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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在1923年出版的《中国小说史略》中，将《孽海花》归为“清末之谴责小说”之中。[1]此论影响久远，不过鲁迅更多是从思想倾向出发得出判断，并没有详加分析。后学踵武其后，往往萧规曹随，然而“谴责”之说只是诸多看法之一种，并非唯一不移之定论。仅就当时广为畅销的《孽海花》而言，并无太多鲁迅归纳出的“笔无藏锋、辞气浮露”的特色，倒是颇有些自然主义倾向。如果说《孽海花》确实包含有主文谲谏的构思，那更多是委曲轻谑的载道言志传统的剩余产物，如果从题材叙述的角度，它像一个在商业环境中被放大的、用书写驯化的、通过大众传媒扩散开来的“流言”。 在进入论述之前有必要简单交代一下，之所以选择“流言”这一角度切入，是因为近现代中国小说文体的成型一方面固然由于西方Novel译介的影响，[2]另一方面复可追溯至神话、史传、志怪传奇，[3]但从文体自身演变来说，四大奇书、三言二拍这些话本章回的假语村言，无不具有民间口头文学的色彩，换句话说，它们在文人化之前很多都有“流言”的背景，而即使在文人创作成为主流，说部故事再次沉入民间“小传统”之后，这种性质依然作为潜在的因素若隐若现。另外，本文没用其他类似词语诸如讹言、谣言、传闻等，是因为讹言，顾名思义，本身即带有虚假信息的意思，而本文所讨论的文学话题显然无关乎真假。谣言按照传播学约定俗成的定义，即“社会中出现并流传的未经官方公开证实或者已经是为官方所辟谣的消息”，[4]信息与谣言区分的界限并不明显，因为即使是官方的声音也未必代表着一定就是真实。[5]这一点需要注意，尤其是针对晚清民初的舆论传播环境。传闻比较中性，较贴近本文所要讨论的文学书写作为无法确定信息真伪的一种话语的意思，但是更适用于新闻传播学的信息流通的社会科学话语中。[6]本文采用“流言”一说，主要是在传闻的基础之上，强调其在产生、传播及作用于读者的整体动态运作过程。简而言之，本文中的“流言”是指流通在各类传播媒介中，无法判定真伪的信息，它在社会中产生，在传布中成为一种反作用于社会的话语，进而带有了意识形态的意味，形成特定的文化表现形态。 一 曾朴自述《孽海花》[7]的构思是“想借用主人公做全书的线索，尽量容纳近三十年来的历史，避去正面，专把些有趣的琐闻逸事，来烘托出大事的背景。”[8]它着意追忆、记叙、描摹当下性的事件，并试图勾勒现实的可能性与社会运行发展的轨迹。这种紧跟时事，并且企图从日常琐碎细节的敷陈中，把握数十年的社会全景图画的欲求，必然同作者本人写作时的时间紧迫、收集资料的限度、以及结撰文本时的各种技术上的条件限定产生一定的矛盾。解决这个矛盾的办法要在结构，胡适在1917年给陈独秀和钱玄同的信中断言：“《官场现形记》、《文明小史》、《老残游记》、《孽海花》、《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诸书，皆为《儒林外史》之产儿。”[9]曾朴本人却未必同意，他说到《孽海花》和《儒林外史》：“虽然同是联缀多数短篇成长篇的方式，然组织法彼此不同。譬如穿珠，《儒林外史》等是直穿的，拿着一根线，穿一颗算一颗，一直穿到底，是一根珠链。我是蟠曲回旋着穿的，时收时放，东交西错，不离中心，是一朵珠花。譬如植物学里说的花序。《儒林外史》等，是上升花序或下降花序。从头开去，谢一朵，再开一朵，开到末一朵为止。我是伞形花序，从中心干部一层一层的推展出各种形色来，互相连结，开成一朵球一般的大花。《儒林外史》等是谈话式，谈乙事不管甲事，就谈到丙事，又把乙事丢了，可以随便进止；我是波澜有起伏，前后有照应，有擒纵，有顺逆，不过不是整个不可分的组织，却不能说它没有复杂的结构”。[10]鲁迅也认为“结构工巧，文采斐然”是其长处，然而曾朴在实际写作中其实并没有达到他所构想的这种收放自如的伞形结构，而其实遵循了流言的运行逻辑——抓住那些最有受众效应、最能吸引读者眼球的话题。 曾朴有意无意中采取“流言”式的方式——街谈巷议、八卦琐闻、谣传、大众舆论、知识精英的见解……这些都被纳入到文本的规划当中。而他所书写的30年正是晚清民国鼎革之际，报纸杂志日益发展时期，在喧嚣杂乱的局势之中，信息流通的渠道多样，也并没有某个权威到能定于一尊的舆论机关，于是伴生的是讹言繁兴、谣言蜂起。从新闻的原始失实到党派的政治谶语，再到商业利润和政治利益合力下的堕落新闻，再到独裁时代的官方谣言，[11]流言成为这段时间大众传媒典型的特征。而民间的悠悠众口，对于甲午海战、戊申变故、义和拳民、庚子西狩等国内外大事也充满了一知半解、零星碎乱的猜想和哄传。《孽海花》这种结构说起来煞有介事，其实是无可奈何的选择：一方面现实中主客观各种创作条件的限制，另一方面“小说”这一文类的现代改造尚是方兴未艾。因此在小说的叙事行进中，一再显示了中国传统叙事模式与西来小说叙事方式的扞挌之处。 胡适正是在这个层面上认识的：“其体裁皆为不连属的种种实事勉强牵合而成。合之可至无穷之长，分之可成无数短篇写生小说。