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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国民文学时代之“文学”历史主义研究的发生 在西方，与启蒙运动相伴而生的文学上之狂飙运动（浪漫主义）到了19世纪中叶渐趋落潮，现代意义上的“文学”观念亦逐渐定型。因此，福柯说“文学”的确立不过是19世纪后期发生的事情。而同样是诞生于19世纪的以进化论和实证科学为根基的历史主义思潮以及现代民族国家的出现，则导致了对文学加以规范化的国别文学史的大量产生。这种崭新的文学史编撰体制，意在通过回顾文学的历史以寻找“国民”的心声，从而凝聚作为民族国家之主体的国民意识。因此，我们可以说19世纪后期已然进入到一个“国民文学”的时代，而文学史书写的兴起和发展乃是适应这个时代要求必然发生的一种学术制度构建。 这种文学史制度建构发源于欧洲，正如现代民族国家最早出现于西方一样。它的源头大概在德国作家赫尔德的《民歌中各族人民的心声》（1779）之中，赫尔德主张从诗歌与民族、地理、历史之间的关联入手来研究文学史。这预示了泰纳种族、时代、环境三位一体之国民文学史的诞生。泰纳的《英国文学史》（1869）是一部典型的寻找民族或国民精神认同的文学史叙述，他强调一个种族具有天生和遗传的倾向，这些倾向因民族的差异而不同，它体现在民族世代传承的伟大文学中，成为一国国民区别于他国他民族的标记。而时代精神和地理环境则是铸成这种文学民族性的另外两个原因或外部压力。到了勃兰兑斯的《十九世纪文学主潮》（1890），则更明确把民族文学视为“国民性的文学”，坚信“一个国家的文学，只要它是完整的，便可以表现这个国家的思想和感情的一般历史”。[1] 以国民文学的视野来观察文学的历史，要求建立一套全新的阐释架构。它试图颠覆以往分散的、文言的，以帝王将相、绅士淑女为主体的文学叙述，重新建立起以一个核心民族尤其是代表该民族大多数的平民之口语化文学创作为核心的，即以戏曲小说为主体的所谓国民文学史。这种口语白话文学对抗文言古典文学的方式，也可以称为对以往雅与俗文学关系的价值颠倒。如果说，这样一种全新的文学史编撰体制诞生于19世纪后期的欧洲，那么，它的传入欧洲以外地区如东亚的日本和中国，则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我们阅读周氏兄弟20世纪初留学日本时期的文章，便可注意到他们已经接触了大量的西方文学史著作，如泰纳的《英国文学史》、勃兰兑斯的《十九世纪文学主潮》、利特耳《匈牙利文学史》等，并且强烈地感受到了文学史背后民族精神的兴亡和国民意识的凝聚。 日本和中国同样在19世纪中叶面临到西方列强向全球扩张的冲击，而在世界进入帝国主义时代的1870年代前后开始民族独立和主权国家建构的历程。如果说，日本经历明治维新而于1880年代前后其现代国家的制度建设基本成型，伴随着征兵和教育等一系列现代制度的确立以及“言文一致”运动的展开而迎来了国民时代学术文化的大发展，那么，中国也是在稍后的时期经过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而有了现代主权国家的雏形，从而推动了五四新时代思想学术的兴起。仅就文学史这一编撰体制的建立而言，在日本，与芳贺矢一《国文学十讲》《日本文学史》《国民性十论》（1907）和津田左右吉《文学上所见国民思想的研究》（1916）等有关日本文学史的著作大量涌现同时期，也开始出现了汉学家有关中国文学的历史著作，如笹川临风《支那文学史》（1899）、久保天随《中国文学史》（1904）、狩野直喜《支那文学史》（1908年讲）《支那小说史》（1916年讲）《支那戏曲史》（1917）等。这中间，中日在现代化进程上的一二十年落差导致了下面这样一个特殊现象，即中国有关本国文学史的建构与先一步实现了学术之现代转换的日本汉学（支那学）之有关努力几乎是同一时期发生，并于20世纪初在彼此影响相互切磋之中共同建构起了中国文学史的编撰体制。我们需要打破以往比较文学研究中影响比较视野下“日本影响中国”这一单线的观察视角，而看到交互影响的历史复杂性并建立起在世界和东亚范围内观察中国文学史编撰体制建构过程的复线视角。 以中日之间有关元曲及明代以降的通俗文学研究为例，王国维的存在便是一个重要的象征。《宋元戏曲史》的单行本虽出版于1915年（商务印书馆），但王国维的元曲研究早在1907年便已开始，1911年至1916年寓居京都期间，更与日本汉学家多有交流，甚至对京都学派产生巨大影响。[2] 我们先来看同时代的读者傅斯年，在评王国维《宋元戏曲史》的文章中，是如何敏锐地道出了此类全新的文学专史出现于民国初年的时代意义和价值的。这便是，发现和书写历史上的“新文学”即“国民文学”或曰“俗文学”，以呼唤时代文学的发展；同时参照中外文学的历史，根据文学史自身的“体制”撰写“科学的文学史”。傅斯年说： 宋金元明之新文学，一为白话小说，一为戏曲。当时不以为文章正宗，后人不以为文学宏业；时迁代异，尽从零落，其幸而存者，“泰山一毫芒”耳。…… 研治中国文学，而不解外国文学，撰述中国文学史，而未读外国文学史，将永无得真之一日。以旧法著中国文学史，为文人列传可也，为类书可也，为杂抄可也，为辛文房“唐才子传体”可也，或变黄全二君“学案体”以为“文案体”可也，或竟成《世说新语》可也；欲为近代科学的文学史，不可也。文学史有其职司，更有特殊之体制；若不能尽此职司，而从此体制，必为无意义之作。[3] 傅斯年所言《宋元戏曲史》之划时代意义，正道出了20世纪伴随着现代民族国家的建制而要求科学的国民文学史之出现的时代趋势。而在历史主义之科学态度和建构国民文学史这一全新的意识上，王国维与日本汉学家尤其是京都学派的学者们达到了一致的契合。他寓居京都期间与日本同行的多方面交流，则象征性地呈现了20世纪初叶中日两国学者共同建构中国现代“科学的文学史”之壮丽的景观。例如，盐谷温在《支那文学概论讲话》[4]第5章讲到戏曲研究时，就提到日本学者着其先鞭而开创研究俗文学（国民文学）的新时代，中国学者王国维则出手不凡而给日本以重大影响的事实。 词至南宋而极盛一时，遂转而为元曲，于中国文学史上放射出灿烂光芒。世上之文学史家将汉文、唐诗、宋词、元曲相并称，赞此四者为足以代表时代之所谓“Epoch－making”的大文学。然我国历来虽于汉文和唐诗研究上十分盛行，至宋词元曲研究却付等闲。作为我国之词曲研究者则前有田能村竹田、后仅有先师森槐南博士。……至近年，则中国本国亦曲学勃兴，曲话及杂剧传奇类的刊行不在少数，而吾师长沙叶德辉先生及海宁王国维君则为斯界之泰斗。尤其王氏有《戏曲考原》《曲录》《古剧脚色考》《宋元戏曲史》等有益之著作。王氏游寓京都以来，我国学界大受其刺激，自狩野君山博士始以至久保田髓学士、铃木豹轩学士、西村天囚居士及亡友金井君，均于斯文造诣极深。或对曲学研究发表卓见，或竟先鞭于名曲之翻译介绍，而呈万马奔腾之盛况。此前，明治三十年笹川临风学士刊行《支那小说戏曲小史》在先，后有幸田露伴博士之《元曲选》解说及森川竹磎学士之《词律大成》二十卷，皆为煞费苦心之作。近又有今关天彭氏著《支那戏曲集》。[5] 据此，我们足以肯定地指出：20世纪最初20年间乃是中日学者在“国民文学”的崭新观念下共同建构全新的中国文学史（包括各种文类专史）编撰体制的时代。其中，思想方法上的相互切磋彼此学习和文献资料上的互通有无彼此参照，这样一种学术交流的时代盛况值得我们记忆。同时，在考察20世纪中国文学史编撰体制的确立过程并思考其思想史意义的时候，或者研究近代中日学术交流史之际，这样一种历史大背景应该是我们思考的基点。 众所周知，在现代中国学术思想史上有一桩所谓“鲁迅抄袭盐谷温”的公案，自1926年初事件发生以来直到新世纪的今天，依然有人议论纷纷。但在我看来，当年与《语丝》派交恶的陈源教授仅凭道听途说而对鲁迅的诬陷，早在1927年6月君左译出盐谷《支那文学概论讲话》中的小说部分并刊载于《小说月报》第17卷号外“中国文学研究”中、以及孙俍工的全译本于1929年出版之后，已经不攻自破。