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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唐时期，百戏表演一直极其流行，论者常有中国古代戏剧形成于百戏之中的说法。然而，可以继续探讨的空间尚存不少，特别是一些基础性的问题，比如“百戏管理机构”这一问题，迄今尚罕有专门的论述[1]。本来，管理机构主要属历史学的研究范畴，但百戏的管理涉及百戏演员的配置、演出内容的限定、演出场所的安排等多方面的东西，所以它实际上是和戏剧史、乐舞史均有密切关系的跨学科问题。为此，本文拟专门探讨汉唐时期百戏管理机构的一些具体情况。 一、 两汉时期 百戏一词，大约在东汉中期开始流行，《后汉书·安帝纪》载：“（延平元年十二月）乙酉，罢鱼龙曼延百戏。”[2]这是公元107年初的事。然而这种表演形式早在西汉就已盛行,只是当时称为“角觝”而不名百戏，如张衡《西京赋》中所述西汉的“角觝之妙戏”与后世所谓“百戏”的内容基本吻合，其实就是百戏。李善曾对此“妙戏”作注云：“《汉书》曰：‘武帝作角觝戏。’文颖曰：‘秦名此乐为角觝，两两相当，角力技艺射御，故名角觝也。’”[3]可见，角觝戏至迟在西汉武帝时已见流行，其渊源则可上溯于秦代。由于秦代溢出了本文的讨论范围，故不拟多谈[4]，但西汉角觝妙戏属何种机构管理则须要考辨清楚。 就掌握的史料来看，西汉角觝戏的管理机构主要是乐府。乐府作为乐官机构最早设置于战国之秦[5]，西汉初期沿置。武帝元鼎年间对它作出改革，增改乐府一丞为“乐府三丞”，规模大为扩充[6]。此后乐府的司乐人数达到八百二十九人[7]，这批乐人之中有一部分比较值得注意，他们是： 治竽员五人，楚鼓员六人，常从倡三十人，常从象人四人，诏随常从倡十六人，秦倡员二十九人，秦倡象人员三人，诏随秦倡一人，雅大人员九人，朝贺置酒为乐。[8] 引文中提到“象人”、“秦倡象人员”等，与角觝表演的关系最为密切。孟康注《汉书》时曾说：“象人，若今戏虾、鱼、师子者也。”韦昭注《汉书》时则曰：“著假面者也。”[9]可见，象人所演主要就是鱼龙曼延、假面兽舞之类，这和《安帝纪》、《西京赋》提到的一部分百戏内容非常一致。 此外，对于角觝妙戏中的“总会仙倡，戏豹舞羆。白虎鼓瑟，苍龙吹箎”，李善又作了这样的注解：“仙倡，伪作假形，谓如神也。羆豹熊虎，皆为假头也。”[10]戴假头而戏诸兽，明显与西汉乐府象人著假面而戏虾鱼师子相同，而且这些表演又称之为“倡”，可见其表演者和“秦倡象人”当属同一性质。由此证明，西汉角觝妙戏的表演者主要由乐府中的象人、秦倡象人员等承担；进而又可推知，当时的角觝戏是由乐府这一乐官机构管理的。 然而，乐府并不是西汉时期唯一管理过角觝戏者，在西汉中后期又有所谓“黄门工”、“黄门倡”或“黄门倡优”的兴起，如桓子《新论》云：“汉之三主，内置黄门工、倡。”[11]《汉书·循吏传》更提到： 竟宁（前33年）中，徵为少府，列于九卿，奏请上林诸离远宫馆稀幸御者,勿复缮治共张，又奏省乐府、黄门倡优诸戏。 [12] 竟宁是元帝年号，所以至迟这个时候黄门倡已经出现，并且是与乐府并列且掌管“倡优诸戏”的一批乐官。他们也参与了百戏表演，前引《西京赋》中就有证据，“建戏车，树修旃。侲僮程材，上下翩翻”，这种“侲僮”就是东汉禁中大傩仪施行时使用的“侲子”，据《后汉书·礼仪志》记载： 先腊一日，大傩，谓之逐疫。其仪，选中黄门子弟年十岁以上，十二以下，百二十人为侲子。皆赤帻皀制，执大鼗。方相氏黄金四目，蒙熊皮，玄衣朱裳，执戈扬盾。十二兽有衣毛角。中黄门行之，冗从仆射将之，以逐恶鬼于禁中。……黄门令奏曰：“侲子备，请逐疫。”于是中黄门倡，侲子和，曰：“甲作食凶，胇胃食虎，雄伯食魅，腾简食不祥，揽诸食咎，伯奇食梦，强梁、祖明共食磔死寄生，委随食观，错断食巨，穷奇、腾根其食蛊。