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汪曾祺在各类文字中，对当时流行的文学批评样式和立场表达不同看法。他认为一些批评文章写得繁琐，缺乏胆识，又过于自信，过度依赖外来资源，没有真正自己发声的能力。他中意的文学批评，既深刻又生动，有着充盈的感性体验和价值互动，是生命与生命之间的情感对话。这跟他矢志追求的诗意、明快、淡远创作风格大体是一致的，也是对传统感兴式、评点式批评的捍卫与继承。
    关键词：汪曾祺 文学批评
    一 “普通”的深意
    没想到汪曾祺对当时的文学批评这么有意见。
    他对汤显祖评点本《董西厢》大为欣赏，觉得评点深刻、生动，语言也极富才华，单是读评点文章，就是享受。表扬得还不够，再立个参照物，打趣一下当时的评论文字：“现在的评论家的文章特点，几乎无一例外：噜嗦！”[ 汪曾祺：《书到用时》，《后十年集（散文随笔卷）》，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6年版，第706页。][1]
    为什么“噜嗦”？因为见识少。
    一句话的事，偏偏要掰成八瓣来说。
    告诉你这是个杯子，你也懂了。偏要再说上个好几遍，“这是个杯子”“这是个杯子哟”“这是个杯子耶”。
    聒噪。
    “噜嗦”招人烦，少胆识则招人恨。
    1982年3月27日，汪曾祺给正在写毕业论文的汪家明去信，肯定他“从历史的角度评价一个作者”，因为只有从现代文学史和比较文学史的角度来衡量，才能测出一个作家的分量，否则评论文章就是“一杆无星秤，一个没有砝码的天平”。
    按说这种方法一般评论家都是掌握的，“但是他们缺乏胆识”，不仅对活人不敢诊断，甚至对死人也不敢直言，“所以现在的评论大都缺乏科学性和鲜明性，淡而无味，像一瓶跑了气的啤酒”。[ 汪曾祺：《汪曾祺书信集》，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6年版，第224页。][2]
    少胆识吧，胆子还大。
    《林斤澜的矮凳桥》，算是一篇评论文字。一上来就给评论家一个下马威，“我很佩服评论家，觉得他们都是胆子很大的人”。
    语带锋芒，甚至有些戏谑，“他们能把一个作家的作品分析得头头是道，说得作家自己目瞪口呆。我有时有点怀疑”。
    忍不住要亮剑了：“子非鱼，安知鱼之乐。你没有钻到人家肚子里去，怎么知道人家的作品就是怎么怎么回事呢？”
    继而端出自己的批评观：“我看只能抓到一点，就说一点。言谈微中，就算不错。”[ 汪曾祺：《林斤澜的矮凳桥》，载程绍国《林斤澜说》，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页。][3]
    这是1987年1月写的。当年9月，在美国的一个座谈会上，他说，在中国，有人说他的小说是散文化的，有人说是诗化的。假设有评论家说他的小说是有画意的小说，他会很高兴，“可惜，这样的评论家只有一个，那就是我自己”。[ 汪曾祺：《美国家书》，载邓九平编：《汪曾祺全集》第8卷，第111页。][4]
    多少有些揶揄的成分。
    又说自己看同代人的作品很少，对五花八门、日新月异的文艺理论看得更少了，“这些理论家拼命往前跑，好像后面有一只狗追着他们，要咬他们的脚后跟……”[ 同上，第128页。][5]
    第二年写的《小说陈言》，他坦言：“我深感目前的文艺理论家不是在谈文艺，而是在谈他们自己也不懂的哲学，大家心里都明白，这种‘哲学’是抄来的。”[ 汪曾祺：《小说陈言》，《后十年集（散文随笔卷）》，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6年版，第196页。][6]
    作家对评论家的工作好像多有微词。
    捷克作家伊凡·克里玛大学毕业时，要找工作，本来可以在文学研究所谋得一个位置，展示自己在文学批评领域的能力。但一想到自己的余生都要花在研究“谁写了什么”或者“写作方法”上时，“我就感到恐惧”，还是“希望自己写些什么”。[ 伊凡·克里玛：《我的疯狂世纪》，广州：花城出版社，2014年版，第215页。][7]
    似乎可以说，他的文学观就是“惟有写者留其名”。
    汪曾祺的兴趣也在创作上，对评论多数时候是歪着脖子看、斜着眼睛看。
    都步入古稀之年了，他还公开表态，“说实在的，我觉得评论家所写的评论实在有点让人受不了”。
    理由还是觉得他们过于自信了：
