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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文馆唱和诗》虽然有《四库全书总目》、《四库提要辩证》以及《宋人总集叙录》等重要的“提要”与“叙录”，但其诗集之编纂体例与其锁院的时间、地点、人物、性质、意义都还有尚待探讨、值得考论之处，下文就这些问题一一探析。 一、《同文馆唱和诗》的编集 附录在张耒诗文集中的《同文馆唱和诗》有两个版本，一在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柯山集》卷二十七至卷三十，凡四卷；一在四部丛刊本《张右史文集》卷三十七至卷四十一，凡五卷。 《柯山集》之四卷本，前两卷为古体，五古在前，一组（以韵分组）四首；七古与柏梁体在后，两组分别十九、十三首；后两卷为近体，五律在前，五组一百零六首；七律随后，四组五十五首；最后是七绝，七组二十二首。中华书局一九九九年点校本《张耒集》采用的是这个版本，只是放在卷六十二到卷六十五，作为别集收尾。 《张右史文集》之五卷本，前三卷为近体，后二卷为古体，与《柯山集》恰好相反。有两首五律混到卷三十九的七绝中，有四首五古不在卷四十的七古前，却在卷四十一的柏梁体前。署名邓忠臣等撰、收录在《四库全书》总集类的单行本《同文馆唱和诗》，虽分为十卷,但排列顺序却与《张右史文集》没有区别，正如《四库提要辨证》曰： “此书之有单行本，必是雍、乾间好事之徒从《张右史集》内抄出，而分一卷为两卷，貌为旧本以绐藏书家耳。《提要》不加深考，以为宋时果有此书，遂以舛漏讥《宋志》，岂其然乎？”[1] 首先从分体编集的顺序看，宋诗别集很少将近体放在古体之前，因此四卷本的《柯山集》与《张耒集》更符合宋人体例；其次从各体内唱和诗排列顺序看，《柯山集》与《张右史文集》大同小异，但后者却有两处如前所说的不当，所以四卷本系统也更合理；再从卷次上看，单行本根据《张右史文集》而“分一卷为两卷”时，将同一组诗歌分割到不同卷次，也不符合古人编集习惯，甚至不如《张右史文集》。因此本文选择《柯山集》与《张耒集》的四卷本系统作为论述主要依据，个别字句会参校《张右史文集》与四库单行本。 《四库全书总目》所云“时忠臣等同考校，即其地为试院，因录同舍唱和之作，汇为一编”，固然如《四库提要辨证》所说是误以为后世抄书为宋人编集，但这里有个问题是：宋代《同文馆唱和有无单行本？余氏云：“然吾尝考之尤袤、晁公武、赵希弁、陈振孙诸家书目，及《通志艺文略》、《通考经籍考》，亦皆无其书。且不闻有元、明刻本，直至厉鹗作《宋诗纪事》始选其诗，《四库》据鲍士恭家藏本，始著于录。”的确，前人目录学著作中没有著录《同文馆唱和诗》单行总集，但并非其他文献没有著录。 张表臣绍兴十三年闰四月十八日所写的《张右史文集序》，云其从汪藻、王鈇、何若、秦熺四公处得到张耒诗文“凡百余卷”后，“亟加考订，去其重复，正其讹谬，补其缺漏，定取七十卷，号《张右史集》”，[2]他分体罗列了诗文分体篇目数量，结末列“同文馆唱和六卷”。这“六卷”当时是否是单行本？因张表臣语焉不详，他所编的《张右史集》原貌也不可考，所以很难得知。只是从其单独列出“同文馆唱和六卷”看，似乎这“六卷”就是当时的一个单行本。张表臣将其附录在《张右史集》中，从此就变成了别集附录本，而不再是单行之总集。