凡使十二神追恶凶，赫女躯，拉女干，节解女肉，抽女肺肠。女不急去，后者为粮。”因作方相与十二兽舞。嚾呼周遍前后省三过，持炬火送疫出端门。[13] 从引文看，扮演“侲子”的乃是“中黄门子弟”，他们在仪式中作兽舞、作嚾呼、唱傩辞、执鼗鼓，显然具有黄门小乐人的身份，因而与《西京赋》中的侲僮无论名称抑或功能都是相当的。由此可以证明，西汉的角觝妙戏除乐府乐人以外，还有黄门倡优参与其中。 从历史记载来看，黄门倡优隶属于西汉的另一个乐官机构黄门鼓吹，这一机构早在汉武帝时代已经存在。据《西京杂记》卷五所载： 汉朝舆驾祠甘泉、汾阴，备千乘万骑。……黄门前部鼓吹，左右各一部，十三人，驾四。[14] 上引提到祠甘泉、汾阴，而此条引文的前后均言汉武元光年间事，可见舆驾仪仗之用黄门鼓吹大致始于汉武时期。《西京杂记》虽类似小说家言，且漏载黄门后部鼓吹的情况，但史料价值比较高。另据《汉书·史丹传》载： 建昭之间，元帝被疾，不亲政事，留好音乐。或置鼙鼓殿下，天子自临轩槛上，隤铜丸以擿鼓，声中严鼓之节。后宫及左右习知音者莫能为，而定陶王亦能之，上数称其材。（史）丹进曰：“凡所谓材者，敏而好学，温故知新，皇太子是也。若乃器人于丝竹鼓鼙之间，则是陈惠、李微高于匡衡，可相国也。”[15] 对于陈惠和李微，后汉服虔注《汉书》时指出：“二人皆黄门鼓吹也。”[16]建昭间当公元前38年-前34年，可见至迟西汉中后期必已有黄门鼓吹乐官机构的存在，而且在职能上并不仅限于舆驾仪仗用乐，还可以娱人于“丝竹鼓鼙”之间。因此，黄门倡优理应是黄门鼓吹所属乐人。换言之，西汉中后期黄门倡优兴起后，品种多样的“角觝妙戏”由象人员、黄门倡优等共同负责演出，而这些表演者则由乐府和黄门鼓吹分别管理。 不过，这种共同管理和演出的情况在西汉晚期被改变了。哀帝绥和二年（前7年）六月诏曰：“孔子不云乎？‘放郑声，郑声淫。’其罢乐府官。郊祭乐及古兵法武乐，在经非郑卫之乐者，条奏，别属他官。”[17]从此，乐府这一机构终两汉不复设置。除“郊祭乐及古兵法武乐”别属于“他官”外，其他的乐府乐员包括象人、秦倡象人员等何去何从，则史无明载。但以理揆之，象人等在功能上与黄门倡有相近之处，其被罢以后，很可能转隶到黄门鼓吹中去了。 无论象人转隶黄门鼓吹抑或被彻底赶出宫廷，在没有乐府之后的西汉晚期以至东汉中期这段时间内，角觝妙戏只能够由黄门鼓吹单独负责管理。这一情况大约到了顺帝汉安年间才开始出现变化，据《后汉书·南匈奴传》载： 呼兰若尸逐就单于兜楼储先在京师，汉安二年（143）立之。……祖会，飨赐作乐，角抵百戏。顺帝幸胡桃官临观之。[18] 就在汉安二年前后，东汉黄门鼓吹在设置上发生了一定的变动。据《汉书·百官公卿表》所载，西汉少府辖有“黄门令”等八官令、丞，黄门鼓吹从名称上就可以确定其本为黄门令的属官，但《唐六典》及《通典》却有这样的记载： 后汉少府，属官有承华令：典黄门鼓吹，百三十五人；百戏师，二十七人。[19] 后汉有承华令，典黄门鼓吹，属少府。[20] 此二书都是典核有据的文献，所载应当可信。这表明，当后汉设立承华令以后，黄门鼓吹就不再是黄门令的属官而转变为承华令的属官，而且与黄门鼓吹乐官并列的还有乐人“百戏师”，这在百戏管理制度上是一个不少的变化。所谓承华令，全称是承华厩令，据《后汉书·顺帝纪》所载汉安元年（142）事云： 秋七月，始置承华厩。 注引《东观记》曰：时以远近献马众多，园厩充满，始置承华厩令，秩六百石。[21] 可见，后汉承华令之始置在顺帝汉安元年，而黄门鼓吹从黄门令辖下改为承华令辖下，当在此年之后不久，大约即顺帝“飨赐”单于“作乐”的时候。另外，百戏师的出现也值得注意，从名称上看，百戏师当然也是负责百戏演出的乐人（师）。如前所述，西汉时还不大使用“百戏”这一称谓，而后汉不但多次出现百戏的称谓，并专设管理、演出百戏的百戏师，可见百戏到了后汉时期在乐舞表演中的分量和地位正日趋重要。 