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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杰同志从省文联转调到省作协工作以后，因为直接工作就是抓文学的发展与繁荣，日常工作的心思所务更为专一了，这时对她自身的散文创作也却开启了新机，使她在自然生态的关注和及文思酝酿方面，也有了更多的条件，随之在散文写作方面也日进有功，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就写出了这本《遥远的乡音》，可谓是她创作丰收的一个特殊时段。很多朋友都知道，她从文联到作协并不是出于自己的乐意选择，而是类似李商隐诗所言的那种“嗟余听鼓应官去”的无奈，没想到今日却对创作的发展能如此地大有利好。这使我想起了唐代诗人张籍写给白居易的一首题为《答白杭州郡楼登望画图见寄》的诗。唐穆宗长庆三年秋，白居易在杭州任刺史，一日登江楼晚眺，感景物新奇，吟翫成篇，特《寄水部张籍员外》，诗云：“淡烟疏雨间斜阳，江色鲜明海气凉。蜃散云收破楼阁，虹残水照断桥梁。风翻白浪花千片，雁点青天字一行。好著丹青图写取，题诗寄与水曹郎。”此前，白居易与张籍同在京城为官，白居易为中书舍人，张籍由国子博士迁水部员外郎。二人是很好的朋友。白居易在朝中上疏论事不被采纳，又兼国是日荒，朋党倾轧，两河再乱，民生益困，不得已而要求外任到了杭州。作为白居易挚友的张籍十分了解白居易的杭州心境，他见到白居易写给他的诗，认为白居易能用易地易职的代价换来这样的好诗，真是太值得了！张籍给白居易的答和诗是《答白杭州郡楼登望画图见寄》：“画得江城登望处，寄来今日到长安。乍惊物色从诗出，更想工人下手难。将展书堂偏觉好，每来朝客尽求看。见君向此闲吟意，肯恨当时作外官？”白居易从长安的“京官”，到杭州任刺史是作“外官”，但外官有自己的一片风景，吟翫成篇的天地也更为广阔。在张籍看来，像这“风翻白浪花千片，雁点青天字一行”的清辞丽句，以及其他描写杭州的诗，是自然风光的偏赐，足可慰“外官”之心的。我以古今相比，事类内涵虽多有不同，但从易位的关系上说却是各有意想不到的得失。而秀杰的新职使她在创作上得益甚多。这正如秀杰在本书后记中所说：“这本《遥远的乡音》集子所收入的文稿，大多是我到省作协工作以后写的。有更多阅读的时间，有更多的采风机会，新的岗位，给我的学习和写作提供了更多的方便，使我得以潜下心来去探索点问题。”这是有感而发的真心话。 从《遥远的乡音》中我们看到，作者在过去一贯坚持的自然生态主题的写作，已更为集中和深入，形成为一部完整的自然生态散文作品集。文集中分五编共有三十四篇文章，这些文章，不论是抒写故乡盘锦的，还是放眼辽宁的，所见皆为自然生态和风土人情，生态文学的专注特点十分突出，作品是以题材的集中性和主题的强调性，显现出散文的思想与艺术内涵，给人以没有对于自然生态的家园的保护便没有人的诗意地安居的警示。作者也正是以这样的自觉为内驱力，才长期坚持“身处自然中的生态写作”，真诚地感悟出：“人与自然的本质，关联的是我们人类自己的切身利益。如果天空没有飞鸟，水中没有游鱼，人类自己还能够生存下去吗？”这种时代的先声有多少回响，人类社会的进步就达到了什么程度。 在《遥远的乡音》的散文集中，比之于作者以前的几部写自然生态的文集，有一个非常明显的超越之点，这就是她的新作散文特别突出了自然生态环境中作为环境主体的人的存在，显示了人对自然生态建造与培护的能力的自觉意义，而和谐的生态环境的归宗是为了人自身，与西方“生态社会主义”的对生态自然的任其自然的偏颇之见并非同路。如果我们用“以人为本”的自然生态观进入秀杰的散文新作，我们会发现她在许多散文中着力表现的是自然生态中的人之和谐生存。《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写的是丹东鸭绿江畔的下河口村的桃花，但在篇中并不是单写桃花如何妖娆，而是以桃花与人共写，突出“被桃林花朵簇拥环抱着”的“红瓦灰墙的农舍”中的一家人，他们以种桃为主业，并以此招徕旅游者，家计过得红红火火，并且全村都得益于此。