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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汤亭亭与“东方主义”的关系一直以来争论不休，莫衷一是。《语言的铁幕：汤亭亭与美国东方主义》(以下简称<铁幕>)一书的作者并不急于在“颠覆与共谋”之间作一个简单的判断，而是从美国批评界对她的作品的接受出发来对批评进行再批评，从而探讨美国东方主义中的“中国话语”。在赛义德的《东方主义》中，中国几乎是缺席的。因为东方主义学术体系本身就是以坚信其普适性为基础的，而且长期以来，欧洲的东方利益所在是远东而非中国。但是，美国东方主义与欧洲东方主义的一大区别就是在于对中国的关注，这不仅因为华人在美国大量的和历史性的存在，更因为中国对于美国的国家利益来说变得越来越重要，使得美国东方主义中的“中国话语”建构基于强烈和迫切的现实需要。认识到美国东方主义的“中国话语”的这种特性，也说明对它的研究的现实价值。 《铁幕》一书对于美国东方主义的“中国话语”没有做宏观的界定，而是对于美国东方主义“中国话语”体系中的典型表述如“奴役女性”，“不可同化的中国人”，“苦力”，“黄祸”等一一进行共时性的历史考察，并与汤亭亭文本中相关的描述进行对比，以真实凸现虚构，以虚构隐喻真实，在解构历史的同时重建历史。作者不仅以汤亭亭的作品中的历史叙述为例，说明在美国东方主义铁幕般的语言窒息中，华人是可以表达自己，并如何表达自己的。而且引证相关历史时期中国的文学作品是如何表述中国，构建中国的新形象。作者研究美国东方主义的视域是跨国界的，而且试图建立新的研究范式。 作者选取华裔作家作品作为跨国文化关系研究的切入点是具有独特眼光的。跨国文化力量要对美国国内的文化施加影响必须能够进入美国的内部的文化体系，而且能够在内部赢得特定议题上的政治联盟，进而影响美国的文化乃至政治现实。中美文化在两闻建交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几乎是断绝交流的，中国文化的承载体无论是古代还是现当代的经典作家作品在美国的直接接受是很少的，而且没有发挥很大的影响。在可以想见的未来，这恐怕还会是一个不得不面对的现实。而美国华裔文化一方面在美国维系着与中国文化关系，另一方面又与美国文化形成碰撞，在跨国关系中衍伸着中国文化。以汤亭亭为代表的华裔作家在争取自身政治和文化权利的同时，也成为文化跨国沟通行为体，沟通着美国文化与中国文化，使新的价值观念，文化观念跨越国家边界进行流动。 《铁幕》一书的作者通过分析汤亭亭的作品中一系列既体现T中刚文化特色的，又具有美国文化气息的人物形象来展示中国文化乃至中国近代历史对汤亭亭的创作乃至美国的妇女解放运动的跨国影响，更说明跨国的文化影响不一定要建立在一国对另一国文化霸权基础上，而可以是在现实需要的驱动下的某种文化“互动”。这种“互动”是华人在融入美国社会，参与美国社会的过程中，与美国东方主义的“中国话语”的遭遇中实现的。所以，这种“互动”具有强烈的时代性和生命力，正与美国东方主义“中国话语”体系的构建历程相对应。 作者对这种跨国文化影响进行了“互文性”的研究，通过文本细读建立了文本之间的关系，说明以文本的形式存在的中国文化在汤亭亭的作品中是以何种方式出现的，在什么样的历史语境下出现，这种表现方式的现实意义是什么。作者的“互动”模式不仅证明了这种跨国影响的存在而且以跨国的视野对于产生这种影响的中国文化本身进行了反思。《铁幕》中曾问到什么是传统，中国的文化传统?作者是在尊重历史，立足于现实的角度上去理解传统，并且为传统加入了许多与时为进的因素。