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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略》、《漢書·藝文志》（以下簡稱《漢志》）所收錄的圖書分成六個大的部分即“六略”。在這“六略”圖書當中，比較而言，“詩賦略”的地位有點特殊。與其他五略相比，一者，本略列為“開山祖師”的屈原為戰國時人，發端時間是最晚的[1]。二者，本略收錄的圖書大多數是西漢人的作品，創作歷史也最近[2]。三者，“詩賦略”圖書的系統的整理工作，劉向校書具有一定的創始性[3]，而其他五略中，類似的情形不多。“六藝”、“諸子”的定位多有戰國及戰國以上的淵源，這已成為常識。兵書的整理歷史，本志大序的論述比較完整：“漢興，張良、韓信序次兵法，凡百八十二家，刪取要用，定著三十五家。……武帝時，軍政楊僕捃摭遺逸，紀奏兵錄，猶未能備。至於孝成，命任宏論次兵書為四種。”至於源遠流長的“數術”、“方技”之書，相信在歷代流傳之中，也不可能未經整理。 總之，儘管“詩賦略”圖書論其學術上的淵源，是古詩之流、蔚為大國，其淵源在“六藝”之“詩”類。然而，以已經獨立的“詩賦略”圖書本身而論，與其他五略比較，“詩賦略”最可以稱為西漢時代的“新生事物”，本略收錄的圖書總體上是新出的一類，即“新書”。既然是新書，沒有太多的舊貫可依，在整理與著錄時，自然就具有一個圖書與學術上定位、分類方面的創新問題。要由文獻整理者來完成。 《七略》、《漢志》“詩賦略”將所整理的詩賦作品分為五個種類。由於歷代相傳的《漢志》本文在“詩賦略”五個種類之後沒有綴以常規的小序，分類的相關依據就成為“懸案”。有關“詩賦略”分類的解釋問題，經過近代著名學者劉師培、章太炎、黃侃、范文瀾、顧實等人的先後遞相傳述，似乎已經完全解決了。筆者再次提出這一問題來討論，恰恰就是在近人傳為經典論斷的解釋當中發現了一些疑竇，而這些可疑的漏洞足以使近人的“定論”不成立。經反復研究《漢志》本文，筆者嘗試提出一個有關《詩賦略》分類問題的新解釋，連帶地，亦對《漢志》“詩賦略”下屬五個種類的小序之有無的問題發表一個新觀點。 一、《漢志》及《詩賦略》解題 《漢志》與《七略》的關係，讀古書者大多人人能言。為了下文論述的方便，這裏還是簡單論述一下。《漢志·序》中即有與《七略》關係的論述，曰：“（劉）歆於是總群書而奏其《七略》，……今刪其要，以備篇籍。”顏師古注：“刪去浮冗，取其指要也。”這裏明白交待《漢志》是將《七略》刪節而成書的。《史通·書志》篇亦曰：“（班固）《藝文》取劉歆《七略》，因人成事。”《漢志》於《七略》，主要是刪節，但所刪的是內容，節目是保存完整的。而各部類之後所標示的“出”、“入”，如顏注所云，“此凡言‘入’者，謂《七略》之外班氏新入之也。其云‘出’者與此同”[4]。則《漢志》於《七略》，在書目上也有一些個別的具體調整。既然“出”、“入”皆有明示，更證明《漢志》總體上保存的就是《七略》的全貌[5]。儘管除了書目與分類完全仍《七略》之舊可以斷言之外，《漢志》這個“《七略》的簡本”究竟“簡”到什麼程度，因《七略》全書已亡，情況無由臆測，不好輕下斷語[6]。 作為《漢志》襲用《七略》的一個特別的背景，就是《漢書》作者所屬的班氏家族與劉向、劉歆校書一事以及《七略》一書的關係。班固的伯祖父班斿曾經參與過劉向校書的歷史性偉業，此其一；班斿作為外戚當中的文學翹楚（班斿的妹妹是漢成帝婕妤，即文學史上著名的《團扇詩》作者“班婕妤”），當時又受詔為皇帝進讀群書，受漢成帝嘉獎，得到“賜以秘書之副”的殊寵，此其二。《漢書·敘傳》曰：“斿博學有俊材，……與劉向校秘書。每奏事，斿以選受詔進讀群書。上器其能，賜以秘書之副。”《漢書·敘傳》又記班斿之子、班彪從兄、班固的從伯父班嗣故事曰：“家有賜書，內足於財，好古之士自遠方至，父党揚子雲（揚雄）以下莫不造門。”班固本身的祖父班穉是班斿的弟弟，當時與王莽、揚雄等有交往，與劉歆時代相接，也應該是有交往的；他們家所珍藏的皇帝恩賜的中秘書的副本，出自劉向、劉歆領導的、班斿也曾參與其中的圖書校讎工作。《漢志》沿襲起《七略》來，總該別有一番親切感。 《七略》、《漢志》作為一種歷史記錄，它們所記錄的主體是漢代皇家的宮中藏書，所謂“中書”、“中秘書”[7]。說到西漢皇家宮中秘府藏書，又與漢代的文化圖書政策相關。《漢志·序》記載： 漢興，改秦之敗，大收篇籍，廣開獻書之路。迄孝武世，書缺簡脫，禮壞樂崩，聖上喟然而稱曰：‘朕甚憫焉。’於是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下及諸子傳說，皆充秘府。至成帝時，以書頗散亡，使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詔光祿大夫劉向校經傳諸子詩賦，步兵校尉任宏校兵書，太史令尹咸校數術，侍醫李柱國校方技。每一書已，向輒條其篇目，撮其指意，錄而奏之。會向卒，哀帝複使向子侍中奉車都尉歆卒父業。歆於是總群書而奏其《七略》。故有《輯略》，有《六藝略》，有《諸子略》，有《詩賦略》，有《兵書略》，有《術數略》，有《方技略》。 由此可見，漢代的皇家藏書歷史，大致經歷“解禁”、藏書、校書三大階段。第一階段為漢武帝之前的階段，主要是改變秦代“焚書坑儒”的政策，允許民間藏書寫書獻書。第二階段始於漢武帝時代，官方開始實行藏書政策。只有出現了藏書，那才談得上為藏書編“書目”。第三階段為漢成帝、哀帝時代，劉向、劉歆父子受命整理皇家藏書並編目。劉向、劉歆父子為漢室校書二十餘年[8]，相繼而成《別錄》、《七略》二目錄書。 據前揭《漢志·序》，劉向校書時，大致是將書籍分為“經傳諸子詩賦”、“兵書”、“數術”、“方技”四部分，而第一部分包括三部分，所以，實際上是六個部分。