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论我们如何界定儿童文学，儿童文学都会以自己的特殊存在方式，为新时期文学色彩纷呈的画廊，赢得荣耀和辉煌。尽管这个期间不乏探索的勇气、徘徊的困惑与全力进取的速度，以及获得成功后的喜悦。儿童文学的20年里程，必然要前进到一个高度。今天，我们站在这个高度上，回首以往——辽宁儿童文学的存在与发展，如同面临一座姹紫嫣红的花坛，高兴，自豪，或者还有一点必要的谦虚所带来的遗憾和失望，都是正常的。
    以一种亲近方式扫描
    在粉碎“四人帮”文化专制之后的70年代末的几年时间里，平心而论，这是我们的适应期与调整期。面对久违的阳光，痛定思痛，我们在勇敢地审查、沉思和反叛自己的过去，毅然绝然地在争取和创造一个新的文学时代。在这种条件或者是在这一大的趋势下，儿童文学本身正在更新自己的观念，它在适应与调整的同时，更多的是在觉醒中发生嬗变。我们或许还记忆犹新，当标志着新时期文学开始的刘心武的短篇小说《班主任》发表之后，那声关于“救救被‘四人帮’毒害的孩子”的呐喊，曾经震撼了多少人的心灵。正是基于这一理智性的思考，辽宁的儿童文学作家们才由衷认识到自己肩负着塑造中华民族崭新性格的伟大历史使命。中老年一代毕竟自身的可塑性已经很小，而新生代的可塑性却很大，孩子才是祖国的希望和民族的未来。应该说，能够上升到这种高度，是以往任何时候都未曾出现的。过去，我们把儿童文学的定义域规范得过于狭窄，过于功利，往往满足于—时—事的品评与说教，而忽略了更为久远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因此，观念的转变与深化，必然带来创作题材、创作手法的更新，进而是儿童文学创作园地的累累硕果。进入80年代以后，这种优势正日趋明显，队伍壮大，作品丰厚，辽宁的儿童文学终于有了自己的品质和地位，从而汇入辽宁乃至全国文学的滚滚洪流之中。辽宁的儿童文学旗帜，在全国的精神文化领域飘扬着自己的色彩。
    从本质上讲，儿童文学尽管带有它自身的属性，然而纯文学的品格和本色依旧不会在儿童文学创作格局中丢失或者淡化；或者，按照文学发展的必然逻辑，儿童文学不可能不受到成人文学的影响，成人文学的潮起潮落自然要渗透到儿童文学中来。我们有理由说，具有当代气质与技巧的儿童文学创作形态，已经在我省初具规模，每一位作家都在自己力所能及的条件下，自觉不自觉地操作并完成着日臻成熟的题材或体裁。
    文化派气质的显现。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从两个角度着眼，一是地域、题材固有的文化特色，被我们的作家捕捉到了，从而进行凝练、呈现、提升，让读者在感受人物命运的同时，又领略到“一方水土”的文化冲击。代表性作家是肖显志。肖显志在1984年以后的十多年儿童中短篇小说创作中，自始至终追求的是“关东派”风格。肖显志的儿童小说，除了描写的是关东少年儿童的个性风貌，表现的是关东少年儿童独特的心灵世界之外，更重要的是把关东的自然景观、风土人情、文化积淀融入自己的作品之中，使得人物的性格发展有了极为贴切真实的客观环境和生存背景，为作者竭力倡导并身体力行的“关注儿童苦难”的人生大主题有了鲜活的文学注解。另一位辽西派作家常星儿，其作品中儿童少年的生存场景更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白杨树、沙坨子、干草垛、北牧河、猎鹰、饿狼、沙暴、风雪……一系列的不用组合的真实生活意象，构成了辽西地区蒙汉杂居的特有的地域画图。