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金屏先生是我的校友，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我们都在北京大学中文系学习，共同经历了1957年那场“整风”“反右”运动。那时候，我们都是二十岁左右的青年学子，对党和祖国满怀挚爱深情，积极响应号召，帮助党整风。大家真诚地以为，给不给党提批评建议，体现着对党的感情是否深厚。谁也没有料到，也不明白什么“钓鱼”、“阳谋”、“引蛇出洞”这样的高深谋略。于是，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55万人被当作“蛇”引出来了，当作“鱼”钓上钩了——被错划为“右派分子”。金屏就是这55万人中的一个。尽管是条小鱼，但也与社会上那些声名赫赫的大鱼串在了一起……
    此后的生涯，不堪回首！
    然而，金屏硬是要“回首”。这不啻是重揭心灵伤疤，其痛苦可想而知。因为金屏不但是劫后余生的幸存者，更是清醒坚强的大智大勇者，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直面惨淡的人生，要把这段历史失误昭示后人。杜牧在《阿房宫赋》中说，秦王朝失败后，“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杜牧虽是古人，但他这些话，还是有些道理的。对于挫折和失败，光是哀叹不行，一定要认真借鉴，从中总结经验，汲取教训。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考察，无论是成功的经验，还是失败的教训，都是宝贵的精神财富，都有积极的借鉴作用。我想，这就是金屏在古稀之年不辞辛苦地写出这部长篇小说的动因：“前事不忘，后世之师”啊!
    小说虽然写了许多不同性格的人物，但主要是以“我”（赵四辈）、梁卓和余坚三个人物的命运为主要内容，展开全书的故事情节。其中赵四辈的人生遭遇贯穿全书，写他的童年，学生生活，错划的打击，劳改的折磨……等等。把一个农家子弟，受党的教育和新社会培育的幸福和喜悦，描绘的十分亲切感人，也把政治风浪中无辜受害的困惑和苦恼的心路揭示得真实深刻，更把逆境中超常的磨炼和感悟展现得细致入微。特别是把“左”的思潮泛滥时，人际关系中的种种可悲的丑恶的世态，揭露得淋漓尽致，既鞭笞了余坚那种投机取巧，看风使舵，落井下石，残害无辜的政治骗子的阴暗灵魂；同时也讴歌了梁卓那种坚持真理，敢于抗争，宁死不屈的共产主义战士的崇高精神。正是在梁卓身上，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良知，中华民族追求真理“九死不悔”宝贵品格。梁卓代表了人民大众的希望。鲁迅说过：“状元宰相的文章是不足为据的，要自己去看地底下。”张春桥、姚文元、康生、陈伯达一类红极一时的皇皇大文，确是“不足为据”，早已灰飞烟灭，而梁卓的“自由无价，生命有涯，宁为玉碎，以殉中华”的诗句，震古烁今，浩气常存，给后世以启迪，以鼓舞，以力量。正像一些对小说书稿先睹为快的朋友说的那样，从梁卓身上我们看到了林昭、张志新、马寅初、彭德怀……这些党内外民族精英们的影子，梁卓是这类先进人物的艺术典型。由于小说有了梁卓这样正面的光辉形象，使得作品高扬了时代精神，超出了一般所谓“伤痕文学”的水平。至于余坚这个反面人物，不仅在“左”风盛行之时我们随处可见，就是在今天的现实生活中，“余坚”型的人物也远未绝迹，只不过衣着打扮有所不同而已。小说中余坚也被“扩大”成右派分子，从而揭示了这类人物在成为“右派”时，为了改变自己的命运仍然不惜出卖别人，他手上是沾着梁卓烈士的鲜血的。这个人物是有警示作用的，使人们想起《绞刑架下的报告》作者伏契克的话：“人们，你们可要警惕啊！”
    金屏以小说形式反映1957年反右历史生活，我以为是非常明智的。小说与回忆录等写实文学不同，它从生活原形出发，进行提炼熔铸的艺术加工，不拘泥于具体的实际生活素材，而是更集中，更概括，更具普适意义。因而更能深入揭示生活本质和社会规律，也完全摆脱了历史上当事人的个人恩怨和是非曲直的纠缠。据我所知，北大校友中，确有以回忆录形式抒写1957年反右的生活，由此引起了一些纷争……这些纷争至少转移了人们对历史教训的思考，这是十分遗憾的。当然，即使是小说，有人也喜欢对号入座，胡适曾把曹雪芹和贾宝玉，冯执中与马二先生混为一谈，遭到鲁迅的嘲笑，说胡适有“考据癖”。也有人咬定《青春之歌》中的林道静就是作者杨沫，余永泽就是张中行。张中行先生自己说得好：“人家（指杨沫——引者注）写的是小说，又不是历史回忆录，何必当真呢？就是把余永泽的名字改成张中行，我也不会出面解释”（田永清：《我所了解的张中行》）。张中行先生是文学大师，他对小说艺术与历史回忆录之间区别的清楚认识，值得我们遵从。倘能如此，“余永泽是张中行”一类的误解就不会在金屏这部小说里发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