所以从管理机构的角度看，大约东汉中后期开始，百戏的演出就由承华令辖下的黄门鼓吹和百戏师共同负责[22]，这与西汉武帝元鼎年间直至东汉顺帝汉安以前的情况均有所不同。 二、 魏晋南朝时期 曹魏、西晋时期，百戏仍然是流行的艺术表演形式，而且在具体内容上与两汉角觝、百戏也比较接近，以下两条史料可以为证： 《三国志·文帝纪》：（延康元年七月）甲午，军次于谯，大飨六军及谯父老百姓于邑东。（裴注引《魏书》曰：设伎乐百戏，令曰：“先王皆乐其所生,礼不忘其本。谯，霸王之邦，真人本出，其复谯租税二年。”三老吏民上寿,日夕而罢。）[23] 《三国志》注引《魏略》：是年（明帝青龙三年）起太极诸殿，筑总章观。……使博士马钧作司南车，水转百戏。岁首建巨兽，鱼龙曼延，弄马倒骑，备如汉西京之制，筑阊阖诸门阙外罘罳。[24] 延康元年即220年，正是曹丕篡汉的前夕，青龙三年为235年，是明帝的年号，故曹魏之流行百戏是不成疑问的。后一条史料还提到 “水转百戏”的一些具体表演节目，而且说它“备如西京之制”，可见百戏的内容变易不大。 虽然现存史料中，几乎找不到曹魏、西晋百戏究竟隶属何种机构管理的记载，但依据“备如西京之制”一说，笔者认为曹魏、西晋管理百戏的机构依然是黄门鼓吹。繁钦《与魏文帝笺》中曾提到：“顷诸鼓吹，广求异妓。……及与黄门鼓吹温胡，迭唱迭和。”[25]则魏朝仍沿汉制设置黄门鼓吹；而西晋也有黄门鼓吹，以下史料可以为证： 《晋书·惠帝纪》：方逼帝升车，左右中黄门鼓吹十二人步从。[26] 《宋书·礼志五》：黄门鼓吹及钉官仆射、黄门鼓吹史主事、诸官鼓吹，……凡此前众职，江左多不备，又多阙朝服。[27] 从《惠帝纪》看，西晋时肯定有黄门鼓吹这一机构；而《宋书》提到“江左多不备”的诸官中有黄门鼓吹、黄门鼓吹史主事等，也可证江右西晋时原有这些职官。由于曹魏篡汉、晋篡曹魏，在制度上沿而不改的地方甚多，加之从东汉中后期以至西晋末一直有黄门鼓吹的设置，所以曹魏、西晋时期的百戏仍由黄门鼓吹管理，当是一种合理的推测。 不过到了东晋和宋齐，百戏虽然依旧流行，但百戏管理则发生了很剧烈的变化，上引《宋书》提到黄门鼓吹至江左“不备”，就是这种情况的反映。在叙述这些变化之前，有必要先了解一下东晋、宋齐乐官机构设置的概况。由于东晋渡江之初刚经历过大动乱，乐官、乐器亡散非常严重，遂一度更改西晋太常下并置太乐、鼓吹两署的制度，把太乐一署删去而仅存鼓吹一署。到了成帝咸和（326-334）时，才恢复太乐、鼓吹两署并立。但到了哀帝（362-365）时期，因为雅乐复备，遂又把鼓吹署并入太乐署，自此以后直至宋齐，朝廷的乐官机构都是太乐一署独尊。[28] 在东晋哀帝太乐独尊之前，很难找到百戏管理机构的材料；但自此以后，管理百戏的职能不可避免地落入了太乐署之中，史料多有反映： 《南齐书·乐志》：角抵、像形、杂伎，历代相承有也。其增损源起，事不可详。大略汉世张衡《西京赋》是其始也。……太元中，苻坚败后，得关中檐橦胡伎，进太乐，今或有存亡，案此则可知矣。[29] 角抵、像形、杂伎之类，自然都是百戏之属，而关中檐橦胡伎，也是百戏的技艺。太元（376-396）是东晋孝武帝的年号，这个时期的“杂伎”要“进太乐”，显见隶属太乐管理。东晋以后，刘宋百戏的管理机构同样是太乐，据《南齐书·崔祖思传》载： 今户口不能百万，而太乐雅、郑，元徽时校试千有余人，后堂杂伎，不在其数。[30] 元徽（473-476）为刘宋后废帝年号，太乐之中“雅、郑”杂陈，可见百戏一类的“郑声”也由太乐署职掌。直至南齐，太乐管理杂技、郑声的情况依然沿续，如《南齐书·乐志》载： 永明六年，赤城山云雾开朗，见石桥瀑布，从来所罕睹也。山道士朱僧标以闻，上遣主书董仲民案视，以为神瑞。太乐令郑义泰案孙兴公赋造天台山伎，作莓苔石桥道士扪翠屏之状，寻又省焉。