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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业拾遗记》(又名《隋遗录》)、“隋炀帝三记”(《海山记》、《开河记》、《迷楼记》)与《梅妃传》是五篇重要传奇文作品，前四篇描述隋炀帝逸史，《梅妃传》则为唐玄宗宫闱遗闻，表现梅妃的悲惨命运。这五篇作品，鲁迅均以为是宋代作品，他在《中国小说史略》第十一篇《宋之志怪及传奇文》中介绍了这五篇，称“不知何人作者有《大业拾遗记》二卷，题唐颜师古撰，亦名《隋遗录》”；“又有《开河记》一卷……(《迷楼记》一卷……《海山记》二卷……三书与(《隋遗录》相类……《海山记》已见于(《青琐高议》中，自是北宋人作，余当亦同，今本有题唐韩偓撰者，明人妄增之”；“《梅妃传》一卷亦无撰人……有跋……末不署名，盖亦即撰本文者，自云与叶梦得同时，则南渡前后之作矣。今本或题唐曹邺撰，亦明人妄增之”。在《唐宋传奇集》中，前四篇列在卷六，《梅妃传》列在卷八，在《稗边小缀》中，对其作者、时代作了说明，均以为乃“宋人著作”。鲁迅判定这五篇时代，其推论思路是《大业拾遗记》与“隋炀帝三记”内容相类，而《海山记》见于北宋刘斧编撰《青琐高议》，断其为北宋人作，其余三篇自然也是北宋人作，而《梅妃传》则是根据无名氏跋，断定作跋者与撰本文者为一人，又与叶梦得同时，因而出两宋间。鲁迅之后，学界大抵接受鲁迅的说法[1]。 笔者多年前在研究唐五代小说过程中，曾对此五篇作品作过研究，断为晚唐作品，其中《梅妃传》为曹邺撰。具体论证见拙著《唐五代志怪传奇叙录》一书。近 一 关于避讳 培恒先生最基本的论据是避讳，他提出的例证是这五篇作品有许多不避唐讳的语句。《大业拾遗记》有“韩擒虎”、“致治”、“岂非渊字乎”、“虎贲郎将司马德勤”，《海山记》有“道州贡矮民王义”、“帝知世祚已去”、“逢盛明为治之时”、“还往民间”、“士民穷乎山谷”、“万民剥落”、“生民已入涂炭”、“特加爱民”、“余家世好蓄古书器”等，《开河记》多次说到“民间”，《迷楼记》有“民间”、“世代”等词。 唐高祖名渊，祖父是西魏太尉李虎，太宗名世民，高宗名治，确实“虎”、“渊”、“世”、“民”、“治”诸字都是唐讳，通常改“虎”为“武”、“兽”等，改“渊”为“泉”、“川”、“水”等，改“世”为“代”、“系”等，改“民”为“人”、“士”等，改“治”为“理”、“化”等。避讳是考证作品写作时代或抄写时代的重要途径，笔者也时用此法。培恒先生据此认定《大业拾遗记》等作不出唐人手，看起来凿凿有据。但是，唐代避讳情况相当复杂，不能一概而论。“虎”字一般只在唐初避[2]，“渊”字避讳也主要在初期，只有“世”、“民”、“治”三字，避讳终唐之世。即便如此，由于写作者身份的不同，写作用途和文体的不同，避讳情况存在着差别，并不是任何情况下都得避讳。一般来说，出自官方的文字比较严格，而私人著述和民间书写并不严格，避与不避，写作者有自己的习惯和自由。 本来古礼对避讳就有一定限制，不能遇字必讳，以免造成混乱。《礼记·曲礼上》规定“不讳嫌名，二名不偏(一作徧，同遍)讳”，就是说人名的同音字不讳，两个字的名字不必都讳。又规定有所谓“《诗》《书》不讳，临文不讳”等。尽管后代并不严格遵守这些避讳规范，唐代亦然，甚至还闹出李贺因为父亲名讳晋肃的“晋”字犯了“进士”的“进”，而不得应进士举的极端事例，以致韩愈为之写《讳辩》，但总的来看唐朝避讳制度比较宽松。