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联书店1958年出了一本《中国兵器史稿》，存下来的出版档案装订成册，共一百三十页，七十一项，包括初审意见、复审和终审意见、外审意见、与作者家属通信等（作者已去世）。案卷第一项是“来稿登记单”（1953年6月3日），最后一项是奉还原稿的信（1958年6月28日）。由于此稿专业性强，特请当时的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局长郑振铎安排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郭宝钧审阅，后又请郭宝钧对稿件加以删改。发印前沈从文看过此稿后，提了八条意见。郑振铎为此写的便条、郭宝钧和沈从文的看稿意见均存在档案中。

作者周纬，1884年生，安徽人，1903年作为官费生往法国留学，获巴黎大学法学博士、巴黎桥路河海工程大学工程师学位，之后在法国一工厂任工程师数年。曾作为中国政府代表团秘书，出席巴黎和会，后任中国驻国际联盟代表团秘书长而驻留日内瓦多年，回国后仍在外交部等部门任职，兼作中央大学教授。1949年病逝。他在1937年为“上海市博物馆丛书”所写的《亚洲古兵器与文化艺术之关系》一书自序中，曾对自己研究古兵器缘由做过说明：

“余童年即喜把玩家藏之周剑，以劈厨刀，厨刀辄缺其口，深异二千数百年前之朽物，铜绿满身，何以尚能犀利坚固若此，是必古人之文化艺术，有非今人之所能及者。稍长喜读侠义之书，窃慕削铁如泥之宝刀名剑，而以未能见及为憾。壮年治学，遂未遑注意及此。迨至再度游欧，绾理外交，获与波斯、土耳其、印度、日本诸国名士贵族及收藏家，时相过从，见其厅间壁上，所悬古刀良剑，珍若拱璧，怦然心动，请解绶出鞘一观，则凛若寒霜，灿如日星，皆余数十年欲见而未获见之斩钉截铁刀剑也。乃知周秦而后，亚洲其他民族，真有此等宝物，童时读书，并未受绐。乃发奋穷其究竟，走读欧洲各国图书馆，遍求其藏书之底蕴，遍览各国各地博物院，研究其实物之体质，并觅访各国藏兵专家而虚心请益，至诚受教，如是十年，学乃大进。而余本人之剑庐藏器，亦获增至二百五十余件，其中亚洲各民族之古刀名剑，大都系斩钉截铁之佳品焉。民国十五年归国以后，一方面致力于吾国古兵器，自石兵铜兵顺代而下，以迄清代兵器，为有系统之研究；一方面继续与亚洲各国各地兵器专家及博物院、考古学会、地质学会、教育机关等联络通信，获得亚洲古兵之材料消息甚众，像片图形，不期然而积至将近万余器之多，均亚洲之精华，可以为亚洲文化艺术之代表物，令亚洲人可以自雄者也。同时以多年之努力，悉心研究其铸造淬砺之术，日积月累，获其精华，罄其奥妙，亦幸得蔚然成章。”

据此可知，周纬研究古兵，始于1916年，由于职业上的便利，他前十年在国外遍访古兵收藏家，观摩其藏品，之后十年则广泛收集各种资料和数据，并有文章发表。1937年后他潜心写作近十年，完成计划中的《中国兵器史》、《亚洲各民族古兵器考》、《亚洲古兵器制造考略》三书的初稿，但未及修改定稿就去世了。三联书店所出版的是第一种。
    在这本书的初审意见中，编辑董秋水写内容简述和处理意见各用了一百字，写书稿的优、缺点则用了两千六百字。内容简述是这样写的：

“本书约计二十四万余字，附图一千一百九十余件。分导言和石兵、铜兵、铁兵三部分叙述之。由中国石器时代开始至清末而止，记述了长短兵器、远射兵器、防御兵器的历史发展及构造形式，并涉及到中国古代文化、科学、艺术及民族（种族）等问题。”

优点写了四条：

“作者用三十多年的时间，搜集了大批的材料，在本书中分别予以详细的叙述，颇有系统；作者在本书中引证的典籍不下二百种，引证了古今中外许多学者的学说，颇称渊博；所附图一千多件大都符合实物，文字虽然陈旧但颇为通顺；在政治意义上说，是发扬了民族文化，并说明了祖国的伟大。”