    像我写的小说《鸡鸭名家》里的陆长庚一样，一眼就看出这只鸭是几斤几两，这个作家该打几分。我觉得写评论是非常冒险的事：你就能看得那样准？我没有这样的自信。（楷体）[ 汪曾祺：《七十书怀》，《后十年集（散文随笔卷）》，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6年版，第242页、243页。][8]
    想必他是赞成李健吾所说的，在杰作面前，评论者不要以“指导的、裁判的”姿态出场。
    《文集自序》，写于1993年：
    都是写东西的人，干嘛要对别人的作品说三道四，品头论足？柯罗连科就批评过高尔基写的文学评论，说他说得太多。柯罗连科以为，一个作家评论另一个作家的作品，只要说：“这一篇写得不错，就够了。”我非常赞成柯罗连科的意见。[ 汪曾祺：《文集自序》，《后十年集（散文随笔卷）》，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6年版，第612页。][9]
    汪曾祺的话说得婉转，惯常的风格，绵软。但绵里藏针，打人不疼，但让人羞。
    稍早时间，路遥写了散文《早晨从中午开始》。里边对评论也是一通牢骚：“说实话，对我国当代文学批评至今我仍然感到失望。”
    开门见山，不打哈哈。阐述理由，滔滔不绝，字与字之间充满了愤怒，与汪老爷子风格迥异，“真刀真枪”干上了：
    我们常常看到，只要一个风潮到来，一大群批评家都拥挤着争先恐后顺风而跑。听不到抗争和辩论的声音。看不见反叛者。而当另一种风潮到来的时候，便会看见这群人作直角式的大转弯，折过头又向相反的方向拥去了。这可悲的现象引导和诱惑了创作的朝秦暮楚。同时，中国文学界经久不衰且时有发展的山头主义又加剧了问题的严重性。
    措辞已经很硬气了，有点不留情面，但还不过瘾，接着“吐槽”不休：
    “直言不讳地说，这种或左或右的文学风潮所产生的某些‘著名理论’或‘著名作品’其实名不副实，很难令人信服。”
    说到这个份上了，还不解气，抖落出自己的旗帜，喊出自己的口号：“不面对文学界，不面对批评界”，直接面对读者好了。“只要读者不遗弃你，就证明你能够存在。”
    也就是说，路遥更重视普通读者的意见，他也经常告诫自己“不丧失普通劳动者的感觉”。[ 路遥：《早晨从中午开始》，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12页、13页、122页。][10]
    这观点是有回声的。天津有个职业批评家，叫张莉，势头正劲。她就经常劝说自己，要“成为普通读者”。
    她不反对文学领域的学术研究，也不反对研究者对理论的学习与化用。但反对教条主义：
    假如专业读者赞美某部作品是基于它符合某种创作理论或创作理念，假如专业读者的文字必须长篇累牍让人读来云里雾里，假如专业读者总是刻板地像个机器人……那么，我为什么要做那个专业读者？
    她希望自己是一个“未受文学偏见腐蚀的读者”，自己写批评文字，是“以人的声音说话”。[ 张莉：《我为什么想成为“普通读者”》，《光明日报》2016年5月13日，第15版。][11]
    温儒敏直言，现下的文学研究有点陈陈相因，缺少活力。很多文学评论、文学史研究和理论研究，大都是“兜圈子”，在作家作品、批评家、文学史家这个圈子里打转，很少关注圈子之外普通读者的反应，只是个“内循环”。
    他觉得，所谓“理想读者”，并非专业评论家，而是普通的读者：
    在许多情况下，最能反映某个作家作品的实际效应的，还是普通读者。正是众多普通读者的反应，构成了真实的社会“文学生活”，这理所当然要进入文学研究的视野。[ 温儒敏：《提倡“文学生活”研究》，《人民日报》2016年8月30日，第14版。][12]
    汪曾祺很就在意普通人的意见。
    《听遛鸟人谈戏》，老爷子以招牌式的晃晃悠悠，表达了这么一层意思。
    他喜欢到北京玉渊潭公园散步，跟一群遛鸟人熟了，经常聚在一起胡聊海聊。有个老包，说京剧处境不大好，关键还是没好角儿：
    “你再有杨小楼，再有梅兰芳，再有金少山，试试！照样满！两块四？两块八也有人看！——我就看！卖了画眉也看！”
    对于遛鸟人来说，画眉是命。
    汪曾祺点评：“他说出了京剧不景气的原因：老成凋谢，后继无人。”
    要说这就可以打住了。但老爷子有意续上一句：“这与一部分戏曲理论家的意见不谋而合。”
    言下之意，似可理解为：有“老包”就够了，何必劳烦那些“专门家”。
    对老包的高见，“戴白边眼镜的中等个老头儿”不以为然。他觉得新生代的人都是外行，分辨不出好东西，“就是梅兰芳、杨小楼再活回来，你叫那边那几个念洋话的学生来听听，他也听不出好来。不懂！”他说的是正在公园里边晨读外语的学生。京剧陷入危机，跟这些学生没有听京剧的耳朵有关。
