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恒展
    摘要：《中国古代小说史研究的反思与重构》是一部对中国古代小说史研究进行深刻反思与重新建构的著作，它充分反映出作者的史胆、史识、史才、史学。作者在著作中，大胆批判了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中的进化论思想，深刻分析了中国小说史研究中的四个误区，重新界定了小说的定义和外延，把中国小说的起源时间前推到西周时期，并且论述了《尚书》《论语》《左传》等典籍在小说史上的地位。
    关键词：古代小说史研究 反思 重构
    四十岁以后，笔者读书一般分为三种读法：精读——古今中外已有定论的名著，泛读——自己喜欢或者自己认为有用的各类著作，浏览——当代的多数作品。不用说，新出版的各种学术著作一般都在浏览的范围之中。然而拿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11月出版的《中国古代小说史研究的反思与重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结项之作，项目批准号11YJA751008），却打破了我以往的读书习惯，翻阅了一下宁宗一先生的《代序》和目录，便不由自主地一页页读了起来，而且竟然一口气读完了全书。事后掩卷沉思，恐怕主要是被党月异、侯桂运两位年轻学者的学术胆量、学术眼光和治学态度与治学方法所打动甚至是折服。
    一
    中国是一个史学大国，恐怕全世界只有中国有从不间断的两千余年的二十五史。就连法国著名的启蒙思想家伏尔泰都曾经说过：“如果说有些历史具有确实可靠性，那就是中国人的历史。正如我们在另一个地方曾经说过的：中国人把天上的历史同地上的历史结合起来了。”[1]先进的历史必然产生先进的史学思想。在中国史学史上，唐武周时期的著名历史学家刘知几在其史学名著《史通》中即提出了写史要具备史才、史学、史识的说法。
    作为中国文学史之一的中国小说史也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因此，用中国先进的史学思想写中国小说史，本来就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然而长期以来（远说自鸦片战争失败以来，近说自“五四”运动以来），由于战争的失败和经济的落后，丧失了国人的民族自信心，使许多人丧失了民族自信心，甚至于妄自菲薄，数典忘祖。因此造成了不论对错，总以外来的尤其是西方舶来的理论为基准的学术现象，中国古代小说史研究也不例外。《中国古代小说史研究的反思与重构》的史胆与史识首先就表现在敢于大胆地质疑中国古代小说史研究中以西方理论为指导研究中国古代小说史的研究前提方面，尤其是以达尔文的进化论思想为指导方面。针对这种情况，该书专列第三章——《小说史研究中进化论思想的反思》，对这一现象进行了系统的“反思”。该书在本章的第一节就是对《鲁迅的小说进化论反思》：“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虽然出版九十年了，但它依然是迄今为止影响最大的小说史。正因为其影响深远，使得其中的优点和缺点都被无限放大了。鲁迅是进化论者，他的《中国小说史略》中也有明显的进化论思想，而这进化论思想一直影响着中国的小说史写作。”在充分肯定的基础上，接下来便对其负面影响进行了反思。该书认为“鲁迅进化论对小说史写作最大的负面影响，是他在论述唐前小说时，对唐前小说的贬低。”[2] 二位作者运用了中国小说文体学的观点，认为“鲁迅之所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是因为他没有尊重中国小说类型的多样性，也就是没有考虑到篇幅短小的《世说新语》等世说体、《搜神记》等搜神体小说是异于唐传奇的小说文体。”并进一步肯定地说：“用唐传奇的小说标准来苛求其他的小说类型，是不可能得出公正结论的。”掩卷沉思，这些反思的确是符合中国小说史研究、符合鲁迅中国小说史研究实际的。由此可见两位年轻学者的史胆、史识、史才、史学。
    二
