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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1962年，为了纪念杜甫诞辰1250年，日本吉川幸次郎在纪念会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杜甫在东洋文学中的意义》[1]的演讲，主要以杜诗和日本文学的关系为讨论对象。同年出版的《中国文学报》第17册，也刊登了神田喜一郎的《杜诗在日本》[2]，就杜诗在日本平安时代至明治年间的研究情况予以综述。1976年，韩国李丙畴出版了《杜诗之比较文学的研究》一书，如果以英文标题看，即“韩国文学中的杜诗”（Tu Fu’s Poetry in Korean Literature）[3]。大辂椎轮，代表了现代学者讨论杜诗在东亚文学中的地位和意义的开端。今年是杜甫诞辰1300年，历史的车轮也驶进了21世纪，打破国别、民族、语言的限制，在更广泛的范围内讨论文化现象，是新世纪学术研究的特点之一。东亚文学，在空间上主要包括中国、朝鲜半岛和日本。本文所讨论的范围，固然涵括以上三国，但主要以汉文学为研究对象。这不仅是因为汉文学典籍的异常丰富，而且也因为在20世纪以前的东亚地区，人们普遍认为，汉文学才是文学的“正宗”。因此，东亚汉文学世界中的典范，也就代表了东亚文学世界中的典范。本文撰写之动机有三：一是为纪念杜甫，二是对前贤论著之踵事增华，三是实践“作为方法的汉文化圈”[4]。 二、中国文学史上杜诗典范的形成 杜诗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典范地位，在今日已是人人耳熟能详。在杜甫生前，他显然也有着这样的自觉。这个秘密，清人赵翼已予以揭橥： 李、杜诗垂名千古，至今无人不知，然当其时则未也，惟少陵则及身预知之。其赠王维不过曰“中允声名久”，赠高适不过曰“美名人不及”而已，独至李白，则云“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其自负亦云：“丈夫垂名动万年，记忆细故非高贤。”似已预识二人之必传千秋万岁者。……盖其探源泝流，自《风》《骚》以及汉魏六朝诸才人，无不悉其才力而默相比较，自觉己与白之才，实属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是以一语吐露而不以为嫌，所谓“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也。 [5] 不过，杜甫在当时获得的实际评价远未达到其自我期许的程度，尽管韦迢称他“大名诗独步”[6]，任华赞美曰“昔在帝城中， 杜甫在文坛上首次得到极高赞美和无限崇拜，来自于元和年间（806—820）的韩愈、白居易和元稹。元稹的这段评语是学术界耳熟能详的： 上薄风、骚，下该沈、宋，古傍苏、李，气夺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诗人以来，未有如子美者。[11] 推崇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其友人白居易也以杜诗为“贯穿今古，覼缕格律，尽工尽善”[12]。然而从韩愈的《调张籍》诗中可知，这样的评价尚未得到文坛的一致公认： 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不知群儿愚，那用故谤伤。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13] 魏泰说“群儿愚”云云乃是为元稹而发[14]，未免比附。韩愈显然十分推崇杜甫，因此，他不可能那样讥讽元稹。但不可否认的是，当时确有“蚍蜉撼大树”的“群儿”，对于“李、杜文章”颇多毁谤。 杜诗首次在诗歌选本中受到推尊，是顾陶穷三十年之力，在大中十年（856）编成的《唐诗类选》[15]，其书已佚，仅存前后二序。其序云： 国朝以来，人多反古，德泽广被，诗之作者继出，则有杜、李挺生于时，群才莫得而问（伟案：疑作“间”，混杂之意）。[16] 不仅认为唐代其它作者“莫得而间”，而且明确将杜甫置于李白之前。在“李杜”并称已成习惯的前提下，更改其序显然是有意之举。此后，韦庄编《又玄集》，以杜诗开卷，置于李白之前；韦縠编《才调集》未选杜诗，却在《序》中特别说明“暇日因阅李、杜集，元、白诗”[17]而引发编纂动机。四库馆臣云：“冯舒评此集，谓崇重老杜，不欲芟择。然实以杜诗高古，与其书体例不同，故不采录。”[18]两说虽不同，但认为该书未选杜诗乃重视至少并非忽视杜诗的意见是一致的。 宋初流行的诗风是白体、晚唐体和西昆体，杜诗不仅不是典范，还受到一些贬抑。西昆体的代表之一杨亿不喜杜诗，贱称杜甫为“村夫子”[19]。欧阳修改革西昆文风，代之以李白、韩愈。尽管在与宋祁（属西昆体）编纂的《新唐书·杜甫传赞》中评杜诗“浑涵汪茫，千汇万状，兼古今而有之。它人不足，甫乃厌馀，残膏剩馥，沾丐后人多矣”，并引用元稹和韩愈的推崇之辞，以为“诚可信云”[20]，但这与其个人审美并无必然联系。实际上，欧阳修对杜诗并不欣赏，刘攽说：“欧公亦不甚喜杜诗，谓韩吏部绝伦。……欧贵韩而不悦子美，所不可晓。”[21]《后山诗话》亦云：“欧阳永叔不好杜诗，……余每与黄鲁直怪叹，以为异事。”[22]欧阳修曾写过《李白杜甫诗优劣说》，认为“杜甫于白得其一节而精强过之，至于天才自放，非甫可到也”[23]，主张李优于杜。不过，《新唐书·杜甫传》中有两点评论，对以后杜诗典范地位的形成是起到作用的。一为“忠君”： （甫）数尝寇乱，挺节无所污，为歌诗，伤时桡弱，情不忘君，人怜其忠云。[24] 在《旧唐书》中尚无此说，是宋人新见。另一为“诗史”，史赞曰： 甫又善陈时事，律切精深，至千言不少衰，世号“诗史”。[25] “诗史”之称，虽然已载于《本事诗·高逸》，但附见于李白，其影响力难与正史相比。 杜诗之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最高典范，是在北宋完成的。首先对杜诗作出高度评价的，应推王安石。他不仅编纂了《杜工部后集》，而且在他所编《四家诗》中，也以杜甫居其首，次以欧阳修、韩愈和李白。自从韩愈将李白和杜甫并举以来，李、杜就成为诗坛上的双璧，关于李、杜优劣也就成为人们关注的话题之一，而以扬李抑杜的论调较占上风。所以，王安石将杜诗置于篇首，而将李白置于卷末，是具有反拨意义的。他的解释是这样的，其一，就内容而言： 白诗近俗，人易悦故也。白识见污下，十首九说妇人与酒。[26] 其二，就风格而言： 白之歌诗，豪放飘逸，人固莫及，然其格止于此而已，不知变也。至于甫，则悲欢穷泰，发敛抑扬，疾徐纵横，无施不可。故其诗有平淡简易者，有绮丽精确者，有严重威武若三军之帅者，有奋迅驰骤若泛驾之马者，有淡泊闲静若山谷隐士者，有风流酝藉若贵介公子者。……此甫之所以光掩前人，而后来无继也。[27] 所谓“绪密而思深”，揭示的就是杜诗构思精密、用意深刻的特色。而以李白“格止于此”，不如杜甫之“无施不可”，也把欧阳修认为杜甫仅于“一节”超过李白的论断彻底扭转了。由于准确评价了杜诗特色，后人乃有“善评杜诗，无出半山‘吾观少陵诗，谓与元气侔’之篇，万世不易之论”[28]的褒奖。 其次为苏轼，他接续《新唐书》之馀论，从思想上进一步肯定杜诗。其《王定国诗集叙》云： 太史公论《诗》，以为“《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悱而不乱”。以余观之，是特识变风、变雅耳，乌睹《诗》之正乎？……古今诗人众矣，而杜子美为首，岂非以其流落饥寒，终身不用，而一饭未尝忘君也欤。[29] 杜诗之一饭不忘君，此后几乎成为宋人的口头禅、门面语。这对于杜诗典范的形成，而且不止于在中国文学史上，固然有很大作用，但同时也蒙蔽了杜诗真面目，以此学杜也难免流为“杜壳子”[30]。 从诗歌艺术上对杜诗作进一步阐发，是黄庭坚及其江西诗派。黄庭坚之推崇杜诗，有其家学及师友渊源诸因素，如其父黄庶、岳父孙觉及谢景初等人，都对他产生了或大或小的影响[31]。特别是他学习杜甫以句法为中心，更是直接继承了王安石的作风。王安石对杜诗句法深有会心，宋人多有此论。黄庭坚从谢景初、王安石得句法，从他以后，句法就成为宋代诗学的中心观念之一。古人所谓“句法”，往往包含内容与形式两方面而言，关系到作者的内涵，体现出作者的人格与修养。黄庭坚等人以句法为中心学习杜甫，因此也总是兼顾其人格上的“忠义”和艺术上的“陶冶万物”。就艺术而言，根柢乃在学问。他在《答洪驹父书》中指出： 自作语最难，老杜作诗，退之作文，无一字无来处。盖后人读书少，故谓韩、杜自作此语耳。古之能为文章者，真能陶冶万物，虽取古人之陈言入于翰墨，如灵丹一粒，点铁成金也。[32] “点铁成金”之说本于禅宗，这里用来指取古人之陈言加以融铸锻炼，所以又可称之为“夺胎换骨”。惠洪《冷斋夜话》卷一引黄氏语曰： 诗意无穷，而人之才有限，以有限之才，追无穷之意，虽渊明、少陵不得工也。然不易其意而造其语，谓之换骨法；规模其意而形容之，谓之夺胎法。[33] 可知，用古人之意而变化其辞谓之“换骨法”，沿袭古人之辞而用意更为深刻则谓之“夺胎法”，其核心仍然是句法。