼山點葛山壽校 天明四（1784）年刊（京都：風月莊左衞門）〔家〕大一三冊 白藍色封面（二八·二×一九·四釐米），雙邊題簽“文選正文山子點幾”。單邊（二二·七×一五·三釐米），有界，十一行二十三字。 ｂ 同同同久保謙重訂 文政十一（1828）年刊（京都：風月庄左衞門）〔萩〕大一二冊 藍色押文雷文地桐花文封面（二五·四×一七·八釐米），雙邊題簽“文選山子點幾”。單邊（二二·五×一五·一釐米），有界，十一行二十三字。 ｃ 同同（後印，象牙屋治郎兵衞等）大一二冊 ｄ 同同嘉永三（1850）年刊（京都：風月庄左衞門；尾張：風月孫助）〔家〕大一三冊 淺葱色押文雷文地桐花文封面（二六·六×一八·五釐米），雙邊題簽“文選正文山子點幾”。單邊（二一·八×一五·一釐米），有界，十一行二十三字。 ｅ同同（後印，大坂：伊丹屋善兵衞等）〔家〕大一〇冊 藍色素押雷文地桐花文封面（二一·九×一五·一釐米），雙邊題簽“文選山子點幾”。單邊（二一·九×一五·一釐米），有界，十一行二十三字。缺序目、卷六。 ｆ 同同（萬延元（1860）年修，大坂：秋田屋市兵衞等）大一三冊 ｇ 同同（萬延元（1860）年修，大坂：河内屋和助等）〔立〕大一三冊 藍色押文毘沙門格子地卷龍雲文封面（二五·一×一五·三釐米），雙邊題簽“文選正文山子點幾”。單邊（二二·七×一五·三釐米），有界十一行二十三字。從墨附來看，刊記“萬延元庚申五月補刻”一行爲剜補。補刻葉的版面比原刻葉稍顯闊大，卷一首的校者名中缺“後學久保謙重訂”七字。版面的大小和校者名與7ａ一致，此葉爲覆刻天明初刻本的補版。此外卷三、四、七亦可見補刻葉。ｆ、ｇ大概都是後印本。無扉頁。ｈ同同（萬延二年印）大一三冊 ｉ 同同同明治一四（1881）年刊（大阪：築城勇助、森本專助）〔中〕大一三冊 藍色押文雷文地桐花紋封面（二五·二×一七·八釐米），雙邊題簽“文選正文山子點幾”。單邊（二一·六×一四·八釐米），有界，十一行二十三字。 ｊ 同同同明治一四（1881）年刊（活版，大阪：岡島真七）〔中〕中一二冊 淺葱色押文毘沙門格子封面（一八·五×一二·八釐米），雙邊題簽“文選正文山子點幾（寫刻體）”。雙邊（一五·二×九·七釐米），有界，十行二十一字。紅紙扉頁“明治十四年七月刻成（上層）片山兼山訓點／文選正文／浪華同盟書樓藏版”。不僅是訓點，聲點亦爲活字刻。 8 文選存卷五梁蕭統編丹墀元校？刊（近世木活，仙臺：輪王寺釋大賢）〔宫〕大一冊 香色封面（二六·六×一八·三釐米），單邊（二〇·九×一四·〇釐米），有界，十行二十字。版心白口，單黑魚尾“卷之五（葉碼）”，上象鼻的“文選”下方有“藏板”。 9ａ （李善注）文選（鰲頭本）六十卷（卷二十一以下未刊）唐李善撰秦鼎點 〔文化末頃〕刊（名古屋：東壁堂片野東四郎；京都：文泉堂林權兵衞）〔家〕大一〇冊 水色封面（二六·九×一八·一釐米），雙邊題簽“李善注文選類目幾幾”。雙邊（二一·六×一四·三釐米），有界，十二行二十五字，注小字雙行三十七字。版心白口，單黑魚尾“文選卷幾（葉碼）”，上方有篇名，每卷首葉下方有“尾張秦鼎士鉉讀本”。卷二十末有“門人村瀨誨輔校字”。扉頁“尾張秦士鉉鉉先生讀本／李善注文選／發兑書肆名古屋東壁堂”。末尾附録有“平安文泉堂藏書目録”一張。首載李善《表》、昭明太子《文選序》，但無ｂ本以下所收《文選讀本目録》。無刊記本。 