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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宏哲 摘要：《梁启超手批稼轩词》是梁启超分数次批校辛词的手稿本，分朱、墨批两种，其中大多为考证之语，间有作品赏析，体现了梁氏严谨的治学态度及对稼轩词的钟爱。在此墓础上，梁氏为稼轩词作了编年，并预作《稼轩先生年谱》，惜未完稿。此书的影印出版，对进一步探究梁启超词学、校勘思想及梁氏稼轩词研究特色等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梁启超；手批；稼轩词；价值 关于梁启超的词学研究，学者多有论述。梁氏以《辛稼轩先生年谱》为绝笔之作，见证了其晚年词学研究之勤及对稼轩词的钟爱。中国书店于2011年1月影印出版《梁启超手批稼轩词》，《出版前言》称：“二〇〇八中国书店经多方努力，自民间收到此书。原书一函五册，据《梁氏饮冰室藏书目录·集部》‘词曲类’记载，收录梁启超所藏《四印斋所刻词》条目下明确记述：‘《四印斋所刻词》九十四卷，清王鹏运编，清光绪十四年王氏家塾刻本，内《辛稼轩长短句》十二卷缺，存十六册。’此次中国书店自民间搜求到《四印斋所刻词·稼轩词长短句》正是梁启超《梁氏饮冰室藏书目录》的遗缺之本。”[1]《梁启超手批稼轩词》（以下简称《手批本》）的重出，见证了梁启超晚年对辛词的校勘、考证及评读之勤，弥补了研究梁启超词学思想文献之不足，为研究梁启超词学思想开辟了新的途径。本文借助《梁启超年谱长编》等资料，对梁氏晚年治辛词的经历及该手批本的价值作一论述。 一、手批本的产生 手批本分朱批、墨批两种。墨批之一部分为1925年作。手批本卷一卷端有梁氏朱笔草书云“卷端墨笔乃三年前消夏北戴河时，与儿曹浏览，信手乱涂者。”又用墨笔题“作圈点及批语者。”[2]另据梁启超《与仲弟书》（1925年7月）称：“北戴借屋，又生问题，谐否尚未定也。再看风色如何亦好。《樵歌》四印斋有不完本，其完本则在朱古微之《疆村丛书》。此丛书为古微所裒刻，宋元词凡数十种，洋洋大观，弟有意学词，不可不置一部也。”[3]可见梁氏于1925年北戴河度假时，携带一部《四印斋所刻词》，而《稼轩词》正是其中之一种，并于该年就开始批点《稼轩词》，书中墨笔圈点及批语是其第一次的批点手迹。第一次对稼轩词进行批注，目的不是很明确，只是“信手乱涂”，就部分词作之思想作泛评。 第二次墨笔批阅是在1928年夏。据梁启勋云：“戊辰之夏，伯兄尝用武进陶氏涉园景宋淳熙三卷本校临桂王氏四印斋景元大德信州十二卷本竟，并随笔写考证数十条于信州本之眉。秋九月，始属稿著先生年谱。原拟谱成而后编其词，继又获见明吴讷唐宋百家词所收之四卷本，甲集乃先生门人范开辑，有淳熙戊申元日之序，从知甲集词，皆先生四十八岁以前作品，最为确。”[4]所以第二次墨批大量增多，是因为梁启超得到两种景宋本稼轩词本子，并开始为编稼轩年谱做准备，故考证更加翔实。 墨批主要是指出作品写作时间、背景及个别词作的艺术特色，并加以考证。如《沁园春·带湖新居将成》，批曰“此词之作最迟不能在甲辰年以后，盖洪适有《题辛幼安稼轩七律》一首，即贺此新居之成者。而适正卒于甲辰也。”[5]不仅指出此词所作时间，而且列出考证依据。另外，墨批本也间有对异文的批点，如前词“惊炫雁避”，墨批“《花庵》‘絃’作‘弦’。”