此类之书，以体裁论之，实不为全德。……《孽海花》一书，适以为但可居第二流……此书写近年史事，何尝不佳？然布局太牵强，材料太多，但适于札记之体（如近人《春水室野乘》之类）而不得为佳小说也。”[12]因为作者固然有抱负要笔录历史、立此存照，然而因为没有一种明确的历史观念，所有滂沱散碎的史实、故事、轶事、风闻、笑谈、趣闻、谣言被强行编织在一起，使得叙述者常常顾此失彼，或者即使没有失去主线，在左支右绌的顾应全局中，也显得力不从心。当然，于今而言，这到并非缺点（当然也不是优点），而是它显示了一种根深蒂固的书写传统——传统说部的传统：一种源自民间口头经过文人加工雅化的模式。而从根本上说，这就是一个巨大的流言。 在文体上，《孽海花》一向被视之为社会小说、历史小说，不过作为从历史演义、民间说部、传奇志异向现代连载小说转型阶段的产物，它所具有的当下性新闻要素、传播方式以及创作理念却一再显示出特定时代所具有的流言倾向。曾朴本人通法文，又受到陈季同的指导，熟谙法国文学。在近三十年的时间里，他有系统地翻译了五十多种法国文学作品，特别是小说和戏剧。他自言：“这书的主干的意义，只为我看着这三十年，是我中国由旧到新的一大转关，一方面文化的推移，一方面政治的变动，可惊可喜的现象，都在这一时期内飞也似的进行。我就想把这些现象，合拢了它的侧影或远景和相连系的一些细事，收摄在我笔头的摄影机上，叫他自然地一幕一幕的展现，印象上不啻目击了大事的全景一般。”[13]这仿佛是左拉（émile Zola，1840-1902）式的法国自然主义的中国回声，有学者据此分析《孽海花》的人物形象就具有典型化的特征，更有论者称曾朴是“中国现代长篇历史小说的开拓者”，“最早突破传统历史小说‘复活’‘历史’模式，用‘生活史’和‘精神史’形式表现历史进程”。[14]然而，以世态风俗描绘去展示时代风貌本非舶来之物，中晚明小说于此已经较为普遍，无须法国19世纪小说再来启发。 就内容而言，无论是褚爱林讲述的龚孝琪叙述其父龚自珍的故事，还是云南倮姑演唱黑旗战史，还是冀东嘴里传出的台湾故事……除了正面叙述的雯青、彩云的线索，几乎旁逸斜出的情节都是口耳相传的流言，无一不是在筵席欢宴之上、酒酣耳热之际的消遣谈资，固然每每有扼腕叹息、感慨激昂的议论，袖手空谈之后，也就像筵席一样散去。而即使是作为线索的状元娘子出使记也不过是个更大的传说。事实上，《孽海花》全本35回也没有写到八国联军入侵北京、赛金花舍身救民的情节，但是其后的续书和形形色色的文人作品与口头文学共同编织了一个“义妓救国”的故事。[15]赛金花与瓦德西是否发生交集，真相固然无法寻得，进而言之，真相也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流言本身就是一种现实。 值得注意的是，曾朴作为一个分裂的叙述主体在《孽海花》中所显示出来的挣扎：在意识层面，他可能有着婉而多讽的愿望，并且试图用自诩的结构来约束故事的进程。但是他可以约束笔端文字，却无法控制现实社会的狂飙突进，作为面向市场的商品，《孽海花》在不自觉地叙述中时常要受到集体无意识的左右，从而为道听途说、流言蜚语的内容添砖加瓦。这个时候我们很容易产生一个德里达（Jacques Derrida，1930-2004）式的感悟——不是小说人物，也不是作者在传播小道消息、街谈巷议，而是故事在操纵者他们，流言本身成为一种力量，左右着传播群体、圈子、社会场域的话语运行。 流言像历史一样长久，不同类型的叙事或多或少都具有流言的性质。古典说部如《三国演义》、《水浒》，固然也有实事的影迹，不过一个年代久远，一个事实细小，这给了作者较大的虚构转圜的空间。与《孽海花》同时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官场现形记》、《老残游记》等等，却都具有较强的时效性，每每以正在发生的现实入文。而在小说文体的掩护下，现实又不能真正坐实，捕风捉影、空穴来风容或有之，而流言的特色显然被放大了。小说本身就是对各种无法证实或证伪的信息的一种分类，这些信息因为叙述而得以在文本（社会之外的另一个空间）里被聚集起来，当它们高度集中的时候，传播效果要远远大于它们分散的时候。信息的非法身份也使人在接触这类信息时获得快感，从而更容易接纳这类信息。《孽海花》超越同侪的显豁之处，不仅在于它几乎是晚清最畅销的小说，还因为它叙事的野心，涵盖内容博大、牵涉关系面广、关系近现代文化转型最重要的三个话题：性别、知识、国际关系，上至国家存亡绝续，下至市井狭邪艳情，既可窥探宫闱，复又贴近日常人生，远超过官场腐败、道德沦丧、社会写真的层面。 二 绯闻、政治、鸿泥片爪而又充满诱惑力的外来事物是最易于激发根植于人们内心深处的窥视欲望，前者是爱欲本能（Eros），后者是死亡欲望（Thanatos）和未知事物的渴求。据此，《孽海花》中的流言大致可以归结为三大中心：放诞美人傅彩云的风流史；以及由此发散开的名士风流，新学、外交、西北地理以及与之相关的国际政治外交；异域的想象与悬想以及凸显出来的西方形象。