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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维是盛唐诗风最具代表性的诗人，其在诗歌史中实居于“盛唐正宗”的地位。这是因为，其一，王维的诗歌创作不仅居于初盛唐诗歌发展的主脉之一，而且也最典型地体现了唐人对汉魏六朝诗风的有所取舍的、辩证的继承方式，是对汉魏六朝迄初唐主流诗风的比较自然的继承与发展；其二，“正宗”的意味还在于王维的诗风中“兼容” 同时诸大家的一些风格因素。王维与李、杜诸家都对初唐以来的诗歌艺术作出很大的发展，所以他们的艺术中有共同的地方，这些共同的地方正体现了盛唐诗风的一般特点。但是，相对李、杜两大家而言，王维为盛唐之正，李、杜是盛唐之变。本文尝试对此进行论述，并且从“盛唐正宗”这一视点出发，对造成王维“盛唐正宗”的文学传统与诗学渊源进行探讨，主要以王维自己提出的“盛得江左风，弥工建安体”为主要纲领，分析王维对汉魏六朝主流的文化与诗学传统的继承与发展。其意图是想对王维诗学作一个比较全面的分析。 一 与李、杜、高、岑相比，王维在思想与风格上似乎都缺乏鲜明的个性。李白诗歌体现出非凡的想象力和一种通过复古方式达到的高度自由的创作精神。杜甫执著于儒家的忠君爱国的理想，以非凡的信念持久地关注着安史之乱所造成的离乱现实。高适则崇尚唯以风骨为尚、几乎尽弃清华之美的艺术风格。岑参的诗歌则通过对边塞风光的 实景性再现，创造一种瑰奇的风格。王维在这些方面，似乎兼有诸家，而都不如诸家的突出。他虽具有一定的政治理想，并且属于张说、张九龄这一派的文儒政治集团，也发表过一些政治的见解，有一定的政治热情。但这种热情基本上属于初唐文儒一派在政治上通常的表现，是一个普通的士大夫大所具有的。而李、杜等人，则更具寒素之士热 望功名、执著理想的激情。杜甫的“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1]，李白的“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2]，都不是王维所拥有的。他们虽然都经历安史之乱的苦难，但李白强烈的济世愿望与杜甫执著的忧时情结，都非王维所具有。甚至高、岑两位，在政治理想上也比王维更为激扬一些，多表现功名之士的感激之气，如高适赠友诗，有“睹君济时略，使我气填膺。长策竟不用，高才徒见称！一朝知已达，累日诏书征。羽翮忽然就，风飙谁敢凌”（《饯宋八充彭中丞判官之岭南》），[3]功名之士的气概，跃然纸上。虽然王维官至右丞，在诸位盛唐诗人中最为显贵，其家门之崇贵，更非他们所比。但在他身上，更多地带有初唐以来文儒、词臣的气息，甚至是沿承六朝以来士族清贵华 事实上，说王维是盛唐正宗，还包含这样一个意思，即王维的诗，在题材、风格多方面，整体上比较平衡地体现了盛唐诗的造诣，他兼有并时诸家的一些特点。如果我们深入地揣研王诗便能够发现：李白的自然飘逸，杜甫的穷形写物之妙，岑参的工丽，高适的古质，在王维的诗风里都有所表现。我们举王维之作，联系诸家之作略作分析。 王维的《同崔傅答贤弟》、《故人张諲工诗善易卜兼能丹青草隶，顷以诗见赠，聊获酬之》、《送崔五太守》、《送李睢阳》，体制横放，以逸气见长，显示出与李白歌行接近的气质。又如《答张五弟》：“终南有茅屋，前对终南山。终年无客长闭关，终日无心长自闲。不妨饮酒复垂钓，君但能来相往还。”其风调也与李白的同类作品相似。