新世纪以来，虽依然有人借此话题攻击鲁迅，但也出现了一些从学术史和翻译传播的视角做脚踏实地之研究的论文。前者如鲍国华《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与盐谷温〈中国文学概论讲话〉——对于“抄袭”说的学术史考察》[6]，后者如牟利锋《盐谷温〈支那文学概论讲话〉在中国的传播》等，都是可贵而有益的学术努力。尤其是鲍文，不仅依据新史料进一步梳理“抄袭”谣言的生成过程与复杂背景，且着力论证了两者在“概论”重文体和“史略”讲变迁的文学史编撰体式上的同异，令人耳目一新。然而我注意到，即使是鲍国华的论文也仍然没有摆脱只强调“日本影响中国”的单线思维[7]，在论述鲁迅《史略》盐谷温《概论》之文学史体制上的不同时，并没有结合“民国文学”的时代大背景，来讨论他们如何共同颠覆了以诗文为正宗而轻视小说戏曲的传统文学观弊端。 鉴于此，我不再纠缠于“抄袭”公案的细节本身，而将从“国民文学”时代中日学者共建全新之中国文学史编撰体制的大视野出发，重点讨论鲁迅与盐谷温之间学术上相互认同彼此借鉴的互动关系，在确认他们的著作分别于对方国家得到传播而产生影响的情况之际，尤其注意考察《史略》在日本翻译的过程，以立体地呈现中日两国学者相互交流的学术史盛况。与此同时，我还将全面介绍盐谷温作为20世纪日本重要的汉学家其学术思想演变的内在理路，包括其政治立场上的复古之儒教意识形态与日本帝国殖民主义的内在关联，从而阐明1930年代之后鲁迅何以不再与盐谷温交往并对其有所批评的深层原因。我认为，这样一种既看重其学术上的交往关系又不忘其背后之文化政治的批判性视角，对于深入理解中日近现代学术交流史乃至两国关系史，乃是非常必要的。 二、鲁迅与盐谷温学术交往始末 盐谷温（1878－1962）出生于以史学为家学的一个日本汉学世家，字士健，号节山。早年接受过严格的传统儒学教育，承袭盐谷家“素读”（背诵）家法，5岁起始背诵四书五经[8]。1902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文科大学汉学科，1906年始任东京帝国大学副教授，成为该校“支那文学讲座”科目的最早教员。上任伊始，便得到明治政府海外留学派遣令，于年底赴德国慕尼黑大学及莱比锡大学学习。在德国时间，曾听讲《老子道德经》《礼记》等课程。但就后来成为其学术志向的中国通俗文学尤其是戏曲小说研究而言，盐谷温当时更多受到了英国汉学家瞿理斯和德国汉学家葛鲁贝分别出版于1901年和1902年的《中国文学史》启发。至此，形成了以德国文献校勘学和历史比较语言学为根基的汉学研究方法，以及将戏曲小说等口语俗文学置于核心位置来观察中国文学历史的“国民文学”观念。 盐谷温获得的海外留学时间为期四年，为了习得中国文化的必要知识，他结束在德国的留学后又于1909年秋转道赴清朝中国，先在北京做为期一年的汉语学习。这期间，他遇到王国维并获赠王氏的《戏曲考源》《曲录》等著作，成为他日后完成博士论文《元曲研究》的重要指南。1910年冬赴长沙，拜叶德辉为师学习词曲。在湘期间，他还曾拜见硕学大儒王闿运、王先谦、瞿中唐等。王先谦劝其研究经史，盐谷温则婉拒，表明自己欲开拓中国文学研究的新生面而志在戏曲小说方面。另，曾深入钻研《西厢记》、《琵琶记》、《牡丹亭》、《燕子笺》、《长生殿》和《桃花扇》等经典曲目，奠定了其后中国文学研究的深厚基础[9]。1912年结束留学生活回国后，始在大学开设“支那文学概说”、“支那戏曲讲读”等课程。而1917年夏季所做大学公开讲演《支那文学概论》，后整理出版名为《支那文学概论讲话》（1919），乃其传世的学术代表作。1920年，盐谷温以《元曲研究》获得文学博士学位，并于同年晋升为教授[10]。《东京大学百年史》称：中国文学之研究及教育初具规模和成果，乃始于盐谷温。 在盐谷温留学中国发现戏曲小说的文学史价值之际，鲁迅也正在默默地“钩沉”古小说材料。我们观其发表于1912年的《〈古小说钩沉〉序》，发现鲁迅在说明“余少喜披览古说，或见讹敓，则取证类书，偶会逸文，辄亦写出”的趣味喜好同时，也看到了小说之“况乃录自里巷，为国人所白心”[11]的性质。考虑到留学日本时期已经大量接受西方“国民文学”的思想熏陶，我认为此时的鲁迅已经对中国小说的历史有了新的认识。当然，从20世纪全新的中国文学史编撰体制之确立过程来讲，他的小说史观乃至文学史观的体系建构还要等到1920年开始承担北京大学的小说史课程并着手编辑教材之时。换言之，鲁迅与盐谷温治文学史的学术路径虽或有不同，但都是自20世纪初便开始着手，一样在1920年前后推出传世著作，并参与了新时代中国文学史编撰体制的建构。 这里，我们首先要以《中国小说史略》和《支那文学概论讲话》为中心，确认两作者围绕小说史研究而建立起的一段不深不浅的因缘关系。周作人曾回忆：“豫才因为古小说逸文的搜集，后来能够有《小说史略》的著作，说起缘由来很有意思。……那时我在北京大学中国文学系里当‘票友’，马幼渔君正做主任，有一年叫我讲两个小时的小说史，我冒失的答应了，回来同豫才说起，或者由他去教更为适宜，他说去试试也好，于是我去找马君换了什么别的功课，请豫才教小说史，后来把讲义印了出来，即是那一部书”。[12]这是鲁迅编撰小说史的契机和起始。现代民族国家制度之基本的教育制度，特别是以培养新国民为终极目标的大学教育其科目上的需要催生了文学史编撰这样一种学术体制，这是19世纪后期以来的全新现象，各国莫不如此。 眼下的问题是，盐谷温《支那文学概论讲话》由东京大日本雄辩会出版于1919年5月15日，鲁迅于何时以怎样的渠道接触到该书的。查北京鲁迅博物馆编《鲁迅手迹和藏书目录》（1959），其所藏的是该书当年的精装再版本。然而，我们在1920年前后的鲁迅日记及书帐中并没有发现任何获得此书的记录。所幸，周作人日记中有两条购入该书的记录。如日记所附书帐1920年6月项下有“支那文学概论讲话盐谷温，让予逷先”；9月项下又有“支那文学概论讲话盐谷温”的字样。而日记正文6月2日项下曰：“至日本邮局取丸善十七日寄小包内梵文学史等五册以「及」英语注音字典一册”，9月17日项下则曰“往日本邮局取丸善一日小包两个内古代希腊の思想等五册”[13]。从时间和书帐排列顺序等推断，可以知道周作人是通过东京的丸善书店购入盐谷温著作的，而相隔三个月两次购入同一图书，则由于第一次购得的送给了朱希祖（逷先）。从1923年“兄弟失和”之前两人的藏书时常共用的情况来看，可以推断鲁迅大概是通过周作人的购书而最早接触到盐谷温的著作，或者《手迹和藏书目录》中的盐谷温《支那文学概论讲话》就是周作人9月邮购的那本也说不定。而当时正在准备《中国小说史》讲义的鲁迅，从一开始便有机会参考到该书，则是毫无疑问的。 盐谷温与鲁迅最早开始书信交往是在1926年8月。该年3月，盐谷温在日本内阁文库新发现元刊“全相平话”五种，即元至治（1321－1323）年间新安虞氏所刊《武王伐纣书》《乐毅图齐七国春秋后集》《秦并六国》《吕后斩韩信前汉书续集》《三国志》，这“在小说史上，实为大事”（鲁迅语）。8月，盐谷温将其中一部的私藏版“至治新刊全相平话三国志”制成影本，托去北京访书的弟子辛岛骁送给鲁迅。于是，鲁迅日记8月17日项下有：“辛岛骁君来并送盐谷节山所赠《全相平话三国志》一部”的记载。而在这之前的8月9日，鲁迅已通过章川岛收到盐谷温的信函（《日记》曰：“下午矛尘来并交盐谷节山信及书目一分”）。如今我们已无从知道信函和“目录”的详情，但可以确认这是两人通信的起始。直到1931年11月7日盐谷温的名字最后出现在《鲁迅日记》中，这期间相互往来书信及寄赠书籍的记载共9次，其内容基本上是都有关小说史文献资料的。 而两人唯一一次晤面，则是1928年2月23日，地点在上海内山书店。鲁迅当日的日记记载：“晚往内山书店……。遇盐谷节山，见赠《三国志平话》一部，《杂剧西游记》五部，又交辛岛毅‘骁’君所赠小说、词曲影片七十四叶，赠以《唐宋传奇集》一部。”遗憾的是，两人都没有留下当时会面的个人观感的文字，其前后的通信往来也限于有关小说史的学术方面。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学术交往礼数周到，充分显示了相互之间的认可和尊敬。