“尤袤、晁公武、赵希弁、陈振孙诸家”可能就因此而没再关注此事。 当时“六卷”若非单行本，那《张右史集》中所录，则可能就是张表臣所编，若是他编集，也定有个底本。他的底本从“四公”得来，而“四公”又从何而得？无从考证。定是参与唱和的某个人或某几个人编集而成，或是张耒，或是邓忠臣，或是其他人。唱和集按体分卷、按韵分组排列，并未突出某个个人。但无论如何，张表臣之前或从张表臣开始，已有“同文馆唱和六卷”存在。 无论是别集附录本，还是总集单行本，《同文馆唱和诗》都没有得到后世太多的关注。有关同文馆这次锁院的其他文献记载也十分罕见，连具体到年月日的《续资治通鉴长编》对此次考试锁院也只字未提，这使得此次锁院显得十分隐秘，影响到我们对整个锁院唱和的认知度。 二、同文馆锁院的起止时间 《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八六《同文馆唱和诗》之提要已经考证出此次锁院在元祐二年，《四库提要辩证》更进一步考证其在此年秋天。具体的起止日期是否能够考察？ 几乎没有什么集外资料可以说明同文馆锁院的起止日期，而《同文馆唱和诗》的大量诗歌却具有极为突出的自证性和互证性，可以提供今人所需的信息量。 从邓忠臣《重九考罢试卷书呈同院诸公》所云“了无一事犹深锁，辜负东篱菊品浓”看， 蔡肇《漫兴成章屡蒙子方宠和更辱赠句辄用奉酬》云“礼闱联事几三月，词客悲秋共一音”，此诗写于重九之后、开院之前不久。由“几三月”上推，则锁院当在六月十九日或其后，亦即在六月中下旬之间。邓忠臣“忆昨三年田舍中，六月正服农家苦”，之所以谈到前三年的“六月”，自是从眼前之“六月”生发出感想来的。 六月中下旬锁院之说，从诸公有关“初伏大雨”的唱和中，可以得到证实并能够推论得更为精确。由张耒首唱的《初伏大雨戏呈无咎》，应该是《同文馆唱和诗》中最早的一组诗歌。张之首唱与晁补之、曹辅、邓忠臣、蔡肇四人之和诗，共八首，当均作于入试院前后。从晁补之“蓬山西邻九轨路，三月街晴叶吹土。直庐凿牖面宫垣，青壁崭崭看垂雨”，说明这场大雨来时，他还在秘书省[3]值班。这首和诗在他的《鸡肋集》中题为《次韵文潜馆中作》，[4]更能说明大雨时尚未入锁院。 初伏第一天是夏至后的第三个庚日，元祐二年五月十三甲子是夏至，经过庚午（五月十九）、庚辰（五月二十九），六月辛巳朔（六月初一），第三个庚日是庚寅即六月初十，亦即初伏第一天。初伏第十天，便是第四个庚日即庚子（六月二十），这天又是中伏的开始，即中伏日。晁补之诗结尾云“但忧伏日细君须，割肉无缘俟归俎”，则说明到中伏日时，诸人已经得到锁院通知、业已入试院，无法回家过节了。由此可以确定锁院在大雨之后、六月二十之前。[5] 张耒“快洗晩空作晴碧，三更月华清万户”，说明初伏的那场大雨在傍晚时即下即停，是典型的夏日阵雨。而诸公的入院时间和情状是：“东门骢马止行行，被诏秋闱阅俊英。三岛隔云天北极，万灯明路国西城”（邓忠臣）；“天街落日走鸣珂，咫尺衡门不许过。催去据鞍犹鹤望，争观夹道已云罗”（张耒）；“天街初月映天河，拜敕东华走马过”（晁补之）；“午门钥入断人行，禁漏稀微出迩英。齐拜敕书期老仗，并驱驺御出西城。喧哗灯火看如梦，关锁官曹只寄声”（蔡肇）；“云龙九阙晨书诏，灯火千门夜出城。潇洒庭除当月色，稠重幕帘断人声”（孔武仲）。五人的描述，都说明他们是在日落天黑、华灯初上时进入锁院的，他们均未提到雨后，则说明他们入锁院不是在下雨后的那个傍晚，而是在另一个傍晚。