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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地理学在最近十多年里一直都受到学者们的关注，先后发表、出版了一些颇有价值的成果，但就研究内容来看，这些成果大多集中于对文学家的地理分布作一种静态分析，而对文学作品与地域、地域文化之间复杂纷繁的关系，则有待更加深入细致的探究。文学地理学当然要关心文学现象的地理分布，假如仅仅局限于此，那就难以全部弄清文学发展过程中的地理驱动力因子。笔者以为，推进文学地理学的研究，解决文学与地理之间的关键性问题，应着眼于加强对文学作品的解读。因此，笔者不揣浅陋，从对地域文化的认识着手，以唐五代时期岭南的文学地理研究为例，提出一种切入文本的方式，借以抛砖引玉，就教于方家同好，期冀共同加强文学地理学的建设。 一 第一，从地域文化发展的角度来说，时代不同，地域文化及其景观亦随之变化。史书对于各个地域文化事象的记载虽然比较零碎，但结合不同时代的记述，还是能够从中窥出一些变迁的端倪。比如北宋乐史《太平寰宇记》记载岭南风俗时说：“通典云：五岭之南，人杂夷獠，不知教义，以富为雄。铸铜为大鼓，初成，悬于庭中，置酒以招同类。又多构雠怨，欲相攻击，则鸣此鼓，到者如云，有鼓者号为‘都老’，群情推服。本之旧事，尉佗于汉自称‘蛮夷大长老’，故俚人呼其所尊者为‘倒老’，语讹，故又称‘都老’也。大抵南方遐阻，人强吏懦，豪富兼并，役属贫弱，俘掠不忌，古今是同，姓［性］并轻悍，易兴逆节，自尉佗之后，无代不有扰乱，故萧齐志云：‘凭恃险远，隐伏岩障，恣行寇盗，略无编户。’爰自前代及于唐朝，多委旧德重臣抚宁其地，文通经史，武便弓弩，婚嫁礼仪，颇同中夏。”［2］这一段话粗看起来，颇觉前言不搭后语，甚至自相矛盾，如开头说岭南“人杂夷獠，不知教义”，结尾处又说这里“文通经史，武便弓弩，婚嫁礼仪，颇同中夏”。查对唐代杜佑《通典》的原文，就会发现它并不是对杜佑话语的直接抄录，而是断章取义，还添加了作者对自己所处时代岭南风俗的一种概括，在此不妨将杜佑的原话录出： 五岭之南，人杂夷獠，不知教义，以富为雄（父子别业，父贫，乃有质身于子者。其富豪并铸铜为大鼓，初成，悬于庭中，置酒以招同类。又多构雠怨，欲相攻击，则鸣此鼓，至者如云。有鼓者号为都老，群情推服。本之旧事，尉佗于汉则称“蛮夷大长老夫臣佗”，故俚人呼其所尊为“倒老”也，言讹，故又称“都老”云）。珠崖环海，尤难宾服，是以汉室尝罢弃之（汉元帝时，珠崖数反，贾捐之上书，言“不可烦中国师徒，请罢弃之”。帝从之）。大抵南方遐阻，人强吏懦，豪富兼并，役属贫弱，俘掠不忌，古今是同。其性轻悍，易兴迷节（自尉佗、征侧之后，无代不有扰乱，故萧齐志云：“凭恃远险，隐伏岩障，恣行寇盗，略无编户”）爰自前代，及于国朝，多委旧德重臣，抚宁其地也。（按：括号中为原文小注）［3］ 这一段所记岭南风俗，大体反映出唐以前岭南汉人与“夷獠”杂居而以“夷獠”为主的文化面貌，杜佑的文字层次明确，并无扞格不通之处，而乐史在引述时，将其正文与注释混合、增删，以至文意改变。不过，乐史在文末加上的话语，使这段文字反映出一定的时代特色，即“文通经史，武便弓弩，婚嫁礼仪，颇同中夏”云云，其潜在的意义大概表明随着时代的迁移，岭南人已不再如原先那样“不知教义”地以老父为家仆了，虽然他们还保留着浓厚的夷人之风，但颇有向化之心，越来越多地接受了中原文化，从而使原有习俗发生了较大的改观。 总之，对比杜佑与乐史的记述，可以大体领略到由唐入宋时岭南文化的变迁脉络，即汉化的程度加深，习俗颇受中原文化濡染而与之趋同。究其原因，一方面缘于地方官的政令教化，很多派往岭南的官员都在任内移风易俗，兴学养士，不遗余力地推行儒家文化，如贞观年间王义方贬儋州吉安丞，“蛮俗荒梗，义方召诸首领，集生徒，亲为讲经，行释奠之礼，清歌吹籥，登降有序，蛮酋大喜”［4］。另一方面，当是中唐以至唐末五代时北方民众不断迁入岭南的结果，如唐人张叔卿《流桂州》诗云：“莫问苍梧远，而今世路难。胡尘不到处，即是小长安。”［5］《新五代史》卷65记载，是时“天下已乱，中朝士人以岭外最远，可以避地，多游焉；唐世名臣谪死南方者，往往有子孙，或当时仕宦遭乱不得还者，皆客岭表。”