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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当下学术界的一个热点论题，文学世家[1]研究虽然取得了显著成就，但在理论创新与历史还原两个重要方面尚未取得突破性的进展，而这两者本身又息息相关。黑格尔曾提出“哲学史就是哲学”这样一个经典命题，认为哲学史如同一个巨大的万神殿，里面供奉着哲学理性思维的诸神和英雄们，但他们不是已死亡灵的堆集，由他们所表现的精神的发展和显现决不是杂乱无章的。哲学与哲学史的统一，也就是历史与逻辑的辩证统一。[2]对此，雅斯贝尔斯曾作过辩证的阐释：一方面，哲学是需要哲学史的，从当代与过去的关系中，我们可以把握到思想之本质；另一方面，哲学史不可能没有自己的哲学思考而独立存在，哲学史需要哲学来引导。[3]文学与哲学虽然属于不同的学科，但其内在学术精神则是相通的，文学世家的历史还原应以此为借鉴，并从中获得多方面的启示意义。 文学世家历史还原的过程，实质上也是一个逻辑建构的过程，因为任何历史还原的努力，都不可能真正复原已经消逝的原生态的历史本身，而只能在充分激活“历史记忆”的过程中通过形态辨析与规律探寻重新建构接近于原生态历史本身的历史文本，由此逐步臻于历史与逻辑的辩证统一。鉴此，本文试图以政治文化制度变革为核心动力，通过家族史与文学史演变的双重梳理，对文学世家进行历史还原与逻辑建构。促进或制约文学世家发展的外部因素固然很多，但最直接、最重要的是政治文化制度。经学博士制度、九品中正制度与科举制度的重大变革作用于家族史与文学史，便是“经学-文学世家”、“门阀-文学世家”、“科宦-文学世家”三重形态在前中后三大时段中的相互衔接与有序推进：前期自两汉至南北朝，得益于经学博士制度与九品中正制度的有力推动与经学世家、门阀世家的日益发达，主要呈现为“经学-文学世家”与“门阀-文学世家”双重形态的衔接与演进；中期贯通于隋唐时期，在新旧双重制度以及门阀世家与科宦世家的冲突与交融中，主要呈现为“门阀-文学世家”与“科宦-文学世家”混合形态的交替与演进；后期自两宋至明清，得益于科举制度的有力推动与科宦世家的日益发达，主要呈现为“科宦-文学世家”主流形态的承变与演进。 在文学世家从汉初形成到清末衰落的历史过程中，以上三大时段三重形态的贯通与演变，是基于特定个体文学世家进而与特定时代、区域以至通代文学世家史不同层序相互链接与融合的结果。由文学世家的历史还原走向文学世家史学术范式的建构，应以此为参照而加以系统的提炼与总结，从而赋予其更为高远的学术目标。 一、“经学-文学世家”与“门阀-文学世家”双重形态的演进 秦汉之际为文学世家从起源到形成的历史分界线。从发生学的角度而论，其中经历了一个从量的积累到质的飞跃的突变过程，由先秦雏形“文学世家”的原始积累到汉代文学世家的正式形成，即标志着这一突变的最终完成。 自从原始社会后期产生家族以来，文学世家的原始积累一直在潜行之中，但由于长期以来宗法家族与文学创作的两相分离，所以始终处于有“世家”而无“文学”阶段。期间，知识精英阶层的交替演变，先后经历了巫、史、子三个发展时期。其中巫、史阶层多以家法传承，代代相授，当其延续于数代之间而创作神话与历史，那么就有可能成长为一种原始意义上的“文学世家”，但这仅仅是文学世家的萌芽或者勉强视之为雏型的“文学世家”。由巫而史而子，在诸子百家的学派传承中，本有一次通过士人的家族化与诸子的家学化而产生新型“文学世家”的历史机会，事实上，如曲阜孔氏世家——由孔子上溯于七世祖正考父，下延于孔子孙子思、七世孙孔穿、九世孙孔鲋，已具雏型的“文学世家”之特征，也可以说是开启了汉代经学兼文学世家之先声。然而就整体而言，由于诸子学派的代际相承，是基于学缘而非血缘关系，或者说由学缘关系替代了血缘关系，这固然有助于学派的形成与学术的发展，却无益于士人家族化与家族文学化的推进，所以其最终结果仅止于士人阶层的学术传承而产生诸子百家，却未能进而走向诸子的家学传承而产生相对独立的文学世家。于是，文学世家的正式形成被延至两汉时代。 从两汉的正式形成到三国两晋南北朝的逐步兴盛，文学世家在前期两个阶段的发展历程中，得益于经学博士制度与九品中正制度的有力推动，并由文学史与家族史的交互作用，呈现为“经学-文学世家”、“门阀-文学世家”双重形态的衔接与演进。 西汉立国之后，随着从“武功”向“文治”的重心转移，尤其是政治文化制度的重大变革经学博士制度的建立，终于为诸多官宦与豪强家族逐步转型为经学世家提供了强有力的制度保障，同时也为从经学世家到文学世家的演变以及“经学-文学世家”的产生提供了持续性的文化动力。 博士设官，始于战国时期，本无人才培养职能。西汉继承这一制度后，逐步加以改造。由经学、儒术与太学的合而为一，赋予博士作为通向仕途之台阶与教授太学之学官的双重职能，这是汉代经学博士制度不同于先秦博士制度的核心所在。由此延续至东汉，更是盛况空前。明帝永平年间，明帝刘庄亲临太学讲经，诸儒执经问难，听者万人，范晔《后汉书·儒林传序》赞曰：“济济乎，洋洋乎，盛于永平矣! ”[4]汉代经学如此之盛，其意义在于：一是营造了一种崇尚经学的社会风气。“经”而优则仕，“经”而优则禄，家家共羡之，人人共趋之，无疑有助于经学的传承、发展与普及，尤其在经历秦火浩劫之后，意义重大。二是汇聚了大批经学大师，既为经学人才培养提供了优质师资，也有助于彼此之间的学术互动与交流。三是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经学人才培养传统与机制，为经学人才群体代际的延续与经学世家的成长提供了制度保障。当经学传承由学缘转向血缘，由个体转向群体，由群体转向家族，那么就有可能进而产生经学世家，再由经学世家兼具文学世家性质而产生“经学-文学世家”。 诚然，在经学与文学、经学世家与文学世家之间本有不同的师承传统、宗旨与门径，所以许多经学世家仅以经学传家，但也有一些经学世家在经、文相互贯通中兼具文学世家性质，诸如曲阜孔氏世家（孔藂、孔臧、孔安国、孔延年、孔霸、孔光），彭城韦氏世家（韦孟、韦贤、韦玄成、韦赏），洛阳贾氏世家（贾谊、贾嘉、贾捐之），南阳杜氏世家（杜周、杜延年、杜邺）等，尽管于经学与文学时分时合、时断时续，但都在由经学世家向文学世家发展或以经学世家兼具文学世家方面迈出了重要一步，而且一直延续于东汉时期。 经过西汉“经学-文学世家”的发育成长之后，至东汉时期，脱胎于经学世家的文学世家终于形成，主要体现在： 文学世家数量的大幅增加。