ｂ 同同（後修）〔蓬〕大一〇冊 焦茶色押文魚鱗地向鯱文零散表紙（二九·二×一九·一釐米）封面，花邊“文選／八十九歲（？）觀灡印（“俊／德”）”（ｃ本以下表紙均同）。可能爲獻上本。雖無刊記，但《名古屋市蓬左文庫漢籍分類目録》作“文政二年刊本”。 ｃ 同同（文政元（1818）年印，尾張：片野東四郎等）〔東〕大一〇冊 葡萄茶色押文雲形文封面（二六·〇×一八·〇釐米）。跋中有三行刊語，其中有“文政紀元戊寅冬日”的紀年，其後爲“發行書肆”五店連記。“多詩魔／精舍記”雙邊朱文長方印、“渡邊氏／圖書記”朱文長方印、“青洲文庫”雙邊朱文長方印。 ｄ 同同（後印，永樂屋東四郎）〔家〕大一〇冊 黄色押文毘沙門格子花文封面（二六·〇×一八·二釐米）。第九冊之前的每冊末附發行國書廣告，又卷二十末附《尾陽東壁堂（永樂屋東四郎）製本略目録》。無刊記本。 10ａ （新刻）文選正文音訓（鰲頭本）一二卷平田豐愛編岡本壽茂等校 嘉永五（1852）年刊（一貫堂萬屋忠藏）〔中、家〕大一三冊 深藍色封面（二六·六×一八·四釐米），雙邊題簽“校正、音訓（角書）新刻文選正文幾”。單邊（二三·八×一五·九釐米），界十二行二十三字。上層有蕭統序、目録，蕭序中加注。 ｂ 同同（後印，和泉屋金右衞門等）大一三冊 11 文選正文（音釋訓點·文選正文）一二卷梁蕭統編近藤元粹（南州）音釋 明治十五（1882）年刊（大坂：川勘助等）〔家〕大一二冊 黄色押文雲文地飛鳥文封面（二六·二×一八·三釐米），雙邊題簽“音釋、訓點（角書）文選正文近藤元粹校定幾”。單邊（二三·〇×一五·六釐米），有界，十二行二十四字。紅紙扉頁“明治十五年二月出版（上層）伊豫近藤元粹校定／音釋·訓點（角書）文選正文／七書房發兑”。上層有蕭統序、目録、蕭序加注。 12 （標注）文選十二卷序目一冊〔梁蕭統〕編原田由己注 明治一五（1882）年刊（東京，水野幸）〔家〕半一三冊 白群青色押文毘沙門格子封面（二二·八×一五·四釐米），雙邊題簽“原田／由己／挍正·標注文選正文幾”。四周雙邊（一九·二×一二·六釐米），有界，十一行二十三字。版心：下向黑魚尾間有“校正標記”、“文選正文卷之幾（葉碼）”，下方“水野氏藏版”。紅紙扉頁“校正標注／文選正文（隸書）”。頭注自目録開始（但只有兩條）。 所藏者略稱一覽 京……京都府立總合資料館立……立命館大學 陽……財團法人陽明文庫國……國立國會圖書館 人……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相……相愛大學相愛女子 短期大學圖書館 中……大阪府立中之島圖書館 清……清水凱夫氏 龍……龍谷大學學術情報センタ ー大宫圖書館天……天理圖書館古義堂 文庫 大……大阪天滿宫 萩……萩原正樹氏 宫……宫城縣圖書館 蓬……名古屋市蓬左文庫 東……東京大學總合圖書館青洲文庫家……家藏諸本序跋等 4ａ 宇都宫遯庵跋文 文選白文梓行之也久矣。然字畫糢糊、訓點舛差者，不爲不多。故就加是正，並標音義。豈有他哉，欲便於彼習句讀者也。貞享丁卯（四年，一六八七）六月七日，宇〔都宫〕遯庵書。 4ｂ 三好惇跋文 跋 文選音注傍訓，行世久矣。而厭於煩雜舛差亦不少矣。山子正文，則過於簡略。斯懲羹也，豈可施之於童蒙哉。於是乎余處其中，校諸群書，察諸字林，擇其音訓之正者，刪定授梓焉，欲便於彼習句讀者耳。觀者補其闕漏，正其不逮，豈但初學之弘益而已哉，亦吾輩之幸也。