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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北京燕山出版社推出张国风先生的呕心之作——《太平广记会校》（以下简称《会校》）。 经过五代战乱，宋代初年随着社会的安定，经济的发展，兴起了文化建设的高潮。其标志就是编纂了四部大书——《太平广记》、《太平御览》、《文苑英华》、《册府元龟》。其中太平兴国三年（978）编成、太平兴国六年（981）雕版的《太平广记》是一部类书，其荟萃资料之多，研究价值之大，历来为人们称道。不少人据此辑佚钩沉，做出卓越的成果。我以为，过去人们往往将《太平广记》视为“小说家之渊薮”，将《太平广记》的面世，看作是中国小说史上的分水岭。我是研究佛教的，就佛教研究而言，如能善加考辨，则《太平广记》中有大量珍贵资料可供利用。如卷九四“仪光禅师”可与《宋高僧传》“唐上都青龙寺光仪传”相参看；卷九十六“僧伽大师”保留了亡佚已久的《僧伽本传》的佚文，是研究晚唐、宋代泗州僧伽大圣的第一手资料。《太平广记》中“异僧”、“释证”、“报应”等佛教专篇，不仅辑录了大量宋以前佛教的资料，也反映宋初人士对佛教的态度。举一个例子，有些研究者从敦煌遗书中发现古代敦煌僧人可以饮酒，以为这是敦煌特有的习俗。其实我们从唐宋笔记，可以知道这在当时并不是一个希见的现象，《太平广记》中也有僧人饮酒食肉的记载，可相印证。除了上述佛教专篇，还有大量佛教资料散见诸处，其中不乏珍贵史料。比如三国佛教，曹魏、孙吴均有史料留存。至于蜀汉，除经录记载蜀地可能翻译过一两部佛经外，没有留下任何文字记录。以致隋费长房叹息道：“既魏、蜀、吴三国鼎跱，其蜀独无代录者何？岂非佛日丽天而无缘者莫覩，法雷震地［而］比屋者弗闻哉。”（《历代三宝纪》卷五）感叹蜀国的老百姓可能与佛教没有缘分，佛教大概没有传到蜀国。但从《太平广记》卷五百“姜太师”条，我们可以得知蜀汉有佛教活动，且已流传斋僧习俗。而以往书写中国佛教史的研究者，谁也没有注意到这一条史料。又，卷四九五记载晚唐潞州李抱贞哄骗僧人自焚以筹措军资，这一故事亦为当时的政教关系做了很好的注释。此外，《太平广记》还包括大批后代已经亡佚的道教资料，其中颇有可与敦煌遗书相互发明者。因此，对《太平广记》的史料价值，完全应该作出新的评价。 遗憾的是，中华民族虽然是一个非常善于创造文化的民族，却实在不是一个能够很好保护自己文化的民族。就《太平广记》这样一部著作而言，虽然北宋、南宋均曾刊印，但今天已难以寻觅那些刻本的踪迹。今天我们还能看到的最早刻本是明嘉靖、隆庆之际无锡谈恺本。谈本据某抄本翻刻，而该抄本“传写已久，亥豕鲁鱼，甚至不能以句”。虽经谈恺与他的朋友们努力订正文字，但残文缺卷，未成全璧。近几十年来，学术界通行的是1961年中华书局出版的汪绍楹先生校点本（新一版）。汪本以谈本为底本，校以明沈与文抄本、明许自昌刻本、清陈鳣校本、清黄晟刻本。汪本用力甚勤，但在底校本的收集、利用及点校体例方面颇有可商榷处。故此次北京燕山出版社推出的张国风《会校》本想必将起到推陈出新之效。 我认为张国风的《会校》本今后必将取代汪绍楹本，是因为《会校》本具有如下四大特点： 一、精研诸本，查核佚异。 古籍整理须以底校本为基本。能够利用到的底校本越多，古籍整理的基础就越扎实，质量也将越高，这已是古籍整理的常识。汪绍楹虽然收集了五种传本，可惜未能充分利用。张国风经过艰苦努力，除上述汪绍楹利用的五本外，又寻觅到刊刻于隆庆万历年间的活字本、康熙年间孙潜据宋钞的校本、四库全书本、古代朝鲜刊刻的《太平广记详节》与《太平通载》两种选本。这样，可利用的底校本增加到十种，其中如孙潜校本乃据宋本校勘，而《太平广记详节》保存大量宋本原文，不仅均为极希见的传本，且校勘价值极高。这就为张国风的《会校》本奠定了更加广阔坚实的基础。 