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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是一个文学思想非常活跃的时期。政权运作与文学思想的变化关系密切；哲学思想影响文学思潮至为深广，程朱理学、阳明心学、庄、禅、净土、道教以不同形式影响着士人和文学创作倾向；市民趣味进入文学思想中；文体多样发展与交融，文体研究的展开，同一思潮中不同文体的表现形态都十分丰富；新的文学理论范畴的提出，反映着文学思想新的展开，等等，都反映出明代文学思想在我国的文学思想发展史上的独特面貌。 明代文学思想的发展，大致有七个段落。这七个段落，并无明确之时间断限，它们之间常常交错出现。 明王朝建立，朱元璋对思想领域实行严厉管制，文学创作倾向的主流是服从于政教的需要，代表人物是宋濂与方孝孺。此一种之文学思想主流，发展至永乐朝达到高峰。朱棣大力宏扬程朱理学，让臣下编写《圣学心法》，以明君道、臣道、父道、子道；编写《五经四书大全》、《性理大全》以统一思想。在这样的思想环境中形成的台阁文学思潮的主要特点，是传圣贤之道、鸣国家之盛，提倡和平温厚的文风。 正统十四年“土木之变”，皇帝被俘，鸣国家之盛已失去思想基础。景泰至成化末、弘治初，台阁文学思想退潮，从鸣国家之盛转向写日常生活；心学介入程朱理学，由理入心，文学趣味从温厚和平转向自然平淡，有影响的人物如陈献章。这是一个文学思想的过渡期，没有形成统一的文学思潮。这个过渡期延续至弘治、正德间，既有教化文学观，也有独抒个人情怀的文学思想，还有复古文学思潮的先导。 与弘治间文学思潮的过渡期交错，弘治后期，萌发了明代第一个有纲领、跟随者众多的文学思想潮流，即以李梦阳、何景明等前七子为首的文学复古思潮。这个思潮的主要理论主张，是文必先秦两汉，诗必汉魏盛唐；求质朴、重抒情、讲格调。 正德后期至嘉靖末，文学思想进入多元时期。有杨慎兼容并包的文学思想；有徐渭等人追求浅俗的创作倾向，有“本色”说的提出；有江南文人纯情的创作倾向。 嘉靖三十一年，出现了以李攀龙、王世贞为首的第二次文学复古思潮；此一次之文学复古思潮，理论延续第一次文学复古之主张，而其着眼点，则纯为文风改革。 就在第二次复古思潮鼎盛、诘屈聱牙文风弥漫文坛之时，万历初，有一批文人出来，反复古，提倡言情，言真，张扬个性，表现欲望与性灵，开始了明代文学思潮的大转变。先是屠隆、王稚登，接着是李贽、汤显祖、公安三袁。此一种之思潮，伴随着城市题材与市民趣味进入文学，重情走向纵欲，由纵欲而反思，似颂似讽的世情小说《金瓶梅》出现，反映了从创作题材到技法的全面革新。以后是以文为戏、以文娱情、以情为教的文学思想。此一种之重情思潮，绵延至明末。 张扬自我、重情的文学思潮随明王朝走向崩溃而弱化。此时一部分忧国忧民的士人出来，重回程朱道统，重提政教说，主张文以理为主，回归情之正的抒情观，代表人物如叶向高、顾宪成、陈子龙。 明代文学思潮的发展，从政教说开始，最后回归政教说。 在明代文学思想的发展过程中，有三个问题似有探讨之必要。一是明代文学复古思潮的性质及其在文学发展中的位置；一是明代文学抒情论的性质；一是文学思潮的发展与政局的关系。 文学复古虽在弘治后期与嘉靖后期先后两次形成思潮，但复古与崇古的思想则不同程度地贯穿于整个明代社会。明初的杨维桢、高启，崇古与抒情一起提；贝琼，提出诗宗盛唐，文宗唐宋六家。其时即使同是宗唐，所宗亦并不相同，有人宗杜，有人宗王、孟，有人宗白居易，有人宗晚唐。到了高棅，才明确提出诗宗盛唐。同是复古，也有人宗南朝，如宗阴、何。之后，丘濬、程敏政、吴宽等人，都有文以载道、本诸经传的思想。甚至像祝允明这样放纵个性的人，也有崇古的思想。在弘治后期第一次文学复古思潮之前文学复古与崇古思想的存在，并未形成思潮。