结合晁补之诗中那句无法回家吃伏日肉的尾联，可以推断是十九日傍晚下雨，二十日一早，他们上朝接到诏书，傍晚入锁院。蔡肇所云“昨朝东门同拜敕，玉齿犹残道中语”，即说明他与张、晁、邓等人关于“初伏大雨”的唱和尚未结束，就接到锁院之诏书，因此他们在道路上还在谈论着唱和诗歌。 关于“初伏大雨”的唱和，从蔡肇的“次韵文潜丈”始及其以下的十一首同韵诗，才明显是锁院后所写，蔡肇所云“闭门十日无一事，坐对空庭秋叶舞”，则可见他们进入锁院之后最初十天都无事可做，才继续步韵和诗再续前缘。将“初伏大雨”一组唱和收录其中，其实也证明大雨在入院前一天傍晚，而有关大雨的唱和诗歌在第二天入院后还在继续。这样说来，《四库提要辩证》的“秋天”说，不够准确。锁院是盛夏中伏日就开始了。 元祐二年七月庚戌，是朔日又是立秋日，中伏日后的第十天便是秋后末伏的开始，所以张耒[6]有“忽惊秋近梧桐落”之语，曹辅《呈邓张晁蔡》云“九人同日锁重闱，一夜涛声卷秋雨”，都谈到“秋”，与中伏日前下雨而中伏时间较短有关。柳子文“重闱几日锁清秋，酬唱新篇乱如雨”，以“秋日同文馆”为题为首句的多首诗歌，似乎都强调此次锁院在秋天，但实际上，是在立秋前十天。 张耒“来时汗流今雨霜，重门事严御史章”，可知此次锁院的时间漫长。科考锁院一般是五六十天，而此次锁院“几三月”近九十天，在科举史上怕是少见。或许是因为元祐更化初期，旧党内部对科场 “更化”的意见还不统一造成的。当时司马光、吕公著等人主张沿袭熙宁元丰以来的经义考试，只是不再使用《三经新义》、《字说》，而苏轼、孔文仲、刘挚等人建议加上熙宁元丰废除的诗赋，一时争议纷起，[7]尚无定论，锁院正在等待朝廷的决策，引试日期也推迟。[8]余幹写在蔡肇《次韵文潜丈》之后的次韵诗云“后朝便足阅英才，为指帡幪设千俎”，说明入院十三四天后才引试。 三、同文馆承载的对外政策“更化”消息 同文馆在汴京城西，本是招待高丽使节的场所，元祐二年临时用作试院。王应麟《玉海》卷一百七十二熙宁同文馆云：“在延秋坊，熙宁中置，以待高丽使。七年正月，以内臣掌之。”“以待高丽使”后有注“舍宇一百七十八间”，可知其规模之大，而如此多的房间也足够一场大型考试使用。 邓忠臣“馆阊阖外西城隍，书槖迫遽不及装”，描述了同文馆所在具体的位置以及他们匆忙赴馆的情状。同文馆在阊阖门外西城隍庙附近，比只说延秋坊还精确细致。柳子文在试院期间，写道“庭木何年植，窗尘异域题”，并自注云：“高丽人馆此，书字尚在。”呈现了同文馆当时的环境与曾经的历史。邓忠臣“人闲聊假诗书乐，地远还闻市井声”以及商倚“图书堆枕畔，歌吹隔墙隈”，都说在馆内仍能听见“市井”、“歌吹”之声，可见同文馆并未远离“人境”，是个热闹的所在，只是锁院中的人不能享受那份热闹而已。 《四库提要辩证》认为“高丽使不常至，其地空闲，故借以为试院”。[9]而事实上，“高丽使”并非不常至，同文馆也并非一直“空闲”。同文馆此次被用作试院，其实透漏出元祐更化时期朝廷对待高丽政策的变化。蔡肇诗“万里夷王子，曾听若木鸡。泛舟沧海外，授馆国门西。琛币来重译，车书想旧题。苍梧弓剑冷，云雨泣芝泥”，涉及到的便是朝廷与高丽关系今昔变化。 宋神宗变法时期，十分注重对外特别是对高丽的政策，所以熙宁中专修同文馆以厚待高丽使节。朱彧《萍洲可谈》卷二云：“京师置都亭驿待辽人，都亭西驿待夏人，同文馆待高丽，怀远驿待南蛮。元丰待高丽最厚，沿路亭传，皆名高丽亭。高丽人泛海而至明州，则由二浙溯汴至都下，谓之南路；或至密州，则由京东陆行至京师，谓之东路。