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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秣陵春》传奇作期诸说 吴伟业《秣陵春》传奇现存的最早刻本，当为清顺治间振古斋刻本。该本正文首页题《秣陵春传奇》，题下小字分行注“一名《双影记》”，题后分行署“灌隐主人编次”、“寓园居士参定”。据查，首都图书馆藏原吴晓铃藏本、上海图书馆藏本、陕西师范大学图书馆藏本，均有内封，分三行署“娄东吴梅村先生原本”、“秣陵春”、“附/临春阁/通天台振古斋藏版”。此振古斋刻本，卷首均仅刊载署“灌隐主人漫题”之《序》。国家图书馆藏原郑振铎藏本、首都图书馆藏马彦祥原藏本、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图书馆藏本等，均无内封，当为振古斋刻本之重刻本；哈佛燕京图书馆藏齐如山原藏《秣陵春》传奇，内封署“半竹居藏板”。这两种版本，卷首亦仅刊载署“灌隐主人漫题”之《序》。 在现存诸种版本中，只有刘世珩（1874—1926）《暖红室汇刻传剧》第二十五种《秣陵春》，卷首在“灌隐主人漫题”之《秣陵春序》之前，另载署“癸巳秋七日寓园居士书于尹缀楼”之《秣陵春序》。据刘世珩《汇刻传剧自序》，吴伟业《通天台》、《临春阁》、《秣陵春》三种剧作，“得之江阴缪艺风丈（荃孙）”。[1]该书卷首《汇刻传剧总目》中，《通天台》、《临春阁》、《秣陵春》三条下均注“振古堂本”， “堂”似为“斋”字之误。[2]可知缪藏振古斋本原载寓园居士《序》，而现存诸本均无此序，未详何故。 按癸巳为顺治十年（1653），此《序》当为寓园居士参定刻书时所撰，[3]因此《秣陵春》传奇的刊刻当在顺治十年秋前后，《秣陵春》传奇作期则必定在顺治十年秋之前。 清道光顾师轼撰《梅村先生年谱》卷三，首次将《秣陵春乐府》系于“（顺治）九年壬辰”条下，未言何据。[4]王勉《吴梅村〈秣陵春〉传奇与〈琵琶行〉》，据吴伟业七古《琵琶行》及其他作品，推论《秣陵春》的撰写“自可定在顺治四年后至八年一段时间里”，但并未详加考证。[5]参见冯其庸、叶君远《吴梅村年谱》“顺治八年辛卯”条，根据余怀（1616—1696）《五湖游稿·石湖》中《至娄东,吴骏公宫尹留饮廓然堂，同周子俶剧饮》诗四首之四自注“宫尹有《秣陵春》传奇”，认为顺治八年吴伟业“已完成 《秣陵春》传奇”。[6]朱则杰《〈秣陵春〉作期新考》，以沈自晋（1583—1665）《广缉词隐先生增定南九宫词谱》（版心简称《南词新谱》）引用《秣陵春》传奇曲词为据,认为《秣陵春》传奇作期“可以框定在顺治三年丙戌秋至顺治四年丁亥七月这一段时间里”。[7]黄果泉《吴伟业传奇、杂剧撰年考辨》，以吴伟业诗文词作品及相关资料为据，认为“《秣陵春》传奇作于顺治九年至十年春季之间”。[8] 以上诸家对《秣陵春》传奇作期的考定，各抒己见，莫衷一是。顺治十年九月，吴伟业出仕清廷，这既是他人生道路的一大转折，也是江南士人政治风尚的一大转折。因此《秣陵春》传奇作期，关系到该剧文化内涵和象征意蕴的深入论析，不可不细加考辨。本文拟据诸人所引切实可据的文献资料，重新考定《秣陵春》传奇的作期，敬请学界方家指正。[9] 二、从《南词新谱》的编刻考定《秣陵春》传奇作期 吴伟业《秣陵春》传奇的著录，首见于沈自晋《南词新谱》卷首《古今入谱词曲传剧总目》，小字注“新传奇”。该书今存清顺治十二年序不殊堂原刻本，正文首页署“吴江鞠通生沈自晋伯明重定”。[10] 《南词新谱》收录《秣陵春》传奇三支曲子，详情如下：（一）卷八“中吕引子”录【金菊对芙蓉】“昨夜东风”，题《秣陵春》，小字注“新传奇”。眉批云：“原曲用借韵，录新词易之。”“此李后主故事”。卷首《广辑词隐先生南九宫十三调词谱目录》此曲目下注云： “新换。”