又比如， 以意气为诗，风骨为尚，不计修辞之工，是盛唐诗人的共同表现，这在李白、王维、高适的部分古诗与歌行中表现得尤其突出。王维的《济上四贤咏》即属此类，尤其是其二《成文学》一首，写一慷慨尚意气之士的形象： 宝剑千金装，登君白玉堂。身为平原客，家有邯郸倡。使气公卿座，论心游侠场。中年不得志，谢病客游梁。 这一类的诗，往往会用古乐府、古诗中的一些人物与词语，造成一种脱略形骸之外，顾盼一世之雄的人物形象。王维的《不遇咏》也为慷慨尚意气之作： 北阙上书寝不报，南山种田时不登。百人会中身不预，五侯门前心不能。身投河朔饮君酒，家在茂陵平安否？且共登山复临水，莫问春风动杨柳。今人作人多自私，我心不说君应知。济人然后拂衣去，肯作徒尔一男儿！ 拿这首诗与高适的《封丘作》相比，体制风格也有接近的地方，都是直抒其情，风骨磊落，一扫齐梁雕琢之气。 王维与杜甫，很少有人将他们联系起来考虑，因为他们两人无论思想个性还是审美趣味上，都有很大的差异。但是如果从初唐到盛唐诗学的发展历程来看，盛唐诸家中他们两人所处的位置是最接近的。李白的诗学思想是努力复古，对初唐至齐梁的诗风主观上是完全否定的。王维与杜甫却在沿承初唐以来复古诗学、力返汉魏风骨的同时，对齐梁以降的诗风也多有继承，所以他们的诗歌是古体、乐府及近体兼擅。王、杜都是在诗体与艺术表现方面对初唐做出巨大的发展的诗人。两人都对初唐以来俳偶整练的诗风都有所继承，王维的一些奉赠达官的古体及应制排律，与杜甫在风格也有接近的地方，都以雄劲壮丽、句法沉浑取势。但王维更多地继承六朝风调，保持雍容高华的基本风格。杜甫则将这种初唐体制朝写实的方向发展，并形成一种沉郁顿挫、笔力雄强的新风格。但两人在追求壮美方面，实有接近的表现，王维的《华岳》诗，摹写气象，雄浑壮丽与杜甫的接近。又如《渡河到清河作》：“泛舟大河里，积水穷天涯。天波忽开拆，郡邑千万家。”王维的《送韦大夫东京留守》与杜甫的《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在内容与写法上也有接近的地方，其中“功名与身退，老病随年侵”，有杜诗的韵味。在乐府歌行方面，王维仍然继承初唐乐府风华流丽的写作规范，如早年所作《洛阳女儿行》、《桃源行》，流丽清靡；但个别作品已经朝写实发展，其中有如《陇头吟》、《老将行》，风格沉雄、骨力劲健的，与老杜歌行的气质也很接近。如《燕支行》“拔剑已断天骄臂，归鞍共饮月支头”句格与杜诗也很接近。杜甫正是沿着这种写实、逼真形容的方向大幅度地发展，开启了中晚唐在讽喻时事为主旨的新乐府创作风气。 最能看出王、杜两人在诗歌史位置接近的地方，还是两人各自对近体诗艺术的贡献。杜甫的近体诗创作，无论在数量还是题材与风格的多样化上，都对初盛唐以来的诗人有很大的突破。事实上，从对近体诗系统的发展来讲，稍早于杜甫的王维，在保持初唐近体诗的高华风神基本审美趣味的同时，在创作的数量与题材和风格的多样化上，已经做出很大的突破。王、杜都继承了陈子昂及四杰的追求境界阔大、气象雄浑的近体艺术，创作了一批在艺术风格与境界上都有很大推进的五、七律诗。最后，我们看艺术表现上，王诗与杜诗也有类似地方，王维虽以清逸自然为主流风格，但他与杜甫一样，都推进了初唐以来的诗歌表现事物的艺术。我们知道杜诗以逼真的写物著称，形容事物常能做到物无遁形，常让人觉得无以复加。赵翼《瓯北诗话》对此多有论述。如其论少陵真本领云：“其真本领仍在少陵诗中‘语不惊人死不休’一句。盖其思力沉厚，他人不过说到七八分者，少陵必说到十分，甚至有十二三分者。”[4] 事实上，盛唐诗的体物之功，比起初唐诗来，普遍有提高，王维这方面也有类似杜甫的表现。