作者把这些散落的“文化”珍珠一一地加以点缀贯穿，用到人物身上，愈加放射出熠熠的光彩。常星儿刚开始从事儿童小说创作时，也许过于注重“文学”而忽略了“文化”，所以前期作品的地域文化成分尽管有却不浓重，或者是还没有完全融会到其作品中的少年主人公的情怀之内。随着常星儿创作的日趋成熟，抑或是儿童文学本身的进程使然，进入90年代以后，他的“文化”感应显然递增，“苦艾甸”系列和“沙坨子”系列的形成，便是证明。这种题材或地域造就的儿童少年生存生长的氛围，不仅使得作家的视角与视野有了宽宏大度的展示机会，而且还使得他笔下的人物性格“源远流长——朝更为深层次的土地及民族系统开掘，追根溯源，几相对照，用以塑造新一代的较为完美的文化品格。文化派气质的第二个特征，我们可以理解为人物性格的丰富和延伸。在以往的儿童文学作品中，“教师”的形象几乎是无懈可击、一贯正确（请注意：这里的“教师”代表着整个成人世界）的，多少年来的创作模式没有人来打破它；而我们的“孩子们”也几乎全是在“教师’的帮助教诲下成长的，错误都是孩子们的，教师们当然与错误无缘。即使有时“教师”犯了错误，要么是误会，要么是“道听途说”，窗户纸一经捅破，受“教育”的仍然是“孩子们”。作家们终于不堪忍受此情此景，决定要与以往的粉饰和浮夸告别。在老臣、薛涛、常星儿等一批青年作家的率先运作下，他们作品中的少男少女主人公们不仅品尝了思索，品尝了忍耐，品尝了遭遇挫折等人生境遇的全部酸甜苦辣，其性格也由过去的单纯善良天真无邪型向着复合庞杂的多重型发展。“教师”，又怎能没有过失和缺点呢？又怎能不需要接受童年世界的感召呢？我们的儿童文学创作，必然要走在现实生活的路途上。于是，这便又涉及了下面所说的我省儿童文学创作的又一个重要亮点。
    原生性的本色叙写。别看这个问题在讲座的时候颇为复杂，不是几句话就能解释清楚的，其实简而言之，就是按照生活已经发生或者正在发生以及可能发生的故事情节展开描述叙写，把我们的儿童少年还原于他们赖以成长的正常土壤之中。他们不是空中楼阁，不是任意令成人世界随便涂抹的画板，他们的所有喜怒哀乐怨完全是建立在一定的生活基础之上的。对于我省的儿童文学作家来讲，原生性的本色叙写最为突出的表现即题材的拓宽和深化。比如，少年早恋问题，薛涛、肖显志等人的小说作品已经有着鲜明生动的再现，而不再对此逃避忌讳。然而，与程玮、曹文轩、张之路等作家相比，我们对此少年情态的叙写显然是迟了一些，浅了一些。但是我们不必为此感到自卑和汗颜，我们的作者群落分布大多在乡村小镇，不像上述几位外地作家久居大都市，都市少年生活最先扑入他们的眼帘，随之是接受与表现。特别是少年早恋等问题，城市的“先锋”效果可想而知，传递到我们的视野与心境中，必然需要一个过程——时间。原生性的本色叙写另一个重要标志是，面对愚昧、贫穷、疾病甚至是死亡等在成人文学中过去都很少出现的生活本象，我们的儿童文学作家们有了表现的勇气和力度，或者说已经成为一些作家的题材着眼点。常星儿的长篇《走向棕榈树》的主题之一就是让少年们直接面对死亡，感受同成人世界一样的生活原生态，经历同成人世界一样的严酷事实。以往我们所倡导的儿童文学反映生活，很大程度上是对生活的剪裁过于“大手大脚”，为我所用，过于典型化，不敢正视生活中的一些正在发生的事件，以不惜采用暖色调的手段来重新编排粉饰生活。不可想象，一个作家给予他的读者的如果都是阳光雨露五彩缤纷，那么这个读者在今后的成长路上还有没有抗击风暴的能力？特别是针对社会转型期的儿童少年。好的动机非一定有好的结果，文学的经验尤其如此。正是在此意义上，我们才特别珍视车培晶的短篇小说集《神秘的猎人》，他把童年的苦难历程通过自身感受的一幅幅真实画面，淋漓尽致地展示给他的读者，比起“好人好事”的机械罗列，审美层次与教育效果不知要好过多少倍。
