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厉鹗（1692—1752），清初著名文人，字太鸿，又字雄飞，号樊榭、南湖花隐等，浙江钱塘（今杭州）人。著作有《樊榭山房集》、《辽史拾遗》、《南宋院画录》、《宋诗纪事》等。厉鹗工于诗词，尤熟于两宋朝章典故，在康乾之际的诗坛名重一时。作为江南诗坛巨擘，厉鹗的诗学观念与诗学思想向来是人们研究的重点。自《樊榭山房集》问世及《宋诗纪事》的成功后，厉鹗一直被人们视为清代唐宋之争诗潮中坚定的宋诗派的代表。学界对于厉鹗师法宋诗，好学问、喜典故等富有强烈宋诗意味的诗歌创作特色的研究亦是汗牛充栋，并且达成共识。所以，在宗宋的问题上，笔者不打算再作重复论证。 然而，厉鹗对唐诗的态度究竟如何？不少当代学者（如王运熙、张兵、张丽华等）认为，厉鹗虽然坚守宋调，但对于唐音，他也没有表示反感，甚至根据他本人的某些诗学思想，厉鹗同样也有宗唐的倾向，故可称之为“宏通的宗唐宗宋观”或“兼采互参”。诚然，面对唐诗，厉鹗表现出的是不否定、不忽视的态度。并且他看待诗歌发展的具体问题时，曾有“诗不可以无体，而不当有派”、“物穷则变，变则通”的观点。但笔者认为，一些个别的诗论尚不足以作为他宗唐的证据。再者，笔者发现学界较有代表性的“唐宋互参论”这一结论的得出也存在一些逻辑上的疏忽与错误。再结合厉鹗本人的学诗经历与师法渊源，厉鹗本人与唐诗的确有所瓜葛，这些学缘上的联系也成为厉鹗不会公然反对唐诗的深层原因。但就厉鹗本人对唐诗的态度是否真的已经达到“宗唐”的地步，笔者则存有疑虑。本文认为，厉鹗的唐诗观可以理解为：以较为公允的态度看待唐诗，不否定唐诗，甚至有时承认唐诗的可取之处，但却不等同于主唐、宗唐，也应该没达到所谓的“唐宋互参”的地步。 一、“唐宋互参论”举隅及其逻辑分析 近年来有不少学者认为厉鹗在宗宋之余亦有宗唐，如王运熙等先生在《中国文学批评史新编》中认为厉鹗走的是“一条以学宋为主，以酌唐为辅”[1]的诗歌创作道路；张兵等先生在《厉鹗与浙派诗学思想体系的重建》中认为厉鹗拥有的是“宏通的宗唐宗宋观”[2]；张丽华先生在《乾隆时期唐宋诗之争流变史》中认为厉鹗的诗学倾向是唐宋“兼采互参”[3]等等。一言蔽之，这些研究都认为厉鹗是唐宋兼取之人，且于当时的唐宋之争的流弊中可谓独树一帜、另辟蹊径、兼容并包。对于厉鹗宗唐这个结论是否真可确信？笔者拟将这方面的研究结果做一番梳理，以得出自己的结论。以上学者论证的理论依据大都取自厉鹗的《查莲坡蔗糖未定稿序》与《懒园诗钞序》。现将这两篇序文的主要内容择录于下： 诗不可以无体，而不当有派。诗之有体，成于时代，关乎性情，真气之所存，非可以剽拟似、可以陶冶得也。是故去卑而就高，避缛而趋洁，远流俗而向雅正，少陵所云“多师为师”，荆公所谓“博观约取”，皆于体是辨。众制既明，炉鞴自我，吸揽前修，独造意匠，又辅以积卷之富，而清能灵解，即具其中。 盖合群作者之体而自有其体，然后诗之体可得而言也。自吕紫微作西江诗派，谢皋羽序睦州诗派，而诗于是乎有派。然犹后人瓣香所在，强为胪列耳，在诸公当日未尝断断然以派自居也。迨铁雅滥觞，已开陋习。有明中叶，李、何扬波于前，王、李承流于后，动以派别概天下之才俊，啖名者靡然从之，七子、五子，叠床架屋。