唐太宗即位后就要求“有‘世’及‘民’两字不连读，并不须避”(《贞观政要》卷七《礼乐》)——此所谓“二名不偏讳”，采取非常通达的态度，所以谏议大夫王珪称作“不讳之朝”(《贞观政要》卷二《求谏》)。拿初唐来说，王勃《王子安集》卷一五《益州德阳县善寂寺碑》：“笔札神交，尚有渊云之气。”卷八《上吏部裴侍郎启》：“万世同流，余风未殄。”陈子昂《陈伯玉文集》卷五《汉州雒县令 王建《中国古代避讳史》曾以杜甫为例说明唐人避讳并不严格，他说：“以谨严著称的杜甫在作品中使用‘世’字四十八次，这还不算‘身世’、‘人世’、‘世事’、‘世间’这样的复合词；使用‘民’字两次，若包括‘人民’、‘遗民’、‘秦民’、‘黎民’则有八次。此外虎、丙、邴、秉、治(高宗讳)、显(中宗讳)、旦(睿宗讳)等字样也可在杜诗中找到。可是玄宗之讳隆、基两字，一次也没有出现。由此也可以看出，避讳的主要对象是‘今上’，而对前代君主则不免‘随其笔之所便耳’。”[3] 那么是不是到晚唐避讳趋于严格，对这些字非避不可呢？不是。按王建的说法，安史之乱以后，避讳实际上“日益坠入无可奈何的弛废的状态”[4]。笔者检索了《全唐诗》从卷五五八薛能到卷五九三曹鄴凡六十五位晚唐诗人的作品，“世”字共出现二百二十八次，“民”字十四次，“治”字两次。又检索了晚唐小说作家张读的小说集《宣室志》十卷，“世”字出现三十二次，“民”字五十五次，“治”字十六次。可见其时文人写作的避讳情况和以往差不多，对这几个字并不采取一概避讳的做法，而是基本没有约束，有很大的自由。即便朝廷诏诰，也不是遇讳必避。北宋宋敏求所编《唐大诏令集》，在高宗朝以后也有大量“世”、“民”、“治”的出现。 实际上唐人在一般写作中即便避讳也大抵为习惯使然，并非遇讳非避不可。王建《中国古代避讳史》引述清人俞樾《九九消夏录》中的一段话说： 白香山《长庆集》有《赠李杓直》诗云：“早年以身代，直赴《逍遥篇》。近岁将心地，回向南宗禅。外顺世间法，内脱区中缘。”六句诗只在一行之内，上云“身代”，即身世也。以避讳故不云“身世”，而云“身代”。乃下云“世间法”，又不避，何邪？可知唐人避讳，于私家著述，亦不甚拘。此等处直是随其笔之所便耳。[5] 白居易此诗，不用“身世”而用“身代”，实际是为了避免与“世间”重复，可见“身代”表面是避讳，实际成了修辞手段。要之，唐人文字无论公私避讳并不很严格，尤其是私人著述，避不避讳有很大的随意性。因此，并不能依据这五篇作品有“世”、“民”、“治”等字就轻易认定它们非唐人所作。若照此来判断，那还有多少文字是属于唐人的呢？ 尽管唐代私人著述避讳没有太多讲究，但出于习惯，在有意无意间总还是常有避讳文字不断出现的。这五篇传奇既出唐人手，也就有可能有避讳的词语。笔者发现在《海山记》中确实也有避“治”字的词语，共有两处： 始者谓帝将致理于三王之上，今乃取当时乐以快平生，亦甚美事。 西苑令马守忠掌理，守忠别帝曰：“愿陛下早还都辇，臣整顿西苑，以待乘舆之来……” 其中“致理”、“掌理”的“理”，都是避“治”而改—以“理”代“治”在唐代文献中俯拾皆是。《大业拾遗记》有云：“始谓殿下致治在尧舜之上，今日复此逸游。”“致理”就是这里的“致治”，一避讳一不避而已。《旧唐书》“致理”之词颇多，如卷一八下《宣宗纪》：“虽云异方之教，无损致理之源。”卷一六四《李绛传》：“见开元致理，天宝兆乱，事出一朝，治乱相反，何也？”其中“理”都是“治”义，而后一例又同时出现“治”字，正与“理”同义。在《新唐书》中则都改用“致治”，如卷一五二《李绛传》就改为：“玄宗开元时致治，天宝则乱， “掌理”就是“掌治”，亦即掌管的意思。《汉书》卷一九上《百官公卿表》：“将作少府，秦官，掌治宫室。”