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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城是五方杂错之地，各种地域文化、历史传统与思想势力都会在这一场所聚汇、激荡、冲突与融通，从而生发出新的文学主流。自嘉靖初年前七子派诗风式微至嘉靖末造后七子派复兴古学，这期间，六朝初唐派、中唐派、唐宋派粉墨登场，诗文领域各衷其是，京城坛坫风潮丕变。嘉靖中叶文学思想的冲突与发展在刑部的“白云楼社”的活动中得到集中展现。廖可斌指出：“七子诗社的前身，是吴维岳、王宗沐、袁福征等人在刑部结的诗社。”[1]以吴维岳为代表的刑部诗社亦称“白云楼社”，是嘉靖二十年代京城文人唱和的中心，也是后七子派兴起的母体，其活动、性质及其与唐宋派、后七子派之关系是考察明中叶文学思潮变迁的重要环节。本文以此为中心，分析明代中叶文学生态之多元冲突与融通发展。 一 有明一代，南北两都是人文荟萃之地，尤其在北京，不仅台阁翰林中聚集着最为优秀的文人群体，三年一度的会试也使得全国的青年才彦聚拢起来，其中最优秀的人才源源不断地充实着翰林和郎署。谁能在京城艺苑崭露头角，便庶几有辐射全国的影响。嘉靖二十二年前后，北京刑部的“白云楼社”以其频繁的酬唱活动，葆有“西台雅集”之称。[2]廖可斌《明代文学复古运动研究》指出，嘉靖三十年代的复古思潮“之所以在刑部而不是在别处发源”在于户部和刑部人数远远多于其它各部，人才相对集中，工作气氛也较为自由和轻闲。“于是刑部大院中最大的白云楼，便成了刑部官员经常聚会酬唱的地方。”[3] 白云楼社的活动兴起于后七子之先，但其结社过程、群体性质与诗史地位却湮而未彰。考诸《献征录》卷二十八《吏部尚书张恭懿公瀚传》，焦竑记载：“时同舍郎吴江沈子由、金陵陈羽伯、海昌朱汝一、归安孙文揆、孝丰吴峻伯并喜声诗。公与结‘白云楼社’，朝夕倡和不辍。”[4]张瀚《奚囊蠹馀》中存有组诗《西曹旧游别来岁久，不徒契阔兴思间有隔世之感矣，作怀旧各一章》，共五章，分别记“白云楼社”的五位诗友。其中，开篇的《沈宪伯子由》说：“往偕文始，适子之馆。”[5]可见，这个群体最初的酬唱是在沈启的宅第中开始的。张瀚与沈启无疑是发起人之一。考结社诸子的行履，嘉靖二十年，张瀚服阙，任刑部陕西司主事，[6]二十二年吴维岳授职刑部。至嘉靖二十四年，张瀚和沈子由分别出任庐阳[7]和绍兴知府[8]；二十五年，孙文揆告假归里。[9]但刑部的诗人仍然围绕在吴维岳的周围，保持着其“西台雅集”的传统，并且以开放的襟怀，揽结俊彦，占据着京城文学的中心地位。 吴维岳，字峻伯，湖州孝丰人，嘉靖十七年进士，被王世贞录为“广五子”之一，亦是唐宋派主要人物唐顺之的弟子。吴维岳《天目山斋岁编》是一部编年诗集，较为清晰地留下了诗社酬唱活动的轨迹。其中，写于嘉靖二十三年的倡和诗至少有《春日偕省僚游南郊小憇道院得云字》、《集白云楼》、《省中赋得玉堤春晓》、《同陈羽伯、张子文、卢秀夫、朱汝一、孙文揆、杜子民饮报国寺下》、《闻莺乱啼，窥之得二巢同省僚赋》、《春日同省僚游城西湖上》、《迁居诸僚友携酒见过羽伯席上有作次韵》、《八月十四夜集孙五宅简社中不至诸子》、《八月十五夜集沈子由》等；二十四年又有《人日诸僚友过集》、《元夕宴沈戚畹第》、《王学甫述襄垣王孙西轩雅致因柬寄》、《九日集省中晚登城南楼得风字》、《九日同僚友登城南楼得秋字》、《冬夜陈羽伯席上即事得鸦字》等。