这三个话题俱是清末民初这一特定年代的话语集散地，尤能引发广泛的关注，分别体现了天崩地解时代的性别政治，不同阐释系统中的知识权力争斗，东方主义（Orientalism）与西方主义（Occidentalism）的互动式的文化建构。 1、放诞美人与性别位移 傅彩云的原型赛金花可能是晚清民国之际最有流言价值的“箭垛式”人物，关于赛金花的文学想象与书写本身就足以构成一部不同主体欲望投射的浮世绘。[16]而曾朴则自言雯青的原型洪钧“为吾父之义兄，同时又为余闱师之师，谊属‘太老师’，故余当时每称赛金花为‘小太师母’。”[17]赛金花本人在1933年答《明报》记者时说：“我幼时与曾朴相识，极亲热，他十分爱我，后来我‘领家’图钱将我许与文卿了，曾朴当然势力不抵一状元，情场失意，遂作小说，愤而骂我与文卿”。[18]这两人说法俱难以证明真伪，有意味的是，在《孽海花》中傅彩云是被当做一个祸水（femme fatale）来塑造的，这是传统文学的一个根深蒂固的母题：戏子无义，婊子无情。 彩云似乎是天生淫贱的典型，并没有体现出太多所谓“现代性”的因素，而更像是体现了人的本我（Id）层面。不过曾朴却设计了一个“烟台孽报”的前因来解释彩云辜负雯青的道德困境：彩云被视作烟台妓女梁新燕的转世，雯青发迹之前与梁海誓山盟，梁资助他进京赶考，最后得到的是始乱终弃，愤而自杀。彩云嫁给雯青之后与家丁、瓦德西、戏子的风流韵事，可以说是对于负心汉的现世报。这种设计多少有些诡异（Uncanny）色彩，曾朴在无意间透露出反讽的意思：傅彩云年轻鲜活、蓬勃昂然的生命力与金雯青的自命不凡、昏聩腐朽之间构成戏剧性的张力：当两人初见面时，雯青像才子佳人小说中的陈词滥调一样，款款深情、双目垂泪；彩云只是像个无知小兽一样，以职业性的养成习惯勾拢客人、曲意逢迎——原本应该成为解语花的女性这里反转为惑世的尤物，将经典的古典爱情场景中人物角色行为实行了逆转和调换。 出使欧洲之行，相比较于雯青的颟顸迟钝，傅彩云伶俐剔透、艳名高炽，“联邦帝国大皇帝飞蝶丽皇后、世界雄主英女皇维多利亚的长女”维多利亚第二也闻名已久，将她作为中国美女的代表： 这就是中国第一美女，金 这里当然有东方主义的视角，但是“放诞美人”形象对传统文化的无视——并非反叛，如果有反叛的地方那也是无意的，却恰恰契合了当时人们渴望改革、推翻旧制的反叛欲望，公众对于名流艳史猎奇猎艳之余，无意激发了潜在的脱离现有秩序的共同欲望。 傅彩云完全是遵循着快乐本能生活的人物，充满实用主义和功利，并且并不以为耻。我们固然可以将之理解为烟花柳巷长大的缺乏教育女子的蒙昧，或者从小见惯弱肉强食的生存环境逼迫下陶冶出来的生存智慧。从另外的角度看，这也未尝不是一种市民新道德的萌蘖和新女性观念的鳞爪。[19]统观全书，我们会发现女性角色占尽风流，从在中越边境助战刘永福的女武士花哥，到俄国虚无党义士夏雅丽，甚至是钱塘江上给学台祝宝廷下圈套的水妓珠儿，都各呈异彩，而男性角色几乎都呈现了人性和道德上的负面因素。因为传统道德的约束范围实际上并不在这些处于边缘位置的女子身上，而是男性的专有物，如今他们自己推翻了自己，其中透露出的性别意味有着明显的倾向性。 2、西北地理、外交焦虑与知识差异 流言的第二个核心元素是雯青的旅行、交游和学术。金雯青是科举黄昏时代的成功人士，作为当时道德文章典范的状元，金雯青在帝国传承已久的知识系统中游刃有余。无论是在科场夺魁，还是官场交际，或是文人雅集，还是花肆寻芳，雯青都是佼佼者。然而“万国交通时代”已然来临，知识/权力必然要发生位移。第三回薛淑云（影射现实中的洋务运动鼓吹者、外交官薛福成）请众人在上海一品香大餐，席间，众人议论风生，都是说着西国政治艺学。雯青在旁默听，茫无把握，暗暗惭愧，想道：“我虽中个状元，自以为名满天下，哪晓得到了此地，听着许多海外学问，真是梦想没有到哩！从今看来，那科名鼎甲是靠不住的，总要学些西法，识些洋务，派入总理衙门当一个差，才能够有出息哩！”在这里雯青第一次感到了文化震惊和认同危机。 雯青和他的朋友们是占据着要津的京师名贵、旧学名流，他们孜孜埋首于传统制艺之中乐此不疲，标榜风流文雅，用心经营自己儒雅学士、博古名臣的身份与地位，领导着京师学术文化风气。这些尚书、学台、名士、大臣，出于基本的传统伦理基本都会忧国忧民，然而此时已是五洲十国交通时代，西方文明日新月异，坚船利炮无情地摧毁着他们的思古之幽情、儒雅之风流。但是，如果简单地以旧人物与新时代、传统与现代的二分法来进行划分也并不妥当，事实上任何时候都是新旧杂呈错综于一起，并且雯青这样的人物也是绝顶聪明，仍然希望迎头赶上，成为时代文化的弄潮儿。不过问题还是在于空口大言与实际践行中产生的距离。 十年之后这群人再聚海上味莼园，“如今大家眼光，比从前又换了一点儿了”。谈到“大战国世界”的地缘政治，日本、朝鲜、俄国、中国之间的博弈，外交、公法、练兵、实业、银行、铁路、政体、教育、文字、文学……举凡涉及国计民生的方方面面都在这帮关心时事的士人的观照之内。然而侃侃而谈的衮衮诸公更多的还是如同晚明士人一样，袖手空谈，止于流言，少有切实的行动，雯青出使就是其中的典型例子，而其关于西北地理的认知也始终没有走出传统注释经典的藩篱，而缺乏现代地缘政治的洞见。 