最後成書的《七略》除了《輯略》集諸書之總要之外，其餘六略即分別為六部分圖書的目錄，《詩賦略》為“六略”之一。《說文解字》卷十三：“略，經略土地也。”段玉裁注引《左傳·昭七年》：“天子經略，諸侯正封，古之制也。”段注曰：“凡經界曰略。”[9]所謂“略”，表示疆界區分之義。《七略》、《漢志》中的“詩賦略”即言詩賦部分。 二、《詩賦略》及其分類 《漢志·詩賦略》篇幅雖不大，但是，鑒於本文第四節有關《詩賦略》分類的新解釋將要全文揭引《詩賦略》的前三部分，為免重複繁冗，本節這裏相關引文（即前三部分“屈原賦”、“陸賈賦”、“孫卿賦”部分）只選錄概略，本文第四節未全錄者（即第四部分“雜賦”、第五部分“歌詩”，以及序文），這裏保留全文[10]： 屈原賦二十五篇。楚懷王大夫，有《列傳》。 …… 右賦二十家，三百六十一篇。 陸賈賦三篇。 …… 右賦二十一家，二百七十四篇。入揚雄八篇。 孫卿賦十篇。 …… 右賦二十五家，百三十六篇。 客主賦十八篇。 雜行出及頌德賦二十四篇。 雜四夷及兵賦二十篇。 雜中賢失意賦十二篇。 雜思慕悲哀死賦十六篇。 雜鼓琴劍戲賦十三篇。 雜山陵水泡雲氣雨旱賦十六篇[11]。 雜禽獸六畜昆蟲賦十八篇。 雜器械草木賦三十三篇。 大雜賦三十四篇。 成相雜辭十一篇。 隱書十八篇[12]。 右雜賦十二家，二百三十三篇。 高祖歌詩二篇。 泰一雜甘泉壽宮歌詩十四篇。 宗廟歌詩五篇。 漢興以來兵所誅滅歌詩十四篇。 出行巡狩及游歌詩十篇。 臨江王及愁思節士歌詩四篇。 詔賜中山靖王子噲及孺子妾冰未央材人歌詩四篇[13]。 吳楚汝南歌詩十五篇。 燕代謳雁門雲中隴西歌詩九篇。 邯鄲河間歌詩四篇。 齊鄭歌詩四篇。 淮南歌詩四篇。 左馮翊秦歌詩三篇。 京兆尹秦歌詩五篇。 河東蒲反歌詩一篇。 黃門倡車忠等歌詩十五篇。 雜各有主名歌詩十篇。 雜歌詩九篇。 雒陽歌詩四篇。 河南周歌詩七篇。 河南周歌聲曲折七篇。 周謠歌詩七十五篇。 周謠歌詩聲曲折七十五篇。 諸神歌詩三篇。 送迎靈頌歌詩三篇。 周歌詩二篇。 南郡歌詩五篇。 右歌詩二十八家，三百一十四篇。 凡詩賦百六家，千三百一十八篇。入揚雄八篇。 傳曰：“不歌而誦謂之賦，登高能賦可以為大夫。”言感物造耑，材知深美[14]，可與圖事，故可以為列大夫也。古者諸侯卿大夫交接鄰國，以微言相感，當揖讓之時，必稱《詩》以諭其志，蓋以別賢不肖而觀盛衰焉。故孔子曰‘不學詩，無以言’也[15]。春秋之後，周道𡩻壞[16]，聘問歌詠不行於列國，學《詩》之士逸在布衣，而賢人失志之賦作矣。大儒孫卿及楚臣屈原離讒憂國，皆作賦以風[17]，咸有惻隱古《詩》之義。其後宋玉、唐勒，漢興枚乘、司馬相如，下及揚子雲，競為侈麗閎衍之詞，沒其風諭之義。是以揚子悔之，曰：“詩人之賦麗以則，辭人之賦麗以淫[18]。如孔氏之門人用賦也，則賈誼登堂，相如入室矣，如其不用何！”[19]自孝武立樂府而采歌謠，於是有代趙之謳，秦楚之風，皆感於哀樂，緣事而發，亦可以觀風俗，知薄厚云。序詩賦為五種。 以上《漢志·詩賦略》將“百六家，千三百一十八篇”詩賦作品分為五個種類：“屈原賦”之屬、“陸賈賦”之屬、“孫卿賦”之屬、雜賦、歌詩。 第一類“屈原賦”之屬，大致按時間先後順序，再輔以以類相從的原則（比如“淮南王群臣”在“淮南王”之後，劉向在其父劉德之後）。二十家中十六家屬漢武帝及其之前的時代。漢武帝、宣帝時代及其之前辭賦史上最重要的作者（屈原、宋玉、賈誼、枚乘、司馬相如、王褒）基本上盡數網羅在第一類當中。 第二類“陸賈賦”之屬，以時間順序為例，總共二十一家之中，蕭望之以上十三家為漢宣帝之前人，“河內太守徐明”以下八家為宣帝之後至西漢末人。本類作者當中，只有揚雄在辭賦史上成就與地位比較突出。 第三類“孫卿賦”之屬，除了荀子以大儒而地位隆重之外，絕大多數作者在辭賦史上更為次要。 第四類“客主賦”之屬，《漢志》標明為“雜賦”，所謂“雜賦”，指無主名辭賦之作之分類彙編。 第五類“高祖歌詩”之屬，《漢志》標明為“歌詩”。《詩賦略·總敘》曰：“自孝武立樂府而采歌謠，於是有代趙之謳，秦楚之風，皆感於哀樂，緣事而發，亦可以觀風俗，知薄厚云。”從《詩賦略》的書目的全篇及《敘》言的論述都可以見出，“歌詩”一類在《詩賦略》中大概只據有附屬的地位。 總之，《漢志·詩賦略》從內容上看，主要是辭賦類作品的一個匯總，附錄以“歌詩”作品。有關《詩賦略》分類（主要是前三類）的解釋，如今學術界已經似乎有了定論。下文將作專門辨析。 三、劉師培解釋存在的疑問 關於《詩賦略》的分類依據的經典解釋，首創自近代著名學者劉師培，後經章太炎《國故論衡·辨詩》、黃侃《文心雕龍札記·詮賦》、范文瀾《文心雕龍注》、顧實《漢書藝文志講疏》等重要著作的傳播，在文學、目錄學研究界幾乎人人能言。 《漢志》繼承自《七略》，是清代漢學家的經典著作。劉師培的見解首先作為他《論文雜記》的內容之一，於1905年揭載於《國粹學報》。當時《國粹學報》的影響特別大，再加上劉氏挾其四世傳經的學術上的餘烈，成為一時少年高發、令人矚目的學術名流[20]。可以想見，他所發表的對《漢志·詩賦略》的這一新觀點，當時應該一下子就傳播開了。1907年劉師培從種族革命的前線退下來、完全“歸隱”於學術研究之初，整理出版的他的學術著作集《左盦集》[21]，又以“《漢書藝文志》書後”為題收錄前述他對《詩賦略》分類的論述[22]。可見劉師培對自己的這一見解，學術上比較自負，以為足以傳世的。 劉師培論學的好朋友、也是當時學界名流章太炎的《國故論衡·辨詩》篇，論《七略》編次辭賦為四家，大體沿用了劉師培的見解。章氏、劉氏的弟子，近代學術界的一代宗師黃侃在他的名著《文心雕龍札記》中又肯定並引用了《國故論衡·辨詩》的相關論述；黃侃的弟子范文瀾撰《文心雕龍注》，複於《詮賦》篇注文引錄劉師培《左盦集》、章太炎《國故論衡·辨詩》相關論述。文學史研究中，從此相沿成習。目錄學方面，略有點昧於源流、數典忘祖之嫌疑。