（二）卷一四“黄钟过曲”录【黄龙醉太平】“小楷精工”，小字注“新入○犯正宫”，题《秣陵春》，小字注“新传奇”。卷首《广辑词隐先生 南九宫十三调词谱目录》此曲目下注云：“新入。”（三）卷一八“商调过曲”录【山羊转五更】（又一体）“生小与娘行同住”，题《秣陵春》。眉批云：“与原本《双忠记》曲同调。”“近见此刻，乃得合汤于法，入范于雅，当是名家手笔，妙甚”。卷首《广辑词隐先生南九宫十三调词谱目录》此曲目下注云：“新入。” 据卷一八眉批“近见此刻”之说，可知沈自晋系据《秣陵春》刻本，选录该剧曲词。因此，考证《南词新谱》的编纂过程与刊刻时间，可以作为《秣陵春》传奇作期的旁证。 《南词新谱》卷首沈自晋《重定南词全谱凡例续纪》云： 重修词谱之役，昉于乙酉仲春。而烽火须臾，狂奔未有宁趾。丙戌夏，始得侨寓山居，犹然旦则摊书搜辑，夕则卷束置床头，以防宵遁也。渐尔编次，乃成帙焉。春来病躯，未遑展卷，拟于长夏，将细订之。适顾甥来屏寄语，曾入郡，访冯子犹先生令嗣赞明，出其先人易箦时手书，致嘱将所辑《墨憨词谱》未完之稿，及他词若干，畀我卒业。六月初，始携书，并其遗笔相示……于是即予所裒辑，印合于墨憨，凡论列未备者，时从其说，且捐己见而裁注之，必另注‘冯稿云何’，非予见所及也。 按乙酉为顺治二年，丙戌为顺治三年。参卷首《重定南词全谱凡例》末署“时丙戌小至日寓吴山沈自晋漫书于卢氏园亭”，则《南词新谱》初稿当编纂于顺治二年仲春，完成于顺治三年冬至前后。 又按冯子犹即冯梦龙（1574—1646）。《重定南词全谱凡例续纪》所云“春来”、“长夏”、“六月 初”，均当指丙戌之次年丁亥，即顺治四年，《重定南词全谱凡例续纪》末即署“时丁亥七月既望吴江沈自晋重书于越溪小隐”，时冯梦龙已故去一年。据此，沈自晋于顺治四年六月初，始据冯梦龙“所辑《墨憨词谱》未完之稿，及他词若干”，订补《南词新谱》。此谱的修订稿完成于该年七月既望。 《南词新谱》卷末沈自晋子永隆（1606—1667）《南词新谱后叙》云：“盖两阅寒暑而始告成。”并观前文所引资料，此谱初稿及修订稿的编纂，盖始于顺治二年仲春，成于顺治四年七月，正合此说。 《南词新谱》卷末附沈自友（1594—1654）《鞠通生小传》，首云：“癸巳春前一日，伯兄予曰：‘七十老而传，传者，传其行事也。今增逾期，其有以传我。’”[11]末云：“所著文辞甚富。《翠屏山》、《望湖亭》二剧，久行世。散曲如《赌墅余音》、《越溪新咏》、《不殊堂近稿》，及《续词隐九宫谱》、《耆英会》诸剧，亦将次刻行。老笔常新，撰述正无纪极也。”并署“元宵前二日从弟自友述”。癸巳为顺治十年，前一年壬辰沈自晋已年届七十。按《续词隐九宫谱》当即《广缉词隐先生增定南九宫词谱》之别称。据此，至顺治十年正月十三日，《南词新谱》虽已编成，尚未刊刻。朱则杰《〈秣陵春〉作期新考》一文，据《重定南词全谱凡例续纪》，谓《南词新谱》刻成于顺治四年七月，实误。 《南词新谱》卷首沈自南（1612—1667） 《重定南九宫新谱序》云： 已而，冯子溘先朝露，而善兄亦骑尾不回。曾几何时，玉折星颓，翰藻靡属，岿然灵光，独吾长康兄一人耳。羊昙西州之恸，子期山阳之思，抚弄遗编，悲感交集。而康兄曰：“吾舌在，必不使人琴俱没。”乃搜罗雅什，咨访骚坛。采华挹秀，片羽不遗；按节寻声，真珠莫混。凡用若干载，录成若干卷……若地下有知，善兄、冯子亦当击节于词隐先生之侧也。弟愧疏庸，无能评骘，聊述所由，以志谱刻缘艰如此。 此序末署“乙未菊月弟自南述”。按乙未为顺治十二年。冯子，即冯梦龙。善兄，即沈自继，字君善，据《沈氏家谱》卷五，生于明万历十三年（1585 又按《古今入谱词曲传剧总目》明确注明：“凡所录，不论新旧，以见谱先后为序。”该目著录沈自晋《鞠通生散曲》，注云：“《赌墅余音》、《黍离续奏》、《越溪吟》、《不殊堂近稿》，俱未刻。”