金雯青在不同的文化系统中表现截然不同，在士人宴乐、科举官场、交往清谈中游刃有余，但是一旦离开文化的母体就手足无措、笨拙颟顸。轮船上以催眠术调戏俄国虚无党人夏雅丽一段就是个开始，自诩风流蕴藉的状元公使完全应付不了一介平民之女，反倒需要没有文化的彩云从中斡旋，并且被骗去数额不菲的金钱。诸如此类的受挫一定所在多有，不过小说对于雯青黯淡无光的公使生涯语焉不详。在傅彩云明艳动人、不可方物的影像之侧，金雯青是孜孜矻矻埋首于古籍经卷中的形象——表面上雯青是意识到国家安全和领土权利，换个角度，也可以视作是一种受挫后的退缩以自保心态。 如果说傅彩云以妓女的身份体现了女性、平民在时代变动中的诉求，金雯青则是晚清以降精英知识分子的代表。他的西北地理考证，正显示了当时学术界的焦虑和发展路向。王国维论有清一代学术史脉络称：“道咸以降，涂辙稍变，言经者及今文，考史者兼辽金元，治地理者逮四裔，务为前人所不为。虽承乾嘉专门之学，然亦逆睹世变，有国初诸老经世之志。故国初之学大，乾嘉之学精，道咸以降之学新。”[20]晚清以降，尤其是庚申之后（也就是雯青刚中状元之时），士人在经世致用理念的感召之下，言西北地理成为一时显学，如论者所言：“除了治今文外，治西北史地和外国史地也是晚清学术界的风尚。这也和当时讲富强的风气有关。有清一代陆上的外患大抵来自西北，而海上的外患则来自东南。于是晚清学者治西北史地以谋筹边，治外国史地以谋制夷，这两门学问遂盛极一时了。”[21]雯青正是此种潮流中的一份子，而他的治学与实践的轇轕，却残酷地显示了在不同知识系统的斗争中间，中国旧有阐释系统的失败。 小说中有个反讽式的场景：雯青欲从商人手中花重金购买中俄地图的草稿，彩云认为不过是个烂纸，不值当费钱。雯青却自鸣得意：“我得了这图，一来可以整理整理国界，叫外人不能占踞我国的寸土尺地，也不枉皇上差我出洋一番；二来我数十年心血做成的一部《元史补证》，从此都有了确实证据，成了千秋不刊之业，就是回京见了中国著名的西北地理学家黎石农，他必然也要佩服我了。这图的好处正多着哩！”彩云道：“老爷别吹。你一天到晚抱了几本破书，嘴里咭唎咕噜，说些不中不外的不知什么话，又是对音哩、三合音哩、四合音哩，闹得烟雾腾腾，叫人头疼，倒把正经公事搁着，三天不管，四天不理，不要说国里的寸土尺地，我看人家把你身体抬了去，你还摸不着头脑哩！我不懂，你就算弄明白了元朝的地名，难道算替清朝开了疆拓了地吗？依我说，还是省几个钱，落得自己享用。这些不值一钱的破烂纸，惹我性起一撕两半，什么一千镑、二千镑呀！”虚图与实地之间的冲突，展演为雯青彩云之间观念的差异，似乎是文野的分判，却是传统天下理念与现代实用主义的对立。国界边境这样的概念也是到现代民族-国家时代才开始，雯青固然有这样的认识，却还是囿于既有的迂阔思维之中——实际上，即使地图本身没有错谬，在帝国主义的血与火的暴力入侵中，光凭着文化上的说辞又有何用？ 即使雯青没有买错地图，他兢兢业业地做成的《元史补证》除了学术意义之外，对于其所预期的经世致用也遥遥无期，就像他同时代的诸多学者，如小说中写到的黎石农、何愿船、张舟斋，个个都是西北地理的名家，却依然不能在国际外交的实际事物中有任何有益的稗助。知识的阐释系统发生了变化，拥有坚船利炮、科学民主的西方文化成了解释知识的立法者与主导者，文献考证的地理学与国界线在实地科学测量和兵戎陈阵的双重压力下，显得苍白无力。 3、西方的想象与渴慕 作为较多描写涉外内容的小说，《孽海花》可以说集中地体现了或隐或显的存在于当时大众心中对于外来文化的态度。按照雯青出使的实际情形以及关涉中国地缘政治的亲疏，《孽海花》主要写了德、俄、日三个国家。对德国的记叙最多，不但详细描摹金、傅二人与德人之间的酬酢往来，浓墨重彩于维多利亚第二和瓦德西，还竭力铺陈自身对德国首都柏林城繁华景致的观感。对俄、日的描写则较为简略，风貌景致只字不提，而以人物为主，前者以女杰夏雅丽为代表，包括其恋人克兰斯和贵族出身的鲁翠等人。后者以小山清之介为代表，包括其兄弟小山六之介、下女花子和宫崎豹二郎兄弟等，分别是俄国虚无党人和日本浪人。 从叙事时间与实际时间的对比来看，对于出使德国的描写较之在上海、北京宴会上的高谈阔论而言，也是很少的。雯青在这里完全失语，而一向关注地理的他，一路经行，也并没有留下深刻印象，仅仅一笔带过：“经过热闹的香港、新加坡、锡兰诸埠头，雯青自要与本埠的领事绅商交接，彩云也常常上去游玩，不知看见多少新奇的事物，听见了多少怪异的说话，倒也不觉寂寞。不知不觉，已过了亚丁，入了红海，将近苏彝士河地方。”而对于柏林风景的描写也每每服从于老套的话语系统，不自觉地堆砌习见的陈词滥调。这种归化（domesticate，assimilate）的写法常被后来翻译研究者诟病，然而恰恰是作为流言的小说的必须——作者无从得知真相，而利用读者熟悉的套语系统，以其不落实处的文字描述，反而成就了最为肆意的想象；用虚拟的方式，拉近自己与所渴慕而又无缘亲赴的西方彼岸世界的距离。 在写到德国皇后引吭高歌时，唱的德语歌却是如同《离骚》的歌行体：“美人来兮亚之南，风为御兮云为骚”。