杜佑(《通典》卷二一《职官三》：“后周天官之属，有给事中士六十人，掌理六经，给事左右。”卷二八《职官十》：“汉京师有南北军，掌理禁卫。”这里的“掌理”分明是避讳而改。《文苑英华》卷八一七有白居易《修香山寺记》，中云：“因请悲智僧清闲主张之，命谨干将士复掌理之。”而在《白居易集》卷六八中作“掌治”。 《海山记》既然避“治”字，那么其出唐人无疑。《说郛》本《海山记》署为唐□□，是也。这里的逻辑是：不避唐讳未必非出唐人，而避唐讳必出唐人。 培恒先生在其论文中还提到另一个避讳的论据，即《隋炀帝迷楼记》中的“鉴”字。他说：“尤须注意的是：文中的‘磨以成鉴’、‘纤毫皆入于鉴中’的两个‘鉴’字，核以文义，自当作‘镜’；其所以作‘鉴’，乃是避赵匡胤祖之讳……所以，倘若《迷楼记》为唐或五代人所作，上述两个‘鉴’字自当作‘镜’，宋人抄录或翻刻时亦不至径改为‘鉴’。只有此《记》出于宋人，才会在该用‘镜’字之处写作‘鉴’。” 确实宋初避太祖祖父赵敬讳，凡“敬”字及其同音字(嫌名)如“警"、“擎”、“檠”、“儆”、“境”、“镜”、“獍”皆避，其中“镜”字改为“鉴”，之所以如此，以其同义也。《说文》：“镜，景也。”段玉裁注：“景者，光也。金有光可照物，谓之镜。”中国镜的制造很早，据考古发现，四千多年前的齐家文化已有铜镜，殷墓也曾出土五面铜镜[6]。鉴，《说文》释云：“大盆也。”鉴本是青铜制大盆，《汉语大词典》解释说：“古器名。形似大盆，有耳。青铜制，盛行于东周。或盛水，大的可作浴盆；或盛冰，用来冷藏食物。有时借为照影之用。《诗·邶风·柏舟》：‘我心匪鉴。’毛传：‘所以察形也。’《周礼·天官·凌人》：‘春始治鉴。’郑玄注：‘鉴，如甀。大口，以盛冰，置食物于中，以御温气。’”鉴用来盛水，所以也可照人，作用类似镜子，故段玉裁注“鉴”曰：“盖镜主于照形，鉴主于取明水，本系二物，而镜亦可名鉴，是以经典多用‘鉴’字，少用‘镜’者。”“镜”字注亦云：“镜亦曰鉴。”可见，古代“鉴”、“镜”二字本可互代，而且在书面文献中用“鉴”字表“镜”义更普遍些。唐太宗那句有名的话：“以铜为鉴，可正衣冠；以古为鉴，可知兴替；以人为鉴，可明得失。”(《新唐书》卷九七《魏徵传》)“鉴”就是“镜”。不同的是“鉴”字常又用作动词，表示照、鉴定、借鉴等，而“镜”主要用作名词。 在唐代作品中，以“鉴”为“镜”的例证不在少数。拿《全唐诗》来说，如李峤《鉴》：“明鉴掩尘埃，含情照魏台。”(卷六〇)，刘长卿《春镜》：“岂虑高鉴偏，但防流尘委。”(卷一四八)钱起《片玉篇》：“美人之鉴明且彻，玉指提携叹奇绝。”(卷二三六)鲍溶《古鉴》：“古鉴含灵气，象和蛟龙盘。”(卷四八六)皮日休《寄题镜岩周尊师所居序》：“处州仙都山，山之半有洞口，下望之如鉴，目之曰镜岩。”(卷六一四)唐时越州(今浙江绍兴)镜湖，之所以又名鉴湖(杜甫诗《壮游》：“越女天下白，鉴湖五月凉。”方干亦有《鉴湖西岛言事》诗)，就因为唐人以“鉴”为“镜”。这样说来，《迷楼记》出现两个“鉴”字就毫不奇怪，不能认为是宋人避讳。《梅妃传》亦有‘玉鉴尘生”语，自然也不是宋人讳改。 二 关于“后五百年当有天子兴” 培恒先生指出：“(《开河记》)至早为宋代作品，尤其可注意的是：作品一开头就说：‘睢阳有王气出，占天耿纯臣奏：后五百年当有天子兴。炀帝已昏淫，不以为信。’后虽命麻叔谋开河，欲以破坏睢阳王气，但终于没有破坏成。按，此实指赵匡胤当为天子。周恭帝禅位给赵匡胤的诏书，称匡胤官为‘归德军节度使、殿前都点检’(《旧五代史·恭帝纪》)，是赵匡胤实以归德军节度使的身份一跃而为皇帝。