    文体意识的增强。汉语言写作发展到今天，儿童文学发展到今天，还有没有新的语境新的走向？这也是衡量一个作家是否有所进取精神的标准之一。薛涛曾多次讲过，语言是一个魔方。实际上，薛涛也在孜孜不倦地实践着自己的见解。读他的小说，你自始至终都会感觉到一种语言魔力的诱惑和冲击。薛涛能够根据不同的题材、不同的人物、不同的篇幅而施展自己的语言效果，小说有时洋溢着散文的洒脱，散文有时显露着小说的细腻，甚至在他的小说、散文中有时还再现着童话般的梦呓。第一人称、第二人称的交替使用，叙述、描写视角的不断变换，的确构成了语言与文体的双重亮丽风景，一步步实现着他的“少年哲理生存”的文本境界。1998年由二十一世纪出版社出版的“大幻想文学”之一《废墟居民》，可以说是薛涛文体创新的“集大成者”。其实，文体意识的创新与发展，已经成为辽宁省作家的自觉追求目标。党兴昶的儿童散文，以童年的乡村生活视角辟入，抒情、议论、描写水乳交融，小篇幅、小场景，表现的却是大景观，那于困苦劳作中诞生的丝丝缕缕的童年美好情操，竟如雨后的绚丽彩虹，悬挂在辽北地区的青山绿水之间。像党兴昶这般对农村题材的开掘，通过章章节节的散文方式呈现童年心灵的感受变化，可以说是填补了儿童散文创作的一个空白，其意义已远不仅限于辽宁。像车培晶的童话创作、王立春的儿童诗创作以及肖显志属于青春格言道白式的散文创作，都在某种意义或程度上，丰富了辽宁省的儿童文学创作文体。
    那么，新时期的20年，辽宁省儿童文学所形成的老中青三代同期创作的庞大群体，其创作的最重要的进步又在哪里呢？
    一个成功的作家，首先是对生活有着深刻理解的作家，儿童文学当然不能例外，而我们的进步又恰恰在对反映生活的理解（也许叫表现生活更具有新时期的特色）已决非过去那般仅仅停留在表面的相像或者是机械的模仿上。新时期以来儿童少年生活的多样化，使得我们作家的审美视角发生了变化、产生了飞跃，无论是老一代作家还是近年来崛起的青年作家，其作品不仅有着厚重凝练深刻的生活底蕴，折射出人物的生存智能和经验，而且对生活的表现也有了多角度、多层面的透析。像胡景芳的《作家与少年犯》、吴梦起的《老鼠看下棋》、于颖新的《斑斓少年》、陈玉彬的《女儿的河流》等等，其成就都超过了他们以往的自己。生活对于创作的重要，在我省作家中显得至关重要；我们的一些儿童文学作品之所以屡屡在全国打响，最根本的一条即是它们力透纸背的关东风格。
    想象力的延伸和丰富，无疑也是我们儿童文学作家们新时期以来的新的创作增长点。现有的生活，或者说我们的视力范围毕竟有限，无法使作品中的故事情节连贯紧凑，无法使人物形象性格饱满突出……怎么办？靠大脑，靠主观，靠想象来弥补生活的先天不足，从而保证自己作品的成功率。一个有发展前途的作家，必须要有超常的想象力，当然这种想象力不是凭空而生，而是有生活的依据和前提的。对于青年一代的作家们来说，此点倒格外值得他们重视。薛涛的小说作品，其想象的空间和力度，比起同代作家甚至是上一代作家来说，的确是先行的佼佼者。他自己做过多年的学生，毕业后又做过多年的老师，他熟悉孩子，了解他们的喜怒哀乐，了解他们的家庭和周边环境，所以薛涛虽然自己没有经历和感受的切身体会，但他有长期和孩子们打交道的“生活”基础，自然想象发挥得轻车熟路，作品中的人物也就真实可信了。其他作家如李述宽、岳长贵、滕毓旭等，都在自己的作品中充分合理地发挥了想象功能，进而使自己的作品更加具有艺术的感染力和张力。随着文学创作的日益主观化，想象的重要与不可或缺也愈发显现出来。
