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 晖：2012年中国报告文学优秀作品排行榜出炉，何建明的《国家》、陈启文的《北京风暴》等10部作品榜上有名。这是中国报告文学学会首次举办的报告文学排行榜活动，意义相当重要。在这之前，我们看到有各种报告文学年选，这些由专业人士遴选的选本，无疑是具有权威性的。现在这个排行榜的推出，更加带有“组织”色彩，强化了报告文学的传播速度和力度。报告文学学会的这一举动，使“报告文学”这一重要文体的年度重要作品迅速进入受众视野。我把这看成是多媒体时代文学的主动选择。某种程度上说，这10部作品是2012年度报告文学创作的缩影，同时，也是代表。与2011年相比，2012年的报告文学显得有些波澜不惊，不过它的特点倒是比较鲜明，比如对于“正能量”的传递、对现实问题和重大事件反思的个性化和独立性、对于报告文学文体尊严的思考、新生代的悄然崛起等等。而我们能在2013年继续谈论报告文学一年来的收获，是不是有点“末日重生”的感觉？ 丁晓原：我觉得你对2012年报告文学的总体把握是符合实际的。报告文学的存在和它的发展迎合了时代和读者的需要，不以任何主观“预言”而转移。报告文学没有“末日”，倒是可能今天有太阳，明天会是多云；今年丰年，明年欠收。2012年的报告文学如你所说“有些波澜不惊”，这大致也是报告文学的常态。我们需要在常态中寻找意义，就像我们的日常生活一样。报告文学学会作为一个组织的价值在于行动，2012年首次发布排行榜，其意义已超越了排行榜本身。学会多位同仁编选报告文学年选，在我看来，它混合了文体的专业性、读者的市场需求和编选者的个人眼光，而排行榜应该更多地体现出文体的专业尺度。首次排行榜强调“上榜作品应尊重报告文学文体的本体性，具有现实关怀的品格，关注现实，介入现实，呈现真实”，强调作品应“具有深刻的思想观察、解释力，主体鲜明，思考独到，精神内容丰厚；具有与报告文学文体相应的文学性”等，基于的正是基本的文体价值取向。 “国家叙述”与“正能量”传递 王 晖：2012年度报告文学的宏大叙事以何建明的《国家》为最。在我看来，这部长篇报告文学是何建明创作的又一个标志性作品，它既保持着“何氏”报告文学一以贯之的文本特质，又显示出别样的风姿。一方面，这部作品描述对象的重大性，可能是2012年度报告文学中最为突出的，它是对当下中国具有国际影响的重大事件的深度追踪和全景勾画；另一方面，出色的文学性表达使作品深具可读性之魅，令人产生“欲罢不能”的阅读效应。作者说这部作品是“国家叙述”，我理解这个“国家叙述”应当包含两个方面：一个是指文本叙说的对象，那些涉及具有全国性或全球性影响或意义的事件与人物，以及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典型等；另外，“国家叙述”指叙述方式，即全景式、多角度、多层次的高屋建瓴式描述，以及这种描述所显示出的国家形象、文学气势与民族风格。“国家叙述”的向度不是惟一的，而是多元的，不是平面的，而是立体的。应当说，何建明的许多作品都具有“国家叙述”的气质，就2012年来讲，他的《三牛风波》也同属于这种叙述方式。除却《国家》，黄传会表现海军潜艇部队成长史的长篇报告文学《潜航》虽然主要致力于揭秘历史，但很有现实价值和国防意义，因此也契合“国家叙述”的内质。 丁晓原：你对“国家叙述”的表述相当学理，也比较完整。无疑，何建明的《国家》属于典型的“国家叙述”，而他的《三牛风波》可谓是一种“非典型”的“国家叙述”。