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文学如何建构自身及其审美标准，与世界文学应有的高度究竟具有多大程度的同构性，中国文学在今天的世界性影响等等问题，变得越来越不容忽视。当我们的国力正变得日益强大，社会生活在转型中日益丰盈，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学，到底应该给世界提供和留下什么样的精神宝藏？我们又如何重铸现代汉语写作的辉煌？
    实际上，20世纪以来的中国文学从未放弃过“走向世界”的理想。就在我们时时向西方看齐的时候，西方文化和文学已经不再有当年的辉煌。英国学者海德利·布尔说：“欧洲或西方对广大国际社会的控制可以说在1900年左右达到了顶点”。斯宾格勒也说，自那时以来，“西方的衰落”一直是20世纪历史的主题。“随着西方老大的地位被侵蚀，它将丧失很多权力，其余的权力将在地区基础上分散给几个主要文明及其核心国家。最重要的权力增长正在并将继续发生在亚洲文明之中，中国正逐渐成为最有可能在全球影响方面向西方挑战的国家。这种文明间的权力转移正在并将继续导致非西方社会的复兴和日益伸张其自身文化，并摒弃西方文化”。当西方文明的弊端日渐显现并向东方文明转型的时候，我们如果仅仅是割断自我亦步亦趋追随西方的话，其结果必然是削足适履。
    我们认为，一方面，对民族内容和形式的坚守绝非闭关自守，相反，它同样是为了走向世界；另一方面，民族化有多种内涵，有些因子承载着太多的地域色彩，是一个民族集体无意识的自发流露，这些因子是很难引发普适性的接受的。况且，从文学自身的发展规律来看，内容与形式的统一也是不争的事实，形式在承载内容的同时，其自身已然熔铸成内容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两者无法泾渭分明地断然分开。由此看来，无论是全球化还是民族化，都无法单纯而径直地引领着我们时代的文学真正走向世界，一个世纪文学的发展历程也已证明了这一点。或许正是这种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阻碍了我们行进的步伐。当代中国文学若想真正抵达世界，既不能邯郸学步，也不能固步自封。我们必须触摸到整个人类的最深层面的共通之处，在整个世界文学的大框架中寻找一种内在的精神同构性，并在此基础上，构建起具有独创性的中国文学气象并令世界刮目。我们相信，真正优秀的作品，一定会让海外的读者摘下那副有色“眼镜”。作家莫言说：“一些国外读者希望从中国作家的小说里读出中国政治、经济等种种现实，但我也相信，肯定会有很多的读者，是用文学的眼光来读我们的作品。如果我们的作品写得足够好，这些海外的读者会忘记我们小说中的环境，他们会从小说的人物身上，读到他自己的情感和思想。”我们的写作，真的能呈现出世界文学所具有的那些精致和典雅之美，崇高和悲剧之美，宏大和庄严、荒诞之美，以及面对历史、现实和整体世界的美学品质吗？
    令人感受颇深的2009年奥斯卡获奖影片《贫民窟的百万富翁》虽然是一部商业电影，但其中蕴含的世界性因素却是值得我们深思的。这部影片最令人感动的地方，不是对印度社会黑暗面慢刀细工的凌迟解剖，也不是影片最终那个童话般的完美结局。让我们真正震撼的，是影片最后敲击出的那行字幕：其实命运早已写好！命运是什么？命运就是无数偶然联结成的必然。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没有固定的运行规则。从历史的眼光看，人类必须基于自己的感觉经验、自己频繁的语言交流以及自己的努力和探索，从自己之中发展出自己的意识和世界图景。我们所知道的惟一世界始终是一个偶然人的解释。于是，当所有的偶然注定了那对有情人在火车站上的紧紧相拥，在那个瞬间我们已然走向世界。所谓“美文不可译”，这个一度困扰中国作家“走向世界”的老话题，固然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汉语写作所具有的魅力，但对生命、情感和世道人心的真切表达和独特呈现，必然会在与异族语言的交融和互动中被另外一个民族的阅读心领神会。这样，中国文学的个性，将穿越张承志所说的那个“美文的沙漠”，必然会在世界文学的共性之中获得存在的可能性。
    21世纪与20世纪一样，所面临的同样是人的问题。我们怎样努力地写好人的存在状态和呈现其内心的精神依据，并呈示出一个作家所独有的艺术个性，这显然是文学的根本问题。我们正处在所谓“全球化语境”之中。这就要求我们，必须以一种世界性的目光来审视、思考各民族文学之间的关系以及人类文学的未来。中国作家倘若能以此为出发点，坚守自己的精神高度，经受住“市场化”给文学写作所带来的考验，凭借自己扎实的经验、文化积淀，凭借出色的想象力，从容而自信，就会创作出具有独立性、独创性并埋藏着深邃人性意蕴的诗性文本，给世界文学的未来“准备经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