[6]需要注意的是，有些墨批并非一次完成，如《沁园春·戊申岁奏邸忽腾报谓余以病挂冠因赋此》，在卷眉列了大量考证语，其中有“右一条十日前所记也。细玩词中意，似事实并非如彼。……十七年九月八日记”[7]字样。这反映了梁启超对辛词的阅读揣摩之勤。 再来看朱批。朱批亦是由两次完成。第一次完成于1928年8月5日，是用涉园景宋本《稼轩词》的甲、乙、丙三集来校元大德本。手批本扉页上用朱写标注“用涉园景宋淳熙本校四印斋景元信州本稼轩词十二卷，戊辰夏杪饮冰室清课”。接着大段论述宋淳熙本对校勘元大德本的意义，认为宋本“甲集殊多胜处”，“乙、丙集与此本之异文，则此本较胜。”最后曰“长夏无事，手校具列卷端，其题目有详略者，亦为校录焉，凡二月而毕。戊辰先立秋三日启超。”[8]另一次完成于是年的8月29日。其时梁启超虽用甲、乙、丙三集校大德本毕，却仍不满足，原因是《直斋书录解题》、《文献通考》均著录《稼轩词》为四卷本[9]，为何涉园景刻本仅为三卷？8月10日，梁启超又得阅明吴讷刻《唐宋百家词》本中的《稼轩词》四卷本，大为欣喜。手批本跋日：“后五日，复见明吴讷《唐宋百家词》所收稼轩集，正淳熙本，惟更有丁集，凡词百首。内五首与乙集重出，其为诸本所无者又五首，内一首复误入龙洲词，实多出四首，都计六百二十一首，实传世稼轩词总数。启超又记。”[10]其《跋四卷本稼轩词》云：“近武近陶氏景印宋元本词集，中有《稼轩词》甲乙丙三集，其编次与毛、王本全别，文字亦多异同，余读之颇感兴趣，顾颇怪其何以卷数畸零，与前籍所著录者悉无合也。嗣从直隶图书馆假得明吴文恪（讷）所辑《唐宋名贤百家词》，其稼轩集正采此本， 而丁集赫然在焉，乃拍案叫绝，知马贵与所见四卷本，固未绝于人间也。”[11]遂又在该本的基础上，再次对大德本用朱笔作校。这篇跋文完成之时间为“戊辰中元”，即1928年8月29日，据此可知，其校对又用了近二十天时间，并在此基础上，写了《跋稼轩集外词》[12]，对十二卷本未收之词作了统计。 据《梁启超年谱长编》，1928年9月22日，任公在《致揆初叔通季荫振飞诸公书》中称：“日来撰成《辛稼轩年谱》，并为稼轩词作编年，竟什得七八，又得一佳钞，用校四印斋重雕之元大德本，是正讹舛，将及百条，深用自喜。一月来光阴全消磨于此中，再阅十日可藏事矣。”[13]根据前文，这个所谓的“佳钞”当是吴讷《唐宋百家词》本中的稼轩词，梁启超得到这个本子在1928年8月10日，据此校大德本，又得百条讹舛，“深用自喜”。但直到9月22日给朋友写信的时候，依然说“再阅十日可蕆事矣”，当是梁氏在为《稼轩词》编年时，需认真阅读词作之故。因为据前文，到八月底，校勘工作实已完成，并写出了跋语。 朱批的主要是将淳熙本（包括涉园三卷本与吴讷唐宋名家词本）与四印斋所刻大德本互校，指出异字、异文，并用朱笔标记于的大德本底本上。具体做法见于手批本卷二的第41页眉端： 凡两本字句有异同，吾认淳熙本为不误或较胜者，施“〇”符于眉端所校字旁。若大德本胜，则施“×”符或于原字旁施“〇”符。其两本无甚轩轾者，则不施符。大抵甲集异文多佳胜，乙丙集往往反逊大德本也。六月十四日启超。[14] 上面一段话，传达了两个信息，一是其批注的方式；另外一个就是点明校勘工作始于6月14日（或之前，但不会晚于此时）。而根据上文，其完成是在8月5日，约用了50多天的时间。 另外，朱批亦有指出词作背景、时间及为个别词做笺释等。如第22页《贺新郎·三山雨中游西湖有怀赵丞相经始》批“福州游西湖”。