本朝诗教极盛，英杰挺生，缀学之徒，名心未忘，或祖北地、济南之余论，以锢其神明；或袭一二巨公之遗貌，而未开生面。篇什虽繁，供人研玩者正自有限。于此有卓然不为所惑者，岂非特立之士哉？查君莲坡以诗鸣宇内久矣。莲坡家海津，去日下数百里而近。舟车驰骛，憧扰于耳目；门庭授受，诱掖其心思，宜其诗之囿于派。而莲坡掉头天际，纵心遥遇，所托意者山水禅悦友朋书卷之间，通脱雄骜⋯⋯间为艳诗及乐府，非搴兰揽苣之旨，即花飞钏动之悟，此其陶冶深而采择富，殆无体不苞，以成为莲坡之诗体欤！（《查莲坡蔗糖未定稿序》）[4] 往时，吾杭言诗者，必推西泠十子。十子之诗，皆能自为唐诗者也。承其学者：吴丈志上、徐丈紫山师张先生秦亭，蒋丈静山雪樵、陈丈懒园师毛先生稚黄，沈丈方舟独师岭南五子，而说亦与十子合。诸君之诗，声应节赴，宫商欣合，故流派同而交谊亦日以笃。予齿视诸君最少，有倍年之敬，而诸君皆折节下予。予因静山识懒园，时静山食贫困居，诸君时相过存，雪樵、懒园尤勤于赠遗⋯⋯及读其诗，则歌行排幂，仿佛嘉州、东川，五七言近体，亦在钱、刘之间，予固心仪之。惜乎频年饥走四方，未得与晨夕论诗，而懒园与诸君后先皆墓有宿草，良足悲矣！夫诗之道不可以有所穷也。诸君言为唐诗，工矣；拙者为之，得貌遗神，而唐诗穷。于是能者参之苏、黄、范、陆，时出新意，末流遂澜倒无复绳检，而不为唐诗者又穷。物穷则变，变则通[5]。（《懒园诗钞序》） 王运熙、张兵、张丽华诸先生皆引《懒园诗钞序》以证明厉鹗力主“唐宋互参”。王运熙先生并未多加阐发，仅以一句带过：“他（厉鹗）目睹学唐学宋各呈弊端，欲于二者有所变通⋯⋯他自己走的是一条以学宋为主，以酌唐为辅，以成就诗人一家之诗体为最终期望的诗歌创作道路。”[6]张兵先生则说：“表面上看，厉鹗在宗唐宗宋之间并无取舍。其实不然，他在这段话中表现出清晰的诗史观念。他认为，从诗史角度，唐诗、宋诗皆有其发展昌盛而复至衰灭的客观历程，非人为争论所能左右⋯⋯厉氏论唐宋诗，立足点全在‘物穷则变，变则通’，至于怎么‘变通’，他并未明言。综合考察厉鹗的创作实践及其诗学观点，他确乎走的是一条以‘宗宋’为主，参酌唐诗，自成一家的道路。这就打破了宗唐宗宋之间人为的森严壁垒，承续并大大发展其浙派前辈的宗宋倾向，又充分认识到唐宋诗的末流各有其弊，故而‘趋宋’时，并不忽视唐诗，能借鉴唐诗的成就。这样的思路可以说更加理性，更加严密，既促进了以宋诗审美特征为基础的诗学审美价值系统的建立，强调宋诗传统的特异价值，又有效地避免了偏颇，在浙派学宋的道路上，是确有其诗学贡献的。”[7]张丽华先生的论证逻辑与论证过程与张兵先生较为相类，说到：“厉鹗这段话恰恰是对自明代七子以来唐宋诗之争由‘片面宗唐——以宋矫宗唐之弊——宗宋热潮——矫宗宋之弊’发展历程的总体概括。从厉鹗上述的论析我们不难判断，反思诗史，他清晰地认识到，单纯地学唐或学宋都会使诗歌发展走人绝地，挽救‘穷’的办法是‘通’，‘通’即融通参合唐宋，这是保证诗史不穷的唯一途径。”[8] 我们再回过头来看厉鹗所著相关诗论的具体内容。首先，单从《懒园诗钞序》来看，厉鹗的确表达出一种不论是唐诗或是宋诗都有穷途的变通的诗史观，而较之许多仅仅停留于强行轩轾唐宋之人，的确要高明不少，这点以上诸位学者也都已经提到。