二十五年有《元夕后子良见访，因同过李员外夜酌即事》、《西曹堂右旧有怡椿轩，春冈刘公幼尝侍其尊人怡闲公于兹，今相继为司寇，感怀赋诗，属曹和之》、《王学甫邀集卢家园即事》、《夏夜集陈羽伯宅》、《次日再集卢中使山亭》、《酌白云楼中》等。这是“白云楼社”早期活动的原始记录，省署之“僚友”构成了雅集的主要诗人，张瀚笔下的沈子由、陈伯羽、孙文揆等频繁地出现在吴维岳的酬赠之中。王崇古在嘉靖二十四年出现在西台雅集；唐顺之的另一弟子莫如忠同年赴京，任职礼部，也应邀加入酬唱活动。他们经常在良辰美景选址名胜或公务暇余宴集宅第，以分韵赋诗的方法，彼此唱和。据《天目山斋岁编》，嘉靖二十六年，吴维岳因丧妻而离京。次年返京，这时刑部“齿最少卑而最擅曹中称”[10]的王宗沐、嘉靖十六七年曾与茅坤、莫如忠结社唱和的沈炼，及嘉靖二十六年第三次入京的谢榛等也出现在唱和的群体中。与此同时，年轻的王世贞刚刚授职刑部，开始小荷才露尖尖角。“白云楼社”的酬唱活动因这些词林俊彦的参与而愈发兴盛。 时至嘉靖二十九年，对于吴维岳来说，刑部的酬唱已持续了漫长的八年。这一年，王崇古离开京城，吴维岳深情地写下《绎交四首道别王学甫》：“我狂子善恕，子直我弗嗔。数年胶投膝，乖分在兹晨。”[11]写于同年的《送沈子由副湖广按察》说：“论交却忆并官时，登楼先酌看青酒。归院时弹赌墅棋，一时艺苑骈英豪。貌瘦休文堪调笑，此日惟余出送君。旧游星散谁能料，君行努力堪奇勋。”[12]社友的离别使得吴维岳黯然神伤。同年，王宗沐出任广西按察佥事。次年春，吴维岳因谳狱江西而离京，同他一起离京的有袁履善、徐汝思和莫如忠，给他们写下送行诗的是谢榛、李攀龙和王世贞。嘉靖二十九年前后，白云楼中世事苍狗，“旧游星散”。但是旧人哭泣新人笑，刑部诗社的唱和依然如故，主盟文坛的换成了留下来的李攀龙和王世贞，随之而来的是，这个诗社中的诗学思想焕然一新的变革。 廖可斌先生在《明代文学复古运动研究》对这个诗社的新群体有着独到的洞见：“从嘉靖三十年到嘉靖三十一年春，是复古派诸子最集中最频繁的一段时光。凡休沐之暇，都在一起商榷唱和，不许有不同的主张，甚至不许有另外的交往。”[13]对复古派兴起的时间及其结盟性质的论述是十分准确的。嘉靖二十九年，宗臣、梁有誉、徐中行、吴国伦、余曰德、张佳胤、魏裳进士及第，其中，宗臣、徐中行、梁有誉授职刑部，加入刑部诗社的酬唱活动。嘉靖三十一年，谢榛被招揽入社。谢榛《诗家直说》第八十五条作了如下记述：“嘉靖壬子春，予游都下，比部李于鳞、王元美、徐子与、梁公实，考功宗子相计君延入诗社，一日，署中命李画士绘《六子图》，列坐于竹林之间，颜貌风神，皆得虎头之妙。”[14]这一年春，梁有誉病归，诗社的几名骨干成员倡为“五子诗”，“用以记一时交游之谊”，每个人各写“五子”，实际上共为六子。此后，经徐中行介绍，吴国伦也加入了诗社。“七子”之诗，遂擅名天下。这个文学群体在嘉靖后期虽然或隐或宦，聚散无常，也经历了李攀龙、谢榛之诤和梁有誉去世事件的波折，却以其共同的领袖、统一的文学思想和严密的结盟性质，同气相求，桴鼓相应，把复古思潮推广至大江南北，形成笼罩文坛的文学主流。 二 嘉靖三十年前后，以吴维岳为代表的“白云楼社”发展为唯李攀龙马首是瞻的“后七子”，这并不能简单地视为人事变动，而是一种诗文思想的转换和变革。 一般认为，在后七子结社以前，刑部的白云楼社只是一个诗人燕宴酬唱的松散群体，没有共同的纲领和诗学风尚。这无疑是未经考察的看法。前期的“白云楼社”固然未如“后七子”一样组成极为严密的社团，但仍具有一些共通的群体特征和诗学趣味。