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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王荆公年谱长编》（12CZW057）阶段成果。 一 假传之名，较早出现于明代贺复征《文章辨体汇选》。此书卷四百八十三罗列了七种史传体，“一曰史传，……七曰假传”，“假传”类选有韩愈《毛颖传》、司空图《容成侯传》、苏轼《 假传一体，滥觞于中唐韩愈《毛颖传》。宋王柏谓：“托物作史，以文为戏，自韩昌黎传毛颖始。”[1]此文问世之后，尽管有柳宗元极力推崇，“读之，若捕龙蛇，搏虎豹，急与之角而力不暇”[2]，文坛却一片哗然。五代《旧唐书·韩愈传》专门拈出，抨击为“文章之甚纰缪者”。或职此之故，从中唐到五代，模仿者寥寥无几，仅有晚唐司空图《容成侯传》（镜）、陆龟蒙《管城侯传》、南唐李从谦《夏清侯传》（筏席）数篇而已[3]。 到了宋、元两代，随着士人们审美情趣的新变、知识结构的更新以及文学观念的转变，《毛颖传》所蕴含的特殊文体价值开始引起文人们更多关注。他们或者追溯《毛颖传》的艺术渊源与主题，“韩退之作《毛颖传》，此本南朝俳谐文《驴九锡》、《鸡九锡》之类，而小变之耳。俳谐文虽出于戏，实以讥切当世封爵之滥，而退之所致意，亦正在‘中书君老不任事’、‘今不中书’等数语，不徒作也”[4]；或者评论它的文章格调，“以文为戏，其来久矣。南朝诸人，有《驴加九锡文》、《鳣谢官表》皆不脱俳体。及《毛颖传》出，亦戏也。然其繇辞似《易传》，赞真似《左传》、《史记》，不类假合而成者”[5]；或者分析它的文体创新，“退之传毛颖，以文滑稽耳。正如伶人作戏，初出一诨语，满场皆笑。”[6]与之相应，文坛上也逐渐形成了一股对《毛颖传》的模拟仿效之风，假传体的创作得到了初步发展。一些文苑名流，如苏轼、秦观、张耒、杨万里等人，欣然投身其中。他们都深深意识到了《毛颖传》的创新意义，希望以自己的创作实践，使得假传这一文体能够形成一个源源不断的创作传统。据笔者钩辑，《全宋文》现中存假传46篇，《全元文》中23篇[7]。 明代士风放旷，戏谑之风弥漫士林，作为俳谐文学中重要门类的假传创作开始步入高峰期。首先，据笔者初步蒐罗，明代假传作品约有200多篇，数量远超唐、宋、元三代假传总和。作者遍布社会各个阶层，上至馆阁翰苑，下至无名秀才，甚至连释子也不甘寂寞，聊试戏笔，如释祖秀所作《德山木上座传》（棒）、《临济金刚王传》（喝）。 其次，作品所传之物品目繁多，五花八门。既有笔、墨、纸、砚、琴、棋等文人书斋必备之物，如吴宽《端友传》（端砚）、易宗周《陈玄传》（墨）、徐珊《太素生传》（纸）、王格《奇橘传》（棋局）等；又不乏汤婆、竹夫人等日常生活用品，如 再次，作品形式上也时有创新。或集药名连缀成篇，如胡文焕《玄 最后，随着假传创作的兴盛，明代涌现出一些单独刊行于世的假传文集，如：《十处士传》、《香奁四友传》、《豆区八友传》等。至于陈邦俊所编《广谐史》十卷，在徐常吉《谐史》的基础上复为增补，共收录唐宋以来以物为传者二百四十余篇，堪称是明代假传渊薮。 还有一些俳谐文集则将假传视为俳谐文中的重要一类，予以选录。如陈中州《居学余情》、舒缨《梨洲野乘》、徐常吉《谐史》、无名氏《文章滑稽》、闵文振《游文小史》、胡文焕《寓文粹编》和《谐史粹编》、陈世宝《古今寓言》、贾三近《滑耀编》、邹迪光《文府滑稽》、无名氏《滑稽小传》、周子文《滑稽文传》、钱翼之《滑稽文传》、陈斗编《滑稽文传》及《续集》《别集》、王圻《稗史汇编》、谈修《游翰稗编》、夏暐《稗传汇编》、支大纶《支子述余》等等。