    汪曾祺禁不住又多说了一句：“这跟一些戏剧理论家的意见也很相似。”[ 汪曾祺：《听遛鸟人谈戏》，《说说唱唱》，北京：作家出版社，2016年版，第11页、12页。][13]
    这两句“补白”意味深长。
    我知道的是，现在的一些大会小会，一些大文章小文章，谈京剧危机、戏曲现状，遛鸟人的这两个观点，还在或先或后、或轻或重、或长或短地反复提及。
    二 心里住着个“小英子”
    1988年8月16日，汪曾祺写了一篇《认识到的和没有认识的自己》，开头是这么说的：“作家需要评论家。作家需要认识自己。‘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但是一个作家对自己为什么写，写了什么，怎么写的，往往不是那么自觉的。经过评论家的点破，才会更清楚。”[ 汪曾祺：《认识到的和没有认识的自己》，《人间草木》，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第281页。][14]
    “画风”怎么变了？
    看来，汪曾祺对评论还是有期待的。
    别人怎么看他的，他也在乎。
    法国安妮·居里安女士打算翻译他的小说，跟他见面，谈了对他的小说的印象，“谈得很聪明”。特别是有一点，别的评论家没有提过，他自己也从来没有意识到。她说他的很多小说里都有水，比如《大淖记事》。《受戒》写水虽不多，但充满了水的感觉，“我想了想，真是这样”。[ 汪曾祺：《自报家门》，《后十年集（散文随笔卷）》，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6年版，第168页。][15]
    这是高度吻合的。自己写时顺着思路走，没有那么多一二三四五、ABCDE，但有慧眼的评论家却看得清楚、明白、真切，几句话就给“点破”了。“想了想”，沉吟片刻，这么说还是头一回，有点儿愣住了。但得承认，所言极是，都在点子上。Wa！
    光说“好”是不过瘾的，关键是要“点穴”，说“好”也要说到点子上。
    1981年，凌宇撰文说，汪曾祺的句子，拆开来看，实在很平常，没有华美辞藻的堆砌，也没有格言的锻炼，“但合起来，却神气全出。一句句向前推移，意象一层层荡漾开去，构成形象鲜明神气凸现的意境”。[ 凌宇：《是诗？是画？——读汪曾祺的〈大淖记事〉》，《读书》，1981年11月，第45页。][16]
    这个说法，汪曾祺还是比较认可的，为文时引用，讲座时也要说一说。有时还加以引申，“我想谁的语言都是这样的，七宝楼台，拆下来不成片段。问题是怎样‘放在一起’”。
    笔下有水意，拆开平淡合拢有神气，汪曾祺中意的是这种类型的评价。这跟他矢志追求的诗意、明快、淡远风格大体是一致的。往远了看，这跟中华先民的思维方式也是接榫的。
    莫砺锋说，中华先民崇尚一种“观物取象、立象尽意”的思路，擅长于借助具体的形象来把握事物的抽象意义。与西方文化相比，中华先民往往不是站在所究事物之外作理智的研究，而是投身于事物之中进行感性体验。[ 莫砺锋：《唐诗与宋词》，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9页。][17]
    这般认识世界的方式，曾经潜入中国人的意识深处。
    可惜，“西学东渐”，生生把这个传统抛了。
    “士大夫”汪曾祺念念不忘。
    无奈供应不足。好不容易遇见了，就不肯放手，而是“吃尽榨干”。
    一想起那些惯于操持坚硬、苦涩学术话语的评论家，他就唠叨个不停，一肚子的牢骚。
    《林斤澜！哈哈哈哈……》，专门写给老友的散文。结尾处，他说林斤澜很关心青年作家的成长，不仅“对他们的作品几乎一篇不落地都看了”，更了不起的是，其中还包括“一些评论家的不断花样翻新，用一种不中不西稀里古怪的语言所写的论文”。
    在他看来，这是大能耐，“能用这种古怪语言和他们对话这一点，他比我强得多”。[ 汪曾祺：《林斤澜！哈哈哈哈……》，《后十年集（散文随笔卷）》，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6年版，第735页。][18]
    多少有点“妖魔化”评论的感觉。
    要说，评论这个活儿真不好干。
    余光中写有《批评家》：
    他们说批评家是理发师：
    他把多余的剪光，
    然后把余下的加以整理，
    用香膏沐得闪亮。
    在奥古斯都和盛唐的时代，
    那情形应该是这样；
    但如果进店的多半是秃子，
    我同情理发这一行。[ 李少君、陈卫主编：《台湾现代诗选》，北京：现代出版社，2017年版，第142页、143页。][19]
