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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出土文献的层出不穷，使学界在对新资料的不断增加感到欣喜的同时，也为很多典籍传世文本的文字差异产生了学术反思。例如，由于出土文献与传世文本文字的差异，容易使人对传世文本的真伪产生疑问，“疑古”说由此而来；同时，排除个别文字的差异，传世文本所记材料与出土文献的相合，反过来可以印证传世文本文献来源、作者、时代的可靠性，“信古”说由此产生。 如何辩证地认识出土文献与传世文本的关系，如何正确认识和利用出土文献，如何将出土文献的研究成果与传世文本的研究方法结合起来，做到不偏废任何一方，不纠结于孰是孰非的漩涡，就成为学术研究者思考的问题。 曹建国先生《楚简与先秦<诗>学研究》适时出版，可以说为出土文献与传世文本研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思考。全书主要结合出土楚简，对《孔子诗论》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文献爬梳与辨析，对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孔子诗论》与历史上孔子论《诗》的文献记载，对子游学派与《孔子诗论》的关系，对《孔子诗论》论诗风尚与汉代《诗》学的关系，对《孔子诗论》中的一些重要理论文学范畴等，都进行了翔实的考辨，资料繁富，观点独到，结论可信。 纵观全书，可以给我们四点学术启示： 第一，由出土文献重新检视传统学术思想的历史与文化价值，从思想史意义上把握古代文学发展的脉络。 《毛诗序》与汉代《诗》学，一直是《诗经》学研究中的重点和难点。《孔子诗论》的发现，为研究《毛诗序》和汉代《诗》学，提供了新的契机。曹建国先生由《孔子诗论》入手，对《毛诗序》和汉代《诗》学发展诸问题，进行了重新思考，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认为，《孔子诗论》与《毛诗序》存在很多相通之处，但也存在很多明显的差异，例如，二者对“情”的重视程度不同，对“风雅颂”的阐释理念有异，等等。由此出发，作者进一步揭示了二者差异的原因。最后，作者认为，《孔子诗论》与《毛诗序》并非来自于同一个学术系统。《孔子诗论》关注的是《诗》与礼的关系，《毛诗序》则更关注《诗》与政治的关系。这种说法是符合学术思想发展的进程的。《诗》与礼、《诗》与政治，是《诗》学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客观需要的真实反映。由此，我们可以把握《诗》学发展的思想轨迹。 但是，从学术本质上来说，我们的启示是：《孔子诗论》与《毛诗序》，关注的都是《诗》的社会与政治的教化功能。从这里说来，二者在宏观上又具有内在的一致性。这个问题，还需要进一步申论之。 第二，由出土文献疏理古代文学史上的一些理论命题，从理论意义上总结文学范畴的变化情况。 出土文献的发掘，为我们反思很多学术命题提供了更多的资料。如结合《孔子诗论》、《性自命出》与《性情论》等出土文献，作者阐释了“性”、“情”、“命”、“志”、“言”等命题的内涵与外延。这是一个很有趣的文学范畴话题。再如，“诗言志”命题的发展，也有一个复杂的过程。从“蔽志”、“《诗》所以会古今之志”、“诗亡隐志”、“物与志”等命题的提出，我们可以看出作者对“《诗》言志”命题发展的思想脉络。这种认识，符合唯物辩证法，符合学术思想发展的逻辑关系。 这启示我们：对文学命题的合理阐释，不仅仅是建立在单一的、孤立的文学家或其作品的“点”上，还要有将这些看似孤立的“点”，纵横衔接起来的本领。只有这样，才能更为全面、深入地把握文学范畴的变化情况。 第三，利用出土文献，研究传世文本或传统的文学思想，必须重新反思“疑古”论，正确审视“信古”论。不妄疑但也不轻易偏信传世文本的记载，不盲从但也不轻易废弃出土文献的成果。 出土文献与传世文本存在的文字差异现象，是学术史上的常态，不足以成为传世文本作伪的证据。其实，即使那些我们公认为真作的古书，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地域，由于误读、误刻，或者地域方言的差异，也会存在文字不同的情况。但是，这些文字差异，其实并不完全像清儒所言，“小学不明则经义不明”的后果。我们处在当今多元化思潮的学术环境中，古文、今文早已丧失了一较短长的阵地，我们也早已不是固守疆域的俗儒，而应将这些资料皆视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精神财富。同一部书中个别文字的不同，只能造成文意理解的差异，有时候并影响全句的意思，更不会造成“谬之千里”的后果。相反，这种文字记载的差异，有时候反而会大大拓展文学的范畴，可以使我们从不同角度理解文句的不同精彩之处。