    此后，二位作者又专列第二节《鲁迅〈史略〉之后中国小说史著作中的进化论反思》。在这一节中，分别论述了从1927年到2007年出版的十余部颇具代表性的小说史所存在的进化论思想问题。可见二位年轻学者的史才、史学与严肃认真的治学态度。在这一基础之上，该书又列第三节——《在小说史写作中如何运用进化论思想》，首先指出：“小说史写作中进化论思想的泛滥，使得中国的小说史著作不能客观地反映中国小说的真实面貌；进化论思想的机械运用，甚至使得很多小说史中出现了自相矛盾或者标准不一的现象。”两个年轻人而敢于对颇具权威的诸多小说史著作指手画脚，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最后，作者针对进化论思想给中国小说史写作带来的四大误区，一针见血而又颇具建设性地指出：“以上四个误区，几乎成了小说史家撰写小说史的潜在前提；而以这四个误区为潜在前提，就使得很多小说史陷入了小说的概念越辨越混乱，确定小说的标准无法统一的困境。”最后的结论是——“小说史中的进化论思想是可以运用的，但必须在破除以上四大误区的基础上运用。”
    针对进化论思想给中国小说史写作带来的诸多问题，尤其是小说概念的混乱，该书专设一章，用了全书三分之一的篇幅论述了小说史写作中面临的最大问题——小说概念，颇有点儿先秦名家的叫板劲儿。确实，至今为止的几乎所有小说史，并没有根据一个明确的小说概念去界定中国古代的小说作品，因而也就不能全面地反映中国古代小说史的全貌。那么，应该怎样界定中国的小说概念呢？该书竟然“不厌其烦”地设立了三节加以论述：
    第一节是《正史〈艺文志〉文言小说概念辨析》。在这一节中，作者共辨析了《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明史·艺文志》《清史稿·艺文志》等七部正史《艺文志》中著录的小说作品。第二节是《其他文言小说概念辨析》，辨析了《庄子》、桓谭、鱼豢、殷芸、刘知几、胡应麟、纪昀等人的小说概念。本节对于上述诸人关于小说概念的辨析十分深入细致，堪称前所未有。第三节是《古代白话小说概念辨析》，主要辨析了唐宋时期和明代白话小说概念的内涵和外延。而最能体现作者的史胆和史识、最见功夫的是第四节——《现当代中国古代小说史著作中的小说内涵辨析》。本节一开头有这样一大段议论：
    小说史是研究小说的历史，小说是小说史的唯一研究对象，这是没有任何疑义的。但令人惊讶的是，自民国九年第一部中国小说史问世之后，至今所有的小说史中，没有一部能够清楚确切地界定出“小说”的定义。也就是说，在这九十多年的小说史写作中，所有的作者都是在不明确研究对象的前提下开始写作的。这一现象，在所有的学科研究中，恐怕是独一无二的了。
    九十年小说史一笔扫过，足见胆识。在这一基础上，该书在第五节《小说内涵和外延的确定方法》中确定了他们定义中国小说概念的方法：“我们在确定小说概念时，完全可以舍弃以往那种主观的理论推演，而采取一种实践的定义方法。也就是说，我们可以确定一个被众多小说史著作普遍认可的小说作品作为标本，从中归纳出小说的定义。然后以这个定义为标杆，来衡量中国古代所有的典籍，符合标准的就是小说，不符合标准的就不是小说，以此来确定小说的外延，也就是中国古代小说史的研究对象。”按照这一观点，他们从26部颇有代表性的小说史或小说参考资料中找出了一个理想的研究标本——《世说新语》，并以此为标本，突破西方的小说观念，提炼出中国传统小说的基本特征，从而确定了中国小说概念的内涵：记言记事性（西方小说概念强调叙事性）、虚构性、散文性、篇幅四个方面；并通过详尽的分析论述，给小说下了这样的定义——小说就是通过记言记事来塑造人物形象的具有虚构特征的散文性的非剧本的文学作品。
    三
    有了明确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小说概念，明确了小说概念的内涵和外延，该书便开始了中国古代小说史研究的重构。他们的重构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中国小说起源的时间问题，一个是某些小说作品的小说史定位问题。
    在《中国小说起源的确切时间》一节中，作者从自己确定的以典型的小说作品为标志这一原则出发，以他们自己确定的中国小说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为准绳，打破了以往以“有意”或“无意”为小说的藩篱，以《尚书》中的《金縢》篇为代表，以他们定义的小说概念标准，通过严密的分析论述，最后确定——“中国小说的起源时间，应该是西周时期，其代表作就是《尚书》中西周时期的《金縢》。”这一结论虽然在一定的时间内还不一定为学界所普遍认可，但分析周详，逻辑严密。