以上游戏文集或存或佚，均从整体上反映明代假传创作的空前繁荣。 清代文集浩繁，假传作品难以遍检，但清林云铭《韩文起》卷七曾谓：“近世操觚家，几遇一器一物，莫不有一传，滥觞可厌，不知曾与昌黎角力否。”[8]据此，清代的假传创作和编集理应相当可观。其中既有袁枚《石大夫传》（石），梅曾亮《墨生传》（墨），张澍《罗浮仙传》（梅）、《潇湘侯传》（竹），林真《岁寒三友传》，朱骏声《孔方传》（钱），铁保《壶中君传》（酒）等步武前人、踵事增华之作，也不乏李慈铭《猫娘传》（猫）、朱 二 假传之所以能够在文苑中自成一体，徘徊于严肃的史传与幽默的俳谐文边缘，在于它具备独特的创作模式和表现机杼——以史为戏，即对史传文体的戏拟。诚如前人评论所谓，“（《毛颖传》）不直戏文，盖戏史矣。”[10]“（《毛颖传》）以史为戏，巧夺天工。”[11] 戏拟，或称戏仿、讽刺性模仿、喜剧性模仿等。它“本质上是一种文体现象——对一位作者或文类的种种形式特点的夸张模拟，其标志是文字上、结构上，或者是主题上的不符。”[12]它往往模仿一些崇高宏伟的文体，来叙述生活中的卑微琐碎之事，通过文体与主题的不协调，来引人发噱。“当仿体刻意模仿本体的形式，而又以此表达出人预料的与本体题材风格完全相悖的内容时，二者的形式与内容就产生了不协调。这种不协调会造成滑稽悦人的幽默效果和别具特色的讽刺。”[13]在汉魏两晋南北朝俳谐文中，戏拟曾是最主要、最广泛的滑稽表现手法之一。一些俳谐名篇，如沈约《修竹弹甘蕉文》、袁淑《鸡九锡文》、《庐山公（驴）九锡文》、《大兰王（猪）九锡文》、王琳《鳝表》、孔稚圭的《北山移文》等等，均“使用或募仿某种实用文体，而出之于戏谑的内容，通过文体与内容的不协调，营造或增强文章的戏剧效果。”[14]只不过，它们模仿的文体，或为政府公文，或为日常生活中的一些实用性文体。韩愈《毛颖传》则将戏拟的范围拓展到严肃庄重的史传体，同时揉合了俳谐文学中惯用的谐音、双关、隐喻等手法，制造出了一个妙趣横生的双重文本空间。 从表面上看，《毛颖传》是一篇中规中矩的人物列传。它介绍了一位姓毛名颖的士人家族、籍贯、出身，以及他入宫、得幸、失宠的仕宦经历，最后模仿史官身份，以“太史公曰”展开议论结篇。文章“写家世，便有兴衰之感；写遇合，便有出处之奇；写才学，便见学富五车；写性情，便见超俗不群；写宠幸，便见信任无两；写朋友，便见出处必偕；写退休，便见衰老投闲；写子孙，便见族姓蕃衍。”[15]然而，通过对文中一些谐音、双关、典故等谐隐手法的细心解读，我们才蓦然发觉，文章其实从头到尾都是用一种宏伟庄重的笔法，在暗示一枝微不足道的毛笔名称、材料、制造过程、功能、特征。当我们意识到那位“为人强记而便敏”、“务通于当代之务”、“又善随人意，正直、邪曲、巧拙，一随其人，虽见废弃，终默不泄；惟不喜武士，然见请亦时往”的贤臣居然是一枝微不足道的毛笔时；当我们阅读到“上见其发秃，又所摹画不能称上意，上嘻笑曰：‘中书君老而秃，不任吾用。吾尝谓君中书，君今不中书邪？’对曰：‘臣所谓尽心者。’因不复召，归封邑”，醒悟到这位鞠躬尽瘁、任劳任怨，最后却惨遭始皇遗弃的中书君，其实不过是一枝毛笔因秃掉而遭淘汰时，我们对中书君的怜悯和同情，也就在瞬间一笑中释然了。 全文在形式上完全模拟《史记》。“文近《史记》”，“叙事处皆得史迁神髓”[16]，“传后论追述毛颖身世，若有余慨，则真肖史公矣”[17]，“是学《史记》文字”[18]。然而，其所传之物却和《史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初衷迥然不同。它利用人们相当熟悉的文体形式，表现了截然出人意表，甚至可以是与模仿对象完全相反的新颖内容，文章的滑稽效果、幽默色彩由此产生。 