但笔者认为，他们的论证存在另一个逻辑错误，即厉鹗不直接明言如何取舍唐宋，不否定唐诗的精华自有，却并不意味着他对唐诗的态度已经达到“宗唐”，或者说是能与宋诗“互参”的地步了。众所周知，厉鹗宗宋的诗学观能十分鲜明地体现在他平时的读书爱好与创作之中，例如他参与《南宋杂事诗》的创作，尽毕生之力辑《宋诗纪事》，以及他自身诗歌的宋诗风的特点等。但若提到他宗唐，除了这篇《懒园诗钞序》中尚未有明确倾向的宗法理论外，我们似乎很难找出一些宗唐的具体细节。再回过来看张兵先生的论证过程：“厉氏论唐宋诗，立足点全在‘物穷则变，变则通’，至于怎么‘变通’，他并未明言。综合考察厉鹗的创作实践及其诗学观点，他确乎走的是一条以‘宗宋’为主，参酌唐诗，自成一家的道路。”[9]从字里行间看，张兵先生已然将厉鹗的“创作实践”与“诗学观点”作为他“参酌唐诗”的证据，却并未举出具体的能证明厉鹗创作实践宗唐的例子，也未用其他的诗学观点来进一步加以辅证，而就此得出“宏通的宗唐宗宋观”这样的结论，似乎不能令人完全信服。同理，张丽华先生的论证也存在这样的逻辑问题，具体可详参其文。 至于张兵先生“宏通的宗唐宗宋观”的另一个理论依据《查莲坡蔗糖未定稿序》，在笔者看来也略显牵强。其论文道，厉鹗本不主张树坛立派。在流派与风格之间，他选择以风格来评价诗人。然后便引用《查莲坡蔗糖未定稿序》，又继续论到：“他认为，‘体’成于时代，关乎性情，是不可以模仿的；但作者可将众体熔铸为一体，形成自己独特的创作风格。而对派的一味追求，只会产生一批徒袭其貌的盲从者，清代诗坛那些盲目的宗唐宗宋者不正是这种情形吗？正因为他看透了甚嚣尘上的唐宋诗之争给诗坛带来的流弊，所以在审视唐、宋传统时，方有冷静的态度，宏通的观点。”[10]笔者认为，厉鹗在这篇《查莲坡蔗糖未定稿序》中发表“诗不可以无体，而不当有派”，乃单纯地就查为仁的诗歌风格而发表自己的诗歌理论的可能性较大，至于张兵先生将其延伸至当时“清代诗坛那些盲目的宗唐宗宋者”的情形，会不会有主观地将实质上并未有甚联系的两件事情混为一谈之嫌？厉鹗是在就诗歌创作先天具有的风格与后天形成的流派发表议论。厉鹗认同诗当有“体”，但却认为诗不当有“派”，并且追根溯源，分析诗歌流派由来之渊源。他认为白杨维桢起，诗歌之分门别派就出现了弊病的端倪。而到了明代“前后七子”，此流弊更是愈演愈烈。而对本朝诗人沿袭古人诗歌遗貌，皆不为厉鹗所看重。很明显，厉鹗是反对诗歌创作之分门别派论的。他之所以反对宗主派别的根本原因在于，深恐一味蹈袭前人之作，却失去独立自由的创作精神，最终丧失了诗歌“关乎性情，真气之所存”的本质，而陷入“学者生，似者死”这样毫无生气的僵局。所以，厉鹗在这篇序文里着重讨论的是诗歌创作应该具有自己独立创作个性的问题，即“体”的问题，从而才衍生出所谓的“不当有派”。而这个“派”也并非实指所谓的“宗唐派”或是“宗宋派”。再者，既然厉鹗不主张有“派”，而若还要反过来将“不当有派”作为厉鹗既宗唐又宗宋的这样有宗法派别意识的诗学观的力证，岂非一大悖论？故此，将“诗不可以无体，而不当有派”的观点作为他宗唐祧宋的理论依据，着实有些牵强。 二、承认唐音不等于宗唐 厉鹗诚然是一位宗宋者，但这并不意味者他不能认同唐诗自有的精华。