从诗社成员的地望看，这个诗社大抵以江南文人为主。诗社倡始的成员中，沈子由是江苏吴江人，陈羽伯是南京人，朱汝一是今浙江海宁人，吴维岳、孙文揆是今浙江湖州人，张瀚是杭州人，在地缘上集中在钱塘江以北、太湖周边的吴语方言区。[15]后来加入酬唱的莫如忠、沈炼、袁履善和王世贞也都是江浙人。虽然，地望并非他们结社的唯一原因，其它重要成员，如王崇古是山西蒲城人、王宗沐是福建临海人，然而，吴文化的特质鲜明地体现在白云楼社的创作倾向之中。明代中叶，由于地理和传统的影响，江南文人拒斥李梦阳所代表的“雄豪亢硬”的古典风格，提倡“无用少陵”，转而寻踪六朝，蓦写中唐，形成了清远明澹的写作风尚，这在唐顺之、华察、四皇甫和蔡汝楠等人的文学写作中有着显著的表现。[16]这种风尚同样也体现在“白云楼社”成员的文学思想中。张瀚是诗社的早期领袖。其《斸苓集序》说： 夫不局于艺，是谓通才；不滞于迹，是谓妙道。宜其汗漫江河，辉煌星日，胶轕寒暄，陶镕花鸟，绝无家居火食之气如此。是所谓本性情，该物理，自然之音，非夫探奇索异，猎声华亡本实也。[17] 其《明处士彬斋李君墓志铭》记载李君的语录说： 尝曰：诗本自然之声，亦有自然之节。本乎性情，随感而发，从心中律，审其疾徐，协于音调，信指合拍。其亟称高光州赠遗诸篇，谓俊逸有巧思。效法中唐矩矱，不爽分毫。余诗直率己见，澹薄无色相，详味其旨，若有妙悟。凡得于性灵，与其交游浸润，非必学力能然也。[18] 一是本乎性情，一是自然之音，两者相为表里。“本性情”指直抒胸臆，随感而发，这与探奇索异、猎华亡实的拟古写作指趣不同。张瀚把这种文学思想化约为“非关学力”的“性灵”说，又将“直率己见”和“自然之音”结合起来，确然与讲究“性情之真”的吴中文学同声相应，似乎也濡染着讲究“直据胸臆”、“绝无烟火酸馅习气”的唐顺之一派的文学气息。 吴维岳是早期“白云楼社”自始至终的中心人物，虽然其文集散佚不存，但《国立中央图书馆善本书序跋集录》里收存着他的《枫潭集序》，其言曰： 甘受和，而五味之变不可胜尝，白受采而五色之变不可胜观。甘，天味也，白，天色也。用以成之而五，巧以杂之而成为变，愈变愈杂，愈杂愈下，未始有加于成也。由晋迄唐，沿于今日，诗凡几变，亦不可胜论矣。盖穷情组状，引物连类，钩深抉微，无不极其致焉。世人论诗，往往忘其性情心术而辄较体裁声调，定工拙之论，犹之口腻醇醲、目眩绮缛，以求所谓天味天色，安能识也！”[19] 甘白之论，意味着文学书写任其质素而不劳文饰，呈现性情心术的“天味天色”。吴维岳批判时人“忘其性情心术，而辄较体裁声调，定工拙之论”，提倡“直写己意”；否定以“富于材积”为要件的复古文学，主张“自成材构”。[20]其语源直接依据唐顺之的本色论。唐顺之是吴中文人领袖，提倡直据胸臆，本色书写，以为“六艺之学，先王所以寓精神心术之妙也。”[21]“文字不论工拙，只要真精神透露”。[22]作为唐顺之的入室弟子，吴维岳的“天味天色”说无疑是从唐顺之存乎至道的“天然真味”说直接推衍出来的。嘉靖二十三年，唐顺之致信皇甫汸，鼓吹“洗尽铅华，独存本质，幽玄淡雅”的诗歌范式。他认为“文之足以丧质”，根据流行的天根说，倡言“草木之将落其华，敛其元气而归乎其根也”，[23]因而文学创作理应落其华，归其根，归旨于“淡乎无味”之至道。[24]其《咏菊》诗写道：“不沾春色也秾纤，小院疏篱秘靓严。人比孤花清入圣，天然真味淡非盐。未须采摘供调药，为嗅馨香置近檐。落英好护余根在，来岁还看茁玉尖。”[25]他欣赏“清”、“淡”的生命况味，在家居生活的寂寞况味里，体会到“天然真味”在于“淡乎无味”之至道中。