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2年报告文学创作的整体态势是平稳发展，比较鲜明的变化是日渐向报告文学自身的文体特色与特质回归，即：以简练的文字，对现实生活迅速地做出反映和反思，关注重大新闻性事件、社会焦点和国计民生，重视作品的社会效果。 深度挖掘新闻事件 2012年，众多报告文学作品注重快速反映现实，以深入的开掘和细致的描写回应公众关切，满足读者对于深层解读新闻热点问题之需。 报告文学作家比记者走得更远，采访更多，书写更形象，思考也更深刻。北方(张立新)在神舟九号发射基地亲历亲闻、深入采访，发表了《神九，与天宫有约》(《神剑》第4期)，详述“神九”发射前的准备工作以及点火起飞、交会对接等精彩时刻，堪称“神九”飞行全纪录。赵雁的《天梯神示——中国“神九”太空飞船成功发射的台前幕后》(《北京文学》第10期)，关注“神九”3名宇航员刘洋、刘旺和景海鹏的选拔、准备经过，以及“神九”的饮食生活、地勤保障等情况，揭示了诸多鲜为人知的内情。特别是对“中国嫦娥”——首位女航天员刘洋的描写生动形象，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在23岁清华毕业生焦三牛破格选拔为副县级干部事件发生后，何建明通过实地采访，创作出版了《三牛风波》一书，深入剖析“三牛事件”的真相，揭示出我国在用人体制上的重大突破，透视当代有为青年全新的理想抱负与青春抉择，反映出一个民族充满希望的光明前景。何建明的另一部作品《国家：2011·中国外交史上的空前行动》则以鲜活生动的文字记录下2011年2月我国政府动用各方力量，用十几天时间从战乱中的利比亚撤离3万多中国公民的国家行动。通过渲染战火纷飞硝烟弥漫的背景环境，更增加了救援行动内在的紧张感和巨大的张力，使得在战火中的穿越救援更显得英勇可敬。 侦查、公安题材的报告文学在本年度显得格外突出。冯锐的《亮剑湄公河》、衣向东的《跨国擒凶》关注我国警方的跨国行动。前者描述了毒枭糯康残害我国公民的罪恶经过以及公安部门通过国际协作抓获糯康的曲折过程，后者描写的是我国警方远赴安哥拉侦破侵害中国人案件的全过程，都涉及了备受公众关注的焦点话题。过去的一年，更有多位报告文学作家走进公安系统，书写新中国历史上最大一次“清网行动”。董保存、丁一鹤的《全国大追捕》，张胜友的《天网恢恢》等都是对这场成果卓著的清网行动的真实记录，形象反映了信息时代中缉捕工作的便捷与错综复杂。孙晶岩的《中国看守所调查》通过实地调查北京、丹东、萧山等多地看守所，反思社会与法治、法治与人的关系，具备鲜明的社会意义。此外，陈启文于2012年10月发表了《北京风暴》一文，聚焦不久前发生在北京的特大暴雨。作者通过认真深入的实地勘察，力图还原事件真相，并对事件进行了沉重的反思，延续了作者一贯的实地求证、介入生活的创作风格。 在描写与刻画新人方面，报告文学作家选取的大多是新闻事件的核心人物或先进典型。《深圳晚报》在莫言获奖次日刊发《莫言传》，讲述莫言的成长创作历程，内容新鲜，引人阅读。王宏甲、刘标玖的《吴孟超传》选取曾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肝胆科专家，反映一代知识分子的胸怀与理想追求。李春雷的《青樱桃，红樱桃》描写了大学生村官张广秀兢兢业业、甘做平凡小事、病倒在岗位上的感人事迹。韩小蕙的《刘路一飞冲天的奥秘》揭示了一个年轻英才的成长奥秘。 牵记百姓冷暖 关怀草根生存 “以人为本”理念深入人心，是新世纪以来中国社会的一大进步。报告文学作家注重立足百姓，眼光向下，关切草根底层，关心人间冷暖，写出了一批以“小人物”为主人公的纪实报告。 