    没办法，更多时候，“秃子”当道。理发的只能“执刀四顾心茫然”，倚仗想象，聊以自慰。
    成见也罢，偏见也罢，对趣味不合拍的，汪曾祺一以贯之，不饶恕。
    《林斤澜！哈哈哈哈……》发表于1997年第二期的《时代文学》杂志。当年5月16日，他离世了。
    生前最后一篇文字，是写于5月8日凌晨的《铁凝印象》。文中提及铁凝拿着他在石家庄写的大字对联给父亲铁扬看，这位画家说了两个字：“不凡。”
    “我很喜欢这个高度概括，无可再简的评语。”[ 汪曾祺：《铁凝印象》，《后十年集（散文随笔卷）》，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6年版，第750页、751页。][20]汪曾祺说。
    话不必复杂不必多，精确、明快足矣。
    汪曾祺顺手把这两个字回赠给了铁扬，也回赠给了铁凝。
    他似乎始终沉浸在小明海、小英子的世界里，直至生命行将落幕之时。
    三 “祥子和虎妞结婚，我还随了份子”
    汪曾祺单写过一篇散文，题就是《老舍先生》。
    他们是有过接触的，尽管老舍是上级，汪曾祺还是小青年，但并不见隔阂：“我在市文联几年，始终感到领导我们的是一位作家。他和我们的关系是前辈与后辈的关系，不是上下级关系。”他赞赏老舍这样的“作家领导”，以好的作风给一个单位营造出好的氛围，大家平等相处，开诚布公，说话少顾虑，书生气、书卷气得到悉心呵护，“他的这种领导风格，正是我们今天很多文化单位的领导所缺少的”。[ 汪曾祺：《汪曾祺散文》，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99页。][21]
    这是写于1984年3月20日的文字。
    1986年6月22日，汪曾祺写了小说《八月骄阳》，写的还是老舍。——或许，一篇文字无以表达他对这位前辈的敬意。
    孙郁说：“他其实更能意识到老舍传统的价值，那是平民的世界，我们可以在此聆听世界最本原的声音。在此，老舍给他的暗示，真的是多而又多。”甚至断言：“在一定层面上讲，老舍对他的亲切，可能不亚于沈从文。”[ 孙郁：《革命时代的士大夫：汪曾祺闲录》，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版，第127页。][22]
    且看《八月骄阳》中的一段人物对话：
    张百顺问：“老舍是谁？”
    刘宝利：“老舍您都不知道？瞧过《驼骆祥子》没有？”
    “匣子里听过。好！是写拉洋车的。祥子，我认识。——‘骆驼祥子’嘛！”
    “您认识？不能吧！这是把好些拉洋车的搁一块堆儿，抟巴抟巴，捏出来的。”
    “唔！不对！祥子，拉车的谁不知道！他和虎妞结婚，我还随了份子。”
    “您八成是做梦了吧？”
    “做梦？——许是。岁数大了，真事、梦景，常往一块掺和。”（楷体）[ 汪曾祺：《八月骄阳》，《汪曾祺小说全编（下）》，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765页。][23]
    是不是洋溢着《茶馆》的味道？
    老舍的文字，水准几何？这段对话已经定性了。——当艺术与现实已经没有界线了，不经意间就“一块掺和”了，搅拌在一起了，才是真正的“深入人心”。
    梁启超喜欢给家人写信，一大摞，多是絮叨之言。1912年11月1日，他给女儿梁思顺写信，告知自己在北京湖广会馆有个宴请，来的人有政界、报界、军界、警界和商界的，甚至还来了十几个和尚，“内中有一和尚，汝叔谓为酷似鲁智深，吾不知汝叔几时曾见智深也”。[ 梁启超：《梁启超家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4页。][24]
    把一个人物塑造到这个份上，施耐庵的笔力不用多说了。
    要我看，这也属于评论范畴，而且居上等。
    好的评论文字，在评论，亮观点，辨真伪，又没有“评论腔”。
    1860年1月29日，安东·契科夫诞生，“他写作就好像什么也没说一样。他诉说了一切。”[25][ 爱德华多·加莱亚诺：《时日之子》，北京：作家出版社，2015年版，第20页。]这个对契科夫无上的评价，出自乌拉圭作家爱德华多·加莱亚诺。
    《西窗雨》，汪曾祺直言不喜欢托尔斯泰，也不喜欢陀思妥耶夫斯基，但对契科夫是颇为欣赏的：喜欢契科夫的松散自由、随便、起止自在的文体，喜欢契科夫对生活痛苦的思索和一片温情，“我认为契科夫是一个真正的现代作家。从契诃夫后，俄罗斯文学才进入一个新的时期”。[ 汪曾祺：《西窗雨》，《后十年集（散文随笔卷）》，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6年版，第428页。][26]