第69页《沁园春·寿赵茂嘉郎中时以置兼济仓振济里中除直秘阁》批“‘卿云’谓司马长卿、扬子云也。”第271页《蝶恋花·元日立春》批“戊申元日立春席间作。”只不过这方面的批点，较之墨批少了许多。 总的来看，手批本中的朱批与墨批绝大多数为1928年所做。原因在于第二次圈阅时，梁启超得到了涉园景刻淳熙本，遂对校对两本异同产生了兴趣，“凡此皆吾旧读此词时怀疑不释者，今日校正，犂然有备于心。”（手批本扉页朱批）同时有了为辛弃疾编年谱的想法。据《年谱长编》自述云“二三年来，精神体力已大不如前，……近数月来，专以词曲自遣，拟撰一《辛稼轩年谱》。去年九月中因痔疮复发，未能脱稿，即来平，入协和割治，服泻药二星期之久，稍见轻。在院中仍托人觅关于辛稼轩材料，忽得《信州府志》等书数类，狂喜，携书出院，痔疾并未见好，即驰回天津，仍带泻药到津服用。拟一面服泻药，一面继续《辛稼轩年谱》之著作。”[15]然而做年谱，须涉及词作的编年，这也是梁氏第二次圈阅时，除校勘外，极注重词作背景、时间的原因。 可惜的是，梁氏所编之年谱并未完成，据梁仲策《曼殊室戊辰笔记》载“《辛稼轩年谱》，九月十日始属稿，二十四日编至稼轩五十二岁，入夜痔大发，竟夕不能睡，二十五日过午始起，侧身坐属稿。二十六日，痔疮痛剧，不能复坐，二十七将计就计，始入京就医，十月五日，始返，仍未能执笔。十月五日，从北京就医归，归途感冒发烧，不自觉，六七两日执笔校改前稿甚多。七日下午，始知有病，遂卧床两日。九日下午，势全退，乃赓续作此。十月十日，昨日午势己全退，今晨复升至三十七二，可厌之至。无聊，故仍执笔，十二日，为最后绝笔。”[16]可见手批本完成后不久，任公就在此基础上，开始编写稼轩年谱，无奈天不假年，为学界留下莫大遗憾。 二、手批本概述 考察全书，梁启超于每页均有细致批校，附以考证及评论。就其大概，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删汰重复，确定辛词总数。如果是宋淳熙本与元大德本共有的，则在大德本《稼轩长短句》的词牌或题止前，标注“甲”、“乙”、“丙”或“丁”字样，点出该词在淳熙本《稼轩词》中的位置。通过比较对照，删汰重复，最终考定辛词总数为621首。他用朱笔批道： 此本与淳熙本甲、乙、丙集校，此有彼无者，二百四十首，彼有此无者，甲集四首，乙集八首，又并有而调名异题者，一首。丙集四首。两本合计除复重，共五百八十六首，再合以辛敬甫从《永乐大典》所辑补遗三十六首，内除误收他人作二首，与此两本复重五首，实二十九首，都共得词六百一十七首，是为传世辛词之总数。戊辰夏启超记。[17] 全书最后跋语亦同此。但五天后，又多了数行墨批： 后五日，复见明吴讷《唐宋百家词》收稼轩集，正淳熙本，惟更有丁集，凡词百首，内五首与乙集重出，其为诸本所无者，又五首。内一首复误入龙洲词，实多出四首，都计六百二十一首，实传世稼轩词总数。启超又记。[18] 虽然今本稼轩词定本为邓广铭先生统计的626首，但梁氏对辛词总数的统计，无疑有开山之功。 第二，多本互校，指出异文异字。除了辛词两种传世本外，梁启超还引用其他词选本如《花庵词选》、《草堂诗余》等，对大德本之异文作了校对。如第16页，《贺新郎·赋琵琶》，眉批“听”（谓“赋琵琶”之“赋”字，淳熙本作“听”）。第190页《丑奴儿近·博山道中效李易安体》，批“无‘近’字”（谓“丑奴儿近”，淳熙本作“丑奴儿”）。这是对题目的校对。 再如，第22页《贺新郎·三山雨中游西湖有怀赵丞相经始》眉批“丙本作‘阴成’，不如此本。”