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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人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曾经就《史记》、《汉书》总结了几条重要的阅读体验，其中就包含了“汉儒言灾异”、“汉重日食”、“汉诏多惧词”、“灾异免三公”等内容。[1]葛兆光先生曾经谈到：“每一种文化的根基，都是一种关于世界的概念，它是这种文化所特有的，每一种文化都有一种基本的象征，它提供出对于世界的理解，这种文化的一切表现形式都由这种象征所决定”。[2]显然，作为汉代政治思想基础的《春秋》经文正是提供了这样一种关于世界的解释与象征。在这个“天人同构”、“天人感应”的政治宇宙中，作为人们日常与生活的经验注定不可能与这个神圣的政治宇宙结构相分离。 巫鸿先生的《武梁祠》书中，就反复强调了作为集合了汉代民间宗教、礼仪与教化功能的石刻艺术中，那些不断出现的历史人物、圣王、贤德、祥瑞、神兽与受命符之间的复杂联系构成了一组政治的“天人同构”。[3]因此不难推断，作为一种支配了帝王和普通民众的特殊政治宇宙观，“天人感应”的存在感必然极为真实。显然，此种独特政治宇宙的感受，统统可以被追溯到汉代知识中孔子作《春秋》为汉立法的传说。 某种意义上讲，《春秋》这一文本，已经很难被单纯描述为一本“书”这样简单。列维·斯特劳斯在《忧郁的热带》中不乏震惊地发现了“书写”这一行动背后的巨大力量。[4]书写不仅仅可以记录下政治与生活的历史共同经验，最为关键的是，通过书写，这些神秘的符号与内容就足以构建出一个关于“神圣”的叙述与权威。[5]按照今文经学的话语，通过《春秋》的书写，孔子足以获得“素王”的神圣权威。而在依附于今文经学政治思想的谶纬神话中，孔子接受了上天降下端门的血书，因而进行了书写《春秋》的行动，最后完成了为汉朝制定“法”的实践。[6]这就意味着，作为一件代表了神圣“天”之意志的“书写”行动，最终将为整个世俗世界的“人”构建终极秩序。《春秋》作为一件文本，在思想史的语境中，已绝非知识论、甚至道德论意义上的“书”，而是“书于天人之际”的伟大“神启”。笔者认为，把握住“神圣与世俗”的这一重要维度，也正是谭佳博士最终切入《春秋》文本，试图为我们勾勒出某种关于政治神话或政治宇宙秩序“重构”可能性的原因所在吧。 很高兴能够作为谭佳博士这本大作的第一批读者，在出版前就能有幸接触到她的研究成果。在她准备动笔之前，就曾给笔者谈到过她的整个思路。多年前第一次拜读叶舒宪先生的著作，还记得是《诗经的文化阐释》一书，[7]震惊之情，至今记忆犹新。原来，研究《诗经》，除了经学路数和现代学者的“文学品鉴”之外，还可以这样进入。“文学人类学”的路径，运用人类学的方法视野与各种现代分析理论，再结合各种具体的考古、训诂、文献、人类学等材料，最终可以探讨某种精神文化现象的“原型”。所谓“温柔敦厚，诗教也”的君子人格古训，最终被还原为远古的萨满祭司之品质，实在不能不叹服此种方法论的新颖与维度之纵深。谭佳博士跟随叶舒宪先生学习和研究文学人类学，笔者也长期与她保持探讨和交流，有时也为一些学术问题争执不已，同时也叹服她的视野之广阔与思考之深度。 “天人之际”，廖平称为“天学”的那些“秘密”，[8]总是像一个个潘多拉的魔盒，吸引着古往今来的东西方学者去探究“天道”背后的问题。古希腊史学家修昔底德作《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有一个始终挥之不去的阴影，也正是对历史在场之中“天命”之可能的深切关注，[9]更遑论史迁作书，“究天人之际”的宏愿。在古代宇宙观与知识的世界中，不能探讨作为整个秩序之所由来与合理性根基的神圣维度，就根本不可能真正进入古人思想的语境之在场，更不可能再将此种体验上升到现代方法与视野统摄下的求知还原。谭佳博士以“神话历史”的问题关注，始终把握“天学”的政治统纲线条，不是像现在许多学者那样将《春秋》三传作为一件“祛魅”之后的史学材料，或是完全沉溺在“古典学”视域中的经学注疏。而是利用文学人类学多学科交叉的视野优势与方法平台，最后登上这一层层的平台，伸手去捕捉“书于天人之际”的那册来自远古神秘竹简的影子。 既然上升到统纲政治秩序的神圣——“天”，一整套囊括了时空的象征便迎刃而解。谭佳博士指出：“‘春’、‘秋’之分就是宇宙最明显的‘节律’。以日食为代表的天象则是宇宙的‘神显’，相应仪式为君王和巫史们接近神圣存在，即为‘天—人’相通提供了途径”。[10]然后引申出“四季循环”的神话时间观，紧扣神话宇宙与中国古代神话哲学的思维本质。[11]在“春秋十二公”的解读中，也使用神话象征还原的方法，将之还原为对宇宙表征的模仿，即所谓“天数”，这一宇宙象征具有古老心理原型，卜辞材料的研究可以很好地说明这一点。在此基础之上，作者又探讨了“元年春”的政治神话含义，探析这层象征的背后所具有的神话图式。王权的建构与合法性被同构于神话宇宙周而复始的循环之中，史官具有魔力的“书写”行动将此政令、制度与王权的合理性用“天”神圣节律表征在这一范式的统摄之下。在此基础之上，“西狩获麟”的圣王事件得以被还原为史前的獐牙崇拜，将“生—死”的循环往复、信仰与政治、宇宙的循环神圣范式相统一。可以说，神话宇宙观的“周始循环”始终都是作者切入《春秋》政治文本原型与相关象征的思路，将伊利亚德探讨过“神圣”与“世俗”的宗教思想史问题[12]做出了深入的探析。从《春秋》始于“元年春王正月”所隐含的创世神话观，终于“西狩获麟”的日落隐喻神话，形成了完整的神话历史叙事结构。