其时之复古与崇古之观念，与其他文学思想掺杂着，同一个人，既有复古或崇古思想，又有非复古的思想；而且，在整个文坛上，复古也非文学思想之主流。 文学复古思想的存在，非自明代起。这与我国思想中崇圣宗经的传统有关。圣人万能，经为最高典范，重古而轻今，不惟文学，且及吏治与学脉。此或为我国文化之一基因。此一基因之是是非非，不易言说，此处且不言说。文学复古在各个时期之不同诉求，亦非一律。自明代言，崇古只是认古代诗文为典范，并非提倡以此种典范为文学发展之方向。复古则是要求文学按照此种典范为文学发展之方向。在前后两个复古思潮之前与之后，多为崇古之思想，并非以复古为文学发展之总方向相号召。只有弘治末与嘉靖末两次复古才属于文学复古之思潮，因其参与者众，且又有明确之纲领。 两次文学复古思潮之纲领基本一致：文必先秦两汉，诗必汉魏盛唐。而两次形成思潮之原因，则有同有不同。第一次复古思潮之兴起，主要从改变其时之文风说。王九思自序其文集时说，其时“诗学靡丽，文体萎弱。”周祚在给李梦阳的信中说近时鸣世之文，“气卑意下，只令人悲悼耳。”（《空同集》卷六二附录）嘉靖二十四年，张治道在为康海的文集作序时也说：“国初作者，尚复浑厚。及于弘治，气渐纷靡，斗巧争能，芜没先进，竞一韵之艰，争一字之巧，上唱下和，一趋百随。”（张治道《对山先生集序》，《对山集》卷首）四库馆臣论及李梦阳，也说：“明自洪武以来，运当开国，多昌明博大之音。成化以后，安享太平，多台阁雍容之作，愈久愈弊，陈陈相因，遂至啴缓冗沓，千篇一律。梦阳振起痿痹，使天下复知有古书，不可谓之无功。”（《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七一，《空同集》提要）也是说此次之复古，为改变文风。引发第一次复古思潮的，是文风问题。复古作者，有直指权奸而遭迫害者，但就文学复古之动因言，非指向政治，而是指向普遍存在之靡弱文风。嘉靖三十一年，第二次文学复古思潮之引发，也是文风问题。这是与第一次文学复古相同的地方。不同的是，第一次反对的是成化以来的文风，而第二次文学复古要反对的文风有三，一是第一次文学复古的追随者字模句拟的坏风气；一是学六朝者，针对的是江南诗风的靡丽；一是尚理者，针对的是王慎中、唐顺之的宗宋文风。要反的文风对象不同，这是区别。还有一个区别，就是第一次文学复古常提及道的问题。他们言文道关系，谓道尊文从。当然他们所说的道，并无具体之内容，带有空言明道的性质。而第二次文学复古，则并道亦不提。 两次文学复古的过程亦略不同。第一次文学复古思潮的发展，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李梦阳说：“仆少壮时振翮云路，尝周旋鹓鸾之末，谓文不的古，苦心无益。”（《答周子书》，《空同集》卷六二）他说自己“非古弗则，非圣弗遵，非经弗由。少为之力，长而益修，譬之饥渴饮食焉。”（《赠刘大夫序》，《空同集》卷五三）他说弘治间古学遂兴。同是复古的黄省曾在给梦阳的信中则说“凡正德以后，天下操觚之士，咸闻风翕然而新变，实乃先生倡兴之力。”（《空同集》卷六二附录）弘治后期李梦阳们从创作开始学古，到正德时已形成风气。但是在理论上他们除文主宗经之外，并没有系统的阐述，只有一些零碎的言说，如提出过文学《春秋》、《史》、《汉》，学孔、孟、左、庄、诗学曹植、阮籍、谢灵运、杜甫、李白、陈子昂等，尤以摹仿李、杜为甚。他们的言说有时也零乱不一贯，如李梦阳对魏诗评价很高，但他也肯定中唐和宋诗：“峥嵘百年会，浩荡观人文。建安与黄初，叱咤皆风云。大历熙宁各有人，戛金敲玉何缤纷！”（《徐子将适湖湘，余实恋恋难别，走笔长句，述一代人文之盛，兼寓祝望焉耳》，《空同集》卷二〇）而文则对《战国策》有严厉的批评，并且认为《檀弓》太古奥，不好。直到嘉靖初，王九思才提到其时之论者，“文必曰先秦两汉，诗必曰汉魏盛唐。”（王九思《刻太微后集序》，《美陂续集》卷下）。