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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离》和《羽毛》
开诚布公：我确实喜欢门罗的作品，尤其《逃离》，就如同，我爱法国电影和男人——台词少的和话少的。 言归正传：只讲文学，不谈男女。 峰回路转：不谈男女恐怕不成。据说，人是这个世界上唯一有思想和灵魂的生物，因由这些璀璨闪耀的、乌七八糟的思想和灵魂，把这个世界搞得既“光辉灿烂”又“乌烟瘴气”，然而，若不“光辉灿烂”“乌烟瘴气”，恐怕也无文学世界的纷繁复杂、热闹喧嚣，而人又是由男女组成，所以，“男女”是绕不开的。 读门罗的时候，我想起了另一篇殊途同归的小说——卡佛的《羽毛》。至于为什么两部不同的小说会在我这里发生交集，恐怕得容我慢慢道来您慢慢品。 它们都以男女为经，以婚恋为纬，男女婚恋构成经纬密集的生活大网，这网实实在在普普通通，可以发生在任何集镇任何码头的任何一幢房子里。 先说《逃离》。此处，我本无意对作品内容进行再度阐释，但为解析需要，有必要对此进行相对客观的复述。卡拉无法忍受和丈夫克拉克的共同生活，浮在表面的具体诱因是丈夫脾气暴躁，于是在邻居西尔维娅的帮助下离家出走，逃离惯常的生活。然而，就在卡拉坐在前往陌生城市的大巴车上，克拉克和被她丢弃在车后的生活渐行渐远的时候，卡拉又半路折回。回归其实是再次“逃离”，只是第一次“逃离”是的过去和当下，而第二次“逃离”的却是前方和未知。生活，在“逃离”和再次“逃离”之后，似乎增添了生气，一切好像就此改变——克拉克和卡拉都前所未有地渴望对方，温柔，体贴，甜蜜不断涌现，好日子似乎来临了，在他们彼此重新发现和审视之后——丢失的弗洛拉回来了、破败的马棚修好了、姬和克拉克的关系改善了，一切都散发着春意昂扬、阳光明媚的味道。然而，卡拉仍然感觉“像是肺里什么地方扎进去了一根致命的针，浅一些呼吸时可以不感到疼。可是每当她需要深深吸进去一口气时，她便能觉出那根针依然存在。” 再看《羽毛》。杰克和妻子弗兰到工友巴德家做客，一整晚都是两对夫妇朋友无聊的闲谈。间隙，巴德的妻子厄拉讲述了自己与巴德的往事——巴德帮助自己实现了儿时的两个愿望:拥有整齐的牙齿，饲养一只孔雀。厄拉羞涩，巴德粗野，他们的孩子奇丑无比，他们饲养的孔雀又老又蠢。整个的叙述时空里，毫无奇特、美好、深情，然而，就在厄拉羞涩的讲述和巴德粗野的对答中见出了某种卑微却不卑劣的情感。连向来不易动容的杰克夫妇都被感动了。一向不考虑要孩子的他们，“从巴德和厄拉家回来的那晚，我们钻进被子后，弗兰说，‘宝贝，用你的种子来填满我！’听她这么一说，我全身为之一振，边喊边释放了出来。后来，我们的生活发生了诸多的变化，添了孩子，还有其他等等。”平淡的生活似乎被重新点燃，“好日子”又有了来临的征兆——那个夜晚之后，杰克夫妇显然为之一振，生活发生了变化。然而，变化之后，生活继续陷入庸常：“变化是后来的――它来临时，与发生在其他人身上的事情完全一样，但不像我们所希望的那样。‘你该死的朋友和他家的丑八怪。’晚上看电视时，弗兰会无缘无故地说上一句。‘还有那只臭鸟。’她会说。‘老天，谁会养那样的东西！’弗兰会说。她现在常说些这样的话，尽管从那次以后，她再也没见到过巴德和厄拉。弗兰不再去奶制品厂上班，她早就把她的长发剪掉了。她也开始发胖了。我们不谈这些，有什么好谈的？” 是呀，我们不谈这些，有什么好谈的。难道，我们能在那些庸常的日子里，谈谈心中的那根针吗？显然是不能的。原本我们以为，一切就此改变，而且光芒就在转角处铺开。不该是这样吗？至少一直以来我们都是这样要求小说的。可是，小说应该像韩剧那样，听由观众的感觉和意见而随意更改情节和结局，以满足他们的愿望、幻想、平庸、胆怯吗？这样的迎合是不是同观众一道回避真实走向虚假，沉溺于软弱而投向愚蠢吗？小说就那么没有个性，那么虚伪，那么懦弱吗？答案自然是否定的。它有它自己的逻辑和命运，就算文学大师也无法忤逆。