    关于某些小说作品的定位问题，是该书重构中国古代小说史研究的重点和闪光的创新点。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也就是该书的第四章《中国小说史上的初祖现象》和第五章《需要重新进行文学史定位的重要小说作品》。第四章显然是在反思进化论思想的基础上的重构——即其所谓“后来者居上是进化论思想的核心，初祖现象显然是逆进化论的。”“由此可见，某类小说中的第一部作品往往是此类小说中最优秀的作品。这一命题的成立，标志着进化论规律在小说史上是基本不成立的。”第五章共分了十节，分别论述了《尚书》《论语》《左传》《国语》《晏子春秋》《庄子》《韩非子》《列女传》《吴越春秋》《琴操》等十部需要重新进行文学史定位的重要小说作品。仔细分析这十节，我的观点可以分为三种情况，或者说三部分：第一部分是对《尚书》《论语》《左传》《国语》的论述。这一部分假若离开该书的语境，在一般人看来，简直是天方夜谭！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前三部是典型的儒家经典，从来没有人将它们看作小说。《国语》虽不在十三经之列，但从汉代开始，实际上就有人将其看作春秋外传。我在拙著《中国小说发展史概论》和《齐鲁典籍与小说滥觞》中对上述四部著作都有论述，实际上已经将其中的有些作品看做小说，甚至脑海中都曾经有过编选一部先秦小说选的冲动。今天看到该书的论述，深有同感。特别是以他们自己界定的小说概念去衡量其中的某些作品，以他们自己从具体作品出发去界定其是否为小说的方法，而不是以全书是否为小说去界定其是否为小说，很有道理。第二部分是对《晏子春秋》《庄子》《韩非子》的论述。笔者曾经发表过《庄子与中国小说》[3] ，论述了《庄子》的小说特征，而且在拙著《中国小说发展史概论》《齐鲁典籍与小说滥觞》中也有相关论述。其实，除他们所举的作品之外，笔者认为《庄子》中最典型的小说应该是《盗跖》与《说剑》。可以说，《盗跖》是中国文学史上的英雄传奇小说之祖，《说剑》则是武侠小说之祖。第三部分是对《列女传》《吴越春秋》《琴操》的论述。他们对《列女传》的文学史定位是“最早的妇女专题小说集”，《吴越春秋》是“最早的历史演义小说”，《琴操》是“中国最早的音乐专题小说集”。这样的明确文学史定位，都是前所未有的。
    综上所述，该书首先值得注意和肯定的是对中国古代小说史研究的反思，充分体现了年轻一代学者的史胆与史识。当然，这种胆识显然是建立在史才与史学基础之上的。中国人历来崇尚权威，反思经典就意味着挑战权威。然而从人类发展的历史看，没有挑战就没有进步。当然，这种挑战不但需要史胆与史识，更需要史才与史学。前些年，人们经常引用领袖的话：“不破不立”，“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了”，等等。然而从历史的实践看，打烂一个旧世界容易，要建设一个新世界恐怕就不那么简单了。该书也存在同样的情况，即“重构”部分显然存在不少问题。要以新的理论重构中国古代小说史，绝不是研究一下中国小说史上的初祖现象和重新定位几部重要小说作品所能实现的。这恐怕需要一代甚至几代人的努力。恰如宁宗一先生在为该书所写的《代序》所说：“我们每一位参入古代小说研究学科建构的学人都要有自己的文化品格，即把古代小说研究作为目的，而超越其他外在功利性的东西。”
    注释：
    [1]（法）伏尔泰《风俗论》上册第74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
    [2]党月异、侯桂运《中国古代小说史研究的反思与重构》第97 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以后原著引文概不注出。
    [3]王恒展：《庄子与中国小说》，《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1992年第5 期。
    作者简介：王恒展（1948-），男，山东潍坊人。山东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小说、元明清文学研究。
    原载《蒲松龄研究》2016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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