（提行）時（提行）天保二辛卯歳夏五月（大字），（提行）贊岐芝玉三好惇識。5ａ凡例·識語 評苑文選傍訓大全 凡例 一凡本文字右作∥者地名 一凡字左作∥者年號 一凡字右作│者姓名 一凡字左作│者官名 一凡字右肩作○者押韻 一凡典故事跡者，其事煩，其文繁。故總舉之於全書巔頂。本文字左傍設○，以中存伊吕波一字者，皆其事，而使覽者以圜中字跡知之。 標揭典故事跡於全書巔者，竊效評苑之例。凡出於前者，更不復出於後（小字雙行注）。 一訓點，右從李善、左從五臣。而其下各著其人名一字，令讀者知其異同。凡古今之訓點，一一檢點其可否得失，間竊以己意，粗加櫽括，更從正。 一凡至意義訓詁，亦皆參採諸家，以各附本字傍。其言繁而煩者，但摘取其緊要，縮從易簡。粗而略者，尤條理其終始，伸令明熒。 一凡山河樓觀臺榭宫殿寺閣等，亦皆各著其傍。 一凡文字有舛差者，隨直正之。五臣本並異本其文字，有異同者，亦隨添書其傍。 識語 朱墨功既成，而爲從吾遊夾筴者，收諸架上牙籤中。亦時授童之來需，以撃其蒙云，豈謂肯獻之識者耶。（撰者未詳） 7ｄ 久保愛（筑水）跋文 古來所傳國刻文選正文若干，悉皆以國字，左右附注，如馬蚿之足，塾師授之，弟子受之，讀畢而不知歷代諸家之作。譬諸嫁媵買櫝，亦唯有勞無功而已。南郭服老閔之，刻白文以授之，善則善矣，未讀而韞匵之，世遂無知之者。唯吾山子執中譯之，有益學者，是以東西南北一皆從之。無幾，而前版磨滅，風月堂氏欲翻刻之。抑此書前版，雕刻既成，而後使吾友葛子福校之。雖有謬誤，難改正者有之，曲從以至今日。則請余校閲之，而余衰老多事，則一二閲之，而使兒謙重訂之，於是文字誤者、圈發失者、其譯紕繆者數千，改之以授剞劂氏。雖然蕭氏所選數十萬言，焉期不有少遺漏哉。乃其補闕拾遺，當俟後之學者矣。 文政癸未（六年，一八二三）冬十一月，信州久保愛識（“君／節”印） 10ａ 平田豐愛序 文選音訓序 文選行於我（提行）邦也久矣。遊文之士，無不諷誦之者。是以五尺之童，必習讀之。然爲其書頗不易學焉，余嘗鈔集音訓，取今行善本，標之上方，藏之巾笥。書肆見之説，載肉滿罇而至，請上之梓。吾含杯曰，諾哉，因使從遊之士校之。既成授之，惟恐醉眼多魯魚之誤矣，覽者恕之可也云爾。（斷句據原文） 嘉永三年庚戌春 江都平田豐愛撰（“豐愛／之印”陰刻、“字／天（子字歟？）袁”陽刻，方印） 11 近藤元粹自序 學者能讀難讀之書，而易讀之書不足復讀也矣。文選，難讀之書也，而故事成語，滿卷溢冊，不亦文林之良材哉。夫作文猶造家也，多致木材，而廣厦大樓，營之爲不難焉。故欲作奇文妙篇，非腹笥富於文字之材料，則安能有破天荒之技哉。而致其富，無如讀文選矣。吾故摘録其音釋於正文之上層，以便閲讀，蓋亦欲使難讀者易讀焉而已矣。若其精且詳，則所謂六臣注者在焉。學者就而熟讀，能致材料之富與否，亦各在其人耳。（斷句據原文） 明治十五年（一八八二）二月，南州外史近藤元粹識（“近藤／元粹”陰刻、“純叔／氏”陽刻，方印） 附記 首先對調査藏書時承蒙關照的陽明文庫名和修文庫長以及各收藏機構的相關各位表示深摯的謝意。對允許筆者進行複製和揭載書影的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相愛大學相愛女子短期大學圖書館、大阪府立中之島圖書館、龍谷大學學術情報中心大宫圖書館、天理大學圖書館、宫城縣圖書館、東京大學總合圖書館的各位表示感謝。