顧實的名著《漢書藝文志講疏》（商務印書館1924年出版、1933年新版，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整理版）於三類賦之下分別注明“主抒情”、“主說辭”、“主效物”，不著所出劉氏、章氏名氏，顯然已經當作既定事實來處理。陳國慶《漢書藝文志注釋彙編》（中華書局，1983）於《詩賦略》三類賦之下，直接引“顧實曰”以為分類的解釋。 劉師培1905年《論文雜記》提出的是對於《詩賦略》分類最為原創的見解，茲將原文及相關原注摘錄於下： 《漢書藝文志》敘詩賦為五種，而賦則析為四類：屈原以下二十家為一類，陸賈以下二十一家為一類，荀卿以下二十五家為一類，客主賦以下十二家為一類，而班《志》於區分之意，不注一詞。近代校讎家，亦鮮有討論及此者。自吾觀之，客主賦以下二十家，皆漢代之總集類也；餘則皆為分集（引者按：“分集”，《左盦集》已改作“別集”）。而分集之賦複分三類；有寫懷之賦（原注：即所謂言深思遠，以達一己之中情者也。），有騁辭之賦（原注：即所謂縱筆所如，以才藻擅長者也。），有闡理之賦（原注：即所謂分析事物，以形容其精微者也。）。寫懷之賦，屈原以下二十家是也。（原注：屈原《離騷經》固為寫懷之作，《九章》諸篇亦然。唐勒、宋玉皆屈原之徒，《九辨》、《大招》取法《騷經》。賈誼思慕屈平，所作《弔屈平賦》及《鵩賦》，皆《離騷》之遺意也。相如《大人賦》，亦宋玉《高唐賦》之遺；而淮南所作《招隱士》，又純乎《山鬼》之意者也。枚乘、劉向之作，亦取意諷諫。餘不可考。）騁辭之賦，陸賈以下二十一家是也。（原注：陸賈等之作雖不存，然陸賈為說客，為縱橫家之流，則其賦必為騁詞之賦。《漢書》朱建與陸賈同傳，亦辯士之流。枚皋、嚴助、朱買臣皆工於言語者也；《漢志》列嚴助書於縱橫家，此其證也。史遷、馮商，皆作史之才，則賦筆必近於縱橫。揚雄《羽獵》、《長楊》諸賦，亦多富麗之詞，亦近於騁詞者也。）闡理之賦，荀卿以下二十五家是也。（原注：觀荀卿作《成相》篇，已近於賦體，而其考列往跡，闡明事理，已開後世之聯珠。《繭賦》諸篇，亦即小驗大，析理至精，察理至明，故知其賦為闡理之賦也。餘多不可考。惟眭宏為明經之人，所作之賦，亦必闡理之一派也。） 比之《論文雜記》，1909年初版的《左盦集》卷八《〈漢書藝文志〉書後》一文的相關論述更為簡約，表述略有變動，沒有注文。 ……其區為三類者，蓋屈平以下二十家，均緣情托興之作也，體兼比興，情為裏而物為表。陸賈以下二十一家，均騁詞之作也，聚事徵材，旨詭而詞肆。荀卿以下二十五家，均指物類情之作也，侔色揣稱，品物畢圖，捨文而從質。此古賦區類之大略也。 章太炎《國故論衡》於1910年（庚戌）在日本初版[23]。那時的稍前幾年間，章氏、劉氏一時朝夕相處、關係最為密切，所以，《國故論衡·辨詩》篇中的相關論述與劉氏《論文雜記》、《左盦集》的見解，幾乎可以視為一家之說，僅是表述略有不同而已。 《七略》次賦為四家：一曰屈原賦，二曰陸賈賦，三曰孫卿賦，四曰雜賦。屈原言情，孫卿效物，陸賈賦不可見，其屬有朱建、嚴助、朱買臣諸家，蓋縱橫之變也。（原注：揚雄賦本擬相如，《七略》相如與屈原同次，班生以揚雄賦隸陸賈下，蓋誤也。） 縱觀劉氏、章氏的三處論述，基本見解完全一致：即第一類賦主抒情寫懷、第二類賦主縱橫騁詞、第三類賦主效物說理。 筆者研讀《詩賦略》，尋其分類之由，對於劉氏、章氏的觀點略作推敲，發現該論斷與所依據的論據之間的裂痕是非常大的，很難彌合。以下分別就三類的論述試作獻疑。 首先，將“屈原賦”之屬論定為抒情之作，這一認識確實頗有歷史淵源與事實根據。三世紀初葉的漢末建安時期，曹丕發表《屈原、司馬相如優劣論》，其所揭示的就是屈原、相如所代表的兩派辭賦文學的成就的區別與優劣評價的問題[24]。屈、馬優劣姑且另當別論，起碼屈、馬二者的區別，他們分別代表抒情的、騁詞的辭賦文學的規範，這一結論是已經為漢魏以下歷代論者所接受的。如果二百年前劉向、劉歆已經“孤明先發”，從圖書作品的性質方面對屈原及其後學的辭賦文學給予了“抒情寫懷”的定位，並且以之為辭賦分類的標準，那麼，《七略》、《漢志》的“詩賦略”為何不將相如等“騁詞的”典型漢賦形態的作家分別為一個系列，將同出劉向之手的《楚辭》一書的作家（包括屈原以及真正繼承屈原抒情傳統的作者）另作一個系列區別處理，反而將枚乘、司馬相如這樣對於辭賦體物傳統具有奠基意義的代表作家同樣納入“屈原賦”之屬呢？此疑問一。《詩賦略》列入第二類“陸賈賦”之屬的司馬遷辭賦，今有殘存的《悲士不遇賦》（《藝文類聚》卷三○、《全漢文》卷二六），從題目及內容來看，都非屬於“抒情寫懷派”不可。可是，卻置於“縱橫騁詞”派。此疑問二。在此疑問基礎之上，可能的結論是：劉向、劉歆當時尚無將所謂抒情、體物之辭賦作品圖書區別對待之意識，甚至也可能根本就沒有所謂辭賦作品分別抒情、體物之觀念意識。劉師培等人的論斷恐是以後例前。 其次，將“陸賈賦”之屬論定為縱橫騁詞之作，劉氏曰：“陸賈等之作雖不存，然陸賈為說客，為縱橫家之流，則其賦必為騁詞之賦。《漢書》朱建與陸賈同傳，亦辯士之流。枚皋、嚴助、朱買臣皆工於言語者也；……賦筆必近於縱橫。”章氏曰：“陸賈賦不可見，其屬有朱建、嚴助、朱買臣諸家，蓋縱橫之變也。”今按：縱橫家作賦必然騁詞，由學術派別或社會身份而推定文詞風格類別，證據與結論之間的聯繫委實太牽強。此疑問一。而列名於“陸賈賦”之屬的共計有二十一家，劉氏、章氏舉為“縱橫家”或“善言語”的例證的，說來說去也就陸賈、朱建、枚皋、嚴助、朱買臣五人，此五人的身份尚不足以證明二十一人的群體所必然具有的普遍的身份，這是很顯然的。並且，事實上，這其中司馬遷、劉辟彊、蕭望之、馮商、揚雄諸人的身份又顯而易見不是所謂縱橫家。此疑問二。當然，揚雄辭賦作品保存仍很完整，它的歸屬更是一個大問題，即使主張三類說者如章太炎，他本人也認為揚雄歸屬第二類，義有未安。詳見下文討論。此疑問三。