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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英德 摘要：“文评专书”作为一个组合概念，其内涵和外延的确定，应包括“文评”和“专书”两个概念所反映的事物的本质属性的整体组合。“文评”概念的内涵，指的是针对一切“非诗”的修辞敷采的文字写作（包括古文、骈文、时文、赋等）的论评。“文评”概念的外延，包括评论文体、品评作家、研求文法、记载本事和随感杂录的图书。这些图书虽然以集部为主，但也包括子部乃至经部、史部文献。“文评专书”指就论评狭义之“文”而编写的图书，既包括问世之始原本就是单行文献的图书，也包括后人为前人重新编撰的图书。 关键词：诗文评 文评 专书 别裁 一、引言 在中国古代的文学研究文献中，有一类论诗评文的图书，内容丰富而体制完备，《四库全书总目》统称之为“诗文评”。其中就“诗评”而论，无疑以“诗话”为大宗，但也涵容诗品、诗式、诗格、诗论、诗评、诗说之类的图书；就“文评”而论，则以“文话”为名的图书数量极少，习见的是标名为文论、文评、文说、文式、文法之类的图书。清初张潮（1650—？）说：“古有诗话而无文话，即有之，亦不过散见于各篇之中，未有汇为一卷者。”[1]因此，当王水照主编《历代文话》时，虽仿照“诗话”、“词话”，而取“文话”为名，但在具体论述时，却认识到有些著作“实已不为说部性文话所限”，而含混地概称该书所收著作为“文章学的研究、评论资料”，或随意简称为“文评资料”、“文论著作”、“文评著作”等[2]。 确定社会对象的名称，无疑是人们认识社会和改造社会的前提和基础。所以孔子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3]。荀子说：“名定而实辨，道行而志通”[4]。确定研究对象的名称，也是学术研究的前提和基础。从“名实相副”的角度着眼，我们认为与其将“文章学的研究、评论资料”称为“文话”，不如遵循《四库全书总目》之例，加以规范，称为“文评专书”。而我们要做的，首先就是“正名”，即科学地确定“文评专书”的内涵与外延。 在逻辑学上，“内涵”指一个概念所反映的事物的本质属性的总和，“外延”指一个概念所确指的对象范围。我们认为，“文评专书”作为一个组合概念，其内涵和外延的确定，应包括“文评”和“专书”两个概念所反映的事物的本质属性的整体组合。当然，这两个概念本身都是“弹性”概念，由此造成“文评专书”概念的模糊性、灵活性、随机性，使“文评专书”概念具有“不确定性”（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ｙ）的特征[5]。因此我们能够做的，只能是大致确定带有“不确定性”特征的“文评专书”概念在内涵及其外延上的“边界”，以此作为开展中国古代散文文献的学术研究的起点和基点。 二、集部“诗文评”类的衍生流变 在中国古代，评诗论文的图书大多归属于集部“诗文评”类。因此追溯文评专书的来龙去脉应先从目录学中集部“诗文评”类的衍生流变过程说起[6]。 西晋时，秘书监荀勖（？—289）奉命，以魏秘书郎郑默（213—281）《中经》为蓝本，编纂《中经新簿》，“分为四部，总括群书”[7]，其中“丁部”实启后世之集部。南朝梁阮孝绪（479—536）《七录》集录图书，有鉴于“顷世文词，总谓之集”，遂设“文集录”，下含楚辞部、别集部、总集部、杂文部四类图书[8]。唐初编纂《隋书·经籍志》，以《七录》为本，并将杂文部与总集部合为“总集”类。如挚虞（250—300）《文章流别志论》、李充（291后—365前）《翰林论》、刘勰（466？—539？）《文心雕龙》、钟嵘（约468—约518）《诗品》（一名《诗评》）之类评诗论文的图书，皆著录于“以纪类分文章”的总集类[9]，并未独立成类。 至唐开元年间（713—741）编定《崇文目开元四库书目》，首次在“集部”总集类中附录评诗论文的图书，以“文史”作为类名，特加小字注明[10]。时隔二百多年，北宋真宗朝（998—1022）官修《三朝国史艺文志》，明确地在集部中独列“文史”一类，指出：“晋李充始著《翰林论》，梁刘勰又著《文心雕龙》，言文章体制。又钟嵘为《诗评》，其后述略例者多矣。至于扬搉史法，著为类例者，亦各名家焉。前代志录，散在杂家或总集，然皆所未安，惟吴兢《西斋》有‘文史’之别，今取其名而条次之。”[11]仁宗庆历元年（1041），王尧臣（1003—1056）等奉敕编成《崇文总目》，据《三朝国史艺文志》之例，将谈诗、论文、评史的25部图书独列为“文史”一类，与别集、总集并立[12]。嘉祐五年（1060），欧阳修（1007—1072）等编纂《新唐书·艺文志》，也将“文史类”一目，附列于“丁部集录·总集类”之末，著录诗文评与史评图书，与其他总集相区别[13]。《崇文总目》著录“文史”类的体例，成为后世目录学著作的圭臬。[14] 北宋末郑樵（1104—1162）撰《通志》，其《艺文略》将古今公私书目分为十二类，第十二类为“文类”，大致分为“别集”与“非别集”两家，“非别集”中有“文史”、“诗评”的子目，与“楚辞”、“总集”等并列[15]。其中“文史”目下，著录图书23部，包括《翰林论》、《文心雕龙》、《文格》、《史例》等，皆为兼评“诗文”或专评“文”的图书；“诗评”目下，著录图书44部，包括钟嵘《诗评》、王昌龄《诗格》以及多种诗话，皆为专评“诗”的图书。目录书中以“诗评”立目，始见于此[16]。而以“文说”取代“文史”，则首见于南宋淳祐九年（1249）赵希弁（生卒年未详）编《郡斋读书后志》，见该书卷2“集部·文说类”[17]。 在中国古代图书目录“集部”中，易“文史”之名为“诗文评”，始见于焦竑（1540—1620）编纂的《国史经籍志》。该书初刻于万历三十年（1602），卷5“集类”分为制诏、表奏、赋颂、别集、总集、诗文评六类。“诗文评”类中，自“李充翰林论三卷”、“任昉文章缘起一卷”始，至“僧神郁四六格一卷”、“杨囦道四六余话二卷”止，多为文评图书；自“颜竣诗例录三卷”、“钟嵘诗品三卷”，至“王元美艺苑卮言八卷”、“又艺苑卮言附录四卷”、“名贤诗评二十卷”止，多为诗评图书[18]。