第39页《念奴娇·书东流村壁》，墨批“花庵作春恨，草堂题同花庵。”又墨批“《花庵》塘作‘棠’，《草堂》作‘棠’”。眉批“棠”（意谓“野塘花落”之“塘”，淳熙本作“棠”），批“夜”，（谓“一枕云屏寒怯”，“枕”淳熙本作“夜”），批“长”（谓“行人曾见”之“曾”，淳熙本作“长”），批“未”（谓“日恨春江流不断”之“不”，淳熙本作“未”）。像这样的批校在手批本中随处可见。 更值得重视的是，除标出异文外，梁启超还根据词意、词韵及词律，对稼轩词进行校勘，提出自己的见解。如《满江红》（照影溪梅）批“赠”（谓“晚风吹帽”之“帽”，淳熙本作“赠”），“水”（谓“龙团试水铜瓶泣”之“水”，淳熙本作“碾”）。接着又评道“‘赠’极佳，‘帽’字误，是浅人妄改。水字不合对，应作‘碾’。”[19]再如《贺新郎·把酒长亭说》批“微”（意为“蹙踏松梢残雪”之“残”，淳熙本作“微”），又批“‘残’字比微字佳，但与下句复，想‘微’字是改定本。”在校《贺新郎·柳暗凌波路》时，云“‘绿’字不作入声，颇可疑。但各本皆同。”墨批“‘正’字为衍。”但朱批又云“乙集亦有‘正’字。”（按：据《贺新郎》词律，该词“正江阔潮平稳定”一句，应为六字。故梁氏认为“‘正’字为衍”，确有道理。） 总的来看，梁氏还是推崇淳熙本的，体现了校勘学中遵从旧本的原则。在《念奴娇·西湖和人韵》词的眉批中，他论道： 凡两本字句有异同，吾视淳熙本为不误或校胜者施○符于眉端所校字旁。若大德本胜，则施×符或于原字旁施○符。其两本无甚轩轾者，则不施符。大抵甲集异文多佳胜，乙丙集往往逊大德本也。六月十四日启超。[20] 除了淳熙本与大德本的校勘外，有时还指出辛启泰所辑《辛词补遗》中的一些错讹作出评判，如《贺新郎·题傅岩叟悠然阁》墨批“‘陡顿’，辛启泰本作‘频顾’，盖臆改耳。”再如《贺新郎·和徐斯远下第谢诸公载酒韵》墨批“‘载酒’辛本作‘载我’，误。” 第三，考证部分稼轩词部分词作的时代背景，并对一些人名、地名作了笺注。梁氏的考证，一是通过史书，二是通过细读文本。如第22页《贺新郎·三山雨中游西湖有怀赵丞相经始》眉批“福州游西湖”，又墨批“以下三首皆壬子、癸丑间作。”第29页《贺新郎·韩仲止判院山中见访席上用前韵》，墨批“仲止名淲，元吉字，有《涧泉诗余》。”第192页《洞仙歌》（松关桂岭）批“同叔名异，抚州荣仁人，《宋史》有传，与公同卷。此词或是庆元间落职家居时作。”第40页，《念奴娇·登健康赏心亭呈史留守致道》墨批“乾道三年九月，以知建康府史正声兼沿江水军制置使事，留守致道当即此人。”还有如第18页《贺新郎·把酒长亭说》墨批“鹅湖胜游，朱陆之外，复有辛陈，兹地是千古矣。”则是对名胜的钦羡。 第四，对部分辛词的艺术手法、思想内容等给予一定评判。如第31页，《贺新郎·邑中园亭仆皆为赋此词，一日独坐停云，水声山色竞来相娱，意溪山欲援例者，遂作数语，庶几仿佛渊明思亲友之意云》，批“岳倦翁病其重复，但总算好。”《归朝欢·题赵晋臣敷文积翠岩》批“《石头记》发端虽未必本此，但奇意境已被此老先占。”又批“下半阙索然寡味，结尤恶俗。”第267页《蝶恋花·和杨济翁韵首句用丘宗卿书中语》（点检笙歌多酿酒）批“颇似六一、小山。”第420页《一络索·闺思》批“集中稀见。”察该词风格纤婉，与稼轩词风颇殊，故梁氏有此批语。 三、手批本价值 梁启超早年即推崇稼轩词，他说：“回荡的表情法，用来填词，当然是最相宜。但向来词学批评家，还是推尊蕴藉，对于热烈盘礴这一派，总认为别调。