    人与自然的主题在童年的视角中终于有了自己的发现与表现。在郭全的《阿丹和她的丹顶鹤》中，我省作家第一次把关系到我们子孙万代赖以生存的自然生态环境提到自己作品的“议事口程”上来。过去的儿童文学作品，甚至包括现在“进行时”的作品，自然景观往往是人物的陪衬或者是对人物生存构成威胁的景物描写，现在是自然在遭到人为的干扰和破坏之后，人自身产生的无助和孤立，乃至最后失去自己的家园。
    同时，我们的儿童文学也愈来愈接近自己的本体，在作品的人性深度、哲学品味和语言个性等方面，都达到了空前的高度。
    两三面旗帜仍在飘扬
    把胡景芳、吴梦起、杨大群等老一代作家称为辽宁儿童文学界的旗帜，我说并不为过。这不仅仅是因为他们过去写过《苦牛》、《小雁归队》、《小矿工》等一大批脍炙人口的优秀作品，有着高度的使命感和责任心，而且新时期以来，他们又以饱满的创作热情和对生活的重新审视整理，写出了《作家与少年犯》、《老鼠看下棋》、《小义勇军》等新作，表现了他们探索的新收获。
    胡景芳说，我“前期的作品，我生活在学校里，由于教师工作的需要和视野的限制，更多地筛选了旧时代的儿童生活和解放后美丽校园中的美好童心。生活气息虽浓，但多是表面生活的描摹。……后期，随着时代的进展，年岁的增长，生活的冶炼，我的视野，从一条直线，扩展为扇形，作品也就不单单讴歌光明、新社会、新儿童的真善美；对落后面也试图进行鞭挞——通过对青少年犯罪和后进因素的剖析，折射广阔的现实生活，鞭挞那些不应该存在的假丑恶现象。力图从生活表面描摹，深一层去挖掘当代儿童的内心世界以及全社会、家长、教师在培育合格的下一代上应负的历史职责，把人物塑造得更丰满、深刻些”。能够对自己的创作作出如此深刻的解剖分析，表明了胡景芳在新形势下对儿童文学创作的新的领悟和觉醒。他认为，自己八九十年代以来最为满意的小说是《作家与少年犯》、《寻宝记》和《怪圈》。
    《作家与少年犯》不仅形式上采用纪实小说的手法，以第一人称“我”的口吻展开叙述描写，通篇沉浸在冷峻、深沉的氛围之中，一反胡景芳以往儿童小说清新、明朗的格调，在真实与接近性上朝生活与读者并驾齐驱，而且在题材、主题的挖掘上又深入到了新领域，即对失足少年进行帮助教育。这是胡景芳创作的重大转折，标志着他个人“新时期”的开始。作品中黄景文这个人物是一个带有时代色彩的新的形象，他走上犯罪道路，带有很大的偶然性。黄景文憨厚、纯朴、文静而又不免有些淘气，学习成绩优秀，本来是一个很有发展前途的好少年。可是，莫测的政治风云，无常的人际关系，社会上一些歪风邪气的熏染，使黄景文性格中的劣质部分逐日生长，进而扩散，他成了远近闻名的“打架大王”。黄景文反悔过，在反悔之后又追求过，却很难得到周围环境的理解，社会、家庭、学校的老师和同学的隔离以及自我感情的宣泄和排遣，构成了人物心灵的几度发展变化，浓缩了那个特定历史时期的风云。“作家与少年犯”的对话，已经升华到时代对一茬少年的说教与期望。
    在《寻宝记》中，胡景芳的视野更为开阔，他把孩子们的生活天地一下子“转移”到了长白山的原始森林。历史与现实相互贯穿交融，长者与儿童相互映衬辅佐，给读者的确是“别有洞天”之感。几个孩子的天真活泼可爱，如同一朵朵摇曳的花朵盛开在郁郁葱葱的森林里。可成长中又怎能不需要弥补性格与情趣中的一些欠缺呢？正是这样的“夏令营”，才使得本篇故事一波三折，引人入胜，大自然自有特殊的生动，历史自有珍贵深刻的内涵。最终孩子们都如愿以偿，在没有获得宝物的同时恰恰获得了宝物。面对文学过于“现实”的琐碎，这篇《寻宝记》追求一种精神境界的飞升，实在令人过目难忘。至于《怪圈》，虽然胡景芳运用的仍然是他的长项——再现校园生活，但是本篇采用的几乎全是“逆反法”，通过发生了一连串儿怪事的高一（2）班，给读者的感受却是扑面而来的当代气息。小说的叙述描写显然在减少，而主要通过人物的对话把它们涵盖其中，或者说是靠对话来推动情节的发展，这能否说是借鉴了戏剧的表现方式呢？胡景芳自然有探索。此外，本小说语义的非逻辑化，更是作者的独居匠心之处。