稍后祁承㸁（1563—1628）编纂《澹生堂藏书目》，“集部”分为“诏制、章疏、辞赋、总集、余集、别集、诗文评凡七类”，而“诗文评之目为文式、为文评、为诗法、为诗评、为诗话计五则”[19]。清康熙间钱曾（1629—1701）编纂《读书敏求记》，卷四“集部”分“诗集”（实为别集）、“总集”、“诗文评”、“词集”四目。其中“诗文评”著录图书，先文评，后诗话[20]。可见时至晚明清初，集部中的“诗文评”类目已为众多目录学家所采用，并已约略区别诗评图书与文评图书。清乾隆间编纂《四库全书》，即沿此例，顺理成章地采用“诗文评”作为类名。 综上所述，在中国古代图书目录“集部”中，评诗论文的图书在总体上经历了初唐以前附属总集——盛唐（8世纪）以后独列“文史”类——晚明清初（17世纪）以后独列“诗文评”类的历史变迁过程。诗文评类图书命名的独立与确立，标示出中国古代诗文评观念的逐渐成型与成熟。 三、“文评”的内涵与外延 从中国古代图书分类中集部“诗文评”类的衍生流变过程，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四点重要的启示： 第一，“文史”或“诗文评”概念，是随着集部图书的独立和“诗文评”类图书的渐增而逐渐生成的。章学诚（1738—1801）论“文史”类独立列目的缘由，说：“唐宋以后，纪闻随笔，门类实繁，诗话文评，牵连杂记，是则诸子之中，所以别立文史专门也。”[21]《四库全书总目·凡例》说：“文章流别，历代增新。古来有是一家，即应立是一类。”[22]《四库全书总目》“诗文评”类小序说：“文章莫盛于两汉，浑浑灏灏，文成法立，无格律之可拘。建安、黄初，体裁渐备，故论文之说出焉”[23]。其实，“文史”类或“诗文评”类图书在集部中的独立，不仅因为其体裁渐备和数量激增，更因为其地位变迁，标示着学术日新月异的发展。正如朱自清所说的：“著录表示有地位，自成一类表示有独立的地位，这反映着各类文学本身如何发展，并如何获得一般的承认。”[24] 第二，在中国古代图书分类体系中，“文史”或“诗文评”的概念大致有一个确定的指称范围，亦即有其相对确定的内涵与外延。对此，《四库全书总目》“诗文评”类小序做了颇为清晰的概括： 文章莫盛于两汉，浑浑灏灏，文成法立，无格律之可拘。建安、黄初，体裁渐备，故论文之说出焉，《典论》其首也。其勒为一书传于今者，则断自刘勰、钟嵘。勰究文体之源流，而评其工拙；嵘第作者之甲乙，而溯厥师承，为例各殊。至皎然《诗式》，备陈法律；孟棨《本事诗》，旁采故实；刘攽《中山诗话》、欧阳修《六一诗话》，又体兼说部。后所论著，不出此五例中矣。[25] 简言之，《四库全书总目》所谓“体裁渐备，故论文之说出焉”，指的是“文史”或“诗文评”概念的内涵；而“后所论著，不出此五例中矣”，指的是“文史”或“诗文评”概念的外延。 在中国传统文化语境中，“文”的概念即使仅仅指称修辞敷采的文字写作，也还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文”，概指一切修辞敷采的文字写作，也可称为“文章”或“文辞”[26]；狭义的“文”，则与“诗”并称或对称，指一切“非诗”的修辞敷采的文字写作[27]。《四库全书总目》所谓“论文之说”之“文”，取其广义，兼容诗文。而我们所说的“文评专书”之“文”，则取其狭义，即以“诗—文”并称或对称为语境，指一切“非诗”的修辞敷采的文字写作；就其文体类型而言，以古文为主，涵容骈文、时文与赋[28]。 “文史”或“诗文评”概念的内涵是“论文之说”，这是古人的共识。如北宋末许顗（生卒年未详）详释诗话的内涵，说：“诗话者，辨句法，备古今，记盛德，录异事，正讹误也。”[29]南宋《中兴国史艺文志》认定：“文史者，讥评文人之得失也。”[30]章学诚《文史通义·诗话》也说，如《诗品》与《文心雕龙》是“考文论艺，渊源流别”[31]。 “评”，三国魏时张揖（生卒年未详）《广雅·释诂》释为“议也”[32]，北宋《广韵·庚韵》释为“评量”，[33]《文心雕龙》释为“平理”[34]。或意为“品题”，如《后汉·许劭传》云：“劭好核论乡党人物，每月更其品题，故汝南俗有‘月旦评’焉。”[35]《南史·钟嵘传》云：“嵘品古今诗为评，言其优劣。”[36]所以钟嵘《诗品》也称为《诗评》。 因此，“文评”概念的内涵，指的是针对一切“非诗”的修辞敷采的文字写作（包括古文、骈文、时文、赋等）的评议、评论、评说、评述、品评。 就其外延而言，章学诚依据诗话的内容，分为“论诗而及事”与“论诗而及辞”两大类[37]。《四库全书总目》则以“论文之说”的知识内容为依据，将“诗文评”类图书细分为五种类型：（一）“究文体之源流，而评其工拙”，即评论文体的图书，如刘勰《文心雕龙》；（二）“第作者之甲乙，而溯厥师承”，即品评作家的图书，如钟嵘《诗品》；（三）“备陈法律”，即研求文法的图书，如皎然（生卒年未详）《诗式》；（四）“旁采故实”，即记载本事的图书，如孟棨《本事诗》；（五）“体兼说部”，即随感杂录的图书，如刘攽（1023—1089）《中山诗话》、欧阳修《六一诗话》。这五种类型大致确定了“诗文评”类图书的对象范围。 第三，从历史渊源来看，“文史”类或“诗文评”类图书是从“总集”类图书中逐渐分离、独立出来的，因此与“总集”类图书始终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38]。清康熙间吴琇（1651—？）说：“予夺可否，次第高下，诗于是乎有选；平章风雅，推敲字句，诗于是乎有话。话者，诗选之功臣也。”[39]历代诗文总集，尤其是独具慧眼的诗文选本，对作家、作品的选与不选、多选与少选，及其编纂体例等，都体现出选家的独特眼光和独特观念，在某种意义上亦堪称“论文之说”。因此明末谭元春（1586—1637）说：“故知选书者，非后人选古人书，而后人自著书之道也。”[40]而历代诗文总集中的注释类图书和评点类图书，在遴选、编纂诗文作品的基础上，再加以注释与评点，更体现出鲜明的“论文之说”的特征。如元初方回（1227—1305）编《瀛奎律髓》49卷，专录唐宋五七言律诗，自序云：“所选，诗格也；所注，诗话也。学者求之，髓由是可得也。”[41]尤其是评点类图书，就其内容而言，既有“删汰繁芜，使莠稗咸除，菁华毕出”的特征，也有“文章之衡鉴”的特征[42]，因此古人也时或将之归属为“文史”类或“诗文评”类图书。