如在最初得到盐谷温的书信及目录之后，鲁迅便在一周之后的8月17日将刚刚由北新书局出版（8月12日）的《小说旧闻抄》寄赠盐谷温；与辛岛骁见面得到盐谷温所赠《全相平话三国志》后，鲁迅则于8月26日寄出答谢信；1929年2月21日，盐谷温通过内山书店转寄来宣德刊本《新编金童玉女娇红记》的新近影印本（《鲁迅日记》误记为“正德本”），鲁迅则于3月6日寄出答谢信；1931年9月，《中国小说史略》修订本出版，15日李小峰送来样书20本，鲁迅即刻于17日寄赠盐谷温3本。据悉，此赠本扉页上有“敬呈/节山先生教正/鲁迅/九月十七日”字样[14]。 鲁迅与盐谷温的直接交往始于1926年8月，这似乎另有特殊的意义。众所周知，1926年1月30日陈源在《晨报副刊》上发表文章，散布鲁迅《史略》抄袭盐谷温《讲话》小说部分的谣言，鲁迅则于2月8日刊出《不是信》一文予以反驳： 盐谷氏的书，确是我的参考书之一，我的《小说史略》二十八篇的第二篇，是根据它的，还有论《红楼梦》的几点和一张《贾氏系图》，也是根据它的，但不过是大意，次序和意见就很不同。其他二十六篇，我都有我独立的准备，证据是和他的所说还时常相反。例如现有的汉人小说，他以为真，我以为假；唐人小说的分类他据森槐南，我却用我法。六朝小说他据《汉魏丛书》，我据别本及自己的辑本，这功夫曾经费去两年多，稿本有十册在这里；唐人小说他据谬误最多的《唐人说荟》，我是用《太平广记》的，此外还一本一本搜起来……。其余分量，取舍，考证的不同，尤难枚举。自然，大致是不能不同的，例如他说汉后有唐，唐后有宋，我也这样说，因为都以史实为“蓝本”。[15] 鲁迅的反驳有理有据且态度诚恳，而在1931年北新书局修订版中则于第十四篇和第二十一篇等处明确标出了源自盐谷温的材料出处。实际上如前所述，早在1927年君左译出《讲话》小说部分而公布于世的时候，陈源的诬陷便已不攻自破。那么，盐谷温是否对这桩“抄袭事件”有所知晓呢？从现有的资料来看，我们还无从判断。但总之，他在与鲁迅通信之前便接触到《史略》，则是毫无疑问的。《中国小说史略》作为北京大学授课时的讲义，曾先后于1923年、1924年由北京大学新潮社分上下册印行；1925年又由北新书局合印一册出版。而在日本1926年7月便有盐谷温的高足仓石武四郎于《支那学》杂志第4卷第1号以“卧云”笔名发表了相关的书评。由此，日本学者伊藤漱平推测：在此之前该书就可能通过京都的汇文堂或东京的文求堂输入到日本，而盐谷温则最早获得此书并肯定了其价值[16]。就是说，不管盐谷温是否知晓与自己有关联的陈源对于鲁迅的诬陷，作为从“国民文学”立场出发而开创了中国小说戏曲研究新局面的日本学者，他对鲁迅的认可和尊敬自然非同一般。它不仅再次证明了陈源的造谣乃是诬陷不实之词，且显示了鲁迅小说史研究独自的学术价值而被外国同行所承认[17]。实际上，《中国小说史略》在日本还有一段中国人很少知晓的翻译传播史。 三、《中国小说史略》在异域日本的译介传播 郭沫若称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和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是“中国文艺史研究上的双壁”[18]，我们同样也可以称盐谷温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与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为东亚草创期的中国文学史研究方面的两个高峰。而且，两书在各自的对方国家都有一段不断被翻译和传播的历史。它们的作者则互相认可其价值。鲁迅不仅在著作的修订版中谦虚地吸收了盐谷温所提供的有关中国小说史的新材料，而且多次对其研究的成就给予高度评价。例如，1930年所作北新书局修订版的《题记》就肯定说：“盐谷节山教授之发现元刊全相平话残本及《三言》，并加考索，在小说史上，实为大事”。又如，1933年12月20日致曹靖华信曰：“中国文学概论还是日本盐谷温作的《中国文学讲话》清楚些，中国有译本。至于史，则我以为可看（一）谢无量：《中国大文学史》，（二）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已出四本，未完），（三）陆侃如，冯沅君：《中国诗史》（共三本），（四）王国维：《宋元词曲史》，（五）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但这些不过可看材料，见解却都是不正确的。”[19]而盐谷温，不仅以提供新史料并借游历上海之机拜会鲁迅的方式表示尊敬，并且自1929年开始在东京帝国大学的课堂上采用《中国小说史略》为授课教材，甚至曾有组织学生一同翻译此书的计划，足见其对鲁迅著作的评价之高。盐谷温的《讲话》在中国曾有两个编译本，三个不同的翻译本，其译介传播过程已有学者的研究论文发表，可以参照[20]。 盐谷温于上海会见鲁迅之后，次年开始在东京帝国大学课堂上采用《中国小说史略》作为授课教材。1982年，日本著名中国文学研究家伊藤漱平（增田涉弟子）在天理图书馆发现了盐谷温生前捐赠给该馆的这本作为教材的《史略》原本，其中有盐谷温的大量批注，版权页上则有一年授课结束之际老师及学生7人的纪念签名。以此为契机，伊藤漱平调查有关情况，撰写了详细的论文《关于盐谷温博士注释本〈中国小说史略〉——〈中国小说史略〉日译史话断章》[21]。以下，我将主要依据此论文并结合鲁迅著作等原始文献，对《史略》在日本的译介传播情况略做介绍。 盐谷温1929年度担任的东京帝国大学课程为文学部的“支那文学演习”，课堂采用的教材《中国小说史略》是1929年1月北新书局的第5版，即1931年修订本之前的版本。我们已知，鲁迅为撰写《中国小说史略》曾花费大量时间和心血广泛收集辑录有关史料。在1935年所作《小说旧闻抄》“再版序言”中他回忆道：“《小说旧闻抄》者，实十余年前在北京大学讲《中国小说史》时，所集史料之一部。时方困瘁，无力买书，则假之中央图书馆，通俗图书馆，教育部图书室等，废寝辍食，锐意穷搜，时或得之，瞿然则喜，故凡所采掇，虽无异书，然以得之之难也，颇亦珍惜。”[22]由于“无力买书”且时地有限，给鲁迅收集原始文献带来了种种限制，使他未能做到尽用善本。也因此，他不断增补新材料，每有再版的机会必做修改。而据曾参加盐谷温授课的学生内田道夫回忆：“演习课上的是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老师要求所引书籍必核对原书，一字一句不可错过。”（转引自伊藤漱平文）而盐谷温在书中的批注则大概有四类：1，在原文段落之间加上小标题；2，断句并加说明；3，对引文中的异字等加标注，如《枕中记》的引文有“其羅者皆死”，盐谷温在“其”字旁边注：“一作共”，“应据说荟之共羅”；4，是对《史略》表示不同意见的加注。另据记载，1935年度盐谷温曾再次采用《史略》作为课堂教材。 在课堂上，盐谷温不仅要求学生对《中国小说史略》的引文一一核对原书，而且安排学生逐字逐句翻译，因此，后来甚至有学生们以汉文训读方式合译并寻书局出版的计划。说到《中国小说史略》的日译[23]，我们知道1935年东京赛棱社出版的增田涉译本是第一个在鲁迅直接指导下完成的完整译本。但实际上，在此之前还曾有两个翻译计划，即在盐谷温门下以汉文训读方式合译并加注释的工作之外，还有已于1928年毕业并赴殖民地朝鲜京城大学任教的辛岛骁（1903－1967，盐谷温女婿），也曾独立进行翻译的工作。如前所述，辛岛1926年曾作为盐谷温的信使于8月17日拜会过鲁迅，而查《鲁迅日记》，直到1933年为止他们之间的见面和书信往来记载竟有22条之多。其中，不仅有小说史方面资料书籍的相互馈赠，甚至有辛岛自朝鲜寄赠绢品、玩具、鱼子等，而鲁迅则赠其《李卓吾墓碣》拓本、翻刻本雷峰塔砖中佛经一纸等，以及两次宴请的记载，可见鲁迅对晚辈后学的关怀和两人交往的密切。 实际上，在这期间辛岛骁已经有了翻译《中国小说史略》的计划。