表面看来，作品叙写的只是一个事件，但作品通过回应公众质疑、还原生活的真实的方式，表达了对西部发展和中国青年知识分子成长等重大问题的关切，可谓小中见大。此外，还有一些“国家叙述”的作品，如《欲火重生》《蜀道重光》《天歌》《致以共和国的敬礼！——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昨天与今天》《天梯神示——中国“神九”太空飞船成功发射的台前幕后》《亮剑湄公河——中国警方“10·5”案件侦破纪实》《中国民办教育调查》等。这些都是2012年度值得关注的作品，它们有的题材新鲜，给读者展示出新的现实空间；有的虽写旧题材，但作者能深入开掘报告对象，因而呈现出新视角、新体验、新表达、新价值。2012年是中国的“航母年”，海军作家黄传会的《潜航》可谓恰逢其时，这一作品在现实航母的巨大特写中叠映了我们挥之不去的历史光影。《潜航》和此前的《龙旗——清末北洋海军纪实》《逆海——中华民国海军纪实》《雄风——中国人民海军纪实》共同构建了百年中国海军史的大叙事。 王 晖：与“国家叙述”相联系的是报告文学对“正能量”的传递。“正能量”一词来源于英国心理学家理查德·怀斯曼的专著《正能量》，指的是一种健康乐观、积极向上的动力和情感。对于“正能量”的传递，其实也是作为“时代文体”的报告文学在逼近现实、思考现实和书写现实时的必然选择。王宏甲2012年写出了《永不失望》，通过对主人公刘日的追叙，为读者呈现了一个始终如一为民谋利的党员领导干部形象。叶多多的《一个人的滇池保卫战》描述的是怀抱“滇池是我的母亲”、“谁毁滇池，我就要和他拼命”信念的农民张正祥——这是一个当代中国的堂·吉诃德。我特别感念的是，这个人物在与破坏滇池生态环境的各种邪恶力量对抗时所秉持的良知、正义、责任感和使命感。看上去，他似乎是孤独无助的，但实际上，他所释放的“正能量”正在影响或改变着大多数人。杨年华《国旗阿妈啦》里的主角——百岁藏族老党员次仁曲珍45年如一日坚持每天在自己的院落里升起五星红旗，显示出她心中信念的坚定和执著。无独有偶，一合《果实》中的河北农大同学们为安慰已病逝同学的父母， 15年如一日坚持给同学的父母寄钱、写信，充分表现出他们的高尚人格和精神境界。梅洁反映“南水北调”工程中移民外迁的《汉水大移民》，赞颂了几万移民干部的艰辛付出，以及十几万移民“舍小家为大家”的奉献精神。“正能量”的传递，充分显示了当下报告文学作家的写作态度和价值取向。 丁晓原：“正能量”是2012年的一个热词。报告文学不仅要有批判的力度，也要有阳光、有温度，要给读者“正能量”。近年来，报告文学作家较多地投入到具有“正能量”价值的作品写作中。擅长于“正能量”写作的李春雷，2012年创作了《幸福是什么》，以质朴而精致的写实方式，为我们构建了一座别致的郭明义雕像。作者走近主人公郭明义的生活和心灵世界，写活了新世纪“雷锋精神”传人郭明义感人的形象。《青樱桃，红樱桃》则以日记体的方式，叙写了女大学生村官张广秀美丽的青春。李迪的短篇《你可知道，那草帽在何方》属于公安“清网”题材，其中的人性叙事颇为出新而感人。年逾7旬的老作家庞瑞垠推出的长篇报告文学《一个人和一座城市》，书写了人与城市的关联，尤其是精神的关联。作品通过对人物的深入叙写，歌颂了新时期的中国脊梁精神。 现实反思与个性视角 王 晖：现实反思性作品在2012年也有所斩获，一些优秀之作体现出反思的个性化、表达的独特性。梁鸿的《梁庄在中国》以“梁庄”这样一个极富象征意味和个性特征的符号，在更大的时空里思考“三农”、城乡文明的互动与转型等问题。《北京风暴》则给予灾难写作以新的启迪。作品聚焦北京7月21日的特大暴雨，有着非常明确的写作目标和书写视角。