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学者 此书有以下几个特点值得我们注意: 第一,把词的内容与音乐联系起来探究。一般文学史以及词史著作,对于词的音乐特点,由于说不清楚,大多采取绕道而行的办法,在书的开头论雅乐与燕乐,然后就不再提及。此书不是这样,而是力图勾勒出词体与音乐的关系,在有关章节尽量展开论述:论述唐代燕乐杂言歌辞之起,教坊曲与词调的关系 ,“选词以配乐”,“非由乐以定词”的创作原则;从雅乐衰而燕乐传的特定角度论五代歌词繁盛之由;柳永是慢词的创调名家,继承“倚声祖”温庭筠,在变教坊曲为词调中起了很大作用;周邦彦知音律、善制曲,创调甚多;姜夔尚雅乐而反胡乐,明俗乐而求之雅,先词后曲,回归“声依永”原则,坚持主体抒情,改变了以词就曲的定法。这样,在整个词史的论述过程中,同时贯彻了一条词体与音乐关系的线索。如对于柳永词的音乐特点,引沈曾植一段话,分析词乐之变,以及柳永词与音乐的联系: 《卮言》谓花间犹伤促碎,至南唐李主父子而妙。殊不知促碎正是唐余本色,所谓词之境界,有非诗之所能至者,此亦一端也。五代之词促碎,北宋盛时啴缓,皆缘燕乐音节蜕变而然。即其词可悬想其缠拍。花间之促碎,羯鼓之白雨点也。乐章之啴缓,玉笛之迟其声以媚之也。庆历以前词情,可以追想唐时乐句。美成、不伐以后,则大晟功令,日趋平整矣。 沈曾植关于词学的论述,一般不太为人注意,可以看出作者的渊博;同时,这段话对于词的音乐变化特点论述十分准确,解释了词史变化的诸多问题,实在非常精彩!作者据此总结出以下几点:其一,五代词的“促数”,北宋盛时的“啴缓”都由燕乐音节的变化造成。其二,“促碎”在于羯鼓节奏,“啴缓”在于玉笛节奏,说明了宋初音乐与五代音乐的差别。其三,柳永词与笛子的“啴缓”有关,适合于慢词,故慢词在柳永时兴盛。第四,北宋后期周邦彦词转向“平整”,勾画出从五代的“促数”到北宋初的“啴缓”再到北宋后期的“平整”的音乐变化及其对词体的影响。这样的总结在词史著作中是少见的,是把词体与音乐密切联系起来,做出的令人信服的结论。 当然,由于音乐材料的缺失,作者的这一工作不能做到完全彻底。所以本书作者在《自序》中说: 本书意在弥补学界对唐宋词艺术体系研究的不足,拟将其置于我国古代诗歌发展的流程中,作动态性的观照,力图体现出对龙榆生所下词学定义的探讨,即有意于“推求各曲调表情之缓急悲欢,与词体之渊源流变,乃至各作者利病得失之所由”。在写完了百万字的书稿后,终于发现,由于词乐不存,加以自身知识结构的不足,调谱之学治之极难,自己对“推求各曲调表情之缓急悲欢”是难以做得令人满意的。也因此体会到,为 这是非常恳切的言语,既说出自己力图改变词学史不谈音乐的缺点,也表明自己做得不够之处及其原因,实事求是,而不哗众取宠。 第二,由于作者长期研究文化学,所以本书的第二个特点是从文化学角度对词学的整体研究,而不单纯从文学角度研究,这构成了本书的宏大的结构。全书分十个章节,从敦煌曲子词开始,到宋季风雅词结束,每一章节中,文化的阐述都占了重要的位置。第一章论燕乐之起与敦煌曲子词,对燕乐之起作了文化的探究,同时对敦煌曲子词梳理了它的文化内涵。第二章论唐代文人词,首先论文化之变与盛中唐文人词,分论盛唐的宫廷文化产生了盛唐词,中唐的多元文化产生中唐词,以及刘白词与士大夫文化的关系,接着论晚唐的进士文化与晚唐文人词。第三章论花间与南唐词的不同艺术走向与文化的关系,从雅乐衰而燕乐传,君主喜好文艺、善待文人,经济繁荣、热衷享乐三方面论五代歌词繁盛之由,论《花间集》的主要题材与文化成因;接着论述南唐不同于西蜀的宫廷文化。第四章论北宋前期词多元多向发展,认为士大夫文化此时形成,真正士大夫词当属于北宋,成于晏欧。此期的大词人柳永善写羁旅行役,长于讴歌太平,又具“宋玉情结”,有“唐人高处”;更以代表市井文化的青楼艳歌知名,“骫骳从俗”而长于叙事,“铺叙展衍,备足无余”,是慢词的创调名家,善于熔情入景,具有“上承飞卿,下开金元”的词史地位。第五章论北宋中期词与苏轼的拓展,围绕着变法发展出的政党政治影响到当时的文化,士大夫文化对此期词的影响主要有三:其一是感叹“飘零官路,荏苒年华”,又努力化解思想的矛盾,体现了雅俗结合的创作思想。