他的名句，如“草枯鹰眼疾，雪尽马蹄轻”（《观猎》），与杜甫的“竹批双耳峻，风入四蹄轻”（《咏房兵曹胡马》）笔力堪称匹敌。在写景状物方面，杜、王都以雄浑壮阔，传神象外见长，王维的“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使至塞上》），“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汉江临泛》），“日落江湖白，潮来天地青”（《送邢桂州》），“九门寒漏彻，万井曙钟多”（《同崔员外秋宵寓直》），与杜诗有异曲同工之妙。再如王维的《终南山》与杜甫的《望岳》等诗，境界也比较接近。只是王维在逼真传神之外，仍不失雍容闲适之趣，这正是王维诗歌特有的气质。 正因为王维的兼有盛唐诸家之体格，所以才是“盛唐正宗”。如果我们从“变”的角度来理解盛唐诗风与初唐诗风的关系，可以说李、杜等人是沿着各自的发展方向变化而至其极，王维则是沿着唐诗艺术发展比较自然的变化方向，变而未至其极。这大概也可以作为王维正宗的又一种解释。从更长的诗歌史背景来看，王维与李杜都显示了他们与汉魏六朝诗歌传统的深厚渊源关系，但与李白的以复为变，杜甫的集大成而大幅度突破相比，王维的诗歌艺术则是对汉魏六朝诗风的 比较自然的发展，也最鲜明地体现了盛唐诗融合汉魏、晋宋、齐梁这三种传统风格的基本诗学取向。所以，说王维是“盛唐正宗”，同时也意味着在说他处于从汉魏以来诗歌史曲折发展的主流地位上。但这个诗歌史的传统，并非封闭在诗史的内部，事实上它是与更广泛的文化传统关涉着的。所以，我们只有通过对王维诗学中文化传统、诗学 渊源的探讨，才能更好地理解其“盛唐正宗”的表现与成因。 二 王维不像陈子昂、李白那样明确地发表其诗歌理论，他的诗学主要体现在创作实践上，这在唐人那里是一种常态的表现。但是盛唐诸家，经常在诗里发表他们的诗歌宗尚，李白、王维、高适等人，都有提倡建安诗风的言论。李白“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宣城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最为论者所常举，高适《宋中别周梁李三 子》亦云：“周子负高价，梁生多逸词。周旋梁宋间，感激建安时”。王维《别綦毋潜》是表达他的 诗歌美学主张的重要文本： 端笏明光宫，历稔朝云陛。诏看延阁书，高议平津邸。适意偶轻人，虚心削繁礼。盛得江左风，弥工建安体。高张多绝弦，截河有清济。严冬爽群木，伊洛方清泚。渭水冰下流，潼关雪中启。荷蓧几时还，尘缨待君洗。 这首诗开头四句写綦毋潜作为文学侍从即词臣的形象。适意两句写其通脱自然之为人风格。“盛得江左风，弥工建安体”这两句，一般认为都是綦毋潜（也包括王维自己）的诗歌，既得江左清靡之风，又于建安诗风深造有得。这样理解也是符合他们在诗学上的实际表现的。但是从诗句的意脉连贯来看，“盛得江左风”是接着“适意偶轻人，虚心削繁礼”而来的。适意偶轻人，是写通脱自适，不觉有恃才傲物之气；但是自然的，并非刻意。“虚心削繁礼”，是指体任自然，交际应物之间不为繁文缛礼。这两种，正是所谓的“江左风”。可见这两句诗，“盛得江左风”还是重在写人物风流，而“弥工建安体”才是说他的诗学宗尚。只是“盛得江左风”虽然主要指人物风流，但却与诗学仍有绝大的关系，因为王维崇尚的这种江左风流，对他诗歌的表现内容与审美趣味，其实有很大的影响。底下的“高张多绝弦，截河有清济”，仍是论诗之语，是说其作品多为格调高绝之作，并引清新绝俗之格，济当时诗坛之浊俗之体。