清水凱夫先生長期借覽其藏書；承神鷹德治先生不僅對吳勉學本《六臣注文選》有所指教，並惠贈其所藏《文選音注》。又承原内閣文庫長長澤孝三先生雅教，得知林權兵衞本《六臣注文選》之所在，宫城教育大學小田美和子先生惠寄宫城縣圖書館藏本照片，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梶浦晉先生也對筆者有關照，還借閲了萩原正樹氏的藏書，衷心對六位先生表示感謝。 本稿是在二〇〇一年十月在福岡大學舉行的日本中國學會第五十三回大會研究發表原稿上加以增補修訂而成的。主持人竹村則行先生和講評者富永一登先生對本論文有所指正，又舉辦方中野三敏先生也有指教，謹致以深摯的謝意。又本稿的部分内容曾於二〇〇〇年八月在長春舉辦的第四届文選學國際學術研討會上發表，提出其概要的拙稿《江户時代的〈文選〉刊本》收録在《〈昭明文選〉與中國傳統文化》（吉林文史出版社，2001年）。又，拙論的部分内容載《廣西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四〇卷第一期（2004年1月），題爲《日本江户、明治兩代的〈文選〉版本簡介與目録》。 （譯者單位：南京大學文學院） 注释： [1]本文原載《學林》第三四號（2002年），後收入《唐代の詩人と文獻研究》（朋友書店，2007年）。 [2] 例如“爾乃厥田上上。寔爲地神皋膏腴”一句，出自卷二漢張衡《西京賦》的“爾乃廣衍沃野，厥田上上。寔爲地之奥區神皋”以及卷五九沈約《齊故安陸昭王碑文》中的“禹穴神皋”李周翰注“其地肥沃，故云神皋”。又“豐隆稠疊，賄貨纖麗”，係據卷四晉左思《蜀都賦》中的“賄貨山積，纖麗星繁”。“廛閈撲地，歌吹沸天”，全取卷一一宋鮑照《蕪城賦》之句。“鬻者兼贏，求者不匱。爾乃販夫賈客，交易治産，雖不昏於作勞，邪贏優足恃”，係用《西京賦》之“鬻者兼贏，求者不匱，爾乃商賈百族，裨販夫婦……何必昏於作勞，邪贏優而足恃”。 [3] 長澤規矩也在其所編著的《圖書學辭典》（三省堂發行，1979年）中將“重刻本”定義爲“曾經出版，又重新改刻後的版本。重刊本”，又在《圖書學參考圖録》第一輯中定義爲“僅將刊記改動，對正文没有修改，僅看爲後印本，非補修本”（汲古書院，1973年，解説頁12）。 [4] 訂正文字的地方只有“翰”字，其他地方未見，而這是開卷第一葉明顯的誤字，因此應該是只對這裏進行了修正。 [5] 《長澤規矩也著作集》第四卷所收《初印本和後印本》中認爲“江户初期有不少初印本没有刊記，而後印本中加上刊記”（汲古書院，1983年，頁210）。又第十卷《漢籍解題二》（1987年）的“和刻本經書集成”等處屢加舉例，如在《和刻本漢籍隨筆集》的《詩林玉屑》（頁192）中指出“雖然很多傳本中有寬永十六年刊記，但這條刊記是後印的時候加刻的，正如寬永版中有也類似的例子那樣，稀見的無刊記本屬於早印……”。在《圖解古書目録法》中也以《懷風藻》和《（標題徐狀元補注）蒙求》爲例，舉出圖版（前者83—85，後者86—89），對先行的初印本無刊記一事進行了解説（汲古書院，1974年，頁39、40）。 [6]《六臣注文選》的板木這樣屢屢有人購買板片，其中一個原因是江户前期京都的出版業界仍不安定。