本此，与其在那一个字更准确的漩涡里纠缠不休，倒不如将各种不同的文字都接受下来，深入研究，这样或许会得到更多意想不到的收获。 例如，《孔子诗论》中“文亡隐言”之“言”，有释为“意”，有的释为“音”，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作者取“言”，未取“音”、“意”，当然也有其道理，起码为学界提供了一个思考问题的角度。笔者在读书过程中曾认识到，先秦诸子中，有“辞胜于理”、“理不胜辞”等辩论，这个与“辞”相对的“理”，既与先秦诸子思想范畴中的“情”、“性”有关，也与汉代扬雄的“事”有关。其中，“情”又与古人常说的“志”有某种内在关联。这个“志”，就与“意”有关。据此，我们可以怀疑：“言”、“意”可能都属于文学理论的范畴。文字不同，但表达的涵义是一致的。“音”也应该是如此。笔者提出的这个问题，还可以再讨论。 最后，通过阅读本书，笔者还认识到：自宋明与清儒提出的很多治学方法、学术理念与学术命题，应该进行必要的反思。 宋人以后陆续对很多古书提出的“真伪”问题，我们不能一概而论，应区别对待：有些可以形成定论的问题，可以进行必要的商榷与讨论；对那些很难形成定论的“真伪”问题，我们可以不必陷入毫无意义的争论怪圈，只关注本书的历史价值与现实意义就可以了。再说，我们现在所用的“辨伪”方法，都存在不同程度的缺陷。即如将先秦诸子古书所记与史书比勘的方法而言，就存在很大的不合理性。因为，即使史书较诸子所记更为准确，但不能将诸子文学中“寓言”、“传闻”、“饰说”之类的文献与史书的不合断为伪作。从本质上说，“疑古”、“信古”，及其由此衍生的辨伪、辩真等系列性研究成果与方法，是否是围绕着一个“预设话题”产生的副产品呢？如果不涉及到文学审美的价值判断问题，我们有必要纠缠于“真伪”争辩的泥沼不能自拔吗？ 学术上的义理、考据、辞章问题，前人从不同角度出发，对其取舍各有不同。然各家各有偏废、互相指摘、互较短长。在封建社会经学家所处的政治、历史条件下，这种争议自有其客观原因。今天，我们处在全新的政治、历史环境与学术条件下，再囿于前人的学术成见，似乎有点不妥。无论是义理也好，考据、辞章也罢，学人可视个人爱好与学术专长而定，只要能自成一家之言，三者取其任何一种，或者互相贯通，有何不可呢？顾颉刚先生曾言：“学术者，非研钻故纸、墨守陈言之谓，要在观往知来、闻一知十，察天人而处顺变。故圣人常在忧患者，为其学术深至也。”但要做到不“研钻故纸，墨守陈言”，就需要辩证地继承、认识和运用前人的学术方法和学术思想，不能再以前人成见加入前人的学术争论，而应将自己的学术研究，融入现实的学术思潮和社会生活之中，将个人所学能为社会所用、为他人所用。 说到这里，笔者不得不说一个在多种场合反复提及的“学术实用”的问题。学术是脱离现实社会单纯的“空中楼阁”吗？当然不是，学术也要讲究“实用”。学术研究，不能为社会创造现实的、直接的物质利益，但是，它可以为物质财富的创造提供必要的精神支撑、思想启迪与理论证据。学术课题，作者既要考虑自己的兴趣、爱好和特长，也应该考虑学术的社会价值。毫无意义的无病呻吟、扯三拉四写成的文章，又有什么学术意义和社会价值呢？曾国藩曾经提出：“读经以研寻义理为本，考据名物为末。”这当然是有其片面性的“经世致用”哲学的反映，但我们也要想到，完全抛弃了“经世致用”的考据，最后到底有到少学术价值可言？在这里，我还是要不免提及严耕望先生对学术“实用”问题的界定：“国家大计、社会动态、人民生活、思想潮流”（严耕望《怎样学历史——严耕望治学三史》，辽宁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54页）。这些最为社会所关注的话题，皆应成为学术选题的首选原则。 涉及到本书来看，由于文献考据学的历史原因，本书很多学术方法，采用了文献学上传统的音韵、训诂、考证方法，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笔者认为，学术研究，还应该跳出传统的文献学要求，疏通义理、考据与辞章的关系，为当前的学术研究，提供一个更高、更宽的学术境界与学术视野。在这方面，作者当然也进行了一些有益的尝试，例如，作者提出的很多学术命题，都很有学术生机，对反思以往的学术问题、总结当前的学术讨论，皆有启发。譬如，《诗大序》问题、《孔子诗论》的时代与作者问题、“孔子删诗”问题、“诗言志”的发展问题、“性情论”问题等等，作者既有传统文献梳理的工夫，也有文学范畴学的分析与考辨，还有学术与文学理论的总结。这种学术方法上的综合运用与学术思想上的贯通，是很有必要的。在这方面，《楚简与先秦<诗>学研究》做了一些初步的准备工作，如果更进一步开拓疆域、深入总结，在一些规律性的问题上多所总结，在学术理论上会有更大的收获，对学界将也是一个更大的贡献。 一部好书，不仅仅在于作者在某个领域取得了筚路褴褛的独到成就，而且还在于通过这部书，使读者能够领悟作者新颖、创新与贯通的治学方法，为读者的学术研究提供有价值的理论启示。《楚简与先秦<诗>学研究》，就具有这样的学术探索意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