在此文中作为自然生态的桃花，因人的保养而养人，又因对桃花保养得好而召来远人观光，使生态达到与人的密切而又广泛的和谐。在《城中森林》一文中写的是沈阳的北陵松树，散文的写法与写下河口的桃花一样，松树是自然生态的客体存在，虽然对之也进行了许多直接描绘，并有生动形象的比喻，但文章的着力点似乎并不在这里，而是园林中享受这生态并培育这生态景观的人们。文中集中写了两位老人。一位是差不多每天早晨自带松鼠爱吃的饲料进园喂松鼠的老人。另一位是清代守陵人的后代，他自带饲料到林中来喂喜鹊，喜鹊以他为友，毫不惊懼地啄食他手中的食物。这两位老人都是园林生态无数守望者中被作者认识了的人，他们都是值得人们敬佩的人，作者对他们涌出了心中的谢意：“我在心里说，我要谢的是您为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创造了这样经典的画面。” 在《遥远的乡音》中我还看到了秀杰自然生态散文又一个集中性的特点，这就是对于自然生态带有学术性的考究，并写成理充辞畅的文章，既可以作为文化散文来读，又可以作为专业知识的文章来读。这样的文章在本部散文集中多有篇数。如《龙出辽海》、《鹤起辽东》、《乘鹤而翔的姓氏》、《与鹤偕老白居易》等诸多篇章，文字篇幅都比较大，各自都是自成规模的文化史题，材料丰赡，如果没有广泛阅读与搜求作为学养准备，任谁都无法下笔言说。而秀杰写起这些题目如数家珍，信手拈来，才情款款，辞语动人。《周易·系辞传》说：“《易》有圣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辞，以动者尚其变，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刘勰《文心雕龙·辨骚》中说，屈原的辞赋可使“才高者菀其宏裁，中巧者猎其艳辞，吟讽者衔其山川，童蒙者拾其香草。”这两则经典性的评断，都是说丰富的文本中内涵有多义的寓存，而不同的接受者有不同眼光与取向，又可以各取所需，实现文本的多向成就。秀杰的许多偏重于学理性的文化散文，虽不能与中国古代的文化经典相提并论，但彼此之间却有学理与文理的相通性，即是：既可以作为文化散文来读，得到审美文化的启悟；又可以作为专门学问的著述来读，得到知识学养的教益。我自己读过这些篇章深有这方面的体会，我想这不会仅是我一已的感受。 秀杰的自然生态散文创作已经自觉自励地进行了多年，并且也有不断地发展与提高，在创作中主题的自觉坚持已成定势，如果不想故步自封，要有进一步的发展，前路所求突破点在哪里，我想这应该是她不能不加以思考的问题。秀杰的生态散文起家于写南大荒的苇荡和作为苇荡精灵的仙鹤，这些虽然仍是她魂牵梦绕的乡土存在，但是再写起来难出新意却有征兆显现。她的这本散文集中的第五编“仙鹤觅踪”的题材侧重与写法，已见出直接写鹤的困难迹象，在这个基础上如果充分循势发展，就会转变成对于鹤文化的学术研究。走这个方向的书有她先前出版的《千秋灵鹤》，斯可谓学术研究，但倾尽全力于此，散文作家的存在则势必被遮蔽了。我上述意思表达的是，现在对于秀杰来说，已是落笔新方向选择的时候了，若继续写出生态散文，应须开辟新的题材领域，并向工程化的目标集中。辽宁有这么多的山，有这么多的河，山川风物，紧系人情，山色苍苍，河水泱泱，都是大有可写的广阔天地。文集中的《辽西那片海》，或许就是以孤篇开启了水系列写作的首创，不知这是不是作者的有意为之。所以，我上述的话也只能供秀杰同志走下一步创作之路的参考。且以一首七绝提出问题：“自然生态使成文，举步程高日垒新。写尽辽东丹顶鹤，明朝何处是通津？”对此的回答，须要秀杰创作新程的实践选择。 2012年4月2日于辽宁大学望云斋 （作者为辽宁省美学学会会长，辽宁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