《广缉词隐先生增定南九宫词谱》原刻本内封分三栏，依次署：“吴江/词隐先生原编/鞠通先生删补”、“重定南九/宫词谱”、“嗣刻/赌墅余音黍离续奏/越谿新咏不殊堂近稿/耆英会传奇”。按现存《鞠通乐府》三卷，1928年吴江敦厚堂铅印本、吴梅手钞本等，收《黍离续奏》、《越谿新咏》、《不殊堂近草》三种。其《不殊堂近草》署“鞠通生漫笔”，注：“壬辰八月以后作。”壬辰为顺治九年。考《越谿新咏》所录散曲，已有壬辰秋所作《出山别卢亲家》。然则《南词新谱》内封、《古今入谱词曲传剧总目》及沈自友《鞠通生小传》所云《不殊堂近稿》，当收录壬辰八月以后所作散曲。[12]因此，《古今入谱词曲传剧总目》显系全书再度修订完成之后所编纂，当编定于顺治十年或稍后。 综上所述，《南词新谱》初稿及修订稿的编纂，始于顺治二年仲春，成于顺治四年七月；而其再度修订，则在顺治八年九月以后，至少一直延续至顺治十年正月，并据定稿编成《古今入谱词曲传剧总目》，附录沈自友《鞠通生小传》；至其付梓刊刻，则在顺治十二年九月或稍后。因此，朱则杰《〈秣陵春〉作期新考》一文，以《南词新谱》的编纂与刊刻，推论《秣陵春》传奇的作期“可以框定在顺治三年丙戌秋至顺治四年丁亥七月这一段时间里”，[13]这显然是不恰当的。 而且，据《南词新谱》卷首《广辑词隐先生南九宫十三调词谱目录》，该书所“采新声”（《重定南词全谱凡例》），一律均在曲目下标注“新换”或“新入”。查阅全书，所有“新换”或“新入”的戏曲作品，包括《古今入谱词曲传剧总目》与《南词新谱》各卷，唯有《秣陵春》一剧，特别标注为“新传奇”；也唯有《秣陵春》一剧，作于清顺治年间，其余戏曲作品则均作于明万历后期至崇祯年间。[14]可见《秣陵春》传奇在全书中实为特例，应当是沈自晋在顺治八年九月以后再度修订《南词新谱》时，“搜罗雅什，咨访骚坛”所得，并采录书中。 又据前述，《南词新谱》卷一八“商调过曲”录【山羊转五更】（又一体）“生小与娘行同住”，题《秣陵春》，眉批云： 近见此刻，乃得合汤于法，入范于雅，当是名家手笔，妙甚。 此曲见振古斋刻本《秣陵春》第二十五出《婢侠》，文字全同。此外，卷八“中吕引子”录【金菊对芙蓉】“昨夜东风”，见刻本第十三出《决婿》，“歡”作“懽”（二字通假），“琰”作“炎”（原刻本缺左半字，疑即“琰”），其余文字全同；卷一四“黄钟过曲”录【黄龙醉太平】“小楷精工”，见刻本第十九出《醉逐》，文字全同。据此，《南词新谱》所录《秣陵春》三曲，应皆录自《秣陵春》振古斋刻本。 据李宜之《秣陵春序》，《秣陵春》传奇的刊刻当在顺治十年秋前后。此例可以证明，《南词新谱》在顺治十年元宵节前再度完成修订稿后，至顺治十二年九月刊刻之前，沈自晋仍对全书有所订正。而 《秣陵春》三曲分别见于该书卷八、卷一四、卷一八，也可以证明，该书不可能“是一个顺治四年至顺治十二年以后的递刊本”，[15]而是在顺治八年以后“凡用若干载，录成若干卷”，于顺治十二年九月前后一次刊刻成书的。 还有一事值得注意。《南词新谱》卷首沈自晋《重定南词全谱凡例》有“稽作手”条，云：“予兹集，乃博访诸词家，实核其作手，可一览而知其人，论其世，非止浪传姓字已也。”又云：“词家作曲，而每讳之，或曰无名氏，或称别号某以当之……然则先词隐（按，指沈璟）于诸集中，每称无名氏以相掩覆，亦复未能免俗耳。今悉改正而表其姓氏云。”可知《南词新谱》对所采录的作品，都尽可能地据其所知，核实作手，并一一标明。但是，《南词新谱》卷首“参阅姓氏”中有“吴伟业”，而《古今入谱词曲传剧总目》中《秣陵春》条下及各卷所录《秣陵春》曲词题下，却均未署“吴伟业”之名，亦未署“灌园主人”，这是为什么？ 我认为这有三种可能：其一，沈自晋所见的“此刻”，是比顺治十年寓园主人序刻本《秣陵春》更早的一个刻本；其二，沈自晋在得到《秣陵春》传奇刻本后，喜其“当是名家手笔”，急急选录若干曲词，未遑详考作手，而依全书体例，也未草率地据刻本署名“灌隐”或“灌隐主人”“以当之”；其三，吴伟业撰此剧，不愿彰显作者的姓名，沈自晋遵从他的意愿，未加署名。