然而，笔者在长年整理敦煌遗书的经历中认识到，有时底校本数量的增加与提高整理本的质量未必一定是正比关系，也有可能反而徒增纷乱。此时的关键是要搞清楚不同底校本的渊源流变、传承关系，了解它们各自的优点与不足。只有恰如其分地认识它们、评价它们，才能更好地使用它们。这就对古籍整理者提出更高的要求。 张国风整理《太平广记》，正是从清理、研究诸传本的关系入手。为此，他在着手会校之前，先对每一种传本的传承、优劣、相互关系做了详尽的研究，撰写了30多万字的《太平广记版本考述》。通过这一研究，他解决了不少《太平广记》版本方面含糊不清的问题，对《太平广记》版本的演变了然于胸，这就让他在下一步的校勘整理工作中取得主動。 不仅如此，张国风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太平广记》的引书做了进一步考证、查索，由此补充、查核了一批《太平广记》的佚文与异文，纳入《会校》。还尽量对照查核每篇故事在其他古籍中的引用情况，由此不仅校勘错讹，更能全面把握故事演变、行文演化之线索。 张国风在本书《后记》中说：“就我的体会来说，版本的研究适成为文本整理的前提和基础。”佳哉斯言！我以为这可以成为古籍整理的一种理论概括。正由于张国风在版本研究方面下了苦功夫，得到真收获，因此与一般的古籍整理相比，这部《太平广记会校》的起点高、基础实，这是该《会校》能够取得成功的基本保证。我不敢说这一《会校》已经尽善尽美，但从一个从事古籍整理多年的同行的角度，我以为对《太平广记》这一部类书，《会校》的前期准备工作能够做到张国风这种程度，应该是到位了。 二、校勘详尽，体例转精。 五十年来学界流传的汪绍楹本，的确用功匪浅，嘉惠学林亦匪浅。但是，正如程毅中先生在《太平广记会校序》中所说：“限于当时的条件，出版社为避免‘繁琐校勘’的批评，只要求忠于底本，尽量少作改动，不校异文，某些明显的错误可以径改而不出校记。因此留下了一些遗憾。”由此，汪绍楹先生虽然收集了五种本子，却未能充分发挥这些本子的优点，做出一个更好的校本。 古籍整理到底应该怎么做？人们也是在不断的前进中总结经验。如程毅中先生上文所示，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标准的做法是“忠于底本”，“不校异文”，以避免繁琐校勘。那样做的好处是减少了工作量，加快了古籍整理的进度。应该说明，那种做法并不源自当时流行的“多快好省”的总路线精神，而是沿袭了前此的传统。 在理论上，不排除某本古籍一点错误也没有。但在实践中，我们总是利用诸多优劣互见的本子进行古籍整理。所以，如采用传统的“忠于底本”，“不校异文”的做法，则在整理古籍之前，最重要的是选择理想的底本。底本错误少，校起来省劲，校记也少。底本错误多，自然校记也就多。但根据我自己从事古籍整理的实践，有时固然会遇到诸本中某本显然较优的情况，但更多的情况是诸本各有优劣，很难说哪个更好。所以，选择底本的工作往往变成“矮子里拔将军”，且往往具有一定的主观性。 进而，在校勘实践中采用“忠于底本”，“不校异文”那种做法，整理本的最终价值完全取决于整理者的水平。如整理者的水平高到足以发现与纠正底本中所有的错误，该整理本的价值自然非同一般。否则如底本有错，整理者便跟着错，那整理本的价值未免要打个折扣。但整理者不可能是天才或全才，错误总是难免的，只是错得多与错得少，错得大与错得小而已。由此，传统的“忠于底本”，“不校异文”那种做法的弊病就非常清楚了。采用那种方法，整理者虽然收集了诸多校本，但因忠于底本，不校异文，整理本自然不能完全反映出诸多校本的面貌，有那么多校本又有多少用处，岂不等于入宝山而空手归。且因所用校本大抵为善本，一般读者难得见到，故读者与整理者双方便处于信息不对称状态。在那种情况下，读者不可能对整理本的质量进行校验，只能被动地接受整理者的整理成果，其后果必然是读者或者得益于整理本，或者被整理本所误导。 张国风《会校》本的“校勘凡例”规定：“底本与他本两通者，一般不改文字而出校说明。”