二路亭传一新，常由南路，未有由东路者。高丽人便于舟楫，多赍辎重故尔。”络绎不绝的高丽使节时常到达京师，同文馆在元丰间门庭若市的情状可以想见。 元祐更化初期，旧党不少人都认为神宗时期待高丽人过厚而引起不少弊端，因此提议改变对高丽的政策，苏轼、苏辙是持这一观点的代表，他们多次上奏朝廷，如《栾城集》卷四十六《再乞禁止高丽下节出入札子》云“臣近奏乞裁损同文馆待高丽条例”即是其中之一。所以元祐时期，朝廷不再厚待高丽使节，同文馆也因此风光不再，才被用作试院。蔡肇在元丰期间积极追随王安石，支持变法，所以他在诗歌尾联通过高丽人对神宗的哀悼，表达了他自己对神宗的思念，也传达出他对王安石以及变法的深厚感情。其他考官几乎不提及同文馆这段相距并不太遥远历史，或许是在有意回避，或许是并无感情，因为张耒、晁补之都才做了苏门学士不久。 同文馆后来似乎像是巧合地成为旧党的一个符号，“最后起同文馆狱，将悉诛元祐旧臣”,[10]就将这个地方与元祐党人更紧密联系到了一起。 四、参与及未参与锁院唱和的试官 据柳子文“毛遂未至空连房”句注：“同舍十九人，余独后入。”则知相继入锁院的试官有十九人。参与唱和的十三人中，邓忠臣（？—1106或1107？[11]）、蔡肇（？—1119）、晁补之（1053—1110）、张耒（1054—1114）四人唱和最多，在二十首以上；余幹（生卒不详）、曹辅（生卒不详）、李公麟（1049？—1106）、柳子文（？—1099？）、商倚（生卒不详）、耿南仲（？—1129）六人居中，在十首以上；孔武仲（1041—1097）、温益（1038—1103）、向□（生卒不详）三人唱和不多，孔二首，益、向均一首。[12] 十三人外，还有三名未参与唱和的试官姓名可考。据邓忠臣“喜陪群彦集，通籍在金闺”自注云：“属彦常、彦思、元忠、器之、文潜、无咎。”其中彦常即孔武仲，文潜、无咎即张耒、晁补之，而彦思、元忠、器之当为十九人之三。彦思当是赵睿,[13]熙宁六年进士。元忠当是孙朴，为孙固之子，郑州管城人。[14]器之当为刘安世，亦是熙宁六年进士。[15]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百九十三：“（元祐元年十二月）庚寅（初七），朝奉郎毕仲游、赵挺之并为集贤校理，承议郎行军器监丞孙朴、承议郎行太学博士梅灏、奉议郎张舜民、奉议郎礼部编修贡籍赵睿，并为秘阁校理；宣德郎详定役法所管勾文字李籲、承议郎盛次仲并为校书郎；试太学录张耒、试太学正晁补之，河南府左军廵判官礼部编修贡籍刘安世、和州防御推官知常州晋陵县丞李昭玘、宣德郎陈察并为正字,仍今后除校理已上职，并出告。仲游等十三人,并以学士院召，诏充选也。”赵睿、孙朴、刘安世与张耒、晁补之同时被召试充馆职。此次所授馆职为此次秋闱锁院试官的主力军，所以商倚才有这样的诗句：“宝玉荆山尽，文星禁掖稀。”并自注云“馆阁诸公多集于此”。由此段话可知，入锁院时，赵睿、孙朴为秘阁校理，张耒、晁补之与刘安世均为秘书省正字。 五、此次锁院性质：吏部选人还是发解试 余嘉锡《四库提要辩证》认为此次“同文馆所试乃吏部文武选人”。[16]其根据有二：一是晁补之《鸡肋集》卷十五《试院次韵呈兵部叶员外端礼并呈祠部陈员外元舆太学博士黄冕仲》“文武中铨集，丹铅百卷堆。豚鱼聊可辨，皮弁不应恢”之自注“左选试经义，右选试兵策”，且云：“此诗之后，才隔九首，即《次韵邓正字慎思秋日同文馆诗》，明系作于同时。”既然“才隔九首”，为何不收录唱和集中？