    这是在谈印象，在鉴赏。汪曾祺心目中的评论家首要的，就是个鉴赏家。先要投入感情，其次才是道理，评论要跟鉴赏结合起来，行文得讲究个活泼生动，得有点文学语言，得要有点幽默感，反感从理论到理论，干巴巴的，“评论文章应该也是一篇很好的散文”。
    他写有一篇《花溅泪》，不算长，容我全文照录：
    我很少看报纸而流泪，但读了《爱是一束花》，我的眼睛湿了。
    我眼前影影绰绰看到一个四十二岁的中国的中年妇女的影子，一个平常的、善良而美丽的灵魂。她忍让宽容地对待生活，从不抱怨，从不倾诉。但是多么让人不平啊：摆不出做女孩的娇羞，扮不出当女工的美丽，为住房奔走了十几年，没有过做女人的恬静和迷人……命运不曾让她舒舒心心地做一回女人，就剥夺了她做一个完整的女人的机会，——她得了乳腺癌，就要动手术。这种悲痛只有做女人的才能感受得到。这太不公平！
    姐儿仨的姊妹之情是很感人的。妹没有号啕大哭，姐和小妹也没有泣不成声，倒是姐给妹唱了一支歌，“七个调唱走了六个半”，妹破涕为笑了。
    姐把妹送进手术室，在冰天雪地中为妹买了一束妹从来没有接受过的鲜花，踏着积雪归来。
    我不知道车军是谁，似乎不是个作家，这篇文章也并没有当一个文学作品来写，只是随笔写去，然而至情流露，自然成文。
    作者似乎没有考虑怎样结构，然而这种朴素自然的结构是最好的结构。
    结尾也极好：
    “我呢，则和小妹互相依偎着，静静地，等着你醒来。”
    这是真实的、美的。
    读了这样的散文（应该是一篇散文了），会使人恺悌之情，油然而生。
    谢谢你，车军！[ 汪曾祺：《花溅泪》，《后十年集（散文随笔卷）》，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6年版，第743页、744页。][27]
    是散文，当然也是评论。读了最想做的一件事是，把《爱是一束花》找来看看。
    四 “报刊上的评论充满热情”
    《京剧杞言——兼论荒诞喜剧〈歌代啸〉》，汪曾祺写道：
    我对上海昆曲剧团的同志始终保持最高的敬意。他们的戏总是那样精致，那样讲究，那样美！但是听说卖不了多少票。像梁谷音那样的天才演员的戏会没有多少人看，想起来真是叫人气闷。有些新编的或整理的戏是很不错的，但是“尽内行不尽外行”，报刊上的评论充满热情，剧场里面‘小猫三只四只’。无可奈何。[ 汪曾祺：《京剧杞言——兼论荒诞喜剧〈歌代啸〉》，《说说唱唱》，北京：作家出版社，2016年版，第109页、110页。][28]
    为何这么惨淡，报刊上的评论还充满热情？这至今都是个问题。
    这涉及“雅”与“俗”、“叫好”与“叫座”的陈旧话题。
    所谓“雅”，往往是小圈子自斟自酌、自产自销，自我把玩，其他人等不可亵玩。部分报刊好的就是这个调子，于是热情四溢地评说、喊叫，来不及搭理票房、上座率等凡俗琐事。
    也有可能，确实是好，不得不叫几声好，但老百姓就是不给面儿，纷纷用脚投票，生生造就一个“叫好不叫座”，让人失落而无助，“报刊上的评论充满热情”，多少显得尴尬，新添了一块有违“民意”的疤痕。
    还有可能原本就不值得叫好，依照基本逻辑，自然就无法叫座，但为了某种需要，霸王硬上弓，齐声欢呼，产生的热情都是伪热情，进一步还可以细分为资本热情、人情热情、获奖热情等等。
    新时代，新气象。原本就不值得叫好，依照基本逻辑也是无法叫座的，但这个逻辑是可以绕开的，新的逻辑链条是可以再造的。这就是“粉丝经济”的威力。
    不关乎品格高下，不关乎质量优劣，更不关乎报刊上的评论热情与否，只关乎作为“粉丝”的款款深情与浓浓爱意。
    这时的剧院或影院，别说三只四只，“小猫”一只也见不着，只有荷尔蒙和力比多在奔袭、在鼓噪。
    作者简介：王国平，江西九江人，供职于光明日报文艺部。著有报告文学《一枚铺路的石子》、人物传记合集《纵使负累也轻盈——文化长者谈人生》、散文随笔集《汪曾祺的味道》等。曾获第五届徐迟报告文学奖、2011年全国报纸副刊作品年赛银奖、第四届中国报人散文奖等。
    注释：
    [1] 汪曾祺：《书到用时》，《后十年集（散文随笔卷）》，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6年版，第706页。
    [2] 汪曾祺：《汪曾祺书信集》，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6年版，第224页。