进一步而言，唐诗承自陈隋之体，多绮靡之风，是为浊体，汉魏为风骨之范，晋宋多清音。以汉魏风骨、晋宋清音来革新齐梁，正是以清济浊。这就是“截河有清济”，也就是正本清源的意思。唐诗融合汉魏、齐梁而成一体高风，这是学者类多能说的。但究竟是怎样的融合，在这方面唐人采取了什么方法？在唐诗中齐梁的体制与汉魏风骨是什么样的关系？这些问题，恐怕是我们解开唐人诗学深层结构的关键之处。王维的“截河有清济”，正透露出唐人的诗学方法，是以清济浊，以汉魏风骨、晋宋清音来调剂齐梁浊俗之体。这也是他们在论诗学宗尚时，为何只提汉魏风骨，而不提齐梁体制的原因。因为后者是革新的对象，前者是需要强调的标准。 王维的“建安体”究竟是指什么呢？或者说王维学习建安体，究竟表现在哪些方面？从体制来讲，王维的古体诗，在学习建安方面体现最为明显。齐梁迄初唐，俳偶成了诗歌的主要体制。所以，初盛唐诸家学汉魏，一个重要的标志就大量地使用散句体，破除偶俪之气。王维的古体，化偶为散的意图是很明显。一些题材与趣味都源于齐梁 的作品，本以俳偶隶事见长的，他有意使用散句为主，以叙述见长的作风。如《从军行》： 吹角动行人，喧喧行人起。笳悲马嘶乱，争渡金河水。日暮沙漠垂，战声烟尘里。尽系名王颈，归来报天子！ 《早春行》： 紫梅发初遍，黄鸟歌犹涩。谁家折杨女，弄春如不及。爱水看妆坐，羞人映花立。香畏风吹散，衣愁露沾湿。玉闺青门里，日落香车入。游衍益相思，含啼向采帷。忆君长入梦，归晚更生疑。不及红檐燕，双栖绿草时。 《从军行》除“日暮”一联稍涉偶对之意外，全是散行。《早春行》只有中间“爱水”这四句是用偶对的，但也是描写为主，风格自然。其他句子都是用散行之体。他不少酬赠之作，如《赠房卢氏琯》、《赠祖三咏》、《华岳》、《胡居士卧病遗米因赠》、《蓝田山石门精舍》、《青溪》、《渭川田家》、《送魏郡李太守赴任》、《送綦毋校书弃官还江东》、《送高道弟耽归临淮作》、《观别者》、《休沐还旧业便使》、《宿郑州》、《苦热》、《偶然作六首》、《献始兴公》、《哭殷遥》、《叹白发》，全篇使用散行之体，或主要以散行为体。从诗体的流变来看，汉魏五言以散行为主，晋宋以下方才对仗渐多，齐梁则全绮丽俳偶为工。王维与并时的李白、杜甫、孟浩然，继陈子昂、张九龄等家多用散句的作风，进一步提高散句的写作技术，并且改进偶对的风格，使其尽量趋于自然化。对偶本来是一种带有一定的难度的修辞方式，但从齐梁以来，写诗使用俳偶已经成一种普遍的习惯，俳偶、藻采、使事差不多成了人们写作一首诗歌的全部。这种对修辞的过分依赖，让诗歌失去真美。所以，复古的诗人在体制上做的一件事，就是破偶为散，尤其是古风、古体之类，要做到基本上以散句为主。所谓建安风骨，这是最主要的一个内涵。王维古体，在这一点上表现很突出。如《赠祖三咏》： 蟏蛸挂虚牖，蟋蟀鸣前除。岁晏凉风至，君子复何如？高馆阒无人，离居不可道。闲门寂已闭，落日照秋草。虽有近音信，千里阻河关。中复客汝颖，去年归旧山。结交二十载，不得一日展。贫病子既深，契阔余不浅。仲秋虽未归，暮秋以为期。良会讵几日，终自长相思！ 像这样使用散句的作品，它在叙事、抒情与表达思想方面的功能，要比无句不偶的诗要强。在齐梁诗风的笼罩下，对偶很容易流于绮靡、雕琢，风骨不振。当然，王维的有些古诗，从表面上看，也使用了较多的对仗，如《戏赠张五弟諲》： 吾弟东山时，心尚一何远。日高犹自卧，钟动始能饭。领上发未梳，床头书不卷。清川兴悠悠，空林对偃蹇。青苔石上净，细草松下软。窗外鸟声闲，阶前虎心善。徒然万象多，澹尔太虚缅。一知与物平，自顾为人浅。对君忽自得，浮念不烦遣。 