可是，这又有何难？来小儿辈都可以轻易改写的剧情，难道大师会举手无措听由文学命运的摆布？当然可以不听“摆布”，可以随心所欲，可以不尊重它的走向，自由地做文学世界的国王。但是尊重是交互的，自私狂妄甚至愚蠢妄为恐怕终究无法得到文学和真理的青睐。况且，任何真正热爱文学和真理的作家都真诚的尊重它们本身。不，它们互相尊重。 回到门罗和卡佛，他们像约好了一样用大部分笔墨，为我们呈现了海平面之上洁白的冰山，却把沉默、想象、思考留给了海平面之下的巨大山体和基座。那山体如何，基座如何，需要沉默、想象和思考连同那露出的一角共同完成——一个整体，一篇小说的整体，一个文学的整体，一个命运的整体。 卡拉心里有针，或许一直都有，并且一直存在。也许弗兰也有，她剪了长发、发了胖、骂骂咧咧是因为那根隐藏的针吗？克拉克和塞尔维亚有吗？杰克、巴德、厄拉也有吗？那个丑孩子和肚子里的种子未来也会有吗？门罗和卡佛有吗？文字之外的我们有吗？与其说卡拉放弃了逃离不如说卡拉无处可逃，与其说杰克和弗兰不知道谈什么，不如说没什么可谈的。我只是担心那潜藏在海平面之下的暗涌——卡拉会不会变成弗兰，他和卡拉克会不会也无话可谈？ 我们希翼变化延伸至美好，常常以为生活就此改变，一切因由一个意外契机而走向明亮，我们当然可以希望，但也只能停留在希望之上。生活只会按照自己的逻辑行走，并不因个体的希望而改变轨迹。 这是我们的希望，也一定是门罗和卡佛的；但这是我们的人间、我们的现实、我们的真实，当然，也是他们的。 伟大与庸俗 我没有办法用统一的概念去定义小说的真实是什么，但小说的真实远非现实主义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中的所谓的客观描绘和再现现实的真实，而更多指向一种广阔的精神性的存在。这也是一直以来，尽管卡夫卡的小说表面看起来荒诞无比，几无可能在现实生活中找到的原型，但极其真实的原因，也正是卡夫卡小说的真实和卡夫卡本人对写作和人生的真诚和智慧，赢得我们无上的敬意和尊重。除了在科幻电影和小说里，我们无法想象在人类的现实存在中，一个人会在某天早上无缘无故地变成甲虫，这简直就是荒唐的“瞎话”。没关系，小说本来就允许虚构，只要它的精神通向真实。以甲虫的形态生存的格利高尔，体会到人性最真实最微妙最丰富的感受，并且重要的是，这些生命体验都超越了个人而上升至普遍，它通向整个人类的性灵和精神。令人颤栗、惊愕、紧张的生命悸动也超越了漂浮于生活表层的具体的个别事件和经验。这便是《变形记》为何被冠以经典文学而非科幻小说之列。以此为例，是否可以见出伟大与通俗的区别？ 日光之下已无新事，小说提供的故事几乎都能在现实中找到原型，所以，从“艺术来源于生活”这个发生学的角度来说，小说家再怎么“胡编乱造”也不为过，因为，它都会是基于现实生活的，如果说来自现实便是真实的话，那么为什么仍旧有些作品让我们感觉奇怪、虚假、矫揉造作呢？ 尽管小说家是其作品的命运主宰，是上帝，在其所创造的世界中可以任意体现他的主体性，但是，小说有小说自己的真实，这是小说之所以是小说而不是其它的本质所在。一部作品的伟大往往超越他的作者，正因此，必要时小说家要向他的作品做出妥协，不，确切地说，是向伟大和真理妥协。这就是为什么，托尔斯泰并没有按照原来的设想把安娜写成一个应受道德审判的荡妇，而使她成为让自己变憎恨为不忍的悲情女人，小说家被人物“牵了鼻子走”。不必羞愧，它的伟大大于你，她的悲痛痛于你。真正打动你我他的是亘古永恒的生死爱欲。而那些怪异、虚假、矫揉造作并非来自于小说自身的真实逻辑轨道，而是来自于作家本人的过度“创作”和过度“主宰”。 张大春的《小说稗类》中有一个“国王死了，王后在干什么”的例子，按照常规逻辑，国王死了，王后伤心欲绝，可是国王死了，王后是否可以在花园里散步？张大春提出问题并做出假设、探讨和回答。当然可以。他认为，至少“王后没有无缘无故地死，也不必在妥善的安排下悲伤而死；她只是在花园里散步，那其实是好得很的”。