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宗羲长传》：运交“大壮”的黄宗羲
早前，曾听说著名史学家方祖猷老先生将要出版一部黄宗羲的传记。我在期待的同时，心中仍不免有些疑惑：黄宗羲的传记已经如此之多，究竟该如何撰写，才能对以往的论述有实质性的更新呢？不过，在拜读完《黄宗羲长传》（方祖猷著，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6月）之后，我则感到：假如你只想阅读一本黄宗羲的传记，那么，就应该选择这本《黄宗羲长传》。
“长传”是一个中国人不太熟悉的概念，中国的传记作品似乎很少有这样的写法。从字面上看，“长传”就是长长的传记。方祖猷在《后记》中说，之所以选择这种著述体例，是因为受到他的老朋友杜维运的影响。杜维运是美国的历史学者，曾在香港大学任教，他曾建议方祖猷撰写“长传”，并分析说：“长传以分析与描绘人物的性格为首务，然须从时间上看其变化。”他又说：“长于写年谱的中国史学家，应取法西方兼写长传（不是近人所极喜欢写的评传，传记而流于评传，是一条末路）”。看来，杜维运对于国内流行的评传有着强烈的否定倾向，所以拈出“长传”这一著述体例，试图开出一条新路。杜维运的意见，自然让我们想起他本人在撰写“长传”方面的尝试——《赵翼传》（时报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83年）。无疑，《黄宗羲长传》的撰写受到了杜维运的史学观念及其《赵翼传》的影响，但该书四十万字的著述规模却是《赵翼传》的两倍之多——真正的“长长”的传记。要知道，迄今为止还没有一部内容充实、考订细密的《黄宗羲年谱》。所以，撰写《黄宗羲长传》这样一部详实的传记，作者必须要从梳理大量的基础文献做起的，这是非常不易的事情。
更为不易的是，《黄宗羲长传》在细密考订史料、铺排黄宗羲生平事迹的基础上，确确实实做到了作者希望达到的“以分析与描绘人物的性格为首务”以及“从时间上看变化”这两点要求。略举数例以说明之。
黄宗羲是个急躁、爱较真儿的人，生平与人吵架无数。全祖望如此推崇黄宗羲，仍不得不称他“卞急”。但过去为贤者讳，大家都不太愿意谈及。即使提到，也含糊其辞，不愿深究。《长传》为描绘其性格，自然不能避免这方面的问题。方祖猷先生为此花费大量笔墨，讨论黄宗羲与其他刘宗周弟子之间的争论（第206-228页）等，尤其将笔墨集中在黄宗羲与吕留良分裂的问题上，希望由此突显黄宗羲的性格和为人处事的方式。方先生先将两人交恶的缘由归结于因收购祁氏澹生堂藏书而发生龃龉之上（第121-123页），但两人关系公开决裂的根本原因则在于对待清廷的态度不同。吕留良因为受到黄宗羲学说的影响而放弃诸生的资格，但与此同时，黄宗羲却伙同清廷官员姜希彻等人在绍兴创办越中证人书院，希望教育子弟参加清廷的科举考试。在吕留良看来，黄宗羲“你过去教我立足于复三代之治，现在却去教人至清廷做官，岂不是对自己和前明的背叛。”（第125页）而黄宗羲创办书院也有苦衷，方先生解说到：“黄宗羲创建甬上证人书院的目的，是以‘慎独’立德以立身，以经世的经学和史学以立言，那么，如何立行？也就是说，弟子们掌握中国之道后，用什么行动来经世，再兴中国为鲁卫之区？其主要办法是弟子们通过科举，进入夷狄人通知的各级行政机构来发挥作用。”（第189页）这种无法调和的思想上的矛盾，导致两人分道扬镳。同样，黄宗羲和他弟弟黄宗炎之间的矛盾，也是因为证人书院的创办。方先生注意到，自从黄宗羲创办证人书院之后，这位曾与哥哥长期共患难的弟弟，就很少出现在黄宗羲身边了。在黄宗羲与吕留良绝交后，黄宗炎大肆推崇吕留良的气节，“当是表示对宗羲的不满”（第191页）这些细致的考察，都是令人信服的。
最能体现“从时间上看变化”的，则是方先生解释黄宗羲晚年与清政府的暧昧关系。方先生借用王汎森先生的研究成果，拈出“大壮”的问题，并认为这是黄宗羲内心最为隐秘且沉重无比的心事，而黄宗羲晚年一切行为，都可以从这个角度切入给予圆满的解释。所谓“大壮”，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题辞》中提及：
余尝疑孟子“一治一乱”之言，何三代而下之有乱无治也？乃观胡翰所谓“十二运”者，起周敬王甲子以至于今，皆在“一乱”之运。向后二十年交入“大壮”，始得“一治”，则三代之盛犹未绝望也。
明代初年的胡翰曾著《衡运论》一书，其中有关于十二运的《卦运表》及其《推法》、《流年直卦法》，用来推算治乱循环。早在顺治十八年（1661年），黄宗羲就曾根据《衡运论》一书来推算天下局势。（第四章第103页）《题辞》作于康熙二年癸卯（1663年），此时的黄宗羲黄宗羲著已然相信胡翰的“十二远”之说，认为二十年后（即1683年）天运将开始转入“大壮”，天下则会由乱转治。他这本“条具为治大法”的《明夷待访录》，就是专门用来等待交入“大壮”之后的明主圣君来访求并采用的。
方祖猷先生认为，期待“大壮”的到来成为黄宗羲的一个信仰和生活支柱，他晚年所有重要的政治和文化活动，就是为了实现“大壮”。为此，方先生花费了大量的笔墨，论证黄宗羲的“大壮”心事。他从第三章《抗清“游侠”时期》开始，便“草蛇灰线”，强调黄宗羲在明亡后不久就专心历算之学（第79页），对黄宗羲后来为何会信服“十二远”之说进行铺垫性地叙述。如此一来，黄宗羲在不同历史阶段的诸多所作所为，无论是创办证人书院、支持子弟参加科举，还是与明史馆合作等事宜，都可以在思想上得到合理的解释。不过，这个解释是否允当，我觉得仍有推敲之处。但对于康熙十二年（1673年）吴三桂在云南起兵反清前后黄宗羲重燃“大壮”希望的分析，则是十分精彩的。方先生指出，黄宗羲在康熙十二年突然将措辞激烈、充满民族意识的三篇文章《文质》、《封建》、《史》附于《明夷待访录》之后，“显然与吴三桂叛清有关”（第287页）。而黄宗羲突然在次年为已去世十一年的弟弟黄宗会撰写《缩斋文集序》，将文气分为阳气和阴气，暗指清代的统治犹如阴气，重重禁锢了阳气，因此必然爆发迅雷，推翻夷狄。康熙十五年，黄宗羲在明亡三十年之后突然发表“天崩地解”（《留别海昌同学序》）的言论，实际康熙十五年二月正是尚之信响应吴三桂起兵叛清之时，所以黄宗羲所指，乃是“清廷的天将崩，地将解”（第292页）。这些说法，令人耳目一新，却能言之成理的。
顺便说一下，本书在排版、校对上面出现一些问题，如第120页引用黄宗羲《八哀诗》中的《钱宗伯牧斋》一诗，将黄宗羲的自注与诗歌原文用同样的字体排版，严重影响了诗歌的阅读。第354页第5行将“昆山三徐”中老二的名字徐元文误写为“徐文元”，也宜改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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