归德军治所在当时的宋州。宋州始置于隋开皇十六年(596)，治所在睢阳县。是睢阳确‘有天子兴’。……当然，自隋炀帝至赵匡胤为帝还不足五百年，但‘后五百年当有天子兴’的‘五百年’本是用典，源于《孟子》所谓‘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并不是一个实在的数字。” 为了便于讨论这一问题，不妨先将《开河记》有关记叙引录于下： 睢阳有王气出，占天耿纯臣奏：“后五百年当有天子兴。”炀帝已昏淫，不以为信。……谓后曰：“朕昔征陈主时(笔者按：原作“朕为陈王时”，炀帝未曾封陈王，乃晋王，据《古今说海》改)，守镇广陵，旦夕游赏。当此之时，以云烟为美景，视富贵若深冤。岂期久有临轩，万机在躬，使不得豁于怀抱也？”言讫，圣容惨然。后曰：“帝意欲在广陵，何如一幸？”帝闻，心中豁然。翌日，与大臣议，欲泛巨舟，自洛入河，自河达海，入淮，方至广陵。……时有谏议大夫萧怀静(乃萧后弟)奏曰：“臣闻秦始皇时，金陵有王气，始皇使人凿断砥柱，王气遂绝。今睢阳有王气，又陛下意在东南，欲泛孟津，又虑危险。况大梁西北有故河道，乃是秦将王离畎水灌大梁之处。欲乞陛下广集兵夫，于大梁起首开掘，西自河阴引孟津水入，东至淮口放孟津水出。此间地不过千里，况于睢阳境内过，一则路达广陵，二则凿穿王气。”帝闻奏大喜……其年，乃隋大业五年，八月上旬建功。……既达睢阳界……忽穿至一大林，中有墓古老，相传云宋司马华元墓。掘透一石室……得一石铭，云：“睢阳土地高，汴水可为濠。若也不回避，奉赠二金刀。”叔谋曰：“此乃诈也，不足信。”是日，叔谋梦使者召至一宫殿上，一人衣绛绡，戴进贤冠。叔谋再拜，王亦答拜毕，曰：“寡人宋襄公也，上帝命镇此方二千年矣。倘将军借其方便，回护此城，即一城老幼皆荷恩德也。”叔谋不允。又曰：“适来护城之事，盖非寡人之意。况奉上帝之命，言此地后五百年间，当有王者建万世之业。岂可偶为游逸，致使掘穿王气？”叔谋亦不允。良久，有使者入奏云：“大司马华元至矣。”左右引一人，紫衣，戴进贤冠，拜觐于王前。王乃叙护城之事。其人勃然大怒曰：“上帝有命匡护，叔谋愚昧之夫，不晓天命！”乃大呼左右，令置拷讯之物……乃有数武夫拽叔谋，脱去其衣，惟留犊鼻，缚铁柱上，欲以铜汁灌之，叔谋魂胆俱丧。殿上人连止之，曰：“护城之事如何？”叔谋连声言：“谨依上命。”遂令解缚，与本衣冠。王令引去…… 《开河记》的主旨是通过炀帝开运河，表现天怒人怨，鬼神不佑，隋朝气数已尽，全部情节和叙事沿此展开。作者之所以一开头就提出睢阳王气的话头，首先是为交待炀帝开运河的一个动因，就是“掘穿王气”。大业元年(605)始修通济渠，分东西两段。西段自洛阳西苑引榖水、洛水，东循阳渠故道入黄河。东段自板渚(今河南荥阳北)引黄河水东行汴水故道，至大梁(今河南开封)转流东南，经今夏邑、宿县、泗洪等地流入淮河，然后自淮河经古运河邗沟可直达江都(今江苏扬州)。可见，之所以特别提出睢阳王气，因为它恰正在这条线路上。而且，《开河记》描写麻叔谋修渠过程中一路挖掘古墓，睢阳(今河南商丘西南)春秋时为宋国国都，这样当开河途经睢阳时便顺理成章地引出宋司马华元和宋襄公，以表现鬼神的怨愤和责罚。睢阳隋唐名宋城县，分别为梁郡、宋州治所。实际上，以隋而论，华元墓和宋襄公墓就在梁郡。《史记》卷三八《宋微子世家》《集解》引《皇览》曰：“华元家在陈留小黄县城北。”曹魏时期小黄县属陈留国，在今开封东北，北齐废入陈留县。隋大业中陈留县属梁郡。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志》卷八《宋州·襄邑县》载：“宋襄公墓在县城中东隅，故号襄陵。”