据其子辛岛升回忆，1928年3月东京帝国大学毕业后立刻赴朝鲜京城大学任教的辛岛骁，也曾在课堂上采用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作为教材，并在授课过程中有了翻译此书的想法[24]。1929年途经上海回东京的辛岛骁再次拜见鲁迅，《鲁迅日记》9月8日和11日也确有“上午辛岛骁来”、“下午往内山书店，遇辛岛、达夫，谈至晚”的记载。另据辛岛本人战后的回忆，就是在这次会面中，他就《史略》的日译征得了鲁迅的同意[25]。而如上所述，在学生们准备以汉文训读方式翻译《史略》之际，盐谷温曾派某学生去汉城与辛岛骁联络以探听其翻译计划的虚实。当得知他已经译出大半之后，东京方面则只好作罢。与此同时，1931年同为盐谷温学生的增田涉到上海与鲁迅联系，并在鲁迅直接讲解下开始《史略》的翻译工作。期间，增田曾致信汉城的辛岛骁，希望能将《史略》的翻译出版权让与自己[26]。结果，最后得以实现的翻译计划是出版于1935年的增田涉译本。 战后，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的日译仍不断有新的译本出现。1963年岩波书店出版了增田涉的新译本上卷，而下卷因其突然逝世由弟子伊藤漱平续译。1986年，日文版《鲁迅全集》由学习研究社出版，今村与志雄担任《中国小说史略》的翻译。今村还于1997年在东京筑摩书房出版了一个上下两册的单行修订本。最新一个译本则是中岛长文所译，由东京平凡社东洋文库于1997年出版。该译者还于其后自费印行了《中国小说史略考证》的大部头研究著作[27]。可以说，日本两代学人兢兢业业不遗余力地移译《中国小说史略》，不仅使这部学术名著得以在日本广为流传，而且更反映了日本学者对该书的高度评价和长久不衰的敬重。这与盐谷温《支那文学概论讲话》在中国有多个译本并得到广泛传播的情形交相辉映，谱写了中日现代学术交流史的重要一页。 四、中国文学史编撰体制的建构及其两人方法论上的同异 如前所述，盐谷温和鲁迅身处“国民文学”的时代，在建构中国文学史编撰体制的过程中，其最大的共同性体现在对雅俗文学关系的根本性颠覆方面。我们暂且抛开他们在处理“文学史概论”和“小说专史“方法上的不同，则可以看到他们共同把关注的焦点聚集在元明以后的通俗文学即平民文学上，由此形成了以戏曲小说为中心的文学史编撰体制。这在今天早已成为常识，但在当时的确有着革命性的意义。例如，《剑桥中国文学史》主编之一的宇文所安，在“上卷导言”中对1920年代全新的中国文学史之诞生，其“抗争”的意义有如下精彩的描述： 1920年代中国的文化批评家、文学史家，将一幅语言修辞层面及其相关文体的宁静地图转变为一种对抗叙事，转变为死的“文言”与活的“白话”之间的斗争。胡适，1920年代最富盛名的知识分子之一，将这场斗争的源头一直追溯到公元前一世纪。这是一种包含动机的文学史，1920、1930年代以降，从多部以汉语写就的文学史中，依然可见这一动机的痕迹。如果说这是一个新的中国试图脱离旧中国的时期，那么，文学史则成为一首表现抗争的史诗，由书面白话对抗文言令人麻木的统治。这个故事的结尾——1920年代现代国族文学白话文最终大获全胜，是早已预先设定的。[28] 1920年代前后中国文学乃至文学史观念的变革运动的确是一场颠覆性的革命，而胡适也确实是这场运动的急先锋。仅就文学史编撰而言，他与鲁迅的小说史讲义几乎同时开讲的《国语文学史》（1921），便开宗明义将白话文学置于文学史的核心位置上：“白话文学史就是中国文学史的中心部分。中国文学史若去掉了白话文学的进化史，就不成中国文学了，只可叫做‘古文传统史’罢了。……我们现在讲白话文学史，正是要讲明……中国文学史上这一大段最热闹，最富于创造性，最可以代表时代的文学史。”[29]在胡适的思想观念中，文学之人民（国民、平民）性的价值肯定和进化论的历史观是两大支柱，而其表达方式尤显得高调而激越，也因此而成为一个时代的文学革命宣言。 盐谷温和鲁迅的文学史研究，自然也在这样一个大时代的发展脉络里面，虽相比之下没有胡适那么高调张扬，但人民性的视野和进化论的史观一样是他们文学史编撰体制的核心。例如，盐谷温《支那文学概论讲话》序言，就直接将元代之后的中国文学定义为“国民文学”，并把元明戏曲小说与唐诗宋词并列： 支那乃文学之古国，有四千年之历史，横跨四百余州县，人口众多而号称四万万。泰华巍巍千秋耸立，江河洋洋万古流淌。天地正气凝聚于此，而开三代之文化。汉唐之世，尊崇儒道且奖励文教，济济人才翱翔翰林文苑，吟诵风月而展露诗赋文章之英华。元明以降，戏曲小说勃兴，于国民文学产生不朽杰作，而其中尤推汉文、唐诗、宋词、元曲达至空前绝后之境。 盐谷温进而称宋以后的小说为“真正的国民文学”，而在狩野直喜于欧洲所见敦煌石窟经卷里的雅俗折中体之散文和韵文小说中，他甚至想象到“唐末五代之际于优美典雅之传奇体外，曾有极为俚俗且为一般下层民众所赏玩之所谓平民文学发生”[30]。他的《讲话》问世以来，得到高度评价者大概在两个方面。一是以文学体式为标准和顺序来叙述文学的发展过程；二是重视戏曲小说的考察并将其与诗文同等看待，以其寻找“国民文学”的发展轨迹。孙俍工的译本前有盐谷受业弟子内田泉之助作“内田新序”，亦明确指出了上述两点。[31] 而叙述上更趋严谨内敛的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也一样在书里书外透露出对白话文学之人民性的重视。如第十二篇“宋之话本”开篇曰：“宋一代文人之为志怪，既平实而乏文彩，其传奇，又多托往事而避近闻，拟古且远不逮，更无独创之可言矣。然在市井间，则别有艺文兴起。即以俚语著书，叙述故事，谓之‘平话’，即今所谓‘白话小说’者是也”[32]。而在与《史略》初版同年的1924年，鲁迅到西北讲《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其开场白中就更为明确地表示，中国的历史包括文学史也都在人类进化的过程里[33]；第四讲中，则比较士大夫的创作而明确看重白话的文学，显示出鲁迅清晰的“平民文学观”：“至于创作一方面，则宋之士大夫实在并没有什么贡献。但其时社会上却另有一种平民底小说，代之而兴了。这类作品，不但体裁不同，文章上也起了改革，用的是白话，所以实在是小说史上的一大变迁。”[34] 以上，我们大致确认了盐谷温和鲁迅的著作，其在“国民文学”时代所建立起来的以平民白话文学为中心而循进化论之历史观建构文学史的基本特征。这在当时的确于文学史编撰体制上具有革命的颠覆性和开创性。尤其可贵的是，盐谷温的《讲话》没有遵循当时一般文学史以朝代兴亡为序阐述文学发展的惯例，而是采取了“横向阐明文学之性质种类”，即以文体类型为中心的阐释架构。也因此得以用全书将近三分之二的篇幅来讨论戏曲小说，有力地彰显了最能代表“国民”精神的通俗白话文学，而为中日两国学界所瞩目。鲁迅的《史略》则直接以专史的体式，为历来遭到歧视甚至被打入冷宫的小说树碑立传，其形式本身就具有革命性。 如前所述，诞生于1920年代前后的盐谷温和鲁迅的文学史著作，共同参与了全新的中国文学史编撰体制的建构。尤其是在小说史方面，他们更发挥了筚路蓝缕而开创科学的阐释架构之功。《支那文学概论讲话》共有六章，虽按照文体的分类分别阐述唐代以前的文、诗、词和元代之后的戏曲、小说，但有关每种文体的说明部分又可以视为独立的文体发展略史。例如，其最后一章的“小说”如果单独抽取出来，就是一部初具规模的有关中国古代小说的略史[35]。盐谷温在这部分以四节的篇幅按如下顺序展开论述：第一节：神话传说；第二节：两汉六朝小说；第三节：唐代小说；第四节：诨词小说。内容包括从早期的神话传说直到清代的《红楼梦》为止。而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作为专史自然内容更为丰富细致，不仅在汉魏六朝古小说的钩沉辑录、唐宋传奇的收集整理方面功勋至伟，而且明清部分的论述一直延伸到清末的“谴责小说”，且以“通俗小说”概念统称之，显示出结构上的更加完整系统。但就总体的叙述结构与阐释架构而言，基本上与盐谷温的《讲话》相一致。这个阐释架构为后来中日两国文学史研究者所基本认可，并继承延续至今。