其中既有由西汉延续于东汉的文学世家，如上文所述曲阜孔氏世家、洛阳贾氏世家、南阳杜氏世家等，也有起于西汉而主要兴于东汉的文学世家，如扶风班氏世家（班婕妤、班彪、班固、班超、班昭），沛郡桓氏世家（桓荣、桓郁、桓麟、桓彬），但更多的是兴盛于东汉的文学世家，如扶风马氏世家（马援、马廖、马严、马融、马芝）、窦氏世家（窦融、窦章、窦武），汝南应氏世家（应顺、应奉、应劭、应玚、应璩），博陵崔氏世家（崔篆、崔骃、崔瑗、崔琦、崔寔），弘农杨氏世家（杨震、杨秉、杨赐、杨彪、杨修），颍川荀氏世家（荀淑、荀爽、荀悦、荀攸、荀勖），安定梁氏世家（梁统、梁松、梁扈、梁竦），敦煌张氏世家（张奂、张芝、张昶、张猛）等。以上三类是东汉时期脱胎于经学世家的文学世家的主要代表。《后汉书》中父子合传较之《汉书》有所增多，也从一个方面反映了东汉文学世家数量增加之趋势。 文学世家代际的普遍延长。在西汉的“经学-文学世家”中，经学与文学时分时合、时断时续，但至东汉，文学世家的代际延续明显增长。上述所有文学世家的代际延续皆在三代以上，也有延续于五代以上者。再从汉代谱牒之学的发展来看，也是兴于西汉而至东汉渐盛，可与东汉文学世家的代际普遍延长相印证。 文学世家区域的有效拓展。西汉以长安为首都、洛阳为陪都，东汉则以洛阳为首都、长安为陪都。与此双都轴心结构相契合，两汉文学世家也主要分布在黄河流域。相对而言，东汉文学世家区域分布更趋均衡发展，著名者如扶风班氏、马氏、窦氏以及洛阳贾氏、南阳杜氏、汝南应氏、弘农杨氏、颍川荀氏世家等，都分布于两都京畿核心区域，而博陵崔氏、安定梁氏、敦煌张氏世家等则延伸于北方乃至今甘肃等西北边远地区。 文学世家特性的初步显现。从西汉韦玄成《戒子孙诗》，到东汉马援《诫兄子严、敦书》、张奂《诫兄子书》之类劝诫家人之作的屡屡问世，标志着东汉文学世家良好家学传统与机制的形成。《隋书·经籍志》载有诸多世家文集，其中所录崔氏世家文集有：崔篆集1 卷、崔骃集10卷、崔瑗集6 卷、崔琦集1 卷、崔寔集2 卷。[5]范晔《后汉书·崔骃列传》 于“论”中称“崔氏世有美才，兼以沈沦典籍，遂为儒家文林”，[6]又于“赞”称“崔为文宗，世禅雕龙”。[7]可见崔氏世家不仅成果丰硕，而且已形成代代相承的学家传统。 文学世家影响力的提升。除了承续西汉文学世家的主流文体史传、辞赋、诗歌之外， 东汉文学世家在诸如疏、议、表、对、论、书、颂、箴、铭、赞等应用散文方面作品数量更多，文学性明显增强。尤其是在东汉前期一场有关定都洛阳、长安的大规模论争中，率先由杜笃《论都赋》发起，崔骃、傅毅同以《反都赋》，班固、张衡分别以《两都赋》、《二京赋》响应，彼此都借助作为汉代主流文学体式——辞赋表达各自的主张，不仅促进了都城赋创作的兴盛，同时也扩大了汉赋的社会影响力。而这些赋家，几乎都出于文学世家。 汉代经学博士制度向三国两晋南北朝九品中正制度的重大变革，直接促成了从“经学-文学世家”到“门阀-文学世家”的形态演变。九品中正制度源起于东汉后期，酝酿于魏武时期，正式颁布于魏文帝即位后的黄初元年（220），直到隋代推行科举制度予以废止，前后历时长达300 多年，足见其弥久不衰的强大生命力。三国时期，九品中正制度率先施行于魏国，促进了门阀世家的兴盛；两晋时期，在九品中正制度推向全国的过程中，通过赋予各种政治、经济、教育、文化特权，门阀世家迅速走向鼎盛；南北朝时期，以刘裕代晋立宋为标志，庶族崛起与皇权复归，门阀士族与寒门庶族在退出与走向政治权力中心过程中发生易位。然而，为获得门阀士族的支持，皇权在极力剥夺其各种实权的同时又尽可能地保留其种种特权。所以在南朝宋齐梁陈的频繁易代中，尽管九品中正制度受到严重冲击，但仍在变相延续，门阀世家仍有强劲的实力。 作为九品中正制度实施与门阀世家兴盛的文化成果，谱牒之学在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应运而兴。郑樵《通志·氏族略》指出当时出现了“人尚谱系之学，家藏谱系之书”[8]的空前盛况。南朝刘孝标为《世说新语》作注，引用了《王氏谱》、《谢氏谱》、《庾氏谱》、《刘氏谱》、《羊氏谱》、《桓氏谱》、《荀氏谱》、《司马氏谱》等39 种族谱资料，即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谱牒学之盛，由此亦可见门阀世家的代际延续及其与文学世家的分合关系。 正如汉代经学博士制度之于“经学-文学世家”一样，三国两晋南北朝九品中正制度不仅直接催生了“门阀-文学世家”，而且始终主导着其在三国两晋南北朝不同阶段的形态演变。三国时期，主要表现为由汉末文学世家的承续与新兴文学世家的合流；两晋时期，主要表现为以门阀世家为主体的文学世家的全面兴盛；南北朝时期，主要表现为门阀世家与庶族世家重组之后的文学世家的持续兴盛。需要强调指出的是，由于魏晋以来人文觉醒思潮的融入与影响，门阀世家与文学世家较之经学世家与文学世家的关系更为契合、更为内在，门阀世家文学化的普遍性、主导性与延续性皆非汉代经学世家之可比。可以这样说，三国两晋南北朝的文学世家并非都是门阀世家，但几乎所有的门阀世家都是文学世家。与两汉相比，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文学世家的形态演变突出表现在以下方面。 南北文学世家的有机融合。第一次融合是西晋统一全国之后，魏、吴、蜀三国文学世家的由分而合，其中来自吴郡的陆机、陆云二陆入晋，号称“二俊”，具有标志性意义；第二次是东晋之后南北文学世家的全面融合。在北方侨姓与江东本土文学世家的冲突与交融中，以侨姓门阀世家的领袖王导、谢安为主导，不仅重构了“儒玄双修”、“文武合一”、“仕隐并行”的新的价值取向、新的士林风范，而且促成了由武而文、由刚而柔、由质而华的新江南人文精神的诞生，无论对北方侨姓还是江东本土文学世家都产生了深远影响；第三次是南北朝期间士族与庶族文学世家的重新组合。吴郡沈氏文学世家的崛起与兴盛，标明彼此在“中心-边缘”之间的反复角力中最终确立了江东本土庶族文学世家的主导地位。以上三次融合，不仅造就了本时期文学世家以及整个文坛的主体风格，同时也首次确立了江南在全国文学世家区域分布与流向中的重要地位。 诸多大型文学世家的相继涌现。刘师培总论宋、齐、梁、陈文学时明确指出：“试合当时各史传观之：自江左以来，其文学之士，大抵出于世族；而世族之中，父子兄弟各以能文擅名。”[9]其中汝南应氏、吴郡陆氏、张氏、沈氏、陈郡谢氏、琅琊王氏、彭城刘氏世家等皆为大型乃至超大型的文学世家，彼此在推进世家自身建设、优化婚缘资源与强化文学教育等方面，都取得了重要进展。 文学世家之文学史地位的充分凸现。即以文集为范本，《隋书·经籍志》著录南朝集部作品171 种，其中琅琊王氏16 种，陈郡谢氏、吴郡张氏、吴兴沈氏各8 种，彭城刘氏、吴郡陆氏、东海徐氏各6 种，琅琊颜氏、陈郡袁氏、颍川庾氏、济阳江氏、会稽孔氏、汝南周氏都各有至少3 种或以上文集，可见南朝的集部作品几乎被一二十家世家大族所包揽，[10]这是门阀世家与文学世家渐趋合流并组合为新的文人集团的重要成果。而在文体方面，其中应用散文的各种文体多承之前代，同时在辞赋与小说两个方面也有重要突破，但最重要的成果是诗歌一体逐渐从边缘走向中心，由此开创了一个以诗歌占主流地位的文学独立之时代。 