换言之，承认唐音并不等同于宗唐，两者之间不仅是程度上的区别，更是本质上的划分。但承认唐音与宗宋之间并不是判然有别的非此即彼的关系，二者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谐和共存的。我们可以列举与厉鹗几乎同时代的著名诗人作为类比或反证，如查慎行和沈德潜，前者是宋诗派，后者是唐诗派。 浙派前期巨匠查慎行是典型的宗宋派，他论诗强调读书积学，以学问养诗，具体的诗歌创作也堪为清初宋调创作的出色代表。但即使这样一位宋调创作的代表人物，在具体论及唐音宋调的问题上，也不会完全否定唐诗。如其《得川叠前韵从余问诗法戏答之》句云：“唐音宋派何须问，大抵诗情在寂寥。”[11]又如其《吴门喜晤梁药亭》句云：“知君力欲追正始，三唐两宋须互参。”[12]尽管张仲谋《清代文化与浙派诗》书中云：“而在当时，宋诗尚未取得与唐诗对等地位，故倡导‘唐宋互参’便无异于为宋诗张目。”[13]但也同时反映出，至少查慎行对唐诗并不是持反对与否定态度的。可见，不鄙薄唐诗，甚至承认唐诗之精妙在历来宗宋派中也是有迹可循的，厉鹗并非特例。 同理，即使是典型的宗唐派也有不否定宋诗，甚或表面上肯定宋诗的时候，例如著名的宗唐派代表人物沈德潜。沈德潜诗论以温柔敦厚、中正平和为旨，他在唐、宋的取舍上，无疑选择与康乾盛世相匹配的唐音。但即便如此，沈德潜在其晚年曾有《宋金三家诗选》这样的选本。虽然诗选大体上是按沈德潜贯有的儒家诗教精神来裁选，但就苏轼、陆游、元好问三人的诗歌特地进行选择这一行为本身已然说明这位典型的宗唐主义者也不是一味地尊唐黜宋的，甚至面对体裁、音节、神韵、创作精神等方面都符合其心意的宋诗，他也会表示出些许赞赏与肯定。当然《宋金三家诗选》的存在改变不了沈德潜坚定地以唐诗为尊的立场，它只是说明在一定的限度范围内，沈德潜对宋诗所持的一种肯定的态度。 查慎行与沈德潜的例子都说明了在唐宋之争中有自己鲜明立场的典型宗宋派或宗唐派诗人有时也会承认其对立阵营存在的合理性，不会单一化、绝对化地对唐诗或宋诗加以一味的批判与否定。所以，队列宗宋派的厉鹗在个别诗论中表达出对唐诗的欣赏或肯定，也是可以理解的，又岂能因这种略与唐诗沾边的诗论就认为他已到了“唐宋兼取”或“唐宋互参”的地步呢？ 三、厉鹗与唐音的渊源 其实，让读者产生厉鹗乃“唐宋互参”之猜想的一个原因可能在于他的山水诗创作。清人王昶《蒲褐山房诗话》谓：“所作幽新隽妙，刻琢研炼，五言尤胜，大抵取法陶、谢及王、孟、韦、柳，而别有自得之趣。莹然而清，窗然而邃。撷宋诗之精诣，而去其疏芜。”[14]民国徐世昌《晚晴簃诗汇》亦云：“思笔出于宋人，而不失唐人之格韵。”[15]众所周知，魏晋南北朝至晚唐乃古代中国山水诗创作的高峰期，后世历代诗人莫不瞻仰与模仿。而厉鹗又是一位以山水诗闻名的诗人，其诗歌有王、孟、韦、柳的影子，或略有唐人风韵都是可以理解的，换言之，这种所谓“风韵”在凡山水诗人身上都能多少寻其踪迹。再者，为诗之道，大都是由初期对前人的诗歌的参透与描摹开始，刚开始的欣赏与模仿总是不拘流派、风格，凡诗歌大家皆略涉猎，方日渐成熟，直至有自己的风格或鲜明的宗法意识。