韩愈之后的假传作品，在戏拟史传这一点上，均毫不例外地步武《毛颖传》。除此之外，谐音、双关、用典等喜剧语言的运用，也是构成假传幽默效果的重要机制。如秦观《清 清 文中的“甘液”、“子美”、“清和”，这些名号暗示酒的形相和性质。所谓“后稷氏”、“田氏”、“神农”、“麦氏”、“谷氏”，是在暗示造酒的原料。从“有神农之后”至“悉化焉”，是在暗示酒的酿制过程。“城旦舂”隐喻舂米；“公孙杵臼”暗喻舂具；“白粲与鬼薪仵”暗喻拣米与烧煮。以下“陈仓”、“河（木盍）内”、“曲（麦曲）沃”、曹（槽）、郑（甑）等居地的迁移，则隐喻酿酒过程中的各个环节。通过双关、谐音和隐喻，作者将同一语汇的两个差距甚远的意义突然之间凑合在一起，“善于迅速地寻找和运用词的狭窄的、具体的、直接的意义，并且用它来取代交谈者所指的那种更加一般或宽泛的意义，这也是一种俳谐。”[19]于是，文章在表面上对清 这些针对传主的描述性的、语带双关的词汇，被巧妙地融入全文的叙述中。它们一方面是模仿史传对传主性格、品行进行传真式的刻画；另一方面，又暗中隐喻着物的体态和功能，体物精妙。物的特点、功能与人的品格往往契合无间，从而营造出一种亦真亦幻、亦庄亦谐、扑朔迷离的叙事氛围和喜剧效果。如果说，王质《大庾公世家》（梅）以“风流蕴藉，高蹈尘俗，萧散孤特，喜徜徉于深山绝谷、断桥流水、竹篱茅舍之外，与雪月争妍”之类语汇来描述传主伯华略嫌浮华、笼统的话，那么，试看元代唐肃是如何介绍传主丰本（韭）的：“先生貌苍古，绿发，白趾，常被翠羽衣，所栖止，人望之，恒有气郁葱然，即之，咀嚼其言论，有至味，令人洒然忘俗。”[20]明徐熥这样描述绛囊生（荔枝）：“生少有异质，颜如渥丹，肌肉丰莹，性复甘美。虽中若夹核，而外多模棱，未尝有所讥刺。人有訾过生者，任其指摘，生但赧然垂首而已。与人交，一膜之内，洞见肺腑，故见者莫不津津。”[21]明无名氏所作《青藜丈人传》（杖）对传主的描绘更是形神兼备，刻画丈人之形貌，“奇古，形修长，头角竦突伟然，有龙凤之姿”；刻画丈人之品格，“为人正直，多坚节，绳趋尺步，性倔强，一生不能折腰。然为人扶弱持颠，虽甚劳，无倦怠，久则精神益光彩。”[22] 假传作品以“以史为戏”的特点，也同时表现在传主事迹的叙述上。魏晋南北朝的俳谐文或戏拟赋体，或戏拟政府公文和日常实用文体，均缺乏完整的叙述情节，如沈约《修竹弹甘蕉文》、袁淑《庐山公九锡文》等。“只有到了《毛颖传》这里，才实现了谐隐与叙事的完善结合。……其叙事是完整的、精致的，其谐隐则是整体性的、隐蔽性的。”[23]从整体上看，假传的叙事遵循着史传的固定模式，首先介绍传主的出身、家世、籍贯等，然后叙述传主生平主要经历，最后附以论赞，表达作者对传主的认识和评价。与之不同的是，假传在叙述时运用的语言是双关的、谐隐的，往往具有双重寓意。为了使读者能够迅速地领悟这一点，假传作品往往把历史上与所传之物相关的众多历史典故、轶事连贯揉织在一起，使之构成传主一生的主要事迹，由此将所传之物的来源、产地、材料、功能、缺陷等方面源源本本地呈现出来。如明代罗仲点《房司直传》（矢）利用汉代李广和李陵这两位名人来介绍弓箭：“子名贯石，字子羽，丰棱远过其父，而膂力济之。李将军广酣战一生，颇赖其用。夜见草中石以为虎，命贯石捣其中，坚了无窒碍，飞将军之名得贯石而益起。逮事其孙陵，陵深践戎马之地，会贯石之家兵尽，陵乏援，降匈奴。”[24] 有时，一些优秀的假传往往会在历史记载的缝隙中驰骋想象，编织穿插，将人们耳熟能详的一些历史典故、历史情景重新演绎、戏说，以达到戏谑之效。