吴维岳嘉靖二十二年的所作的《田园十首并序》说：“昔鲁仲连欲以贫贱肆志，仲长统欲以清旷乐志，上之颜巷点沂，蒙园伊野，皆实以一身安止，至乐备焉，非有托而投也。嗣后，词赋家发摅隐佚之旨，吟纪林泉之迹，积架盈几，往往而嘉，若工部咏江村之画纸敲针事最实，右丞咏田园之落花啼鸟趣最闲，尤可咀含以理性情者。”[26]要求在诗歌写作中须能“理性情”，表现“颜巷点沂，蒙园伊野”的性情之乐。这种抒写性情的自得之乐与天然韵味，显然与张瀚“本乎性情”的“自然之音”、唐顺之“直据胸臆”的“天然真味”有着相似的文学趣味。 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论吴维岳说：“元美《诗评》云：‘峻伯小巧清新，足炫市肆，无论风格。’诗之风格，有出于‘清新’二字者乎！”[27]又论莫如忠说：“王元美初登第时，子良为前辈称诗。元美因仲山人往交，称其诗清令，蔚有唐风。”[28]唐顺之的两个弟子吴维岳与莫如忠的诗风都以“清”著称。朱彝尊《明诗综》里保存着陈羽伯的几则诗评。他评价景旸诗说：“公诗直写性情，无论唐宋。”[29]评金大舆说：“子坤诗清新秀朗。”评金大车说：“诗学襄阳、随州，辞义兼美。”[30]从“白云楼社”成员的旨趣看，张瀚的“直率己见”，吴维岳的“直写己意”和陈羽伯的“直写性情”及其对孟浩然、刘长卿“清新”风格的认同，与以唐顺之为代表的“陶韦”一派诗学倾向是趋近的。王世贞在《明诗评后叙》里概括了影响嘉靖中叶诗学的四种倾向：一是以黄省曾与皇甫汸为代表的六朝派；二是以陈献章和庄昹为代表的理学派；三是以唐顺之、王慎中为代表的“陶韦”派；四是以王维桢为代表的“少陵”派。他对陶韦一派的评价是“归田之后，驾诬陶韦，必谐自然目到之语，黜意象，凋精神，废风格。而其徒洪朝选、万士和酷嗜其残馥，左右而播之，于乎何舛也。”[31]以黄氏、皇甫氏为代表的六朝派在嘉靖中叶虽然不绝如缕，但在儒家心学和复古思潮中的保守派的夹击之下，拿不出鲜明的理论和实绩。他们先与初唐派结盟，倾向于雕琢词藻，随后，在高叔嗣、唐顺之和其它吴中诗人们的共同倡导下，渐渐洗涤铅华，趋向陶韦风格。[32]唐顺之的《与茅鹿门主事书》以为陶渊明的“信手写出”远胜于沈约的“较声律、调文句”，他在归田以后提倡本色，“文继欧曾，诗驾刘韦”[33]。蔡汝楠曾是学习六朝的诗人，因趋向“洗尽铅华，独存本质，幽玄淡雅”的风格，受到唐顺之的褒赏。唐顺之的追随者洪朝选说：“蔡君白石自弱冠即以能诗闻，其初学为六朝，即似六朝；既而学刘长卿；最后又曰：‘似陶韦，方得诗人本色。’又学为陶韦。”[34] “陶韦”风格的流行与唐顺之的“本色”论有着密切的联系。 以唐顺之为代表的陶韦一派，标志着明代中叶诗风由六朝初唐派向中唐派的过渡。直写己意与清新自然成为嘉靖中叶吴中诗风的典范。值得注意的是，张瀚在《明处士彬斋李君墓志铭》里赞扬了“效法中唐”的诗歌趣味，而陈伯羽则提出“无论唐宋”的观念，彰显出他们对汉魏盛唐派的摒弃。“无论唐宋”的景旸与陈伯羽论诗说：“辞取达意。若惟以摹拟为工，尺尺寸寸，按古人之迹，务求肖似，何以达吾意乎。”“盖亦矫北地之蔽者。”[35]杨慎在致陈伯羽的信里也说：“学古而不蹈袭，以矫近日之蔽，良是。尝慨近日一二学古者，规规杜子美，不学其意而袭其句，是少陵之盗臣也。少陵称太白诗为‘清新俊逸’，岂曰规规蹈袭哉！”[36]可见，陈伯羽及其志趣相投的文人们，大抵倾向于嘉靖前期“无用少陵”的文学倾向。自杨慎以来盛行的六朝、初唐诗风，原本是对李梦阳“拆洗少陵”的反拔。