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是学生》 于敏/著 中国电影出版集团
     “1942年5月23日，于敏有幸在延安亲自聆听了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听后，对于文艺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仿佛有人把一面镜子放在他的眼前一样，他备感清晰。新中国成立后，于敏每年在纪念《讲话》这一天都要根据当时的文艺动态写一篇联系实际的纪念文章。”
     读完于敏老师的自传《一生是学生》一书之后，给我的第一感觉就是于敏老师的古今中外知识太渊博太深厚了，但他在所有文章中，却非常谦虚地以“一生是学生”的身份与社会上的各界人士交往。
     于敏，原名于民，生于1914年农历3月15日。从6岁开始读书，可以说，从记事起，他就有一股人小胆大的气质，这也透射出他未来人生的走向。我从于敏老师《一生是学生》一书中，感触到他走过的道路，从字里行间看到上世纪20年代至今的近一个世纪的缩影。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学生。于敏老师所说的“学生”，是永不间断地向社会学习，尤其从事文学艺术工作，更要时时刻刻向社会学习。
     少年的觉醒
     一个有志者的心灵深处，总是要对当时的社会问一句“我们中国为什么总是受洋人欺辱”？于敏从小就是个读书狂，他常去表姐家，他从表姐订的《东方杂志》《学生杂志》《妇女杂志》等刊物中了解了外面的世界，特别是李清照这把金钥匙为他打开了我国古典文学宝库的大门。他找到了李大钊的《今》《青春》，还读了《劳工万岁》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读了鲁迅的《故乡》。这对于敏后来走向革命道路起到了启蒙的思想准备。
     1931年发生的灾难，对青年于敏来说刻骨铭心：二月的东北煤都抚顺发生一大惨案。煤矿发生瓦斯大爆炸，日本矿主怕发生连锁爆炸，下令封锁井口。3000多工人全部葬身火海。工人家属闻讯赶来，但是井外的电网已经通电。又有成百的妇女扑上电网，死于非命。7月，日本在我国接近朝鲜的万宝山制造惨案，杀死数百中国人。9月，日本制造了中村被杀事件，紧接着，18日炮轰北大营。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在这一事件中，于敏看清了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他无意中在书摊上看到田中奏折上的一段话：“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欲征服支那，先征服满蒙。”在这国难当头之际，坐立不安的于敏一天偶遇学友王斌，谈起了从影一事。
     更深的启蒙
     “九·一八”事变之后，于敏在商行谋了一个职位，除浏览英美作品外，又找到俄国作品《不走正路的安德伦》《士敏土》《红笑》《七个被绞死的人》《十月》等书籍，寻找从黑暗走向光明的途径，这让于敏的视野更广阔了。“九·一八”之后不久，《泰东日报》上忽然出现一页副刊，当“普罗文学”四个字出现在于敏眼前时，他感觉既新鲜又不懂。之后，陆续刊出的一些短文引起于敏的注意，他开始接受唯物史观的粗浅概念。为了更快提高自己对社会发展史的认识，他订了两种刊物，《读书杂志》和《现代》。从中他了解到，在上世纪30年代初有三大论战，一是关于中国社会史的论战，二是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三是关于文艺有没有阶级性的论战。虽然对上述问题并不全懂，但青年于敏初步认识到“人生是一面镜子”，对他来说又是一次启蒙。
     奔赴上海滩
     在迷茫中，于敏从烟台只身一人由海路投奔上海。这是他第一次出远门，又是无声无息地离家出走。所有的亲友都没有辞行，父亲躺在炕上，好像瘫痪了。妈妈显得十分镇定，没有叹息，更没有眼泪。他最挂念的是他从小抱大的10岁小妹。次日，在细雨绵绵的朦胧中的上海，于敏的挚友王斌打着油布雨伞在码头上迎候于敏的到来。二人很快到了王斌的亭子间住处。第二天，于敏在王斌的陪伴下，凭吊了“一·二八”遗址。淞沪抗战才过去半年多，看浑浑噩噩的众生，似乎早已忘却。那处处断垣残壁，那满目子弹和炮火的遗痕，可想而知当时战斗是多么激烈。
     白天，王斌到电影厂拍戏，嗜书如命的于敏则独自到福州路几家书店观览。他读到了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塔尔海玛的《现代世界观》、狄慈根的《唯物辩证法》。在上海这个大世界，于敏大开眼界，他第一次享用了霞飞路上的俄式西餐，第一次在三轮影院看了美国影片《西线无战事》。