不收入唱和集中，如何敢判定其“明系作于同时”？若“才隔九首”便为同时作，那么其间的八首当亦是同时作？显然不是。“才隔九首”而不在唱和集中的诗歌，当然没有唱和集中的诗歌更靠得住。而且此诗诗题所言之叶端礼、陈元舆（轩）、黄冕仲（裳），均不在同文馆唱和的十三人之列，也无其他材料说明他们参与了这次锁院，所以很难确定此诗说的是此次考试。[17]二是“若所试者为进士，纵贡院未成，亦当就太学为试院，不当借同文馆也”。事实上，进士科（诸科常与进士科同时考）的省试一般不会借用同文馆，但若是国子监或是开封府的进士科之发解试则很可能会借用同文馆。因为“各地发解试的考试，都集中在州府治地举行，但在宋代，州府却长期没有专用的考试场所，多是临时借学宫或佛寺为之。州郡贡院（又称试院），到北宋末方才建立”。[18]既然是借用，国子监或开封府的发解试当然也可以借用“学宫或佛寺”以外的同文馆。 其实关于此次锁院所试之性质，《同文馆唱和诗》中有相当多的诗句可以证明其并非是“吏部”铨选“文武选人”，而是“秋闱”。邓忠臣“被诏秋闱阅俊英”、“秋闱深锁觉愁多”，张耒“秋闱何幸相握手”以及柳子文“秋闱得暂依”，都明确说他们这次锁院是发解试，因为“秋闱”是全国性科考三级试之发解试的专用术语。据柳子文“万户争看榜，三年此一开。异时千载遇，此日四方来”看，此试为英宗治平二年所定三年一开科的科举常例考试。[19] 耿南仲“由来京邑贡，正合冠多方”，是说京畿之地解试所贡的举子，其水平历来是全国各地解试之冠，正说明此次考试就是开封府的发解试。[20]李公麟有几首诗云“雍畿兹吁俊，元祐看新魁”、“门通三级峻，桂露一年香。庆及飞龙旦，同歌庶事康”、“吁俊天畿合辟雍，……龟列春庭先壤奠，龙飞天路得云从”，反复明确地强调，这次秋闱是哲宗登基后的第一次科考，即龙飞榜的初级考试，也即元祐三年省试（春闱）、殿试之前的解试。 与此次秋闱相关的是同时锁院而开院更早的别头试，黄庭坚参与了这场于武成宫举行的别头试的考校工作。[21]邓忠臣《重九考罢试卷书呈同院诸公》诗注云“是日别试榜出，亲友亦有预荐者”，可知别头试 六、此次发解试之更化意义及试官们的态度 作为哲宗登基后的首次开封府发解试，具有科场更化尝试意义，参与唱和的试官们对此有比较明确的认识。如柳子文《初入试院》即云“上国擢材初改辙”，他很直白地指出这次“上国”即首善之区的解试，承载着科场更弦改辙的意义，要更改的是神宗时期的考试内容以及方向。旧党从元丰末元祐初就已经开始全面改变“新法”，而且势头猛烈，科场涉及到人才选拔与培养，当然是其更化的首选重点，因此尽管旧党内部改革的意见尚未统一，士子的学习内容方法尚未改变，但“更化”已经迫不及待地需要推行了。柳子文作为苏轼、苏辙的堂侄女婿，已经从他们那里得到了不少相关的信息，而张耒、晁补之也早在入馆阁前就熟知了二苏的主张。孔武仲更是科场改革的急先锋。商倚云“盛世文章由此变，坐看风俗反醇浓”，更指出这次解试的深层意义：不仅仅只是科场的更化，而且还是文坛风气、社会风俗的更化。晁补之“搜才赖公等，要助俗成康”，也将这次为国“搜才”，看成是促使民风民俗焕然一新的行为。 既有如此的认识，多数试官都充满信心，决心为“更化”贡献个人的力量，如柳子文“上国擢材初改辙，众心督战亦乘城”，就愿意为其尽心尽力，他还说“浩歌激烈元非狂，正逢圣主开明堂”，表现出激情狂烈的精神。邓忠臣“逢辰强思报，矫首咏明康”，也表达了明时感恩图报之情。