在歸屬第二類的辭賦作者的作品中，除了揚雄作品保存較為完整，司馬遷殘存的《悲士不遇賦》已見上文論述，列名本類之首的陸賈現存一篇辭賦作品的標題：《孟春賦》[25]，同派馮商存一篇題名《燈賦》[26]，這些都是很常見的辭賦作品的題目。看不出來一定要屬於“縱橫騁詞派”的理由。此疑問四。 作為“陸賈賦”之屬別類的基石的，可以說就是陸賈的所謂“說客”的身份。在劉氏的論述中，有“說客”、“辯士”、“工於言語”、“縱橫家之流”等名目，章氏論述中也有“縱橫之變”的說法。這些圍繞相關作者的身份的諸多品目，簡直就成了定性“陸賈賦”之屬為騁詞之賦的基本依據。質言其實，這個所謂的三派分類說，關鍵的一派就是“陸賈賦”之屬，因為畢竟有關屈原、荀子的材料現存的還較多，不容易鑿孔立論。所以，萬一陸賈派不能成立，這個《詩賦略》三類分派說就站不住腳了。下面從幾個層次申述陸賈的身份問題，第一層，陸賈與“說客”、“辯士”、“縱橫家”等的關係。《史記》卷九七本傳：“陸賈者，……以客從高祖定天下，名為有口辯士，居左右，常使諸侯。”陸賈出使南越，說服南越王尉他稱臣於漢朝，是歷史上典型的說客成功的例子。《史記》“太史公曰”：“余讀陸生《新語》書十二篇，固當世之辯士。”陸賈確實頗有戰國秦漢之際說客的風格。第二層，陸賈與儒家的關係。其實，《史記》本傳記載陸賈的事蹟，除了口辯之外，就是他在漢高祖面前稱說《詩》《書》的例子，漢高祖“迺公居馬上而得之，安事《詩》《書》？”一問，與陸賈“居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一答，更成為非常著名的掌故與成語。史稱：“陸生乃粗述存亡之徵，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嘗不稱善，左右呼萬歲，號其書曰‘新語’。”這表明，在歷史上，在經歷了“焚書坑儒”的大災難之後，在新造的漢朝，陸賈成功地向漢高祖推銷了儒家治理國家的理論。《漢志·諸子略》儒家收有“《高祖傳》十三篇”，原注：“高祖與大臣述古語及詔策也。”某種意義上，漢高祖成了儒家的信徒。著名漢代思想史研究者近人徐複觀以“漢初的啟蒙思想家”稱述陸賈的歷史貢獻[27]。若論其學術派別，陸賈非儒生而何？劉向《別錄》、劉歆《七略》將“陸賈二十三篇”置於儒家，陸賈為儒家本來就是沒有疑義的。第三層，儒家“言語”與縱橫家的關係。春秋時期諸侯交通稱《詩》以明志，孔子之門弟子之才分為四科，其中就有“言語”一科，《史記》記載的子貢的故事，堪稱雄辯之才縱橫馳騁的最成功的範例。所以，有口才、甚至兼說客，本不妨礙其為儒家，孔子本人就是才兼德行、言語、政事、文學四者的宗師，近人顧實更指出，孔子其實正是春秋時代縱橫家的大師[28]。陸賈是個雄辯的儒家而已。朱建的情況與陸賈類似，也是一個口辯的儒家，《史記》附其事蹟於陸賈傳，同時，《七略》、《漢志》錄其書“ 關於“揚雄賦”的歸屬問題，章太炎雖然沿用劉氏的三類分類的論斷，卻發現了其中的一個漏洞，《國故論衡·辨詩》原注有曰：“揚雄賦本擬相如，《七略》相如與屈原同次，班生以揚雄賦隸陸賈下，蓋誤也。”這就是說，分為三類是正確的，但是，章氏認為揚雄應該與司馬相如同例，應該置於第一類“屈原賦”之屬，而不應該屬第二類。章氏崇拜劉歆與《七略》，他索性主觀地將這一錯誤的責任歸於《漢志》的作者班固。可是，《漢志·詩賦略》於“陸賈賦”之屬的末尾說得很清楚：“入揚雄八篇。”這明白交代，《七略》原文就是將揚雄置於第二類的，只是《七略》原收揚雄賦四篇，班固撰《漢志》時再增入了“八篇”而已。其實，劉師培本人似乎也無法漠視揚雄的問題，所以，他在《論文雜記》提出分類解釋時，原注就為了將揚雄歸於縱橫騁詞一派而強作說詞曰：“揚雄《羽獵》、《長楊》諸賦，亦多富麗之詞，亦近於騁詞者也。”顯然，這一解釋連他的同道章太炎都未被說服，所以章氏才找出班固來頂責任。徐複觀論《七略》、《漢志》“詩賦略”的分類未必恰當，也指出：“班固入‘揚雄賦’之八篇共為十二篇，其中有《反離騷》、《廣騷》、《畔牢愁》等，何以不列入‘屈賦’之類？”[31]總之，揚雄的辭賦不適合歸入陸賈賦之屬“騁詞一派”的第二類，這是包括劉師培、章太炎在內的論者的共識。 綜合以上有關“陸賈賦”之屬的討論，一者，所謂縱橫家的文詞，基本上是個莫須有的論斷。二者，揚雄的歸類問題，眾口一詞，應該進入第一類。司馬遷辭賦，以《悲士不遇賦》為例，也應歸屬第一類。三者，從現存的陸賈、馮商辭賦作品的題目看，亦無成為“另類”的理由。第二類“陸賈賦”之屬作者現存的所有作品，無一能夠成為另立一類的證據。此外，中國綿曆幾千年的宗法制度，其最重要的基礎就是家族本位，其延續出來，又有一個師法源流的問題。於古代尤盛。古人論人論事重視家學淵源、君臣關係，《詩賦略》“屈原賦”之屬“劉向賦”次於其父“陽成侯劉德賦”之下、“淮南王群臣賦”次於“淮南王賦”之下，均其例也。“陸賈賦”之屬的分類又引出這一方面的疑問。劉向祖父“宗正劉辟彊賦”反而離其子孫，被置於“陸賈賦”之屬；“枚乘賦”與其子“枚皋賦”分別置於第一、第二類；“張子僑賦”與其子“張豐賦”分別置於第一、第二類；“莊夫子賦”置第一類，其子（或言族子）“莊怱奇賦”與族子“嚴（莊）助賦”列第二類。《七略》、《漢志》最重視學術源流，朱買臣是漢代歷史上可考的極少數專精《楚辭》的人物[32]，“朱買臣賦三篇”豈可不隸於“屈原賦”之屬，反而置於縱橫騁詞一派？據《漢書·地理志》的論述，嚴助與朱買臣一樣，也是《楚辭》流傳漢朝的功臣[33]，那麼，“嚴助賦”又有了一個必須歸入“屈原賦”之屬的理由。總之，僅靠辭賦文學的所謂“抒情”與“騁詞”的風格特色，是沒有足夠的力量超越宗法習慣，將父子、家族等區別為不同種類的。這也就是說，劉師培的解釋，根本不能成為《七略》、《漢志》“詩賦略”當中“陸賈賦”之屬分類的理由。 再次，關於“孫卿賦”之屬所謂效物論理的類別。將荀子的辭賦作品的特色歸納為效物論理，還是符合實際的。