缺点分三大类写了七条。一类是“理论和观点问题”，提出了“唯武器论”倾向、狭隘的民族观点、对兵器有把玩意趣、立论欠妥；第二类是“材料问题”，提出了引证典籍随意、个人臆测和缺乏学术价值和政治意义的部分内容；第三类是有疑问的部分。

处理意见三条：

“材料丰富，关系祖国历史文化，有出版价值，但必须大力修改、考订、整理，做好去伪存真工作；或采取本书稿自汉代以上部分，作为《中国古代兵器史》而出版。因自晋代以下，异议较少；送专家或有关部门审阅，如考古研究所、民族事务委员会等。”

当时的编辑组长史枚签署的复审意见是：
    

“此稿虽用力甚勤，但科学价值不大，也不必再送考古研究所代审了，拟退。”
    

副社长王子野的三审意见针锋相对：

“这样的著作当然应送请专家鉴定，轻率批一个“科学价值不大”是不对的。”

这体现了三联书店的传统：内部编辑业务文件行文直白，不避争议。

慎重起见，王子野请另一位老编辑郭根审阅，郭根阅后意见：

“作者在叙述历代兵器的时候，是怀着一种把玩和欣赏的趣味，从中大发其侵略主义和唯武器论的议论。他很惋惜秦始皇之销兵器，致使中华民族从此衰落，同时，他大加赞美：‘回族勃兴，以兵精器利为其极大原因’，而蒙古帝国勃兴，则因‘利用回族之武器’。这种观点发展下去，很可能变成美帝原子武器和细菌武器的崇拜者……但无论如何，像这样一本巨著，是应该送请专家鉴定的。如果材料可取，仍可作一番修订予以出版的。”

据王子野和郭根的意见，1953年10月28日由董秋水带介绍信前去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请郑振铎帮忙安排专家审阅（郑兼任考古研究所所长）。郑振铎即在介绍信上签署：“请郭（宝钧）先生审查。（一）史实有无错误？（二）图片有无根据？（三）可否出版？或单出图片如何？”

郭宝钧是现代考古学的开创者之一，早年参与中央研究院在河南安阳殷墟进行的中国第一次考古发掘，后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任职，曾参加山东城子崖等地的调查发掘工作，首次提出了“龙山文化”概念。1949年后在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任研究员，并被聘为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还曾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兼职。他在审阅稿件后写出评语，但以郑振铎的名义发出（1953年11月5日），想必是经过郑同意的：

“此稿辑图百余版，为文二十余万言，用力颇勤，搜集颇富，对于兵器研究亦有相当的认识，是其不可埋没处。惟范围过宽，抉择未精，批判亦欠谨严且时杂迂曲之谈，引用古书亦真伪不分，过于置信，致得出三代以前有铜兵铁兵之结论，殊属无据，若讵以此稿代表中国兵器演变史，实不免予人以错误观念。且文成在解放以前，立场观点尚多应行修改处。原稿经红笔识出之点，都是显著不妥地方。愚意似应加以删削校正，再行刊印，始为对人民对信史负责。若以原稿作者逝世无人能肩此任，必欲付印，则应改名为《中国兵器史料丛辑》，留供修兵器史者参考之用，似觉名实相符。当否备参考。”

专家意见与编辑的初审意见大致相同，但更为简要和权威。史枚看后，坚持自己原先作出的不予出版的建议（11月17日）：

“我想我们固应重视编者的辛勤，但所谓‘必欲付印’，‘姑妄存之’，是否我们对此稿应持的态度，值得考虑。我以为这些材料固不妨由学术机关收购，供研究之用，而不必亟亟出版。（且我们提倡学术著作，是否也必须都由我们包下来呢？）”

显然副社长王子野看待此稿的角度与史枚不同，他的最后决定是（12月2日）：

“此稿按三联以后方针，应接受出版。复信寄稿者：此稿有一定价值，原则上可以接受出版，但有缺点，须加必要的删节和整理工作。能担任这项工作的人也不是容易找的，找到了也还需要一些时间。出版时间可以讲明两年为期。如果他同意这样做，稿子可以收下，预付若干稿费。待得复信后再去约人修改。”