整部《春秋》文本，竟然以“遮蔽”的文字书写了完整了神话隐喻。 很显然，作者的“元问题”正是试图追问中国古代是否具有严格意义上的“轴心突破”时代，中国古代的思想学说，是否完全整齐划一地等切于“中国轴心时代”的伟大想象。当然，从政治的道德精神与秩序重建的实践来看，西周到春秋的政治精神与思想资源可以说已经完整地迈向了“轴心突破”的标准。[13]然而谭佳博士对《春秋》经与三传的解读，却不断追问，“轴心突破”的概念标准除了道德与伦理秩序的构建之外，是否还涉及到整个精神思想资源的理性化问题，“神话”的巫史结构是否就此远离了古典汉语思想。显然，如果严格按照从“神话”到“理性化”的思想与话语标准，以《春秋》为代表的一系列所谓“中国轴心时代”的经典将必须最后得到重新审查。通过深入的剖析，《春秋》所谓“理性化”的政治叙述本身可能就是一个“神话”，在以《春秋》为代表的一系列先秦古典思想文本，本身仍是按照殷周神权政治与巫史传统的思维轨迹重建王权与神圣之“天人关系”的书写实践。 正因如此，汉语学界引入“轴心突破”的解释资源来囊括从西周到春秋的整个精神文化传统的演进，书写出从“神话”到“历史”，从“迷狂”到“理性”的思想史叙述这一模式，是否具有真正的本土解释力，则需要得到进一步的深入探析，才能形成可能对先秦中国“轴心期”理解的汉语解释力。谭佳博士的这部著作，正是按照这一质疑的思路对《春秋》进行了较为精细的研究，对于如何回应与解释汉语思想史中的“轴心突破”问题上，这部著作不过是刚刚走出了第一步。但作者提出的问题与探究路径，显然值得相关领域的学人作进一步的思考。 当然，作者的书中也存在某些值得商榷之处。例如，作者试图探讨《春秋》中作为政治正义原则的“义”具有怎样的古老思想源流，因此对“义”字进行了综合文字学和人类学意义上的“知识考古”。经过辨析，作者指出，“义”字由“我”和“羊”构成，“我”的意思为斧钺，象征着“义”的威严，“羊”则意味着王权与刑法的公正。[14]这一解释当然可备一说，但笔者认为，“义”和“我”之间可能并不存在着这样复杂的思想联系。因为，“义”中的“我”，古音在歌部，其中的“我”，应该只是“义”的表音部分，而不存在“斧钺”或更深层次意义上的象征联系。如果是这样，则作者对《春秋》中“义”的政治思想源流辨析，则可能需要某些修订。 作者的叙述和考察辨析，使用了综合考古、训诂、文献、人类学等多种学科方法，多学科综合这一利刃一方面更有助于深入剖析古代思想文化现象的本质，而另一方面“多重证据法”的使用与发展也仍然需要时间的积累。书中存在一些值得商榷的知识点或结论，可谓相当正常。无论如何，这本书确实提供了解读《春秋》和理解“轴心期”的新视角与尝试。” （谭佳：《断裂中的神圣重构：〈春秋〉的神话隐喻》,南方日报出版社2010年8月，收入叶舒宪主编：《神话历史丛书》） 注释： [1][清]赵翼：《廿二史札记》上册，中华书局，2007年，第38—48也。 [2]葛兆光：《中国思想史导论：思想史的写法》，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40页。 [3][美]巫鸿：《武梁祠：中国古代画像艺术的思想性》，柳扬、岑河译，北京三联书店，2006年版。 [4][法]列维—斯特劳斯：《忧郁的热带》，王志明 译，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第382—386页。 [5][英]戈登•柴尔德：《历史发生了什么》，李宁利 译，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第111页。 [6]钟肇鹏：《谶纬论略》，辽宁教育出版社，1992年，第107—108页。 [7]叶舒宪：《诗经的文化阐释：中国诗歌的发生研究》，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8]蒙默：《廖季平先生小传》，自刘梦溪主编：《中国现代学术经典：廖平、蒙文通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8页。 [9]李竞恒：《〈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的某种主题暗示：试以尼基阿斯之死为例》，未刊稿。 [10]谭佳：《断裂中的神圣重构：〈春秋〉的神话隐喻》PDF稿，第165页。 [11]叶舒宪：《中国神话哲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59—92页。 [12][罗马尼亚]米尔恰•伊利亚德：《神圣与世俗》，王建光 译，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 [13]王晖：《商周文化比较研究》，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71—181页；陈来：《古代思想文化的世界：春秋时代的宗教、伦理与社会思想》，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第306—314页。 [14]谭佳：《断裂中的神圣重构：〈春秋〉的神话隐喻》，南方日报出版社，2010年，第259—268页。 [作者简介]：李竞恒，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硕士研究生。发表过专著《干戈之影：商代的战争观念、武装者与武器装备研究》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