至嘉靖中叶，文学风尚发展为清新淡泊的中唐诗风，和唐顺之所倡的“洗尽铅华，独存本质”逐渐合流。这种风尚显然对提倡“直写性情”和“自然清新”的白云楼社影响甚著。然而，对于推崇“沉郁顿挫”的杜少陵、追随“雄豪亢硬”的后七子派，这却是“黜意象，凋精神，废风格”的堕落。 三 从地望看，“白云楼社”基本是一个由吴郡士人主导的文学群体，而作为山东人的李攀龙也有自己的小圈子。这个圈子才是孕育复古思潮的群体。据殷士儋所作的墓志铭，李攀龙在嘉靖二十五年“还京师，聘充顺天府试同考试官，简拔多奇士；丁未，授刑部广东司主事，既曹务间寂，遂大肆力于文词。余时为检讨，日相引，上下其议论，而于鳞交一时胜流，若吴郡王元美数子，名乃藉甚公卿间矣。”[37]殷士儋是李攀龙少时最好的两个朋友之一，他们从小便培养了“复古”的共同志趣。《济南府志》说：“（李攀龙）稍长为诸生，与友人许邦才、殷士儋学为诗歌，已益厌训诂学，日读古书，里人共目为狂生。”[38]嘉靖二十六年殷士儋进士及第，授翰林检讨，适逢李攀龙还京，授职刑部，遂“日相引，上下其议论”。与他们唱和的还包括其它几个重要人物，如李先芳、谢榛和王世贞。李先芳与王世贞、殷士儋同为嘉靖二十六年的进士，于慎行所撰《李符卿墓志铭》说他“中丁未进士。时先生诗名已著，而不与馆选，识者惜之，乃与历下殷文庄公、李宪使于鳞，任城靳少宰、临清谢山人结社赋咏，相推第也。”[39]据于慎行记载，这个诗社的成员有五人，其中，除济南的李攀龙和殷士儋外，李先芳是山东濮州人，谢榛是山东临清人，靳学颜是山东济宁人。嘉靖二十六年，李攀龙从顺天府同考归来，适逢李先芳、殷士儋进士及第，因而，二李、殷、谢、靳以山东同乡身份“上下议论”而“结社赋咏”，并萌生复古的趋向。 《明史·文苑传》以为：“攀龙之始官刑曹也，与濮州李先芳、临清谢榛、孝丰吴维岳辈倡诗社。”[40]显然已经混淆了以吴维岳为中心的“白云楼社”与这个山东文人群体的异质性。“白云楼社”的诗学理想铬上了吴文化印记，形成直写性情的清新诗风，与唐顺之一脉的诗歌趣味趋近。在刑部诗社的特殊语境里，“孤介少善”的李攀龙似乎很长时间地没有融入以吴维岳、陈伯羽、王宗沐等人盘据的文人圈里。现存文献记载了吴维岳与李攀龙之间的两次冲突，有助于我们认识此期文学风尚的转移。 一次是嘉靖三十年前，吴维岳与李攀龙争夺对王世贞的影响力，而以吴维岳失败告终。嘉靖二十七年，王世贞授职刑部，参与白云楼社的唱和，受到吴维岳的青睐。《列朝诗集小传》说：“峻伯在郎署，与濮州李伯承、天台王新甫攻诗，皆有时名。峻伯尤为同社所推重，谓得吴生片语，如照乘也。已而进王元美于社，实弟畜之。”[41]这里关于吴维岳和王世贞关系的说法是可靠的。王世贞《艺苑卮言》说：“明年为刑部郎，同舍郎吴峻伯、王新甫、袁履善进余于社。吴时称前辈名文章家，然每余一篇出，未尝不击节称善也。”[42]考吴维岳《天目山房岁编》，吴维岳在嘉靖二十七年到二十九年春主盟白云楼社时，与王世贞、李攀龙同在刑部。在这期间存有大量赠答王世贞的唱和诗，却没有和李攀龙的酬唱之作。在《明诗评》“李君攀龙”条里，王世贞如是说：“于鳞折节与余好，居恒相勉戒：‘吾子自爱，吴人屈指高誉，达书不及子，子故非其中人也。’予愧而谢之。又尝慨然称：‘少陵氏千余年，李何廓而未化，天乎属何人哉！’”[43]按照王世贞的说法，李攀龙在这段时间“折节与余好”，并以“子故非其中人也”来说服王世贞与“吴人”的社群保持距离，引导王世贞走上学习“少陵氏”的文学道路。