［6］这样，官方的倡导与民间的影响，日渐改变了岭南的文化景观。 第二，从整个社会对异地之风物、文化了解的程度来说，它随着双方交往的增多而加深，这一点比较容易理解，在此不妨略举数例。两宋以前记载岭南风物而流传至今的书籍，有晋代嵇含的《南方草木状》［7］，唐代段公路的《北户录》、莫休符的《桂林风土记》、刘恂的《岭表录异》，宋代范成大的《桂海虞衡志》、周去非的《岭外代答》等，参看《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各书之评论［8］，就可发现因时代的发展与交往的频繁，后出之书要比前代之书更加丰赡赅备，尤其是周去非之《岭外代答》最为详尽，超过了前代各书之内容。以槟榔的描述为例，《南方草木状》卷下云：“槟榔，树高十余丈，皮似青铜，节如桂竹，下本不大，上枝不小，调直亭亭，千万若一，森秀无柯，端顶有叶，叶似甘蕉，条派开破，仰望眇眇，如插丛蕉于竹杪；风至独动，似举羽扇之扫天，叶下系数房，房缀数十实，实大如桃李，天生棘重累其下，所以御卫其实也。味苦涩，剖其皮，鬻其肤，熟如贯之，坚如干枣，以扶留藤、古贲灰并食，则滑美下气消谷。出林邑。彼人以为贵，婚族客必先进，若邂逅不设，用相嫌恨。一名宾门药饯。”［9］文中将槟榔的树干、枝叶、果实之位置、味道、食用方法、药效及民俗习惯娓娓道来；《岭外代答》卷8云：“槟榔生海南黎峒，亦产交趾，木如棕榈，结子叶间如柳条，颗颗丛缀其上。春取之为软槟榔，极可口；夏秋采而干之为米槟榔；渍之以盐为盐槟榔；小而尖者为鸡心槟榔；大而匾者为大腹子。悉下气药也。海商贩之，琼管收其征，岁计居什之五。广州税务收槟榔税，岁数万缗。推是，则诸处所收，与人之所取，不可胜计矣。”［10］这里不仅描述了槟榔的产地、树木与果实之状貌，而且写到了果实不同节令的食用方法、状貌类别、药用价值，更记载了槟榔的经济价值，在卷6《食槟榔》条中又描写了岭南人喜食槟榔的种种情形，的确要比嵇含所述更为详实。因此，时代推移，交往增多，双方之了解亦增进，对其文化面貌之把握也就更为全面细致。 第三，就个人对地域文化的了解程度来说，并不与当时的普遍知识相等，而因各人的经历、经验或接触到的材料不同有差异。前引撰述岭南风物的作者都有游宦该地的经历，又留意于风土物产，故而能够详细地介绍岭南各地的人情、物产状况，这些记载既受当时普遍知识的限制，又与各人游历的经验相关。同样描述橄榄，各书文辞颇异，即可见各人关注之点有别，《南方草木状》卷下云：橄榄，树身耸，枝皆高数丈，其子深秋方熟，味雅苦涩，嚼之芬馥，胜含鸡舌香。吴时岁贡，以赐近侍，本朝自泰康后亦如之。 《北户录》云： 橄榄，子八九月熟，其大如枣，《广志》云有大如鸡子者，南人重其真味，一说香口绝胜鸡舌香，亦堪煮饮，饮之能消酒。其树耸拔，其柯不乔，有野生者，高不可梯，但刻其根方数寸许，内盐于中，一夕子皆落矣。今高凉有银坑橄榄子，细长多味，美于诸郡产者，其价亦贵于常者数倍也。愚按：《南越志》博罗县有合成树，树去地二丈，为三衢，东向一衢为木威，南向一衢为橄榄，西向一衢为玉文。《广志》书此橄榄字，《南州异物志》作此橄槄字，陈藏器云：“其木主鱼毒。”此木作楫，拨着鱼，皆浮岀，其畏如此。人中鱼肝子毒者，必死也。” 《岭表录异》卷中云： 橄榄，树身耸，枝皆高数尺，其子深秋方熟，闽中尤重此味，云咀之香口，胜含鸡舌香，饮悉解酒毒。有野生者，子繁树峻，不可梯缘，但刻其根下方寸许，纳盐于其中，一夕子皆自落。树枝节上生脂膏如桃胶，南人采之，和其皮叶煎之，调如黑饧，谓之橄榄糖，用泥船损，干后坚于胶漆，着水益干耳。 《南方草木状》的文字较简略，言及橄榄之干、枝、实、味、香、贡赋，可知魏晋时橄榄还属稀奇之物，岁贡只能赐予近侍之人。《北户录》则重点描述其果实、树干之功用，文字喜征引旧志。《岭表录异》虽写到树之干枝，但亦着意于果实，文字与《北户录》略同，又写到树枝所生脂膏的用途。这两段描写揭示了唐时民人对橄榄已有所知，但不解其所从来的情形，故此两文俱详告其采摘之状。这样的文字到了宋代范成大与周去非的笔下，则一概略去不录，而以橄榄来说明其它的果类，如“乌榄”、“方榄”条下云：“乌榄如橄榄，青黑色，肉烂而甘。