但是，“孫卿賦”之屬共有二十五家，對於其餘二十四家，劉氏僅曰：“餘多不可考。惟眭宏為明經之人，所作之賦，亦必闡理之一派也。”（《論文雜記》）二十五家當中，論述了一家，推論了一家，如何就能夠為二十五家定性呢？且該類中眭宏因為是明習經學之人，所以推論他的作品應該是闡理之賦。然而，在漢史上，蕭望之以儒術進身更為著名[34]，然而“蕭望之賦”不置第三類說理派、反置第二類騁詞派，又該如何彌合。比之第二類的情況更甚，除荀子的作品之外，第三類所收錄作者的作品全部佚失。在此枉費太多口舌，意義不大。 事實上，《荀子》中的辭賦作品，在後人看來，比之屈原代表的《楚辭》一系，風格上有顯著區別。可是，我們不能忽視文字書籍（特別是精英教育中代代相傳的部分）所保存的歷史，只是真實歷史的一小部分。近來，隨着文物考古對民間俗賦的發現，再回頭重讀王褒的《僮約》之類作品，戰國秦漢時期楚地最為活躍的通俗性、娛樂性的辭賦文學的歷史背景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再現[35]。這樣一種辭賦的歷史氛圍，絕不是正襟危坐的文人士大夫精英文學所能限制與完全代表的，這一氛圍也足以將《楚辭》、荀子辭賦等完全整合在一起，它們之間的區別反而顯得次要。而從次序上看，荀子客居楚國而作辭賦，也是受《楚辭》為代表的楚國辭賦文學的影響。鑒於辭賦文學的豐富多彩的歷史實際，荀子辭賦本身沒有非得獨立於《楚辭》一系不可的理由。 總之，《七略》、《漢志》“詩賦略”前三類的所謂分類的解釋，大致是基於三者必須具有性質上的區別這一假設性前提之下，然後依據有限的、零星的材料敷衍出來的。若果真當初即存在如劉氏分類理論所揭示的辭賦抒情、騁詞、說理的不同標準的話，劉向、劉歆二十年校書，創造了如此歷史偉業的學術巨人，絕對不會搞到如此這般顧此失彼、漏洞百出的地步的。 四、《詩賦略》前三部分區分的新解釋 儘管劉師培所創的解釋似乎不容易說得通，然而，《詩賦略》前三部分所網羅的作家作品確實分置三處，總是一個必須面對的客觀現象。筆者研讀《藝文志》本文時，覺得再提一套理論性質的解釋，恐怕也很難更高明。也許應該完全換一種思路，即不要在理論義理的層面過多糾纏，而主要以探明相關史實為目標。從這樣的角度觀察，《詩賦略》前三部分所網羅的作家作品分成三個部分，也可以理解為是出於某些不得已原因而作的客觀處置，所謂的前三類，其間也可以並無什麼“類”的區隔，僅是分在三處而已，略如“詩賦”作品之一、之二、之三。用如今的術語來表示，這就是完全從“文獻整理”而非“學術研究”的層面來理解劉向、劉歆對《詩賦略》前三部分的處理。如此理解之後，或許反而可以一切暢通，略無捍格。 劉向整理的是西漢皇宮中的藏書。與我們經常可以從史料小說中看到的明、清兩代常有館臣從皇家藏書中抄出別本流傳於世俗的若干例子形成鮮明的對照，漢代宮禁之書的地位甚為尊崇，任何侵犯似乎都會導致很嚴重的後果。本文第一節揭引《漢書·敘傳》敍述班固的伯祖父班斿參與劉向校書，後又進讀群書，漢成帝“賜以秘書之副”，這在當時是極端的殊寵。《漢書敘傳》又曰：“東平思王以叔父求《太史公》、諸子書，大將軍白不許。”可知，當時宮中之書是不允許傳佈的。東平王以叔父之尊，向皇帝求宮禁中所有的《太史公書》（即《史記》）及諸子書，都被拒絕。漢代名臣霍光的兒子霍山抄寫“秘書”，當時被治罪，太常因為將秘書借給霍山，也被免職。揚雄撰《方言》，得皇帝詔令，才能“觀書於石室”，中秘之藏書，人臣非受詔不得觀[36]。可見這方面漢代法律之嚴峻。明乎此，我們更容易理解下面所述劉向校書的一些審慎的做法之由及其背景。 關於劉向校書，余嘉錫《古書通例》有專節《敘劉向之校讎編次》敍述。其中論述劉向編次群書之法有二：“凡經書皆以中古文校今文。其篇數多寡不同，則兩本並存，不刪除複重。”“凡諸子傳記，皆以各本相校，刪除重複，著為定本。”“詩賦”作為漢代興盛起來的新生事物，雖於“六藝”之《詩》有淵源，但未在學官傳習，所以，編次之例必然是與“諸子”等相同的。當時，“（漢）成帝既詔（劉）向校中秘書，又求遺書於天下。天下之書既集，向乃用各本讎對，互相除補，別為編次。”[37]《別錄》、《七略》都已亡佚，從佚存的幾則例子中，可以具體見出當時劉向校讎編次的情形。比如，儒家類《晏子》一書，《晏子敘錄》曰： 所校中書《晏子》十一篇。臣向謹與長社尉臣參校讎，太史書五篇，臣向書一篇，參書十三篇。凡中外書三十篇，為八百三十八章。除複重二十二篇，六百三十八章。定著八篇二百一十五章。外書無有三十六章，中書無有七十章，中外皆有以相定。 又比如，道家類《列子》一書，《列子敘錄》曰： 所校中書《列子》五篇。臣向謹與長社尉臣參校讎，太常書三篇，太史書四篇，臣向書六篇，臣參書二篇，內外書凡二十篇，以校除複重十二篇，定著八篇，中書多，外書少，章亂布在諸篇。 又比如，名家類《鄧析子》： 中《鄧析》四篇，臣敘書一篇，凡中外書五篇，以相校，除複重，為一篇。 從這三例看，《晏子》中外書三十篇，編定為八篇；《列子》中外書二十篇，定為八篇；《鄧析子》五篇，定為一篇（按：應是二篇）。又如《孫卿子》得書三百二十二篇，定為三十二篇。這些例子反映了劉向校書時的書籍來源，以及當時所徵用的書籍之多。值得注意者，所有書籍中，居於首要與關鍵地位者為“中書”（或簡稱作“中”），這是皇帝宮中的藏書，此其一；此外的書籍來源雖概稱“外”，細辨又有其次序，即一部分是朝官所守的外廷書（如太常書、太史書，以及博士的藏書[38]），另一部分是臣工百姓的私人書。 劉向如何處理這些書，除了校字句的異同之外，就是去除重複，具體而言，也有一些跡象可循。古人的傳世著作，未必出自本人所書寫與定稿，其大略可辨者，只是學術的源流與生平的事蹟等。劉向、劉歆的校書工作，自然不可能在類似於近代人所謂著作權問題上糾纏，大要只是分清其派別與某子，以及將章節歸為篇章，將篇章整次排比而已。