王世贞在《明诗评后叙》里说：“予为郎比部，郎之长孝丰吴维岳烨烨有一时誉，至同列相勉，得吴生片语如照乘云。予雅自好，不能吴生下，顾下李攀龙也。吴愕愕怡盛气欲夺我不得，乃悟而折节请正。”[44]王世贞摒弃吴维岳，而追随李攀龙，这不仅仅是嘉靖三十年刑部人事变动的结果，其本身就是在吴中风尚和复古思想两种文学思想的之间的选择。 身为吴人的王世贞却对吴中文风深为不满。其《李氏山藏集序》说：“某吴人也，少尝从吴中人论诗，既而厌之。夫其巧倩妖睇，倚闾而望，欢者自视，宁下南威夷光哉！然亦亡奈乎客之浣其质而睨之也。”[45]其《明诗评后叙》说：“吴人黄氏、皇甫氏者流若倚门之伎，施铅粉强盼笑而其志矜国色，犹然哉。”[46]他又在《艺苑卮言》里批评陈伯羽为“如东市倡，慕青楼价，微傅粉泽，强工颦笑。”[47]这代表了王世贞对吴中诗风的一般认识。两相对校，陈伯羽之流的诗歌写作，和六朝派的黄氏、皇甫氏原本就是“一丘之貉”。约在嘉靖三十一年，王世贞写给李攀龙的信中如是说： 足下所讥弹晋江、毗陵二公，及其徒师称而人播此。盖逐影响，寻名迹，非能心睹其是也。破之者亦非必输攻而墨守，乃甚易易耳。吴下诸生则人人好褒扬其前辈，燥发所见，此等便足，衣食志满矣，亡与语汉以上者。其人与晋江、毗陵固殊趣，然均之能大骂献吉云：“献吉何能为，太史公、少陵氏为渠剽掠尽，一盗侠耳。”仆恚甚，乃又笑之，不与辨。呜呼！使少有藻伟之见可以饰其说，仆安能无辨也。[48] “吴下诸生”的诗学不但趋向于“直写性情”，恐怕还不免有“人人好褒扬其前辈”，“均之能大骂献吉”的习气。王世贞认为，这些人虽然与唐顺之（毗陵）、王慎中（晋江）有所不同，但是他们都不能理解“太史文章少陵诗”的文学真谛。 嘉靖三十七年，吴维岳出任山东提学副使，造访家居历下的李攀龙，却被严辞拒绝，再一次构成了广为人知的冲突。王世贞《吴峻伯先生集序》记载： 峻伯数使候，于鳞辄谢病不复见，余得交关其间。以谓于鳞。于鳞曰：“是膏肓者，有一毗陵在，而我之奈何。为我谢吴君，何渠能舍所学而从我。”峻伯不尽然曰：“必是古而非今，谁肯为今者，且我曹何赖焉。我且衷之。”故峻伯卒而新都汪伯玉著状云：“济南以追古称作者，先生即逡逡师古然犹以师心为能，其持论宗毗陵，其独造盖有足多者。”所谓毗陵，则武进唐应德也。[49] 吴维岳离京后，经过“后七子”的标榜和酬唱，李攀龙已俨然居于艺苑的领袖地位。这时，羽翼丰满的李攀龙断然拒绝了吴维岳的请见，其原因是道不同不相为谋。王世贞在《集序》里谈到吴维岳的写作倾向说：“诗必协情实调，声气盖庶几高蜀州、钱左司之遗，晩而稍务为严重，称贵体，至于才情之所发，亦不能尽掩也。其文尤善，缘本经术，中章程，往往庀材班、范，而步武于庐陵、南丰间，嗟乎！士得一当生，号名家言足矣。亡论毗陵，即峻伯不亦彬彬哉。”作为毗陵弟子的吴维岳诗歌写作大抵吟咏性情，风格在盛唐与中唐之间，古文则恪守了“文崇欧曾”的唐宋派家法。据汪道昆的判释，李攀龙“以追古称作者”，而吴维岳“逡逡师古，然犹以师心为能”，师心和追古的文学思想的对立成为李攀龙拒斥吴维岳的全部理由。李攀龙毫不妥协的态度令人惊讶，文学复古思想成为其接物择友的标准。在李攀龙主导复古思潮的嘉靖后期，后七子诗社通行着一些烙有李攀龙性格印记的观念：“舍所学而从我”，“能为献吉辈者，始能不为献吉”，且不许诗社成员有“境外交”。[50]这既是后七子派取得成功的组织保障，也是李攀龙和吴维岳分道扬镳的重要原因。 从白云楼社到后七子派，并非一种连续的文学运动，而是嘉靖中叶“无用少陵”的文学思潮与后期复古派的对峙与转折。