二、“门阀-文学世家”与“科宦-文学世家”混合形态的演进 隋唐时期正处于文学世家发展史上的中期，这是一个基于从九品中正制度到科举制度新旧双重制度转换以及文学史与家族史交互作用而发生内在蜕变的特殊阶段，主要呈现为“门阀-文学世家”、“科宦-文学世家”混合形态的交替与演进。 隋代科举制度的创立及其在唐代的延续推行，是对魏晋南北朝时期九品中正制度的重大变革，同时也为门阀世家与科宦世家[11]的盛衰交替以及接续文学世家的新文脉提供了重要的历史机遇与文化动力。然而由于隋代历时短暂，科举制度的草创以及由此选拔的人才作用于文学世家者，具有相对滞后性。因此，在隋代统一全国之后，活跃于政坛与文坛的文人多为旧朝故臣，然后通过他们的代际接力，遂使诸多文学世家得以由隋向唐延续。比如虞世基、虞世南兄弟为三国东吴著名文人虞翻七世孙，父虞荔、叔虞寄为梁陈间著名文人。虞世基、虞世南由陈入隋，名重当世，时人比之为“二陆”。虞世基卒于隋代，虞世南入唐后，为“唐初四大家”之一。由上例可知，尽管隋代率先创立了科举制度，也吸纳了一些重要人才，但依然以承之于南北朝的“门阀-文学世家”而非新兴“科宦-文学世家”为主体，这种格局在中经隋代的短暂过渡之后，进而向唐代延续。 唐代在继承隋代科举制度遗产的基础上又有进一步的改进与完善，比如以进士、明经两科为主体，任用高官主持考试，提高科举考试地位，以及首创殿试程序等等，以后遂成定制。但从科举制度发展演变的历史统而观之，则由隋而唐仍属创始阶段，不仅科举制度本身还不够完善，如在进士科中采取“公荐制”即以考试与推荐相结合的办法，这对原有门阀世家而言，显然占有更多的优势，而且科举录取名额有限，以其中最被推重的进士为例，唐代近300 年录取进士6000 余人，[12]远较两宋与明清时代为少，因而直接影响到新兴科宦世家的壮大及其向文学世家转型的成效。门阀世家与科宦世家双轨并行的交互作用，不仅决定了唐代门阀世家与科宦世家的分合消长，同时也决定了彼此一同发展为新的文学世家的内在蜕变趋势。 关于唐代门阀世家与科宦世家双轨并行的动态变化轨迹，也可以通过唐代数次纂修谱牒之案例加以观察，[13]从贞观初年纂修《氏族志》，到武后显庆四年（659）纂修《姓氏录》，再到中宗复位之时开始纂修《姓族系录》而至玄宗即位时完成，直至元和七年（812）《元和姓纂》的成书，实际上都是根据门阀世家与科宦世家的新发展，将源于不同区域、属于不同类型的门阀与科宦世家进行一次新的“混和编队”，充分反映了当时彼此逐渐合流的总体形势。当然，以上四次纂修谱牒仅出现于初盛中唐，在历时性长度上存在着一定缺陷，以下三组统计数据可能更具典范性：一是唐代共有369 名宰相，其中出身于进士者达80% ；[14] （二是在由唐代士族任宰相者中，出于纯门第与进士者的比例，在前期百年为77.6%：12.1%， 中期百年为46%：34%，后期百年为16.5%：82.3% ；三是在唐代所有出身于科举的士人中，士族、小姓与寒素的比例为69% ：13% ：18%。[15]以上三组统计数字说明了什么呢? 第一组数据充分显示了宰相的进士化程度，说明唐代科举已成为选拔上层官员的主渠道；第二组数据充分显示了士族出任宰相、进士与非进士比例的动态变化趋势，由此可见士族在迈向进士化过程中所付出的努力以及所取得的成效，但同时也说明这一阶段性的成果与科举制度本身的发展存在着一定的时间差；第三组数据充分显示了在新的科举制度的激烈竞争中门阀世家依然优于中下层寒族的实力。有鉴于此，需要对唐代科举制度的实施成效以及由此造就的新兴科宦世家的构成有一个实事求是的判断与辨析。到了唐代后期，受惠于初盛唐科举制度的实施以及中唐之后科举力度的加大，世袭门阀士族与新兴科宦士族已在各自的兴替变化中渐趋融合，原有门阀士族的逐步衰落已不可避免，而科宦世家与文学世家的同构性与同步性发展也更为明显。 隋唐时期文学世家在完成其内在蜕变过程中，逐步形成了以下特点。 集前代文学世家之大成的整体优势。唐人柳芳《氏族论》谓“过江则为‘侨姓’，王、谢、袁、萧为大；东南则为‘吴姓’，朱、张、顾、陆为大；山东则为‘郡姓’，王、崔、卢、李、郑为大；关中亦号‘郡姓’，韦、裴、柳、薛、杨、杜首之；代北则为‘虏姓’，元、长孙、宇文、于、陆、源、窦首之”。[16]以上“四姓”延续至唐代，其中有不少世家经受住了沧桑巨变的考验，不仅顽强地生存下来，而且依然居于强势地位。追其源，观其流，便能更为真切地了解各个文学世家的独特生命历程以及唐代文学世家的整体风貌。其中最具典范意义的是韦氏与杜氏世家，韦、杜二氏分别起于汉代以韦孟、韦贤、韦玄成为代表和以杜延年、杜钦、杜林等为代表的“经学-文学世家”，延续至唐代，在科举、仕进以及复兴文学世家盛势方面都取得了成功。一方面，凭藉门荫与科举，双轨并进，占据宦途要津，保持家族政治地位之不坠。其中家族成员拜相者，杜氏11 人，韦氏则多达20 人，为全唐之冠。[17]另一方面，韦、杜二氏也都通过家族文学化与文学家族化的积累与延续，逐步形成了一个阵容庞大的家族文学家群体，杜氏世家的杜易简、杜审言、杜甫，韦氏世家的韦应物、韦庄等都是其中的杰出代表，充分显示了以韦、杜二氏为代表的这些历史悠久、积淀深厚的文学世家与世俱变、与时俱进的生存适应能力。这是大唐盛世多元文化滋养的杰出成果。 关中、山东、江南三足鼎立的区域布局。李浩系统总结了前人有关唐代地域的各种论述，首次提出“三大地域文学士族”之说，并对此作了深入研究，认为西都（关中）、河洛（山东）与江左鼎足而三，构成南北朝三大政治轴心与文化轴心。此三大轴心，从时间上说，形成隋唐制度与文化的三大来源；从空间上说，则构成唐代文化地域差异的基础。三大区域的文人群体数量，唐前期次序为山东、关中、江南，唐后期则变为山东、江南、关中，这种变化显示出历史机运的潜转暗换，[18]也大致反映了唐代文学世家的整体区域分布与流向。 以诗歌为主流的多种文体的兼擅与拓展。唐代是诗的时代，因而就整体性、主导性而言，诗歌世家在唐代文学世家中占据了主流地位，这可由胡应麟《诗薮·外编》所列举的诸多唐代诗人家族得到充分的印证，如其所论崔氏世家：“唐著姓若崔、卢、韦、郑之类，赫奕天下，而崔尤著。盖自六朝、元魏时，已为甲族，其盛遂与唐终始。文皇首命群臣品第诸族，时以崔民干为第一。嗣后达官  仕，史不绝书，而能诗之士弥众，他姓远弗如也。……初唐之融，盛唐之颢，中唐之峒，晚唐之鲁，皆矫矫足当旗鼓。以唐诗人总之，占籍几十之一，可谓盛矣。”[19]其实如崔氏世家诗人之盛者在唐代尚多。《诗薮·外编》还列出了诸如“夫妇俱能诗者”、“女兄弟能诗者”等，有的本身属于文学世家之一员，有的则为文学世家的兴盛与延续作出了重要贡献。到了唐代后期，伴随新乐府运动与古文运动的同时勃兴，诗、文已经并驾齐驱，同时传奇小说与曲子词兴起，文学世家的文体演变与文学成就日趋多样丰富。