    粉碎“四人帮”以来，胡景芳出版了《精奇里江畔》、《第二百五十页》、《侦探长的报告》、《死里逃生》、《胡景芳儿童小说选》、《胡景芳作品精选》等小说、童话集20余本。浏览他的儿童小说创作，我们可以归纳出几个基本特征。一是从单面抒写到多面刻画，二是由表面描摹到深层开掘，三是从叙事到阐发哲理，四是着重个性而含蓄共性。难怪陈伯吹先生在为胡景芳的儿童中篇小说选作序时曾说，胡景芳的“近期创作，在主题思想的开掘、提炼，社会生活的涵盖底蕴，人物塑造的贴近时代以及艺术手法的创新等诸方面，又在以前创作的基础上，有了新的探索、新的高度”。
    在全国童话界享有盛誉的吴梦起，实际上“文革”前是以小说创作为主的，用他自己的话来说，“50年代，我仅仅写过两篇童话”。可是，粉碎“四人帮”、吴梦起获得平反后的1978年，他发表的第一篇作品竟是童话《啄木鸟小姑娘》，尔后竟一发而不可收，童话与他喜结良缘并且连年喜获丰收。吴梦起，再度被人们提起的时候，只能是大名鼎鼎的童话作家。吴梦起说，在被关押的百无聊赖的日子里，“整晚亮着的那只十五瓦的小电灯泡儿，把暗淡的光线投射到雨污水渍和蛛网灰尘上，渐渐地它们在我眼睛里模糊变形了，甚至于活动起来。这样我眼前便出现了森林原野、山峦河流，以及形形色色的神怪人物和飞禽走兽”。童话就这样产生了，它们打发着作家的“囚徒”岁月。其实，这仅是吴梦起童话的“一弦”发端，从本质上讲，“文革”期间人妖颠倒是非混淆的“生活”经历，又怎能不在他的心灵深处留下痕迹呢？吴梦起的潜意识里一定顽强存留着自己当年所有遭遇的—个个细节，既然是“动物凶猛”的年代，那就让“动物世界”继续表演下去吧!只要我们的孩子明了那段生活，汲取教训，不让它们重演，作家的一份职责不也就尽到了吗？要不然，吴梦起童话不会有那么鲜明强烈的个性特征：大美大善，大恶大丑，大悲大喜，小动物表现出人生大主题。
    所以，吴梦起在新时期的童话创作中，字里行间充溢着对“文革”时期及现行社会各种丑恶现象与本质的揭露、批判与反思，让童话这一传统的文学样式置表现善恶、美丑斗争这一永恒主题于特定的环境中，有了更为成功的探索，即达到了一种新的人性深度。《阿三》中，本来无任何谋生本领，却总以一身漂亮的皮毛自命不凡，沾沾自喜；在《没有题目的故事》里，狐狸为了保存发展自己，诡计多端，不惜出卖并陷害他人；在《虎牛》中，凶恶残暴的西蒙，为牟取暴利，草菅人命，兽性愈演愈烈，令人发指；在《送礼》中，狐狸为得到森林大王的位置，巧设花豹送礼的陷阱；在《酸枣核足球赛》中，金龟子为了能使自己获取一场比赛胜利，竟然用重金贿赂裁判。生活中人性的全部弱点，几乎都在吴梦起笔下的动物身上一一体现着，或许作家深知，这反面的形象倒更能调动人们的审美情绪，更能激起小读者们的爱憎感情。诚然，上述人性中的邪恶与丑陋也是在人性中的善良与美好的强烈对比中完成的。我们不会忘记《海盗岛》中的中国男孩，不会忘记《大雁塔》中的两只大雁，不会忘记《虎牛》中的虎牛……众多栩栩如生的正面形象，正是在同自己的对立面顽强斗争中才确立自己的品格的，这是一种哲学层次。吴梦起运用地地道道的东北口语，极富有儿童世界的情感和色彩，把充满人生哲理的童话故事讲得扑朔迷离，妙趣横生。从新时期开始到目前为止，吴梦起已经创作了100余篇中短篇童话，显示出空前的创作活力。他的作品屡屡获奖，屡屡被改编成其他形式的艺术品类，其成就显而易见。