如吕祖谦（1137—1181）《古文关键》20卷，是最早的诗文总集评点文献，《宋史·艺文志》就著录于“文史类”[43]。 有鉴于此，祝尚书认为，“文章学论著”可分为评点类、专著类两种类型。评点类包括古文评点和时文评点，古代目录书一般多归于总集类，但却是文章学研究的重要资源[44]。王水照主编《历代文话》，也将“有评有点之文章选集”作为“后世文论著作”的四种类型之一[45]。 但是，从概念的内涵来看，独立于诗文文本之外的“论文之说”，与依附于诗文文本的评点之文，其本质属性显然是迥然有异的：前者旨在“论文”，后者旨在“选文”；前者是“论体”、“说体”，后者是“选体”；前者是“因论生文”，后者是“因文生论”。清人王之绩（1648前—1703后）撰写文评著作《铁立文起》，明确指出：“是编论文，非选文也，故名作如林，皆所弗录。”[46]刘兴樾（？—1844）《石楼诗话序》也说：“诗话不同乎选诗。”[47]因此《四库全书总目》概举“论文之说”之“五例”时，并未包括诗文总集评点图书。而《历代文话》辑录部分古文总集评点文献对所选文章的评语，“依《词话丛编》例，统以‘某书评文’为书名（如《崇古文诀评文》、《唐宋八大家文钞评文》等）”[48]，不免越出“论文之说”的内涵，造成“文话”体例的紊乱，实不可取。 至于南宋计有功（约1126年前后在世）编纂《唐诗纪事》，辑录唐人诗作及相关本事，并记述诗人生平履历，将纪事与辑存作品结合起来，开创了一种新的编纂体制，兼具总集类图书和诗文评类图书的特征。这种编纂体制源于孟棨《本事诗》，属“旁采故实”之例，所以《四库全书》将《唐诗纪事》收入“诗文评类”。准此之例，陈鸿墀（1758—？）《全唐文纪事》一书[49]，虽然《历代文话》未加收录，但却完全应该纳入“文评”类图书之中。 第四，“文史”类或“诗文评”类图书，虽然归属于“集部”，但却往往未能严守“集部”之畛域。章学诚指出：“唐人诗话，初本论诗。自孟棨《本事诗》出（亦本《诗小序》），乃使人知国史叙诗之意，而好事者踵而广之，则诗话通于史部之传记矣；间或诠释名物，则诗话而通于经部之小学矣（《尔雅》训诂类也）；或泛述闻见，则诗话而通于子部之杂家矣。（此二条，宋人以后较多。）”[50]原本归属于集部的诗话，因其内容庞杂，兼收并蓄，难免通于史部之传记、经部之小学和子部之杂家。《四库全书总目》在概述“诗文评”图书之“五例”时，也特地揭明“刘攽《中山诗话》、欧阳修《六一诗话》，又体兼说部”[51]。 从实际归属来看，尽管专门研究狭义之“文”的图书多归属于集部“文史”或“诗文评”类，但也有一些图书曾经归属于子部乃至经部、史部。如晁公武（1105—1180）《郡斋读书志》卷3下，将欧阳修《欧公诗话》、司马光（1019—1086）《续诗话》、苏轼（1037—1101）《东坡诗话》等，纳入“子部·小说类”[52]。其后赵希弁编纂《郡斋读书志·附志》，将任昉（460—508）《文章缘起》纳入“子部·类书类”[53]。晁瑮（1507—1560）《晁氏宝文堂书目》“子杂”类，著录《文断》、《古文法则》、《文式》、《金石例》、《文章瓯冶》、《汝南诗话》、《宋诸家诗话》等诗文评图书[54]。 因此，我们不能因为一部图书在古人的图书分类中归属于子部或史部，就无视或否定其作为“诗文评”类图书的价值。仅以子部图书为例。如南宋陈善（？—1169）《扪虱新话》15卷，杂考经史诗文，兼录杂事，《四库全书》置于“子部·杂家类”，《历代文话》明确认为不应收录。[55]但是，该书自有其不可忽视的文学研究价值，理应纳入论诗评文的“诗文评”类图书。又如南宋叶棻（1162年前后在世）编纂《圣宋名贤四六丛珠》100卷，类编与四六相关的典故、偶句等，在四部分类中属于“子部·类书类”，《历代文话》因此未予收录。但是此书虽非“文话”，却包含着对骈文文体与文法的深刻认识和思考。尤其是该书卷74至卷84，为各体文（主要为奏状、内简、劄子等）之体式汇辑，每种体式之下，皆直接详列首尾格式、或起始结尾段落，详尽明晰，可供撰写时直接套用[56]。因此，该书无疑是专门研究狭义之“文”的图书，理应纳入“文评专书”。 从另一方面来看，由于先是集部中“文史”类图书独列一类，而后“诗文评”图书合成一类，因此，就“文评”类图书而言，固然大体上可以与“诗评”类图书相区别，但更多的情况，却是一部图书兼容“文”与“史”，或兼容“诗评”与“文评”。兼容“文”与“史”的图书，如刘知幾（661—721）《史通》、章学诚《文史通义》（《续修四库全书》均列入“史部”）；兼容“诗评”与“文评”的图书，如刘勰《文心雕龙》、王应麟（1223—1296）《词学指南》（所谓“词学”，包括骈文、散文、韵文）、王世贞（1526—1590）《艺苑卮言》等[57]。甚至有兼容诗、文、书、画等的图书，如邹炳泰（1741—1820）《午风堂丛谈》8卷、刘熙载（1813—1881）《艺概》6卷（包括《文概》、《诗概》、《赋概》、《词曲概》、《书概》、《经义概》）等。我们认为，这些图书也应纳入“文评专书”的对象范围。 由此可见，就研究狭义之“文”而编写的图书，虽然以集部为主，但也包括子部乃至经部、史部文献。因此，为了更为全面而准确地涵容中国古代“论文之说”的对象范围，我们主张选择较为宽泛的“文评”概念，而不用“文话”概念。采用“文评”概念，我们也就不必执着于辨析文式、文格、文法、文例之类的图书，是否可称为“文话”[58]，因为它们无疑都属于“文评”图书。 四、文评“专书”的内涵与外延 “文评”之意既明，次说文评“专书”。 “专书”，指就某一专题而编写的图书。所谓“文评专书”，指就论评狭义之“文”而编写的图书。 有关“专书”的概念，有两个值得讨论的问题：第一，为什么称文评“专书”而不称文评“文献”或文评“专著”？第二，如何界定“专书”之“书”？ 首先，称文评“专书”而不称文评“文献”，是因为“文献”概念过于宽泛。“文献”一词，即使仅限于“古典文献”的意思，也有着颇为宽泛的对象范围，既包括文字文本，也包括图像文本；既可指装订成册的纸质图书，也可指以甲骨、金石、竹帛等载体保存的文本资料[59]。而文评“专书”，则仅指就研究狭义之“文”而编写的、以文字书写的纸质图书。 至于称文评“专书”而不称文评“专著”，则因为“专著”的概念过于狭窄。