范温在《诗眼》中秉承师意云： 句法以一字为工，自然颖异不凡，如灵丹一粒，点铁成金也。[34] 所以，句法中另一重要内容就关乎“句眼”。僧保暹《处囊诀》“诗有眼”条已举出杜甫“江动月移石，溪虚云傍花”之句，并认为“‘移’字是眼也”[35]。黄庭坚《赠高子勉》也说：“拾遗句中有眼，彭泽意在无弦。”任渊注：“谓老杜之诗，眼在句中，如彭泽之琴，意在弦外。”[36]据叶梦得的说法，高子勉（荷）也是“学杜子美作五言，颇得句法”[37]。因此，“诗眼”说乃成为江西诗派的理论主张之一。从诗体角度考察，最能代表杜诗成就的，当推七言律诗。从杜诗律句来看，他是将古诗中近于散文的句法转为精炼浓缩甚至颠倒错乱。此后韩愈又将此法运用于古诗，黄庭坚继承了韩愈的“以文为诗”，在律句中贯注单行之气。正如曾国藩指出：“山谷学杜公，七律专以单行之气，运于偶句之中。”[38]由于主气，所以对句之间往往并非匀称对偶，而是直遂通贯。葛立方《韵语阳秋》卷一指出： 律诗中间对联两句，意甚远而中实潜贯者，最为高作。……与规规然在于媲青对白者，相去万里矣。鲁直如此句甚多，不能概举也。[39] 这种律句的在流动中的对称和在直遂中的贯通，是宋诗的特征之一[40]，黄庭坚所谓“宁律不谐，而不使句弱；用字不工，不使语俗”[41]。所以江西派诗人往往学习杜甫的拗体，努力在律诗的对偶、平仄等方面摆脱格律的限制。《瀛奎律髓》卷25专列“拗字类”，主要收录杜甫和江西诗派的作品。 总之，杜诗典范地位的确立，是在北宋代表性文人的反复强调下得以形成的。正如赵翼指出：“北宋诸公皆奉杜为正宗，而杜之名遂独有千古。”[42]而叶适更将“天下以杜甫为师”的时间确定在“庆历、嘉祐以来”[43]。自从方回在《瀛奎律髓》中标举“一祖三宗”[44]之后，江西诗派瓣香杜甫便成为人所共知的事实。而在此之前的诗坛，还是西昆体主盟。王安石为了推尊杜甫，甚至指认杜诗还是西昆之祖，学李商隐终究是要达到老杜之境。《蔡宽夫诗话》记载： 王荆公晚年亦喜称义山诗，以为唐人知学老杜而得其藩篱，惟义山一人而已。[45] 叶梦得也指出： 唐人学老杜，惟李商隐一人而已，虽未尽造其妙，然精密华丽，亦自得其彷佛。……虽王荆公亦与之，尝为蔡天启言：“学诗者未可遽学老杜，当先学商隐，未有不能为商隐而能为老杜者。”[46] 甚至有人评论说，黄庭坚之所以卓越，“乃独用昆体工夫，而造老杜浑成之地”[47]，是学到了义山之学杜的真髓。李商隐诗在摆脱“俗调”方面自有作用，这与苏、黄等人的追求是一致的[48]，所以值得肯定。但李商隐能否称得上唐代惟一学杜并得其妙处者是很可怀疑的，且李商隐之学杜多在古体[49]，而黄庭坚则在律诗。但我们若知道这些话的真正含义在于推尊杜诗、破除昆体，就不必死于句下了。 北宋仁宗时期王洙、王琪收罗校订《杜工部集》，奠定了杜甫传世作品的基本规模。在王、苏、黄三家提倡杜诗之后，注家纷起，鱼龙混杂，鄙浅者有之，诞妄者有之，甚至假托名人，如《东坡杜诗事实》（一名《东坡杜诗故事》）、《杜陵句解》等，即诡称其说出于苏轼[50]。注家众多，集之者乃有十家、二十家、六十家、百家、千家注杜。杜诗遂广泛流传，深入人心：“乡校家塾，龆总之童，琅琅成诵，殆与《孝经》、《论语》、《孟子》并行”[51]。在诸家注释中，“诗史”和“忠君”观念尤为人所重。《九家注杜诗》为郭知达所集，曾噩刻本极佳。郭序云：“杜少陵诗，世号诗史。”曾序云：“遭时多难，瘦妻饥子，短褐不全，流离困苦，崎岖堙厄，一饭一啜，犹不忘君，忠肝义胆，发为词章。”[52]此后有《王状元集百家注编年杜陵诗史》、《黄氏补千家集注杜工部诗史》等，也在这一方面强化了杜诗的典范形象。兹以《四库提要》的一段话总括之： 自宋人倡“诗史”之说，而笺杜诗者遂以刘昫、宋祁二书据为稿本，一字一句，务使与纪传相符。夫忠君爱国，君子之心；感事忧时，风人之旨。杜诗所以高于诸家者，固在于是，然集中根本不过数十首耳。[53] 这种意识主导下的杜诗注释风气，大概到明代才逐渐有所摆脱。当然，这里所涉及的只是如何认识杜诗典范的面貌，并未影响其典范的地位。 三、日本文学史上杜诗典范的形成 白居易《读李杜诗集因题卷后》云：“吟咏流千古，声名动四夷。”[54]如果不是泛泛而谈，那么在8世纪末、9世纪初，杜诗已经“名动四夷”，至少应该传至“东夷”了。但是编纂于9世纪的藤原佐世《日本国见在书目》，其中并无杜甫集的记载，所以，黑川洋一推断杜集传入日本的时间，是在平安朝末期，即11世纪。即便此前的作品中，如《文华秀丽集》（成书于弘仁九年，818）所收作品已涉杜诗典故，大江维时编《千载佳句》已录杜诗六联，且文字与宋本有异，但并不代表杜诗的传入，他认为这些句子其实是从唐人的诗选中采录的，日本人是通过这些诗选而意外获知杜甫的[55]。这个问题在今天看来，有必要作重新认识。《日本国见在书目》之编纂，缘于日本贞观十七年(875)冷泉院失火，其能够著录的并非当时已输入日本汉籍的全部。其次，现存唐人选唐诗中，杜诗除了在成书于光化三年（900）的韦庄《又玄集》中入选七首外，无一入选。顾陶《唐诗类选》（成书于大中十年，856）虽佚，但可以考知至少选入杜诗30首，没有任何记载表明，该书在当时已传入日本。其实，杜诗何时传入日本，在目录上还是有所反映的，这就是承和五年（838）入唐请益僧圆仁《入唐新求圣教目录》中所著录的《杜员外集》二卷，该书属于他“于长安城兴善、青龙及诸寺求得者”[56]，当即杜甫诗集。北宋王洙编辑杜诗，记录其所用诸本，首列“古本二卷”。苏轼题跋中有“记子美逸诗”条，自谓“与刘斯立得之于管城人家叶子册中，题云《杜员外诗集》，名甫字子美。其馀诸篇，语多不同”[57]云云，与圆仁所得者或即同一系统，其文字与宋代以来诸本多有差异，也能够与《千载佳句》所录者相印证。圆仁将舶回的书籍、法器“具目申官”的时间是承和十四年（847），所以，至晚在九世纪中叶，日本人已能够阅读到杜甫诗集，是无可怀疑的[58]。 但正如许多学者已经指出的，在平安时代最受欢迎的唐代诗人不是杜甫，而是白居易[59]。上文提到的《千载佳句》，入选了六联杜甫诗，而白居易的作品竟达五百七联。显然，白居易是平安朝的文学典范，不仅在汉文学中如此，在假名文学如物语、和歌中，也能够看到白居易的深刻影响[60]。 杜诗在日本受到瞩目，起于13世纪以降的镰仓、室町时代，当时的文化以五山诗僧为代表。惟肖得岩《元日立春诗后叙》云：“本朝和歌之道，盛行于世，士大夫言诗者几乎绝矣，独吾徒吾伊上口，则研辞造句，惟以为务，世亦以诗学专门命焉。”[61]后人回顾文学史，也有同样的观感，如江村北海指出：“凡海内谈诗者，唯五山是仰，是其所以显赫乎一时，震荡乎四方也。”[62]随着宋代文学及批评文献的传入，白居易的文坛典范地位受到了动摇，而杜甫的地位则开始上升。比如成书于南宋淳祐四年（1244）的魏庆之《诗人玉屑》，不过几十年便传入日本，到日本正中元年（1324）已有和刻本问世[63]，可见深受欢迎。《诗人玉屑》卷5“初学蹊径”引《后山诗话》云：“学诗当以子美为师。……学杜无成，不失为功。无韩之才与陶之妙而学其诗，终乐天耳。”[64]即透露了杜、白地位升降的消息。五山文学的始祖虎关师炼有《济北集》20卷，卷16至20为“通衡”，议论佛教及中国经子文集各类典籍，有云“后世议乐天之浅俗者是也”[65]，或即本于《诗人玉屑》[66]。卷11为“诗话”，其中四则是对以往杜诗注释的指谬，他也因此而被日本学者称许为“我国杜诗研究的开山之祖”[67]。随着阅读的频繁和受众的增广，禅林中也兴起了讲解杜诗的风气，其中以义堂周信、瑞溪周凤、太极藏主、景徐周麟、天隐龙泽等人最为著名[68]。以义堂周信《空华日用工夫略集》为例，应安五年（1372） 但是，杜诗尚不足以称作文学典范。前人研究认为，五山诗僧对于杜诗的推重，主要来自于对宋人，尤其是苏轼、黄庭坚等人的步趋，他们对杜诗的认识也是建立在宋人的评论基础之上的[73]。这无疑是一个敏锐的观察。但除此以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往往为人忽略，那就是五山禅僧文学观的影响。杜甫有两句诗是五山禅僧津津乐道的，这就是“文章一小技，于道未为尊”[74]。竺仙语录中有与弟子问答： 裔翔侍者问：“大凡作诗及文章，何者宜为僧家本宗之事？”师曰：“僧者先宜学道为本也，文章次之。然但能会道而文不能，亦不妨也。”翔曰：“多见日本僧以文为本，学道次之。翔见杜子美曰：‘文章一小技，于道未足尊。’以此观之，况缁流乎？故窃以为恨。然如何学道可也？”师曰：“汝能知此，犹可敬也。我国之僧，有但能文而宗门下事绝不知者，人乃诮之，呼其为‘百姓僧’。若僧为文不失宗教，乃可重也。”[75] 义堂周信则云： 君子学道，馀力学文。然夫道者学之本也，文者学之末也。……老杜以文章自负者，尚不曰乎“文章一小技，于道未为尊”？念哉！[76] 又云： “一文一艺，空中小蚋。”此梁亡名子之言也；“文章一小伎，于道未为尊。”此唐杜甫子之言也。如二子言，则文章与乎道远者明矣。[77] 又云： 余尝读老杜诗，感其方安史丧乱之际，不失君臣忠义节。至若曰“文章一小技，于道未为尊”，是余感之深者也。[78] 所以，尽管他对杜诗颇为赏爱，但并不认为学诗当以杜诗为典范。应安三年二月廿三日记载： 秀嵩侍者求讲诗史，余反劝以佛学。嵩恳请说《北征》一篇，余云：“此乃少年暂时所好也，今时学诗者专以俗样而为习，是可戒也。”[79] 所谓“俗样”，就是世俗的士大夫之体。