这样，《会校》本提供给读者的，不仅仅是整理者的整理成果，也公布了整理者所利用的原始资料，这不仅让读者窥见其他校本的风貌，也等于把文本准确性的裁量权最终交到读者手中。读者可以参用整理者校定的文字；也可以拒绝整理者校定的文字，依据校记中的异文参用其他本子的文字。这样的整理本，不是整理者对读者的单向知识传输，而是为文本正确性的双向互动提供条件。这种体例，无疑远优于“忠于底本”，“不校异文”。我以为，就《太平广记》这种资料性著作而言，如果能够做到“逢异必校”，使读者一本在手，诸本在胸，则价值可能更高。当然，“逢异必校”的方法大大增加校记的数量，不适合于普及性的古籍整理。 《会校》本“校勘凡例”第七条规定：“采用通行的繁体字。凡异体字、简体字，皆径改为通行的繁体字而不出校记。人名、地名除外。”我非常赞同。 古籍整理的对象虽然是古籍，但毕竟是今人在做，为今人而做。也就是说，古籍整理有它的时代性。体现这种时代性的标志之一，就是正字，也就是用当代通行的文字标准来规范各种不符合当代标准的字。汉字的基本特点是具有音、形、义三要素。我以为，音与义规定了该汉字的最基本特性，在古籍整理时，只要某字的读音不变、意义不变，则字形的差异应该予以统一，应该用当代通行的繁体字来予以规范，这就是“正字”。如果读音有异、意义有异，自然不可随意改订。现在有的古籍整理者不考虑字音、字义因素，力图保持原书的字形。我以为这种方法既增加出版社造字成本，又增加读者阅读困难，不值得提倡。有人以为这样有利于文字研究者研究文字。其实，真正的文字研究者一定会查阅原书考察原字形，不会利用这种二手的印刷资料。因为谁也不敢担保所仿造的那个电脑字形是否真正原原本本复制出古字的原貌。当然，正如《会校》凡例所定，凡属人名、地名，应该名从主人。即使是异体字、简体字，依然需要原样保留。 第三，索引实用，功德无量。 像《太平广记》这样一部篇幅达500卷的类书，若无实用索引，使用极为不便。索引这种工具，古代没有。现在类似《太平广记》之类的古籍整理都附有索引，这也是古籍整理时代性的标志之一。 就索引的形式而言，《会校》本与汪本一样，都附有两个索引，一为“篇名索引”，按照汉语拼音音序将全书篇目一一罗列。一为“引书索引”，先按照汉语拼音音序将全书所引书籍一一罗列，然后再将从该书引征的资料按照其在《会校》本中的次序一一罗列。但是，汪本对原书出处中同书异名、异书同名的情况未加考订、交代，对原书出处错误者修订甚少。而《会校》本则对同书异名、异书同名详加考订，纠正了原书出处中的错误。 特别值得提出的是，《太平广记》原书有些篇目没有出处，汪本亦不出索引。《会校》本不但尽量考定出处，列入索引；还查阅大量古籍，说明该资料在其他古籍中的用例，然后将这些用例出处全部作为校记，列每篇的后面。有些篇目的用例出处，竟多达十多条。由此可见张国风爬梳资料之勤，所下功力之巨，亦说明《会校》本资料价值之大。此类校记虽然没有以索引的面目出现，实际也起到索引的作用。 由于《太平广记》网罗宋以前类书、小说笔记等古籍甚多，不少被它引证的书籍其后亡佚。故后代不少学者都据《太平广记》作钩沉索隐。可以想见，将来的有心人如能善用《会校》本的篇目索引和引书索引，善用每篇资料后面张国风所列出的用例出处，可以做出多少锦绣文章。 因此，如果说《会校》本的前一个索引仅提供了阅读的方便，则《会校》本的后一个索引及每篇的用例出处校记将成为研究者索隐钩沉、进一步研究《太平广记》的重要工具，实在嘉惠学林，功德无量。 第四，补缺弥漏，正本清源。 本文开头讲了一堆《太平广记》的好话，诸如资料丰富等等。但是，客观地讲，《太平广记》也有自己先天的不足——这是一部皇家编的官书。坦率说，自古以来，凡是皇家编的此类大书，不少是豆腐渣工程。我的经验，利用此类古籍时，如有可能，最好查核原书。如原书亡佚无从查核，亦无其他引文出处可供参考，那只能因陋就简，徒呼奈何。《太平广记》煌煌数百万字，仅用一年半时间就编成，其粗制滥造之处，自然不少。