北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二《开封府·襄邑县》：“宋襄公墓在县城东北隅。”襄邑县即今河南睢县，在宋城西北方。《开河记》为了叙事的方便，将华元墓移自睢阳境内，并描述了麻叔谋梦见宋襄公和华元的情景。 另外，之所以说睢阳有王气，也和睢阳的历史地位有关。睢阳为宋都，周初始 大凡图谶之言，其特点是就已知结果而预设谶语，因此大抵吻合。这类例子极多。例如东晋干宝《搜神记》有一条“赤厄三七”，云：“汉灵帝……其后天下大乱，遂传古志之曰‘赤厄三七’。三七者，经二百一十载，当有外戚之篡，丹眉之妖。篡盗短祚，极于三六，当有龙飞之秀，兴复祖宗。又历三七，当复有黄首之妖，天下大乱矣。自高祖建业，至于平帝之末，二百一十年，而王莽篡位，盖因母后之亲。十八年而山东贼樊子都等起，实丹其眉，故天下号曰‘赤眉’。于是光武以兴祚，其名曰秀。至于灵帝中平元年而张角起，置三十六方，众数十万人，皆是黄巾，故天下号曰‘黄巾贼’，故今道服由此而兴。初起于邺，会于真定，逛惑百姓曰：‘苍天已死黄天立，岁名甲子年，天下大吉。’起于邺者，天下始业也，会于真定也。小民相向跪拜信趣出，荆、杨尤甚。弃财产，流沉道路，死者数百。角等初以二月起兵，其冬十二月悉破。自光武中兴至黄巾之起，未盈二百一十年，而天下大乱，汉祚废绝，实应三七之运也。”[7]所谓“赤厄三七”的谶语之所以准确，那是因为本来就是汉后人编造的。准此，假如《开河记》确为宋人作，那么所谓“后五百年当有天子兴”照理也应合若符契。然而从大业元年(605)到宋开国的建隆元年(960)，才三百五十五年，即便是取其整数也相差甚远。对此培恒先生以作者用《孟子》“五百年必有王者兴”的典故来解释，但问题是宋人完全可以使用别的说法把事情做得更实在些，否则的话，会使人不免怀疑赵匡胤一百五十多年后还会出哪个真命天子呢。 其实，作者套用《孟子》的话恰说明这不过是泛泛而论，并无确指。《孟子·公孙丑下》云：“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由周而来七百有余岁矣，以其数则过矣，以其时考之则可矣。”本来就是空泛之言。后来谶纬家们往往借用这个“五百年”来预言王者，主要是表达王朝兴废的观念。《宋书》卷二七(《符瑞志上》载：“初，秦始皇东巡济江，望气者云：‘五百年后江东有天子气，出于吴，而金陵之地有王者之势。’于是秦始皇乃改金陵曰秣陵，凿北山以绝其势。至吴，又令囚徒十余万人掘污其地，表以恶名，故曰囚卷县，今嘉兴县也。”这里的“五百年”也不是有预定的指向，南宋无名氏《锦绣万花谷》前集卷五云：“秦时望气者曰：‘东南有天子气，五百年有王者兴。’始皇遂东游以厌之，改金陵为秣陵，孙权又改为建邺。至晋元帝，适当其时。”硬要坐实为晋元帝，实在是牵强附会。《开河记》作者的“后五百年当有天子兴”，其实和秦始皇故事是相同的用意，就是用来表现无道君王的暴虐，表现背逆天意的愚昧，表现气数的衰微和不可逆转。 这里附带讨论一下“浙”的问题。《迷楼记》云“臣有友项升，浙人也”，培恒先生谓“唐代并无一个可以简称为‘浙’的地区”，唐代浙江东道和浙江西道都是独立的方镇，而宋代有两浙路，是统一的地区。按，且不说唐代浙东浙西二道曾在大历十四年(779)、建中二年(781)两度合并过，即便是二道分治，唐人确也有“浙”这个地区概念，常见的是合称为“两浙”，统称则为“浙”。