當古代諸子百家學術衰微之際，劉向、劉歆父子望文歸類，如《漢書·楚元王傳贊》所云：“《七略》剖判藝文，綜百家之緒。”使後人可以窺見古人學術的源流，此非碩學巨儒無以為也。此其要點之一。 余嘉錫曾經揭示劉向校書當中的一個稱為“新書”的體例，這是區別於原本原編可以傳世的那部分著作而言的。曰：“其有複重殘缺，經（劉）向別加編次者，皆題之曰‘新書’，以別於中秘舊藏及民間之本。”[39]若經新編，即題曰“新書”，彰顯態度之審慎。此其要點之二。 又，劉向校書，收拾散亡，所取的是與其過而廢之，寧過而存之的態度，甚至一些明知其非真，因其相傳已久，也儘量給予保存的例子。《晏子敘錄》曰：“似非晏子言，疑後世辯士所為者，亦不敢失。”《墨子》一書中《尚賢》、《尚同》、《兼愛》諸篇各分上、中、下三篇，文字相同者居多，但仍皆予整理，便是典型的例子。《詩賦略》著錄有“上所自造賦二篇”，顏師古注：“武帝也。”劉向於成帝世校書，書名仍以武帝為“（今）上”，這表明，即使書名，亦未徑行改易。此其要點之三。總之，劉向、劉歆為皇家校書的主要的目的，看起來多麼不象“整理”，而更象“保存”、“保護”。這種傾全力保存文獻原貌，向後人傳達古人學術源流、不敢輕有造次的審慎態度，為文獻整理、也為學術研究樹立了光輝的典範。這是經歷過宋代以下的“疑古”思潮洗禮的後代許多論者所難以想像的。 劉向如此在意保存書籍舊貌，又有非常清楚的中、外書即書籍來源的可追溯性意識，所以，筆者提出《詩賦略》前三類的編次大致依據書籍的藏書地位而劃分的觀點，起碼不會是空穴來風。以下試作具體說明，先將《詩賦略》前三類的書名分別抄錄下來，然後附解釋。 屈原賦二十五篇。楚懷王大夫，有《列傳》。 唐勒賦四篇。楚人。 宋玉賦十六篇。楚人，與唐勒並時，在屈原後也。 趙幽王賦一篇。 莊夫子賦二十四篇。名忌，吳人。 賈誼賦七篇。 枚乘賦九篇。 司馬相如賦二十九篇。 淮南王賦八十二篇。 淮南王群臣賦四十四篇。 太常蓼侯孔臧賦二十篇。 陽丘侯劉隁賦十九篇。 吾丘壽王賦十五篇。 蔡甲賦一篇。 上所自造賦二篇[40]。 兒寬賦二篇。 光祿大夫張子僑賦三篇。與王褒同時也。 陽成侯劉德賦九篇。 劉向賦三十三篇。 王褒賦十六篇。 右賦二十家，三百六十一篇。 此為第一部分，是以漢成帝時代的中秘藏書為基礎的，而這批藏書看起來又以曾經武帝時代整理過的舊藏為主，所以稱武帝為“上”（“上所自造賦二篇。”顏師古注：“武帝也。”）。該部分二十家中十六家屬于漢武帝及其之前的時代。另外，補充漢宣帝時代劉向、王褒四家而已。漢武帝、宣帝時代及其之前辭賦史上最重要的作者（屈原、宋玉、賈誼、枚乘、司馬相如、王褒）基本上盡數網羅在本部分當中。武、宣之世屬西漢辭賦的鼎盛時代（班固《二京賦序》），好書多數入藏，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所以，此一部分是《詩賦略》最有價值、也是分量最大的部分，這一類“賦”反映或代表了西漢文學的歷史淵源及主要成就。按此種解釋，《詩賦略》揚雄不入第一類的最大難題，亦可以順利解決。劉向開始校書的年代（漢成帝河平三年，西元前26年），揚雄才二十八歲，還在家鄉蜀郡，他的辭賦代表作甚至尚未寫作出來，哪里談得到入藏中秘？此部分編排大致按時間先後順序，再輔以以類相從的原則，已見上文第二節所述。 陸賈賦三篇。 枚皋賦百二十篇。 朱建賦二篇。 常侍郎莊怱奇賦十一篇。枚皋同時[41]。 嚴助賦三十五篇[42]。 朱買臣賦三篇。 宗正劉辟彊賦八篇。 司馬遷賦八篇。 郎中臣嬰齊賦十篇。 臣說賦九篇[43]。 臣吾賦十八篇。 遼東太守蘇季賦一篇。 蕭望之賦四篇。 河內太守徐明賦三篇。字長君，東海人，元、成世歷五郡太守，有能名。 給事黃門侍郎李息賦九篇。 淮陽憲王賦二篇。 揚雄賦十二篇。 待詔馮商賦九篇。 博士弟子杜參賦二篇[44]。 車郎張豐賦三篇。張子僑子。 驃騎將軍朱宇賦三篇[45]。 右賦二十一家，二百七十四篇。入揚雄八篇。 此為第二部分，疑以當時外廷太常、太史、博士等處所保存的傳世辭賦作品為主，與中秘同者自然不須再行著錄。古人著作有單篇流行的慣例，陸賈諸人雖然有書著錄於本《志》“諸子略”等處，疑本部分所錄諸人詩賦作品並非自《諸子略》等裁出，而是原本就有單篇在民間流行，與下一部分“孫卿賦十篇”從儒家《孫卿子》（《孫卿子新書》）一書中直接裁出的情形略有區別。本部分注明“入揚雄八篇”，可見“揚雄賦十二篇”之中，八篇為班固撰《漢志》時所補；揚雄與劉歆同時，其《七略》原本所有的揚雄賦四篇應是揚雄獻漢成帝的著名“四賦”，大概是劉歆續劉向書目時著錄進去的[46]。本部分以時間順序為例，總共二十一家之中，蕭望之以上十三家為漢宣帝之前人，“河內太守徐明”以下八家為宣帝之後至西漢末人。本部分作品價值、分量均次於第一部分，只有揚雄在辭賦史上成就與地位比較突出。 孫卿賦十篇。 秦時雜賦九篇。 李思《孝景皇帝頌》十五篇。 廣川惠王越賦五篇。 長沙王群臣賦三篇。 魏內史賦二篇。 東暆令延年賦七篇[47]。 衛士令李忠賦二篇。 張偃賦二篇。 賈充賦四篇。 張仁賦六篇。 秦充賦二篇。 李步昌賦二篇。 侍郎謝多賦十篇。 平陽公主舍人周長孺賦二篇。 雒陽錡華賦九篇[48]。 眭弘賦一篇[49]。 別栩陽賦五篇[50]。 臣昌市賦六篇。 臣義賦二篇。 黃門書者假史王商賦十三篇。 侍中徐博賦四篇。 黃門書者王廣呂嘉賦五篇。 漢中都尉丞華龍賦二篇。 左馮翊史路恭賦八篇。 右賦二十五家，百三十六篇。 “孫卿賦”之屬，除了荀子賦顯然是自劉向新校理編次的《荀子新書》中裁篇別出的之外，其他的作品似乎出自成帝時謁者陳農奉命“求遺書於天下”（《漢書·成帝紀》）時新徵的天下書。總的看，比之前一部分，價值、分量更次之。只有荀子以大儒而地位隆重。將“孫卿賦”自《荀子》中裁篇別出，或許也是劉向的特識。將荀子的這十篇賦，置於此一部分，是一種權宜的處置。 以下雜賦部分，是無主名的作品的匯總。