[31] “天台山伎”是一种新“造”的技艺，《通典·乐六》把它列入“散乐”之属，与鱼龙曼延、高紫鹿、巨象行乳等并列，所以也是百戏的一种。而天台山伎的作者恰恰是太乐署的长官“太乐令郑义泰”，所以南齐时管理百戏的机构也非太乐莫属了。 以下再看南朝梁陈两代的情况。由于萧梁国力中兴，乐官机构的设置也发生了不少变化，简单地说就是由宋齐以来太乐的一署独尊变为太乐、鼓吹、清商诸乐署的并立，而清商署丞则由太乐兼领[32]。那么诸乐署的分立是否改变了太乐对百戏实施管理的旧有体制呢？以下先看《隋书·音乐志》的一条记载： （梁）旧三朝设乐有登歌，以其颂祖宗之功烈，非君臣之所献也。于是去之。三朝：第一，奏《相和五引》；第二，众官入，奏《俊雅》；第三，皇帝入閤，奏《皇雅》；第四，皇太子发西中华门，奏《胤雅》；第五，皇帝进，王公发足；第六，王公降殿，同奏《寅雅》；第七，皇帝入储变服；第八，皇帝服出储，同奏《皇雅》；第九，公卿上寿酒，奏《介雅》；第十，太子入预会，奏《胤雅》；十一，皇帝食举，奏《需雅》；十二，撤食，奏《雍雅》；十三，设《大壮》武舞；十四，设《大观》文舞；十五，设《雅歌》五曲；十六，设俳伎；十七，设《鼙舞》；十八，设《铎舞》；十九，设《拂舞》；二十，设《巾舞》并《白紵》；二十一，设舞盤伎；二十二，设舞轮伎；二十三，设刺长追花幢伎；二十四，设受猾伎；二十五，设车轮折脰伎；二十六，设长蹻伎；二十七，设须弥山、黄山、三峡等伎；二十八，设跳铃伎；二十九，设跳剑伎；三十，设掷倒伎；三十一，设掷倒案伎；三十二，设青丝幢伎；三十三，设一伞花幢伎；三十四，设雷幢伎；三十五，设金轮幢伎；三十六，设白兽幢伎；三十七，设掷蹻伎；三十八，设猕猴幢伎；三十九，设啄木幢伎；四十，设五案幢咒愿伎；四十一，设辟邪伎；四十二，设青紫鹿伎；四十三，设白武伎，作讫，将白鹿来迎下；四十四，设寺子导、安息孔雀、凤凰、文鹿、胡舞、登连、《上云乐》歌舞伎；四十五，设缘高絙伎；四十六，设变黄龙弄龟伎；四十七，皇太子起，奏《胤雅》；四十八，众官出，奏《俊雅》；四十九，皇帝兴，奏《皇雅》。[33] 从《隋书·音乐志》所载萧梁“三朝设乐”的具体情况看，诸《雅》曲及文武二舞是传统雅乐范畴，属太乐署管辖无可疑。《相和五引》、《鼙舞》、《铎舞》、《拂舞》、《巾舞》、《白纻》等习惯上归属于清商伎乐（广义）的范畴[34]，由于梁朝设置清商署丞并由太乐“兼领”，所以这些清商伎理当也属太乐管辖。 除了诸“雅”曲、文武二舞、清商伎外，梁三朝乐中剩下的“折脰伎”、“长蹻伎”、“跳剑伎”等是传统的百戏散乐；“凤凰”、“安息孔雀”、“寺子导”、“胡舞”等为胡部乐，有一些在《西京赋》“角觝妙戏”中已经出现，因而也应划归百戏的范畴。它们由何种机构管理最值得关注。《隋书·音乐志》的另一条史料为此提供了有力的说明： 自宋齐已来，三朝有《凤凰衔书伎》，至是乃下诏曰：“朕君临南面，道风盖阙，嘉祥时至，为愧已多。假令巢侔轩阁，集同昌户，犹当顾循寡德，推而不居。况于名实顿爽，自欺耳目。一日元会，太乐奏凤凰衔书伎，至乃舍人受书，升殿跪奏。诚复兴乎前代，率由自远，内省怀惭，弥与事笃。可罢之。”[35] 上引《隋书·音乐志》这段记载是梁武帝“普通（520-526）中”事，其中的《凤凰衔书伎》一望可知是百戏一类的技艺[36]；而且引文很清楚提到，此伎由太乐演“奏”。由此不难推断，梁三朝设乐中的诸种百戏伎艺均由太乐机构管理，并由太乐工演出。另外，刘宋时期早有胡乐“进太乐”的先例，所以梁三朝乐中的胡部乐并属太乐署管理也不足为奇。 至南陈，官制多沿梁代，其太乐职能与梁朝相若。所以《通典·乐六》也说：“梁又设《跳铃》、《跳剑》、《掷倒》、《狝猴幢》、《青紫鹿》、《缘高絙》、《变黄龙弄龟》等伎，陈氏因之。”[37]这种“因之”应是并管理制度而因之的。所以东晋哀帝后以至南朝四代，有关百戏管理机构的史料记载要较曹魏、西晋明确，可以称之为太乐署管理为主的时代。 