同上 昙瑛恳说老杜诗，余却之，且云：“自今以去，誓不复目外道典籍，公其勿乞。”[80] 其它人也有类似意见，彦龙周兴云： 夫诗也，少陵之精微，老坡之痛快，馀无可学者，况本朝诸老乎？文也者，得笔于退之，得意于子厚可也。宋元以后，不足把玩，秦汉以前，可以取则矣。然诗而虽压杜、苏，文而虽折韩、柳，只一诗僧耳，一文章僧耳。参寥乎？觉范乎？祖宗门下之罪人耳。[81] 在他看来，写诗休说学到杜、苏，即便压倒杜、苏，也不过“一诗僧耳”，在祖宗门下还是要被判作“罪人”。五山诗僧真正标榜的是“高僧诗”，义堂周信指出： 今时僧诗皆作俗样也，学高僧诗最好。今僧诗例学士大夫之体，尤可笑也。官样富贵，金玉文章，衣冠高名崇位等弊尤多。弊则必迹生，迹生则必改，复古高僧之风可也。[82] “高僧诗”之高，其实不止在诗，更在于“道”[83]。站在其宗教背景之上，五山僧人即便推崇杜诗，或者推崇苏、黄诗，也很难将他们视作真正的典范的。 前人研究多已指出，到了江户时代，读杜诗的风气极为高涨，读者的范围也进一步扩大。而直接导致其流行的，是一部明人邵傅所编的《杜律集解》，包括五律四卷和七律两卷共五百多首诗，其实仅仅是一部通俗读物而已[84]。此书在中国颇难觅见，而在日本却不仅有原刻本，还有大量的翻刻、增注本。由于长泽规矩也在其编《和刻本汉诗集成》中收录了《杜律集解》（素本）和《杜律集解》（鳌头增广本）两种[85]，故寓目较易。此书在江户时代是畅销书，曾多次翻刻，远远超过其它杜集。据静永健的调查统计，此书有宽永二十年（1643）、万治二年（1659）、三年、宽文五年（1665）、十年、十三年、天和二年（1682）、贞享二年（1685）、三年、元禄七年（1694）、九年诸刊本，而且一年之内，往往还有不同书商的不同刻本[86]。此书之所以流行，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简明，即林春斋所谓“简而不繁，人人读之”[87]。由于长崎源源不断地输入中国新书，许多新的杜诗注本也很快传到日本。根据现存日本的各种舶载书目，包括赍来书目、大意书、书籍元帐、落札帐等资料[88]，可知下列清人注杜之著均有东传，如卢元昌《杜诗阐》，元禄七年（1694）传入；《杜诗会梓》，元禄十六年（1703）传入；仇兆鳌《杜诗详注》，宝永七年（1710）传入；《杜律意笺》，正德元年（1711）传入；吴见思《杜诗论文》，正德二年（1712）传入；钱谦益《注杜诗》，正德五年（1715）传入；顾宸《辟疆园杜诗注解》，享保二年（1717）传入；沈德潜《杜诗偶评》，享保十九年（1734）传入；朱鹤龄《杜诗辑注》，宝历四年（1754）传入；浦起龙《读杜心解》，宽历九年（1759）传入；杨伦《杜诗镜诠》，弘化元年（1844）传入。又如陈廷敬《午亭文编》，正德二年秋传入日本，松冈玄达在正德三年春就从中抽出《杜律诗话》单行，时间不足半年[89]。伊藤东涯在《杜律诗话序》中揭示了该书之刻印与当时诗风之关系： 本朝延、天以还，荐绅言诗者多摸白傅，户诵人习，尸而祝之。降及建、元之后，丛林之徒，兄玉堂而弟豫章，治之殆如治经。释注之繁，几充栋宇。今也承平百年，文运丕阐，杜诗始盛于世矣。呜呼！白之稳实，苏之富赡，黄之奇巧，实亦非可废者也，然校之杜则偏霸手段，不可谓之集大成矣。[90] 除了翻刻中国本，也有日本人自己的注本，如宇都宫遯庵《鳌头增广杜律评解》、释大典《杜律发挥》、度会末茂《杜律评丛》、津阪孝绰《杜律详解》等。津阪门人小谷熏所撰《 唐兴，诗学大振，而杜少陵之诗为诸家冠冕，识者遂推为诗史，又尊为诗中之经。非以其忠厚恻怛、纪实写真，足垂训于百世邪？夫如此，则其为诗道大矣。后之学者，又宜杜诗为宗。[91] 虽然在内容上皆拾宋人之馀唾，评价总算是很高的了。 从以上所述来看，我们是否可以认为杜甫在江户时代已经成为文坛典范了呢？在我看来，杜甫充其量可以在数量众多的典范中占一席之地，可以在三百年间的历史中领数十年风骚，却不能说享有“独尊”的地位。 首先，与前代相比，杜诗在江户时代最引人瞩目的是读者众多，但其原因并不单一。比如教育规模的扩大，幕府及各地皆有大大小小的学校，学校中有大量的藏书，有从中国输入者，更多的则是和刻本，而和刻本大多附有句读训点。因此，除了专门家以外，一般的武士、町人和民众也都能够借助训读而理解汉籍。所以，读者群的扩大是江户时代的普遍情形，并非仅仅是读杜诗而已。 其次，即便有对杜诗“人人读之”的盛况，维持的时间也不过几十年而已。如果比较一下托名李攀龙所编《唐诗选》在江户时代的流行情况，杜诗的流行大概只能用小巫见大巫来形容了。 再次，《唐诗选》的风行，有赖于“蘐园学派”或曰“古文辞学派”的首领荻生徂徕的大力倡导。其实在此之前，就有人对《唐诗选》加以称扬，却成不了气候[92]。所以，文坛领袖对某本书或某个作者的褒扬，对于其经典地位的形成，往往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相比而言，杜诗就缺乏文坛领袖为之鼓吹张目。 最后，以上对杜甫的褒扬之辞，多出于诸刻本的序跋，因此稍作夸大，也在情理之中。以津阪孝绰为例，除《杜律详解》外，他另有一部文学批评著作《夜航诗话》六卷，其中多处提及杜甫，并无高调表彰，反而会不时指出其某些不足，或警告效仿者注意。例如： 杨升庵云：唐诗有极劣者。……余谓虽杜工部、王右丞，间亦有粗俗可厌者，而学者一概效颦，不免于升庵之诮，甚或徒得其短处而遗其长处矣。[93] 杜诗“且看欲尽花经眼，莫厌伤多酒入唇”，虚字斡旋之妙，圆转入珠走盘。然学者好效此，则不胜破碎矣。[94] 杜诗《崔氏东山草堂》用“真”韵，内押“芹”字，盖出韵之失。当时诸家往往有之，皆一时趁笔之误耳。[95] 这哪里像是在颂扬文坛典范呢？事实上，他的《杜律详解》也只是一部给初学律诗的入门之作，并非标榜正宗、树立典范的意思。 第五，江户时代诗坛风气并非一成不变，所以，其步趋的对象也不断变化。广濑淡窗在《论诗赠小关长卿中岛子玉》中回顾室町到江户的诗风演变云： 昔当室町氏，礼乐属禅缁。江都开昭运，数公建堂基。……正、享多大家，森森列鼓旗。优游两汉域，出入三唐篱。格调务摹仿，性灵却蔽亏。里矉自谓美，本非倾国姿。天明又一变，赵宋奉为师。风尘拂陈语，花草抽新思。虽裁敖辟志，转习淫哇辞。楚齐交失矣，谁识乌雄雌。[96] 其后，俞樾《东瀛诗选》在其基础上概括为“二变三期”说，就总体而言，第一期沿续五山文学的馀习，“犹沿袭宋季之派”[97]；第二期则在荻生徂徕的倡导下转尚唐音，“一时言诗悉以沧溟为宗”[98]；第三期则批判“伪唐诗”，或主宋诗，或兼宗唐宋，或崇尚清诗。菊池桐孙有《五山堂诗话》，其所谓“五山”者，即白香山、李义山、王半山、曾茶山、元遗山。黄遵宪说日本汉诗“大抵皆随我风气以转移也”[99]。因此，不存在定于一尊的文学典范。 进入明治时期，虽然在风气上已经开始向欧美转移，当时的文化人，“对西洋文明的一颦一笑皆十分敏感”[100]，创作上则“变而购美人诗稿，译英士文集”[101]，但汉诗写作并未完全衰歇。当时仍有不少诗社活跃在诗坛，各有其宗尚，如以大沼厚为首的“下谷吟社”，崇尚宋诗，以陆游为宗；森鲁直为首的“茉莉吟社”，推尊清诗，以吴伟业、王士禛为圭臬；森槐南为首的“星社”，也以清诗为宗。受到西洋学术的影响，学者开始撰著中国文学史，如藤田丰八、笹川临风等人《支那文学大纲》，选出的中国文学史上的大家，从先秦到清代，人数颇众，杜甫的地位仍不突出。而明治、大正时期的中国文学研究，毋宁说更重视的是戏曲和小说。 把杜甫的地位从中国文学史中凸现出来，冠以最高的荣誉，并且成为普遍接受的意见，是到了20世纪的吉川幸次郎手中完成的。他在铃木虎雄的影响下，以毕生精力翻译、注释、研究杜诗，其相关文章以日文、中文、英文、朝鲜文、越南文印刷或广播。我们随便辑录一些他的看法如下： 以我的认识，中国文学中最出类拔萃的是唐代杜甫的诗。[102] 杜甫是中国最伟大的诗人，中国人都以“诗圣”，也就是“诗的圣人”来称呼他。[103] 杜甫是（松尾）芭蕉之父，这也增大了杜甫在东洋文学中的意义。[104] 杜甫不仅是唐代诗人的代表，也是中国古今以来最伟大的诗人，中国诗的完成者，这是从十一世纪的北宋至今千年以来的评价。[105] 他的意见，再通过教科书以及文学史研究论著，终于确定了杜诗在日本人心中的典范地位。 四、朝鲜半岛文学史上杜诗典范的形成 被金泽荣许为“吾韩五百年之第一大家”[106]的申纬，在其论诗绝句中说：“天下几人学杜甫，家家尸祝最东方。”[107]这里的“东方”即指朝鲜半岛，如果比较东亚三国文学史上杜甫的地位，申纬的表述没有丝毫的夸张。杜诗享有的独尊的典范地位，在朝鲜半岛文学史上历时最久、影响最广、印记最深。 杜诗何时传入朝鲜半岛，韩中日学者都曾有所讨论，但大多为推论之辞[108]。如李昌龙指出，高丽朝张延佑（卒于显宗七年，1016）的《寒松亭》中“有信一沙鸥”句袭自杜诗《旅夜抒怀》的“天地一沙鸥”，这是一个时间较早而又实在的证据，但李立信认为即便能够成立，也仅为孤证，何况“一沙鸥”非特别词汇，很可能只是巧合[109]。可以进一步指出的是，《寒松亭》本高丽俗曲，以方言写就，书于瑟底，漂流至中国，而无人解其意。“光宗朝，国人张晋公奉使江南，江南人问之，晋公作诗解之曰：‘月白寒松夜，波安镜浦秋。哀鸣来又去，有信一沙鸥。’”[110]因此，他完全可能在中国读到杜诗，从而写出这样的句子，未必能够成为杜诗传入高丽的证据。