对俄国虚无党夏雅丽的生平和外貌描写，对于日本浪人小山清之介兄弟的介绍，都明显地采用了传统的史传笔法乃至修辞惯用语。这是异文化交流中常见的修辞现象，本不足为怪，[22]不过它所显示的杂交性（Hybridity）带有怪异的协和，姑且可以称之为西方主义，不过与东方主义不同的地方在于，这种西方主义带有强烈的渴慕意味。[23]无论东方主义还是西方主义，实际上都是一个想象他者的过程，并通过界定他者来定位自身。 小山清之介的原型就是在《马关条约》谈判时刺杀李鸿章的狂热军国主义分子小山丰太郎，他试图阻止谈判的进行，促使日本将侵略中国进行到底。这种外交上的大事，自然众口风传，《孽海花》通过倒叙推衍出堕落的俳优艺人奋而投身到爱国事业中——相映成趣的是梅毒缠身、事业无成的小山清之介因为有报国之念才放弃自杀打算，而准备到中国盗窃机要军事地图！夏雅丽更是勇毅果敢的巾帼英烈，为了推翻专制政府，不惜弃爱舍身、蹈死不顾。而瓦德西也是翩翩浊世的少年将军，更与老朽过气的清国状元形成鲜明对比。彩云私通瓦德西这种性上的渴慕与背弃，恰恰反应了背后的政治文化强弱攻守之势。 较于其他几部谴责小说以单一的谑笑讥刺手法塑造“他者”，将异国人刻意符号化、平面化的做法，《孽海花》要更胜一筹。但是，显然它在有意无意间的扭曲和变形也显而易见。这其实是流言的表征，而在表征的底层则是勃涌耸动的民众意识。如同有论者言：“异域想象的兴起是与晚清社会的种种变化纠葛在一起的，是租界的建设、城市的发展、电影的引进、翻译文学的勃兴、使臣日记的大量涌现等种种合力作用的结果，它们为想象提供了最初的动力和必备条件。需要注意的是，这之中包含了起承转合的过程。同时由于深受本国文化的熏陶，晚清小说家向异质文化的接近是有限度的。他们对于西方文明的关注，是以晚清中国社会的实际问题和困境为出发点的，因而他们关注的并非整个西方实体，而只是其中的某些方面。”[24]除了为数不多的使臣、商人和留学生，《孽海花》时代的人们对于国外的了解大多通过上述几种途径，而流言无疑是其中最常见的一种。甲午之后，中日俄三国边界之争日嚣，而彼时知识分子赴日留学已经成为潮流——日本在“脱亚入欧”之后，已经成为西方世界在东方的代言人，而俄国在1917年之后则成为先进道路的典范。由此也可见，《孽海花》与当时现实间极为密切的关联——从“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器物模仿到“以夷为师”的制度重建，再到文化上的激进思潮的引进（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短短几十年间的急剧变化确实已经流播于众口、弥散于人心。 三 《孽海花》的开头就是个传统隐喻的元叙事，虚构一个寓言式的框架：孽海上面的奴乐岛，“年复一年，禁不得月啮日蚀，到了一千九百零四年，平白地天崩地塌，一声响亮，那奴乐岛的地面，直沉向孽海中去。”有个“爱自由者”希望打听奴乐岛的切实情形，被告知天下无处不是奴乐岛，并得授卷书，闻听故事，言说中国也有类似事情。于是决定开始编译新鲜小说、发布新奇历史。这种楔子式的引言在古典小说中屡见不鲜，《西游记》、《水浒》都有着相似的原型结构。《孽海花》的新鲜之处就在于起先就营造了一个“陆沉”的意象。沉入孽海的时代焦虑症，体现了时人亡国灭种的危机感。[25]1904年，奴乐岛沉没，日俄在中国东北部开战，曾朴接手金松岑开始《孽海花》的写作。 与晚清许多其他小说相比，《孽海花》成书的过程就足以构成一个跌宕起伏的故事。最早是1903年，金松岑应东京江苏留日学生杂志《江苏》之约，写了《孽海花》前六回，原拟做成时髦的“政治小说”——梁启超最迟在1898年的《译印政治小说序》就提出此一倡议，1902年梁开始写作《新中国未来记》，金著算是政治小说影从云集的一个产物，不过他没有完成。 1904年，曾朴于上海创办小说林书社，接手《孽海花》的创作。金松岑原拟的“爱自由者撰译书”广告是“述赛金花一生历史，而内容包含中俄交涉，帕米尔界约事件，俄国虚无党事件，东三省事件，最近上海革命事件，东京义勇队事件，广西事件，日俄交涉事件，以至今俄国复据东三省止，又含无数掌故，学理，轶事，遗闻。”待到与曾朴商议，计划更为明确，分为“旧学时代”、“甲午时代”、“政变时代”、“庚子时代”、“革新时代”、“海外运动”，打算写60回，囊括清末30年的重要事件，以启民智、觉民心、鼓民力为旨归，就像小说第一回篇末赞诗所谓：“三十年旧事，写来都是血痕；四百兆同胞，愿尔早登觉岸！”——“陆沉”的恐惧使得作者希望中国能自拔于沉沦的悲剧。 这个庞大的计划注定了小说将成为一个漫漶无边的流言——尽管曾朴本人阅历丰富、交游广阔，身经体验的现实毕竟限于一己之视野，更多的来自耳闻目睹的材料敷衍编排。当其时，整个中国社会中多重文化体系与文化判断标准之间相互对抗、彼此影响，激发了个人和群体的离心倾向，先进知识分子不由自主地要疏离、挣脱传统观念、思想、制度的束缚，而一时之间又难以形成定于一统的价值体系。所以，各种观念思潮必然如同杂然烂漫的流言一样飘荡在传媒的公共空间。 此际的历史小说的宗旨主要是开民智、振民气，小说家常以强烈的政治功利性超越历史以表现历史，实现对民族民众的启蒙。