尤其是中唐以来一些文学世家对于传奇小说与曲子词的关注和介入，比如洛阳元氏世家的元稹既是新乐府运动的主将，又著有传奇小说《莺莺传》；太原白氏世家的白居易为新乐府运动领袖，其弟白行简则著有传奇小说《李娃传》；太原温氏世家的温庭筠与京兆韦氏世家的韦庄同以创作曲子词齐名，成为花间词派的鼻祖和主将，并称“温韦”等，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唐代后期文学世家之于新兴文体的关注与兼容，以及承中有变、日趋多元的新态势。三、“科宦－文学世家”主流形态的演进 后期文学世家的发展经历了从两宋的全能发展到明清的高度繁荣两个阶段，得益于科举制度的有力推动，并由文学史与家族史的交互作用，主要呈现为“科宦－文学世家”主流形态的变革与演进。 宋代承续隋唐科举制度而加以彻底改革，[20]使之更加严格规范，比如废除“公荐”制，推行“别试”与“复试”制度，[21]限制官员报考，实行弥封、誊录与“锁院”制度，以便于创造更好的公平竞争的环境与机制。另一方面，又大幅增加科举录取名额，以最为重要的进士为例，唐代录取进士总量为6000 多人，宋代增至30000 多人，[22]为唐代的数倍，这就为一大批中下层士人通过科举改变命运和改写历史提供了广阔的舞台。所以，到了宋代的科举制度，才真正起到了抑制豪门、提携寒族、加快社会阶层流动，不断为统治阶层补充新鲜血液的作用，由科举制度产生的科宦世家才真正成为士人阶层的主体，由三国延续于唐代的门阀世家至此终于退出历史舞台，而唐代门阀与科宦世家双轨并行的局面也至此终结。 科宦世家之不同于门阀世家，就在于它没有世袭特权的优势，而必须通过一代又一代的不懈努力，在相对公平、严格的应试竞争中脱颖而出，才能有效维系世家的代际延续乃至久盛不衰。为了应对如此严峻的挑战，宋人除了对外尽力争取更多的政治、教育与学术资源外，更加注重对内加强家族的内部组织制度建设，从血缘认同、伦理规范、宗教情感、道德责任、学业传承上增强家族的凝聚力，促进家族的持续性发展。如果说以苏洵、欧阳修分别纂修的《苏氏族谱》、《欧阳氏谱》为标志，宋代族谱已由过去作为划分社会地位与确定家族婚姻的依据趋于更为内在的“敬宗睦族”、“尊祖收族”，旨在强化宗族的向心力和凝聚力，那么，宋代家族在家学传承方面通过举业教育、学业教育与文化素养教育的贯通，在科举应试、学术传承以及家族成员的全能发展上都取得了成功，所以能源源不断地涌现众多的全能型、全才型文人学者。以上诸多方面，既是促进宋代科宦世家普遍兴盛的重要动力，同时又是推动科宦世家及时转型为“科宦－文学世家”的重要表现，其中家族向心力和凝聚力的强化与全能型人才培养的成效，是它们明显不同于前代的共同特点。 人们在评价唐代科举制度时，总是忘不了以唐代诗坛“双子星座”李白、杜甫双双未中进士为例提出质疑，但在宋代最负盛名的文学家群体中，非进士出身者寥寥无几，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宋代科举制度之于各类人才尤其是杰出人才的包容性以及科宦世家与文学世家的相融性。其中欧阳氏世家的欧阳修、苏氏世家的苏轼作为北宋前后相继的两代文坛领袖，同时活跃于政界、学界、文界，擅长诗、词、文各种文体以及书法、绘画、音乐等，几乎无所不通、无所不能，有人比之为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人物，由此可见来自中下层而通过科举脱颖而出的文人学者及其所构成的“科宦－文学世家”，更富仕途进取心，也更具文学创造力，集中代表了臻于全能发展的宋代文学世家的杰出成果。风云际会、群星灿烂，这固然是特定时代孕育的结果，但也切不可忽视文学世家长期累积的作用。与前代相比，宋代文学世家的演变主要呈现为以下特点。 文学世家走向综合发展的趋势。从家族举业教育、学业教育与文化素养教育的贯通，到家族成员全能型、全才型文人学者的不断涌现，都集中体现了宋代文学世家全能发展的重要成果，也充分显示了文学世家普遍走向综合化的发展趋势。可以说，两宋的杰出文学世家，如南丰曾氏世家（曾致尧、曾易占、曾巩、曾布、曾肇），临川王氏世家（王益、王安石、王安仁、王安国、王雱）、澶州晁氏世家（晁迥、晁补之、晁说之、晁冲之、晁公武）、眉山苏氏世家（苏洵、苏轼、苏辙），几乎都属政学两栖、众体皆长的综合型、全能型文学世家，是文学世家与文化世家的合流。 文学世家南北重心转移的趋势。两汉时代，文学世家的中心区域在黄河流域。到了三国两晋南北朝，由于大批北方文学世家迁居江南，南北重心发生历史性转移，江南首次成为全国文学世家核心区域所在。至唐代，由于建都长安（首都）、洛阳（陪都），文学世家的中心区域回归黄河流域，然后形成关中、山东、江南三足鼎立的区域格局。北宋末年“靖康之难”的爆发，又一次引发了北方大移民活动。以南宋首都临安为中心，大批北方文学世家陆续迁居江南，从此之后，江南才真正牢固地确立了其在全国文学世家区域分布中的核心地位，文学世家以江南为中心，然后逐渐向南方广大区域推进。两宋之交，是文学世家最终完成南北重心易位的转折点。 文学世家融入理学主流的趋势。宋代文学世家受理学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是随着理学的地位上升与广泛传播而逐步由浅而深的。北宋时期，先后出现了一批理学世家兼文学世家，诸如道州周氏世家（周敦颐、周寿），洛阳程氏世家（程珦、程颢、程颐），洛阳邵氏世家（邵古、邵雍、邵伯温、邵溥、邵博），等等。及至南宋，理学影响渐呈主流化、一元化之势，主要表现之一是普遍以理学为文学世家的价值导向；之二是出现了为数更多的理学世家兼文学世家，集中分布于赣、闽、江、浙等地，与理学重点传播区域相一致。 文学世家两向分化的趋势。在文学世家发展史上，宋代开启了一个真正以科宦世家支撑乃至决定文学世家的时代，它在将大批来自中下层的士人阶层造就为新的科宦世家的同时，也将原先处于高层的士人阶层改造并延续为科宦世家，但彼此承受科场严酷竞争的压力是同样沉重的，其中有的世家表现出了非凡的生存能力与竞争实力。冠于两宋世家者当推吴越王后裔钱氏世家，据钱氏十三世孙钱国基的《钱氏宗谱》统计，宋代钱氏擢进士者有320 余人，其情势之盛、人数之多为其他家族所不及。[23]科举的发达不仅再度奠定了钱氏家族的显赫地位，也造就了钱氏家族文人创作群体的庞大。曾枣庄主编的《中国文学家大辞典·宋代卷》所录钱俨、钱易、钱惟演、钱昭度、钱彦远、钱明逸、钱藻、钱勰、钱端礼等文学家，皆出于吴越王后裔钱氏世家，[24]其中钱惟演与杨亿、刘筠同为宋初西昆派领袖，这是旧豪门成功转型为新“科宦－文学世家”的典范案例。再如宋代澶州晁氏世家10 代间进士及第者73 人，[25]南丰曾氏世家进士及第者55 人，[26]分宁黄氏世家进士及第者近50 余人，明州楼氏世家进士及第者38 人，[27]等等。而且在这些科宦世家中，作家辈出，诸体皆长，成绩显著。