中国有论者认为：盐谷温对中国古代小说脉络的描述“大的框架方面基本上是能成立的，因而它经鲁迅的补充与发展之后，一直到现在大体上还能被中国当今多数的学者所接受[36]。而我认为，鲁迅早在接触到盐谷温的著作之前就已经确立起自己的小说史观，且完全按照自己的方式收集文献史料，故两者的关系并非鲁迅“补充与发展”了盐谷温，而是殊途同归共同建构起了中国小说史的阐释架构。 那么，既然盐谷温的《讲话》是“横向阐明文学之性质种类”的“概论”，而鲁迅的《史略》是小说的专史，他们在具体的阐释方法和立论观点上当然会有所不同。比如，在史料考证方面，鲁迅采取的基本上是目录学的方法，又因为长年积累而具备了深厚精湛的考据功夫。所以，胡适在《白话文学史》“引子”（1928）中，对盐谷温于小说史料发现上的功绩做出肯定的同时，尤其强调“最大的成绩自然是鲁迅先生的《中国小说史略》；这是一部开山的创作，搜集甚勤，取材甚精，断制也甚严，可以替我们研究文学史的人省无数精力。”[37]后年，在致苏雪林的信中，更重提“抄袭”旧话而为鲁迅辩护：“通伯先生当日误信一个小人张凤举之言，说鲁迅之小说史是抄袭盐谷温的就使鲁迅终身不忘此仇恨！现今盐谷温的文学史已由孙俍工译出了，其书是未见我和鲁迅之小说研究之前的作品，其考据部分浅陋可笑。说鲁迅抄袭盐谷温，真实万分的冤枉。盐谷一案，我们应该为鲁迅洗刷明白。”[38]公平地讲，鲁迅的考据确实精湛，但盐谷温的著作受到叙述体式的制约，显然重点不在考据而在对各式文体的论述方面。反过来讲，鲁迅在论述上的过分严谨内敛，也使我们在理解他的《史略》时不得不常常去参考《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等别的文章。但总之，这是两人著作的主要差异点。 同样源自小说史叙述体式上的制约，鲁迅和盐谷温的著作还有以下不同，这不同也即各自的特色所在。一，鲁迅的小说史注重小说本身的历史变迁和小说之外社会文化沿革的叙述，具有明显的“小说史意识”。中国学者鲍国华认为：盐谷温著作的小说部分，其史的意味不突出，“这并不是盐谷温的眼光或学养不足造成的，而源于该书著述体式的制约。”“鲁迅的小说史意识表现为：以小说发展的历史时期为背景，以小说类型的递变为线索，用类型概括一个时期小说发展的格局与面貌。……这是鲁迅与郑振铎及盐谷温等人在‘小说史意识’上的重大区别。”[39]我完全赞同鲍文的观点，而且要进一步强调鲁迅拥有鲜明独特的进化论史观，他既看到了人类进化的一般规律更注意到中国历史进化的两种特殊现象：“一种是新的来了好久之后而旧的又回复过来，即是反复；一种是新的来了好久之后而旧的并不废去，即是羼杂。”[40]鲁迅看到中国历史进化的缓慢，因此他尤其注意小说史背后各种社会、文化、心情的复杂因素如何推动或者阻碍小说的发展，这是盐谷温的著作所不具备的。 二，基于上述对中国历史进化过程的特殊认识，鲁迅在阐述小说发展史的同时还注意对其思想艺术做出批判性的价值判断，即剖析其中“原始人民的思想手段的糟粕”。例如，讲到《西厢记》的大团圆结局，鲁迅则强调“所以凡是历史上不团圆的，在小说里往往给他团圆；没有报应的，给他报应，互相骗骗。——这实在是关于国民性底问题”[41]；论及《金瓶梅》之后的《平山冷燕》《好逑传》《玉娇梨》则批评才子佳人故事貌似有悖“父母之命”，实则“到了团圆的时节，又常是奉旨成婚”[42]而落入旧套；至于清末的说部，鲁迅不仅独创“谴责小说”概念用以说明《官场现形记》等的特征，更在肯定其“命意在于匡世，似与讽刺小说同伦”的同时，指出其“而辞气浮露，笔无藏锋，甚且过甚其辞，以合时人嗜好，则其度量技术之相去亦远矣。”[43] 三，盐谷温则不同。鲁迅这种源于民族自我反省和国民性批判的对于小说“糟粕”部分的剖析，与其对传统小说思想艺术“精华”的阐发同在，共同构成“五四”中国一代批判性知识分子特有的文化政治立场和学术见识。这是在盐谷温的著作中所没有的。作为外国汉学家，盐谷温则更注意客观地呈现中华文化的光辉灿烂，在描述中国文学特别是元明以来的戏曲小说之际，往往是落笔于成就和贡献以及文体发展的来龙去脉，却很少做思想政治性的价值判断。面对西方人的偏见，他甚至起而为中国辩护。例如，在《讲话》第一章论述汉语的特征时，他承认欧洲人视汉语为孤立语的观点，但批评欧洲人视汉语为野蛮之物的态度，而强调汉语“实际上是很高级而实用的文字”[44]。至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之儒教思想更是称赞有加，这涉及到日本近代汉学的儒教意识形态问题，我将在下一节重点讨论。 四，盐谷温著作的另一特点是从中日文化源远流长的交流关系入手，引入比较的视角来阐明中国文学的成就和特征，常常得出中国学者在本国的内部不易察觉和获得的结论。例如，讲到宋以后的传奇志怪，盐谷温明确提示出其对日本近世小说的直接影响：“这些书籍很早便传入我国，而给予浅井了意、上田秋成、龙泽马琴等小说以直接影响。尤其是浅井了意的《伽婢子》便是译自《剪灯夜话》，其中《牡丹灯记》更成为圆朝《牡丹灯笼》的蓝本。菊池三溪曾著《本朝虞初新志》，而《燕山外史》中则有一篇《燕之山蕗》的日译，《聊斋志异》亦历来多有翻刻，近年来其中数篇被翻译过来在杂志上刊载。实际上《聊斋》多为短篇，文章亦优美，可供文人的谈资，更是小说家的宝库。”[45]此外，盐谷温还谈到《水浒传》给日本俗文学发展的多重影响，以及《红楼梦》与《源氏物语》的比较[46]，都显示出其“日本视角”的有效和中日文学比较研究的广阔天地。与此同时，盐谷温还常常援引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使读者有可能了解到日本汉学方面的各种观点。 本雅明《文学史与文学学》（1931）曾言：文学史“不是要把文学作品与它们的时代联系起来看，而是要与它们的产生，即它们被认识的时代——也就是我们的时代——联系起来看。这样，文学才能成为历史的机体，而不是史学的素材库，这是文学史的任务。”[47]我们回顾鲁迅与盐谷温的中国文学史研究，也可以看到他们的卓越成就之所以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根本的原因亦在于他们身处20世纪初“国民文学”的时代，能够自觉呼应历史的要求而建立起以通俗文学之小说戏曲为中心的文学史阐释架构，进而形成认识中国文学特别是小说历史的全新范式。他们学术上的历史功绩，将为后人所铭记。 五、政治上的不同道 以上，我就盐谷温《支那文学概论讲话》和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诞生于20世纪初其独特的价值意义以及两人学术上的交往事实，进行了具体的梳理和分析。在此，我还要对盐谷温的汉学思想取向，特别是1930年代以后的政治活动——如何拥护并参与到日本帝国主义海外殖民扩张的国家行动当中、怎样在晚年继续坚持儒教复古主义思想立场等，给予简要的介绍和剖析。因为不如此，我们将很难理解为什么鲁迅与盐谷温的交往后来中断了、何以在1932年致增田涉的信中对其颇有微词、增田涉请求盐谷温邀请鲁迅赴日讲学疗养而为何没有得到回应，等等具体的史实问题；更无法深入到20世纪的历史特别是中日近代关系史的深层，从而加深我们对于日本中国学研究的政治性格及其鲁迅与日本关系的理解。简言之，1930年代之后，盐谷温和鲁迅分别身处征服和被征服、殖民与被殖民的两国不平等国家关系之中，其政治立场和文化感受是不一样的，他们走的是各自不同的政治之路。盐谷温作为东京帝国大学的教授，一直以来秉承汉学/支那学的儒教意识形态性格，对1930年代前后日本国家之帝国主义性质没有批判，战后亦对战争历史不曾有反省而一直坚持复古主义的思想立场。这反映出日本近代汉学/支那学的复杂性，需要我们从文化政治的层面加以深入的分析。 所谓“儒教意识形态性格”，是指近代以来日本将儒教作为建构现代国家的意识形态理论基础，借此来宣扬以天皇制为核心的“忠君爱国”思想。这影响到日本汉学/支那学的发展，使其具有了“官学”的性质。户川芳郎在《汉学支那学的沿革及其问题——近代学术的确立与中国研究的“谱系”（二）》[48]一文中曾尖锐地指出：明治13年（1880）伴随着采用德国式兵法操练改革而实施的学制《改正教育令》，为近代日本学术发展规定了明确的国家主导方向，其作用甚至超过了战后的学制改革。