《资治通鉴》卷二六五唐哀帝天祐三年载：“两浙兵围衢州，衢州刺史陈璋告急于淮南，杨渥遣左厢马步都虞候周本将兵迎璋。本至衢州，浙人解围，陈于城下，璋帅众归于本。两浙兵取衢州，吕师造曰：‘浙人近我而不动，轻我也，请击之。’本曰：‘吾受命迎 三 关于《梅妃传》作者与无名氏跋 《梅妃传》载于上海涵芬楼排印张宗祥校《说郛》卷三八，题唐曹邺。明顾元庆《顾氏文房小说》亦收载此传，不著撰人。 由 汉兴，尊《春秋》，诸儒持《公》、《榖》角胜负，《左传》独隐而不宣，最后乃出，盖古书历久始传者极众。今世图画美人把梅者号梅妃，泛言唐明皇时人，而莫详所自也。盖明皇失邦，咎归杨氏，故词人喜传之。梅妃特嫔御擅美，显晦不同，理应尔也。此传得自万卷朱遵度家，大中二年七月所书，字亦端好。其言时有涉俗者，惜乎史逸其说。略加修润，而曲循旧语，惧没其实也。惟叶少蕴与予得之，后世之传，或在此本，又记其所从来如此。 《顾氏文房小说》本作“大中戍年”，“戍”字有误。《绿窗女史》本(卷三)作“戊”，《重编说郛》本(卷一一一)、叶德辉《唐开元小说六种》本作“戌”。大中二年为戊辰，故疑“戊”、“戌”、“戍”乃“戊辰”之脱误。若“戌”字不误，则为甲戌年，大中八年也。 无名氏跋将此传来历交待得非常清楚，就是此传本是唐宣宗大中二年(848)唐人写本，初藏于五代人朱遵度家书[8]，其本辗转传抄，又为叶少蕴(名梦得)和“予”所得。于是“予”将此传“略加修润”，也就是加以校订整理，公诸于世。这里，实在看不出有什么纰漏。 跋文感叹《梅妃传》“隐而不宣”，“历久始传”。培恒先生也产生怀疑，就是何以二百年左右间“无人提及”而“惟叶少蕴与予得之”？古书长期湮没是常事，既为孤本或仅有极少数抄本传世，世人自然难得知晓。而这也正是作跋者要将此传公布于世的原因。他也料到此传会有“后世之传”，而且就是“此本”的传抄本，所以“记其所从来如此”，以使后人知其来历。 《梅妃传》的赞文猛烈抨击玄宗“变易三纲，浊乱四海，身废国辱，思之不少悔，是固有以中其心、满其欲矣……耆而忮忍，至一日杀三子，如轻断蝼蚁之命。奔窜而归，受制昏逆。四顾嫔嫱，斩亡俱尽，穷独苟活，天下哀之”，言辞相当激烈。培恒先生认为唐人不敢这样肆无忌惮地指斥玄、肃二宗，因此所谓“大中二年七月所书”云云显非事实。笔者在《唐五代传奇志怪叙录》中曾举曹邺《四怨三愁五情诗》，认为是他大中四年(850)及第前所作之自伤词。其中《五情诗》之二云：“阿娇生汉宫，西施住南国。专房莫相妒，各自有颜色。”又有《恃宠》诗咏昭仪飞燕，其题材、命意均与《梅妃传》同。今复检曹邺诗歌，多愤激之词，如《捕鱼谣》：“天子好征战，百姓不种桑。天子好年少，无人荐冯唐。天子好美女，夫妇不成双。”如《下第寄知己》：“所痛无罪者，明时屡遭刖。”都是锋芒毕露，直指天子。比较《梅妃传》赞语中的那些激烈言辞，实在是如出一辙。 《大业拾遗记》等五篇传奇，笔者坚持是晚唐作品。说是宋人作，还看不到有说服力的证据。五篇中《梅妃传》是唯一一篇作者可知的，也是出现最早的。大中二年或八年已有写本，则必出其前，估计是曹邺及第之前所作，大致在武宗会昌年间(841—846)。其次是《大业拾遗记》，后有作者跋。据跋文，会昌中诏拆浮图，在上元瓦棺寺一双阁中得颜真卿手写《隋书》遗稿。中又有《南部烟花录》数幅，“文本缺落凡十七八”，作者加以补充整理，编成《大业拾遗记》。颜真卿五世从祖颜师古曾与魏徵等撰《隋书》[9]，故而宋人或将《大业拾遗记》(《隋遗录》)题为唐颜师古撰，而宋以降论者以《大业拾遗记》种种内证证其不出师古，断为伪作。如果确有瓦棺寺得遗稿事，作者所言不诬，那么这部残稿《南部烟花录》未必和《隋书》遗稿一样亦为师古所作，它只是存于师古《隋书》遗稿中而已。