我对于这两派，也不能偏有抑扬，……词中用回荡的表情法用得最好的，当然要推辛稼轩。稼轩的性格和履历，前头己经说过。他是个爱国军人，满腔义愤，都拿词来发泄。所以那一种元气淋漓，前前后后的词家都赶不上。”[21]可见梁氏对稼轩其人其词的赞赏。这次发现的12卷《梁启超手批稼轩词》，对我们深入探究梁氏的词学思想及其在稼轩词研究方面的贡献，不无裨益。 首先，手批本展现了梁启超将文献学运用于词学研究的学术思想。梁启超《治国学的两条大路》一文指出，研究国学应走的大路分为“文献的学问”与“德性的学问”[22]，可见其对文献学的重视。手批本体现了这一思想，尤其是其在校勘学方面的深厚功底。梁启超在《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说：“校勘之意义及范围有多种，方法当然随之而异。第一种校勘法，是拿两本对照，或根据前人所征引，记其异同，择善而从。因为各书多有俗本传刻，因不注意或妄改的结果发生讹舛，得着宋元刻本或精抄本，或旧本虽不可得见而类书或其他古籍所引有异文，便可两两勘比，是正今谬。……这种工作的成绩也有高下之分，下等的但能校出‘某本作某’，稍细心耐烦的人便可以做；高等的能判断‘某本作某是对的’，这便非有相当的学力不可了。这种工作很琐碎，很枯燥无味，非有特别嗜好的人，当然不必再去做它，但往往因一两字的校正，令全段的正确解释。他们费毕生心血留下这点成绩，总值得我们敬服感谢。”[23]梁氏用淳熙本校大德本，主要是根据他所说的“第一校勘法”，列出异字、异文，并评论何者为佳，或“某字是，某字非”等，可见梁启超对自己校勘功夫的自信，而手批本综合运用文字学、音韵学等学科，他校、理校、对校等方式，见出梁氏校勘功力之深。 其次，该手批本是考察梁氏所编《辛稼轩先生年谱》成书的第一手资料。据储皖峰云：“民国十六年，在清华常与先生读辛词，时先生方搜辑材料， 欲为辛编制年谱。十七年孟秋，先生成文二篇。（一）跋四卷本稼轩词。（二）跋稼轩集外词。”[24]林志钧《稼轩词疏证序》亦云：“近武进陶氏刻宋元本词集，其稼轩词三卷，为宋淳熙本，盖与吴氏同一祖本，而缺其一卷耳。饮冰之作稼轩年谱，即以得见吴本每卷所载，略具编年之意，可由此而知其作词之时代。年谱中所考证即为稼轩词编年之准备。”[25]林氏之序为我们道出了促使梁氏编年谱的原因，是因为四卷本有按时代编排之意。但这仅仅是一方面，更大的动因当是梁氏对稼轩为人的推崇。梁启勋《稼轩词疏证》载“伯兄尝语余曰‘稼轩先生之人格与事业，未免为其雄杰之词所掩，使世人仅以词人目先生，则失之远矣。’意欲提出整个之辛弃疾，以公诸世。其作《辛稼轩年谱》之动机，实缘于此。”[26]此外，林志钧虽然提到了“年谱中之考证为稼轩词编年之准备”，但年谱中之考证最初的来源却未提及，这就是梁氏之手批《稼轩长短句》12卷。 梁启超曾自我评价道：“启超‘学问欲’极炽，其所嗜之种类亦繁杂；每治一业，则沉溺焉，集中精力，尽抛其他。历若干时日，移于他业，则又抛其前所治者。”[27]纵观手批本，其考证严谨，笺注详细，非泛泛之论。梁氏凭借丰富的历史知识，对稼轩的交游、仕宦、及词中人名、地名进行考辨，有时并非一两次批阅就做罢。最明显的例子如《沁园春·戊申岁奏邸忽腾报谓余以病挂冠因赋此》批“作此词时，虽未挂冠，然据《本传》则在江西安抚任中，以言者落职，久之，主管冲佑观，继起福建提点刑狱，考为闽宪在绍熙二年辛亥上，距戊申凡四年中间落职久之，乃管祠，然则落职或即在戊申，至迟亦己酉耳。”