如明严时泰《温湛传》为汤泉作传，便将唐玄宗至温泉沐浴一事加以敷衍成篇，表面上是贤臣与 陶泽《锡姬传》（汤婆）则虚构了汤婆与竹夫人相互攻击、拆台的情节，来说明所传之物的特点： 明年二月，春日和煦，后苑构沉香亭成，召贵妃燕饮，帝乃卯酒未醒，不觉心热，颇思墨姬。锡姬因僭之曰：“墨姬美如冠玉，腹中空空，未必有也。”墨姬闻之，以为恨，因重赂内侍炉生，使疏其短。炉生乃面折姬于帝前，曰：“姬为贵嫔而蒙布被，诈也；饮必盈腹，贪也；虽有涓滴功，然非臣等吹嘘之力则不能，所谓因人成事者也。陛下与姬寝，一跌足则倾囊可立而待。诗云艳妻煽方处，其是之谓乎？”于是贬姬幽居冷宫。[26] 利用一组（主要人物通常为两个）人或物，并列不分主次地编成一台对头戏，这是中国俗文学中一个古老传统。竹夫人（墨姬）和汤婆子（锡姬）两种器物时间上互为代序，功能一取凉，一取暖，相反相成，堪称绝配。作者虚构了一幕竹夫人与汤婆相互攻讦争宠的情节，以叙述汤婆的弱点以及时节嬗替、器物代替，将向来不登大雅之堂的俗文学与庄重的史传体结合一体，取得了出人意料的喜剧效果。[27] 三 从文章的创作时间、背景以及作者个性来看，《毛颖传》虽属俳谐之文，“以古文试作小说”，却未必“纯为游戏之笔”[28]。卞孝萱以为，此文系韩愈有感于仕途坎懔，发愤而作[29]。刘宁认为，此文曲折表达了韩愈对体现在官员致仕问题上君臣之道的理解[30]。以上诸说，仁智互见。盖嘻笑之中，又何妨讥骂寓焉？幽默的产生，在很大程度上便依赖于将事物的缺点突然之间呈现出来。调侃之中，略带嘲讽、寄托，本是滑稽中的应有之义。 韩愈之后，历代的假传多具戏谑、讽喻、抒愤等多重意蕴，而随世道风俗之不同，各有侧重。以时代而论，宋代的几十篇作品，把假传体“文字游戏”的一面发挥得淋漓尽致，而相对忽略了抒愤与讽喻的寓意。宋代文坛上各种流行的文字游戏如药名诗、集句体等，先后被运用到假传创作中去，予后世以新的楷模。如托名苏轼的《杜处士传》，便利用集句的体式，揉集各种草药之名，联缀成一篇颇可解颐中药传。笔者曾指出，宋代的假传大多“是善意的调侃，高级的幽默，智力的游戏，却与任何讽刺或牢骚无关。”[31]杨万里所作的《敬侏儒传》是宋代唯一一篇将荒诞不经的戏谑与尖锐严肃的讽刺揉合在一起的假传，但追根溯源，也不过是在重新敷衍铺叙韩愈《短檠歌》，与文字游戏相距不远。 元代以降，假传中的讽喻意味渐浓，其批判锋芒主要指向两个方面。 （一）假借荒诞怪异的故事情节，讽刺政治腐败，官场黑暗。如明代严时泰所著《温湛传》（温泉）篇末论曰：“秦汉以来，方士鼓荒唐之说以惑人主者，何可胜数？湛有异术，而终不肯自言于玄宗，惟勉以帝王明德新民之正学，岂不贤哉？”[32]他还撰有一篇《俞黝传》（乌贼），篇末谓：“至于回帝吐故纳新之问，而以寡欲养心为对，尤可谓深中帝心之膏肓者。医知黝以身为帝之药，而不知以言为帝之药也久矣。”[33]严时泰在明嘉靖一朝曾任永昌知府，颇有政声。以上两文假借汤泉、乌贼二物，点出“方士鼓荒唐之说以惑人主”、“寡欲养心”，显然是借此针对明世宗崇奉道教、迷信长生丹药而发。陶泽为辛螫立传，则径直以蚊子比拟酷吏：“辛螫每自负，尝抚枕叹曰：‘大丈夫处世，当脱颖而出矣。’后擢刺史，为政严酷，喜肉刑，尤好揑人。有帷簿不修者，辄治之，考讯百状，甚被其害。嗣圣五年夏六月，以善刑名，入为侍中。每夜秉烛视事，鼓声如雷，则人皆流汗浃背，无所措手足。”[34]到了清末，守旧派固步自封，仇恨革命，也借假传文体，指桑骂槐，将革命志士斥之为猪豕之辈：“其时欧风东渐，潮流甚急，政治革新之机，已见发动。八戒遂狂呼奔走，号召同类，组织革命军，思欲推翻旧政府，立共和政体，而自尊为伯，理玺天德。于是朝集会，暮演说，假激烈之态度，为鼓动之法门，世之人咸为所愚，群目之志士。”