据《增补文献备考·艺文考》的记载，高丽宣宗二年（1085），宋哲宗即位，向高丽赐《文苑英华》一书，而《文苑英华》收录杜诗两百馀首，可视为杜诗传入朝鲜半岛的确证[111]。《增补文献备考·艺文考》初成于朝鲜正祖二十年（1796），今本乃在其基础上的修正，最终成书于李太王十年（1906）[112]，固然为时甚晚，但《高丽史·宣宗世家》和《宋史·高丽传》都记载此事，可知确有所本。杜诗传入朝鲜半岛的时间最晚可以确定在11世纪80年代。 现存高丽时代的文学主要属明宗朝（1170—1197）以下者，此时文坛的最高典范其实是苏轼。徐居正《东人诗话》卷上载：“高丽文士专尚东坡，每及第榜出，则人曰‘三十三东坡出矣。’”[113]据《高丽史·选举志》，科举法“凡选场或比年，或间岁，未有定期；其取士亦无定额”[114]。神宗朝（1198―1204）曾连续出现岁取进士三十三人（如元年、二年、四年、五年）的现象，此后逐渐固定化。所以“三十三东坡出矣”的提法，也应该出现在之后。这与其它文献也可相互印证，如李奎报《全州牧新雕东坡文跋尾》云： 夫文集之行乎世，亦各有一时所尚而已。然今古以来，未若东坡之盛行，尤为人所嗜者也。……自士大夫至于新进后学，未尝斯须离其手，咀嚼馀芳者皆是。[115] 此文写于高宗二十三年（1236）。又其《答全履之论文书》云：“（世之学者）学为诗，则尤嗜东坡诗，故每岁榜出之后，人人以为今年又三十东坡出矣，足下所谓世之纷纷者是已。……东坡近世以来，富赡豪迈，诗之雄者也。”[116]林椿《与眉叟论东坡文书》云：“仆观近世东坡之文大行于世，学者谁不服膺呻吟。”[117]高丽文人有爱杜诗者，但他们对杜诗的认识，很大程度上也受到苏轼的影响，重视其忧国爱民、一饭不忘君的思想。如李仁老《破闲集》（约成书于高宗七年，1220）卷中云： 自雅缺风亡，诗人皆推杜子美为独步，岂唯立语精硬、刮尽天地菁华而已，虽在一饭，未尝忘君，毅然忠义之节，根于中而发于外，句句无非稷契口中流出，读之足以使懦夫有立志。[118] ，崔滋《补闲集》（成书于高宗四十一年，1254）卷中云：“杜子美在寒窘中，句句不忘君臣之大节。”[119]又卷下云：“言诗不及杜，如言儒不及夫子。”[120]这一直影响到朝鲜时代，如《东人诗话》卷上云：“古人称杜甫非特圣于诗，诗皆出于忧国忧民、一饭不忘君之心。”[121]至于在诗歌艺术上，时人以为只能部分学习杜甫。《补闲集》卷上云：“学诗者对律句体子美，乐章体太白，古诗体韩、苏。”[122]又卷下云：“凡诗琢炼如工部，妙则妙矣，彼手生者欲琢弥苦，而拙涩愈甚，虚雕肝肾而已。岂若各随才局，吐出天然，无砻错之痕？”[123]这显然是针对李仁老之论而发[124]。所以，尽管当时不无有识之士高度评价杜诗，但诗坛上普遍崇尚的是豪迈俊爽的苏诗，而对绪密思深、沉郁顿挫的杜诗有些望而却步。《补闲集》卷下云：“彼雄深奇妙、古雅宏远之句，必反复详阅，久而后得味，故学者不悦，如工部诗之类也。”[125]便指出了这种习气。现存高丽时期的唐诗选本《十抄诗》，除四名新罗朝诗人以外，其它26名皆唐代诗人，其中亦未有杜甫诗。如果比较朝鲜时代受崇尚宋诗风气影响而编的《八家诗选》，入选作品最多的反是杜甫，便不难参悟其中消息。 朝鲜王朝建立之后，一改高丽朝之以佛教佑国，而用儒家思想作为立国之根本大道。杜甫自审其文，曾兴“法自儒家有”之叹，赵次公注云：“言文章之法，自是吾儒家者流所有。”[126]所以杜甫理所当然地受到高度重视，从而成为崇高无比的文坛典范。尽管朝鲜文坛五百年的风气并非一成不变，金万重即云“本朝诗体，不啻四五变”[127]，或学宋诗，宗尚苏、黄，或转而学唐，尚明人之习，或兼采唐宋，受清人影响，但杜甫的典范地位却从未被转移或降低。其标志有以下数端： 一是杜甫集的大量翻刻。以往研究者多称朝鲜半岛之有杜诗刻本，始于高丽朝，根据则为黎庶昌《古逸丛书》，自云得蔡梦弼《杜工部草堂诗笺》两种，一为南宋本，一为高丽本，后者即黄鹤《集千家注杜工部诗史补遗》11卷。《古逸丛书》据南宋本影印《杜工部草堂诗笺》，又据高丽本影印《集千家注杜工部诗史补遗》。但据傅增湘、稻叶岩吉、沈庆昊等人所考[128]，其书乃太宗、世宗时代刊本。但进入朝鲜时代后，杜甫诗集大量刊行，既有覆刻的中国本，除上述两种外，另如《杜诗范德机批选》、《虞注杜律》、《赵注杜律》、《读杜诗愚得》、《 二是，杜诗诸本的翻刻及新撰，往往是在王室的主导下完成的，反映了统治者的思想。最具代表性的有三次：第一次在世宗二十五年（1443），“命购杜诗诸家注于中外，时令集贤殿参校杜诗诸家注释会粹为一，故求购之”[132]。次年即编成《纂注分类杜诗》，并在此后九次重印。该书是朝鲜人所撰第一部杜诗注本，影响颇大[133]。第二次是成宗十二年（1481），上命柳允谦等谚解谚译杜诗云： 杜诗诸家之注详矣，然《会笺》繁而失之谬，《须溪》简而失之略，众说纷纭，互相抵牾，不可不研核而一，尔其纂之。[134] 成宗又云： 大哉，诗之教也！《三百》以降，惟唐最盛，而杜子美作为首，上薄风雅，下该沈、宋，集诸家之所长而大成焉。诗至子美，可谓至矣！[135] 一则推崇杜诗之伟大，一则强调谚解之必要，众臣遂撰成《分类杜工部诗谚解》。第三次是正祖时代，他将杜甫、陆游合为一体，经其“御定”者有《杜律分韵》五卷、《陆律分韵》三十九卷、《二家全律》十五卷、《杜陆千选》八卷。前三者完成于正祖二十二年（1798），后者完成于次年。《杜陆千选序》云： 夫子（指朱熹）又尝曰：光明正大、舒畅洞达、磊磊落落、无纤芥之可疑者，于唐得工部 杜诗的典范地位，也就如此被“钦定”了。统治者如此评价杜诗，实际上就代表了一个社会的主流观点，一般文人自然也受其影响，纷纷以大家、正宗评杜。如郑经世云：“宇宙诗宗杜少陵。”[137]金万重云：“诗道至少陵而大成，古今推而为大家无异论。”[138]金夏九云：“古今所推诗圣，惟少陵一人。”[139]丁若镛云：“后世诗律，当以杜工部为孔子。”[140]类似的评价是不胜枚举的。在王室的倡导下，私人注杜也不断出现，除学术界较为熟知的李植《纂注杜诗泽风堂批解》之外，至少还有六种是可考的，这也从另一方面推动了杜诗在民间的流传。 三是读杜、拟杜、集杜风气的盛行，翻阅朝鲜时代的文集，这一类的题目可谓俯拾即是。而阅读者的身份，包括帝王、群臣、大儒、文人、缁流、女性、儿童等，几乎涵盖了社会的各个层面。读杜诗至千遍的人，也常见于记载，如成侃“读杜诗千遍”[141]，“卢苏斋（守慎）读《论语》、杜诗二千回。……李东岳（安讷）读杜诗数千周”[142]，李献庆“最嗜杜诗韩文，多至千读。时时自叹曰：吾无由舍此二人轨辙，别成一体”[143]。这里且以缁流和女性为例。世宗朝从事《纂注分类杜诗》工作的僧卍雨（千峰），因为他“及见李穑、李崇仁，得闻论诗，稍知诗学，今注杜诗，欲以质疑也”[144]，如果不是精于杜诗，是没有必要特约僧人以备顾问的。又如活跃于世宗、成宗朝的柳方善（泰斋）及其子允谦、从子休复，皆“精熟杜诗”[145]，二子皆从方善学，而僧义砧（月窗）乃“柳泰斋方善所从学杜诗也”[146]。柳有诗寄义砧云：“何日更参方丈会，焚香细读杜陵诗。”[147]允谦也因对杜诗熟悉而参与成宗时的杜诗译注工作，可以视作僧月窗的间接参与。刊刻工作亦然，如《古逸丛书》本所收《黄氏集千家注杜工部诗史补遗》十卷，后附翻刻题名，刻工皆“禅师”，如义信、海山、信顿、信淡、觉了、宝义、思一、海峰、善观、雪和、洪惠、敬顿、信海、性敏、蹬云等。申光汉《寄月峰寺六融禅师》云：“山僧曾见世宗时，箧里今藏老杜诗。”自注云：“僧藏世宗朝印本杜诗。”[148]金昌集《杜诗集句》云：“余有事云庄，来住送老庵者殆半月余矣，……适案上见留少陵诗一部，……余遂就五言诗中掇取而集成之。”[149]可见寺庙中藏杜诗也是常有之事。 再以女性为例，朝鲜时代女性诗文创作的风气并不兴盛，但在现有的文集中，不难发现，杜诗也是女性创作的典范。许篈有《题杜律卷后奉呈妹氏兰雪轩》云： 《杜律》一册，邵文端公宝所钞，比虞注尤简明可读。……余宝藏巾箱有年，今辍奉玉汝一览，其无负余勤厚之意，俾少陵希声复发于班氏之手可矣。[150] 许兰雪轩为朝鲜女性诗人的代表，其兄长赠以邵宝《杜律抄》，目的是期待其妹氏能继承杜诗传统并加以发扬光大。此后，女性摹仿、次韵杜诗之作屡见不鲜，如安东金氏家族《联珠录》及金氏《浩然斋集》中，便有兄弟姐妹共同次韵杜诗之作数十篇。徐令寿阁“所喜诵唯陶、杜二诗。恒曰：‘他人诗多绮艳，非妇人所宜观也。’”[151]洪原周为令寿阁之女，有《幽闲集》，所存次杜之作尤多。金清闲堂论诗则曰：“诗言志也，言志莫如老杜，其馀吐芳咀华、买椟还珠之不能使人屈膝者流，无足齿算。”[152]除却杜诗皆不能入眼。崔松雪堂撰《自怀》诗，而有“文章称李杜”[153]之句。吴孝媛《龙岩社雅集十二首》之七云：“题诗称杜甫，种柳忆渊明。”[154]其《和寒云袁公子克文》诗，被李能和评为“飘泊异域，对境伤感，如读一篇老杜之诗”[155]。梅竹堂李氏的《秋情》也被编者评为“宛若杜诗中意”[156]。而朝鲜末期无名氏姑妇之间的相互联句，亦能机敏运用杜诗： 妇曰：“杜诗云‘洛城一别四千里’，其里未满四千。”姑曰：“杜诗云‘洞庭相分十二秋’，厥秋何尝十二。”[157] 此以杜诗对杜诗。又如： 有野鹤舞于庭。妇：“独鹤不知何事舞。”姑：“邻鸡时有过墙来。”[158] 乃集杜句为联。以上大致为士大夫家庭的女性，至于妓女、歌女学杜、歌杜之例虽不多见，也不是绝无仅有。