但另一方面，即从普遍性的角度来看，宋代科宦世家兴替频率明显加快，代际延续缩短，即便如培养出文坛领袖欧阳修、苏轼那样的文学世家，也是在激情绽放之后很快凋谢，虽然辉耀一时，却毕竟过于短暂，令人慨叹，可见科场竞争之残酷。 明清两代，科举制度与科宦世家同时在元代低谷之后得以复兴。从进士录取名额来看，两宋录取进士总量为30000 多人，元代为1000 多人，明、清两代各为20000 多人，[28]虽较宋代有所减少，但比之元代则大幅上升。再从制度设计来看，明清两代也有许多改革，比如学校教育与科举制度两相贯通，考试内容限于《四书》《五经》，考试形式定为八股文体等。这些极端程式化、形式化乃至僵化的制度设计与实施，表明明清两代已不可避免地走向盛极而衰之命运。 与宋代一样，明清也是大体在一元化与一体化中建构科宦世家与文学世家的密切关系，科宦世家仍然支撑并决定着文学世家的发展。而在科宦世家的家族制度建设方面，明清承继并弘扬宋代的文化遗产，而又有新的发展，在纂修族谱、制定家规、建立宗祀、设立义庄、传承家学等重要方面，较之宋代更为普遍、更为严密、更为完善，因而也更为持久。族谱内容更为丰富，纂修体例也更为完善。尤其在传承家学方面，无论是举业教育还是学术传承，都更富有成效，这反过来又强化了科宦世家的稳定性与延续性。所以在明清两代，源源不断地涌现出了更多的延续数十年至百年乃至数百年之久的科宦世家。 从明清两代文学世家本身的发展型态与演变来看，彼此异同并存。在以理学为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下，明代心学、清代朴学都对各代的文学世家产生深刻的影响，所以至明清时期，同以文学与学术传家的文学世家更为普遍。尤其是到了清代，朴学作为一代学术主潮，已渗透到文学世家的各个方面，也有许多文学世家由家学的传承进而成长为全国著名学术流派。当然，辩证地看，不管是文学兼学术型还是学术兼文学型，对于文学世家发展而言，“得”、“失”并存。另一方面，明清时期诗、词、文、戏剧、小说各体并盛，其中小说更是上升为明清两代文学的代表，明清文学世家与此也是合中有分、同中有异。 从两宋的全能发展到明清的高度繁荣，文学世家的形态演变出现了以下新的特点。 累世延续而经久不衰的巨型文学世家大量涌现。两宋文学世家虽然在全面发展中充满文化创新的活力，而在延续性与稳定性方面有所欠缺，但至明清两代，尤其在文化积淀深厚的江南区域，延续持久、成果卓著、影响深远的大型乃至超大型文学世家比比皆是，近人薛凤昌《吴江文献保存会书目序》曰：“吾吴江地钟具区之秀，大雅之才，前后相望，振藻扬芬，已非一日。下逮明清，人文尤富，周、袁、沈、叶、朱、徐、吴、潘，风雅相继，著书满家，纷纷乎盖极一时之盛。”[29]其他如昆山归氏世家、常州庄氏世家、钱塘许氏世家、海宁查氏世家、湖州董氏世家、无锡秦氏世家、慈溪郑氏世家等等，彼此共同展示了明清时期江南文学世家传承之久、之盛。 由商业世家成功转型的新型文学世家逐步壮大。宋代城镇商业的兴盛，促进了商人阶层的兴起以及商业世家的形成，但终因时代条件与文化积淀所限，而未能进一步从商业世家发展和转型为文学世家。而到了明清时期，也同样以江南为核心区域、以徽商为主体，诸多商业世家通过持续不懈的文化与文学教育，不仅成功转型为科宦世家，而且进一步成长为文学世家。诸如苏州的潘氏、王氏、席氏、贝氏世家，杭州汪氏世家，扬州马氏世家等等，都是其中的佼佼者，而以苏州潘氏世家最为典型。潘氏本是徽商，迁吴之后，经过五代人约100 年前仆后继的努力，终于成功进士及第，这是潘氏世家走向兴旺发达的开端，也是其通过长期文化积淀实现从商业世家向文化世家转型的标志。尤其是乾隆五十八年（1793），以潘世恩状元及第为标志，由此迎来了潘氏世家的全盛时代。[30]潘氏世家在从商业世家成功转型为科宦世家的同时，因历代在文学创作上的积累以及文集的刊行而成长为文学世家。 孕育和延续女性作家群的文学世家明显增多。从汉代开始，女性文学家代有人出，至唐代又有新的突破，而至明清时期，在江南一些著名文学世家中相继出现了为数众多的女性作家群。清代徐珂《近词丛话》云：“毗陵多闺秀，世家大族，彤管贻芬，若庄氏、若恽氏、若左氏、若张氏、若杨氏，固皆以工诗词著称于世者也。”[31]但人数最众、成就最著、影响最大者，当推吴江沈氏世家。沈氏世家自始祖沈文至十七世沈桂芬一代，先后产生10 位进士，为当地的著姓望族。而自第五代太常公沈奎始，先后出现了130 多位文学家，其中女性作家20 多位，集中出现于从沈奎六世到九世的四代人中间，她们分别以血缘和婚姻为纽带，形成母女诗人、姐妹诗人、从姐妹诗人、妯娌诗人、姑嫂诗人等，具有显著的家族性特征，成为江南家庭女性文学创作繁荣的一个缩影。[32] 擅长各种文体的全能型文学世家更为普遍。宋代文学世家在文化与文学教育上的成功，造就了诸多全能发展的文学大家与文坛领袖，但重在个体全能型的全面发展，而至明清两代，仍以江南为核心区域，进一步延展为世家各类人才与各类文体的全面发展，其中有“一族之中若干体裁皆擅且具影响者，如松江宋氏（征璧）家族之于诗、词、散曲；苏州尤氏（侗）家族之于戏曲、诗、文；阳羡陈氏（维崧）家族之于词、诗、戏曲。”也有“以某一体裁胜而兼通其他诸体者，如太仓吴氏（梅村）家族以诗鸣世，而文与戏曲具有成就；吴江沈氏（自晋）家族以戏曲擅长，而诗、词创作亦工；阳湖张氏（惠言）乃倚声大家并以词学开派，而辞赋、诗歌亦擅场一时；恽氏（敬）家族以诗、经发科，而古文足称大家，骈文亦有可观者；洪氏（亮吉）家族以诗歌称雄，而骈文、散文具有作手；李氏（兆洛）学无不窥，莫测其际，以古文独步，而骈文和诗亦深有意致；镇江刘氏（鹗）家族以小说名播海内，而诗和文，尤其诗歌亦不同凡响；溧阳狄氏（云鼎）家族入清后，以诗传家，‘陶与杜之襟怀既兼而有之’（吴颖《古照堂诗集叙》），而到八世孙狄葆贤时，诗歌之外更以小说批评在近代产生巨大影响。”[33]由此可见，明清时期文学世家通擅众体的全能型特征更为明显，文学世家的文体选择更具多样性与丰富性。 内聚江南与外播边远的文学世家的多向发展。明清两代文学世家集中汇聚于江南，以上四大趋势也主要体现在江南区域，由此充分显示了江南之于全国文学世家的主导地位。另一方面，以江南为中心、两朝首都北京为副中心而逐步向边远区域播迁与拓展，明清时期文学世家区域分布与流向的相对均衡也更为显著。据学者统计分析，以明清时期两代比较，处于边远地区的广东、广西、云南、甘肃、贵州、辽东等地进士人数大幅度增加，[34]由此促进了科宦世家与文学世家的相应增加。而且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地区陆续出现了一些少数民族的文学世家。以云南为例，自元代大理总管、白族段氏率先形成第一个少数民族文学世家之后，至明代出现了浪穹白族何氏、丽江纳西族土知府木氏、蒙化彝族土知府左氏世家等，再至清代又出现了纳西族桑氏、太和白族赵氏、太和白族杨氏世家等。