在这个论断中，张大春所说的“好得很”，并不指向当然也可以指向这位特立独行的王后的特立独行的行为，但更多的是就作品的独特性和超越性而言，这二者几乎是小说最重要的质素了。王后自然可以“在花园散步”，小说可以提供诸多可能，王后不仅可以在花园里散步，还可以到非洲旅行到南美改嫁甚至到梵蒂冈当修女……可以做任何事情，只要吻合小说的内在逻辑。由此可见，小说的真实不是意指故事的浅表性真实，而是内在逻辑的真实，是文学命运的真实。但是最没劲的就是“国王死了，王后也伤心的死了”，固然既符合外在的真实也符合内在的真实，但是它太常规了！ 门罗和卡佛的小说也“常规”，它“常规”得几乎就是生活的如影随形。可是，此常规与彼常规又有何不同？我想这个问题又再次引发伟大和通俗的辨别，归根结底，伟大的小说指向存在的真实，尽管那些伟大的小说家也是在小说的世界中胡编乱造，他们迷惑读者好像这些由他们的头脑产出的故事都是他们身边发生的，他们在说谎，却不但无罪而且有功，功在他们和它们掀开了面纱让我们直观到存在的本相。 为更好地阐明问题，再引一例： 人物：一对情侣。 故事：某男某日发现某女的书桌上放了一本名曰《世界十大禁书》的出版物，内收《失乐园》《查特莱夫人的情人》《金瓶梅》等情色小说，不得了了，男人顿时火冒三丈，质问女人怎么能读这些书呢？它会引诱肉体产生不当的生理激情的。女人莫名其妙于男人的怒火中烧，她知道男人的理解存在问题，但不知从何辩驳 …… 这个受了委屈的诚实的可怜的姑娘！她一定知道这“十大禁书”与黄色读物的区别，但是区别是什么？为何同样写性爱，这些作品被视为伟大，而另一些就得站在性爱科普、通俗读物甚至淫乱迷情的队伍呢。相同的题材甚至相同的故事却走向不同的内容和品格，终究为什么呢？这是那个姑娘的疑问，也是我的疑问。某日，在苏珊·桑塔格《反对阐释》中，我读到一段话：“就题材消失这种观念而言，我们或许只有唯一的一个严格标准，来把作为艺术的色情文学、色情电影或者色情绘画与哪些姑且称作“黄色物品”的文学、电影或绘画区分开来，黄色物品有“内容” ，而且有意对其进行设计以使我们与这种内容发生联系（带着厌恶或者欲望）。它是生活的替代。然而艺术并不激发性欲；或者，即便它激起了性欲，性欲也会在审美体验的范围内被平息。所有伟大的艺术都引起沉思，一种动态的沉思。无论读者、听众或观众在多大程度上把艺术作品中的东西暂时等同于真实生活中的东西而激动起来，他最终的反应——只要这种反应是对艺术作品的反应——必定是冷静的，宁静的，沉思的，神闲气定，超乎义愤和赞同之上。”（《反对阐释》，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29页）。滥俗只作用于感官，而伟大却关涉性灵，这便是即使故事相同，内容品格却大相径庭的根本原因。如果桑塔格愿意，我想把她的这句话作为前述问题的可靠答案，并将之送给那个姑娘以及有过此类疑惑的自己和人们，愿我们能在文学中和日子里拂去雾霾而走向澄明！她会同意的。 《圣经》云：“野地里的百合花怎么长起来；它也不劳苦，也不纺线，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你们这些小信的人哪！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神还给它这样的妆饰，何况你们呢！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些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耶稣批评小信之人的狭隘，岂不知若是求得了上帝的国和义，那衣食住行便都有了。对于小说而言不也如此吗？虽然洞悉了博大深邃的小说精神未必能求得小说，但对小说精神不曾了解和把握，真正的小说便无从谈起。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