作家无意于写一个传统模式的表扬稿，而是重在“反思”悲剧发生的原因，以及如何预防悲剧的再次发生。正如评论者所说：“作者的目光关注普通人的生命安危，关注社会众生的形象心态，关注政府执政理念的进步，更深层次地追问思考灾难背后的自然与社会原由。”冯锐的《亮剑湄公河》对中国警方跨国抓捕大毒枭及其团伙的行动做出生动描写，凸显了大国责任和人道情怀。陈歆耕的《猫鼠博弈》记录的是反扒神警的传奇故事，书中还有数十个小偷的口述实录，从中投射出人性变异、犯罪心理等问题。此外，徐刚的《大地书》、马淑琴的《京西大拆迁》、杨豪的《农村留守妇女生存报告》、王伟举的《探秘火山口上的温州》等，也都凸显了作者的个性化视角和独立思考的力度。 丁晓原：在“后起”的报告文学作家中，我比较看好陈启文，他具有难能可贵的现实反思精神，这对于写好报告文学是至关重要的。我曾说过，在报告文学、纪实文学和非虚构的名称纠结中，最值得警惕的是文体泛化中核心价值的丢失。报告文学的核心价值是决定这一文体独特性的现实品格和思想力量。报告文学的现实品格，要求报告文学作家能主动回应社会、介入现实、呈现真相，这也是报告文学之谓报告文学的前提。陈启文的《北京风暴》正是2012年具有现实品格作品中的一个典型标本。正如你所说，这一事件往往被写成传统模式中“转移话题”的表扬稿，但有思想的作者不会放弃思考的本能，他能在既成的模式中寻找反思的可能与视点。其实，现实反思不仅是这类作品写作的逻辑定位，而且在以正面叙事为主的作品中，也是极为重要的。孙晶岩的《中国女子监狱调查手记》在2012年具有重要影响，作品主人公是看守所管教民警，通过他们感人的人性叙事，彰显大墙中的人道光辉。但作品不止于此，还以专章《调查后的思考》深入思考高犯罪率的形成原因和监所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唐晓玲的《城市底色》不是一般的“好人好事”报道集，作者认为，“如果说，经济发展改变的是一个城市的面貌，那么文明的力量则可以化育一个城市的风骨”，所谓“底色”，表达的正是唐晓玲对现代化的深入思考。 王 晖：在对现实表达的另一类作品中，李春雷描写郭明义的报告文学《幸福是什么》也表现出独特性，正如你在对这部作品的评论中所说，“写作郭明义需要作者更多地在‘二次选择’上精心作为。这里的‘二次选择’主要是选取郭明义这一独特人物具有‘再写作’意义的质料。” 近来关注大学生群体的傅宁军在2012年发表了《大学生从军报告》，和《大学生村官》一样，将描述的视点由校园扩大到社会，将大学生与社会的关系、与国家的关系紧密结合起来考察，由此显示出以“90后”为主体的新一代大学生的精神内质。赵雁的《天梯神示》以景海鹏、刘洋和刘旺三位航天员的成长史为切入视角，表现“神九”飞船成功发射的“神秘内幕”。此外，阎纲的《美丽的夭亡》和汪浙成的《女儿，爸爸要救你》等亲情纪实，在描摹可贵亲情的同时，更多地给予人坚韧、达观和奋力前行的精神动力。 历史叙事与多方位呈现 王 晖：立足当下社会生活，是报告文学创作的基本原则。追述历史、连结当下、启迪未来，也是报告文学的应有之义。徐剑描述东北老工业基地的《白山黑水》别具韵味，作家将历史与现实对接，用丰富的细节构筑起强烈的现场感。东北老工业基地昔日的辉煌、曾经的暗淡和今日的雄风重振，被形象地描摹出来。傅宁军的《此岸 彼岸》以1958年8·23炮击金门事件为引子，叙说海峡两岸百姓潮起潮落的悲欢和希望。丁晓平的《中共中央第一支笔》《王明中毒事件调查》等对中共高层人物的纪实，力求还原真相、澄清事实，显示出文学、历史、学术的多方位视角观照和跨文体写作的特质。