这首诗虽然多处使用对仗，但仍以叙事为主，并且修辞力求质朴传情，如“日高”两联。其次是押仄韵，以见矫健之气。所以，像王维古诗的这种对仗，与齐梁的以雕藻为能事的俳偶也是不同的。他们所学习的，也是汉魏古诗的对仗风格。 王维学汉魏的另一个重要渊源是汉魏乐府的叙事传统。叙事是乐府与古诗的一种技巧，晋宋以降，缘情绮靡的创作观念占据主流，尤其是属对的过分发达，诗歌的叙事性减弱了。王维的早年写作，有一体是从初盛唐歌行入手，以叙事为主，塑造比较完整的人物形象和现实生活的画面。如其《洛阳女儿行》、《陇头吟》、《老将行》、《桃源行》。七言歌行的近源出于南朝，但它在齐梁诗坛带有复古的性质。这一体制最早的渊源，当追溯至汉魏乐府。曹植的《白马篇》、《名都篇》等作品，尤其以塑造人物形象见长，这一点对盛唐诗人是有很深的影响的。王维与同时李白、李颀，都是善写人物，虽然他们所写人物性情各有不同。但叙事性的加强与塑造人物艺术的提高，的确是盛唐诗家学习汉魏的两大成就。王维塑造人物的作品，除上述所举各篇外，还有像五古体的《西施咏》、《李陵咏》，歌行体的《夷门歌》也都是成功之作。《西施咏》为人所熟知，这里举后两首为例： 汉家李将军，三代将门子。结发有奇策，少年成壮士。长驱塞上儿，深入单于垒。旌旗列相向，箫鼓悲何已。日暮沙漠陲，战声烟尘里。将令骄虏灭，岂独名王侍。既失大军援，遂婴穹庐耻。少小蒙汉恩，何堪坐思此。深衷欲有报，投躯未能死。引领望子卿，非君谁相理。（《李陵咏》） 七雄雄雌犹未分，攻城杀将何纷纷。秦兵益围邯郸急，魏王不救平原君。公子为嬴停驷马，执辔愈恭意愈下。亥为屠肆鼓刀人，嬴乃夷门抱关者。非但慷慨献奇谋，意气兼将身命酬。向风刎颈送公子，七十老翁何所求？（《夷门歌》） 比起汉乐府，这些叙事诗当然已经高度的文人化，它与建安正始的叙事性诗歌更为接近。王维善于塑造人物，还与他在绘画方面的修养有关。这种塑造人物的艺术，不仅表现在古诗与歌行方面，而且他的近体诗，也多有鲜明的形象。 王维有些作品是直接取法汉乐府的，如《黄雀痴》： 黄雀痴，黄雀痴。谓言青鷇是我儿。一一口衔食，养得成毛衣。到大啁啾解游飏，各自东西南北飞。薄暮空巢上，羁雌独自归。凤凰九雏亦如此，慎莫愁思憔悴损容辉。 汉乐府有禽言一类，如《乌生·乌生八九子》、《艳歌何尝行·飞来双白鹄》，王维的这首诗，就是学习这一类，语言也以质朴为体。又如王维的《观别者》： 青青杨柳陌，陌上别离人。爱子游燕赵，高堂有老亲。不行无可养，行去百忧新。切切委兄弟，依依向四邻。都门帐饮毕，从此谢宾亲。挥泪逐前侣，含凄动征轮。车从望不见，时时起行尘。余亦辞家久，看之泪满巾。 建安诗人曹丕有《见挽船士兄弟辞别诗》：“郁郁河边树，青青野田草。舍我故乡客，将适万里道。妻子牵衣袂，抆泪沾怀抱。还附幼童子，顾托兄与嫂。辞诀未及终，严驾一何早。负笮引文舟，饥渴常不饱。谁令尔贫贱，咨嗟何所道。”[5]王维《观别者》学习此诗的痕迹很明显。王维诗歌的语言受晋宋、齐梁以下清华之体影响很深，所以整体的风格是比较清华，但他也学习汉魏质朴之体，在审美趣味上又有尚质的一面。 三 王维的“盛得江左风”之句，透露了一个重要的历史信息，即以东晋为极盛的、崇尚玄学自然之风的魏晋风度，在盛唐诗人那里仍被推崇与效仿，而王维本人就是深受这一文化传统影响的诗人。他对晋宋南朝诗风的学习与别择，也是以其体会的江左风流为内涵的。 江左风流是东晋南朝士族们的精神行为，也可以说是一种士族文化传统。东晋南朝一脉相承的门阀士族群体虽然在陈隋之际基本上解体了， 但正如唐代社会还遗留南北朝门阀观念一样，这种江左风流，也仍然影响士群的生活行为与文学审美趣味。