例如查慎行，起初也是于唐之杜甫、自居易、韩愈等大家皆有所得，但真正创作成熟后的瓣香所在亦尤苏轼一人，故称其为宗宋大家。所以，我们不能将王昶的“大抵取法陶、谢及王、孟、韦、柳⋯⋯撷宋诗之精诣”与徐世昌的“思笔出于宋人，而不失唐人之格韵”，简单地理解为这便是“唐宋互参”了。 另外，笔者还注意到厉鹗不否定唐诗的一些外在原因，应是与康熙朝杭人宗唐之风有关，而其中的代表人物如蒋淑[16]、徐逢吉[17]、吴允嘉[18]恰恰是厉鹗的授业恩师、亲朋好友。厉鹗曾为蒋淑撰《蒋静山诗集序》： （蒋淑）独喜为诗，从先辈毛稚黄先生学诗⋯⋯暇则取唐人诗读之，最工五七言律，严于格调，余于性情，宁平易而不务险涩，盖稚黄先生之得派于云间陈黄门者，流风故未坠也。中年以后，屡遭郁攸，慨然曰：“给吾诗者，天能厄之，终不能厄吾诗。”乃徙居城东，其地风土闲旷，饶水竹，丰蔬瓜，先生乐之。岁丙申，予昏于蒋氏，先生为予妻之世父，屡得从先生论诗。见先生贫且老，或不能给朝哺，而胸臆坦然，无蹙迫伊忧之状，终不欲以非分取一丝一粟。与人交，竟数十年，与一语之欺有谩。然后知先生殆古之有隐德者，益足征其诗之称心而言矣。噫！今世操不律为诗之士，少窥声病，即挟其技走四方，务妍悦人耳目，以要名取利。诗而贾，孰若先生之贾而诗也哉？况其始于贾而终于隐也。[19] 毛先舒乃清初杭州“西泠十子”之一，而“西泠十子”则又是明清之际主张复古宗唐诗论的云间派的延伸。毛先舒守的是唐人门户，抑竞陵而扬七子，故从其学诗的蒋淑自然也是属宗唐之列。蒋淑宗唐的诗学倾向反映了自“西泠十子”之后康熙朝杭州诗坛的诗歌风尚。而厉鹗在《懒园诗钞序》中又对这一情况作了更详细的介绍： 往时，吾杭言诗者，必推西泠十子。十子之诗，皆能自为唐诗者也。承其学者：吴丈志上、徐丈紫山师张先生秦亭，蒋丈静山雪樵、陈丈懒园师毛先生稚黄，沈丈方舟独师岭南五子，而说亦与十子合。诸君之诗，声应节赴，宫商欣合，故流派同而交谊亦日以笃。予齿视诸君最少，有倍年之敬，而诸君皆折节下予。[20] 从这段话中可知徐逢吉、吴允嘉、蒋淑等当地较为知名的诗人都沿袭了顺、康时期西泠十子的遗风。论年龄资历，这些诗人都是厉鹗的师长，正如厉鹗所言“齿视诸君最少，有倍年之敬，而诸君皆折节下予”；论交情，如徐逢吉、吴允嘉都曾指导过厉鹗诗法或有提携之恩情，而蒋淑则更是厉鹗妻之世父，有姻亲之好。厉鹗内心对这些前辈是充满敬意与感激的。同时也说明，从文学渊薮和诗学路数的熏陶与诗法上而言，厉鹗早年接受的多为宗唐派的理念。但随着自我辨别意识与诗歌宗尚倾向的成熟，厉鹗本人并未屈服于唐音的披靡之势。这场与诗坛前贤的论交讨教之于厉鹗而言，其斗争博弈的成分大于吸纳接受的成分，因为他在前人宗唐的大趋势中另辟蹊径地走出一条宗宋的路子。虽然厉鹗后来与唐音渐行渐远，但考虑到蒋淑等前辈对唐音的推崇及其授业之功，同时也是出于对师长的尊重与敬仰，厉鹗几乎没有公开对唐诗加以鄙薄与否定。唐音固有的精华及蒋、徐、吴等师长对唐音的偏爱都导致厉鹗不会有因尊宋而大力绌唐之举。但这种态度仅仅停留于一种对客观局面的默许，却不意味着厉鹗本人内心对唐音已经达到尊崇的地步了。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厉鹗乃清代宗宋诗人的典型是无需再论的事实。