[35] （二）讽刺世态人情，道德风俗。南宋以后，随着若干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货币在流通领域的作用日益凸显。“有钱能使鬼推磨”，大千尘寰中的芸芸众生们围绕着金钱上演出一幕幕啼笑皆非的悲喜剧，此现象在假传中得到了充分显现。从南宋到清末，为元宝、纸币作传的作品有十几篇之多，如胡长孺《元宝传》（钞）、贝琼《 还有一些假传，表面上讽刺之意不甚明显，但仔细推敲，不难寻绎出其中所寓之意。作者往往聊借游戏笔墨，来抒发一时不遇的抑郁孤愤，调解自己在仕途上失意惆怅的心绪。明王观熰“据塌岑寂，怀抱郁然，搦管即物，爰成三传，游戏笔墨”[39]；陶泽“间尝病举业之碍也，思托诸奇诡以自放，乃取青奴、暧足、蝇、蚊、虱、蚤为立六传，时时玩之，以资谑笑”[40]，二人的《游文四传》和《六物传》便是这种心境下寄托幽愤之笔。有时，作者借假传来自抒胸襟，在所传之物上寄托自己超凡脱俗的胸襟怀抱。明代周克敬未第 至于明董谷《白世重传》（银），“出忧郁中”，“穷愁著书”，“衷愤不免索露意表”[42]。文中描绘世重之阴狡易变，则“于贪墨不检之士，呈身献媚以求合，且从曳之，使化蛇虎，饱人膏血；于民之龌龊鄙啬者，则窟其榻下，潜其椟中，招朋引类，月子岁孙，翕翕怜爱，甚相得也”；描绘世重之无情，则“时若厌倦，则辄反噬，呼胠箧，鼓回禄，挤之囹圄，殪之挺刃，恩复成怨，转而之它，曾不少顾”；描绘世人之贪婪，则“无论少长、男女、贵贱，以至贼盗，见者皆歆慕爱乐，若婴儿之觅乳母。白日剽掠，昏夜泣哀，甘死不避，至有假重氏子弟为伪世重以欺人者，亦甘心焉”[43]。文章虽以“传”名，但刻画传神，入木三分，与罗列事件、摆功劳炫资历式流水簿传记体浑不相似。盖文章醉翁之意不在传物，而在于借物抒愤，抒发作者对世道人心的抨击，表白自己清者自清、誓不同流合污的志向，愤世嫉俗与自抒怀抱交融一体，是假传中的杰作。 四 钱鍾书曾谓：“《毛颖传》词旨虽巧，情事不足动人，俳谐之作而已。”[44]这个评论，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假传作品的缺陷和不足。 与其他戏拟公文、假托梦境或幻境等俳谐文相比，假传由于模仿叙述性的史传，获得了较为广阔的想象空间，在故事情节的编织方面本应更胜一筹。不过，从这一文体的创作实践来看，很多假传仅属一时兴起，率意为之；在情节的编排上了无新意，只知“杂引故典，抄撮为书”，将与传主相关的典故轶事机械罗列，类同猜谜。林金《曲蘖生传》为酒作传，依次铺叙了禹、桀、杜康、纣、汉成帝、竹林七贤等与酒相关的名人轶事，最后点出酒能伤性的主题。何文渊《 再加上同题之作，后人往往竞相效尤；所用典故轶事，又人所熟知，略无新变。于是，很多假传面目雷同，“搜罗虽富，亦难免于叠床架屋之讥矣。”[45]为酒作传，必道七贤、渊明之洒脱；借扇寓意，不脱出处应时之大义。普罗普曾指出，出乎意料的突然性是滑稽的重要因素[46]，而以上许多沿袭之作，恰恰与幽默戏谑的产生机制背道而驰，也就难免贻人口实。当然，文体自身的局限也不容小视。如体裁上选题有限，结构上必须采用史传笔法，起承转合易于雷同等[47]。如此看来，柳宗元读完《毛颖传》后为之束笔高阁，倒是明智之举。 尽管如此，一种新的文体一旦诞生，势必在文学史上留下或深或浅的印痕。对此，笔者拟另撰一文，专门探讨。这里只想强调两点，首先，除了影响本国文坛几近千年外，《毛颖传》在问世三百年后，其流风余韵居然波及东邻高丽，在异国文人群中掀起一股假传创作热潮。据王晓平统计，仅《东文选》所收假传便有13篇，所传之物分别是酒、钱、龟、竹、手杖、纸、蟹、笔、猫等[48]。