教育令的实施使大学教职人员获得了国家官吏的待遇（日本的国立大学至今仍称教师为“教官”）。而始于该时期的日本近代汉学/支那学作为明治儒教意识形态的理论支柱，在直接服务于国家对封建道德复活强化之国策的同时，也得到了国家强有力的支持和保护。就是说，“‘东洋哲学’或者其变种（汉学乃至东洋学）超越了所属学术机关和研究者的个人意图——中国认识上的差异等，直到战败为止始终笼罩在高度政治化的意识形态影响与支配之下，而成为一个必须指出的特征。”也因此，1890年东京帝国大学始设“汉学/支那哲学科”以来，该学科一直有着强烈的体制教学之权威主义味道，它与天皇制国家权力密切结合而不遗余力地用“科学方法”阐发作为国家精神支柱的儒教知识。 另一方面，在远离权力中心的京都，由对抗唯一官学东京帝国大学而形成了以东洋史/支那学乃至中国文学为中心的“京都学派”。然而，表面上的对抗官学并没有影响到京都支那学与日本国家“大陆政策”拥有密不可分的政治关系。正如日本的“东洋史”作为教学科目诞生于中日甲午战争日方胜利之后（从世界史科目中分离出来），而其终结（又归到世界史科目之中）则在太平洋战争失败之际所象征的那样，乃是伴随着日本大陆政策的推行而产生发展起来的。 户川芳郎的观点，也由下列事实得到了进一步印证。例如，京都学派的史学方面代表如狩野直喜、内藤湖南、桑原隲藏，他们或者根据清朝考据学或者依据西方实证主义方法研究中国及其周边的历史，留下了不朽的学术业绩，仿佛纯然的象牙塔学者而很少涉及国家政治和意识形态似的。然而，如最早使“东洋史学”从“汉学”科目中独立出来并在东西方贸易交通史方面业绩卓著的桑原隲藏，就曾极端地蔑视中国人甚至不惜在教学和著述中加以侮辱。在19世纪末日本一跃成为新兴帝国且以西方为文明而视中国及周边诸国为野蛮的一般社会风潮中，桑原选择“中国”为研究对象并非在于喜爱中国文明或者要发现对象身上的固有价值，而是要证明日本人亦有不亚于西洋人的科学研究能力。实际上，明治政府确立起来的以儒教为国家意识形态核心的大政方针，乃是日本近代汉学/支那学不言自明的前提。日本当时的大部分汉学家不仅坚信儒教对本国的重要价值，而且期待能够以儒教思想统一东亚各国民众。桑原隲藏甚至称“中国人没有头脑”，要使其觉醒则需要尊奉儒教并学习大和魂。这与1914年出版《支那论》以后的内藤湖南称中国没有治理现代国家的能力，“为支那着想”建议采用国际“托管”方式的奇怪想法如出一辙，虽然内藤湖南对中国文明的偏爱与桑原隲藏的蔑视中国人大不一样。总之，即使在京都支那学派那里，我们一样可以感受到某种类似于宗主国观察殖民地那样一种的帝国主义视线。 盐谷温正是在近代日本这种特殊的学术脉络和政治背景下成为东京帝国大学“支那文学”科著名“教官”的。他出身汉学世家，青少年时期在培养皇族贵胄的学习院接受教育，任职东京帝国大学以来则始终得到了日本国家的优待。而他本人亦不讳言对国家的忠诚，在晚年回顾自己的一生时庆幸“依靠祖辈的积善，经历了明治、大正、昭和的盛世，身居高位，得以为国家尽其微力”[49]。他在中国文学研究上的确达到了相当高的学术水准和境界，对于中国文明及其悠久传统文化的景仰亦真诚笃实。同时，他在政治思想上坚定拥护儒教文化，也是事实。对盐谷温而言，这不仅缘于儒教乃中国传统思想的核心，而且在于它是近代日本立国的意识形态基础，而对苦斗中的现代中国其反儒教的思想政治革命，他则不曾给予同情之理解。这正是鲁迅所谓“支那中毒”或“中国迷”式的日本汉学家的根本属性。盐谷温1920年代末之后的一系列不可思议的言行，正源自这种汉学家属性。 如前所述，盐谷温与鲁迅的唯一一次会面是在1928年2月23日。而之后的26日，他所奔赴的则是山东曲阜，目的在于参加春季例行的祭孔活动。据马场春吉记述，盐谷温是跟随日本各大学及专科学校的教授们一同前往山东的。这次活动得到了日本涉泽荣一财阀捐助，山东督办张宗昌支援，无疑是一次极具政治意味的活动。不仅当晚在济南督办府有盛大的欢迎宴会，日本陆军相板垣征四郎和参谋本部的小野中佐以及日本领事馆的多名官员出席，而且张宗昌督办还为其赴曲阜安排了特别列车。27日，在孔子圣庙，盐谷温曾行礼拜祭并会见孔门后裔，包括与孔氏七十七代孙衍圣公孔德成握手结交等。回到济南之后，又于齐鲁大学医科礼堂作题为《孔教与世界和平》的讲演，演绎孔教的真精神而斥儒教批判者为应遭天之唾弃的人[50]。 山东祭孔之后回到北京的盐谷温，还另有一个行程即赶赴天津拜会废帝宣统溥仪。我们已知，1924年溥仪出宫之后便一直得到日本使馆的保护而蛰居于天津，在华的日本侨民包括政治家、学者以及活跃于新闻界的大陆浪人、支那通等多对这位废帝表示同情，而与中国的主流民意大不相同。更有一些汉学家从儒教意识形态出发，期待中国一直维持封建帝制和礼教而对现代中国的革命运动不予赞成。周作人当时曾指出：“日本除了极少数的文学家美术家思想家以外，大抵是皇国主义者，他们或者是本国的忠良，但决不是中国的好友。”[51]他们相信“儒教为东方文化的精髓”，希望在大陆找到“经书中的中国”[52]。盐谷温是不是也出于这样的感情和立场而去拜谒溥仪的呢？由于没有详细的资料留存下来，我们自然不得而知。但从他之前赴山东祭孔的行程来看，其拥护儒教的旨意还是清晰可见的。盐谷温在自制“年谱”中称山东祭孔和拜谒溥仪为一生中值得铭记的活动[53]，也颇能说明问题。 实际上，盐谷温拜会溥仪不止这一次。溥杰在《盐谷师与满洲国》一文中曰：“我平生最感惊奇且难忘的是盐谷先生三次拜谒我满洲国皇帝，而且三次都是在不同环境和场合之下。第一次是在昭和三年（1928）我皇还在天津行宫蛰居之中。第二次是昭和七年（1932）时值满洲建国，皇帝正在执政期间。第三次是昭和十三年（1938），此时皇帝已即位新京，拜谒场所也是在如今的皇宫内而非此前的执政府。盐谷先生每次都慷慨陈词，高谈王道政治的要义，之后亦常挥毫执笔，以诗文发表当时的感想。人们传诵这些诗文，不仅视为先生的光荣，更敬佩其热诚。”[54]原来，礼赞东方“王道”和对“满洲国”的殷殷期待，才是盐谷温不断拜会溥仪的根本原因所在。这已然是一位汉学家积极配合日本帝国的殖民主义扩张之“大陆政策”的政治行为了。 也因此，鲁迅在1932年5月9日致增田涉（日文）信中明确指出： 节山先生真不离本色。我觉得，日本人一成中国迷，必然如此。但“满洲国”并没有孔孟之道，溥仪也不是行王者仁政。[55] 这样一种政治立场上的根本不同，大概是促使鲁迅1930年代以后不再与盐谷温交往的原因。前面所引日本学者伊藤漱平的文章，也曾这样推测： 昭和七年（1932）六月，节山博士踏上第二次外游途次，并路经刚刚发生上海事变的上海。然而，鲁迅再没有会见此博士。出身学习院大学、皇室崇拜之念甚笃且以护持孔教之儒者自认的节山博士，大概是出于曾在学习院大学教过皇帝之弟溥杰和其妃子嵯峨浩氏的缘故，而对所谓“满洲国”有特别的亲近感，似乎真的将此视为“王道乐土”而怀抱着善意的幻想。鲁迅当然是反对王道乐土论的。结果，虽然作为小说史家他与鲁迅有了交往的契机，但满洲事变后的时局终于使两者之间发生裂痕。[56] 1932年6月盐谷温的游历欧美，也是由日本国家派遣的。据出版于1934年的有关此次出访的游记《王道始于东方》披露，此时他已“决计向西方阐明东洋政教的精粹王道论并以此贡献于世界和平”，故“有必要对标榜王道建国的满洲国实际状况进行考察”。于是，他出访欧美之前特意征得日本外务省的批准，于5月18日赶赴新京拜谒溥仪皇帝，又在郑孝胥总理的欢迎宴会上提议“当务之急要设立王道大学”。盐谷温对满洲国才是实现“王道”的乐土坚信不移，访问之后更使他增强了某种使命感。这和溥杰记述的1938年盐谷温第三次拜谒伪满洲国皇帝而“高谈王道政治的要义”，其思想立场前后一贯，的的确确反映了日本一些汉学家的“本色”。 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之后，盐谷温更积极参与日本的大东亚战争及其意识形态宣传。不仅在战争状态之下提倡“汉学的复兴”，向天皇进言欲重新提高民众的汉文修养[57]，而且出任东亚文化协议会日方代表团团长出访中国（1938），完全支持并参与到日本的战时思想体制当中。