所谓其时之论者，是说其时学古者存有此一种之普遍认识。嘉靖十一年，康海在为王九思的文集作序时，才提到“明文章之盛，莫极于弘治时，所以复古昔而变丽靡者，惟时有六人焉。……于是后之君子，言文与诗者，先秦两汉，汉魏盛唐，彬彬然盛乎域中矣。”（康海《渼陂先生集序》，《渼陂集》卷首）。胡缵宗在列出当时复古的二十一人之后，说“虽言人人殊，而其归则迁与甫也”（胡缵宗《西玄诗集序》，《鸟鼠山人小集》卷一二）。他概括得更简要，是文学司马迁，诗学杜甫。可以看出，文必先秦两汉，诗必汉魏盛唐的明确方向，是在创作实践的过程中，逐步明晰起来、集中起来的一种认识，并概括形成的一个纲领性口号。是先创作后理论表述。第二次文学复古思潮则一开始就承继文学先秦两汉，诗学汉魏盛唐的言说，并没有经过漫长的历程。第二次文学复古思潮，主要人物带有很强的炒作成份，他们互相标榜，称彼此为龙为凤，为李为杜，为孔子为左丘明。李攀龙甚至说自己就是孔子：“微我竟长夜。”意思是说没有他文坛就如在黑夜了。互相标榜，炒作张扬，这也是与第一次文学复古思潮不同的地方。 两次复古思潮之兴起，当然有甚为复杂之原因，然归之其时之政局，或谓政盛，或谓政衰，却嫌简单。“土木之变”以后，仁、宣之治的盛世景象已成记忆。虽有弘治中兴，但为时短暂。弘治后期，于太平景象之背后，已伏危机。而正德更甚。弘治十七年二月，兵部尚书刘大复言：“江南江北灾伤太甚，陕西往岁困兵，江浙困役。”（谈迁《国榷》卷四五，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808页）弘治七年至十七年，北至辽东广宁卫；西北至陕西秦州、渭南，贵州安南卫；东至登州、吴江；东南至福州、泉州；南至广东高州，西南至四川汶川、云南曲靖；全国八十三个州、县、卫地震一百三十六次（据谈迁《国榷》所记）。频繁的灾害、动乱，繁荣与贫困，贫富悬殊，已潜伏着社会的危机。此时之思想界，出现多元之趋向，有陈献章心学的传播，有丘濬弘扬程朱理学的主张，有程敏政的朱、陆早异而晚同论。史学与经学，亦处多元之状态。如祝允明《罪惟录》，不信史书旧说而别出心解。经学有复古倾向的出现，如吕柟《毛诗说序》，王鏊论《诗》，反朱子废《序》说，而复归汉人《诗》说。但同是吕柟，《周易说翼》则专主义理而不取象数；韩邦奇《易学启蒙意见》，亦大体取宋儒之说。崔铣《读易馀言》、马理《周易赞义》均杂取汉宋诸儒之说，而出以己意，大体取于义理。社会危机的潜伏，思想学术的多元动向，说明着思想活跃起来，指向是多元的。文学思想有复古，有反复古，有吴中士人的独抒情怀。此一种之多元动向，后来发展为嘉靖以后文学思想的多元并存的局面。将复古文学思潮简单地归为政局之触发，是不确的。或谓因于盛世，或谓因于衰世，均不易说清。就复古者个人之遭遇言，非感受盛世。弘治十八年，梦阳因坐刻寿宁侯而下狱。他为此还写了《述愤》诗十七首。正德三年，他因劾刘瑾再次下狱，有《离愤》五首。他的诗文，并非颂世。有说此一次之文学复古，乃是弘治的盛世之音。说实不合。梦阳在给徐祯卿的信中，提到与他倡和的十六人，“正德丁卯之变，缙绅罹惨毒之祸，于是士始皆以言为讳，重足累息，而前诸倡和者，亦各飘然萍梗散矣。”丁卯是正德二年，宦官刘瑾矫诏列刘健、谢迁等五十三人为“奸党”，在刘瑾的专制下，士以言为讳，不敢说话了。正德五年诛刘瑾，但正德是个荒唐的皇帝，正德一朝，无盛世可言。或谓此一次之复古乃对衰世之抗争，似亦不然。他们中有人亦忧愤时事；但也有人诗颂严嵩。更重要的是从文学复古思潮于弘治兴起时，很难找到与政局密切相关之印记。第二次文学复古思潮之引发，亦未见与政治改革相关之言说。从政治背景解释两次文学复古思潮之兴起，似嫌过于简单。或言两次文学复古思潮之兴起，与王阳明心学之兴起有关。此说似亦不尽然。正德四年，阳明龙场悟道，六年提出有名的“四句教”，都在李梦阳辈兴起文学复古思潮之后。