三、 北朝隋唐时期 与东晋南朝主要以太乐管理百戏的情况不同，北朝以至于隋唐时期管理百戏的机构处于不断变化之中。首先看北魏时期的情况，据《魏书·乐志》载道武帝天兴六年（403）冬时诏云： 太乐、总章、鼓吹增修杂伎，造五兵、角觝、麒麟、凤皇、仙人、长蛇、白象、白虎及诸畏兽、鱼龙、辟邪、鹿马仙车、高絙百尺、长趫、缘橦、跳丸、五案以备百戏。大飨设之于殿庭，如汉晋之旧也。[38] 可知，北魏初期有太乐、总章、鼓吹三个乐官机构，而杂伎、百戏则由它们共同管理、增修。这种诸乐署分立的乐官建制以及百戏的内容当是秉承了曹魏、西晋以来的旧制，所以引文中也说“如汉晋之旧也”。但两汉、曹魏、西晋时都从未见三署共掌百戏的记载，所以北魏拓跋氏作为非汉族政权，在模仿汉制的同时，也在变乱汉制。 这种情况发展到北魏中后期开始有了变化，因为孝文帝大规模改革官制，乐官制度也因而受到影响。据《魏书·乐志》记载，（太和）十五年冬（491），高祖（即孝文帝）诏令“简置”乐官[39]；自此以后，北魏朝廷只剩下太乐署这个乐官机构，也就是《魏书·官氏志》中所载的唯一一个乐官机构，其做法颇有效仿南朝的嫌疑[40]。复因诸署简并为一，原本众署共掌百戏的情况也因此而得到改变。换言之，北魏太和以后管理百戏者就只有太乐了。 不过太乐一署的情形并没有维持太久，据《魏书·李业兴传》载：“天平二年（535），除镇南将军，寻为侍读。于是尚书右仆射、营构大将高隆之被诏缮治三署乐器、衣服及百戏之属，乃奏请业兴共参其事。”[41]天平是东魏孝静帝的年号，所以东迁以后不久，东魏就恢复了北魏初期众乐署并立的制度，于是百戏又回复到众署共同管理的局面。而太乐一署独掌百戏局面的打破，也为北齐的变制埋下了伏笔。 北齐篡夺东魏政权以后，乐官制度进一步发生变化，管理百戏的机构也随之发生了变化，据《隋书·百官志》所载北齐官制云： 太常，掌陵庙群祀、礼乐仪制，天文术数衣冠之属。其属官有博士、协律郎（原案：二人，掌监调律吕音乐）、八书博士等员。统诸陵、太庙、太乐（原案:掌诸乐及行礼节奏等事）、衣冠、鼓吹（原案：掌百戏、鼓吹乐人等事）、太祝、太史、太医、廩牺、太宰等署令、丞。而太庙兼领郊祠、崇虚二局丞，太乐兼领清商部丞（原案:掌清商乐等事。），鼓吹兼领黄户局丞（原案：掌供乐人衣服）。[42] 这条记载很清楚地显示，北齐的百戏已从东魏的三署并掌改由鼓吹署单独管理，太乐署虽然兼辖清商乐，却与百戏没有关系。此做法实属创新，前代从未有相同者。即使汉魏西晋时期存在过黄门鼓吹独掌百戏的情况，内廷乐官黄门鼓吹与政府太常辖下的鼓吹署毕竟是不同性质的机构。[43] 至于北魏分裂以后，其西支西魏初承北魏之宗，在乐官制度上似无大的变化。但到了西魏末年，太师宇文泰“以汉魏官繁，命苏绰及尚书令卢辩依《周礼》更定六官”[44]，直至北周，多沿用不改。而这一措施的出台，使包括乐官制度在内的文官制度变动甚大。今据《通典·职官二十一》列北周诸乐官如次： 正五命大司乐；正四命小司乐；正三命小司乐、乐师；正二命乐师、乐胥、司歌、司钟磬、司鼓、司吹、司舞、籥章、掌散乐、典夷乐、典庸器；正一命乐胥、司歌、司钟磬、司鼓、司吹、司舞、籥章、掌散乐、典夷乐、典庸器。[45] 这些乐官全为“春官”之属，其名称除与《周礼》中的乐官微有出入外，可谓全面复古。由于太乐、鼓吹、总章、清商等乐署名称悉被去除，那么西魏末年以至北周管理百戏的机构只能是上引提到的“大司乐”辖下之“掌散乐”和“典夷乐”，这种做法和北齐以鼓吹署典百戏一样，为前代所无。 自上可见，北朝五代在百戏管理机构的问题上呈不断变化的趋势，而这种变化到隋朝统一以后仍在继续。隋朝本是篡北周而立的政权，但其职官制度却不用北周六官那一套，反而更多采用北齐、南陈之制。具体到乐官方面，又恢复了太乐、鼓吹、清商诸署并立的情况，但在百戏管理问题上，却专仿南朝。据《通典·乐二》称： 炀帝大业元年，诏修高祖庙乐。