这些假传在创作手法上与《毛颖传》一脉相承，又能结合异域文化，略有变通，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 其次，中国古代的史官文化源远流长，影响至巨，小说、戏曲等诸多文体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其笼罩。相形之下，假传堪称一个“异数”。它的基本特色是力求亦步亦趋地模仿史传，但模仿的最终结果却是以一种特别的喜剧情调而冲击了史传叙述的庄重神圣性。晚清以后，凭借报刊等新型传播方式的兴起，这种对史传的戏谑与调侃精神，进一步延续在近现代谐趣、讽刺文学的创作中[49]。倘若说，鲁迅在《狂人日记》中以狂人之口道出历史字缝里“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是以隐喻来正面批判抨击传统史传叙述的“明枪”；那么，《阿Q正传》的前言“传的名目很繁多：列传，自传，内传，外传，别传，家传，小传……，而可惜都不合”，便是调侃、嘲弄、揶揄的“冷箭”。对传统文化批判与叛逆的种子，有时往往蕴含在文化传统自身之中，这在假传文体的发展流变历程中，似乎可以领略一二。 参考文献： [1]王柏：《大庾公世家传》，《全宋文》第338册，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版，第371页。 [2]柳宗元：《读韩愈所著〈毛颖传〉后题》，《柳宗元集》卷二十一，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596页。 [3]韩集中另一篇《下邳侯革华传》，一般认为是伪作。 [4]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下，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5]刘克庄：《方至〈文房四友除授四六〉》，《后村先生大全文集》卷一百六，四部丛刊本。 [6]陈长方：《步里客谈》卷四，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7]宋代假传的篇名、作者、所传之物，可见笔者《宋代俳谐文研究》，《文学遗产》2009年第5期。 [8]吴文治：《韩愈研究资料汇编》，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003页。 [9]杜新艳：《晚清报刊诙谐文学与谐趣文化潮流》，《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8年第5期。 [10]《韩愈资料汇编》第815页。 [11]《韩愈研究资料汇编》第929页。 [12]华莱士•马丁：《当代叙事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27页。 [13]沈立新：《仿拟结构的二合性及其关系浅探》，《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3期。 [14]陈允吉：《论敦煌写本〈王道祭杨筠文〉为一拟体俳谐文》，复旦大学学报2006年第4期。 [15]孙琮：《山晓阁唐宋八大家选•韩昌黎集》卷四，转引自《韩昌黎文集注释》第332页，三秦出版社2004年版。 [16]《韩愈研究资料汇编》，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929页。 [17]《韩昌黎文集注释》第332页。 [18]楼昉：《崇古文诀》卷十，四库本。 [19]普多普：《滑稽与笑的问题》，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06页。 [20]唐肃：《丰本传》，《全元文》卷一七六四，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版，第64页。 [21]徐熥：《绛囊生传》，《广谐史》第三册，台北天一出版社1985年版，第232页。 [22]《广谐史》第四册，第262页。 [23]李鹏飞：《论唐传奇中谐隐型精怪小说的渊源及流变》，《唐研究》第六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26页。 [24]《广谐史》第四册，第43页。 [25]《广谐史》第二册，第162页。 [26]《广谐史》第三册，第39页。 [27]白化文：《竹夫人与汤婆子》，《中国文化》第二十七期，第52页。 [28]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19页。 [29]卞孝萱：《韩愈〈毛颖传〉新探》，《安徽史学》1991年第4期。 [30]刘宁：《论韩愈〈毛颖传〉的托讽旨意与俳谐艺术》，《清华大学学报》2004年第2期。 [31]关于宋代假传的雅化、戏谑化倾向，可参见笔者《宋代俳谐文研究》，《文学遗产》2009年第5期。 [32]《广谐史》第二册，第169页。 [33]《广谐史》第二册，第177页。 [34]《广谐史》第三册，第48页。 [35]肝若：《猪八戒传》（猪），砚云居士编《滑稽文集》，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80年版，第221页。 [36]《全元文》卷八六，第166页。 [37]《广谐史》第二册，第264页。 [38]《广谐史》第二册，第118页。 [39]王观熰：《游文四传序》，《广谐史》第二册，第250页。 [40]陶泽：《六物传序》，《广谐史》第三册，第32页。 [41]徐伯龄：《蟫精隽》卷十四，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42]许相卿：《云村集》卷六《复董硕甫知县》，四库本。 [43]《广谐史》第二册，第196页。 [44]钱钟书：《谈艺录》，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384页。 [45]《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四十四《广谐史》提要，中华书局1965年影印本。 [46]普罗普：《滑稽与笑的问题》第165页。 [47]向志柱：《胡文焕〈胡氏粹编〉研究》第217页。 [48]王晓平：《高丽和朝鲜初期的假传体小说》，《亚洲汉文学》第359页，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49]杜新艳《晚清谐趣文学的潮流》，《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8年第5期。 作者简介：刘成国，1977 年生，文学博士，浙江工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