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几二十年间，中国散文经历了由弱至强、由强式微的过程。我认为，散文如今之所以走向式微，坏就坏在太多的人在写，太多的文很烂。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这个问题的要害，好像并不是出在写什么上，而是出在谁在写和怎么写上。太多的人在写，说明写作者不够专业；太多的文很烂，说明写的人多了垃圾也就多了。当然，这个问题应该拿到另外的场合讨论，还是要回到写什么上来。
    当代散文没有发现现实。或者说，当代散文没有表现大现实。这的确也是一个问题，至少写散文的人对此应有足够的警惕。既然每天都有人从电视上看券商们告诉股民关注哪只股票，散文家也应该听听批评家或作家的建议适时修正创作取向。但我觉得，写什么可以被提醒，却不能给设限。散文家虽然不会发现所有的现实，但真正的散文家一定有自己最想写的现实。对创作者而言，这种个人化的现实可能是至关重要的东西。比如，《我与父辈》既是阎连科先生最熟悉的现实，也是他心目中最主观的现实。
    此外，大现实与小现实，的确有质地上的分别。现在大量的散文多指向两个方面。一是历史文化；二是生活时尚。应该说，这两个方面都是可以进入散文的现实。只是前者可称其为大现实，后者可谓之小现实。就我的理解，阎连科先生所说的大现实主义，原本也该包括这两个现实，但他在这句话里似乎特指一种现实，那就是要写当下的现实，或介入当下的现实。即像他那样，写父辈和我辈为了生存而经受的现实苦难，而这就是当代散文的大现实主义。这个观点似有偏颇，我不能认同。其实，与《我与父辈》相类的现实早已有人写过，现在仍有人在写，只不过现实里的主人公不同，而且不是由阎连科先生所写而已。
    我认为，大现实和小现实都是散文可汲取的资源。最近20年间，历史文化散文已渐成散文写作的主潮，与其相伴而来的还有百家讲坛的火爆。原因当然有多种，其中很重要的一种，就是百多年来中国因为落后而在世界上招致挫败，因为怀疑传统而使文化连续发生断裂，尤其是汉字逐渐简化，古文越来越难以识认，中国人大都读不懂祖先留下的经典了，于是有这方面知识积累的作家或学者便站了出来，以各自不同的方式，或用笔写，或拿嘴说。应运而生的历史文化散文和百家讲坛，也的确为传承国学、弘扬国粹、镌古启今出了大力。这是不争的事实，也是不可抹煞的。历史文化，只要变成被重新书写的文字，就构成了一种现实，或者说大现实。问题只在于怎么书写才产生意义，即文学的意义，文学史的意义。
    至于小现实的受宠，缘于副刊增版、《读者》走俏、网络红火，必然造成快餐式写作盛行，稍有写作常识的人都拿起笔来了，素有作家梦的人更可随意享受发表的乐趣。记得上世纪90年代中，出现了“小女人散文”，写者大多是“60后”的写作者。因为她们笔下的现实都是真正的小现实，不过是泡酒吧喝咖啡，过了一次生日，做了一次旅行，听了一次音乐会等等，而受到批评界的一致呵责。也有人把我等一批“50后”的写作者列入其中，因为这批年长些的女人虽然写出了生活的痛感，也还是没离开家长里短锅碗油盐。记得，正因为我自惭形秽，开始反省，而有了那一次的东北之行。可是，现在我已经不这么想了。按法国年鉴派的观点，所有发生过的现实都是历史，历史是整体的，综合的。既有主流的历史，也有非主流的历史，既有英雄的历史，也有大众的历史。或者，普通个人的心态史、精神史也是历史的一部分，而且是更真实的历史。如果这样，这世上就没有小现实了。由此，我更看重意大利女作家法拉奇说过的那句话：作家必须提供思想。从这个意义上说，不论你发现的是什么现实，首先看你是否从这个现实里发现了由你原创的思想，而不是解释别人现成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