孙惠芬回到自己的老家，对农民自杀现象进行深入采访，写下了长篇作品《生死十日谈》，将当下部分农民艰窘局促的生活情状一一展露，反映出社会转型期农村社会的困境以及广大农民在生产生活、情感心理等各方面遇到的新问题，具有鲜明的人文关怀品格，是本年度非虚构创作最重要的收获之一。党益民的《蜗居公厕》别有意味地选择了一家居住在公厕的清洁工作为描写对象，以人物讲述的方式，反映了“城市边缘人”的生存处境，体现出报告文学作家通过书写底层百姓表现现代城市容易被人忽视或忽略的另一样人生。这种走向大地、走近人民的创作倾向是一种特别值得倡导的创作选择。 郑小琼的《女工记》采用诗歌与采访手记相结合的方式，描写了十几位自己熟悉或接触过的女工，得心应手地记录下南方工业化大生产流水线上普通女工的生存状况。梁鸿的《梁庄在中国》，选取那些离开梁庄四处打工经商谋生计的乡亲作为自己的描写对象，表现他们生活的酸甜苦辣，凸显他们或朴实、或狡诈、或圆滑、或厚道的性格以及千差万别的生存境况，反映出变革时代带给中国传统乡村和中国农民不可阻挡的巨大转变，可谓是一部贴近当下社会现实的优秀之作。 2012年报告文学还充分关注社会边缘人、弱势群体或容易被遗忘的角落。梅洁、鄂一民的《汉水大移民》聚焦为南水北调作出牺牲的18万移民，描写他们在别离故乡家园时的疼痛，表现了他们无私的奉献精神。杜文娟的《阿里 阿里》将目光投向高远的西藏阿里，反映那片土地上人们艰难的生存状况，表现援藏干部勇担责任、甘于奉献的品格。丁冬、章江红的《耳蜗》反映人工耳蜗植入带给千万聋人的福音，从残疾人身上，我们可以看到真善美的闪光，他们的经历也检阅着我们每一个健全者的灵魂。陈亚军的《什么卡住了车轮子》是关于北京治理交通拥堵的纪实，这也是与普通市民生活息息相关的一个社会主题。 杨年华的《国旗阿妈啦》描写了一位生活在西藏边境、坚持48年不间断在自家院子里升国旗的百岁老阿妈，表现了她对祖国和党深厚的感情。76岁的汪浙成遭遇了爱女不幸罹患白血病的痛苦。他的《女儿，爸爸要救你》生动叙述了灾难面前父女同心，共同微笑面对并取得了抗击病魔的胜利。作者在古稀之年通过顽强努力拯救了一直对其隐瞒了数十年真相的养女，其情其景足以感天动地。李迪的《梦中的橄榄树》是一篇精短的报告文学，他以自己收养流浪猫、流浪狗的经历，栩栩如生地讲述动物与人的亲近眷恋之情，表现了关爱动物、保护动物，促进人与动物和谐共处的主题。 反映社会焦点体现文学担当 教育题材报告文学继续备受关注。徐世立的《一个孩子的战争》讲述了一个高知家庭对一个问题少年的拯救过程。孩子厌学、叛逆、网瘾，令家长头痛不已，父母几乎牺牲了自己的一切，只为了拯救自己珍爱的孩子。孩子逐渐醒悟，开始发奋并最终考上了中央戏剧学院，带给了家长无尽的欣慰。作品看似描写的是一个家庭的个案，实则具有相当普遍的社会意义。铁流、徐锦庚的《中国民办教育调查》则通过讲述民办高校的成败典型，表现了民办教育对于教育事业的发展、对于国家、民族未来的重大意义。野莽的《刘道玉：80年代那场轰轰烈烈的高教改革》描绘了教育改革家刘道玉的事迹，回溯了一段值得铭记的高教改革史。沙林的《不能缺失的心》提出，勇气、创造力、想象力、快乐、自由的缺失，是阻碍中国创新之路的深刻原因，从而对我国的教育等作出反思，富于启示意义，令人掩卷长思。此外，大学生就业是社会关注的一大热点。傅宁军的《大学生从军》反映了大学生入伍参军潮，以及大学生从军带给我国军队的新气象、新面貌。 生态报告长期以来都是报告文学的一个亮点。叶多多的《一个人的滇池保卫战》塑造了一位生动感人的平民英雄张正祥。这个居住在滇池边上的普通农民，不惜倾家荡产，妻离子散，30年来与破坏污染滇池的行径作坚决不屈的斗争，表现了这位生态斗士身上宝贵的勇气、执著及凛然正义，倡扬了社会急需的公民意识与生态环保精神。肖亦农的《绿色毛乌素传奇》则通过今昔对比，讲述了治理毛乌素沙漠取得的卓越成就，刻画了宝日勒岱、殷玉珍、丁新民等治理沙漠生态的优秀代表。