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近读到一本《悲情东北》，粗翻没有什么，细读后，又觉得不一般，颇有值得称赞之处。它的作者于永铎，不很见诸经传。
    小说的故事背景是相当特殊的，主要写1945年苏军进入中国东北、日本投降、满洲国崩溃、国民党军和抗日联军展开军事争夺、旅大成为苏军占领地时期的一段社会面貌。这不是小题材，但很少有人触及。这部作品的出版，可以视为当代长篇小说题材领域的新拓展。
    历史著作中关于那个时期的记录是很概括的，概括到只述及支配社会变局的主要力量。而《悲情东北》是对当时社会场景和社会氛围做出全方位的具体写照，特别是对于社会氛围的描绘，为普通历史著作无法企及。它写出了苏军驱逐日军，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建立了伟大功勋的场面，也写出了一些“老毛子”不守纪律，骚扰当地群众的状况，写出了个别官兵与中国妇女间发生感情关系的经历，等等，使人阅读时大有身临其境之感。为写作这部书，作者有过大量采访，以尽可能逼真的笔触恢复历史的原貌，这种工作是很有意义的。
    小说对历史的追述是从现实世界开始的，作者在后记中提到两个他小时候遇到的真实人物：一个是表舅妈的小女儿，因黄头发而备受屈辱，被称为“二毛子”，不愿上学，家里倾家荡产也想用黑啤酒把她的头发染黑；另一个是作者家乡街角上一个掌鞋的男人，据说是个抗联逃兵，路人皆侧目而视。作者长大后，仍难以忘怀这两个人的命运，他企图追索发生过的事情，恢复一种环境，于是有了这部长篇。
    在所有历史著作里，被称为“二毛子”的小女孩和街角修鞋的老汉这类人都不会被提到，他们属于对于社会进程而言可以忽略不计的人们，但在作家眼里，他们更是书写的中心，这显示了文学立场与历史立场的区分。读《悲情东北》，有两次使我想到《静静的顿河》。两者都描写了历史的迷途与个人命运间悲剧性的冲突。葛里高利是个哥萨克英雄，他身处在各种社会力量殊死的相互绞杀中，无法看清置身其间的这个时代，其命运令人唏嘘。《悲情东北》里的雨晴又何尝不是如此。伪满洲国即将土崩瓦解之际，她被挑选出来作为皇妃送往沈阳。与溥仪刚刚见上一面，皇上就被苏军俘虏。她开始流落在返乡途中，由于没有通行证，她接近了家乡却不能到达。苏军军官瓦洛佳保护了她，与她发生爱情，使她怀孕后又随部队开拔。之后，她遇到人民自卫军祁队长的爱慕、顾司令的追求。数年后，当瓦洛佳重新出现后，她因女儿失去了跟着瓦洛佳走的机会。她的女儿敏扬是个黄毛，注定了大半生都要生活在歧视中。最后，瓦洛佳死于她的乡亲手中，她自己也被野狼追上。应该说，雨晴是个漂亮、善良、本分的女人，她一生中没有做过对不起别人和妨碍这个世界的事，她始终只是被动地接受着外在力量的摆布。她身处在大历史中，这历史轰轰烈烈、改天换地，但她个人无法自觉意识，她经历的都是磨难。她有什么过错吗？可以要求她做出更好的选择吗？无人能回答。正由于如此，她的命运才格外唤起读者的普遍同情。
    书中另一个人物顾嘉庆的命运也令人难忘。顾嘉庆本叫苗月和，早年加入抗联，应该说于抗日有功。但在艰苦的环境中，他一度脱离组织，后来去了苏联，加入周保中的88旅，又随苏军进入东北。他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不敢承认有过脱离行为，为此改名换姓，连亲妹妹都拒不肯相认，成为一个人格分裂者，最终，仍未逃脱惩罚，被押上刑场当众处决。这个人身上的历史内涵也是厚重的，他一生中也许是犯过一次错误的，有这一次错误，就使他不能再有光明磊落的生活，直到付出生命的代价。作者在选择人物方面，是很有眼光的。
    《悲情东北》是一部悲剧，而悲剧，本来是我们这个娱乐化时代的人们所不愿接受的。其实，悲剧是有力量的，没有悲剧，也是一种有分量的悲剧。于永铎在写悲剧，他受内心的驱动，不考虑大众趣味。他的写作严肃而令人尊敬。
    当然，《悲情东北》不是《静静的顿河》，尤其在叙事方面，我觉得它还颇有值得改进之处。也许因为作者有太多东西想告诉读者，他的讲述总是匆忙的，有时甚至是草率的。小说由令人应接不暇的动作和情节构成，缺少喘息和停顿，缺少细腻的心理过程，这是它的弱点。但整体来看，这是一部从题材选择、人物特色、思想意蕴到创作精神都值得称赞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