孔武仲最为坚定，他说“欲把尘埃补山岳，宁辞羽翮寄罝罗”，为了这场科场革新，他自愿牺牲个人自由。诸人之中，蔡肇的态度较为特别。尽管他也认为这次考试是“奎壁重开照，琳琅尽得归”、“诸彦联翩入，斯文迤逦回”，但他另一诗也云“明时勤选擢，间设誉髦场。该学添《三传》，微能及《九章》。静无桃叶唱，清有菊花香。解我幽忧病，惟应赖杜康”。既然一切都顺理成章、完美无缺，他何以“幽忧”呢？作为王安石新政的支持者、元丰年间的进士，蔡肇实际上对这次科考改革抱着忧虑且审慎的态度。事实上，参与唱和的十三名试官，除了孔武仲是嘉祐八年进士，曹辅未中进士，温益、向及第年限状况不可考外，其余九人也都是熙宁、元丰间的进士，他们虽然能够认识此次解试的意义，但若全盘否定熙宁元丰，就等于说全盘否定他们自己的教育，所以他们也都不像孔武仲那样激进，而较为保守审慎。 蔡肇云“该学添《三传》，微能及《九章》”与“即今文学科卜商，赤刀大训在西房”，透露出一点考试信息，熙宁元丰间废弃的《春秋三传》与《九章》所代指的诗赋及“文学”都可能在这场考试中加入了。作为王安石的弟子，蔡肇对此种变化比其他人敏感。仅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百六十四到卷四百零五所载，元祐元年元月到二年九月，正是旧党积极废除新法、旧党内部洛蜀朔党争渐起且激烈之时，而来自不同阵营的邓蔡张晁等十三人，封闭于锁院，能悠游唱和，实在是难得的和谐。 处于元祐更化时期的开封府发解试，被赋予了科场更化的尝试性质，为元祐三年苏轼知贡举之春闱改革奠定了基础。有关同文馆锁院唱和的文献很少，但唱和诗具有超过独吟诗很多的自证性与互证性功能：一题多首唱和诗歌提供的信息量显然大于一题一首，多题多首唱和诗之间提供的信息互相参照，这一优势有利于学者深入研究唱和诗，而我们却常常忽略了唱和诗这个显而易见的优势。 注释： [1]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1561页。 [2]《张耒集》，李逸安、孙通海、傅信点校，附录《东湖丛记》卷一，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第1021页。所引《同文馆唱和诗》的诗句，均以此集为底本，并参校其他版本，不一一写出诗题。 [3]元丰五年将崇文院与秘阁合并称秘书省，在左升龙门里，其变化迁移情况，详参陈元锋：《北宋翰苑馆阁与诗坛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14－15页。 [4]晁诗以及当时唱和者称秘书省为“馆中”，同文馆为“试院”。 [5]据张培瑜：《三千五百年历日天象》，郑州：大象出版社，1997年。又《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百零二云：元祐二年六月“甲午（十四日）诏以大热，权停在京工役三日”，又补充云：“《御集》六月十三日。”可知在十三、四日前后尚大热无雨。那么，大雨当在十五日到二十日之间。 [6]此诗作者，《同文馆唱和诗》单行本与《坡门酬唱集》卷二十二均作“张耒”，而《柯山集》与《张耒集》作“曹辅”。当作张耒，因为曹辅锁院前不在秘书省。 [7]详参祝尚书：《宋代科举与文学》，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 54页。 [8]参看彭百川《太平治迹统类》卷二十七：（元祐三年）十一月庚申，三省奏检会元祐元年闰二月二十二日指挥将来科场且依旧法施行；四月十二日指挥仍罢律义；六月十二日指挥将来科场程序不得用《字说》，并用古今诸儒之说或已见，即不许引用申、韩、释氏之书，考试官不得于老、列、庄子内出题。”可以看出科场规则内容一直在变化之中。 [9]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第1560页。 [10]《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百九十五哲宗元符元年。 [11]《直斋书录解题》卷十七云其“崇观间卒”。 [12]对十三人的详细研究，另撰《同文馆唱和诗人事迹考补》一文，此处不详谈。 [13]周必大《文忠集》卷五十《跋鱼计亭赋》云：“又明年二月，（宇文黄中）为荥阳赵公睿作《鱼计亭赋》，引物连类，开阖古今，深得东坡、颍滨之笔势。适有天幸，出入侍从、身名俱荣者，俱好文之主也。赵公字彦思，熙宁六年进士，当元祐初，英俊聚朝，以奉议郎、礼部编修贡籍首，与孙逢吉彦同作《职官分纪序》。” [14]《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百八十哲宗元祐元年六月注云：“孙朴，固子。”孙固字和父，《宋史》三百四十一有传。孔凡礼《苏轼年谱》第749页有孙朴相关资料。 [15]据《宋史》卷三百五十六、《东都事略》卷九十四以及《郡斋读书志》卷五下可知：刘安世，字器之，大名人，少师事司马光，熙宁六年登进士第。哲宗立，司马光举安世充馆阁之选，除秘书省正字。 [16]参见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第1560页。祝尚书《宋人总集叙录》第58页同意此说。 [17]似是元祐三年春闱锁院，叶端礼不可考，陈轩与黄裳都在其中，当时也有武举。 [18]祝尚书：《宋代科举与文学》，第133页。 [19]《文献通考》卷三十二引《宋登科记》云：“英宗治平二年，始诏三岁一贡举。” [20]柳子文“槐花举子促书囊，成均贡士贤登乡”，所云“成均”，是国子监别称。据《宋代官制辞典》（中华书局，1997年，第344页）：“元丰新制后，国子监执掌国子、太学、律学、武学、算学五学之政令与训导事，以及刻印书籍等。”并不单独进行“五学”的发解试，这里可能指国子监执掌的“五学”士子也参与了开封府的发解试或别头试。 [21]见《山谷年谱》卷二十二《次韵徐文将至国门见寄》注云：“诗中有‘槐催举子着花黄’之句，盖是岁秋试。……已上皆武成宫试闱所作。” [22]晁补之有《送八弟无斁宰宝应》等与八弟相关的诗歌。详参张剑：《晁说之研究》，北京：学苑出版社，2005年，第38页。 [作者简介]：吕肖奂（1965—），女，河南灵宝人，四川大学俗文化研究所教授。 [基金项目]：2011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宋代唱和诗歌文化研究”（11BZW048），2009年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项目（NCET－09－0569）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