又批“右一条十日前所记也。细玩词中意，似事实并非如彼。……十七年九月八日记。”明显是后来再次阅读时之心得体会，纠正了第一次结论之失误。 在手批本中，梁氏标出时间可考的词作有近百首之多，这就为做年谱奠定了基础。如翻检梁氏所做之《辛稼轩先生年谱》，与手批本批语两相对照，就会发现，里面的“考证”与“编年词”很大部分就是在手批本的基础上做的，只不过在年谱中所述更加详细而己。 再次，梁氏手批本还为后人整理、笺释稼轩词做了准备。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为其弟梁启勋编《稼轩词疏证》提供了直接材料。梁启勋《稼轩词疏证》著于乃兄去世当年冬天，即1929年冬，卷端署名为“梁启超辑，梁启勋疏证”，并云：“启勋不自惴谫陋，继伯兄未竟之业，……于每首之下先录饮冰室校勘，（《历代诗余》之异同则为启勋所校）次录饮冰室考证，又次为启勋之案语。”[28]点明此书在乃兄研究的基础上编成的，书中引用了大量梁启超批语及异文之校勘。如《汉宫春·会稽秋风亭观雨》引用梁启超批云“以下四首皆嘉泰辛酉至甲子数年中作”。按语云：“伯兄著稼轩先生年谱至庆元庚申而止，此一首之考证乃批于信州本之眉。”[29]将这则材料直接从手批本中移录过来。 除此之外，邓广铭《稼轩词编年笺注》、《辛稼轩年谱》均是在梁氏《辛稼轩先生年谱》的基础上所作。我们不能确定邓广铭先生是否见到过手批本，但既然梁氏之《辛稼轩先生年谱》是在手批本的基础上所作，那么后人之编年本、笺注本当亦与手批本有一定缘源。邓氏最大的继承，是梁启超关于稼轩词的《编年词略例附说》： 全集词题中记某年作者仅十九首，词句中可证明为某年作者亦仅二十余首。但先生历年宦迹及家居年分略可考定，（其中当然有疑问者，但上下亦不过一两年间。）故题中句中地名，多足为编年之助。在某地所与往还唱和之人，分别部居亦十得五六，故人名又可为编年之助。又，宋四卷本之《稼轩词》甲乙丙丁集，虽非纯粹编年，然甲集为先生门人范开手编，有淳熙戊申（十五年）元日自序，则所收诸作断无在丁未除夕以后者可知。乙丙丁集编成年月虽无考，然以吾钩稽所得，则乙集无帅闽以后作，丙丁集无帅越以后作，几可认为绝对的原则。（甲乙集时代颇分明，丙丁集则通各时代皆有。）略以此本画出一时代的粗线，然后将各时代游宦或家居时之地与人互相证勘，其年分明确者隶于本年，不甚明碻者则总载或附录于某地宦迹之末一年。（例如前列五首不能碻指为戊子作或己丑作，但知其决不出此两年间，故以列诸己丑。）则虽不敢谓为正确之编年，然失之亦不远矣。卷中编年词所采方法略如右故发其凡于此。[30] 邓广铭《稼轩词编年笺注》引录了上段话后说： 今案梁氏所举各例，如谓甲集无丁未除夕以后之作，乙集无帅闽以后之作等，均未为精当；然其听定区划年限之方法甚是。兹编之编年及汇列年分不甚明确诸词，大体均以梁氏所提出之方法为准则。[31] 邓广铭在进一步研究的基础上，指出了梁氏说法的某些偏颇之处。但不可否认的是，邓氏所作的同作编年与稼轩年谱，很大程度上是在梁启超所做工作的基础上进行的。 梁启超曾说“稼轩先生之人格与事业，未免为其雄杰之词所掩，使世人仅以词人目先生，则失之远矣。”作为梁启超研究辛词的第一手资料——《梁启超手批稼轩词》的面世，让我们有幸目睹了梁启超在辛词校勘、辑佚、考证方面的功夫，也让我们对梁氏词学思想有了进一步认识。对梁启超手批稼轩词的校读，可以让我们加深对梁氏稼轩词研究的认识，并为研究梁启超的词学贡献开辟了一个新的途径。 