比如作者提出“中国女性英雄传统”这个概念，启发我们从更为辨证地看待中国女性的传统。 中国的女性在封建时代受到压迫这是不争的事实，但这并非是中国女性在几千年的历史中的唯一生存方式，人们在为中国女性的历史抱不平的同时往往会落于简单化，平面化对待中国女性传统的窠臼。更重要的是，我们可以看到美国东方主义对于中国女性的建构恰恰是基于中国女性受奴役是其全部历史的认识，从而演化出所谓“奴役-拯救”的思维模式。作者的“中国女性英雄传统”的概念，不是简单地树立中国女性“高大全”的“英雄”形象，而是通过对汤亭亭文本中“花木兰”，“勇兰”，“蔡琰”等女性人物形象的分析来阐释中国女性在历史中有不屈于现实的反抗，有对社会责任的勇敢承担，更有书写历史，书写自我的能力和传统。这种“传统”在华人女性飘洋过海来到美国的生活中继续发挥作用，并因为其现实价值而得到传承，成为华人女性生活的力量源泉之一。作者在演绎这个概念的时候还有不少创造性的发挥，比如她对“东宫-西宫”的女性传统(这往往被看作是中国封建时代男权社会的产物)的分析，提供给我们一个新的视角去审视历史与现实生活中的同性关系，两性关系。 “中国女性英雄传统”只是作者在跨国的视野下反思中国文化传统的一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到，传统在维系着固有律例的同时也包含着反叛，背离的因素，这些因素只是因为代表统治权力的历史话语的遮蔽而一时没有显现，一旦遭逢的历史机遇，这些一直活跃的，有生命力的因素会借机进发重写“传统”的涵义。传统因为现实的需要而具有可写性，也因为现实的需要而具有合法性。无论是汤亭亭还是《铁幕》的作者都擅长于把古人从历史里召唤到现实中来，用古旧的形骸表演新的生命，抒发自己的历史感慨与历史意识，激发当代人的之所应爱与应憎。 正是出于这种对于现实的关注，作者从最能体现和影响美国大众思想状况的媒体研究开始。赛义德在《东方主义》中已经认识到媒体在美国东方主义建构中的作用，但是他没有做具体的研究。而《铁幕》一书以大量的材料引证了媒体对中国形象的标准化和类型化，加剧了美国公共想象中妖魔化中国的倾向。作者正是从美国媒体对汤亭亭作品的媒体评论开始追问对汤亭亭作品误读的背后是什么。东方主义?作为一种思维方式的东方主义?赛义德认识到，“东方主义”会沦为一种骂人的工具。就如同赵健秀对汤亭亭作品谩骂式的批评，充满了抽象的愤怒，无端的喊叫。 《铁幕》一书为我们探索了“东方主义”作为一种批评工具是如何应用于文学研究的。即我们不能断章取义的去核实小说细节的“真实”与否，来判断作者对“东方”的再现是否真实，从而作出武断的决定，把作者与“东方主义”划上等号。那样就像去盘查哈姆雷特的生卒年月，就学婚姻情况从而去否定莎士比亚一样可笑。而是应该明确是谁在言说，站在谁的立场上在说话，他的价值判断，历史意识，现实目的是什么。因为作为一种话语的“东方主义”是西方君临东方，驾驭东方的工具，历史悠久，立场鲜明，目的明确。所以“汤亭亭-与东方主义”这个命题本身就体现了强烈的政治性和现实性。但标题“语言的铁幕”中的”语言”二字凸现了作者在批评方法上与传统的社会历史批评的不同，即作者尝试在对作品的美学价值与社会内容的阐释之间寻找一个平衡，以激情有力的语言将各种批评理论融化其间，以丰富扎实的材料将历史和现实呈现在读者面前，让读者既得到审美愉悦也受到了理论启发。该书不仅为汤亭亭辩驳种种非议，为其确立在美国文学中的经典地位提供有力的依据，更是为国内的“东方主义”研究开拓新视野，启发新思维，是一本难得的学术力作。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