記載當時這種情況的資料，有研究國文學時經常引用的《元禄太平記》中的一節：“昨日前文臺（文臺屋中村治郎兵衞）所刻板片，今日改記牌記爲秋田（秋田屋山本平左衞門，或是大坂的秋田屋市兵衞），松（或爲松屋六兵衞）的櫃子（藤井乙男首注：“或爲收藏活字的櫃子”）轉歸伊丹屋（伊丹屋吉右衞門）的藏庫。雖確是時之轉變，但決非與己無關。”（據講談社《評釋江户文學叢書》第二卷藤井乙男《浮世草子名作集》，1970年影印本。又1974年貴重本刊行會《岩崎文庫貴重本叢刊〈近世編〉》第三卷影印了元禄十五年刊本）。順便提及，關於近世初期版本版種的鑒定，如果舉出實例的話，值得關注的論作有和田恭幸《圍繞近世初期版本的刊記》（國文學研究資料館文獻資料部《調査研究報告》第一九號，1998年）。 [7] 依據井上和雄《慶長以來書賈集覽》（彙文堂，1916年。現據1978年言論社影印本）中的“享保以後製本發賣堀川塾（伊藤）藏版的即此家，當時已號文泉堂”。又林權兵衞是與古義堂關係最密切的書肆，關於這點詳見中村幸彦《關於與古義堂藏板相關的文書》，中央公論社《中村幸彦著述集》第一一卷所收，1982年。又此論文中介紹了伊藤東涯爲林權兵衞扣除了租板費約壱貫四百匁，有享保二十一年（1736）三月借到的收據。 [8] 今據斯波六郎《文選諸本的研究》，舉出這個系統的版本有①崔孔昕校本②徐成位重校崔孔昕本③吳勉學重校本④潘惟時、惟德校刻本⑤蔣先庚重校本。只是立命館大學所藏橋本循先生舊藏本的⑤中冠有康熙二十四年（1685）蔣先庚自序，不是明版，因此⑤應該除外（恐怕斯波氏所用廣島大學藏本中缺蔣序，故被誤認）。②雖然是①的重校本，但往往刪削注，從而呈現出别本的形態。因此斯波氏才省略了吧。剩下的三種應該是直系的關係，可以推測大概是按照①→④→③的順序相襲。但據范志新的《〈六臣注文選〉吳勉學本出潘本》（《文學遺産》2000年第4期），可以明確④的刊刻在嘉靖三十年（1551）。如果基於斯波氏言及的刻工名和目録第四行的剜改以及范説來推測的話，④在九行十八字本的明版《六臣注文選》之前，③是在④的板木上加以補版的萬曆中期的補刻本，①是④的萬曆初的重刻本，②是①的刪削本。又⑤是③的再次補刻本，應該稱爲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修本。 [9] 卷五二、四葉後葉、第一左、第二行右的小字雙行部分中也有二十一字的空白，這在徐、吳兩本中未見，但和刻本僅將空格框起來，未調整字間。 [10] 據《江户時代書林出版書籍目録集成》所收的《書籍目録》，元禄九年刊正德五年修《增益書籍目録大全》“野田庄八尾”舉出的《六臣注文選》“二百十匁”，價格最高。相比之下《文選素本》“廿四匁”。順便提及，元禄九年原刊的同書是六臣注本，“百五十匁”，但如果按照宗政五十緒《近世京都出版文化的研究》（同朋舍，1982年）頁一九表進行圓的换算，相當於十五萬圓。又《文選素本》爲“廿匁”，即二萬圓。 [11] 圍繞本書的糾紛，《京都書林仲間記録》（ゆまに書房，1977年）第五冊《京都書林行事·上組濟帳標目》載：“（享保十九年寅）《文選字引》附四聲再板之際，大坂《字林集韻》提出訴訟，書簡往復多次。其後十月十八日，《字林》版權持有者赴京，訴諸公堂，當事人另有調停者，雙方關於《字引》四聲事達成和解。十月廿六日，謹呈。《字林》板元大野木市兵衞、吉文字屋市兵衞、津敦賀屋九兵衞（漢字標記依原文，以意附上句讀）。”