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家英
     
     刘墉致曹文埴信
     
     王国维致沈兼士函
     
     在接触《小莽苍苍斋藏清代学者书札》的选题前，我对于古人信札收藏者的印象，多半是遗老遗少，难以与一位曾在中央领导身边任要职、在“文革”初期离世的政治人物联系起来。直到2012年新春，在国家清史办，这部书稿的两位编撰者曾自和陈烈，将厚厚的书札释文原稿交给我们，我才开始走近小莽苍苍斋斋主田家英和他的收藏世界。
     历经时代烟波的收藏 
     初检编者打印出来的小莽苍苍斋所藏清代学者书札目录，令我惊叹，三百多位清代文人、学者以及官吏的手书汇为一编，吴伟业、厉鹗、钱载、卢文弨、赵翼、钱大昕、翁方纲、章学诚、刘大观、孙星衍、焦循、阮元、林纾、罗振玉、王国维……这些构成清代文学史、学术史的中坚人物，历历俱在。而很快，我便有幸得见这些墨迹的真貌——曾自和陈烈带着书札原件，到出版社预备的影棚，照相复制。
     小小的影棚里，十来本并不起眼的册页错落地摆放在桌上。翻开来看，一张精美的花签赫然呈现在眼前，仔细辨认，是晚清金石学家、甲骨文的发现者王懿荣给舅父的书信。单是鲜丽的印花信纸和挺拔周正、墨迹清晰的行楷，便让我赏玩不已。在随后的攀谈中，我逐步了解了田家英和他的小莽苍苍斋。
     田家英原名曾正昌，四川成都人。16岁赴延安参加革命，26岁担任毛泽东主席秘书，参与《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本的编辑工作，及新中国第一部宪法和中央重要文件的起草。
     从上世纪50年代中期，田家英开始收集清代学者墨迹。他认为，法书、书札、诗文稿等可以成为考史、证史借以征信的资料。他自幼崇拜谭嗣同，于是，就在谭嗣同的斋号“莽苍苍”前加一“小”字，把自己的斋名定为“小莽苍苍斋”。
     十几年间，他把绝大部分工资、稿费都用在收藏上。北京琉璃厂文物店，西单、王府井的古旧书店是他收获最多的地方，还有就是利用随毛主席外出开会、调查的机会，跑遍了上海、杭州、成都、武汉、广州等城市的文物店。
     有一次他在杭州开会，听说古旧书店有海宁藏书家后人卖出的一千多封清人信简，立即与店方联系，并利用工作间隙在一周内把上千封书信过目一遍。为了弄清信与信之间的联系及其价值，他把信札借回来，摊在下榻宾馆的地板上对比琢磨，最后买下四十封。
     到1966年，他的藏品已达千余件，包括法书、书札、诗集、文稿等；从明朝末年至民国初年，涉及清代各个时期的文人学者、学术流派和历史名人五百余位。他将这些藏品一一分门别类，做了井然有序的系统归纳。
     后来，田家英成为“文革”首批受难者之一，小莽苍苍斋的收藏也戛然而止，并在中南海就地封存。历史的机缘难以捉摸，正因为这些藏品被封在禁地，未流落民间，上世纪八十年代田家英平反后，小莽苍苍斋的藏品发还给田家英家人时，多数保存完好。
     多重价值的翰札集萃 
     经过几周的紧张拍摄和排版，《小莽苍苍斋藏清代学者书札》原图和释文合体的书稿，终于进入了编辑加工环节。原稿收录清人书札近600通，这些书札少则数十字，多则千余字，全书的释文就近20万字。撰者的书法各异，每一通都得逐字逐词仔细辨认，编撰者的工作之艰辛，可以想见。
     编辑的把关也尤为重要，审稿工作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古典部的主任周绚隆亲自完成。对释文、小传重新做了增补性的考订，对错乱的顺序编码进行调整，往往核实一个落款署名，就需要翻阅史传、书法字典、清人书画集等各种工具书。我随后对原稿进一步梳理和调整，也更加清晰地认识到这部书的多重价值。
     清人文献浩如烟海，书札简牍是其中很特别的一部分，相对于公开发表的诗文作品，这些书信较少隐讳虚饰，多为发自肺腑、直抒胸臆。这不仅对编辑清人全集有补充之用，对研究清代人物之间的关系，甚至某些比较私人的问题，都有文献参考价值。
     书中大多是学者文人间的书信往来，往往谈及学术问题，堪比一篇篇短小精悍的论文，却比论文多了真实的情绪。例如书中收录了不少刘墉的书信，有一封致曹文埴的信中写道：“北方食物，求惠我一二，可以健脾，不但解馋也。蚊子极恶，不能缕启，再报不尽。”（见图）担任要职的大学士向人讨要吃食，并掩饰不为解馋，更将对蚊子的厌恶诉诸笔端。这些有趣的生活细节，在别处很难见到，也可见坊间流传的“刘罗锅”幽默机智的形象，未必没有根由。
     再如书中收录的王国维致沈兼士一函，聊聊数十字，说的却是和诗文风月完全无关的话题：“敝集奉上官堆纸廿部、白纸五部（因寄来白纸甚少）。官堆纸孟蘋处定价码洋捌元，实收六元，白纸码洋十元，实收捌元。”（见图）我看到了在《人间词话》中带我进入美学神境的词学大师，却在斤斤计算纸张价格的现实。
     流芳百世的文化传承 
     成书后的《小莽苍苍斋藏清代学者书札》端放在眼前，田家英的长女曾立、次女曾自、次婿陈烈，以及他们的子女悉数到场，讲述往事，研讨新书，我更加领悟了传承的含义。
     两位曾老师是本书的顾问，也是小莽苍苍斋藏品命运的见证人。曾自深情地回忆说：“父亲晚上工作，白天休息睡觉，有时候一个星期都和孩子们见不上面。他会抓着你的手，很得意地给你看那些新挂上墙的藏品。六十年代以后，寒暑假和周末，父亲经常带着我们到旧书店，人家请我们到楼上仓库，也没有对首长的特殊招待，而是开放一个窗口，新到的货，可以先随便挑。我们弄得满身都是土，把宝贝淘出来，夹着、抱着、欢喜着，反正我爸爸也是一个不拘小节的人。要是东西多，就坐公共汽车回来，要是少；大家分发夹着、扛着弄回来。”
     我想，田家英对学术的执著、对收藏的热爱，在那时已让年幼的女儿受到潜移默化的熏陶。所以在藏品经历浩劫、失而复得后，对父亲未竟事业的继承便顺理成章。在这部《小莽苍苍斋藏清代学者书札》的编撰工作中，田家英的外孙女、外孙也已经担纲重任，传承家风。
     1962年后，田家英在政治舞台备受冷落，陷入苦闷。那时，小莽苍苍斋的藏品给了他极大的精神慰藉。当他在翰墨书札间与古人对话时，也许不会想到，他为纂修清史做的准备，今天以另一种形式为世人共享，以另一种途径实现了他对文化传承的追求。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