所谓“专著”，指就某方面加以研究论述的专门著作。因此，如果不是“著作”，则不宜称为“专著”。以编撰方式为标准，中国古代文献可分为著作、编述、抄纂三种类型。著作，是前无所承，独出心裁，创造发明的论著，古人亦称“作”、“著”、“造”或“撰”；编述，是凭藉旧有的文献典籍，用新创的体例，重新加以剪裁、编次、整理、熔铸的图书，古人亦称“述”；抄纂，是将原有的纷杂的文献材料，加以分门别类地抄录、编集的资料集，古人亦称“纂”、“辑”或“论纂”[60]。中国古代文评图书，以狭义之“文”为对象，其批评类型包括理论技法探讨（如刘勰《文心雕龙》、陈骙《文则》之类），漫谈随感杂评（如楼昉《过庭录》、朱熹《朱子语类》之类），资料杂录汇编（如王正德《余师录》、张镃《仕学规范·作文》、叶元塏《睿吾楼文话》之类），显然涵容著作、编述、抄纂三种编撰方式，如合称为“专著”或“著作”、“论著”之类，难免名不符实。 其次，如何界定“专书”之“书”，这是一个看似简单、却颇费斟酌的问题。清乾隆间编纂《四库全书》，概以完整的图书作为收录对象。因此《四库全书总目》“诗文评”类小序中明确说明，其著录对象为“已勒为一书”者。章学诚《文史通义·诗话》也说：“《诗品》之于论诗，视《文心雕龙》之于论文，皆专门名家，勒为成书之初祖也。”[61]据此，是否“勒为一书”或“勒为成书”，也就是说，是否成为一部完整的图书，也应是“文评专书”收录对象的重要标准。 如果细加考察，中国古代“诗文评”类图书“勒为一书”或“勒为成书”，实际上有两种不同的成书方式。以下即以“文评”图书为例，稍加说明。 第一种成书方式是，一部图书在问世之始，原本就是单行文献，即以个别的形式单册抄写或印行的文献。细分之，单行文献在后世流传过程中有以下两种情况：（一）后世一直以单行文献的形式流传，或以整部图书的面貌收入丛书之中。如刘勰《文心雕龙》、陈骙《文则》、王文禄（1503—1583后）《文脉》、朱荃宰（？—1643）《文通》、王之绩《铁立文起》、孙梅（？—约1790）《四六丛话》之类，皆是如此。（二）单行文献在后世流传过程中，或者不再单行而仅收入作者的其他图书之中，或者既单行也收入作者其他图书之中。前者如王若虚（1174—1243）《文辨》四卷，收入《滹南遗老集》卷34至卷37[62]。又如李绂（1673—1750）《穆堂先生别稿》50卷[63]，卷44为《论文》、《文禁》，卷首有李绂《刻秋山论文序说》，可知《秋山论文》原为单行图书，后收入《别稿》之中。后者如顾炎武（1613—1682）《救文格论》一卷，原单行于世，《四库全书总目》云：“考毛先舒《潠书》，有与炎武札，称‘承示《救文格论》，《考古》《日知》二录’云云，则炎武原有此书，别行于世。”[64]后编入《日知录》卷20[65]，而吴震方（1651—？）辑《说铃·前集》，仍收入该书[66]。 第二种成书方式是，后人为前人重新编撰图书，即后人从前人编撰的一部图书中，就某一专题，抽选或辑录出一卷或多卷、一篇或多篇原本相对独立的文本，单册抄写或印行成书。这种成书方式即“裁篇别出”，就其图书编撰称为“别裁本”，就其目录著录称为“别裁法”。章学诚《校雠通义》卷1《别裁第四》概括“别裁”之法，说：“盖古人著书，有采取成说，袭用故事者……其所采之书，别有本旨，或历时已久，不知所出，又或所著之篇，于全书之内，自为一类者，并得裁其篇章，补苴部次，别出门类，以辨著述源流。至其全书，篇次具存，无所更易，隶于本类，亦自两不相妨。”[67]“别裁”之法，不仅有助于学者因类求书，而且有助于学者溯明源流，因此既是目录著录之法则，也可以作为图书编撰之法则。章学诚指出：“裁篇别出之法……充类而求，则欲明学术源委，而使会通于大道，舍是莫由焉。”“学贵专家，旨存体要。显著专篇，标明义类者，专门之要，学所必究。”[68] “裁篇别出”的成书方式，在古代图书编纂史上呈现出以下四种情况： （一）从一位作者的一部图书中，析出一卷或多卷专门论评狭义之“文”的文字，编纂成书并加命名，单独行世。如清康熙间张潮编纂《昭代丛书》时，将魏际瑞（1620—1677）《魏伯子文集》卷4《杂著·与弟子论文》，析出为《伯子论文》一卷[69]。卷首张潮《伯子论文题辞》云：“三魏之集，合为一部，购者不易，读者亦难，余因特取此卷以行于世。”[70]而裁篇别出之后，即可视为“专书”。张潮《日录论文题辞》云：“然叔子之论文，初非如伯子之专有其书也。”[71]又如王构（1245—1310）《修辞鉴衡》二卷，现存影元抄本、元至顺四年（1333）集庆路儒学刻本等。民国初年周钟游辑《文学津梁》丛书，析出卷2论文部分，为一卷本，题《修词鉴衡》[72]。 （二）古代一些总集类图书，其全书卷首或各卷卷首，往往辑录或撰写专门论文评艺的文字，以提纲挈领，后人则抽选这些卷首文字，编纂成书，并加命名，单独行世。辑录一书卷首文字为书之例，如吴讷（1372—1457）编纂《文章辨体》，采录明初以前诗文，分体编辑，卷首有《文章辨体序》《诸儒总论作文法》《文章辨体凡例》《文章辨体总目》《文章辨体（序题）目录》《文章辨体外集序题目录》等篇章[73]。程敏政（1446—1499）《皇明文衡》卷56“杂著”，选录《文章辨体》部分诸体序题文字，总题为《文章辨体序题》[74]，是总集已编录其文。唐顺之（1507—1560）《荆川稗编》卷75“文艺四·文”，亦选录《文章辨体》部分诸体序题文字，亦题为《文章辩体序题》[75]，是类书已编录其文。程崟（1687—1767）据以编为《文章辨体式》一书，单行于世[76]。清阙名辑《诗学丛书》，辑录该书部分诗体序题，题为《文章辨体二十四论》[77]。辑录一书卷首及各卷卷首文字为书之例，如徐师曾（1517—1580）编纂《文体明辨》[78]，卷首有《文章纲领》一卷，各卷卷首所列诸体目录均有序题文字。日本宽文元年（1661）刻野间静轩（1608—1676）《文体明辨粹抄》二卷，辑录该书卷首文字及各卷卷首诸体序题[79]。 （三）从一位作者的一部图书中，析出一篇或多篇专门论评狭义之“文”的文字，编纂成书，沿用原篇名或重新命名，单独行世。沿用原篇名为书名之例，如清初曹溶（1613—1685）辑《学海类编》，从《宋学士文集》卷55《芝园后集》卷5中[80]，录出宋濂《文原》一卷，收入“集余三·文词”中[81]。