其二是苏轼代表了“士大夫之词”的完成,他将歌者之词变为诗人之词,“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宛转之度”,吟咏情性,寓意高远;他对词坛的变革主要是“以诗为词”,题材上“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风格上“刚亦不吐,柔亦不茹”。其三是秦观有独到的“词心”,他受累于党争,又“情钟世味,意恋生理”,将“身世之感打并入艳情”。第六章论北宋后期词的发展与集成,也就是论徽宗朝的词人。苏门外围词人渐见艺术之变,周邦彦知音律、善制曲,言情体物,穷极工巧,长于铺叙,重视法度,所作具有开阖动宕、回环往复之妙,善于以六朝小赋与唐诗入词,风格富艳精工,集北宋词艺术之大成。这一章对徽宗朝的文化对词的影响展开不够,从文化角度看,是一小小的瑕疵。第七章论南渡词及其因革变化。靖康事变促使了南渡词之变,多表现真情,感慨悲凉。待到绍兴和议签订,高宗“中兴”局面形成,则有“复雅”之倡,供奉之作亦见。第八章论辛弃疾及辛派词。辛弃疾是出将入相的人物,以词为“陶写之具”,所作抚时感事,别立一宗,入以经子百家,体现了文化集成,因综融南北、兼具情志,成为了两宋最伟大的词人。第九章论风雅词派及其艺术独创。风雅词派形成的文化基础是江浙地区的“民物康阜”,士人追求寄兴适情,才子崇尚晋人风雅,因地狭人稠,为官不易,造成了江湖文化,以隐逸或游谒为生存方式。此派以姜夔的创作成就最高,姜夔尚雅乐而反胡乐,明俗乐而求之雅,自作先词后曲,回归于“声依永”原则,坚持主体抒情,改变了以词就曲的定法,其词“清空”、“骚雅”,前者得益于晚唐诗的风神与江西派的瘦硬,因于其为人的襟怀洒落,故所作不涉嫣媚,境象空疏、遗貌得神;后者深得比兴之义,温柔敦厚,怨悱不乱。第十章论宋季风雅词的艺术总结与辛派嗣响。宋末词具有鲜明的地域文化色彩,浙江词人群是风雅派的继续,以杨瓒《作词五要》、沈义父《乐府指迷》、张炎《词源》为代表,体现了系统的创作理论。周密是沟通此派前后期词人的领袖,咏物词家王沂孙所作多有身世之感、君国之忧,因借物言志,虽气清而妍和,却言近指远、赋情独深。张炎为白石后劲,词史上并称姜张。 这样,从文化角度,本书完成了对唐宋词史的论述,对每一时期文化,都谈出了不同的特点,并由此引申出文化对每一时期词的影响与规范,既是实事求是,令人信服的,又不同于一些词史著作仅从词史发展的内部因素谈的单调简单。这应该是本书的一个显著特点。 第三,文献学、文艺学、文化学相结合。 张子野词,古今一大转移也。前此则为晏、欧,为温、韦,体段虽具,声色未开;后此则为秦、柳,为苏、辛,为美成、白石,发扬蹈厉,气局一新,而古意渐失。子野适得其中,有含蓄处,亦有发越处;但含蓄不似温、韦,发越亦不似豪苏腻柳。规模虽隘,气格却近古。自子野后,一千年来,温韦之风不作矣!益令我思子野不置。 接着,对陈廷焯评张先词的方方面面,诸如“规模虽隘,气格却近古”、“含蓄”、“发越”、“犹多古意”、“声调渐变”等各举张先词作为例,进行了具体而微的论述,说明陈廷焯所论的恰当。最后举夏敬观说法:“子野在北宋诸家中,可云独树一帜,比之于书,钟繇之体。”并加说明: 钟繇由汉末入魏,魏明帝时官至宰相、太傅,世称“钟太傅”,其书师法曹喜、蔡邕等人,博采众长,兼能各体,而尤精隶、楷,形成了由隶入楷的第一代新貌,与张芝、王羲之齐名。唐张怀瓘《书断》以其书刚柔兼备,古雅有余。张先词师法五代,亦兼采同时代诸家之长,如同钟繇的由隶入楷,独树一帜。夏敬观所拟,较之陈廷焯以之为“古今一大转移”,是更为恰当的。 材料在其手中,是活的内容,可以为我所用,纵横捭阖,着手成春。这才可以称作文献学、文艺学、文化学的结合。 以上我们从三个方面论述了本书的特点,当然,本书特点还有很多,限于篇幅,不再絮叨。相信此书的出版对于词史研究、词学研究,将有所突破,将进一步促进词学研究的繁荣。 作者简介:孙维城,安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