吴越的《爱在疼痛时——被改造者的情事1957-1976》，写出上世纪60年代刑满释放人员无法回归社会，被迫在劳改农场“强制就业”的生存境遇，具有强烈的亲历性，显示了历史叙事的真实价值。 丁晓原：历史非虚构写作有一个边界的问题，其基本要求是主体在还原历史存在时必须“够得着”，在写作取向上，要追寻现实和历史的“可链接”。作品叙事对象在时间上是适度的，在具体的写作中是可纪实的，即历史的存在应该具有切实的史料、文献记载。作者可以通过采访与过往存在具有关联的人物而走近历史、再现历史，还可以通过踏访历史遗存感知当年的人与事。2012年的历史叙事写作依然活跃，除了你提到的作品外，钟法权的《陈独秀江津晚歌：一个人和一家人》、熊光炯的《心远——一个教育世家的百年沧桑》和李青松的《开国林垦部长》也值得关注。《陈独秀江津晚歌：一个人和一家人》取材独特，将政治人物的信仰、人格以及普通的人性、人情、历史命运与个体生命等作了多维的叙写。《心远》不是一般的教育史叙事，作品以一个教育世家的“百年沧桑”串联起诸多的叙事要素，将“教育世家”的本体叙事与百年中国史大叙事有机地结合起来，构造了历史纪实的宽度。李青松的《开国林垦部长》采用的是历史小叙事的写法，饶有滋味的细节和场景呈现了开国部长可敬可爱的精神形象。 新生代与新希望 王 晖：这些年，我们一直在感慨的一个问题是报告文学作家的后继乏人。最近，这个问题似乎有了转机。2012年涌现了多位新生代作家，如陈启文、叶多多、梁鸿、丁晓平、杜文娟、纪红建、聂还贵、王晓云等。这当中，除了陈启文、王伟举、聂还贵等年龄稍长，其他人基本都是“70后”。这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我们的焦虑，也带来了新的希望。我希望，这不仅是年龄意义上的后继有人，更应该体现在写作理念、写作风格、精神向度上的继往开来。从已经发表的作品来看，对现实的独立反思和深切的人文关怀是这些新生代创作的显著特点，这无疑是报告文学新发展的一个良好开端。 丁晓原：新生代的生成，这是2012年报告文学一个极有意义的话题。新生代孕育了新希望、新创造。你列举的多位作家的创作态势，足以让我们对报告文学的发展有更多期待。他们不仅具有年轻人特有的活力，更有对于创作的自信。曾维康及他的《农民中国：江汉平原一个村落26位乡民的口述史》应该被我们特别提及。1983年12月出生的曾维康， 2011年从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毕业，《农民中国：江汉平原一个村落26位乡民的口述史》可能算是“非典型”的报告文学，但正是这样一部接上“地气”、冒着“热气”、写出“生气”的关于乡村“原生态”的口述史，被人们称为“是一部21世纪中国农民的生存报告，是一部浓缩了当代中国农民的命运、奋斗与希冀的心灵史”。报告文学的希望在青年，报告文学需要非职业写作的务本开新。 王 晖：的确，如你所说，报告文学的希望在青年。套用100多年前梁启超的那句名言“少年强则中国强”，我们可以说，“青年强则报告文学强”。当然，正像当下一些老牌报告文学作家存在着如何超越自己、超越题材书写优势的问题一样，新生代作家也需要不断扩大视野、磨练意志、锻造精良文本、成就宏大气象。我们应该寄希望于更多的“70后”、“80后”，甚至“90后”作者加盟报告文学的写作行列，希望这些新生代成为21世纪中国人实现“中国梦”的见证者和记录者。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