再如杨复吉（1747—1820）辑《昭代丛书戊集续编》[82]，从杨绳武（清康熙五十二年［1713］进士）《古柏轩文集》中，析出《论文四则》一卷，收入丛书。重新命名之例，如明华淑（1589—1643）辑《闲情小品》[83]，将王世贞《艺苑卮言》卷8中九条裁篇别出[84]，命名为《文章九命》[85]。曹溶辑《学海类编》，从王世贞《艺苑卮言》卷5中，析出一条论文文字，命名为《文评》，收入“集余三·文词”中。 （四）从一位作者的一部图书中，辑录专门论评狭义之“文”的条目或篇章，编纂成书，并加命名，单独行世。如张潮辑《昭代丛书》，从魏禧（1624—1680）《魏叔子日录》之《里言》、《杂说》中，摘抄论文之语，辑成《日录论文》一卷，别出单行[86]。张潮《日录论文题辞》云：“然叔子之论文，初非如伯子之专有其书也。余爱其论之透辟而精当，因从《里言》及《杂录》中摘出抄之，以时自省览。”[87]又如朱仕琇（1715—1780）撰《梅崖集》三十卷《外集》八卷，福建建阳人徐经（1752—？）将书中“所以教人为文之法”四十九则，并附录唐宋大家论文二十二则，编为《朱梅崖文谱》一卷，收入徐经《雅歌堂全集·外集》卷12[88]。 当然，古人原已辑录成书的图书，如果辑录内容不完备、体例不妥当，今人可以原书为本，重新加以辑录，编定成书。如洪迈（1123—1202）《容斋随笔》，包括《随笔》、《续笔》、《三笔》、《四笔》、《五笔》，凡74卷。曹溶辑《学海类编》，从该书中辑录论述四六的条目，命名为《容斋四六丛谈》，收入“集余三·文词”中，《历代文话》据此收录。但在《容斋随笔》中还有数量众多的“论文之说”条目，如卷1比较《史记》、《汉书》相关内容的文字差异论述“文繁简有当”，卷6以《左传》记载秦、晋之争为例总结该书“左氏于文反复低昂，无所不究其至”的特点等[89]。这些论述虽然分别针对史部、经部散文文献，但其重点都在于讨论文字的笔法、章法，是散文研究的重要资料，应该加以辑录。因此，我们认为有必要重新辑录《容斋文谈》一书。 至于历代文人别集或总集中，收录大量有关论文家、辨文体、评文本、谈文法的序跋、论说、书信、传状、碑志等单篇零札，大抵皆如张潮所谓“散见于长篇大幅间者”，不必摘编成书，“以免割裂之嫌”[90]。这些篇章虽属“文评”，但非“专书”，因此无论篇幅长短、数量多寡，都不应该裁篇别出，另立专名，阑入“文评专书”之中。 五、结语 综上所述，“文评专书”作为一个组合概念，其内涵和外延的确定，应包括“文评”和“专书”两个概念所反映的事物的本质属性的整体组合。 所谓“文评”，其概念的内涵，指的是对一切“非诗”的修辞敷采的文字写作（包括古文、骈文、时文、赋等）的论评；其外延包括评论文体、品评作家、研求文法、记载本事和随感杂录的图书，虽然以集部为主，但也包括子部乃至经部、史部文献。 所谓“文评专书”，同“诗评”、“词评”、“曲评”等专书相对称，指就论评狭义之“文”而编写的图书。如果这些图书问世之始原本就是单行文献，无论后世是以单行文献的形式流传，还是以整部图书的面貌收入丛书之中或收入作者的其他图书之中，均可纳入“文评专书”的对象范围。而后人从前人编撰的一部图书中，就论评狭义之“文”而抽选或辑录出一卷或多卷、一篇或多篇原本相对独立的文本，裁篇别出，编纂成书，以单行文献流传或收入丛书之中流传，也应纳入“文评专书”的对象范围。 注释： [1]张潮：《伯子论文题辞》，王水照主编：《历代文话》第4册，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593页。 [2]王水照：《历代文话序》，王水照主编：《历代文话》第1册卷首，第1－4页。 [3]杨伯峻：《论语译注·子路篇第十三》，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34页。 [4]王先谦：《荀子集解》卷16《正名篇第二十二》，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414页。 [5]不仅在知识社会中充满着不确定性，而且数学和自然科学的发展已经揭示出，客观世界普遍存在着不确定性，不确定性比确定性更为基本。关于“不确定性”的研究论著及相关观点的讨论，详见李坚：《不确定性问题初探》，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学位论文，2006年。 [6]本节论述，参考张伯伟：《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方法研究》第五章《诗话论》二“从目录学的观点看宋人文学批评意识的自觉”，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453—455页；彭玉平：《诗文评的体性》第一章《诗文评与目录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3—9页。本文多有补充、订正，恕不一一注明。 [7]魏徵等：《隋书》卷32《经籍志》，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906页。 [8]释道宣：《广弘明集》卷3，《四部丛刊初编》影印明汪道昆刻本，上海：商务印书馆，1919年版。 [9]唐玄宗著、李林甫注：《大唐六典》卷10，明刻本。《旧唐书·经籍志序》称总集类“以纪文章事类”，与《隋书》同。刘昫：《旧唐书》卷46，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974页。 [10]王应麟：《玉海》卷52《艺文·书目》，《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944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405页。同时代的史学家吴兢（约670—749）编纂私家藏书目录《吴氏西斋书目》，当亦用此例。参见杜泽逊：《谈吴兢的〈西斋书目〉》，载《上海高校图书情报学（季刊）》1994年第2期；张三夕、苏小露：《吴兢〈西斋书目〉考》，载《燕赵学术》2013年第1期。 [11]马端临：《文献通考》卷248“经籍考七十五”引，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953页。《三朝国史艺文志》，已佚。 [12]王尧臣等撰、钱东垣等辑释、钱侗补遗：《崇文总目辑释》五卷《附录》一卷，《续修四库全书》第916册，影印清嘉庆间刻汗筠斋丛书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790页。 [13]欧阳修等：《新唐书》卷60《艺文志》，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625—1626页。 [14]尤袤《遂初堂书目》、陈骙《中兴馆阁书目》、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李心传等《中兴四朝艺文志》、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以及《宋史·艺文志》、《明史·艺文志》、钱大昕《补元史艺文志》等公私目录，均沿《崇文总目》之例，在集部中独列“文史”一类，著录评诗论文的图书。 [15]郑樵：《通志》卷70，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828页。 [16]南宋类书编纂，亦取此法。如庆元元年（1195）进士潘自牧编《记纂渊海》“著述部”下，分“评文”与“评诗”两类；庆元二年（1196）进士章如愚编《山堂考索》卷21、卷22“文章门”下，设“评文类”与“评诗类”。可知时至南宋，人们已习用“评文”、“评诗”之说。 [17]赵希弁编：《郡斋读书后志》，《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74册，第430—431页。 [18]该书正文中，“诗文评”下有小字注“附”，则仍系附录于总集之末。焦竑：《国史经籍志》，《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277册，影印明万历三十年（1602）陈汝元函三馆刻本，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版，第513—514页。 [19]祁承㸁：《澹生堂藏书目》，《续修四库全书》第919册，影印清初宋氏漫堂抄本，第699页。 [20]钱曾：《读书敏求记》，《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277册，影印清雍正四年赵孟升松雪斋刻本，第631页。值得注意的是，编纂于《读书敏求记》之前的《钱遵王述古堂藏书目》卷七“文集”类，著录《文心雕龙》、《文章缘起》、《文则》；另单列“诗话”类，著录“钟嵘诗品”、“皎然诗式”、《六一诗话》等。《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277册影印清初钱氏述古堂钞本，第705页，第717—718页。 [21]章学诚著、王重民通解：《校雠通义通解》卷4引《和州志艺文书辑略》，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50页。 [22]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首，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8页。 [23]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195，第1779页。 [24]朱自清：《诗言志辨·序》，《朱自清古典文学论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188页。 [25]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195，第1779页。 [26]如南朝梁萧统《文选》、刘勰《文心雕龙》之类。参见郭英德：《中国古代文体学论稿》，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0—52页。 [27]诗、文分体，始自唐宋以降。刘师培《论文杂记》云：“隋唐以上，诗集、文集之体未分”，“唐宋以降，诗集、文集，判为两途。”（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113—114页）参见郭绍虞《试论“古文运动”——兼谈从文笔之分到诗文之分的关键》，《照隅室古典文学论集》下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宋人对诗文之别，已有相当明确的意识，参见慈波：《文话发展史略》，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年，第10—11页。明人尤擅为“诗文辨体”，参见郭英德等：《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史》，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462—464页。 [28]广义的散文观念，不仅包括古文、骈文、时文和赋，还包括经、史、子、集各部之文。参见郭英德：《论〈中国古代散文研究文献集成〉的编纂宗旨》，载《文艺研究》2015年第8期。 [29]许顗：《彦周诗话》，见何文焕：《历代诗话》，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378页。 [30]马端临：《文献通考》卷248“经籍考七十五”引，第1953页。南宋《中兴国史艺文志》，已佚。此语一说出自陈骙《中兴馆阁书目》，惜未能查知出处。 [31]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卷5《诗话》，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560页。 [32]王念孙：《广雅疏证》卷3下《释诂》，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影印嘉庆间王氏家刻本，第107页。 [33]陈彭年、丘雍：《宋本广韵》，中国书店1982年影印张氏泽存堂刻本，第165页。 [34]刘勰：《文心雕龙》，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282页。 [35]范晔：《后汉书》卷68《许邵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235页。 [36]李延寿：《南史》卷62《钟嵘传》，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1189页。 [37]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卷5《诗话》，第559页。 [38]如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3下，将孟棨《本事诗》、《续本事诗》列入“集部·总集类”（《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74册，第298页）。元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也将《本事诗》列入总集类（第1955页）。明杨士奇《文渊阁书目》卷2“文集”类，与《文选》等诗文总集、文总集、文别集一起，著录《文心雕龙》等文评著作（《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75册，第157页）。明钱溥《秘阁书目》，亦将《文心雕龙》等文评著作，与《昭明（文选）》、《文章正宗》等并著录于“文集”类（《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277册“史部·目录类”影印清抄本）。明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卷31“总集类·文”，著录陈骙《文则》、吴行《优古堂诗话》、魏庆之《诗人玉屑》、李涂《文章精义》、陈绎曾《文说》等（《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76册，第741—742页）。 [39]吴琇：《龙性堂诗话序》，叶矫然：《龙性堂诗话》卷首，郭绍虞：《清诗话续编》第2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931页。 [40]谭元春：《新刻谭友夏合集》卷8《古文澜编序》，明崇祯六年（1633）刻本。参见杨松年：《中国文学评论史编写问题论析——晚明至盛清诗论之考察》，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8年版。 [41]方回选译，李庆甲集译校点：《瀛奎律髓》卷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页。 [42]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186“总集类”小序，第1685页。 [43]脱脱等：《宋史》卷209《艺文志》，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5411页。 [44]祝尚书：《略论文章学研究的资源开发》，载《文学遗产》2007年第2期。并见祝尚书：《论宋元时期的文章学》，载《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期。 [45]王水照：《历代文话序》，《历代文话》第1册卷首，第2—3页。 [46]王之绩：《铁立文起·凡例》，王水照主编：《历代文话》，第3624页。 [47]孙煦：《石楼诗话》卷首，清道光十七年（1837）刻巾箱本。 [48]《历代文话编例》，《历代文话》第1册卷首，第1页。 [49]陈鸿墀：《全唐文纪事》，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50]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卷5《诗话》，第559页。 [51]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186，第1779页。 [52]晁公武：《郡斋读书志》，《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74册，第234—235页。 [53]赵希弁：《郡斋读书志·附志》，《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74册，第327页。 [54]晁瑮：《晁氏宝文堂书目》，《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277册，影印《明代书目题跋丛刊》影印明蓝格钞本，第125页、126页、131页、133页。当然，也有将史部图书纳入集部的做法，如南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22集部“文史类”，著录刘知幾《史通》、柳璨《史通析微》、刘餗《史例》（《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74册，第899—904页）。 [55]《历代文话编例》，《历代文话》第一册卷首，第1页。 [56]叶棻：《圣宋名贤四六丛珠》，《续修四库全书》第1213—1214册，影印上海图书馆藏明嘉靖十一年（1532）王宠、王阳钞本。参见施懿超：《宋代类书类四六文叙录》，载《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7年第3期。 [57]历史上有一些图书冠以“诗话”之名，但却不乏论文之说，如南宋陈师道《后山诗话》就兼论古文与骈文，杨万里《诚斋诗话》论文多于论诗。质之以实，我们认为，这些图书也可视为“文评专书”。 [58]祁承㸁编纂《澹生堂藏书目》，已注意到“文式”与“文评”，“诗式”、“诗评”与“诗话”之间的区分，尤其是后者，在图书著录中分辨得更为清晰。但是同时，他又将这五类统名之为“诗文评”（《续修四库全书》第919册影印本，第709—711页）。参见蔡德龙：《文话的辨体与溯源》，载《文学评论丛刊》2010年第2期。 [59][60]参见郭英德、于雪棠：《中国古典文献学的理论与方法》，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4页、25－25页。 [61]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卷5，第559页。 [62]王若虚：《滹南遗老集》，《四部丛刊初编》影印旧抄本。 [63]李绂：《穆堂先生别稿》，《四库禁毁书丛刊补编》第86—87册，影印清乾隆十二年（1747）奉国堂刻本，北京：北京出版社，2001年版。 [64]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126，第1090页。 [65]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栾保群、吕宗力校点：《日知录集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 [66]吴震方：《说铃·前集》，清康熙四十一年（1702）刻本。 [67]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附录，第972页。 [68]章学诚：《校雠通义》卷2《焦竑误校汉志第十二》，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附录，第1012页。 [69]张潮辑：《昭代丛书甲集》第五帙“酒”，清康熙三十六年（1697）刻本。 [70][71]王水照主编：《历代文话》第4册，第3593页、3609页。 [72]周钟游辑：《文学津梁》，上海：有正书局，1916年版。该书从梁章钜《退庵随笔》卷19析出《退庵论文》一卷，析出刘熙载《艺概》卷1《文概》，均同此例。 [73]吴讷：《文章辨体》，《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291册，影印明天顺八年（1464）刘孜等刻本。 [74]程敏政：《皇明文衡》卷56，《四部丛刊初编》影印无锡孙氏小绿天藏明刻本。 [75]唐顺之：《荆川稗编》卷75，《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954册，第644—653页。 [76]传世有清乾隆二十一年（1756）刻本《重刊文章辨体式》，未见，参见“古籍图书网”http://www.gujibook.com/gu-jide_ 20397。于北山以明嘉靖三十四年（1555）刻本《文章辨体》为底本，选录、校点卷首文字，命名为《文章辨体序说》（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历代文话》据此录入。但此书应以《文章辨体序题》为名更为妥当，参见吴承学《论序题——对中国古代一种文体批评形式定名与考察》，载《文艺理论研究》2012年第6期；吴承学《读〈文体明辨序说〉二书献疑》，载《古典文学知识》2013年第2期。 [77]清阙名《诗学丛书》，现存清抄本。 [78]徐师曾：《文体明辨》，《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310—312册，影印明万历元年（1573）序游榕铜活字印本。 [79]野间静轩，名成大，字子苞，号三竹、静轩、柳谷等，江户前期医家、儒者。《文体明辨萃抄》又有元禄七年（1691）博文堂重刻本、宽政六年（1794）京都风月庄重刻本等。参见吴承学《读〈文体明辨序说〉二书献疑》。罗根泽辑录校点本题《文体明辨序说》，与《文章辨体序说》合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又，日本大鄉穆编《文体明辨纂要》三卷，有明治十一年（1878）东京葵华书屋刻本。 [80]宋濂：《宋学士文集》，《四部丛刊初编》影印明正德间刻本。 [81]曹溶辑、陶越增删：《学海类编》，清道光十一年（1831）六安晁氏木活字摆印本。按唐顺之《荆川稗编》卷76，亦录宋濂《文原》，第665—668页。 [82]杨复吉：《昭代丛书戊集续编》，清道光十三年（1833）刻本。 [83]华淑辑：《闲情小品》，明万历四十五年（1617）刻本。 [84]王世贞：《艺苑卮言》，明万历五年（1577）经世堂刻本《弇州山人四部稿》卷144—卷151。 [85]此书后又收入宛委山堂《说郛续》卷32，清顺治三年（1646）刻本。日本元文二年（1737）文林堂跋刻本《文章九命》，即据《说郛续》本重刻。 [86]张潮辑：《昭代丛书甲集》第五帙“酒”，清康熙三十六年（1697）刻本。 [87]王水照主编：《历代文话》第4册，第3609页。 [88]徐经：《雅歌堂全集》，《清代诗文集汇编》第433册影印清光绪二年（1876）刻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 [89]洪迈：《容斋随笔》，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7页、第79页。 [90]张潮：《日录论文题辞》，王水照主编：《历代文话》第4册，第3609页。 原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16年第5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