（頁53）又《大坂本屋仲間記録》第八卷（1981年3月，大阪府立中之島圖書館）《鑑定録》（十七）載《文選字引》削除四聲事：“享保十九年寅十月，附四聲再板之際，從四聲《字林》提起訴訟，訴諸公堂，《文選字引》將四聲悉爲削除。” [12] 關於這種取締的實際情況可見前注所引《濟帳標目》凡例載“重刻、類板常見於書賈團體間，斷獄者援據舊例之際，其例雖可參往年記録，然年復一年，舊帳日積，無法快速查檢，以此之故，將元禄七年已來之案例，加以標目”，文獻上，可以追溯至元禄七年（1694）。另外，幕府於享保六年（1721）十一月出台了“諸商人、職業者須結成組織雲々”的法律公告（《御觸書寬保集成》2097），因此也被書(接上頁)賈們所認可，從而保障了這種決定所具有的公共效爲。又組織書賈們的最大理由是，控制重刻、類板，保護彼此的利益，蒔田稻城《京阪書籍商史》（高尾書店，1929年）對此早有説明(頁9)。參照中野三敏《書誌學談義·江户的板本》（岩波書店，1995年）“付論板株·求板”以及《京都書林仲間記録》第六冊（ゆまに書房，1980年）宗政五十緒氏“解説”。 [13]見太宰春臺《倭讀要領》（勉誠社，1979年影印本）。又關於春臺的訓讀法，詳見《倭讀要領》影印本的小林芳規的解説，石川洋子《太宰春臺的訓法》（《實踐國文學》第30號，1985年）。又村上雅孝《近世初期漢字文化的世界》（明治書院，1998年）序章第三節“近世訓讀史的概略”中也曾言及。 [14] 雖然可能是指元禄十二年版的《文選白文》，但未見記載表明與南郭有關。日野龍夫《服部南郭傳考》（ぺりかん社，1999年）中也未言及刊行《文選》。 [15] 多治比郁夫、中野三敏編《近世活字版目録》（青裳堂書店，1990年）未著録。雖有矢島玄亮《仙臺板的研究——仙臺出版史素描》（私家版，1962年），但未見。 [16] 本文卷頭的書名雖然只題《文選》，但世稱《文選補注》或者海録軒本。何焯《義門讀書記》在書眉中採録了《文選》五卷的各條，這和批點用朱刷，是朱墨套印本。關於編撰者葉樹藩，詳見范志新《清代選學家葉樹藩考》（《文獻》，2004年第4期）。 [17]中野三敏《書誌學談義·江户的板本》“刻工名”的説明中有“和本舊刊本的和刻本類幾乎完全是按照唐本來雕刻，到了江户時期，則完全不知此例。……私見的和本例子有寬政末年文晁模刻的《歷代名公畫譜》各頁，不是在板心，而在在每頁的ノド，刻了立原任、君山、抱一等百十名”（頁222）。又太田正弘《尾張出版文化史》（六甲出版，1995年）的第五章“江户時代 三”第一節“雕工”中有所介紹，題爲“《李善注文選》中所見的‘刻工名’”。 [18] 關於西村兼文的僞刻，羅振玉在《傭廬日札拾遺》（羅繼祖編《雪堂類稿》，遼寧教育出版社，2003年）中早已指出“田中君（文求堂田中慶太郎）言，傅氏所刻陶文等二種，乃其國人名西村兼文所僞造，以舊麻紙製之”。又葉德輝《書林清話》卷一“唐天祐刻書之僞”中也指出：“日本水野梅曉行笥中，有文選《歸去來辭》。卷尾刻‘大唐天祐二年秋九月二日餘杭龍興寺沙門无遠刊行’一行。德清傅雲龍籑喜廬叢書中刻有此種殘本，黎庶昌跋盛稱之。據島田翰云，是彼國大坂西村某贋刻三種之一。三種者，一延喜十三年《文選》，一即《歸去來辭》，一忘其名。用寫經故紙，集寫經舊字活字擺印。水野所藏，正是此種。傅、黎當梯航四達之時，而猶受欺如此。”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