但启蒙主体本身其实也时常处于观念的碰撞之中，折中调和之后反倒成了最为平庸的路人之见，“这书写政治，写到清室的亡，全注重德宗和太后的失和，所以写皇家的婚姻史，写鱼阳伯、余敏的买官，东西宫争权的事，都是后来戊戌政变，庚子拳乱的根源。”[26]这样的历史观念其实是流言的历史观念，在启蒙理性的历史哲学尚未成为主流、进化论的线性历史以及因果链条还没有成为世人的常识，这种古已有之的纾解现时焦虑和历史紧张感的认知模式就一如既往地发挥着作用。 小说情节起始，庚申之变不久，士人云集京城大谈富国强兵之道，到法、越南疆启衅时节，京朝士大夫企慕曾、左功业，人人欢喜纸上谈兵，更成了一阵风尚。雯青坐镇江西学政之时，正是1885年越南战事不久，在花哥演唱战史的幻想同时，并置的是雯青对 讽刺自然是有的，然而只不过是信手拈来，控制文本行进的是流言自身的结构以及流言话语的社会互动。在社会动荡不安、舆论控制削弱、官方权威丧失、群众心理焦虑之时，流言无疑是大多数不自觉选择的一种缓解压力的宣泄渠道。因而作者不过是参与了流言增生中的一个程序，大众对于流言的消费渴求则是其源动力。近代以来已经形成了相对于官方而言独立的报刊杂志作为公共领域的代表，与官方的意识形态竞争，并常常拂逆或左右官方的意志，同时也成为超越亲缘、地缘的联系网络与对话关系，而且形成一种声气相通的“想象共同体”，原先对事情的零星反应透过报刊而形成了集体舆论，它们所产生的影响广泛而复杂。作者曾朴不过是“特缘时势要求，以合时人嗜好”，将原本星散于人口的流言整合、放大、打磨并定型。 流言不惟记录过去与当下，更有对现实有意无意的曲解，对未来或多或少的预言的倾向。目前对于流言进行研究的主要有三种：用功能主义的方法进行研究流言的格拉克曼（Max GlucKman）认为，流言蜚语是一个由文化决定并进行传递的过程，是一种社会事实，具有约定俗成的规则和重要的功能，有助于维系群体的统一、道德和历史。流言的本质是借助公共传统的预期，不断地（非正式或间接的）从负面对行为进行评价和判断。而且，流言有助于群体控制其内部相互竞争的小群体和野心勃勃的个体。通过流言，那些原本隐藏在幕后（含沙射影、模棱两可和自以为是）的不同意见得到释放，从而能够维持表面上的和谐与友谊。最后，流言是作为群体成员的一种标志和特权，甚至是一种责任，是群体在进行流言蜚语，它是群体的所有物，成为其中的一员就是要传播（关于其他成员的）流言。罗伯特•潘恩（Robert Paine）对流言进行沟通主义的分析，认为流言应当被理解成个体运用文化规则的一种手段，传播流言的个体具有相互争夺的利益（权力、友谊、网络、物质），他们需要对此进行推进或保护。在进行流言过程中，其对象并不是群体的价值观念，而是别人或他们自己作为个体的野心。简而言之，流言允许道德秩序屈从于个体的意图。这是一种功利性的行为，通过某种非正式的交流造成局部影响，个体在有选择地参与、遏制、利用信息的过程中进行争斗。象征互动主义（Haviland，Heilman）关注的则是，社会现实和社会关系如何通过日常交谈不断地获得表述和争辩。在流言蜚语中，个体可以看作是在主动地推测他们的生活和世界的本质。所以，流言为个体提供了一幅关于他们社会环境的图景，也提供关于正在发生的事件、当地人和他们的地位的当前信息。根据这些资源，他们可以制定出行动计划。流言也是个体协调行动的手段：在他们自己中间协商文化规则的范围和侧重点，并决定采用怎样的社会行动。流言本质上是一个内在的沟通过程，通过它，个体在一起检验并讨论他们共同生活于其中的规则和习俗。此外，由于规则在运用中具有相对性和模糊性，这种解释永远都不是最终的结论。因此，流言每时每刻都在瓦解、评价、重组日常世界。[27] 从社会学方面对谣言和流言进行研究的学者认为，流言作为恒久的社会现象，无论是“过于有序”还是“过于无序”的社会都会促使人们选择它，它往往使人们以言行事的能力进一步受限，进而在“言”与“行”两个向度之间形成一种更强大张力，当达到一定的临界点时，如出现极权或暴乱，心灵和世界（社会）间严重失衡，与此同时人们以言行事能力却被进一步削弱，这时候谣言就成为一种有效的平衡手段。[28] 以上诸种说法几乎都可以在《孽海花》的文本及传播中找到对应之处。流言这种根植于人性深处而又活跃互动于现实处境的现象和特性，其生产、传播、消费、影响中更进一步证实了虚构与现实、书写与实践之间彼此相互为用。《孽海花》的写作时常因为现实的变故中断，曾朴在1904年用两个月完成了20回，其后经历办刊、译介、立宪、入幕、为官，直到1927年重新创办“真善美”书店，并出版发行《真善美》杂志，到了1930年，《孽海花》才断断续续连载到35回，还没有结束。而早在1907年的时候，就有包天笑未完的续书《碧血幕》在《小说林》刊载，陆士谔《续孽海花》共六编陆续问世，此后还有张鸿（燕谷老人）60回的续本。不过，后者围绕的是赛金花的故事，实际上人为缩小了原著流言的内核，因而影响也就远远不及原著。而其写作到发表的1904到1930年的几十年，正是中国易代之际、军阀混战、党派纷争，现代新闻出版、舆论管辖最懈怠的时期。