这是一个实事求是而又对寄稿者负责的决定。出版的事情就这样定下来了。12月15日，董秋水拟就给寄稿者的复信，同日史枚核稿并修改，范用16日又核稿并修改，王子野签发，草稿存入档案：

“《中国兵器史》一稿，经我们请专家审查，认为著者用力甚勤，搜罗亦相当丰富，惟范围过宽，抉择未精，引用古书真伪不分，观点尚多不妥之处，删改校正后可以出版，供研究参考之用。我们同意这个意见，故特奉商，如您可以授权我们请专家代为修改，并（当）确定由三联书店出版。

兹举应予删改和加说明的例子如下……稿中这类情形很多，如何删改和加以说明，我们当与专家续商。

但此稿件修改工作既极繁重，专家修改费时必多，我们估计至少要用两年的时间，因此，出版的时间至少也要在两年以后。

稿酬问题，拟在删改定稿后再商量，目前如有需要，我们可按章先预付一部分（附本社稿酬办法一份，请参阅）。”

寄稿者回信完全同意编辑部的意见，授权三联书店修改后出版。此后稿件转由编辑二组负责，责任编辑仍为董秋水。经协商，郭宝钧既已对稿件情况了熟于心，就请他对稿件进行修改。此项工作自1954年8月下旬始，至1955年3月修改毕，删去四分之一约七万二千字，并删去了部分图片。凡臆测之语、伪书伪器、错误观点、空泛议论、重复之处一律删去，还从整体上润饰了文字，下功夫之大，不言而喻。据分管编辑二组的陈原安排，稿件由董秋水、朱南铣和戴文葆三人再次审读后，确认可以进入编辑加工阶段。陈原批示：“此稿请将简况、郭（宝钧）意见、我们处理意见写成一个简单报告，报请总编批准后加工。”报告得到总编辑曾彦修的批准（1955年8月21日）。

在对稿件做最后的编辑加工过程中，11月10日，董秋水报告，沈从文先生拟借《中国兵器史》稿一阅，作为他正在进行的《中国历史图谱》的参考，并答应阅后给提些意见。朱南铣建议：“此稿目前暂不加工，可以请他（沈）提提意见，将来吸收进加工里去（但最后仍应请郭宝钧鉴定）。等他意见提来后，请办公室酌量赠书一二册。时间希无拖延”。陈原批“可办”。沈从文阅后于本月下旬退回稿件，并提了八条意见，以工整的小楷写就：
    

兵器史读后意见从文

这个作品已看过二次，作者为准备材料，也很用得有心，并且贯穿排列，还有条理。如拟当成资料付印，对部分人是有帮助的。但是付印时有几个部分请考虑：

（一）需删去反复引用《二仪实录》等书说炎黄以来铜兵已流行、说南方可自由贸易的论断，以及由此前提发的议论。因为似不合实际。

（二）需删去或改正一些旧式提法，如以武器精良定国体兴衰，及对于民族关系上旧的看法，免得不善用书的人辗转弄错，引起不好影响。

（三）器物照片有问题的要去掉，例如明白不属于兵器的部分；引前人材料时必有取舍。时代混乱得改或删（如以巴蜀剑为上古），文字也得调整。

（四）文字应整理，有几个基本上问题：一，引用人的议论详细区别出来；二，反复称引的（如引越绝书许多处，七八次之多）概括一下；三，有前后矛盾的调整清楚。和当前社会思想矛盾的特别值得注意，因为这书将来会为军事教官用到，许多提法不相宜。

（五）文献材料重要的得作补充，特别是和中国兵制联系的地方，得充实。

（六）兵器实物图，大小轻重不相称，必有一定位置，目下有许多不宜付印，一缩小，更不清楚。（最好是不重要的去掉，加入新材料，不过因之恐影响到内容，因为有上千件得加入。还必须从绘画、石刻、泥塑、木刻书，画迹等等方面补充材料，和人的形象结合起来，才见出应用时情形。）