唯新造《高祖歌》九首。仍属戎车，不遑刊正，礼乐之事，竟无成功。而帝矜奢，颇耽淫曲，御史大夫裴蕴揣知帝情，奏搜周齐、梁陈乐工子弟及人间善声调音律凡三百余人，并付太乐。倡优猱杂，咸来萃止。其哀管杂声，淫弦巧奏，皆出邺城之下，高齐之旧曲也。[46] 既云“倡优猱杂”、“淫弦巧奏”，必然包括百戏、散乐在内。由此看来，隋代管理百戏的机构一如南朝四代，就是太乐署。而隋代的这种做法又影响唐朝近百年之久。据《新唐书·百官三》载： 太乐署：令二人，从七品下；丞一人，从八品下；乐正八人，从九品下。令掌调钟律，以供祭飨。 凡习乐，立师以教,而岁考其师之课业为三等，以上礼部。……散乐，闰月人出资钱百六十，长上者复徭役，音声人纳资者岁钱二千。博士教之，功多者为上第，功少者为中第，不勤者为下第，礼部覆之。……（原案：唐改太乐为乐正，有府三人，史六人，典事八人，掌固六人,文武二舞郎一百四十人，散乐三百八十二人，仗内散乐一千人，音声人一万二十七人。有别教院。开成三年，改法曲所处院曰仙韶院。）[47] 从上引看，唐前期的“散乐”、“仗内散乐”正属太乐的管辖范围，而散乐的教习，亦由太常的太乐博士“教之”。因此,这当是承袭了隋朝的制度。这种制度直至唐玄宗时才有了彻底的改变。据《通鉴》载唐开元二年（714）事云： 旧制，雅俗之乐，皆隶太常。上精晓音律，以太常礼乐之司，不应典倡优杂伎;乃更置左右教坊以教俗乐，命右骁卫将军范及为之使。[48] 《通鉴》中提到的“俗乐”主要是指散乐百戏，其时唐之立国已近百载。对于玄宗设立教坊以掌百戏俗乐的过程，唐人崔令钦的《教坊记序》有更为详细的记录： 玄宗之在藩邸，有散乐一部，戢定妖氛，颇藉其力。及膺大位，且羁縻之。常于九曲阅太常乐。卿姜晦，嬖人楚公皎之弟也，押乐以进。凡戏辄分两朋，以判优劣，则人心竞勇，谓之“热戏”。于是诏宁王主藩邸之乐以敌之。一伎戴百尺幢，鼓舞而进。太常所戴即百余尺，比彼一出，则往复矣。长欲半之，疾仍兼倍。太常群乐鼓噪，自负其胜。上不悦，命内养五六十人，各执一物，皆铁马鞭、骨檛之属也，潜匿袖中，杂于声儿后立。复候鼓噪，当乱捶之。皎、晦及左右初怪内养麏至，窃见袖中有物，于是夺气褫魄。而戴幢者方振摇其竿，南北不已。上顾谓内人者曰：“其竿即自当折。”斯须中断，上抚掌大笑，内伎咸称庆。于是罢遣。翌日诏曰：“太常礼司，不宜典俳优杂伎。”乃置教坊，分为左右而隶焉。左骁卫将军范安及为之使。开元中，余为左金吾，仓曹武官十二三是坊中人。[49] 《序》中详细记录了太常散乐与藩邸散乐角技的过程，所谓“倡优杂伎”、“散乐一部”云云，都可看做唐以后人对百戏的另一种称呼。而自玄宗此“诏”一出，唐代百戏的管理机构遂由太常的太乐变而成为内廷的“教坊”。这种现象不但沿续到唐代结束，而且还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唐以后的五代、两宋、辽金、元明各朝包括清初，都有教坊这一乐官机构的设置，而且多数都以管理百戏、散乐为其主要职能。可以说，唐玄宗的措施实际上开启了教坊掌管俗乐的时代，也是北朝至隋唐时期百戏管理机构的最后一次重大变动。 小结 自上考证可见，汉唐时期总计千余年的时间内，一度管理过百戏的乐官机构有乐府、黄门鼓吹、百戏师、太乐署、鼓吹署、总章署、掌散乐、掌夷乐、教坊等。以下列出一个简要的发展流程表以便省览：[50]  通过上表可以看出，汉唐时期百戏管理机构的递变大致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1．乐府为主的管理时代（约前111—前7）；2．黄门鼓吹为主的管理时代（约前33—316）；3．太乐为主的管理时代（约362—714）；4．教坊为主的管理时代（714—907）。 总而言之，汉唐时期的角觝戏、百戏、散乐与古代戏剧形成之关系十分密切，这一点早已被学者在研究中指出了。