[35]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明清边远地区文学世家的成长以及从江南、燕赵核心区域逐步向边地播迁与拓展的趋势。 以上五个方面的特点，是明清时期文学世家趋于高度繁荣的标志。光绪三十二年（1906），清廷宣布废止科举，这是中国政治文化制度的又一次重大变革，自隋唐以来延续1300余年的科举制度以及基于科举制度而形成的“科宦－文学世家”至此终结。从文学世家本身的发展历程观之，这是从繁荣走向衰落的转折点。 科举制度的改革与废止，不仅成为促进现代新式教育制度诞生的核心动力，同时也为传统文学世家的现代转型铺平了道路，因为正是出于现代新式教育的新型知识群体的形成与壮大，才使现代新型文学世家有了新的主体力量。然而从历史的、辩证的眼光来看，现代文学与文学世家的转型不仅呈现为不同趋势，而且形成了强烈反差，即当现代文学在完成转型过程中实现新的繁荣之际，而现代文学世家却在完成转型过程中走向了衰落。究其原因，除了尚在建构之中的现代新式教育制度未能为现代文学世家提供强有力的支撑之外，更重要的是现代家族制度彻底变革的严重冲击，集中表现在家族结构的重要变化，即由过去普遍的家庭 家族 宗族三维结构的大家族逐步转向一夫一妻制的核心家庭，家族规模的快速缩小，家族成员的普遍减少，大大削弱了现代文学世家成员数量扩张的能量。此外还受到两大因素的制约：一是现代学科的分化。即由过去泛文化的文学世家逐步走上文理分科的专业化道路，尤其在当时科学救国、实业救国的鼓动下，许多家庭成员弃文而从理、工、医、军、商等，这又大大削弱了现代文学世家代际延续的能量；二是文学传承的断裂。文学才能既出于先天禀赋，也需要后天培养，在现代著名文学家群体中，子承父业者不多，子承父业卓然成家者更少，足见现代文学家之于家族文学教育的忽视与失效。现代文学世家之所以在其自身转型过程中逐步趋于衰落，正是以上诸多原因综合作用的结果。 四、文学世家的历史还原与文学史范式的建构 文学世家的历史还原与逻辑建构，本是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上文重点归结为前中后三大时段三重形态的相互衔接与循序演进，即是对这一双向互动过程的提炼与总结，集中体现了历史与逻辑辩证统一的学术宗旨和取向。需要特别强调指出的是，所谓三大时段三重形态的历史还原，仅仅是就其主流形态而言的。文学世家形态的定型与演变，正与整个文学生态本身的丰富性、多元性一样，因此，当我们在重点梳理和揭示不同时段文学世家主流形态的演变过程时，理应同时关注与主流形态相谐共进的立体式呈现，比如前期两汉至南北朝时期在“经学－文学世家”、“门阀－文学世家”双重形态之外，汉代还出现了以扶风司马氏（司马谈、司马迁）为代表的史学兼文学世家以及以淮阴枚氏世家（枚乘、枚皋）、吴郡严氏世家（严忌、严助、严忽奇）为代表的比较纯粹的辞赋世家两种类型，由此形成以“经学－文学世家”为主导的多元格局。而在魏晋南北朝，在以“门阀－文学世家”为主导的格局中，出于寒族的文学世家不仅获得了一定的生存空间，而且拥有向上发展以及促进上下交融的冲动与实力；同样，中期隋唐时期在“门阀－文学世家”、“科宦－文学世家”混合形态的主导下，也曾出现了不少游离于这一混合形态之外的布衣文学世家；至于到了后期两宋明清时期，虽然“科宦－文学世家”这一主流形态长期占据主导地位，但仍有诸多出于艺术、藏书、刻书、商业、医学世家等而未获功名或自动拒绝、放弃科举的布衣文学世家的存在与延续，充分显示了两宋明清时期文学世家的丰富性和多元性。 鉴于文学世家本身的悠久、繁荣与当今学界研究成果匮乏的反差以及通代文学世家史的阙如，文学世家的历史还原应该怀有更为高远的学术目标，应该进一步走向文学世家史学术范式的建构，应该催生更多的文学世家史研究成果。的确，与朝代兴替、民族兴亡的轰轰烈烈相比，文学世家的阴阳消长、悲欢离合尽管如此丰富，却因长期被散载甚至淹没于正史之中，所以才显得如此“无声无息”。然而，正如刘禹锡《金陵五题·乌衣巷》一诗：“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36]所昭示的，曾经显赫一时的王谢世家的兴衰变化，不仅仅代表了这两个特定世家的历史，而且也代表了整个历史本身，甚至与王谢相关的意象——不管是静态不变的朱雀桥、乌衣巷，还是动态变化的野草、夕阳、燕子，也都成为超越特定家族、时代、区域而蕴含历史沧桑的象征。受此启示，文学世家史学术范式的建构同样可以通过特定个体、时代、区域以至通代文学世家史四个层级的链接而融合为一个有机的整体。 1．特定个体文学世家史研究 正如家庭是社会细胞、家族是社会结构的根基一样，文学世家的研究必须牢固建立在大量个案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诚然，我们不可能在穷尽所有个体文学世家发展历史之后，才进入对整体文学世家的历史还原与逻辑建构，但在学术取向与理路上，则应毫不犹豫地以个体文学世家研究为基础、为起点。因此，需要更多的学者投入更多的精力于个案研究之中，以集成性的精品成果，不断完善、修正整体性的研究结论。 对于每个特定文学世家而言，彼此都有兴衰起伏的历史，都有各自独特的生命周期。《孟子》曰：“君子之泽，五世而斩。”[37]以此参照古代有关“五服”、“九族”的传统说法，似可按文学世家的代际延续划分为以下若干类型：五世以下者为小型文学世家，五世以上、九世以下者为中型文学世家，九世以上者为大型文学世家，至于那些历数十世而不衰者则可称之为巨型文学世家。从文学世家的生命周期观之，绝大多数皆在五世以下，尽管五世以上之中型、大型乃至巨型文学世家依然相当可观，但从总体上看，毕竟呈逐步递减之势。个体文学世家史研究的学术意义，不仅仅在于可以为后续不同层序的文学世家研究提供大量鲜活的经典案例，更重要的是其作为四个层级的第一链接点，是整个文学世家史学术范式建构的根基所在。 2．特定时代文学世家史研究 一代有一代之文学，一代亦有一代之文学世家。自两汉文学世家正式诞生至明清臻于繁荣局面，无论放大到前中后三个时段，还是缩小至每一个阶段，都无不呈现为承中有变、同中有异的发展趋势，最为关键的是需要仔细辨认其中的承变、异同关系。同是“经学－文学世家”，两汉有所不同；同是“门阀－文学世家”，三国两晋南北朝也明显有别；同是“门阀－文学世家”与“科宦－文学世家”的混合形态，唐代前后各异；至于“科宦－文学世家”，更是在隋唐至明清的历史过程中因时而变，与时俱进。即以文学世家进入全能发展时代、具有更多共性的两宋相较，亦有多处差异。[38]然而一旦跳出宋代而与前后不同时代相比，则两宋又呈现为更多的相通性。所以，在以特定个体文学世家史研究为第一链接点的基础上，尤有必要进一步加强特定时代文学世家史的研究，如此则不仅可以将诸多特定个体文学世家史通过时间链接而建构为断代文学世家史，同时又可从历时性方向为文学世家史学术范式的建构夯实基础。 