歌詩部分，是附錄。已見上文第二節所述。 總而言之，從圖書整理的角度看，《詩賦略》於相關作品的校讎之外，只是略為匯次。似乎未必徹底打亂了次序，再重新分類。以示某種“義理”。漢代蓬勃發展的辭賦文學的嶄新事業，其真正理論總結的時機，恐怕得等到揚雄、班固、張衡等的事業發揚光大之後才更有可能。 五、《詩賦略》小序之有無的問題 《漢志》共六略三十八種，其五略三十三種均有小序，唯《詩賦略》所屬五類無之。對於這一現象，校讎家多寧信其有，不信其無。章學誠《校讎通義·漢志詩賦》：“惟《詩賦》一略區為五種，而每種之後更無敘論，不知劉、班之所遺耶，抑流傳之脫簡耶？今觀《屈原賦》二十五篇以下共二十家為一種，《陸賈賦》三篇以下共二十一家為一種，《孫卿賦》十篇以下共二十五家為一種，名類相同而區種有別，當日必有其義例。……第不如五略之有敘錄，更得其源委耳。”近人王重民曰：“《詩賦略》分為五種，而五種的小序今本都沒有了，章學誠猜疑這不是劉、班沒有作，而是在流傳過程中亡佚了。依我看來，《漢志》三十八種，除《詩賦略》的五種沒有小序，其餘都有，大概後一說（流傳遺失）是對的。”[51] 按照本文前一節的論述，《詩賦略》前三類賦“屈原賦”之屬、“陸賈賦”之屬、“孫卿賦”之屬之間，並沒有什麼學術或派別上的差異，只是基於藏書地位方面的原因略作區分而已。第四類“雜賦”、第五類“歌詩”不用說了。所以，《七略》、《漢志》的“詩賦略”的五個種類應該無需、事實上也沒有“小序”，只有“詩賦略”的一個“大序”就足夠說明問題。這似乎與其他五略的處理方式有點不同，卻是比較符合實際的。這裏還可以舉出一個本《志》的內證，其實，前揭章學誠《校讎通義》也是注意到的，“名類相同而區種有別”。下面通過一個表格來展示一下： 《漢書藝文志》六略三十八種小序之有無情況匯總表
從三十八個種類的名稱與小序之“有”“無”的關係可見，六略當中，只有《詩賦略》的前三類同用“賦”為種類之名稱，第四類稱“雜‘賦’”，當然也是附著於前三類的；“歌詩”更是前四個賦的種類的附錄。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由三個種類共用一個“賦”的稱名而沒有區別，可以推斷，名目既無分別，此三類應該沒有實質上的區別，僅是因為數量上的限制不得不分開而已。所以，一方面，可以說劉向、劉歆尚未對辭賦文學內部關係作出什麼進一步的分析。另一方面，《詩賦略》若不是因為篇幅過大的緣故，完全可以循《太史公》百三十篇（《史記》）附於《六藝略·春秋類》之中的例子，附於《六藝略·詩類》。《詩賦略》分為五類的情況，與《六藝略》、《諸子略》等五略的分類基礎有所不同。因事設論，因而，以整個《詩賦略》為性質上獨立的一個單元，僅設一大序加以論述，而無五個種類的小序，應是符合情理的。而《詩賦略》大序對詩賦的源流變遷，論述得也確實非常全面深刻。 六、餘論：如何理解先宋著作的體例 自從章學誠提出“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的響亮口號之後，《七略》、《漢志》的讀者可能更熱衷於將它們理解成分析學術源流、建立知識體系的宏偉著作，而忽略了事實上這兩部書本身只是西漢皇家藏書的附有序言（或解題）的圖書目錄而已。事實上，書籍方面的客觀情況才是它們首要的依據。在這裏，可以說，書籍是“體”，學術是“用”。對於二書的過度的學術解讀可能與本意有違。 而從本文對《詩賦略》分類及小序之有無的問題的探討，結合筆者之前探討過的《南齊書·文學傳》原作究竟有無“（傳）序”的類似問題[52]。又可以發現，唐之前的作者因事制宜而作權變的例子比較常見[53]，這一點，宋以後的讀者泥於自己頭腦中要體系、要條例的認識習慣與閱讀期待，遇到那些比之通例略有權變的例子，比較容易產生誤會。總是愛往體系比較嚴整的方面理解，而這似乎每與先宋作品的實際情況有差異。 注释： [1]其他五略之中，“六藝”、“諸子”出自春秋時代以上，眾所周知，就不用說了。“兵書略”，本志大序曰：“自春秋至於戰國，出奇設伏，變詐之兵並作。”是“兵書”發達於春秋戰國時代。“數術略”收占卜之書，“方技略”收醫藥之書，發端更古。 [2]其他五略，雖然多有西漢人作品，但是，總體上繼承自戰國以上者居多。 [3]楚國的屈原後學、以及西漢的淮南王等人可能對《楚辭》作品也作過一定的整理，參見湯炳正《<楚辭>成書之探索》（氏著《屈賦新探》，濟南：齊魯書社，1984年，第85—109頁）。但是，數量上更多的西漢辭賦作品，應該是劉向、劉歆經手時，才得到大規模系統整理。 [4]《漢書》（中華書局點校本），1708頁。 [5]所以，姚振宗《隋書經籍志考證》曰：“《七略》三十八種之書盡在《藝文志》。三十八種之流別亦盡在於《志》。故其書雖亡，其流風餘韻，猶約略可尋。”《二十五史補編》（中華書局重印開明書店版），5425頁。 [6]章宗源《隋書經籍志考證》曰：“班固因《七略》而志《藝文》，其與（劉）歆異者，特注其出入。……使後人可考劉氏原本。今以諸書所引《七略》如……俱異《七略》之舊。……（按：諸解題）此類《漢志》皆未取。……班固本注雖依《七略》，而語多從簡。”《二十五史補編》，5003頁。 [7]漢廷藏書稱為“中書”，參見劉師培《中古文考》，《左盦集》卷一。 [8]《風俗通義》曰：“劉向為孝成皇帝典校書籍二十餘年。”引自中法漢學研究所編《〈風俗通義〉通檢》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附錄應劭《風俗通義》，頁89。亦參見顧實《漢書藝文志講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頁8—12。 [9]《說文解字段注》（成都古籍書店影印本，1981），頁737，下欄。 [10]按：本錄文據中華書局點校本《漢書》，書名篇數之下的小字是原注。