从本质上看，发生在嘉靖中叶的李攀龙和吴维岳的诗学冲突是北方传统与吴中风尚的冲突，也是受心学影响的创作群体与复古派冲突。这种冲突随着复古思潮的壮大而受到抑制，趋于沉寂，但在万历以后它将以更为鲜明的姿态涌现出来。 注释： [1]廖可斌《明代文学复古运动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200页。 [2]路鸿休《帝里明代人物略》说：“羽伯官刑部主事，署中故有白云楼，暇日与文学僚友咏其上，称为西台雅集。”参见陈田《明诗纪事》，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1788页。 [3]廖可斌《明代文学复古运动研究》，第205页。 [4]焦竑《国朝献征录》，《四库存目》本，史部第101册，第296页。 [5]张瀚《奚囊蠹馀》，《四库存目》本，集部101册，第26页。 [6]焦竑《国朝献征录》，《四库存目》本，史部第101册，第296页。 [7]吴维岳嘉靖二十四年下有《送张子文出守庐州》。参见《天目山房岁编》，《四库存目》本，集部105册，第175页。 [8]张元忭等《绍兴府志》，万历十五年刊本，卷26。 [9]吴维岳嘉靖二十五年下有《送孙文揆与告还菱湖》，诗曰：“君胡归旧林，因病免朝簪。” [10]王世贞《明诗评》，《丛书集成初编》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04页。 [11]吴维岳《天目山房岁编》，第202页。 [12]吴维岳《天目山房岁编》，第201页。 [13]廖可斌《明代文学复古运动研究》，第201页。 [14]李庆立校笺《谢榛全集》，江苏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1252页。 [15]罗时进以为：“从自然生态、经济水平、人文坏境三方面加以综合考量，大致可将环太湖地域称之为‘江南’。此即一般意义上的吴文化地区。”参见《地域·家族·文学》，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7页。 [16]参见拙稿《论嘉靖十才子的文学活动与创作趋向》，《中国文学研究》，2009年5月。唐顺之不仅是唐宋派的代表作家，在诗学方面先后倡导初唐体、中唐体和邵雍体。王世贞、茅坤均视之为陶韦一派的领袖。其本色论并非古文理论，而是对文学本体的追问，是对明代中叶诗学的总结与发挥。另外，“何必雄豪亢硬”由王慎中、唐顺之及薛蕙所提，“无用少陵”为杨慎与四皇甫所倡，二者的旨趣是相通的。 [17]张瀚《奚囊蠹馀》，第106页。 [18]张瀚《奚囊蠹馀》，第138页。 [19]《国立中央图书馆善本书跋序集录》，（台北）国立“中央图书馆”1994版，第431页。 [20]吴维岳在该序中讲到：“直写己意，切事近人；未尝模拟，自成材构”。 [21]唐顺之《荆川先生文集》，《四部丛刊》本，卷5。 [22]袁黄《游艺塾续文规》，《续修四库全书》本，第1718册，第166页。 [23]唐顺之《荆川先生文集》，卷11。 [24]唐顺之《送蔡年兄道卿序》以为“士之荡于纷华，竞于驰骛，而不归其根也久矣，”指出“气锐则耻于一艺之不及，又安能夺其可喜可好，而专事于淡乎无味之至道哉！”参见《荆川先生文集》，卷11。 [25]唐顺之《荆川先生文集》，卷3。 [26]吴维岳《天目山房岁编》，第172页。 [27]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434页。 [28]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第402页。 [29]朱彝尊《明诗综》，吉林出版集团2005年版，第804页。 [30]朱彝尊《明诗综》，第1079页。 [31]王世贞《明诗评》，《丛书集成初编》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00页。 [32]茅坤《与王凤洲大参书》说：“嘉靖以后，唐武进、高苏门诸君则又稍稍淘洗铅华，独露本色，似窥唐人者之至矣。”参见张大芝、张梦新校点《茅坤集》，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258页。 [33]徐儒宗编校《罗洪先集》，凤凰出版社2008年版，第917页。 [34]洪朝选《自知堂集序》，参见蔡汝楠《自知堂集》，四库存目本，集97，第448页。 [35]朱彝尊《静志居诗话》，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73页。 [36]王兆云《皇明词林人物考》，《四库存目》本，史部112册，第108页。 [37]李攀龙《沧溟先生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718页。 [38]成瓘《济南府志》，参见《中国地方志集成》，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卷49。 [39]叶桂桐，阎增山《李先芳与金瓶梅》，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02页。 [40]张廷玉等撰《明史》，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7377页。 [41]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第434页。 [42]王世贞《艺苑卮言》，参见《历代诗话续编》，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088页。 [43]王世贞《明诗评》，第17页。 [44]王世贞《明诗评》，第103页。 [45]王世贞《弇州四部稿》，《四库全书》本，第1280册，第121页。 [46]王世贞《明诗评》，第107页。 [47]王世贞《艺苑卮言》，参见《历代诗话续编》，第1035页。 [48]王世贞《弇州四部稿》，《四库全书》本，第1281册，第2页。 [49]王世贞《弇州四部稿》，《四库全书》本，第1282册，第664页。 [50]廖可斌《明代文学复古运动研究》，第220页。 ¯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关陇学术与中晚明文学思想的地域位移”（11CZW038），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明代关陇学术与文学思想的演进”（09YGCZH009）之阶段成果。 ［作者简介］杨遇青，西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