我认为，后两种的可能性更大。 因此，除非我们有资料证明，在顺治十年秋之前，吴伟业《秣陵春》传奇在振古斋刻本之外，另有一种初刻本问世，否则，根据《南词新谱》的编纂过程与刊刻时间，我们不可能将《秣陵春》传奇的作期定为顺治三年至四年之间，而只能定为顺治四年七月至顺治十年秋之前，即《南词新谱》初次编纂之后至《秣陵春》传奇初刻之前；更为“大胆”的推论，《秣陵春》传奇的作期甚至可以定为顺治八年九月前后至顺治十年秋之前，即《南词新谱》再度修订前后至《秣陵春》传奇初刻之前。 三、从吴伟业与余怀的交往考定《秣陵春》传奇作期 余怀有《至娄东，吴骏公宫尹留饮廓然堂，同周子俶剧饮》四首，收入其《五湖游稿·石湖》： 五亩经年别，蒹葭此未稀。山中元老卧，海外一人归。径曲新梧引，堂空旧燕飞。薰风移晚酌，重与话沾衣。（其一） 久雨成荒岁，难逢尽日晴。书从花底晒，酒自竹间行。对我青衫湿，悲君白发生。齐梁芳树在，辛苦伴啼莺。（其二） 别馆余松桂，闲塘足芰荷。风流安石墅，月上洞庭波。曲畏周郎顾，诗输老杜多。主宾俱懒慢，散发醉山阿。（其三） 枯树犹如此，皇天照恨人。愁深沧海月，醉杀秣陵春。凉夜闻砧杵，孤城闭鬼神。扁舟何所向，垂钓五湖滨。（自注：宫尹有《秣陵春》传奇）[16] 诗中自注明确指出吴伟业已撰成《秣陵春》传奇，因此考证此诗作期，无疑是考定《秣陵春》作期的重要依据。 据余怀《三吴游览志》，余怀于顺治七年四月至六月间，作三吴之游。四月初一自南京出行，经华亭、苏州、松江。六月初一，自昆山放船至太仓，访吴伟业于五亩园别业，赠以长句。中云：“痛哭通天台上月，长镵短笛空销骨。”据此，吴伟业《通天台》杂剧此时当已脱稿。又云：“山东姜生饮我酒，袖出一卷风惊牖。纸上分明宫尹辞，淋漓墨汁倾两肘。”“山东姜生”即姜垓（1614—1653），其“袖出一卷”，或即《通天台》杂剧。初七，吴伟业招余怀饮于五亩园，同集者宾主士女共14人。初八，余怀作诗谢吴伟业，中云“含桃夜擘分歌扇”，则宴饮时当有歌舞表演。初九，余怀离开娄东，吴伟业手录《琵琶行》赠之，并寓书云：“当十日登床，扬榷风雅。”[17] 按王昊（1627—1679）有《白门余澹心来娄，仝昭芑、子俶、九日、圣符、周臣、端士、异公集梅村先生梅花庵》诗，见《硕园诗稿》卷八。此卷原注“庚寅”，即顺治七年，参照《三吴游览志》，此诗当作于是年六月初七。“昭芑”即朱明镐（1607—1652），“子俶”即周肇（1615—1683），“九日”即许旭（1620—？），“圣符”即吴世睿（1619—？），“周臣”即王挺（1618—1677），“端士”即王揆（1619—1696），“异公”即王撰（ 1623—1709）。诗云： 邺下翩翩会胜流，平原杯酒共淹留。高歌明月人谁壮，芳草浮云意自愁。震泽烟波千顷暮，秣陵花雨六朝秋。江南牢落无穷恨，欲付樽前一笛收。[18] 诗中既云“秣陵花雨六朝秋”，也许隐指吴伟业此时正在写作《秣陵春》传奇。 顺治七年余怀既已有娄东之游，而余怀《至娄东，吴骏公宫尹留饮廓然堂，同周子俶剧饮》四首其一云“五亩经年别”，则此组诗必作于顺治八年。冯其庸、叶君远《吴梅村年谱》顺治八年谱注6引此组诗，按语云：“李宜之顺治十年已为《秣陵春》作序（见顺治十年谱），故余怀此诗断不能作于顺治十年之后。顺治十年前，余怀至太仓凡两次，第一次在顺治七年秋（见该年谱注10），[19]而此诗有‘五亩经年别’之句，从而可知此诗必作于本年，即其第二次至太仓时。”（第185页）因此，余怀《至娄东，吴骏公宫尹留饮廓然堂，同周子俶剧饮》组诗，是现存最早的著录吴伟业《秣陵春》传奇的史料。此诗作于初秋，故云“蒹葭此未稀”、“闲塘足芰荷”。而余怀与吴伟业、周肇“剧饮”时正听曲，故云“曲畏周郎顾”，此曲也许就是《秣陵春》传奇。 