……方榄，亦橄榄类，三角或四角，出两江州峒。”［11］表明斯时民众对橄榄已十分熟悉，无须另文列出。 以上诸书关于橄榄的记录，大体勾勒出从晋、唐到两宋，普通人群对其由陌生而熟识的过程，而诸书之所载，也应是其作者所处时代之普通人群甚少闻见的内容。前已提及，嵇含之书在唐以前不传，表明它在很长时期里仅以个体知识的形式在少数人群中流传，因而影响甚微；段书与刘书的差别，则指示个人经历对总体知识水平的影响，考虑到段、刘二人为晚唐五代时人，则可知终唐之世，唐人对于岭南的知识其实较为欠缺，或者说多数都来源于民间的传闻与史书中零星的记载。由此可以推测，唐人笔下的岭南，或者推而广之，很多与地域文化相关的作品所反映出来的实际情况，如果不是作者亲身游历其地，则多数是想象之辞。所以说，如果不考虑社会或个人对地域文化的了解程度，而将地域文化作静态的表述，并以此来探讨地域文化对文学的影响，必然会有所偏颇。基于这一认识，就有必要将文学作品加以分类，以确定其是根据间接知识还是直接经验的创作，这对于考察地域文化与文学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二 如何将有关地域文化的文学作品进行分类，是一件令人颇费踌躇的事情。笔者仅以唐诗描述的岭南为考察对象，将相关的诗作不断通读，发现就其创作地来说，可以有“在岭南”与“自岭南”的区别，即在岭南的创作和在其他地方以岭南为背景的创作，这两者虽然都涉及到岭南的地域文化，但如前文所论，个人对地域文化的了解要受时代与个人经历、经验的限制，故而它们的表述也有较大的差异。具体来说，“在岭南”的诗作比较具有写实性，“自岭南”的诗作则偏重于传闻与想象。不妨举两首诗作一对比： 画角三声动客愁，晓霜如雪覆江楼。谁道桂林风景暖，到来重著皂貂裘。［12］ 五岭皆炎热，宜人独桂林。梅花万里外，雪片一冬深。闻此宽相忆，为邦复好音。江边送孙楚，远附白头吟。［13］ 这两首诗，前者属于“在岭南”的作品，后者属于“自岭南”的作品。它们都以描述桂林的气象来表情达意，但就准确度而言，戎昱的《桂林口号》比杜甫的《寄杨五桂州谭》更令人信服。根据现代气象观测资料，桂林夏季为六个月，春秋为四个月，冬季为两个月。一年中各月的平均温度，以七月最高，为 其次，“在岭南”的诗歌多写眼前之景，在描述地域文化时较少用典；而“自岭南”的诗歌偏爱使用地名意象和历史意象连缀成篇。“奇峰岌前转，茂树隈中积。猿鸟声自呼，风泉气相激”［15］，这是泛游漓江时的美景清声；“越岭千重合，蛮溪十里斜。竹迷樵子径，萍匝钓人家。林暗交枫叶，园香覆橘花”［16］，这是途经少数民族村寨时的旖旎风光；“交趾殊风候，寒迟暖复催。仲冬山果熟，正月野花开。积雨生昏雾，轻霜下震雷”［17］，这是经年寓居岭南后与北地风候的对比；“日南椰子树，香袅出风尘。丛生调木首，圆实槟榔身。玉房九霄露，碧叶四时春”’［18］这是到达岭南看见遍地椰树时的新奇目光……“在岭南”的诗歌在描写地域景观与文化时，只用寥寥数笔就勾勒出了一幅幅曼妙奇丽的图画，似乎淡忘了历史上种种与这个地方有关的掌故。“自岭南”的诗歌则有异于是。“岭上梅花侵雪暗，归时还拂桂花香”［19］，送客前往桂林，却写到了相隔遥遥的大庾岭梅花，又从地名“桂林”生发出归程时披拂桂花香气的情景；“盛府依横海，荒祠拜伏波。人经秋瘴变，鸟坠火云多”［20］这里的“伏波”、“鸟坠”意象用东汉马援征交趾事，史载交趾征侧反叛，朝廷封马援为伏波将军，率军征讨，其军所经过之地据说“下潦上雾，毒气重蒸，仰视飞鸢跕跕堕水中”，“军吏经瘴疠死者十四五”［21］，马援去世后被人立祠敬仰。“夜市连铜柱，巢居属象州”［22］，“铜柱”亦用马援事，《广州记》曰：“援到交阯，立铜柱，为汉之极界也。”［23］显然，这类诗歌对于地域文化景观的时代性表达不够充分。 “自岭南”的诗歌中有一部分是送行诗，这类诗歌往往借行人旅途的景观和到达后的生活情形来抒发离别时的情谊，如戴叔伦《送李审之桂州谒中丞叔》诗云：“知音不可遇，才子向天涯。远水下山急，孤舟上路赊。乱云收暮雨，杂树落疏花。到日应文会，风流胜阮家。”［24］此诗按照行程顺序，颔联和颈联描绘了沿途的景色，结句设想到达后诗酒唱和的欢乐情形，较少或者基本没有涉及到行人目的地的地理信息，因此这类作品对于探讨地域文化景观的意义非常有限。