更重要的是自思想体系言，阳明心学以其不同之侧面，影响于文学思想，主要在唐顺之等的实学一面，与李贽、公安三袁之求个性张扬一系，而非复古派。两次文学复古思潮，主要动因是改变文风问题，而非政治改革、思想改革所引发。 在我国的文学思想史上，有成功的复古，那就是唐代的古文革新。那次的文学复古，除了它与其时之政治有关之外，主要是一次文体的改革，改骈为散。而且在改骈为散的过程中，吸收了骈文所取得的成就。因之，不惟改变了一代文风，且亦影响了我国整个散文发展的进程，名家辈出，名篇众多。明代两次文学复古思潮，与之不同。它从文风着眼，讲典雅、古朴，讲格调。他们也讲抒情，因情立格，因情立体。此一种之言说，从前此的李东阳来。格主眼，调主耳。格从诗的形貌说；调从诗的声调说。对格调之要求，都是典雅古朴。两次复古的主要作者，古体都写得比近体好，或与其对于格调之此种追求有关。因其从文风着眼，于是学古文之写法，如李梦阳说“古之所云开阖照应，倒插顿挫者”，所谓以古法写今情。事实上以古法写今情是会受到种种限制的，且法非仅指结构，甚且字模句仿，毫无创新可言。他们之间，虽也有提倡学古人之神而不学其法者，如何景明。但是时移世易，如何能回到古人精神那里去呢？两次复古，弊都在于把文章写得诘曲聱牙，难以卒读。在当时，批评者就声不绝耳。第一次文学复古时，孙绪对之就有严厉的批评。他说： 今人掇拾前人残唾，才见贺诗，即曰鬼才；见苏诗，即曰不无利钝；至魏晋李杜之诗、秦汉之文，即拱手降服，惟恐不及问其所以为佳，茫然四顾，不取必于心，而徒论世之先后。学之卤莽，一至于此！大低文章与时高下，人之才力亦各不同。今人不能为秦汉战国，犹秦汉战国不能为六经也。世之文士，往往尺寸步骤、影响謦欬、晦涩险深、破碎难读，曰：此《国语》体、《左氏》体、《史记》《汉书》体。此下视之，燕、许、韩、柳诸公，俱遭诽薄。（孙绪《无用闲谈》，《沙溪集》卷一一，《文渊阁四库全书》） 嘉靖初，熊过对李梦阳等人的复古弊端已有婉转的批评。杨慎有崇古思想，他说，文章还是古的好，而且越古越好。但是他反对复古。他说有人熟读杜诗，此人诗必不好。陈束、唐顺之、茅坤，都有不同程度的批评复古的言说。归有光的批评更为明白：“但今世相尚，以琢句为工，自谓欲追秦汉。然不过剽窃齐梁之余。而海内宗之，翕然成风，可为悼叹耳！区区里巷童子，强作解事者，此诚何足辨也。”（归有光《与沈敬甫》，《震川集后集》卷七）嘉靖末至万历初，一些重视个人情性抒发的作者，都有非议复古的言论。王稚登批评李梦阳的诗“调高而意直，才大而情疏，体正而律庸，力有余而巧不足也”，说他“模仿刻深，陶镕未暇”（王稚登《与方子服论诗书》，《王百谷集》之《晋陵集》卷下）。屠隆、邹迪光、庄元臣，都有批评复古的言论。而批评的着眼点，都在其模拟上。 应该如何评价明代的文学复古思潮，我想有两个层面的问题。一为复古之途径，一为复古之成果。途径与成果，实相联系。 就途径言，不外二端，一是学古人之方法，一是学古人之精神。自方法言，学其结构、修辞。此一种之方法，大量作品证明是错误的。方法随思维能力之发展而改变，文学发展过程中表现方法丰富了，没有必要再回到原初的状态。作为思维能力表现的语言，也发展变化了；政制、器物的称名，都在变化中，生于当世而要说古人之语言，好一比生当今世而回到茹毛饮血之先民那里。说复古在修辞上有成就，似亦值得商榷。试看其文章之詰屈聱牙，即可知以古辞写今情之尴尬。另一途径，学古人之精神，也就是何景明所说的“舍筏登岸”。此一种之途径，若指取古人之道德追求之类，或有可取；若取古人之格调风神，则须视其有无创新。前后两李，都追求典重雄伟，但都碍于模拟的束缚，仿杜之句式，有时甚至改装杜之诗句，无佳篇可言。李梦阳多有此类模拟之作。如仿杜之《同谷七歌》，杜作“有弟有弟在远方”，李作“有弟有弟青云姿”；杜作“有妹有妹在钟离”，李作“有姊有姊天一方”；杜作“生不成名身已老”，李作“丈夫生不得意居人下”；《九日寄何舍人景明》模仿杜之七律《登高》；《述愤》十七首，模仿阮籍《咏怀》。