註腳部分照錄了顏師古注文。 [11]颜師古曰：“泡，水上浮漚也。泡音普交反。漚音一侯反。” [12]颜師古曰：“劉向《別錄》云‘隱書者，疑其言以相問，對者以慮思之，可以無不諭’。” [13]颜師古曰：“孺子，王妾之有品號者也。妾，王之眾妾也。冰，其名。材人，天子內官。” [14]颜師古曰：“耑，古端字也。因物動志，則造辭義之端緒。” [15]颜師古曰：“《論語》載孔子戒伯魚之辭也。” [16]颜師古曰：“𥧲，漸也。” [17]颜師古曰：“離，遭也。風讀曰諷。次下亦同。” [18]颜師古曰：“辭人，言後代之為文辭。” [19]颜師古曰：“言孔氏之門既不用賦，不可如何。謂賈誼、相如無所施也。” [20]參見拙文《劉師培對中國學術史的研究》，刊《學人》第七輯（江蘇文藝出版社，1995）。 [21]參見同上。《左盦集》整理完成於1909年、初版於1910年。錢玄同《劉申叔先生遺書總目》書後：“可以斷定此書之編刻，必在己酉（1909），故出板於庚戌（1910）也。”《劉申叔先生遺書》（民國二十三年甯武南氏校印本），卷首。 [22]樸社於1928年校印《論文雜記》。人民文學出版社於1959年將舒蕪校點整理的《論文雜記》與劉氏名著《中國中古文學史》合編出版，又屢次重印。《左盦集》的流傳則更為廣泛，此不贅述。 [23]湯志鈞《章太炎年譜長編》（中華書局，1979），“宣統二年庚戌”。 [24]參見拙文《試釋曹丕<典論>的屈原、司馬相如優劣論》，《文學評論》2009年第3期。 [25]《文心雕龍·才略》：“漢室陸賈，首發奇采，賦孟春而選典誥。”可知陸賈作有《孟春賦》。 [26]《藝文類聚》卷八一引《別錄》曰：“待詔馮商作《燈賦》。” [27]曰：“在此種皇權專制的黑暗中，能浮出若干人生存在的價值觀念，能在人倫生活裏面由仁義發生若干相濡以沫的作用，能在層層壓制之下，能代替人民發出疾苦的呼聲，這對於我們民族生命的延續，文化的維持，依然有很重大的意義。在這種地方，我們應給陸賈以相應的地位。”徐複觀《兩漢思想史》卷二（臺灣學生書局，1976），105頁。 [28]曰：“使臣曰行人，春秋朝聘頻煩，斯職尤重，賦詩斷章，增輝壇坫。孔子欲進庶人於朝，故曰‘不學《詩》，無以言’，而教弟子誦《詩》，貴能奉使專對，……故孔子者，春秋之縱橫大師也。”見所著《漢書藝文志講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頁149-50。 [29]按：劉師培《論文雜記》這段論述還有一個疏誤，他在原注中說：“《漢志》列嚴助書於縱橫家，此其證也。”事實上，《漢志》列“莊助四篇”（引按：“莊助”即“嚴助”）於儒家而非縱橫家。列入縱橫家的是《莊安》，他沒有辭賦作品列入《詩賦略》。 [30]這與漢代以後坐而論道的博士儒生有所不同。 [31]徐複觀，《中國文學論集》（臺灣學生書局，1985），350頁。 [32]《漢書》卷六四《朱買臣傳》：“（嚴助）薦買臣。召見，說《春秋》，言《楚詞》，帝甚悅之。” [33]《漢書·地理志》曰：“始楚賢臣屈原被讒放流，作《離騷》諸賦以自傷悼。後有宋玉、唐勒之屬慕而述之，皆以顯名。漢興，高祖王兄子濞於吳，招致天下之娛遊子弟，枚乘、鄒陽、嚴夫子之徒興於文、景之際。而淮南王安亦都壽春，招賓客著書。而吳有嚴助、朱買臣，貴顯漢朝，文辭併發。故世傳《楚辭》。” [34]《漢書》卷五八《公孫弘卜式兒寬傳贊》：“孝宣承統，……（蕭望之）以儒術進。” [35]參見裘錫圭《神烏傅初探》，見連雲港市博物館、中國文物研究所《尹灣漢墓簡牘綜論》，（北京：科學出版社，1999），頁1—7。 [36]參見余嘉錫《古書通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109頁。 [37]《古書通例》，103頁。 [38]《漢志·序》如淳注引劉歆《七略》。 [39]《古書通例》，107頁。 [40]颜師古曰：“武帝也。” [41]颜師古曰：“《七略》云‘怱奇者，或言莊夫子子，或言族家子，莊助昆弟也。從行至茂陵，詔造賦。’” [42]颜師古曰：“上言莊怱奇，下言嚴助，史駮文。” [43]颜師古曰：“說，名，音悅。” [44]颜師古曰：“劉向《別錄》云‘臣向謹與長社尉杜參校中祕書’。劉歆又云‘參，杜陵人，以陽朔元年病死，死時年二十餘’。” [45]颜師古曰：“劉向《別錄》云‘驃騎將軍史朱宇’，志以宇在驃騎府，故總言驃騎將軍。” [46]《漢書·揚雄傳贊》：“辭莫麗於（司馬）相如，作四賦。”原注：“《甘泉》、《河東》、《校獵》、《長楊》。”王應鱗《漢藝文志考證》：“《志》云：入揚雄八篇。蓋《七略》所略（取）止四賦也。”王氏之意，《七略》所錄為《甘泉》等四賦。《二十五史補編》，1421頁。 [47]颜師古曰：“東暆，縣名。暆音移。” [48]颜師古曰：“錡，姓；華，名。錡音魚綺反。” [49]颜師古曰：“即眭孟也。眭音先隨反。” [50]服虔曰：“栩音詡。” [51]章學誠撰、王重民通解《校讎通義通解》（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116頁。 [52]參見拙文《中古五史“文學傳”與中古文學觀念》，《唐研究》第13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 [53]又比如，梁锺嶸名著《詩品》本是為品評五言詩而作的專著，但是，其中下品論夏侯湛：“孝沖（夏侯湛）雖曰後進，見重安仁（潘岳）。”潘岳重視夏侯湛詩歌，是因為夏侯湛作四言詩《周詩》，見《世說新語·文學》篇“夏侯湛作《周詩》成”條。可見雖專論五言詩，亦不妨偶爾論及四言詩，是體例之可變通也。 [作者简介] 吴光兴，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