即便果真出自师古(作者实际上就是这么认为的)，也不能证其伪，因为原稿缺落严重，《大业拾遗记》已非《南部烟花录》原貌。笔者在《唐五代志怪传奇叙录》中推断《大业拾遗记》曾从唐初杜宝《大业杂记》、《大业幸江都记》等书中取资，倘若真有《南部烟花录》，那么《大业拾遗记》是在《南部烟花录》残稿基础上撷取其他材料重新编撰而成的。自然所谓《隋书》遗稿、《南部烟花录》云云可能纯系子虚乌有，这也不过是作者故弄狡狯的小说笔法，不足为怪，比如北宋秦醇写《赵飞燕别传》，就假托是根据在乡里李生家发现的“古文”《赵后别传》“补正编次”而成的。跋文提到会昌灭佛的事件，又称“今尧风已还，德车斯驾”，明显是指被史家誉为“英主”、“ 注释： [1]如张友鹤选注《唐宋传奇选》，将《梅妃传》选为宋代作品(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薛洪勣等选注(《宋人传奇选》选入《隋炀帝海山记》、《梅妃传》(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谈凤梁主编《历代文言小说鉴赏辞典》宋代部分亦选入此二篇(江苏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 [2]这里顺便解释一处培恒先生的误解。《大业拾遗记》有“虎贲郎将司马德勤”语，培恒先生文中称：“而且《隋书·炀帝纪》记司马德勤之官本为‘武贲郎将’，唐人自然沿用此称，此书若出唐人，何以要改‘武贲’作‘虎贲’？”按：虎贲郎将北魏置，隋因之。《隋书》乃唐初魏徵等修，自然要避“虎”字，所以改为“武”。而在两《唐书》，一概作“虎贲郎将”，不再避讳。又按：司马德勤当作司马德戡，“勤”字形讹。《隋书·炀帝纪》：“(义宁)二年三月，右屯卫将军宇文化及、武贲郎将司马德戡……等，以骁果作乱，入犯宫闱。上崩于温室，时年五十。” [3]《中国古代避讳史》，贵州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29页。 [4]《中国古代避讳史》，第134页。 [5]《中国古代避讳史》，第129页。 [6]参见刘艺《镜与中国传统文化》，巴蜀书社2004年版，第l页。 [7]据笔者辑校《新辑搜神记》卷一二，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194页。 [8]鲁迅《稗边小缀》云：“案朱遵度好读书，人目为‘朱万卷’。子昂，称‘小万卷’。由周入宋，为衡州录事参军，累仕至水部郎中。景德四年卒，年八十。《宋史》(四三九)《文苑》有传。”今按：《宋史》卷四三九《文苑一·朱昂传》载：“朱昂，字举之。其先京兆人，世家渼陂。唐天复末，徙家南阳。梁祖篡唐，父葆光与唐旧臣颜荛、李涛数辈，挈家南渡，寓潭州。……殆二十年后，涛北归，葆光乐衡山之胜，遂往家焉。昂少与熊若谷、邓洵美同学。朱遵度好读书，人号之为‘朱万卷’，目昂为‘小万卷’。”朱昂为葆光子，非遵度子，鲁迅误。章培恒先生亦沿其误。 [9]见《旧唐书》卷七三《令狐德棻传》、卷一八九上《敬播传》。 [10]《旧唐书》卷一八下《宣宗纪赞》。 [11]王重民《敦煌曲子词集叙录》，商务印书馆1954年版，第16页。 作者简介：李剑国，1943年生。1982年毕业于南开大学中文系(研究生)，现为南开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