什么引文错漏、出处错漏，诸如此类，不一而足。古籍整理时，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办？是抱残守缺，还是尽量依据原始资料予以订正？采取前者，也说得过去，即所谓“尊重古人，尊重原书”。采取后者，更是对读者负责，对中国文化负责。《会校》本采取的是后者，即尽可能查找原始资料，依据原始资料纠正错误，并将原文情况及修订依据一并写入校记。这样，读者既可以依据校记复原出原书面貌，达到“尊重古人，尊重原书”的效果；又给读者以更加准确的信息，实际是代替读者查核了原始资料。我以为《会校》本的所采取的后一种做法远胜前一种“抱残守缺”的态度，应该提倡。但作者为此付出的辛劳也可以想见。 张国风的这部《会校》有无可以商榷的地方，自然也是有的。在此提出两点： 第一，如前所述，在我看来，如果能在校勘体例中加一条“逢异必校”，可以达到一本在手，总揽诸本之效，本书的资料价值也许更高。当然，“逢异必校”这种方法，虽然在编校《中华藏》时曾经实践，目前我主持的《藏外佛教文献》仍在继续实践，但并没有得到古籍整理界的普遍认同。本文提出这一问题，不过是希望与古籍整理界的同行对这一校勘体例交流意见。 第二，《会校》本中，凡属校改底本文字的校勘记，有两种写法： 一种为：某，原作某，现据某某本改。 一种为：原作某，某某本作某，现据某某本改。 窃以为前一种简洁、直观、明了。后一种行文拖沓，且略嫌晦涩。既为同类校记，表述方法统一为好。 至于书中的漏校、错录，我想这是所有的古籍整理作品都难以完全避免的。坦率说，搞古籍整理，整理对了，那是应该的；整理有错，注定要被批评。就好比铺路，路铺得平整，那是应该的；路上有坑洼，铺路者自然要挨骂。但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于是古籍整理者挨批，就成为天经地义的事情。《藏外佛教文献》提倡“以精益求精之心，求尽善尽美之境”，实际如我一篇文章所说：“真正的尽善尽美之境仅存在于彼岸世界。但俗话说：‘取法于上，得之于中；取法于中，得之于下。’我们只有高标准、严要求，才能在整理中少犯错误，犯小错误。”我一贯认为，古籍整理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一个优秀的文本必然是在整理者与读者的互动中逐渐形成，这也是我主张“逢异必校”的原因之一。从某种意义上讲，张国风《会校》本的出现就是与汪绍楹本互动的结果，从而使《太平广记》的文本整理达到一个全新的高度。我相信，张国风的这个《会校》本起码能为学术界服务几十年。几十年以后，一百年以后，一定会有更好的本子再次出来履行推陈出新的使命，我们的学术就是这样前进的。我们每个人的工作实际只是中华文化绵延数千年的长链中的一环，我们民族的文化因此而历久常新。 上世纪90年代初，我与张国风在国家图书馆善本部共事，他从那时开始萌发重新会校《太平广记》的意愿。无论哪一位，只要略知《太平广记》那宏大的卷帙、繁杂的内容，就可以想见这实在是一项非同小可的工作。张国风毅然自我承担这一工作，这需要下定怎样的决心，准备付出多大的辛劳。在这二十年中，我看着他海内海外，上下求索。看着他从研究版本着手，然后逐字会校、反复修订、乃至编制索引、再三校对。看着他如何克服常人难以想象的种种困难，诸如书稿损毁，甚至居无定所。看着他从一个壮年，成为一个老头。也看着他矢志不移，兀兀穷年，终于以个人之力，把这件事情做成了。今天看到燕山出版社出版的这二十册煌煌大作，不禁涌起“寒霜欺鬓风欺面，可怜廿年磨一剑”之叹，现在做一点实实在在的古籍整理工作，真是太难了。但也为他高兴，一个人一辈子做不了多少事，能真正为民族文化的积累做成一件事情，在民族文化的长链中铸上坚实的一环，此生足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