何景明也一样，《秋兴》八首，仿杜之《秋兴》；《得献吉江西书》，仿杜之《梦李白》；《寄李献吉》二首，仿杜之《春日忆李白》；一些诗句，直接剥自杜句，如杜“君今在罗网，何以有羽翼”，何作“闻君在罗网，古道正南行”；杜作“渭北春天树，江东日暮云”，何作“渭水天边树，黄河日暮流”；杜作“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何作“冠盖京华地，斯人独可哀”。王廷相也多有模拟之作，如《华阳稿序》全篇从结构到逻辑，均模仿庄子《应帝王》中列子见郑巫一段。王九思、郑善夫等人，亦多有此类模拟之作。模仿古人之写法，以古法写今情，不可能有优秀之作。学古人之神呢？神各有主，舍己之神而取古人之神，失在无己。两李都没有足以传颂的诗篇，即是证明。试比较韩愈的诗文，那就大不相同。韩诗千古如新；韩文不少语言的创造，进入我国语言发展的宝库，要在明代两次复古思潮中找到堪与相匹敌者实无有。原因就在于一为以复古为革新，一为纯然复古。 明代文学思潮发展中另一值得探讨之理论问题，是抒情命题。 人秉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此一感物说，绵延数千年，贯穿于中国文学思想之发展过程中。抒情说大抵源于此。明代文学思想的发展过程中，除极少数重理而轻情之外，绝大多数都讲抒情，只是此抒情与彼抒情实存差别。这差别，主要是“性其情”与“情其性”。 王弼说“不性其情，焉能久行其正？”他是指以性制情。他是承认人而有情的，但要约束情，使之不流荡，以达到情之中和。他说性其情，就能达到情之正，“若心好流荡失真，此是情之邪也。”他所说的“性”，是人之本然的性，本然之性中有情。他说未能以情从理，“乃知自然之不可革”[1]。理性地节情，使其不要过度。用以节情者并非道德内容，只是以理性约束，是度的问题。到了程颐，本然之性就具有了道德内容。他说：“天地储精，得五行之秀者为人。其本也真而静。其未发也五性具焉，曰仁义礼智信。形既生矣，外物触其形而动其中矣。其中动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乐爱恶欲。情既炽而益荡，其性凿矣。是故觉者约其情，使合于中，正其心，养其性。愚者则不知制之，纵其情而至于邪僻，梏其性而亡之。”[2]性即理，以性制情，就是以仁义礼智信约束情。王弼的自然之性在程颐这里就成了天生本有的道德之性。性其情，就是以五性约束七情，要求表现情之正。 永乐年间台阁文学作者们的抒情观，就是遵循程朱理学基本观念，以理约束情的很好的例子。杨士奇说“诗以理性情而约诸正。”（杨士奇《玉雪斋诗集序》，《东里文集》卷五）杨荣说“君子之于诗，贵适性情之正而已。”（杨荣《省愆集序》，《文敏集》卷一一）梁潜说“诗以导性情，而事乎性情之正者，尝少也？”（梁潜《雅南集序》，《泊庵先生文集》卷五）金幼孜说“大抵诗发乎情，止乎礼义。”他说诗应该得于性情之正，而不是流连光景、风花雪月而已（金幼孜《吟室记》，《金文靖集》卷八）。魏骥更从性情之正进一步明确提出：“惟在发乎性情而归乎义理。”（魏骥《可轩吟稿序》，《南斋先生魏文靖公摘稿》卷五） 同是表现性情之正，台阁诗人讲的是以温厚和平的心态鸣国家之盛，而活动于宣德、正统间的薛瑄，追求的性情之正，则是表现平静的道心。他也笃信程朱，认为本然之性就具有仁义礼智信。“正”，是表现无欲之心情。他所写的一千多首诗，追求的多是这样的感情格调，平静、安祥，近于邵雍体。陈献章讲表现性情之真。真也是正。他所说的性情之真，与程朱理学不同，他是指表现没有欲念的本然之性。他思想中带有更多的庄子成份。情有所感，回归不受外物干扰的真性，“百感交集而不动”，进入平静的境界。 