3.特定区域文学世家史研究 文学世家与生俱来的地缘性特点、同一区域文学世家的历史传承性以及不同区域文学世家发展的不平衡性，决定了特定区域文学世家史研究的重要意义。毫无疑问，特定区域文学世家史同样具有向下链接特定个体文学世家史与向上链接中国通代文学世家史的中介作用，但与特定时代文学世家史相比，它主要是通过空间而非时间的链接建构为特定区域文学世家史，并从共时性方向为中国通代文学世家史的历史还原与逻辑建构夯实基础，所以彼此作用不同而又有相辅相成之效。 世纪之交，随着区域文化与文学地理学研究的兴盛，区域文学史研究受到学界前所未有的广泛关注，相关学术会议不断，学术著作屡屡问世。但并不是将行政区域或文化区域有关的文学家及其创作活动、成果按时间先后排列组合起来，就是区域文学史研究。相比之下，由于目前区域文学世家史研究尚在起步阶段，所以特别需要学界共同努力加以改变，大致可从以下三个方向寻求重点突破：一是同一区域文学世家的历史传承性研究；二是不同区域文学世家发展史的比较研究；三是全国文学世家的区域分布与演变研究，此与中国文学及文化中心迁徙紧密结合，已渐渐接近于通代文学世家史研究。 4. 中国通代文学世家史研究 通代文学世家史研究应是特定个体、时代、区域文学世家史研究的集大成者，是以上各个不同层序链接的重新建构、升华与超越。概而言之，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有机交融”上。 一是文学世家个体与整体的有机交融。通观文学世家史学术范式建构的四个层级的链接，文学世家个体与整体的有机交融首先必须建立在特定文学世家史研究的坚实根基之上，然后以特定时代与特定区域文学世家史研究为中介作双向拓进，最后融合和重建为反映通代文学世家整体面貌的文学世家史模式。当然，所谓个体与整体的有机交融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正如刘禹锡《乌衣巷》一诗通过人与物、昨与今对比而产生的历史沧桑之感，既由王谢特定世家而引发，但同时也是对以王谢为典范、囊括了所有世家以及所有往昔历史的伤感。因此，在特定文学世家史的个案研究中，也应努力透过诸多现象与偶然因素，从中发现那些基于个体而又超越个体的共通规律。而特定时代与特定区域文学世家史的研究，更应充分发挥其固有的中介作用，在贯通文学世家史学术范式建构四个层级的链接中促进文学世家个体与整体研究的有机交融。 二是文学世家时间与空间的有机交融。陈寅恪曾在《元白诗笺证稿》中提出建构时空交融的文学史新模式的设想：“苟今世之编著文学史者，能尽取当时诸文人之作品，考定时间先后，空间离合，而总汇于一书，如史家长编之所为，则其间必有启发，而得以知当时诸文士之各竭其才智，竞造胜境，为不可及也。”[39]同样，文学世家的发生发展、迁徙流变也都离不开时间与空间这两个维度，文学世家史学术范式的建构只有在其还原为时空并置交融的立体图景时，才有可能充分重现其相对真实、完整的总体风貌。当然，这里所说的时空并置交融的立体图景首先是以时间维度为主轴，但同时必须与空间维度相交融。在文学世家所经历的三大时段三重形态中，其空间形态大体呈现为从黄河流域转向长江流域、然后高度聚集江南核心区域再逐步向外缘拓展的区域流向。 三是文学世家长度与高度的有机交融。文学世家的生命周期与文学贡献，是衡量和确定其历史地位的两大核心指标，彼此存在着分合关系。如前所述，就文学世家的生命周期而论，大致可以划分为小型、中型、大型、巨型四大类型；而就文学世家的贡献度衡量之，则又可分为普通文学世家、重要文学世家、杰出文学世家等不同类型。毫无疑问，在仅仅产生若干文学家与产生文坛领袖之间，彼此是不可相提并论的。假如将文学世家比作一座延绵起伏的群山，那么，从普通文学世家，到重要文学世家，再到杰出文学世家，即有如山脉、高原与峰巅之别，由此构成了一种梯度递进之势。没有山脉的铺垫，就没有高原的隆起，更没有峰巅的耸立。而没有高原的隆起，群山就会缺少应有的厚度；没有高峰的耸立，群山更会缺少应有的高度。从特定个体、区域、时代到整体文学世家，彼此在原理上是相通的。杰出文学世家的杰出贡献，即在于其努力将自己塑铸为群山之巅的同时，也将整个文学世家推向群山之巅，由此开创了文学世家的辉煌时代。 四是文学世家形态与规律的有机交融。每个文学世家都有其独特的表现形态，但彼此又有诸多内在的相通性。比如一般都会经历孕育、形成、发展、鼎盛、衰落、终结等不同的历史阶段，生命周期越长、文学贡献越大的文学世家，也就越具典型性，其中有的文学世家还经历了衰而复兴、兴而复衰的几度反复，当然也有一些小、中型文学世家仅仅经历其中的若干环节；再如每一个文学世家的发展、兴盛，都离不开政治地位、经济实力、文化积淀、人才培育等核心要素的有力支撑，尤以通过人才培育而形成“人才链”最为重要、最为关键。历史地看，所有久盛不衰的文学世家往往不仅拥有一个前后相继、阵容庞大的人才群体，而且拥有超越家族、区域、时代的文坛巨星。只有人才群体而没有文坛巨星，或者只有文坛巨星而没有人才群体，都是不完善的。这些法则或者说内在规律，既适合于每一个特定文学世家，也同样适合于特定区域、时代以及所有文学世家。 从特定个体、时代、区域到通代文学世家史的层序链接与融合，以及个体与整体、时间与空间、长度与高度、形态与规律四个“有机交融”的相互贯通，即是由文学世家的历史还原进而走向文学世家史学术范式建构，推动文学世家史研究向纵深拓展的学理依据与可行路径。 文学世家研究既有相对独立的意义与价值，同时又可向诸多相关领域包括文学史、家族史、区域史、社会史、文化史以及相关专题史依次延伸，但最具亲缘关系的是文学史与家族史研究。而仅就其与文学史研究的关系而论，文学世家的历史还原与逻辑建构，可以为重写文学史提供新的路向、范式与成果。同样，对于文学史研究而言，通过文学世家的历史聚焦，不仅可以重建一个崭新的文学生态景观，而且可以藉此重返文学赖以发生、生存与发展的生命本原。 参考文献： [1] 所谓文学世家，通常是指在直系血缘关系中出现两代及以上知名文学家的家族。与“世家”相近的概念还有士族、世族、家族等等。鉴于这些概念产生于不同的历史时期，在从源起到演变的过程中，始终存在着名实离合的问题，而学界则又往往各取所需，混而用之，故而有些学者试图从不同层面对此作出比较系统的辨析。就目前学界以“文学”与以上不同概念组合而论，则以“文学世家”与“文学家族”最为通行。由于“家族”是一个通用概念，具有泛指与特指的双重含义，特指是指介于“家庭-家族-宗族”三个序列中的中间序列，泛指则可以包含所有家族类型，包括宗族也可以泛称为大家族；而“世家”是一个专用名词，首见于《孟子·滕文公》：“（陈）仲子，齐之世家也。”其原初意义是指那些世卿世禄的家族。