推而论之，送行诗采用这样的表达方式，自有其结构布局和情感抒写方面的道理，但换一角度来看，是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创作者对于目的地所知甚少，竟至难置一辞？ 再次，“在岭南”与“自岭南”的诗歌都有对岭南的负面描述和评价，这类作品的分析较为复杂，有的虽然身在岭南，但写来充斥着历史意象，如宋之问《入泷州江》：“孤舟泛盈盈，江流日纵横。夜杂蛟螭寝，晨披瘴疠行。潭蒸水沫起，山热火云生。猿躩时能啸，鸢飞莫敢鸣。海穷南徼尽，乡远北魂惊。泣向文身国，悲看凿齿氓。地偏多育蛊，风恶好相鲸。”［25］而有的不曾到过岭南，写来似乎如数家珍，如白居易《送客春游岭南二十韵》：“迢递天南面，苍茫海北漘。诃陵国分界，交趾郡为邻。蓊郁三光晦，温暾四气匀。阴晴变寒暑，昏晓错星辰。瘴地难为老，蛮陬不易驯。土民稀白首，洞主尽黄巾。战舰犹惊浪，戎车未息尘。红旗围卉服，紫绶裹文身。面苦桄榔裛，浆酸橄榄新。牙樯迎海舶，铜鼓赛江神。不冻贪泉暖，无霜毒草春。云烟蟒蛇气，刀剑鳄鱼鳞。路足羁栖客，官多谪逐臣。天黄生飓母，雨黑长枫人。回使先传语，征轩早返轮。须防杯里蛊，莫爱橐中珍。”［26］尽管诗中写到一些传闻和历史意象，但其中所包含的地方性知识，大概是那一时代所共有的，或者至少是某些地理书中言及的。当然，由于这类诗歌隐含了作者浓厚的情感因素，故此不宜信而无疑。 另外，“自岭南”的诗歌中，有一类是其作者曾经到过岭南，在离开以后所写的有关岭南的作品，它们对于探讨地域文化景观也具有一定的意义。如韩愈《送桂州严大夫》：“苍苍森八桂，兹地在湘南。江作青罗带，山如碧玉簪。户多输翠羽，家自种黄甘。远胜登仙去，飞鸾不暇骖。”［27］这首诗作于长庆二年，严谟以御使大夫充桂州观察使，韩愈、张籍、白居易、王建等都有诗为其饯行，韩愈此作历来被人称赏，认为写出了桂林山水的意韵，宋代范成大曾在桂林做官，后离任入蜀，还特意写了《骖鸾录》以示不忘其人物、风景，书名即取自此诗。此诗虽然不作于岭南，但韩愈幼年即有随其兄嫂在岭南生活的经历，出仕后又曾贬官岭南，先贬阳山令，再贬潮州刺史，故此对岭南风物并不陌生。 三 在上文中，笔者首先探讨了文学地理研究中与地域文化相关的问题，提出对地域文化的了解，既要注意到它随时代发展而变迁的特性，又要注意到它受双方交往程度深浅的影响，还要注意到它受个人的经历、经验的制约，这几个方面使得地域文化在文学作品中表现出不同的特征。由此，笔者以唐代的岭南诗作为例，将它们按照创作地的不同分为两类，即“在岭南”与“自岭南”的诗歌，并分别探讨了它们在描述地域文化时不同的表现手法。“在岭南”的诗作多具有写实性，较少使用典故，因此它所反映的地域文化富有时代气息；而“自岭南”的诗作偏于传闻与想象，常采地名意象与历史意象入诗，因此它所反映的地域文化在准确性与时代性方面都不完整。换言之，文学地理研究的两条路径都离不开对文学作品的解读，但不同的研究取向对同样的材料需要有所甄别，如果以文学作品为素材来探讨地域文化或地理现象，则那些以该地为背景题材的作品所提供的参考价值比较有限；如果以作品中的地域文化景观来考察其对作家、作品的影响，则无论是在该地或是以该地为背景，其创作都值得重视，并在此基础上，通过对作品的仔细判读，达到揭示其内涵与机制的目的。 注释： ［1］杨义：《重绘中国文学地图与中国文学的民族学地理学问题》，《文学评论》2005年第3期。 ［2］［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157，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12页。 ［3］［唐］杜佑：《通典》卷184，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4961页。 ［4］［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卷187上，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4874页。 ［5］参见［清］彭定球等编《全唐诗》卷272，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 ［6］［宋］欧阳修：《新五代史》卷65，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810页。 ［7］学术界对此书之作者与成书时间颇有争议，在此不拟细述。就本文而言，无论此书是否为嵇含所作，其文字写成于唐以前则为论辩者之共识，故不影响下文之讨论。 ［8］可参阅［清］纪昀等撰《四库全书总目》卷70中关于各书之评论。 ［9］［晋］嵇含：《南方草木状》卷下，中华书局1955年版，第127页。 ［10］［11］［宋］周去非：《岭外代答》卷8，杨武泉校，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292-293、306页。 ［12］戎昱：《桂州口号》，《全唐诗》卷270，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 ［13］杜甫：《寄杨五桂州谭》，杨伦编《杜诗镜铨》卷8，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39页。 ［14］参考陈世训《广西的气候》（新知识出版社1956年版，第10-17页）；极端气温值来自蒙远文等编著《广西天气及其预报》（气象出版社1989年版，第6页）。 ［15］张九龄：《巡按自漓水南行》，《全唐诗》卷47，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 ［16］宋之问：《过蛮洞》，《全唐诗》卷52，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 ［17］杜审言：《旅寓安南》，《全唐诗》卷62，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 ［18］沈佺期：《题椰子树》，《全唐诗》卷96，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 ［19］王昌龄：《送高三之桂林》，《全唐诗》卷143，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 ［20］刘长卿：《送张司直赴岭南谒张尚书》，《全唐诗》卷147，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 ［21］［23］［宋］范晔：《后汉书》卷24，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838、840页。 ［22］张籍：《送南客》，《全唐诗》卷384，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 ［24］戴叔伦：《送李审之桂州谒中丞叔》，见《全唐诗》卷273，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 ［25］宋之问：《入泷洲江》，见《全唐诗》卷53，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 ［26］白居易：《送客春游岭南二十韵》，见《全唐诗》卷440，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 ［27］参见钱钟联《韩昌黎诗系年集释》卷12，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550-551页。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项目（项目批准号：06JA75011-44027）的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