厉鹗未有贬低唐诗，亦未因扬宋而抑唐也是事实。但不少学者将这种不忽视唐诗、认可唐诗的可取之处直接等同于主唐、宗唐，却并不完全正确。厉鹗以较为公允的态度看待唐诗，并不意味着他就是宗唐派，也不意味着他便是确立了所谓的“宏通的宗唐宗宋观”、“唐宋互参”云云之论。虽然个别评论家如王昶、徐世昌曾提及厉鹗的山水诗中有唐诗的因子，但这在厉鹗整体的诗歌宗法倾向上是较为细微的因子。而至于当代学者们认为厉鹗的“唐宋互参”，在笔者看来这是将厉鹗与唐诗之间原本微小的关系过于放大，才导致他们得出厉鹗对唐诗的态度已经达到了“宗唐”之地步这样的结论。总之，笔者认为，作为浙派中后期巨匠的厉鹗不鄙薄唐诗，甚至承认唐诗的精妙这些做法，都不足以影响他在实际创作中是宗宋派的事实，也不足以将他归入“唐宋互参”的阵营。 注释： [1]王运熙、顾易生：《中国文学批评史新编》（下册），复旦大学出版社，2OO1年，第272页。 [2]张兵、王小恒：《厉鹗与浙派诗学体系的重建》，《文学遗产））2O07年第1期。 [2]张丽华：《乾隆时期唐宋诗之争流变史》；王英志主编：《清代唐宋诗之争流变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第300页。 [4][5]厉鹗：《樊榭山房集•文集》卷3，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735—736、734页。 [6]王运熙、顾易生：《中国文学批评史新编》（下册），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72页。 [7][9][10]张兵、王小恒：《厉鹗与浙派诗学体系的重建》，《文学遗产22007年第1期。 [8]张丽华：《乾隆时期唐宋诗之争流变史》；王英志主编：《清代唐宋诗之争流变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第301页。 [11]查慎行：《敬业堂诗集》卷28，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771页。 [12]查慎行：《敬业堂诗集》卷4，上海古籍出版社，l986年，第104页。 [13]张仲谋：《清代文化与浙派诗》，东方出版社，1997年，第161页。 [14]王昶著、周维德校点：《蒲褐山房诗话新编》卷上第五条，人民文学出版社，2Ol1年，第4页。 [15]徐世昌：《晚晴移诗汇》卷60，《续修四库全书》集部1630册，第324页。 [16]蒋淑，字令仪，号静山，钱塘人，著《静山诗钞》等。 [17]徐逢吉，字紫山，一字子宁，号青蓑老渔，原名昌薇，字紫凝，钱塘人，著《黄雪山房集》等。 [18]吴允嘉：字志上，号石仓，钱塘人，著《石甑山房诗》等。 [19][20]厉鹗：《樊榭山房集•文集》卷3，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744、734页。 [作者简介] 夏飘飘，女，浙江大学文学院博士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