以此种淆乱不堪的社会为底色，形形色色的流言大行其道。与《孽海花》几乎同时出现的另外几部著名的小说《老残游记》、《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都有着这样的流言式结构与内容。 《孽海花》没有结局——事实上作为流言它也不可能有结局——它所书写的种种核心流言在日后也一再流布展演，直到发生变异。《荀子•大略》言：“流丸止于瓯臾，流言止于知者。”[29]其实，流言并非止于智者，流言只是止于流言自身在行进中被证实或者证伪。如今，《孽海花》中的中外关系、西北地理、外国想象都已经不再是流言的主体，而赛金花这样的“红颜祸水”却一再显示出其恒久的流播价值，是否表明阶段性的政治、外交乃至知识、制度都已经发生了变异更新，而性别话题依然葆有了20世纪初就诞生的一些问题没有解决呢？ 注释： [1]鲁迅《鲁迅全集》第九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99-305页。 [2]西方文学中的Novel也是一个直到18世纪后期才正式定名的文学形式，此前用“散文虚构故事”（fiction）来加以称谓。在这个文体嬗变的过程中，现实主义美学和大众读者的兴起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参见[美]伊恩•P•瓦特（IanP.Watt）《小说的兴起：笛福、理查逊、菲尔丁研究》，三联书店1992年版。 [3]石昌渝《中国小说源流论》（三联书店1994年版）在“小说文体的孕育”一章中叙其脉络至神话、史传、诸子散文。杨义《中国古典小说史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阐释中国古典小说的本体和文体发生发展的流变，持相似观点，将小说产生发展的源头概括为：子书、神话、史学三大母体。 [4][法]让-诺埃尔•卡普费雷（Jean-Noël Kapferer）《谣言：世界最古老的传媒》，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页。谣言的政治色彩比较浓厚一点，从中国古代的谶言到如今在互联网上流传各类谣言莫不如此，相关研究，见丁鼎、杨洪权《神秘的预言——中国古代谶言研究》，山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美]奥尔波特（Gordon W.Allport）等《谣言心理学》，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美]卡斯•R•桑斯坦（Cass R.Sunstein）《谣言》，中信出版社2010年版。 [5]卡普费雷区分了法文中谣言（rumeur）、闲话（potin）、传闻（bruit）、流言（ragot）、流言蜚语（commerage）这些词的差异，流言是作为信息的一种，成为一种谣言或传闻内容的主观判断。中文的“流言”则含义要更为丰富，在不同的场合、语境中分别具有上述词语包涵的意义，无法在英文或者法文中找到对应词。见让-诺埃尔•卡普费雷《谣言：世界最古老的传媒》，第18-20页。 [6]董丛林《晚晴社会传闻研究》（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就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这一术语的。 [7]《孽海花》从报刊连载到成书，经历改变作者、写作中断等事故，拖延时间长，且版本繁复，本文第三节将加以论述。因为版本之间的文字差别不影响本文论述，所以凡所引《孽海花》文本皆出自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的整理版本，此后不再一一注明。 [8][10][13][清]曾朴《修改后要说的几句话》，见魏绍昌《孽海花资料》，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128-129、130、131页。 [9][12]胡适《再寄陈独秀答钱玄同》，《新青年》第3卷第4号， [11]李良荣《从“原始失实”到“官方谣言”——旧中国资产阶级报刊真实性问题的历史考察》，《新闻大学》1982年5期。 [14]杨联芬《晚清至五四：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发生》，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61页。 [15]庚子之变后，在文学领域广泛出现的两个女人形象是赛金花与珍妃，而尤以赛金花为著，比如樊增祥的前后《彩云曲》（1899、1903）、詹垲《花史•赛金花传》（1900）、吴趼人《赛金花传》、袁蟫《孽海花》杂剧（1903）。文人墨客通过对于赛金花从妓女到义士的塑造，到反映出惶惑扰攘的环境中，晚清民国一般大众的幽暗心理。 [16]1930年代，在日本帝国主义入侵的背景下，赛金花的题材再次大热。戏剧类有陕西易俗剧社《熙和园》、荀慧生《赛金花》、虞麓醉髯《赛金花瓦德西案》、夏衍《赛金花》、熊佛西《赛金花》；传记类有刘半农、商鸿逵《赛金花本事》、曾繁《赛金花外传》、张次溪《灵飞集》、齐如山《关于赛金花》；张恨水、张竞生等都有相关散文书信留世，新闻类更是数不胜数，甚至直到1980以迄当下，各种关于赛金花的文学影视作品依然层出不穷。参见王奎军《历史、文学文本、文学价值——以赛金花题材文学作品为个案》（博士学位论文），暨南大学文学院，2001年，第11-15页。 [17][清]曾朴《东亚病夫访问记》，见魏绍昌《孽海花资料》，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139页。 [18]柯兴《清末名妓赛金花传•初版后记》，华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500页。 [19]胡缨就认为傅彩云正是通过不停的跨越阶级、文化、语言等的边界，从而成为在历史变动时刻的主人公，隐约成为新女性的前身。See Hu Ying，Tales of Translation：Composing the New Woman in China，1899-1918，Sa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0.Pp21-66. [20]王国维《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观堂集林》（外二种），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574页。 [21]齐思和《近百年来中国史学的发展》，见桑兵、张凯、於梅舫编《近代中国学术思想》，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405页。 [22]这样用熟悉的文化物象、书写笔法、比喻象征来理解生疏的他者文化，在早期的清朝出使西方的使节日记与纪行诗歌中所在多有。参见钟叔河主编“走向世界丛书”所辑录的大量日记，如林鍼《西海纪游草》、斌椿《乘槎笔记•诗二种》、志刚《初使泰西记》、张德彝《航海述奇》等等。 [23]晚近关于西方主义的著作是Occidentalism：The West in the Eyes of Its Enemies（New York：The Penguin Press，2004），不过依然带有二元对立式的思维模式，本文用这个词只是强调它的有意无意在想象他者时的自我作用。 [24]宋莉华《传统与现代之间：从〈孽海花〉看晚清小说中的异域书写》，《文学遗产》2008年第1期。 [25]据单正平考察，甲午之后，时人诗文中“陆沉”一词广泛见于诗文当中，成为当时士人表达时代恐惧感最具内涵的一个传统词汇。参见单正平《晚清民族主义与文学转型》，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南社的创始人之一陈去病就著有《陆沉丛书》。另一个非常著名的例子是《老残游记》的开头写道洪波巨浪中破船将沉、民不聊生，而管帆者与水手却各自为政甚至盘剥乘客的寓言。[清]刘鹗《老残游记》，齐鲁书社1981年版，第4-5页。 [26][清]曾朴《孽海花•附录》，三秦出版社1996年版，第234页。 [27][英]奈杰尔•拉波特、乔安娜•奥弗林《社会文化人类学的关键概念》，华夏出版社2005年版，第129-130页。上述各家的代表作提到的是：Gluckman，M.(1963)‘Gossip and Scandal’，Current Anthropology 4，3：307-15.Paine，R.(1967).‘What is gossip about？An alternate hypothesis’.Man：The Journal of the Royal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2，278-285.Haviland，J.(1977) Gossip，Reputation and Knowledge in Zinacantan，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Heilman，S.(1978)Synagogue Life，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8]程中兴《谣言、流言研究——以话语为中心的社会互动分析》（博士学位论文），上海大学文学院，2007年。 [29][清]王先谦《荀子集解》下，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516页。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