    [3] 汪曾祺：《林斤澜的矮凳桥》，载程绍国《林斤澜说》，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页。
    [4] 汪曾祺：《美国家书》，载邓九平编：《汪曾祺全集》第8卷，第111页。
    [5] 同上，第128页。
    [6] 汪曾祺：《小说陈言》，《后十年集（散文随笔卷）》，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6年版，第196页。
    [7] 伊凡·克里玛：《我的疯狂世纪》，广州：花城出版社，2014年版，第215页。
    [8] 汪曾祺：《七十书怀》，《后十年集（散文随笔卷）》，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6年版，第242页、243页。
    [9] 汪曾祺：《文集自序》，《后十年集（散文随笔卷）》，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6年版，第612页。
    [10] 路遥：《早晨从中午开始》，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12页、13页、122页。
    [11] 张莉：《我为什么想成为“普通读者”》，《光明日报》2016年5月13日，第15版。
    [12] 温儒敏：《提倡“文学生活”研究》，《人民日报》2016年8月30日，第14版。
    [13] 汪曾祺：《听遛鸟人谈戏》，《说说唱唱》，北京：作家出版社，2016年版，第11页、12页。
    [14] 汪曾祺：《认识到的和没有认识的自己》，《人间草木》，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第281页。
    [15] 汪曾祺：《自报家门》，《后十年集（散文随笔卷）》，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6年版，第168页。
    [16] 凌宇：《是诗？是画？——读汪曾祺的〈大淖记事〉》，《读书》，1981年11月，第45页。
    [17] 莫砺锋：《唐诗与宋词》，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9页。
    [18] 汪曾祺：《林斤澜！哈哈哈哈……》，《后十年集（散文随笔卷）》，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6年版，第735页。
    [19] 李少君、陈卫主编：《台湾现代诗选》，北京：现代出版社，2017年版，第142页、143页。
    [20] 汪曾祺：《铁凝印象》，《后十年集（散文随笔卷）》，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6年版，第750页、751页。
    [21] 汪曾祺：《汪曾祺散文》，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99页。
    [22] 孙郁：《革命时代的士大夫：汪曾祺闲录》，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版，第127页。
    [23] 汪曾祺：《八月骄阳》，《汪曾祺小说全编（下）》，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765页。
    [24] 梁启超：《梁启超家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4页。
    [25] 爱德华多·加莱亚诺：《时日之子》，北京：作家出版社，2015年版，第20页。
    [26] 汪曾祺：《西窗雨》，《后十年集（散文随笔卷）》，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6年版，第428页。
    [27] 汪曾祺：《花溅泪》，《后十年集（散文随笔卷）》，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6年版，第743页、744页。
    [28] 汪曾祺：《京剧杞言——兼论荒诞喜剧〈歌代啸〉》，《说说唱唱》，北京：作家出版社，2016年版，第109页、1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