（七）必须加入一定数量的形象材料，如壁画、石刻、俑塑及绘画上反映如何使用这些东西情形，例如战国武士俑，及铜器上的战争形象，狩猎形象，汉画上、和石刻上、专（砖）刻上，敦煌麦积山壁画上的，长安洛阳出土的、传世画迹上的，以至明代木刻，清代点石斋画报，这书中谈到的才生动。也不必多，总得有百十个图。结果全书会给人印象深刻些也活泼些。又军事乐器如铙、铎、胡角、横吹、钲、角已出一大堆，作者只说铜鼓，必需补入，否则即将铜鼓去掉。论尺量部分抄人的也可去掉。因为内中有许多器物是用中尺的。

（八）外文部分引来的需调整。应以中国目下的为主。本书似在抗战前完成的，当时军事学校教兵器史，大致也只要求到这个程度。许多提法、看法都是在当时为有用，在目前会起不好作用的。当成资料付印，这部分也必需谨慎一些。最好删去。

沈从文对书稿的评价是有保留的：“用得有心”、“还有条理”、“当成资料付印，对部分人是有帮助的”……八条意见，有具体的，也有整体的，但都很实在。除了这八条意见外，沈从文在原稿上用小纸条标出的问题还有百十几处。其中建议再加入一定数量的形象材料，如壁画、石刻、俑塑及绘画上反映如何使用这些兵器的情形，尤为有见地，然照做难度太大，换上百十个图，谈何容易！且作者已去世，势必另请专家，非重新大修改不可。所以，董秋水建议仍按当初方针“删而不补”，得到陈原首肯。

鉴于沈从文的认真，当时的总编办公室主任范用建议：“送两本书似乎嫌少，还是送审阅费为宜。”但具体管事的人员认为：“此稿不是请沈先生审的，是他借去看，顺便提了些意见，编室意见还是送书。”于是范用亲自挑选了《历史唯物主义》、《奴隶社会译文集》和《封建社会译文集》各一册送给沈从文。

此时郭宝钧正在洛阳西关周公庙考古工作站工作，董秋水即将稿件及各项问题一并寄往洛阳，由他半月内审改完毕寄还。郭宝钧如期完成，回信中建议书名改为《中国兵器史稿》，认为加一“稿”字，有“未尽是”之意，比较妥当。

稿件发排前，史枚向曾彦修报告：

“《中国兵器史稿》有作者的儿子周迺南所写《代序》一篇，我看了以后，拟抽出不用。理由如下——（一）这《代序》没有什么内容，已经有了作者自己的导言，其中所述倒可以看看，那就完全不必有这言之无物的《代序》了。（二）我们还要写一篇《出版说明》才好，这也不是《代序》可代的。（三）《代序》中说“删去了其稍嫌迂阔之部分”，我原拟改为三联编辑部，因删改者主要实为郭宝钧先生，如不改，则郭先生阅此必颇不满矣。但即使这样改也交代不清，故不如删了《代序》。（四）这《代序》的文章也用了文言，却不高明，称《代序》（子代父序乎？）也不伦。

同意后当另函告周迺南。”

作为资格老、水平高的编辑家，从档案中的几处意见中，史枚硬朗的个性跃然纸上。曾彦修批示：同意不用代序，另作出版者说明。

不知是由谁执笔的《出版者说明》是这样写的：

“本书作者搜集我国历代兵器方面的资料，前后三十年，所得照片、图片很多，还有一部分实物。他在抗战期间写成了本书，但没有来得及修改，就逝世了。我们认为本书有资料价值，故请郭宝钧先生审阅，并约予删削，印出来供研究兵器者参考。”

如此，《中国兵器史稿》历时五年，经董秋水、郭根、史枚、陈原、戴文葆、范用、王子野、曾彦修等诸位编辑家，郑振铎、郭宝钧、沈从文等诸位专家学者之手，始得面世。其中所作大量学术性、事务性的工作，所付出的人力物力，只不过在《出版者说明》的一百零八字中轻轻带过。这种已经离我们日渐远去的出版传统和编辑精神令人悠然神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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