陈岗龙的《草尖上的文明》记述了草原文明、游牧民族的生活状态，是关于蒙古族游牧文化的形象记录。张锐锋的《鼎立南极》则讲述了我国南极科考的历史，资料弥足珍贵。 家族谱传与历史纪事方兴未艾 2012年，报告文学领域继续涌现出一批生动感人的家族叙事作品。刘剑波的《姥娘》通过讲述外婆曲折坎坷的一生以及亲人对待其态度的冷淡隔膜，对我们伦理道德观念受损的现实进行了批判与反思，具有深沉的忏悔意识。彭学明的纪实作品《娘》主要围绕自己与母亲生前的情感“斗争”展开，表现了母亲无私、宽广的大爱和自己对母亲的误解，是一部值得天下子女阅读的警世之作。黄金明的《跟父亲的战争》讲述的是十几年来自己与朴实耿直父亲之间的对抗，鲜明地塑造了父亲的形象。张培忠的《永远在路上》则通过深情追忆，刻画了给予自己终身影响的令人崇敬的父亲形象。这些作品中的父母长辈，都是最平凡普通的父母，他们以自己的言传身教，影响了我们子女一辈的品格与魂魄。与此相似，熊光炯的《心远》通过叙说一个教育世家——南昌月池村熊家百年的沧桑，揭示出文化和精神血脉是如何在熊氏家族绵延传承100年的经过。这种精神、道德和文化在父子母女之间的传续，可谓是对抗当下社会道德危机的佳药良方。 同时，报告文学作家还从旧闻中挖掘新闻性的内容，使之具备旧闻新知的特性。吴越的《爱在疼痛时——被改造者的事情1957-1976》，真实记述自己23年劳改生涯中亲历亲闻的关于“二劳改”们(刑满释放被强制就地劳动改造的人)婚恋生活的各种故事，表现被忽略的社会底层的一群人的生存状况，百般酸苦，尽展笔底。丁晓平的《王明中毒事件调查》通过采访历史知情者、研究者，查阅大量档案资料，力图还原历史真相。聂还贵的《中国，有一座古都叫大同》以散文笔法叙写了大同的千年历史，具有一定的学术意味和智性色彩。李青松的《开国林垦部长》追述了第一任林业部长梁希在保护生态方面富于前瞻性的言行举措，语言活泼，人物个性鲜明。傅宁军的《此岸彼岸》叙述了台海两岸自炮击金门以来半个世纪的民间交往，凸显了两岸同根同族血浓于水的同胞情以及和平发展主题。黄传会的《潜航》追踪海军第一支潜艇部队往事，是作者继“海军三部曲”之后在海军题材方面的新开拓。 要约写作左右作品的成败 在报告文学创作领域中，要约写作相当普遍。要约写作是由相关部门、机构或个人约请去采写相应领域的纪实，实质上是一种组织创作。它为作家的采写、作品的出版创造了便利条件。如果采写对象和题材重大，关注度高，作品也有可能产生较大反响。 何建明的《三牛风波》是应组织部门约请创作的，《国家》是应外交部门约请创作的，二者都属于社会焦点事件或重大事件，受到全社会的普遍关注，作品在最快的时间推出、发表，并在报刊连载，又有不少评论跟进，使其产生了比较广泛的社会反响。公安部门、《啄木鸟》杂志社则约请了董保存、张胜友、李迪、衣向东、孙晶岩等一批作家，采写警方的“清网行动”、跨国缉捕、监所囚犯等焦点题材，发表了一批优秀作品。在我国航母舰载机歼-15总指挥罗阳去世后，中国作协组织一批作家前往采访英雄事迹，撰写相关题材的报告文学，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总体上看，要约写作降低了作家采写的难度，及时将焦点题材纳入作家视野，对于报告文学创作有着助益之功。 通过扫描2012年的报告文学创作，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报告文学正在努力回到现场，回到新闻事件和社会关切的焦点热点题材。报告文学正在主动介入生活，对现实和社会问题发言，进行理性剖析与省思。而这些，正是报告文学应该秉持与坚守的特色与特质。可以说，当下的报告文学正在回归其自身，正在回到报告文学的独特性上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