以仁义智信五性约束七情，使情归于正；以无欲的本然之性约束情，表现情之真，都是以理制情，对抒情有所节制，有所限定。虽然他们用以制约感情的理有所不同，但都属于性其情的范围。 另一种之抒情观，是情其性。情其性，是情摆脱理的束缚，任其自由发抒。嘉靖末年，徐渭的诗书画，都有这种特点。他任由情之所至，随意挥洒，不受任何束缚。他论文，说人生堕地，即为情使，无须任何掩饰。隆庆、万历初的一批文人，如王稚登、冯梦祯、屠隆等，也属于情非理所能束缚的人。万历十年，屠隆在青浦任上，与莫是龙等人交往的诗，均纵情发抒，行云流水，没有任何理的约束。他的许多书信，更是没有任何道德约束的思想道白。他们的抒情观，就是求真。冯梦祯论文，以真为宗：“盖超然一本之性情，而自得于规矩之外者也。”（冯梦祯《跋尚友堂诗集》，《快雪堂集》卷三一）是“规矩之外”，什么规矩都不要。屠隆求真，返归本然之性灵。万历十八年，李贽《焚书》刊行，给情其性的抒情思潮以极大的影响。自创作倾向说，情其性的最重要的作者，当然是汤显祖，“世总为情，情生诗歌，而行于神。”[3]他于万历二十六年作《牡丹亭记》，把因情成梦，因情而死，因情而死可再生；理之所必无而情之所必有，表现得淋漓尽致。接着是公安三袁及其追随者。晚明放纵情欲的社会风尚为情其性抒情观之存在环境。 明初的性其情与晚明的情其性，有着明显的区别。此两种抒情观，与社会思潮、个人立身处世的态度有密切关系。两种抒情观，与文学的发展趋向也关系至大。在两种抒情观之间，有一个不小的灰色地带。如同不同思想的互相渗透一样，这两种抒情观，也互相渗透。李东阳讲抒情，杨慎讲抒情，两次复古的作者们，也讲抒情，冯梦龙讲抒情，陈子龙也讲抒情。此种种之抒情，情为何物，缘起与评价，自亦不同。细数起来，似更为复杂，有待于深入之研究。 明代文学思想发展中另一个理论问题，就是政局与文学思潮发展之关系。 王阳明说： 天下所以不治，只因文盛实衰，人出己见，新奇相高，以眩俗取誉。徒以乱天下之聪明，涂天下之耳目，使天下靡然争务修饰文词，以求知于世，而不复知有敦本尚实、反朴还淳之行，是皆著述者有以启之。[4] 他是从道与文、行与文说的。文影响实，文盛实衰。有类似观点的如陆深，他说： 杜诗出而唐祚衰矣。何者？淳庬朴厚之才，审于体而知务，弼成人国于肇基开业之会。暨其休养蕃息之已久，然后士无所见，往往悉其长于艺文，而于当务之急，顾有所略，积而至于弊且蠹焉。此孔子所为思先进也。自周之季，盖已然矣。故曰：文盛者实衰，末茂者伤本。知者惧焉。（陆深《重刻杜诗序》，《俨山集》卷三八） 文盛世衰的理由，是说世治之时，安享荣华，士人置世务于不顾，而用心于艺文，致使世衰。类似于此种观点的，如李贽，他说： 一治一乱若循环。……夫人生斯世，惟是质文两者。两者之生，原于治乱。其质也，乱之终而治之始也。乃其中心之不得不质者也，非矫也；其积渐而至于文也，治之极而乱之兆也，乃其中心之不能不文者也。（李贽《世纪总论》，《藏书》卷一） 李贽从广义的文说。他是从国家的治与乱说的。乱极则治，治之初朴野。战乱之后，无力顾及文。治之极，繁荣富裕了，豪华奢侈，不顾及文也就不可能了。治极又萌乱兆，又是乱、治；治、乱，循环反复。李贽说的是广义的文，其中当然也包含礼乐文化与文学。这个广义的文，也可理解为文风问题，治、乱影响文风的质实或华美。至治文盛而乱始。 顾璘的见解与之有别。他认为运盛文盛。他在论及其时复古者之诗学渊源时，回顾诗文的历史，有如下的一段话： 载观前代之文，弊萌于所胜，变生于所穷，盛衰相因，关系非细。汉承亡秦纵横之馀，建武一变，文章尔雅。其季乃至萎靡不振。唐变六朝，开元之音，几复正声。宋变五代，元祐诸贤，遂倡道学。及其季也，各有纤琐繁芜之陋。文盛则运盛，文衰则运衰。庄生曰：世丧道也，道丧世也，世与道交相丧也。可谓洞见几微者矣。（顾璘《与陈鹤论诗》，《顾华玉集•息园存稿文》卷九） 他举出的几个文盛运盛的朝代，汉武之文“尔雅”；开元之文“几复正声”；元祐之文“倡道学”。