     晚上，王斌突然问于敏：“你为什么而革命？”，于敏反映很快：“为人生而革命。”这是套用了“为人生而艺术”。于敏也问王斌，王斌随口就来：“为革命而革命。”这是套用了“为艺术而艺术”。用于敏的话来说，他们这两个好友的对话都很幼稚可笑。这离革命不是百里，至少有99里。不过，这是朦胧的志愿，是幼芽。
     为了糊口，于敏也在电影厂做些场记工作，常看拍电影。日久天长，在王斌的引见下，于敏认识了不少电影明星，吴永刚、田方、金焰、王人美、吕班等。后来，因王斌要去山东烟台拍《海葬》，于敏也随之前往，借机探望别离两年的父母和小妹。
     卢沟桥的炮声
     1937年7月7日，日本的炮声震惊了中国大地。国难当头，每一个中国人都义愤填膺。但蒋介石的国民党军队却节节后退。手无寸铁的老百姓，只有逃难一条路。
     形势逼人，于敏也只有走为上策。去哪里？上海去不得，因为王斌、田方杳无消息。后来才知道，王斌《海葬》影片没有打响，已经去了香港天一公司。田方、宋之的、王苹、吕班、邸力等人则参加了救亡演剧队，自平津路而平汉路，沿途做抗日宣传演出。时局越来越紧张，国民党节节败退，到了1937年秋，大片国土沦丧，只有八路军林彪的115师在山西的平型关重创了日寇。消息传来，举国欢腾。但由于蒋介石的正面战场节节败退，同年12月13日，南京被日军占领，30万同胞在惨无人道的大屠杀中死于非命。
     于敏此时在姑妈的推荐下去了南方寻找出路。他十分欣喜地发现救亡演剧第一队仍在武汉。见了宋之的，听说田方的第二队不久也会回武汉。大家挽留于敏，问他是否想去延安，他点头微微一笑。
     到了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因去延安的路不通，于敏暂时又回到了陕县，又见到了剧作家王震之、欧阳山尊，音乐家贺绿汀等人。
     不久，经王尹剑这位久战沙场的老干部介绍，于敏到了游击队。王尹剑和于敏两人头一次谋面，就像多年不见的老朋友一样，促膝谈心。
     秘密信使武汉行
     一个深夜王尹剑来到于敏的住处，说有要事相商，一封密信要送到武汉。王尹剑对他说，密信内容不能全部透露，只有两点可以说明：一是要接济枪支，如有可能最好空投；二是尽速派来游击战教官。次日晚间，王尹剑拿来的密信是比一根火柴粗不了多少的小纸卷，裁开夹袍的领子，嵌入，缝好。夹袍和礼帽都是王尹剑准备好的，还有旅行护照和路费等，并把接头地址及暗号交待得十分清楚。
     次日拂晓，于敏大步如飞，第一次步行60里，中途遇一国民党兵，验了护照就放行了。不远，又遇一军官，他看于敏文质彬彬像个大学生，没有为难于敏，又闯过一关。天擦黑，到了太阳渡口。这里有驻军把守，一看于敏护照，带他见一军官。这位军官自报家门“吉星文”，这名字好熟啊！他原来是在卢沟桥回敬日寇第一枪的吉团长。他立即叫副官将于敏送过河，在渑池县一家布店休息一夜。
     次日安抵武汉，住在老朋友戴浩家。嗜书如命的于敏又逛书店，途中巧遇王斌从香港回来。于敏从书店回来，见一女子坐在戴家，此人就是武汉的地下党。两人暗号一对，立刻相约到外走走。于敏再次和地下党接头时，她说组织上同意他和王斌去延安。
     踏破秦川向延安
     1938年春，国民党还没有来得及在秦川路上设卡。大路不平，但是畅通。全国各地的青年，三五成群，每天都有，背着包踏过这光明之路。抗战的歌声、笑语声不断震荡在群山峻岭之中。路上，于敏和王斌碰到七个上海青年，倍感亲切，就和他们一路前行。在他们几个青年人里，有一个拿着指挥棒的人，每到中午打尖时，他就指挥大家唱歌：“谁愿意做奴隶，谁愿意当马牛。抗日的烽火燃遍了华夏神州……”
     于敏在回忆这段情景时写道：“当夕阳红光照遍濯濯群山时，已经望见巍巍的宝塔，塔身浴满夕阳的光辉……正是五一劳动节，延安的庆祝大会刚刚开完。红旗四散飘开，队伍纷纷离去。延水粼粼地反射着夕阳，群山欢乐地回响着高亢的壮歌。”
     真正启蒙的开始
     一到延安，于敏和王斌就为黄土高坡上层峦叠嶂的窑洞所吸引。他们被分到陕北公学。当晚晚饭后，在城北看了鲁迅艺术学院演出的京剧《打渔杀家》。就在这一天晚上，于敏和王斌第一次看到毛主席高大的身影，亲眼目睹了中华民族的伟人、抗日救国的旗手，兴奋之情难以言表。这是于敏一生真正革命的启蒙。
     第二天开始上课了，这里就是陕北公学的课堂，在山坡的广场上，每人发一块写字木板，大家席地而坐。第一堂课讲的是游击战争，主讲人是教务主任周纯全。他是一位红军将领，长征过来的。他不用课本，像讲故事，讲“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战术。于敏和王斌边听边记，听得津津有味。
     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建党17周年，开了纪念会和演讲会。两位助理员接受了于敏的入党请求。不久，党组织正式接纳于敏入党，两位介绍人告诉于敏要永远记住1938年8月这一人生重大节日。