注释： [1]梁启超：《梁启超手批稼轩词》，中国书店，2011年，第l页。 [2]《梁启超手批稼轩词》，第1页。 [3]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1983年，第1044页。 [4]梁启超辑，梁启勋疏证《稼轩词疏证》，曼殊室本，1931年。 [5]《梁启超手批稼轩词》，第56页。 [6]同上，第56页。 [7]同上，第58页。 [8]《梁启超手批稼轩词》扉页。 [9]《直斋书录解题》卷21《歌词类》云“《稼轩词》四卷宝谟阁待制济南辛弃疾幼安撰。信州本十二卷，视长沙为多。”见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王云五主编《丛书集成初编》本，商务印书馆，第589页。《文献通考》卷246《经籍·七十三》载“稼轩词四卷。陈氏曰‘宝谟阁待制辛弃疾幼安撰。信州本十二卷，视长沙为多’。”见马端临《文献通考》，中华书局，1986年，第1945页。 [10]《梁启超手批稼轩词》，第458页。 [11]梁启超：《跋四卷本稼轩词》，《国学论丛》，清华学校研究院，1929年第二卷第一号。 [12]见《词学季刊》第一卷，第二号，1933年。 [13]《梁启超年谱长编》引，第1193页。 [14]《梁启超手批稼轩词》，第41页。 [15]《梁启超年谱长编》，第1199页。 [16]《梁启超年谱长编》引，第1193-1194页。 [17]《梁启超手批稼轩词》，第8页。 [18]同上，第458页。 [19]《梁启超手批稼轩词》，第116页。 [20]《梁启超手批稼轩词》，第41页。 [21]梁启超《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饮冰室文集》之三十七，中华书局，1989年，第93-94页。 [22]梁启超《治国学的两条大路》，《饮冰室文集》之三十九，第110页。 [23]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东方出版社，1996年，第250页。 [24]梁启超《跋稼轩集外词》，《词学季刊》，民智书局，1933年第l卷第2号。 [25]梁启超辑，梁启勋疏证：《稼轩词疏证》，曼殊室本，1931年。 [26]同上。 [27]梁启超著，朱维铮导读《清代学术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149页。 [28]梁启超辑，梁启勋疏证《稼轩词疏证》，曼殊室本，1931年。 [29]同上。 [30]梁启超《辛稼轩先生年谱》，《饮冰室专集》之九十八，中华书局，1989年，第9页。 [31]邓广铭《稼轩词编年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3页。 [作者简介]：李宏哲（1983-），山西山阴人，南开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词学研究。 原载:《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13年第1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