又按余怀《五湖游稿·石湖》有《吴郡五君咏》，即《吴宫尹骏公（伟业）》、《姜吏部如须（垓，流寓）》、《林山人若抚（云凤）》、《曹太仆秋岳（溶）》、《叶征君圣野（襄）》五首，当亦作于是年。其《吴宫尹骏公（伟业）》一首云： 宫尹旷世才，年少魁四海。摛词感圣人，金门动光彩。养幽葺闲园，时危一丘在。青青松柏姿，岁寒色不改。哀丝写商声，浩歌涕千载。虽同安石卧，讵羡隐居赉。流风翳林泉，灵修结兰。重华犹可陈，吾将问真宰。[20] 冯其庸、叶君远《吴梅村年谱》顺治七年谱认为：“此诗似应系于本年怀初见伟业之时。”（第 176 页）似误。按余怀《五湖游稿》与《甲申集》（收入《余怀全集·诗集》）合刻，今存清顺治间刻本（国家 图书馆藏）。《五湖游稿·石湖·自序》云：“今垓死矣，余独居虎丘。”垓即姜垓，字如须，卒于顺治十年三月二十四日。[21]《五湖游稿·鸳湖》中有《鸳湖中秋诗》，序云：“辛卯八月，寄居萧寺。”辛卯为顺治八年。《五湖游稿·石湖》中首录《拟古诗八首（隔河寄姜如须）》、《五君咏·姜吏部如须（垓，流寓）》，皆作于姜垓生前；后录《三哀诗·姜考功》（原注：名垓，号筼筜。莱阳人。庚辰进士），则作于姜垓卒后。而《五湖游稿·泖湖》中有《癸巳野庐诗》，癸巳即顺治十年；又有《醉石亭中秋诗（并序）》，亦当作于是年中秋。然则，《五湖游稿》一集当收录顺治八年至顺治十年之诗，而编定于顺治十年秋。据此，《吴郡五君咏》应作于顺治八年余怀第二次至太仓时。诗中“哀丝写商声，浩歌涕千载”两句，当描写吴伟业撰写《秣陵春》传奇之情景。 综上所述，顺治七年仲夏，余怀第一次至太仓时，吴伟业已撰成《通天台》杂剧，但《秣陵春》传奇尚未脱稿。而顺治八年初秋，余怀第二次至太仓时，已明确无误地说明“宫尹有《秣陵春》传奇”，可见《秣陵春》传奇业已完稿，而且应是刚刚完稿，故而余怀郑重其事地加以说明。据此，《秣陵春》传奇的作期当为顺治七年至顺治八年，最后完稿应在顺治八年初秋或稍前。 四、《秣陵春》传奇在清顺治年间的传播 考证《秣陵春》传奇作期，人们多引吴伟业《金人捧露盘·观演〈秣陵春〉》一词，作为最可信据的史料。词云： 记当年，曾供奉，旧《霓裳》。叹茂陵、遗事凄凉。酒旗戏鼓，买花簪帽一春狂。绿杨池馆，逢高会、身在他乡。喜新词，初填就，无限恨，断人肠。为知音、仔细思量。偷声减字，画堂高烛弄丝簧。夜深风月，催檀板、顾曲周郎。[22] 词牌《金人捧露盘》，又名《铜人捧露盘引》、《上西平》、《西平曲》。唐李贺有《金铜仙人辞汉歌》，序云：“魏明帝青龙元年八月，诏宫官牵车西取汉孝武捧露盘仙人，欲立置前殿，宫官既拆盘，仙人临载，乃潸然泪下。”后乐家取以制曲，故多苍凉激楚之音。此词牌的基调，恰与《秣陵春》传奇相契合。 细读此词，吴伟业显然不是在回忆自己当年供奉朝廷的往事，而是记载某个乐家或戏班中的一位演员，在明崇祯时或者南明弘光时曾供奉朝廷，易代之后流落民间，在“酒旗戏鼓”中演出，常有“身在他乡”之感。此时因“绿杨池馆，逢高会”，因此“为知音、仔细思量”，“偷声减字，画堂高烛弄丝簧”，表演《秣陵春》传奇。而吴伟业作为“高会”主人，则因这位演员而触动愁肠，犹如“催檀板、顾曲周郎”，细细品赏曲意。[23] 此词既谓“喜新词，初填就”，则《秣陵春》传奇的撰成时间，当与此次演出相距不远。[24]《梅村家藏稿》分体编排，收诗余凡二卷，即卷二一“诗后集十三·诗余小令中调六十首”、卷二二“诗后集十四·诗余长调三十六首”，各卷收词，每调中略依作期先后排列。但是《金人捧露盘》仅此一首，无法推考此词作期。按顺治十七年，吴伟业《梅村集》四十卷刊行，已收《梅村诗余》二卷，则顺治十七年可为此词作期的下限。 清康熙间吴江（今属江苏）人徐釚（1636—1708）《词苑丛谈》卷九，记载此词写作背景，云： 吴祭酒作《秣陵春》，一名《双影记》。尝寒夜命小鬟歌演。自赋《金人捧露盘》词云：……时祭酒将复出山，晋江黄东崖诗云：“征书郑重眠餐损，法曲凄凉涕泪横。”