王维出身太原王氏，虽然也是山东五大郡姓之一，从更远的渊源来讲，也可能与侨居南方的江左高门太原王氏一支也有着一种同源的关系。但从王维的家世来看，其家族最多只属于地方阀阅，其母族崔氏也是山东著姓，在中朝社会并没有深厚背景。所以，有学者认为王维在当时社会所处的阶层，可以说是低等士族，[6]也是有一定依据的。这种低等士族其实是魏晋至北朝的儒素旧门，近于寒素士人，但从基本性质来看，仍是一种文化士族。作为北方文化士族，王维继承了北朝山东士族企羡江左风流的好尚，对晋宋南朝的清华有一种向往。又由于他自身生长北方，后来的仕宦也主要在长安一带，所以实际上缺乏南方生活的经历，这一点跟李白、杜甫与孟浩然都不同。所以王维对江左风流更多地表现为对士族文化生活地的南方山水与人物的想象。如《戏赠张五弟諲》、《送宇文太守赴宣城》、《送綦毋校书弃官还江东》、《别綦毋潜》、《送张五弟諲归宣城》、《送友人南归》、《送丘为落第归江东》、《送沈子福归江东》等诗，都程度不同地表现了诗人对南方山水之美、人物之秀的向往。其中《同崔傅答贤弟》一首，最集中地表达了王维对江左风流的想象： 洛阳才子姑苏客，桂苑殊非故乡陌。九江枫树几回青，一片扬州五湖白。扬州时有下江兵，兰陵镇前吹笛声。夜火人归富春郭，秋风鹤唳石头城。周郎陆弟为俦侣，对舞前溪歌白苎。曲几书留小史家，草堂棋赌山阴墅。衣冠若话外台臣，先数夫君席上珍。更闻台阁求三语，遥想风流第一人。 本诗是写一位北地才子客游地方的经历，但是采取化历史空间为现实空间，进行时空叠合的处理。可以说比较整体地展示出王维对江左风流旧地的想象。尤其是后面咏到周瑜、陆云、王羲之、谢安、阮瞻等江左风流的代表人物，比较充分地显示出王维对南朝风流的艳羡情结。又如《故人张諲工诗善易卜，兼能丹青草隶，顷以诗见赠，聊获酬之》： 不逐城东游侠儿，隐囊纱帽坐弹棋。蜀中夫子时开卦，洛下书生解咏诗。药栏花径衡门里，时复据梧聊隐几。屏风误点惑孙郎，团扇草书轻内史。故园高枕度三春，永日垂帷绝四邻。自想蔡邕今已老，更将书籍与何人？ 这里所塑造的张諲，正是典型江左风流人物在当时的重现，让我看到当时人物崇尚魏晋风流的风气。 对“江左风流”的崇尚，也是造成王维诗歌审美趣味的原因之一。王维诗歌之长处，并不在于表现多少深刻的思想、强烈的感情，或者特别奇特的想象，这些都是李杜的特点；王维诗歌追求的是初唐以来的雅调，也就是六朝酿成的一种审美趣味。其创造的意境，多为空灵之美，重在表现人物的高情与雅尚。即使他的思亲怀友之作，也是多 寄意于空灵的兴象： 荒城自萧索，万里山河空。天高秋日迥，嘹唳闻归鸿。寒塘映衰草，高馆落疏桐。临此岁方晏，顾景咏悲翁。故人不可见，寂寞平林东。（《奉寄韦太守陟》） 夜静群动息，时闻隔林犬。却忆山中时，人家涧西远。羡君明发去，采蕨轻轩冕。（《春夜竹亭赠钱少府归蓝田》） 束带趋承明，守官惟谒者。清晨听银虯，薄暮辞金马。受辞未尝易，当御方知寡。清范何风流，高文有风雅。忽佐江上州，当自浔阳下。逆旅到三湘，长途应百舍。香炉远峰出，石镜澄湖泻。董奉杏成林，陶潜菊盈把。彭蠡常好之，庐山我心也。送君思远道，欲以数行洒。（《送张舍人佐江州同薛据十韵》） 这一类诗，虽然也表现怀思与惜别之情，但表现人物的风流清范，是主要目的。说到底，还是深受江左风流的影响。但王维重在表现境界，其趣味里已经扬弃了齐梁绮靡。重在用诗歌来表现自然之美，还有人物的高华脱俗之韵致。他所欣赏的士族文化，是晋宋士族文人的那种受玄思影响的自然清雅风格，对齐梁以降的绮靡浊俗之风，是完全扬弃掉了的。 