1945日本战败之后，盐谷温也没有表示出对那场侵略战争的些许反省。例如，他对自己门下的“四学士”死于战争追怀不已，曾记述道：“四学士乃是大东亚战争的直接牺牲者，其死正可谓为国殉难。我在战争结束的时候曾希望给支那哲学文学科出身的所有战死者举行慰灵仪式，结果未能实行。为此，我颇感遗憾，在昭和二十一年（1946）三月汤岛圣堂孔子祭之日，曾于斯文会会议室集合同好，设立祭坛，略供薄祭，表达了内心的追到之意。”[58] 这里，另有一件事情需要一提。1931年日本青年学者增田涉为翻译《中国小说史略》而来上海求教鲁迅，半年之后回国时鲁迅曾于12月2日赠诗送别：“扶桑正是秋光好，枫叶如丹照嫩寒。却折垂杨送归客，心随东棹忆华年。”增田涉由此诗而感觉到鲁迅有意重游青年时代留学故地，或到日本疗养。于是： 我学校的后辈某君来上海旅行的时候，说起九州大学没有讲授中国文学的教师，正在找人呢，于是我就想起请鲁迅去怎样。当我与鲁迅说起我的想法后，他说若是一年左右的话可以。因此我就给盐谷温博士（我学生时代的老师）写信请他介绍斡旋。该博士与鲁迅面晤过，又通过《中国小说史略》了解到鲁迅在此方面的权威，因此我想大概没问题吧。但是，盐谷温博士却始终没有回信，计划也不了了之。这是我至今仍觉遗憾的。[59] 而鲁迅1932年4月13日致内山完造信，谈及不去日本疗养的理由：“早先我虽很想去日本小住，但现在感到不妥，决定还是作罢为好。第一，现在离开中国，什么情况都无从了解，结果也就不能写作了。第二，既是为了生活而写作，就必定会变成‘新闻记者’那样，无论从那一方面看都没有好处。何况佐藤先生和增田兄大概也要为我的稿子多方奔走。这样一个累赘到东京去，确实不好。依我看，日本还不是可以讲真话的地方，一不小心，说不定还会连累你们。再说，倘若为了生活而去写些迎合读者的东西，那最后就要变成真正的‘新闻记者’了。”[60]鲁迅这段说明没有提到盐谷温，大概是增田涉不曾向他提起的缘故吧。这里，反映出鲁迅在1930年代中日两国关系复杂变化、战争的危机一触即发环境下做出的理智判断。一方面要在本土坚持斗争，另一方面不愿意麻烦日本的友人。而“日本还不是可以讲真话的地方”，更可见鲁迅对走向帝国主义的日本及其国内法西斯主义的高压控制之警惕。至于盐谷温的不理会增田涉的请求，恐怕也与其支持日本国家及复古之儒教捍卫者的立场有关吧，这样的思想立场自然难以认同持左翼进步倾向的鲁迅。 二战以后的盐谷温依然不改战前日本汉学家的“本色”，而面对天翻地覆的战后日本社会，他的思想立场越发趋于复古卫道，显得十分迂腐而可爱。其中，有两件事情最能反映其遗老的精神气象。一个是1950年代中期，孔子第七十七代孙孔德成自台湾来日本访问，盐谷温曾全力迎接。不仅在孔德成面前行中国传统的跪拜叩头之礼，而且极力礼赞孔教对日本国体文化的功德，甚至期待漂泊台湾的孔德成能够安居日本[61]。另一个是盐谷温的临终。据其子盐谷桓1983年回忆，他的父亲到晚年则越发执著于儒教礼仪，1962年病重期间，得到孔子第七十七代孙孔德成的台湾使者李建兴来访并呈上孔的亲笔信时，盐谷温在病床上行三拜九叩之礼；而临终前，则叫人拿来彩纸、守刀和在曲阜圣庙前参拜的照片置于枕旁，写下“今临终”三字而离开人世。[62]我们不怀疑盐谷温对明治以来之日本国家的忠诚，以及对儒教乃至中国文化所怀抱的真挚感情，但这显然与二战以后所重建的民主日本的社会环境相脱节。 六、鲁迅与日本战前的中国文学研究 户川芳郎的《汉学支那学的沿革及其问题》一文，在深刻反省战前日本中国学追随儒教国家意识形态而造成的诸种政治问题的同时，也从学术传承和研究方法的角度恰如其分地肯定了京都支那学派的成就和贡献： 这样，京都支那学由狩野直喜等肇始，在培育出从小岛佑马、青木正儿、武内义雄到神田喜一郎、宫崎市定、吉川幸次郎、贝塚茂树等众多研究者的同时，也孕育了阿藤伯海、小林太一郎等风雅之士。在此，我只能象征性地简要介绍如下：小岛继承了其师的法国社会学方法，他的研究具有宗教社会学的倾向，而一向致力于对中国精神文化诸现象的阐发；青木尊崇实证与独创，有力发展了其师的中国戏曲研究，并对中国艺术的整体尤其是绘画音乐加以考察；武内同时接受了内藤湖南的影响而将文献批判的方法适用于先秦各种典籍，试图与津田左右吉一起探索中国古代思想史的发展历程。总之，他们在奠定了至今通用的方法论基础这一点上，与民国时代的中国学术相互竞争拮抗，而成就了足以供学术界共享的成果。[63] 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各章后面所附“参考书”中，曾列出儿岛献吉郎《支那文学史纲》、铃木虎雄《支那文学研究》等。可见他的中国文学史研究，对日本学者的著作多有倚重。而在他的藏书中也可以见到京都学派乃至东京的汉学家们的各种著作，例如，狩野直喜《支那学文薮》（1927）、内藤湖南《支那学丛考》（1928）《读史丛录》（1929）、武内义雄《老子原始》（1926）、铃木虎雄《支那诗论史》（1925）《赋史大要》（1936）、青木正儿《支那文艺论薮》（1927）《支那近世戏曲史》（1930）《支那文学概说》（1935）、金关天彭《近代支那的学艺》（1931）、内田泉之助等编《支那文学史纲要》（1932）、宫原民平《支那小说戏曲史概说》（1925），等等。 其中，宫原民平的《支那小说戏曲史概说》出版于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之后。据辛岛骁回忆，当时被认为有关小说的部分“依据”了鲁迅的《史略》，却在“序文”中不曾提及。当辛岛骁1926年第一次会面鲁迅的时候曾代为“告罪”，鲁迅的反应却很特别，不仅“一点也没有表现出好像受到损害的态度”，反而说“自己的东西还有着许多缺点，竟被加以利用，对此感到抱歉”。辛岛骁将此理解为“鲁迅式的谦虚心情的淳朴表现”[64]。而如果换一个视角来思考，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把此事与所谓鲁迅“抄袭”盐谷温的谣言一起视为一个有意味的象征：中日两国学者在20世纪前期的“国民文学”时代里，相互借鉴彼此学习而共同建构起了中国文学史的编撰体制和阐释架构呢。 至于上述这些著作如何与盐谷温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一起成为鲁迅研究小说史乃至中国文学史的参考，怎样与鲁迅的杰出成就一起共同构建起20世纪初东亚的中国文学史阐释架构而成为“足以供学术界共享的成果”，则是一个更有丰富的学术史价值的研究课题。我希望未来有学者对此加以关注和探索。 附录1：盐谷温著译目录 1、《支那文学概论讲话》，东京大日本雄辩会，1919。 《支那文学概论》，东京弘道馆，上卷1946年、下卷1947年。 《中国文学概论》，讲谈社，1983。 2、《王道始于东方》（外游纪行文集），东京：弘道馆，1934。 3、《元曲概说》，东京：弘道馆，1940。 4、《中国小说研究》，东京：弘道馆，1949。 5、《天马行空》（80喜寿纪念集），日本加除出版，1956。 6、《歌译琵琶记》，国民文库刊行会，1920。 7、《歌译西厢记》，东京：养德社，1958。 8、另有古典注释选本《兴国诗选》（皇朝篇）、《兴国诗选》（汉土篇）、《唐诗三百首新释》、《朗吟诗选》、《学生必吟》、《孝经大学中庸新释》、《唐宋八大家文新钞》，及汉诗集《周甲诗抄》、《喜寿诗选》、《节山先生诗文抄》等。 注释： [1]［丹麦］勃兰兑斯：《十九世纪文学主潮·序言》，侍桁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 [2]参见黄仕忠：《宋元戏曲史·导读》，凤凰出版社2010年版。 [3]傅斯年书评载《新潮》第1卷第1号，1919年1月。 [4]［日］盐谷温：《支那文学概论讲话》，1919年5月由东京大日本雄辩会出版。二战以后，该书改名为《中国文学概论》，1983年由讲谈社推出新版，内容没有改动。本文涉及该书的引文主要依据讲谈社版。 [5]［日］盐谷温：《中国文学概论》，东京：讲谈社1983年版，第142－143页。 [6]载2008年《鲁迅研究月刊》第5期。 [7]如鲍文：“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日本汉学家编撰了多部有关中国文学的研究著作，这些著作多采用‘文学史’或‘文学概论’体式，对中国学术界产生了重大影响。” [8]据盐谷温之子盐谷桓回忆，其父早年接受了江户时代传统的私塾教育，善于朗读背诵，且留下了当时背书吟诗的录音。（［日］盐谷桓：《追忆父亲》，收入日本讲谈社1983年版《中国文学概论》） [9]以上参见［日］盐谷温：《师友的追忆》，收入文集《天马行空》，东京：日本加除出版株式会社1956年版；以及［日］藤井省三：《盐谷温》，见江上波夫主编，《东洋学的谱系》第2集，东京：大修馆书店1994年版。 [10]盐谷温回忆：“引导我进入支那戏曲领域的史森槐南先生，使我的研究得以大成的史叶德辉先生和王国维君。而两人均在国家变故之际横死，实在不可思议且痛惜不已。我最初跟随那珂先生读元朝秘史，略知蒙文一二；听槐南先生的西厢记讲义，得到元曲的启蒙。德国留学期间读到英国瞿理斯及德国葛鲁贝的支那文学史，得知西洋学者之研究更重视戏曲小说。留学北京期间主要学习汉语，转至长沙从叶德辉先生学得元曲西厢和琵琶、明曲牡丹亭与燕子笺、清曲长生殿与桃花扇，而参考王君的曲录（在北京所惠赠）始完成学位论文《元曲之研究》。”（《天马行空》，东京：日本加除出版社株式会社1956年版，第91－92页） [11][22]鲁迅：《鲁迅全集》第10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下同），第3、146页。 [12]周作人：《鲁迅的青年时代》，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21页。 [13]《周作人日记》（影印本），大象出版社1996年版。 [14][16][56]［日］伊藤漱平：《关于盐谷温博士批注本〈中国小说史略〉》，收《伊藤漱平著作集》第5卷，东京：汲古书院2010年版（下同）。 [15]鲁迅：《鲁迅全集》第3卷，第229－230页。 [17]1935年12月31日鲁迅作《且介亭杂文二集·后记》，对日文版《小说史略》序文有如下补充，再次提及陈源的诬陷，可见对鲁迅的打击之刻骨铭心，也可以感觉到他对日文版出版的在意：“在《中国小说史略》日译本的序文里，我声明了我的高兴，但还有一种原因却未曾说出，是经十年之久，我竟报复了我个人的私仇。当一九二六年时，陈源即西滢教授，曾在北京公开对于我的人身攻击，说我的这一部著作，是窃取盐谷温教授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里面的‘小说’一部分的；《闲话》里的所谓‘整大本的剽窃’，指的也是我。现在盐谷教授的书早有中译，我的也有了日译，两个的读者，有目共见，有谁指出我的‘剽窃’来呢？呜呼，‘男盗女娼’，是人间大可耻事，我负了十年‘剽窃’的恶名，现在总算可以卸下，……。” [18]郭沫若：《鲁迅与王国维》，载《文艺复兴》第2卷第3号，1946年10月。 [19]鲁迅：《鲁迅全集》第12卷，第299页。 [20]牟利锋：《盐谷温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在中国的传播》，载2011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第11期。 [21]载《咿哑》月刊1987年3月号，现收入《伊藤漱平著作集》第5卷。 [23]实际上早在1924年北京发行的日文杂志《北京周报》曾就有以“一记者译”署名的《支那小说史略》的连载，这是最初的日文翻译。只可惜仅翻译到第十五篇前半部分，因此后来未能成书出版。 [24]见伊藤漱平的文章转述。 [25][64]［日］辛岛骁：《鲁迅回忆》，任钧译，载《鲁迅研究资料》第13辑，天津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下同）。 [26]有关情况，辛岛骁本人在战后曾做如下追忆：“《小说史》的翻译方面，曾经准备跟东京和九州的同学们共同译出；可是占重要地位的我，对于那样的工作，还不如对于当前的朝鲜民族问题方面保持着更多的关心。在停滞期间，呆在上海跟鲁迅很亲近的同学增田涉来了信，跟我商量，可否让与他来搞。增田君是我顶要好的朋友，这就使我跟东京的同学们之间陷进了进退两难，可我不吭声地交给他去努力了。这很对不起东京的同学们；但我觉得恐怕是鲁迅喜欢增田君的翻译。”（［日］辛岛骁：《回忆鲁迅》，1949年作，任钧译，载《鲁迅研究资料》第13辑） [27]参见后面的附录3。 [28]孙康宜、宇文所安主编：《剑桥中国文学史》上卷，刘倩等译，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17页。 [29][37]《胡适文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下同），第17、15页。 [30]［日］盐谷温：《支那文学概论讲话》下篇第6章第4节，东京：大日本雄辩会1919年版。 [31]见孙俍工译：《中国文学概论讲话》第7页，开明书局1929年版。 [32][33][34][40][41][42][43]鲁迅：《鲁迅全集》第9卷，第110、301、319、301、316、331、282页。 [35]实际上，《支那文学概论讲话》最早翻译介绍到中国来的就是只选取第六章“小说”部分的节译本，并名之为《中国小说史略》，译者郭希汾（绍虞），上海中国书局1921年5月出版。 [36]黄霖、顾越：《盐谷温对中国小说史的研究》，载1999年《复旦学报》第6期。 [38]胡适：《致苏雪林》（1936年12月14日），收《胡适文集》第7卷，第155页。 [39]鲍国华：《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与盐谷温〈中国文学概论讲话〉——对于“抄袭”说的学术史考察》，载2008年《鲁迅研究月刊》第5期。 [44][45][46]《中国文学概论》，东京：讲谈社1983年版，第23－24、302－303、319页。 [47]［德］本雅明：《经验与贫乏》，王炳均、杨劲译，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251页。 [48]载1966年东京《理想》杂志6月号。 [49][53][58]［日］盐谷温：《天马行空》，东京：日本加除出版株式会社1956年版，第192、248、136－137页。 [50]以上参见［日］马场春吉：《参拜曲阜圣庙的盐谷先生》，收入盐谷温《天马行空》纪念集。 [51]周作人：《排日评议》（1927），收入《谈虎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下同）。 [52]周作人：《清浦子爵之特殊理解》，收入《谈虎集》。 [54]溥杰文章收入《天马行空》第149－150页。按：原文未见，引文依据日译文本汉译。 [55][60]鲁迅：《鲁迅全集》第13卷，第481、476－477页。 [57]见《修养讲和》，载1938年《斯文》10月号，东京：斯文会。 [59]［日］增田涉：《鲁迅的印象》日本版，东京：角川书店1970年版，第140－141页。 [61]参见［日］盐谷温：《恭迎孔德成公》，载《雅友》杂志45号。 [62]［日］盐谷桓：《追忆父亲》，收入日本讲谈社1983年版《中国文学概论》。 [63]［日］户川芳郎：《汉学支那学的沿革及其问题——近代学术的确立与中国研究的“谱系”（二）》，载东京《理想》杂志1966年6月号。 【作者简介】赵京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出版过专著《周氏兄弟与日本》、《日本后现代与知识左翼》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