正谓此词也。祭酒又自题一律云：“词客哀吟石子冈，鹧鸪清怨月如霜。西宫旧事余残梦，南内新词总断肠。漫湿青衫陪白傅，好吹玉笛问宁王。重翻天宝梨园曲，减字偷声柳七郎。”[25] 所谓“祭酒将复出山”，指吴伟业出仕清朝为国子监祭酒，据顾师轼《梅村先生年谱》，事在顺治十年九月。徐釚《词苑丛谈》记载亲历或耳闻之事，多有凭据。如其所记无误，既谓“寒夜命小鬟歌演”、 “时祭酒将复出山”，参读吴伟业词所谓“买花簪帽一春狂”之语，则此次观演《秣陵春》传奇，或当在顺治十年初春，词亦作于此时。而所谓“祭酒又自题一律”，则见于振古斋刻本《秣陵春》传奇卷末。 但是，徐釚认为晋江黄东崖之诗是针对吴伟业此词而发，则与史实不相符。康熙间孙默（1613—1678）辑《国朝名家诗余·梅村词》，现存康熙十六年（1677）休宁孙氏留松阁刻本，收录吴伟业《金人捧露盘》词，并引尤悔庵（尤侗，1618—1704）云：“晋江黄东崖赠梅村诗，云‘法曲凄凉涕泪横’，正为此也。暗风吹雨，他人尚不堪闻。”此说当为徐釚《词苑丛谈》所本。 按吴伟业《梅村集》四十卷本《寄房师周芮公先生》四首之二后有小注：“晋江黄东崖先生和予此诗，中一联曰：‘征书郑重眠餐损，法曲凄凉涕泪横。’知己之言，读之感叹。”[26]可知黄东崖诗句并非针对《观演〈秣陵春〉》词，而是针对《寄房师周芮公先生》组诗。 周芮公即周廷（1606—1671） ，黄东崖即黄景昉（1596—1662） ，均为福建晋江人。吴伟业《寄房师周芮公先生》诗序中有“拜别河梁，十有八载，沧桑兵火，万事都非”之语。考崇祯十二年（1639） 七月，吴伟业奉命赴河南禹州封延津、孟津二王（第79页），即与周、黄二人于京师离别，下推十八年，《寄房师周芮公先生》四首当作于顺治十四年（1657）（第 242—243 页）。[27]黄景昉和诗所谓“法曲凄 凉涕泪横”，当为阅读《秣陵春》传奇后之感慨。 吴伟业顺治十三年冬从北京乞假归乡（第283页）。次年即撰《寄房师周芮公先生》四首，诗序 云：“伟业负耒躬耕，誓终没齿，不谓推迁尘事，潦倒浮生，病苦穷愁，羁縻煎迫……爰作短章，聊存微尚，抒平生于慷慨，写尽日之羁愁。”[28]他将此组诗连同《秣陵春》传奇刻本，一起送达远在福建晋江的 周、黄二人求正。黄景昉当即和诗一首，寄给吴伟业，感叹吴伟业不得不出仕清廷的苦衷，暗示他借《秣陵春》传奇表白“西宫旧事余残梦”、“惆怅兴亡系绮罗”之心迹。 综上所述，《秣陵春》传奇在清顺治八年初秋或稍前已定稿。这一写作时间的考定说明，吴伟业在顺治十年九月出仕清廷之前，就已经借传奇戏曲的写作，既表达对故国眷恋的铭记，也包含着对新朝恩宠的感戴。[29]这正是当时江南士子的典型心态。这种心态，同吴伟业出仕之后，尤其是顺治十四 年从清廷卸职之后，尽情倾诉“两截人”的“羁愁”，形成鲜明的对照。冒襄（1611—1693） 观演《秣陵 春》传奇后评道：“字字皆鲛人之珠,先生寄托遥深。”[30]钱谦益（1582—1664）《读豫章仙音谱漫题八绝句》诗亦云：“谁解梅村愁绝处？《秣陵春》是隔江歌。”[31]这都是有感而发的。 注释： [1]刘世珩：《暖红室汇刻传剧》第一种《西厢记》卷首，1919年合刻本。据缪荃孙（1844—1919）说，清光绪二十年甲 [2]《艺风老人日记》中未说明所购《吴梅村三种传奇》是何种版本，但核之《汇刻传剧自序》及《汇刻传剧总目》，当即振古斋本。承天津南开大学文学院杨洪升先生告知，清华大学图书馆、天津市图书馆、北京市文物局等藏本，均非缪藏本。承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竺青先生代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图书馆藏本，亦非缪藏本。缪藏本今下落不明，待访。 [3]按寓园居士即李宜之（1590—1656前），字缁仲，嘉定（今属上海）人，生平见清光绪六年庚辰（1880）重修本《嘉定县志》卷一九《文学传》。传云：“世祖曾于海淀览其参定《秣陵春》曲，问寓园主人何姓名，祭酒吴伟业以嘉定生员李宜之对，而宜之已前卒。”《嘉定县志》，光绪七年尊经阁刻本，第15页下。李宜之生卒年考证，参见邓长风：《七位明清上海戏曲作家生平钩沉》，见《明清戏曲家考略》，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 年，第3—4页；《十位明清上海戏曲家生年史料拾补》，见《明清戏曲家考略续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年，第 47—49 页。 [4]顾师轼：《梅村先生年谱》，见吴伟业： 《吴梅村全集》（附录） ，李学颖集评标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年，第1459页。 [5]参见王勉：《吴梅村〈秣陵春〉传奇与〈琵琶行〉》，见《中华文史论丛》1983 年第 2 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年,第 259—260页。 [6]参见冯其庸、叶君远：《吴梅村年谱》，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215、218—219 页。以下凡引此书只在文中夹注页码。 [7]朱则杰：《〈秣陵春〉作期新考》，《杭州师范学院学报》1994 年第 2期。此说影响甚大，如孙书磊《吴伟业〈秣陵春〉传奇考论》（《中华戏曲》2007年第2期，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7年，第147—150 页）即沿袭此说；周蕊《吴伟业戏曲创作研究》（湖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 年）亦无异议。 [8]黄果泉：《吴伟业传奇、杂剧撰年考辨》，《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00 年第6期。 [9]蒋瑞藻《小说考证》卷五“秣陵春”条，引《花朝生笔记》云：“夏存古完淳先生《大哀赋》，庾信《哀江南》之亚也。其叙南都之亡云……此段尤惨绝千古，吴梅村见之，大哭三日，《秣陵春》传奇之所由作也。”蒋瑞藻：《小说考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年，第151—152 页。此说实系传闻，未详出处，不可为据，故本文不拟详辨。吴伟业七古《琵琶行》与《秣陵春》传奇之联系，亦属推测，兹不具论。 [10]参见王秋桂主编：《善本戏曲丛刊》第3辑据之影印，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4 年。北京市中国书店 1985 年影印本，版权页题“据明嘉靖刻本影印”，误。 [11]按，《礼记·曲礼》：“七十曰老，而传。” [12]《鞠通乐府》本将《不殊堂近稿》改称《不殊堂近草》，所收散曲有系年者，最后一篇为《八十自慰》，题注：“壬寅岁旦咏。”壬寅为康熙元年（1662），可知此集最后编定，当在是年之后。 [13]朱则杰：《〈秣陵春〉作期新考》。 [14]按《南词全谱》所录散曲，有系年者，最晚的一篇是卷一二沈子言《太师解绣带》四曲，注题曲名：“乙酉秋尽舟行”，当作于顺治二年秋。 [15]朱则杰：《〈秣陵春〉作期新考》。 [16]余怀：《余怀全集·诗集》，李金堂编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108—109页。 [17]余怀：《三吴游览志》，见氏著：《板桥杂记（外一种）》，李金堂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19、123、124 页。按彭宾《偶存草》（清初刻本）卷上有《寄吴骏公宫尹》诗云：“举觞酹月天茫茫，读君词曲还悲伤。通天台上乌啼急，甲帐珠帘总断肠。”冯其庸、叶君运《吴梅村年谱》系此诗于顺治六年谱并认为：“此诗所云‘通天台’,当即吴伟业所作杂剧《通天台》也。彭宾此诗之作时不会迟于本年，故《通天台》之作时亦不能迟于本年。”（第168、170 页） [18]王昊：《硕园诗稿》，《四库未收书辑刊》第9辑第16册，影印清五石斋抄本，第432页。 [19]据前引余怀《三吴游览志》，余怀顺治七年六月初一至初九在太仓，冯其庸、叶君远《吴梅村年谱》作“顺治七年秋”，实误。 [20]余怀：《余怀全集·诗集》，第95页。 [21]何天宠：《姜考功传》（姜垓：《流览堂诗稿残编》附录），见高洪钧编：《明清遗书五种》，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年，第63页。按魏禧《莱阳姜贞文公偕继室傅孺人合葬墓表》记姜垓“癸巳二月二十四日，遂卒”（见高洪钧 编：《明清遗书五种》，第66页） ，当为误记。 [22]吴伟业：《吴梅村全集》卷二一，第 560 页。 [23]王勉《吴梅村〈秣陵春〉传奇与〈琵琶行〉》解说道：“这一词侧重写观剧，而且亦非泛写观剧，而是为某一人而写，观上片可知此人当是旧时供奉中人，吴梅村之起意撰写《秣陵春》固有着他自己的身世之感，然而作为一种灵感而使他触动的则是这一位人物。故下片又云‘为知音仔细思量。’这正如《琵琶行》，白氏父子虽是操琴的名手，但是勾引起诗人更大感伤的是那位在座的曹常侍。”可备一说。 [24]康熙间聂光、曾王孙辑《百名家词钞·梅村词》，收录此词，即题作《观演〈秣陵春〉新剧》，《续修四库全书》第1721 册影印康熙二十五年至二十八年（1686—1689） 间金阊绿荫堂刻本，第 150 页。 [25]徐釚：《词苑丛谈校笺》，王百里校笺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第521页。据徐釚《词苑丛谈·自序》，《词苑丛谈》之辑录，“始于癸丑，迄于戊午”，癸丑为康熙十二年，戊午为康熙十七年； 而此书初刻则在康熙二十七年。 [26]吴伟业：《吴梅村全集》卷二一，第 418 页。 [27]冯其庸、叶君远《吴梅村年谱》将此诗系于顺治十一年，程穆衡原笺、杨学沆补注《吴梅村诗集笺注》（俞世德堂刻《太昆先哲遗书》本）卷一〇将此诗系于顺治十六年后，均误。 [28]吴伟业：《吴梅村全集》卷二一，第 417 页。 [29]参见郭英德： 《明清传奇史》，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 年，第 490—496 页。 [30]冒襄辑：《同人集》（清水绘庵木活字本）卷一〇。 [31]钱谦益：《红豆三集》，见《有学集》（《四部丛刊初编》影印本） 卷一一。 [基金项目]：2010 年度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中华戏剧通史”（ 10JZD009）；2011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明清戏曲序跋全编”（11BZW065）。 [作者简介]：郭英德，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北京 100875）。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