如琴仙《逢故人》之“耽佳欲学杜工部，独醒长随屈大夫”[159]；其《次楚葵堂所赠韵》中“偶逢文士乞佳句，开口何能咏凤凰”[160]，显然也是从杜诗《壮游》之“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脱胎而来。申光洙有集杜诗《关山戎马》四十四句，妓女尤擅演唱。其《闻浿妓牧丹肄乐梨园，戏寄三首》之一云： 头白名姬入汉京，清歌能使万人惊。练光亭上《关山曲》，今夜何因听旧声（自注：余之西游，每携丹妓于湖楼画舫间，灯前月下，丹妓辄唱余《关山戎马》旧诗，响遏行云）。[161] 僧人为方外之人，女性则处于文坛的边缘，而对于杜诗的熟谂皆能达到如此程度，其它人士如何，即不难推想而知。 综上三端言之，杜诗为朝鲜文学史上之最高典范，其地位之显赫，在中日韩三国范围内，堪称标冠于东亚。 五、结语：东亚文学典范的形成 审视杜诗在东亚三国文学史上的典范地位，其形成方式是不同的，而导致的结果也同样是有差异的。 在中国文学史上，杜诗典范地位是由文坛巨擘的弘扬表彰而形成的。因此，它取决于文人审美趣味的变化，而文坛领袖的个人审美往往会影响到一个时代的审美。反之，时代的不同，也会导致审美趣味的改变。以“诗圣”之称而言，锺嵘曾用以比喻曹植——“陈思之于文章也，譬人伦之有周、孔”[162]，而宋人则用于评价杜诗、韩文，如苏轼以“子美之诗、退之之文”为“集大成者也”[163]，秦观亦以杜甫、韩愈为“集诗文之大成者”[164]。但明人有以李、杜并称为诗圣者，如黄省曾云：“昔李、杜诗圣而文格未光。”[165]有专以李白为诗圣者，如杨慎所谓“陈子昂海内文宗，李太白为古今诗圣”[166]。可见，“诗圣”的称号不是杜甫专用的，故王思任乃有一设问云：“太白诗仙，少陵诗圣，定评乎？”[167]甚至有人自己僣称“诗圣”者，如元人许有壬云：“我非燕颔虎头人，但诗圣酒狂而已。”[168]真所谓“李杜诗篇万口传，至今已觉不新鲜。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五百年”[169]。在中国人的观念中，“圣”是人类中的杰出者，而不是宗教意义上的“神”，尽管受到尊重敬仰，也并非不可议论。而且文人固然有服善的一面，也有争胜的一面。即便推崇杜诗，也不妨兼宗他人，甚至可以横挑竖剔。比如苏轼推崇杜甫，也推崇陶渊明，在私人的话语场合则云：“吾于诗人无所甚好，独好渊明之诗。……自曹、刘、鲍、谢、李、杜诸人，皆莫及也。”[170]在题跋文字中还有专门“记子美陋句”条，一方面肯定“杜甫诗固无敌”，另一方面也有“世人雷同，不复讥评，过矣”[171]的感慨。千年以来，对于杜甫的批评言论，居然也形成一“贬杜论的谱系”[172]。尽管杜甫头顶“诗圣”的桂冠，其典范地位亦久居诗坛，但批评的声音还是不绝如缕。我认为，这与形成其典范的主要因素来自于文人的褒扬有很大关系。 在日本文学史上，中国文学作为一个辉煌的样板，当然是诗人、作家学习的范本。但无论是自觉的还是不自觉的，样板的选择总是由学习者以自己的审美趣味为主体决定的。平安时代文学的典范无疑是白居易，据《日本文德天皇实录》仁寿元年（851）九月乙未条载：“因捡校大唐人货物，适得元白诗笔，奏上。”[173]可知此时有元稹、白居易的诗文集传入。如上所述，杜诗的传入其实更在此前，所以未能成为当时文坛的典范，与没有机缘接近杜诗无关。我们看王朝时期（包括近江、奈良和平安时代约五百多年）的代表性作品，从《怀风藻》到勅撰三集（《凌云集》、《文华秀丽集》、《经国集》），从《万叶集》、《古今和歌集》到《源氏物语》，无论是“诗”还是“歌”或“物语”，一个普遍的特征，就是不触及社会政治问题，恋爱是其最集中的主题。正如加藤周一指出：“他们的教养以学习大陆文化为主要内容，喜欢触及政治社会问题的中国的文学观，在《怀风藻》里或《万叶集》里几乎都没有反映。”[174]杜诗在文化性格上，与王朝时期的文化，与日本文学的基本特征即使不说是相冲突，也必然是不协调的。同样道理，即便作为那个时代的文坛典范，白居易受到欢迎的作品，是其“闲适”和“感伤”的诗，而不是他自己最看重的“讽谕”诗。铃木修次在其《中国文学与日本文学》[175]一书中，以系列论文对日本文学的“脱政治性”特征作出了卓越的阐述。而且这样的特征，不是限于一时一地，而是作为一个传统延续下来。“摄关时代的‘物哀’，镰仓时代的‘玄幽’或‘古雅’，德川时代的‘风流’——这样的美理念，不仅不会随旧时代的衰亡而消失，而且为新时代所继承，同新的理念共存”[176]。他们不仅用这样的理念去创作，也用这样的眼光去阅读、选择和诠释。无论是和歌还是汉诗，其审美底色是一致的，一如希世灵彦所说：“唐诗与和歌，但造文字有异，而用意则同矣。”[177]例如，松尾芭蕉与杜甫，在日本学术界是一个熟悉的话题，甚至有不少专门的著作。但“俳圣”和“诗圣”有着本质的不同，经过“蕉风化”的杜诗，多了一些无常哀惋的调子，抹上了风流古雅的色彩，却失去了对政治社会的介入[178]。即便如此，杜诗在歌坛的影响也是个别性的。我认为，这与杜诗的性格是密切相关的。正确认识杜诗的价值和意义，也就一直等到现代学术来临之后，由学者以学术史的专业眼光来衡量，而最终确立其在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从时间上看，其典范地位的凸起显得姗姗来迟，但一经确立，就得到学术界的广泛认同。 毫无疑问，在东亚三国范围内，杜诗在朝鲜时代文学史上获得了最高殊荣，这当然与君王的直接推动有莫大的关系。相较而言，中国的皇帝即便有喜爱杜诗者，也未曾出现用御定或勅撰的方式推广杜诗。乾隆帝大概是表彰杜诗较多的皇帝，但也只是在诗中再三感慨：“诗仙诗圣漫区分，总属个中迥出群。李杜劣优何以见，一怀适己一 文人、学者、君王，三种不同的力量分别主导了杜诗在东亚三国文学典范的形成，前两者属民间，后者属官方。但即便属于官方，其实与民间也仍然有着良好的互动。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文学典范的问题在欧美文学理论界成为讨论热点，在论及典范的修正（Canon transformation）时，女性主义者和非裔少数种族的评论家们纷纷发表了众多火药味十足的宣言和挑战性强劲的论著，并且在一定范围内和一定程度上取得了胜利[183]，使得传统文学典范的捍卫者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将这些评论家都划归为“憎恨学派”（school of resentment）的成员[184]，因为他们强调的是权力、挑战、颠覆、革命，其声音是尖锐的甚至是神经质的。九十年代以来，中国学术界对于文学典范（或经典）以及相关问题也展开了热烈讨论，其学术方法、理论框架以及提问方式显然也多属“外来的”或“西方式的”，权力、颠覆等词汇的出现频率很高，在文学史的讨论中，不仅涉及到各种评论中所包含的意识形态，也涉及到选本、文集编纂乃至手抄本，抉发这些编纂者、抄写者或隐或显的“权力”运用。 在东亚文学史上，文学典范的形成未必是剑拔弩张式的，新典范与旧典范并存两立的情形也比比皆是。典范的形成首先取决于作品本身的审美魅力和道德感召，即便有二三文坛巨擘的表彰甚至君王的倡导，也往往奠基于众多普通读者的意念之上，至少不是相悖逆或对立的。以杜甫的“忠君”、“诗史”而言，按《新唐书·文艺传》的说法，是“人怜其忠”，是“世号诗史”。在现代学术体系中的文学史著作诞生之前，正史的《文艺传》在某种程度上便担当了文学史的功能。显然世人的意见在先，继而再经文坛领袖的概括推广。所以，在表彰者、倡导者与普通读者之间，就自然形成了温和友善的互动，而不是各种权力乃至暴力的伸张。这是汉文化圈中文学典范建立的常态，也是其东方特色之一。20世纪之前的东亚地区属于汉文化圈，流传至今的汉籍文献汗牛充栋，其中也包括大量的文学作品。在今天，以西方学术为参照，以汉文化圈为方法，其意义显得十分重大。从方法的角度而言，它可以使我们逐步摆脱百年来受西方学术影响而形成的种种模式和惯性，并有望发现一个东方的、亚洲的、中国的知识生产方式[185]，真正开始中国人文研究摆脱西方中心取向、重新出发的途程。 就文学典范来说，东亚文学史上曾经出现过不少类型各异的典范，有些属于整个汉文学世界中所共有，有些则是存在于某些地区或某个时段；有些典范的意义是共通的，有些则产生了一些变异。在共有经典、女性经典、童蒙经典等各类不同层次的文学典范中，其形成与传播既有共性，也有其各自的特殊性。这就不是用简单的二元对立的典范修正模式（无论是显性的还是隐性的）就能够解释的，值得做细致深入的探讨。在二十一世纪充满性别、族群以及不同文明之间的紧张、对立的今天，回顾东亚文学史上典范的形成，也许可以使我们获得一些有益的启示。 注释： [1]吉川幸次郎：《东洋文学におけゐ杜甫の意义》，《吉川幸次郎全集》第12册，东京：筑摩书房，1968年，第586—592页。 [2]神田喜一郎：《日本に於ける杜甫》，京都大学《中国文学报》第17册（杜甫诞生一千二百五十年特刊），1962年10月，第186—195页。 [3]李丙畴：《杜诗의比较文学的研究》，汉城：亚细亚文化社，1976年。 [4]参见张伯伟《作为方法的汉文化圈》，《中国文化》2009年秋季号，第107—113页。 [5]赵翼：《瓯北诗话》卷2，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第19页。 [6]韦迢：《潭州留别杜员外院长》，《杜诗详注》卷22，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1995页。 [7]任华：《杂言寄杜拾遗》，韦庄：《又玄集》卷上，傅璇琮主编：《唐人选唐诗新编》，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600页。 [8]陈应行：《吟窗杂录》卷16。“诗天子”一作“诗夫子”，误。刘克庄《后村诗话》新集卷3云：“唐人《琉璃堂图》以昌龄为诗天子，其尊之如此。”又日本市河宽斋《诗烬》“诗帝”条曾举平安时代诗人岛田达音诗：“昔在昌龄成诗帝（当作‘帝号’）。”并引其自注云：“玄宗立王昌龄为诗帝。”《宽斋先生馀稿》，东京：游德园，1926年，第256页。岛田达音（一名忠臣）此诗作于元庆五年（881），见《田氏家集》卷中、《日本诗纪》卷14，“诗帝”之说当本于《琉璃堂墨客图》。 [9] 关于杜诗的早期流传及影响，参见陈尚君：《杜诗早期流传考》，《唐代文学丛考》，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306—337页。 [10] 杜甫：《南征》，《杜诗详注》卷22，第1950页。 [11]元稹：《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元稹集》卷56，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600—601页。 [12] 白居易：《与元九书》，《白居易集》卷45，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961页。 [13] 钱仲联集释：《韩昌黎诗系年集释》卷9，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第989页。 [14] 参见魏泰：《临汉隐居诗话》，何文焕辑：《历代诗话》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320页。 [15] 最早指出這一点并加以考论的，是日本学者黑川洋一：《中唐より北宋末に至ゐ杜甫の发见について》，载《四天王寺女子大学纪要》创刊号，1970年12月。后收入其《杜甫の研究》，东京：创文社，1977年。又有卞孝萱：《顾陶〈唐诗类选〉是第一部尊杜选本》，原载《学林漫录》第八集，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均可参看。 [16] 《文苑英华》卷7154，北京：中华书局，1966年，第3686页。 [17] 傅璇琮：《唐人选唐诗新编》，第691页。 [18]《四库全书总目》卷186，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691页。 [19] 刘攽《中山诗话》语，参见何文焕辑：《历代诗话》上册，第288页。 [20]《新唐书》卷201《文艺上》，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5738—5739页。 [21] 刘攽：《中山诗话》，何文焕辑：《历代诗话》上册，第288页。 [22] 陈师道：《后山诗话》，何文焕辑：《历代诗话》上册，第303页。 [23] 欧阳修：《笔说》，《欧阳修全集》下册，北京：中国书店，1986年，第1044页。 [24] 《新唐书》卷201，第5738页。 [25] 《新唐书》卷201，第5738页。 [26] 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6引《钟山语录》，香港：中华书局香港分局，1976年，第37页。 [27] 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6引《遯斋闲览》，第37页。 [28] 刘克庄：《后村诗话》新集卷1，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52页。 [29] 《苏轼文集》卷10，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册，第318页。 [30] 夏敬观：《唐诗说•说杜甫》指出：“明人所学杜壳子，皆坐此弊。……苏子瞻以三百篇止乎礼义为不足，而推子美诗止乎忠者以序王定国诗，可谓开恶文之例。”（台北：河洛图书出版社，1975年，第48页。） [31] 黄庶、谢景初诗学杜甫，见《后山诗话》。而谢氏“倒着衣裳迎户外，尽呼儿女拜灯前”句，也被黄庭坚评为“绝类老杜”，“编之杜集无愧也”（《王直方诗话》引，载《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二十八，第198页）。又范温《诗眼》载：“山谷常言：‘少时曾诵薛能诗云：青春背我堂堂去，白发欺人故故生。孙莘老问云：此何人诗？对曰：老杜。莘老曰：杜诗不如此。’后山谷语传师云：‘庭坚因莘老之言，遂晓老杜诗高雅大体。’”（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十四引，第90页） [32] 黄庭坚：《豫章黄先生文集》卷19，《四部丛刊》本。 [33] 张伯伟编校：《稀见本宋人诗话四种》，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7页。 [34] 郭绍虞：《宋诗话辑佚》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333。案：晁公武《郡斋读书记》卷13《诗眼》下云：“温，范祖禹之子，学诗于黄庭坚。”吕本中《紫微诗话》亦云：“表叔范元实既从山谷学诗，要字字有来处。” [35] 张伯伟：《全唐五代诗格汇考》，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497页。 [36] 黄庭坚著，任渊等注：《山谷诗集注》卷16，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396页。 [37] 叶梦得：《石林诗话》卷中，何文焕辑：《历代诗话》上册，第419页。 [38] 曾国藩：《大潜山房诗题语》，《曾文正公文集》卷2，四部丛刊初编缩印本。 [39] 葛立方：《韵语阳秋》，何文焕辑：《历代诗话》下册，第489页。 [40] 参见徐复观：《宋诗特征试论》，《中国文学论集续编》，台北：学生书局，1984年，第页23—68。 [41] 黄庭坚：《题意可诗后》，《豫章黄先生文集》卷26，四部丛刊本。 [42] 赵翼：《瓯北诗话》卷2，第20页。 [43] 叶适：《徐思远文集序》，《叶适集》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214页。 [44] 在该书卷26陈与义《清明》诗下，方回指出：“呜呼！古今诗人当以老杜、山谷、后山、简斋四家为一祖三宗，馀可预配飨者有数焉。”而在他之前，如赵蕃《书紫微集》已云：“诗家初祖杜少陵，涪翁再续江西灯。”（《章泉稿》卷一）这对于方回可能是有启示的。 [45] 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22，第146页。 [46]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223引，《文渊阁四库全书》。 [47] 朱弁：《风月堂诗话》卷下，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112页。 [48] 苏轼《于潜僧绿筠轩》云：“可使食无肉，不可使居无竹。无肉令人瘦，无竹令人俗。人瘦尚可肥，俗士不可医。”（《苏轼诗集》卷九）陈与义少时向崔鶠问作诗之要，崔氏回答：“凡作诗，工拙所未论，大要忌俗而已。”（《却扫编》卷中引）许顗《彦周诗话》答客问如何去除诗中浅易鄙陋之气云：“熟读唐李义山诗与本朝黄鲁直诗而深思焉，则去也。” （何文焕辑：《历代诗话》上册，第401页） [49] 此意由贺裳发之，《载酒园诗话》又编指出：“义山绮才艳骨，作古诗乃学少陵。”但同时指出这并非其本色。郭绍虞：《清诗话续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374页。 [50] 参见程千帆：《杜诗伪书考》，《古诗考索》，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第345—365页。 [51] 曾噩：《九家集注杜诗序》，郭知达编：《九家集注杜诗》卷首，《文渊阁四库全书》。 [52] 分别见郭知达、曾噩《九家集注杜诗序》，郭知达编：《九家集注杜诗》卷首，《文渊阁四库全书》。 [53]《四库全书总目》卷149，第1281—1282页。 [54] 《白居易集》卷15，第319—320页。 [55] 参見黑川洋一:《杜甫の研究》第五章《日本におけゐ杜诗》之相关讨论，第335—338页。 [56]《大藏经》，台北：中华佛教文化馆影印大藏经委员会，1957年，第55册，第1084页。 [57]《苏轼文集》卷67《题跋》，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5册，第2104页。 [58] 这个基本结论现在应该已被中日学术界所认识，参见陈尚君《杜诗早期流传考》、静永健《近世日本〈杜甫诗集〉阅读史考》。王洙所列诸本中，与古本二卷相并列的有樊晃序《小集》6卷，看来，前者不会是后者的转抄系统本。 [59] 参見吉川幸次郎：《杜诗在日本》，《吉川幸次郎全集》第12册，第717—719页；黑川洋一《杜甫の研究》第五章《日本におけゐ杜诗》；静永健《近世日本〈杜甫诗集〉阅读史考》（载九州大学大学院人文科学研究院《文学研究》第109辑，2012年3月）等文。 [60] 参見金子彦次郎：《平安时代文学と白氏文集》，东京：艺林社，1977年；丸山清子：《源氏物语与白氏文集》，申非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5年；中西进著，：《源氏物语与白乐天》，馬兴国、孙浩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 [61] 惟肖得岩：《东海璚华集》卷3，玉竹村二编《五山文学新集》第2卷，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1968年，第799页。 [62] 江村北海：《日本诗史》卷2，赵锺业编《日本诗话丛书》第2册，汉城：太学社，1992年，第569—570页。 [63] 此本今藏日本京都大学附属图书馆和东京岩崎文库，卷末有僧玄惠所写刊记，署于正中元年。 [64] 魏庆之：《诗人玉屑》上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116页。 [65]《济北集》卷20，上村观光编《五山文学全集》第1卷，京都：思文阁，1973年，第360页。 [66] 魏庆之《诗人玉屑》卷6，“诗要有野意”条引《休斋诗话》云：“人之为诗，要有野意。……风人以来，得野意者，惟渊明耳。如太白之豪放，乐天之浅陋，至于郊寒岛瘦，去之益远。”（第129页） [67] 黑川洋一：《杜甫の研究》第5章《日本におけゐ杜诗》，第339页。 [68] 参见芳贺幸四郎《中世禅林の学问および文学に関すゐ研究》（东京：日本学術振兴会，1956年，第269—274页）第二编第二章相关论述。 [69] 义堂周信：《空华日用工夫略集》，东京：太洋社，1942年，第72页。 [70] 义堂周信：《空华日用工夫略集》，第147页。 [71] 义堂周信：《空华日用工夫略集》，第156页。 [72] 黑川洋一：《杜甫の研究》第5章《日本におけゐ杜诗》，第342—343页。 [73] 参见青木正儿《支那文学艺术考》中《国文学と支那文学》节，静永健《近世日本〈杜甫诗集〉阅读史考》。 [74] 杜甫：《贻华阳柳少府》，仇兆鳌注：《杜诗详注》卷15，第1315页。案：此句真实含义并非贬低文学，仇注云：“柳必推赞公之诗文，故自谦云，文章特小技耳。他日又云‘文章千古事’，方是实语。”五山诗僧乃断章取义。 [75] 《竺仙和尚住净智并无量寿寺语录》卷上，《大日本佛教全书》，东京：佛书刊行会，1914年，第281—282页。 [76] 义堂周信：《锦江说送机上人归里》，《空华集》卷16，上村观光编：《五山文学全集》第2卷，京都：思文阁，1973年，第1781页。 [77] 义堂周信：《文仲说》，《空华集》卷17，第1803页。 [78] 义堂周信：《杜甫》，《空华集》卷18，“题跋”，第1849页。 [79] 义堂周信：《空华日用工夫略集》，第36页。 [80] 义堂周信：《空华日用工夫略集》，第38页。 [81] 《呈桃源书》，《半陶稿》卷3，玉村竹二编：《五山文学新集》第4卷，第1151页。 [82] 义堂周信：《空华日用工夫略集》，第42页。 [83] 义堂周信：《筑云三隐倡和诗叙》云：“古之高僧居岩穴，修戒定慧，而馀力及诗，寓意于讽咏，陶冶性情者固多矣，而视其诗，则率以道德为主，章句为次，枯澹平夷，令读者思虑洒然。若唐皎然、灵彻、道标三师，以诗鸣于吴越之间。……而世徒称三师以诗，潜子（指契嵩，有《三高僧诗》）独以道德而美之，不亦高哉！”（《空华集》卷11） [84] 参见吉川幸次郎：《杜诗在日本》，黑川洋一：杜甫の研究》第5章《日本におけゐ杜诗》，静永健：《近世日本〈杜甫诗集〉阅读史考》等文。 [85] 分别见长泽规矩也编：《和刻本汉诗集成•唐诗》第2辑、第3辑，东京：古典研究会影印，1975年。 [86] 参见静永健：《近世日本〈杜甫诗集〉阅读史考》。 [87]《鹅峰林学士文集》卷37《畀尾退》，相良亨等编《近世儒家文集集成》第12卷，东京：ぺりかん社，1997年，第390页。 [88] 大庭修根据这些记载，著《江戶时代におけゐ唐船持渡书の研究》（大阪：关西大学东西学术研究所，1967年），并且在“资料编”中附载了这些文献，可参看。 [89] 松冈氏在正德三年三月所写《刻杜律诗话叙》云：“去岁壬辰之秋，南京商舶所赍来新刻书中，有《午亭文编》，乃清朝相国陈午亭集，门人林佶所编录也。卷尾附《杜律诗话》二卷，……所谓简易明白，有资于幼学者莫过于此。辄表章校订之，加以旁训，授之剞劂，翻刻以弘其传。”（长泽规矩也编《和刻本汉籍随笔集》第19辑，东京：汲古书院，1978年，第343页） [90] 长泽规矩也编：《和刻本汉籍随笔集》第19辑，第343页。 [91] 黄永武编：《杜诗丛刊》本，台北：大通书局，1974年，第4辑，314页。 [92] 江村北海《日本诗史》卷4云：“有先于徂徕已称扬七子者，《活所备忘录》曰：‘李沧溟著《唐诗选》，甚契余意。学诗者舍之何适？’……永田山斋《脍馀杂录》亦论及七子，而尔时气运未熟，故唱之而无和者。迄徂徕时，其机已熟。” [93] 津阪孝绪：《夜航诗话》卷2，赵钟业编：《日本诗话丛书》第8册，第208页。 [94] 津阪孝绪：《夜航诗话》卷6，赵钟业编，第446—447页。 [95] 津阪孝绪：《夜航诗话》卷6，赵钟业编，第449页。 [96] 广濑淡窗：《远思楼诗钞》卷上，富士川英郎、松下忠、佐野正巳编《诗集日本汉诗》第11册，东京：汲古书院，1987年，257页。 [97] 俞樾：《东瀛诗选序》，俞樾撰，佐野正巳编:《东瀛诗选》,东京：汲古书院，1981年，第4页。 [98] 俞樾：《东瀛诗选》卷10，第132页。 [99] 黄遵宪：《日本杂事诗》卷1，钱仲联：《人境庐诗草笺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附录 [100] 吉川幸次郎：《受容の历史——日本汉学小史》，《吉川幸次郎全集》第17册，第14页。 [101] 黄遵宪：《日本杂事诗》卷1，钱仲联：《人境庐诗草笺注》，“附录 [102] 吉川幸次郎：《杜甫私记》第1卷“自序”，《吉川幸次郎全集》第12册，第3页。 [103] 吉川幸次郎：《杜甫について》，《吉川幸次郎全集》第12册，第560页。 [104] 吉川幸次郎：《东洋文学におけゐ杜甫の意义》，《吉川幸次郎全集》第12册，第592页。 [105] 吉川幸次郎：《中国文学の政治性》，《吉川幸次郎全集》第一册，第115页。 [106] 金泽荣：《紫霞诗集序》，《韶濩堂集》卷8，韩国学文献研究所编：《金泽荣全集》第2册，汉城：亚细亚文化社，1978年，第128页。 [107] 申纬：《东人论诗绝句》之34，《警修堂全稿》第11册，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编：《韩国文集丛刊》第291册，汉城：景仁文化社，2002年，第375页。 [108]以专书为例，如李丙畴：《杜诗의比较文学的研究》、李昌龙《韩中诗의比较文学的研究——李白、杜甫에대한受容样相》（汉城：一志社，1984年）、全英兰《韩国诗话中有关杜甫及其作品之研究》（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0年）、李立信《杜诗流传韩国考》（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1年）、左江《李植杜诗批解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可参看。 [109] 李立信：《杜诗流传韩国考》，第46页。 [110]《高丽史•乐志》，中册，汉城：亚细亚文化社，1983年，第555页. [111]李丙畴《杜诗의比较文学的研究》中也注意到这一记载，但他推论杜诗传入时间在新罗中叶，所以未对此事特别留意，参见第83—84页。近年郑墡谟则根据这一资料，确认杜诗传入即在此时，参见《高丽朝における杜诗受容——李奎报を中心として》，载日本京都大学编《中国文学报》第69册，2005年4月。 [112] 参见张伯伟编：《朝鲜时代书目丛刊》第6册《增补文献备考•艺文考》题解，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2857—2859页。 [113] 赵锺业编：《修正增补韩国诗话丛编》第1卷，汉城：太学社，1996年，第444页。 [114]《高丽史》中册，第595页。 [115] 李奎报：《东国李相国集》卷21，《韩国文集丛刊》第1册，第515页。 [116] 李奎报：《东国李相国集》卷26，《韩国文集丛刊》第1册，第558页。 [117] 林椿：《西河集》卷4，《韩国文集丛刊》第1册，第242页。 [118] 赵钟业编：《修正增补韩国诗话丛编》第1卷，第51页。 [119] 赵钟业编：《修正增补韩国诗话丛编》第1卷，第94页。 [120] 赵钟业编：《修正增补韩国诗话丛编》第1卷，第111页。 [121] 赵钟业编：《修正增补韩国诗话丛编》第1卷，第424页。 [122] 赵钟业编：《修正增补韩国诗话丛编》第1卷，第89页。 [123] 赵钟业编：《修正增补韩国诗话丛编》第1卷，第111页。 [124] 李仁老《破闲集》卷上云：“琢句之法，唯少陵独尽其妙。” [125] 清人赵翼曾指杜诗特色云：“其真本领仍在少陵诗中‘语不惊人死不休’一句。盖其思力沉厚，他人不过说到七八分者，少陵必说到十分，甚至有十二三分者。其笔力之豪劲，又足以副其才思之所至，故深人无浅语。”（《瓯北诗话》卷二）又概括苏诗特色云：“其妙处在乎心地空明，自然流出，一似全不着力，而自然沁人心脾，此其独绝也。”（同上卷5）可参。 [126] 《偶题》，郭知达编：《九家集注杜诗》卷30，《文渊阁四库全书》。 [127] 金万重：《西浦漫笔》卷下，汉城：通文馆，1971年，第619页。 [128] 参见傅增湘：《藏园群书题跋》、稻叶岩吉：《古逸本杜工部诗史补遗に就て》（《青丘学丛》第七号，1932年2月）、沈庆昊：《李氏朝鲜におけゐ杜甫诗集の刊行について》（京都大学《中国文学报》第37册，1986年10月）。 [129] 参见沈𢊤昊：《李氏朝鲜におけゐ杜甫诗集の刊行について》。 [130] 以上目录均见张伯伟编《朝鲜时代书目丛刊》。 [131] 金安国：《赴京使臣收买书册印颁议》，《慕斋集》卷9，《韩国文集丛刊》第20册，第175页。 [132] 《朝鲜王朝实录•世宗实录》二十五年四月丙午条，第4册，韩国国史委员会影印本，1955—1958年，第474页。 [133] 参见左江：《〈纂注分类杜诗〉研究》，收入《李植杜诗批解研究》，“附录 [134] 曹伟：《杜诗序》引，《梅溪集》卷4，《韩国文集丛刊》第16册，第338页。 [135] 金欣《翻译杜诗序》引，《颜乐堂集》卷2，《韩国文集丛刊》第15册，第241页。 [136] 正祖：《群书标记》4，《朝鲜时代书目丛刊》第2册，第1111页。 [137] 郑经世：《招杜术士思忠》，《愚伏集》卷1，《韩国文集丛刊》第68册，第25页。 [138] 金万重：《西浦漫笔》卷下，第617页。 [139] 金夏九：《楸庵集》卷2，《韩国文集丛刊续》第61册，第42页。 [140] 丁若镛：《寄渊儿》，《韩国文集丛刊》第281册，第453页。 [141] 权鳖：《海东杂录》卷4，《大东野乘》本，朝鲜古书刊行会，1909年。 [142] 金得臣：《终南丛志》，《柏谷先祖集》附录，《韩国文集丛刊》第104册，第239页。 [143] 李献庆：《艮翁集》卷24《家庭闻见录》，《韩国文集丛刊》第234册，第502页。 [144]《朝鲜王朝实录•世宗实录》，第4册，第475页。 [145] 成伣：《慵斋丛话》卷7，《大东野乘》本。 [146] 曹伸：《謏闻琐录》卷2，赵锺业编：《修正增补韩国诗话丛编》第:1册，第620页。 [147] 权鳖：《海东杂录》卷4，《大东野乘》。 [148] 申光汉：《企斋集》卷55，《韩国文集丛刊》第22册，第292。 [149] 金昌集：《梦窝集》卷4，《韩国文集丛刊》第158册，第89页。 [150] 张伯伟主编：《朝鲜时代女性诗文集全编》上册，南京：凤凰出版社，2011年，第163页。 [151] 洪奭周：《家言》下，张伯伟主编：《朝鲜时代女性诗文集全编》上册，第673页。 [152] 金商五：《清闲堂散稿序》，张伯伟主编：《朝鲜时代女性诗文集全编》中册，第1361页。 [153] 崔松雪堂：《松雪堂集》，张伯伟主编：《朝鲜时代女性诗文集全编》下册，第1401页。 [154] 吴孝媛：《小坡女士诗集》上编，张伯伟主编：《朝鲜时代女性诗文集全编》下册，第1535页。 [155] 吴孝媛：《小坡女士诗集》中编，张伯伟主编：《朝鲜时代女性诗文集全编》下册，第1571页。 [156] 《李朝香奁诗》，张伯伟主编：《朝鲜时代女性诗文集全编》下册，第1800页。 [157]《姑妇奇谭》，张伯伟主编：《朝鲜时代女性诗文集全编》下册，第1634页。 [158]《姑妇奇谭》，张伯伟主编：《朝鲜时代女性诗文集全编》下册，第1635页。 [159]《琴仙诗》，张伯伟主编：《朝鲜时代女性诗文集全编》上册，第263页。 [160]《琴仙诗》，张伯伟主编：《朝鲜时代女性诗文集全编》上册，第261页。 [161] 申光洙：《石北集》卷8，《韩国文集丛刊》第231册，第366页。 [162] 钟嵘著，曹旭笺注：《诗品笺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第56页。 [163] 陈师道：《后山诗话》引，何文焕辑：《历代诗话》上册，第304页。 [164]《韩愈论》，周义敢等编注：《秦观集编年校注》卷21，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第480页。案：《孟子•万章下》云：“孔子，圣之时者也。孔子之谓集大成。”秦观亦引用《孟子》语而论杜、韩，故“集大成”即“圣”。 [165] 黄省曾致李梦阳书，载李氏《空同集》卷62，《文渊阁四库全书》。 [166] 杨慎：《周受庵诗选序》，《升庵集》卷3。案：朱熹曾经评论李白“圣于诗”，乃指其诗艺之超越俗流，并非称其为诗中之圣人。明人把李白称作“诗圣”，编类书者乃以朱熹语作为“诗圣”之出处，见《山堂肆考》卷127，不能不说是一种误解。 [167] 王思任：《董苏白蕉园诗集序》，《王季重十种•杂序》，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91页。 [168] 《鹊桥仙》，许有壬：《至正集》卷81，《文渊阁四库全书》。 [169] 赵翼：《论诗》，郭绍虞、钱仲联、王遽常编：《万首论诗绝句》，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453页。 [170] 苏辙：《和陶渊明诗引》引，苏轼撰，施元之注：《施注苏诗》卷41，台北：广文书局影印，1978年，第488页。 [171]《苏轼文集》第5册，第2104页。 [172] 参见蒋寅：《杜甫是伟大诗人吗——历代贬杜论的谱系》，收入《金陵生文学史论集》，沈阳：辽海出版社，2009年，第194—231页。 [173] 国史大系编修会：《新订增补国史大系》第3卷，东京：吉川弘文馆，1966年，第31页。 [174] 加藤周一：《日本文学史序说》，叶渭渠、唐月梅译，北京：开明出版社，1995年，第81页。 [175] 铃木修次：《中国文学と日本文学》，东京：东京书籍，1978年。 [176] 加藤周一：《日本文学史序说》，第5页。 [177] 希世灵彦：《奉和典厩所咏相君席上倭歌二首并序》，《翰林五凤集》卷27，《大日本佛教全书》本，第522页。 [178] 参见李芒：《芭蕉的俳句和杜甫的诗歌》，《中国诗学》第1辑，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159—163页。 [179] 乾隆：《再咏南池四首》之三，《御制诗集》三集卷50，《文渊阁四库全书》。 [180] 乾隆：《题南池少陵祠三绝句》之二，《御制诗集》四集卷74，《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81] 楼鈅：《答杜仲高旃书》，《攻媿集》卷66，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82] 赵钟业编：《修正增补韩国诗话丛编》第1册，第467页。 [183] 比如在《哥伦比亚美国文学史》中，增加了不少女性和少数种族作家的篇幅，更改了过去美国文学史的版图。又比如《诺顿女性文学选集》和《诺顿非裔美国文学选集》等权威选本的编辑出版，建构了新的文学经典的阵容。而对于女性和非裔作家的研究，也堂而皇之地进入了大学的课程，拓宽了经典的名单。（参见金莉：《经典修正》，载《西方文论关键词》，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年，第294—305页） [184] 哈罗德·布鲁姆：《西方正典》，江宁康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5年，第14页. [185] 参见张伯伟：《今日东亚研究之问题、材料和方法》，《中国典籍与文化》2012年第一期。 【作者简介】：张伯伟，南京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