     于敏入党后只有一个想法，就是苦读书，除学校正常听课外，他从图书馆借来《论持久战》，拼命钻研，深刻领会了毛主席的战略思想：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必须用持久的战略思想与日寇进行长期抗战，以迎接最后的胜利。于敏如饥似渴地又读了列宁的《论两个策略》及斯大林的《论列宁主义的基础》和英译的《列宁全集》。他在延安学习的渴求精神，为他后来工作打下牢固的理论基础。
     1939年1月，于敏从高级研究班毕业后，和四个同学调到《新中华报》任记者、编辑工作。在山洞中采编《新中华报》，只有亲历者方知其艰苦与快乐。在大山深处，敌机多次盘旋侦察，也没有发现我们的印刷厂。不久，由于工作的需要，1940春于敏被调到鲁迅艺术学院，又与老友田方、王斌在一起任戏剧系教员。
     聆听毛主席的《讲话》
     1942年5月23日，于敏有幸在延安亲自聆听了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听后，对于文艺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仿佛有人把一面镜子放在他的眼前一样，他备感清晰。
     毛主席的《讲话》发表后，延安鲁艺大演话剧《日出》，轰动了整个延安，《送郎哥去当兵》《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我们都是神枪手》《在高高的太行山上》《黄河大合唱》等嘹亮的抗日歌曲响遍黄土高原。戏剧方面，先后演出了《三江好》《最后一计》《放下你的鞭子》及独幕剧和多幕剧《人丹河》《流寇队长》《抓壮丁》等。
     《讲话》使于敏的头脑开了窍，他牢牢记下毛主席指出的“……同志们很多是从上海亭子间来的。从亭子间到革命根据地，不但是经历了两种地区，而且是经历了两个时代。到了革命根据地，就是到了中国历史几千年来空前未有的人民大众当权的时代。”
     新中国成立后，于敏每年在纪念《讲话》这一天都要根据当时的文艺动态写一篇联系实际的纪念文章。
     在《讲话》之前，毛主席还发表了两篇重要讲话，即《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这标志着整风的开始，鲁艺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也是重点的整风对象。
     于敏回忆说：“我特别怀念那和风细雨的方式，不是冰雹盖头的无情打击，而是同志式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是启发人的自觉，从灵魂深处寻找自己思想的病根，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方法是精读文件，展开讨论，写详细的思想自传，在小组会上接受审查和听取批评，然后放下包袱，轻装上阵。这一套是一个时代的产物，而我们这一代是经过这一历程，才一步步踏上无产阶级立场的。”
     延安的几年学习与生活，是于敏建立人生观的最好时机，孜孜不倦的努力使他成为一个优秀的党的文艺工作者。
     日本投降和全国解放
     “日本投降了！日本投降了！”这胜利喜悦的声音不仅在延安，而且在所有根据地和国统区成为举国上下的欢呼！当时，于敏、王斌及田方等人先后到了哈尔滨。这是1945年10月，长春已被国民党军占领。我长春地下党早已将“伪满映”的电影器材提前全部装上火车运到哈尔滨郊外的安全地区“兴山”。在这里，很快生产了《民主东北》纪录片。
     不久，于敏编剧的《桥》开始筹备拍摄。虽然当时资源短缺，但经各方齐心努力，终于完成了新中国第一部故事片《桥》。号称新中国电影摇篮的东北电影制片厂于1945年10月1日随之诞生。
     于敏正式成为东影（后改为“长影”）的职业编剧。由于工作的需要，于敏先后担任过中国电影家协会书记处书记兼《电影艺术》主编。
     为了更好地贯彻《讲话》精神，于敏于上世纪70年代带领全家深入鞍钢体验生活，并把家安扎在鞍山市内。经过几年与鞍钢工人同吃同住同劳动，他以鞍钢工人为题材，成功地为长影写出电影文学剧本《炉火正红》。
     于敏一直战斗在中国文化战线上，他从不张扬自己，为人热情、谦虚，像老黄牛一样为建设文化强国而默默耕耘一生。他写有电影剧本《桥》《赵一曼》《工地青年》《炉火正红》等十部，长篇小说《第一个回合》《千里从军行》《风雨入华年》，长篇报告文学《老孟泰的故事》（鞍钢劳模）《王秀兰和姐妹们》，为他人写传记《真正的人》（田方传）《绿色的心灵》（为夫人张志新写的传记），还创作过短篇小说和散文数十篇，还有论文集《探索》和艺术杂文数十篇，译有《巴甫洛夫》电影剧本及《论演员的工作》等。
     于敏的一生，始终以一个学生的身份和姿态，为中国的文化事业默默地作出卓越的贡献。从他的《一生是学生》一书中，我们看到他与书为伴的一生，和不断以生活实践来武装的人生观与世界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