司马迁《史记》首创“世家”之体，以记王侯诸国之事，因王侯开国，子孙世代承袭，故称世家。后来引申意指世代以某种专业、职业相承的家族，比如经学世家、梨园世家、医学世家、教育世家等等，重在凸现累世相续之义。所以比较而言，以“文学”与“世家”组合为“文学世家”，更能体现概念的对应性、传承性、开放性涵摄力，可在源于历史概念的基础上，经过重组和重释而赋予其新的社会学、历史学以及文学意涵。 [2] 对“哲学史就是哲学”这一命题，学者的阐释相当宏富而互有异同。参见何卫平：《对黑格尔的哲学与哲学史的关系学说的再认识——参照西方现代解释学的立场和观点》，《福建论坛》2007 年第2 期。 [3] 卡尔·雅斯贝尔斯：《大哲学家》，李雪涛主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年，第1 页。 [4] 《后汉书》卷79，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第2546 页。 [5]《隋书》卷35，北京：中华书局，2002 年，第1057 1058 页。 [6]《后汉书》卷52，第1732 1733 页。 [7]《后汉书》卷52，第1733 页。 [8]郑樵：《通志二十略》，北京：中华书局，1995 年，第1 页。 [9] 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 年，第88 页。 [10] 参见杨晓斌、甄芸：《我国古代文学家族的渊源及形成轨迹》，《新疆大学学报》2005 年第1 期。 [11]吕肖奂、张剑曾提出“科宦世族”的概念，本文为了与“世家”概念相对应而称为“科宦世家”。参见吕肖奂、张剑：《两宋科举与家族文学》，《西北师大学报》2008年第4期。 [12]吴建华：《科举制下进士的社会结构和社会流动》，《苏州大学学报》1994年第1期。 [13]唐代谱牒之学同样经历了内在蜕变的过程，即仍以官修谱牒为划分姓氏等级的依据。而在民间，则陆续出现了一些私家编修的谱牒，例如王方庆著《王氏家牒》、《家谱》，刘知几著《刘氏家史》及《谱考》等等，其中以家谱为主，且皆仅为家族世系的考订与记载，而不再是划分姓氏等级的凭据，已开宋代家谱之先声。 [14]林白、朱梅苏：《中国科举史话》，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2 年，第26 页。 [15]毛汉光：《中国中古社会史论》，上海：上海书店，2002 年，第348 页。 [16]《新唐书》卷199，北京：中华书局，2003 年，第5677 5678 页。 [17]参见李浩：《唐代关中士族与文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年；王力平：《中古杜氏家族的变迁》，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年。关于韦氏、杜氏宰相数量，史书记载及各家统计略有出入，《新唐书·宰相世系表》所列韦氏家族为相者16 人，但在表后统计则为14 人。据王伟《唐代京兆韦氏家族与文学研究》统计，韦氏为20 人，杜氏为11 人。王伟：《唐代京兆韦氏家族与文学研究》，博士学位论文，西北大学文学院，2009 年，第2 页。 [18]李浩：《唐代三大地域文学士族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2 年，第33 34、142、79 页。 [19]胡应麟：《诗薮》，北京：中华书局，1958 年，第174 页。 [20]《宋史》载：开宝六年（973）太祖复试后，“尝语近臣曰：‘昔者，科名多为势家所取，朕亲临试，尽革其弊矣’。”《宋史》卷155，北京：中华书局，2003 年，第3606 页。 [21]“别试”制度虽始兴于唐，但至宋代才形成定制。 [22]吴建华：《科举制下进士的社会结构和社会流动》，《苏州大学学报》1994 年第1 期。 [23] 参见俞樟华、冯丽君：《论宋代江浙家族型文学家群体》，《浙江师范大学学报》 2004 年第5 期。 [24]曾枣庄主编：《中国文学家大辞典·宋代卷》，北京：中华书局，2004 年。 [25]张剑：《宋代家族与文学——以澶州晁氏为中心》，北京：北京出版社，2006 年。 [26]吴光主编：《中国文化世家·吴越卷》，武昌：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 年，第466 页。 [27]李才栋、曹涛主编：《中国文化世家·江右卷》，武昌：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 年，第105、149 页。 [28]吴建华：《科举制下进士的社会结构和社会流动》，《苏州大学学报》1994 年第1 期。 [29]柳亚子著、薛凤昌编：《吴江文献保存会书目》（油印本），上海图书馆藏。 [30]参见徐茂明：《士绅的坚守与权变：清代苏州潘氏家族的家风与心态研究》，《史学月刊》2003 年第10期；《清代徽苏两地的家族迁徙与文化互动——以苏州大阜潘氏为例》，《史林》2004 年第2 期。 [31]徐珂：《近词丛话》，唐圭璋：《词话丛编》第5 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 年，第4221 页。 [32]参见郝丽霞：《吴江沈氏女作家群的家族特质及成因》，《山西大学学报》2003 年第6 期；《吴江叶、沈两大家族的联姻与文学创作》，《太原师范学院学报》2004 年第1 期。 [33]罗时进：《清代江南文化家族的文学文献建设》，《古典文学知识》2009 年第3 期。 [34] 沈登苗：《明清全国进士与人才的时空分布及其相互关系》 ，《中国文化研究》 1999 年第4 期。 [35]参见陈友康：《古代云南少数民族的家族文学》，《云南民族学院学报》1998年第4期；《古代少数民族的家族文学现象》，《民族文学研究》 2004 年第3 期。 [36]《全唐诗》（增订本）卷365，北京：中华书局，1999 年，第4127 页。 [37]焦循：《孟子正义》，上海：上海书店，1992 年，第240 页。 [38] 参见吕肖奂、张剑：《两宋家族文学的不同风貌及其成因》，《文学遗产》2007 年第2 期。 [39] 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北京：三联书店，2001 年，第9 页。 [作者简介]：梅新林，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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