但是，关于百戏本身却仍有许多问题未有被整理清楚，管理机构问题就是其中之一。有鉴于此，本文对汉唐时期百戏管理机构更迭的具体情况作了初步的考证、梳理和分析，希望能为戏剧史、乐舞史的研究提供一点帮助。至于百戏管理机构如何分派乐人演出、如何布置表演场所、如何吸纳百戏伎艺等问题，不是短短一篇文章所能容纳的，惟俟另文再述。 注释： [1]就笔者所见，只有耿占军先生《汉唐时期乐舞与百戏管理机构的设置》（载《唐都学刊》1999年4期）一文曾论及汉代与唐代百戏管理机构的问题，但可商榷之处颇多，而且也未提到魏晋南北朝隋代百戏管理机构的情况。 [2]范晔撰、李贤注、司马彪撰志、刘昭注补《后汉书》卷五，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05页。 [3]萧统编、李善注《文选》卷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75页。 [4]笔者按，先秦时期《周礼·春官》辖下的乐官“旄人”也掌管“散乐”，由于也溢出了本文讨论的时间范围，兼且古史渺茫，故亦不拟多述。 [5]参见拙文《乐府起源新考》（载《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2009年1期）及陈四海先生《乐府：始于战国》（载《音乐研究》2010年1期）一文。 [6]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卷十九《百官公卿表》，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731-732页。 [7]详细名目可参见《汉书·礼乐志》。 [8]《汉书·礼乐志》，第1073页。 [9]《汉书·礼乐志》，第1075页。 [10]《文选》卷二，第76页。 [11]《文选》卷四十繁钦《与魏文帝笺》李善注引，第1821页。《新论》又有云：“黄门工鼓琴者有任真卿、虞长倩，能传其度数妙曲遗声。”（王应麟《玉海》卷一百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三册第870页引） [12]《汉书》卷八十九《召信臣传》，第3642页。 [13]《后汉书》，第3128页。 [14]刘歆撰、葛洪辑《西京杂记》卷五，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20-21页。 [15]《汉书》卷八十二，第3376页。 [16]《汉书》卷八十二，第3376页。 [17]《汉书》卷二十二《礼乐志》，第1073页。 [18]《后汉书》卷八十九，第2962-2963页。 [19]李隆基撰、李林甫注《大唐六典》卷十四《太常寺》，三秦出版社1991年版，第295页。 [20]《通典》卷二十五《职官七》，第696页。 [21]《后汉书》卷六，第272页。 [22]汉末郑玄为《周礼·旄人》作注时曾云：“散乐，野人为乐之善者，若今黄门倡矣，自有舞。”（孙诒让撰、王文锦、陈玉霞点校《周礼正义》卷四十六，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902页）散乐即百戏，这也可以证明汉末黄门倡仍与百戏师一道管理、演出百戏。 [23]陈寿撰、裴松之注《三国志》卷二，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61页。 [24]《三国志》卷三，第104-105页。 [25]《文选》卷四十，第1821页。 [26]房玄龄等《晋书》卷四，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03页。 [27]沈约《宋书》卷十八，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517页。 [28]关于东晋以至宋齐时期乐官机构的设置与变动情况，详拙文《秦汉至宋金太乐职能演变考》（载《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第11辑，2006年12月），这里只作简单的概括。 [29]萧子显《南齐书》卷十一，中华书局1972年版，第195页。 [30]《南齐书》卷二十八，第519页。 [31]《南齐书》卷十一，第195页。 [32]关于梁朝乐官制度的转变，详拙作《先秦至两宋乐官制度研究》第四章（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兹不赘。 [33]《隋书》卷十三，第302-303页。 [34]关于清商伎乐的问题，详拙文《作为历史概念的清商乐》（载《青海民族大学学报》教育版2011年3期），兹不赘。 [35]《隋书》卷十三，第303-304页。 [36]梁三朝乐第四十四中就提到了“凤凰”伎，下文论北魏百戏时也有“凤皇”伎，因此《凤凰衔书伎》必为百戏中的一种。 [37]《通典》卷一百四十六，第3727页。 [38]魏收《魏书》卷一百九，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828页。 [39]《魏书》卷一百九，第2829页。 [40]关于北魏孝文帝简置乐官、太乐独尊的情况详拙文《乐部尚书考略——北魏宫廷乐官制度之重新考察》，载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编《魏晋南北朝史论文集》，巴蜀书社2006年版。 [41]《魏书》卷八十四，第1862页。 [42]《隋书》卷二十七，第755页。 [43]关于黄门鼓吹与鼓吹署在历史上的演变、更迭，详拙文《汉唐鼓吹制度沿革考》（载《音乐研究》2009年4期）所述，兹不赘。 [44]司马光撰、胡三省注《资治通鉴》卷一百六十六，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5140页；事系于恭帝二年，约公元555年至556年间。 [45]《通典》卷三十九，第1066-1071页。 [46]《通典》卷一百四十二《乐二》，第3620-3621页。 [47]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四十八，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243-1244页。 [48]《资治通鉴》卷二百十一，第6694页。 [49]崔令钦撰、罗济平校点《教坊记》，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页。 [50]笔者案，由于史籍对具体年份多缺乏记载，故表中一般采用“约”数；表中还出现了部分年代的断层，也是由于史料没有明确记载所致，姑存以俟考。 [作者简介]：黎国韬，中山大学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广东广州。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汉唐戏剧新考”（批准号：11YJA751032）；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一五”规划项目“中古戏剧新探”（批准号：GD10YZW01）。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