江左风流的最大成果就是晋宋以降渐次发展的吟咏山水田园，以寄托丘园之隐、山林之游的思想意识的诗歌创作。除了汉魏诗风这个渊源之外，王维诗的另一种渊源就是自陶、谢、阴、何一派的影响。其中陶谢又是其最重要的学习对象。陶谢的传统实为南方诗歌的传统，而陶又接受了从汉魏西晋而来的北方文学传统，谢基本上是以表 现自然山水之美为主的南朝传统。王维本人是从北朝至隋唐的北方的关陇、山东文化背景下中成长起来的诗人，他将陶谢的田园山水诗传统移植到北方，表现以终南山为中心的关中山水。其中所体现的雄浑、磅礴之气，还是体现了与北朝文化的渊源关系。他学习了很多陶谢山水艺术，但由于地域不同，陶谢阴何主要以长江中下游山水为表现对象，初唐诗人张九龄有一部分写岭南，张说一部分表现湖湘山水，其山水诗的成功相对比较自然。而长安一带，在王维之前，似乎还缺少比较成功的山水创作。王维的田园山水诗，从其基本审美趣味来说，仍属于江左风流的范畴。 四 整体地看，王维诗歌艺术，是对汉魏风骨与江左风流这两个文化与诗歌艺术背景的结合。汉魏风骨一变而江左风流，再变为齐梁绮靡，构成汉魏六朝艺术的主流趋势。王维在扬弃了齐梁绮靡之后，对汉魏风骨与江左风流做了自然的继承。与杜甫的集大成和李白的在复古中追求大变不同，王维基本上是沿着上述艺术传统比较自然地发展的。这是它之所以成为盛唐正宗的原因。 王维所创造的诗歌美，体现了一种艺术的辩证法在里面。我们较多地注意到王维诗歌中的清新高华，或者说清靡工秀的一面，这都是南朝以来华绮的文学传统的自然发展。他学大小谢、阴、何、庾信的写景艺术，在其基础上写得更好更工，如“寒塘映衰草，高馆落疏桐”（《奉寄韦太守陟》）、“青草肃澄波，白云移翠岭”（《林园即事寄舍弟紞》）、“柳色蔼春余，槐阴清夏首”（《资圣寺送甘二》）、“白水明田外，碧峰出山后”（《新晴野望》）、“园庐鸣春鸠，林薄媚新柳”（《晦日游大理韦卿城南别业四首》其二）。正是这种南朝诗风，形成王诗的高华清丽的风格。但另一方面，我们注意到，王维的审美趣味中同时有一种尚质的趣味，这其实是历来谈王维者鲜少注意的。尚质某种意义上是复古诗学的一个理念，因为复古诗学是学汉魏的，而汉魏相对于晋宋齐梁来讲是比较质朴自然的。这一点我们比较王维与高适的诗风时已经谈到。所以，王维艺术其实是一种人工和自然、优美与质朴比较辩证的表现，比较自然的结合。所以王维诗歌的美是比较丰富的美，既非齐梁之绮靡，又非过于质朴，说到底还是汉魏之风骨与齐梁之华绮的比较成功的结合。 注释： [1]浦起龙：《读杜心解》卷一之一，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5页。 [2]王琦注：《李太白集》卷二十六，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225页。 [3]佘正松：《高适诗文注评》，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79页。 [4]赵翼：《瓯北诗话》卷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6页。 [5]此诗《北堂书抄》、《初学记》作魏文帝诗，《乐府诗集》作谢灵运诗。 [6]入谷仙介：《王维研究》（节译本），卢燕平译，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版。 [作者简介]：钱志熙，男，浙江乐清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