可知他衡量文盛之标准，似为雅正。 叶向高也讲世盛文盛。他说： 自昔一代文章之盛，多出于极隆之朝。气化之所沉涵，声名之所焕发，以泄为词章，而其时亦必有名家旧阀，世载缥缃，业传著作，如青箱之王、兰台之班、龙门之司马，先后相绳，克昌此道，非偶然也。我明文章，自弘治稍起，至于嘉、隆，不啻家灵蛇而户和璧。盖国家郅隆之理，至是而极，治化文运，若有适相符者。（叶向高《林文恪公集序》，《苍霞草》之九） 他以王彪、班固、司马迁说明盛世名家旧阀文盛之因由。言及明代，谓弘治稍起，嘉、隆极盛。弘治是短暂的盛世，他认为此时文运稍起。此时之作者，如李东阳、谢迁、顾璘、王鏊、吴宽、祝允明、唐寅等等，当然还有以李梦阳为首的前七子。他们属于不同的创作倾向。他说到了嘉靖、隆庆时文学大盛。我们看嘉、隆时期，除弘治的一部份作者此时进入老年之外，后七子和他们的追随者是一大批；还有杨慎、王慎中、唐顺之、归有光、茅坤、李开先、徐渭、梁辰鱼、王穉登等等；还有江南的一大批诗人。此时正处于文学思想、文学创作倾向多元化的时期。叶向高所说弘治稍盛和嘉、隆大盛，显系指名家众多，而非仅指文学复古之状况。向高是反对复古的，他有一段论复古之弊的话： 诗盖甚难矣。而近世率易言之。其易言之也，失在于尊唐。唐于诗称律令矣，尊唐奚失也？尊之而至于摹，摹之而转相仿效以成风，不复知本来性情之谓何，则尊唐之失也。故篓簌之夫，而摹其靓丽；快心之子，而摹其忧危；竞逐之士，而摹其简远；登高摹旷，惜别摹愁，吊古摹伤。甚者身居宋后，语必唐先，至使五季以来，数百年衣冠文物之雅，旷绝幽奇之事，不一入词。人之笔端，则是学迁《史》者不纪东汉；而源流《三百》者必举春秋以前之故实也。以故摹之愈似，合之愈舛，不知其舛之深，而徒炫其似之易。此所以易言诗也。（叶向高《王亦泉诗序》，《苍霞草》卷四） 叶向高是位讲实学的政治家，他反对复古，从其实用出发。可知他所说弘治稍启与嘉、隆文盛，非指两次复古思潮，而是指名家众多而言。 王阳明、陆深、李贽持世治文衰说；顾璘、叶向高持世盛文盛说。究以何说为是，我想，各是其是。如果我们回顾我国的历史，此两种见解均可举出实例。乱世文盛，如春秋战国、魏晋、晚明；盛世文盛，如西汉、盛唐、北宋。世之治乱与文之盛衰，不能一概而论。乱世文盛与盛世文盛，表现是不同的。文与政的关系是多方面的。乱世有乱世之条件，如政权无暇干预文学，思想约束松动，有利于文学之自由发展。且颠沛流离之生活，易感发成文，亦为文学创作提供丰富之素材。治世有治世之条件，如政策之正确导引、人才辈出、信心、优裕之生活环境，悦豫情畅，也有利于文学之发展。但是，这只是大致而言，我们也可以举出世治文不盛和世乱文不盛的例子。文之盛衰非止政局一端之影响。思想环境、生存状态、社会风尚、文学自身发展的成熟程度等等因素，与文之盛衰都有关系。 我们若考察明代文学思想与政局变化之关系，则似有若干现象值得思考。明初朱元璋以《大学》治国，严厉的思想管制，促成了洪武一朝重道轻文的主流文学思潮。朱棣遵循程朱道统，促成了台阁颂美的文学思潮。直至宣德，近七十年间，政局之影响文学思潮，一是政策的强力推行，一是思想之管制，一是帝王与重臣之导引。此时体制内之文学思想潮流，与政权的利益若合符契。文学成为政教的工具。维护政权与社会安定，它发挥了作用。自文学之艺术成就言，此一段时间，则并无可以传世之杰作。嘉靖之后，思想管制松动，张扬自我，重情的文学思潮起来，文学与政权的关系出现了一点异样。重情文学思潮的几位主要人物，他们为官（都是地方小官）时，勤谨为民，正直无私。如屠隆为青浦令、袁宏道为吴县令，在当时有口皆碑。但他们的文学创作，则与政权疏离。此中原因，或与立身之道有关。万历后期，出现了一些杰出作品，如《牡丹亭记》之类，似都与思想管制之松动有关。 明代文学思潮与政局之关系，另一可注意者，看似与政局无直接之关系，从社会生存环境之角度，实与其时之政治生态有关。《水浒传》虽非作于嘉靖朝，但其广泛传播，则自嘉靖。之所以能在嘉靖间广泛传播，除其时印刷业发达之外，与其书之泄愤当亦有关。民间积聚的对腐败朝政与权奸的愤怒之情，在《水浒》阅读中得以发泄。李贽说“《水浒传》者，发愤之所作也”，他是看到此一点了。《水浒》一书，是从传播的角度，反映了民众的思想倾向。黄景昉言万历后期朝政之昏乱，谓：“万历之季，九阍深隔，三褫屡闻；野有遗贤，朝有倖臣。”[5]万历皇帝深居不出视朝，臣下凡有所奏，疏入不报；但他又不放权，大小事必得他诏许。朝政几陷于瘫痪。在社会生活中，程朱理学的思想约束力减弱，三教合一成为社会思想之主流。市民社会纵欲之风气，影响及于士林。程朱理学作为统治思想的影响既缺失，禅与净土，成为抑制纵欲之思想力量。念佛、劝善惩恶、因果报应观念等等，起到社会自我净化的作用。这就是其时之政治生态。文学就是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中与政治发生关系。这时文学创作倾向发生的最值得注意的变化，是市民题材进入文学领域，如《金瓶梅》的出现。这部曾被视为淫书的市井小说，在写奸商兼贪官西门庆淫荡生活的同时，把市井的各个角落、各色人物一一呈现，而结以因果报应。其时之社会，酒色财气，不惟皇帝沉迷（吕毖《明朝小史》卷一四《万历记》，十七年十二月，大理评事雒于仁进酒色财气四箴，讽劝万历皇帝），且亦浸及社会，从上烂到下。前人言明亡于万历，不为无据。《金》书写淫荡，笔触所到，无处不有，似亦津津乐道；而警示以必有报应，又似于此种糜烂风气有所不满，似颂似讽。此一种之适俗疗俗，也不同形态反映在后来的一些小说中。如《三言》、《二拍》，其中市民社会的生活情状，与其宣扬命定、因果报应、劝善惩恶等等思想，从一个侧面反映朝庭已无力规范社会行为时，市民社会以佛家、道家，特别是以净土思想，来约束行为，力图自行净化。这就是其时之政治生态，从一个独特的角度，反映了文学与政治的关系。 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是一个复杂而又敏感的问题。从不同的层面看此一问题，会有不同的判断。各是其是，各取所需，因之文学思潮有不同之发展与不同之解读。 除了上面涉及的三个理论问题之外，明代文学思想发展过程中，还为我国文学思想史提供了新的经验，如：市民题材与市民的审美趣味进入我们的文学传统；性灵、本色、格调范畴的丰富成熟并作为创作要求正式提出；文体的多样互渗和文体理论的受重视；小说戏曲的评点为我国的文学批评提供了新的思想和经验；中后期结社现象的大量出现，为文学活动提供了一种特殊场所。诗社、文社、酒社、禅社等等，时间有长有短，人数有多有少。这些结社活动，有的与文学思潮的发展有关，有的则主要是一种生活方式。这方面的研究，已有很好的成果，如何宗美兄的《文人结社与明代文学的演进》。结社作为士人的一种生活方式的研究，似尚未展开。明代文学思想的发展涉及的问题尚多，这里涉及的只是其中的三个理论问题。明代是我国文学思想史发展的一个比较成熟的时期。 参考文献： [1] 楼宇烈《王弼集校释》，中华书局1980 年版，第631、640 页。 [2] 陈荣捷《近思录详注集评》，台湾学生书局1992 年版，第68 页。 [3] 汤显祖《耳伯〈麻姑游诗〉序》，《汤显祖全集》，北京古籍出版社1999 年版，第1110 页。 [4] 《王阳明全集》卷一《语录》一，第8 页。 [5] 黄景昉著，陈士楷、熊德基点校《国史唯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版，第304 页。 [作者简介] 罗宗强，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