    完全可以说，粉碎“四人帮”后，辽宁儿童文学最先走向全国的就是吴梦起的童话。1981年发表的《老鼠看下棋》，是中国作家协会首届全国儿童文学奖和上海首届儿童文学园丁奖的双项大奖作品，这是吴梦起童话创作的里程碑。吴梦起的童话创作对儿童文学界的贡献还在于，他把作品中人物的共性与个性高度地融会贯通，并以其明晰的个性特色昭示突出的共性。比如说善良、勇敢，这是吴梦起童话中正面形象反复出现的共性主题，但是如何表现这种善良和勇敢，他的每一篇童话却不尽相同。《蛐蛐坐飞机》是一种方式，《棋子儿旅行记》又是一种方式。以往的儿童文学过于强调政治的功利和教育的功能，童话在很大程度上是共性淹没个性或者是共性取代个性，飞禽走兽的个性特征如出一辙。同时，为着力刻画人物，吴梦起开始了对童话一般逻辑的发掘和延伸。按照常理，大象最怕老鼠钻进自己的鼻子里，这在民间的“磕杠子”中均有说法，可在《老鼠看下棋》中的结尾，大象偏偏把钻进自己鼻子里的小老鼠一个喷嚏“打”了出来，虽违背了传统，却符合情节的逻辑发展。吴梦起对童话逻辑的延伸，还表现在对拟人体形象的动物性特征的夸张，他作品中的“动物”常常都具备几种动物的特征。比如在《海盗岛》和《马戏团放假》这两部相互关联的作品中，玩具狗阿强就具有“牛的力气、马的速度、猫的攀援、豹的勇敢和鲨鱼游泳的本领”。尽管作家解释了此本领是由于在制作玩具狗时添加了上述五种动物的皮，仍然不符合现实生活的本身逻辑，可是它却符合人物的性格发展和儿童的思维逻辑，因此依旧是完整的童话作品。吴梦起的童话篇幅略长的有着小说的细腻与传神，情景交融，情节引人入胜；篇幅稍短的又有着寓言的精当与隽永，饱含哲理，令人再三回味。这也是吴梦起童话的又一个与众不同的地方。
    杨大群虽然在新时期以后只写过两部儿童长篇小说，但他以散文、随笔、回忆录的形式表现少年儿童生活的短小篇幅文章，却经常见诸于省内外的报刊。在这些作品中，杨大群要么截取童年生活的一段，以朴实的地方语言进行白描；要么对身边的儿童生活加以观照，表达出自己对人生新的见解；要么就把笔触伸向炮火纷飞的战争年代，讲述枪林弹雨中孩子们成长的故事。1997年由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小义勇军》，就是作者在长期的生活积累中又重新开掘的题材。作品保持着杨大群一贯的风格，浓重的乡土气息，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真实再现了“九一八”事变后大辽河沿岸劳动人民的贫苦生活以及反抗日本侵略者的卓绝斗争精神，精心描绘了穷苦少女由一个饱受蹂躏的童养媳成长为一名威慑敌胆的义勇军“总司令”的风雨历程。应该说，这是我省近年来历史题材的新收获，特别是以童年的视角来表现“九一八”事变后辽河岸边的义勇军生活，更属于凤毛麟角。
    胡景芳、吴梦起、杨大群等老作家，尽管他们各自的创作领域、创作题材、创作手法不尽相同，但是有一点却是他们心心相通的，这就是儿童文学作家的神圣使命感。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们是真正的“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不管写长篇还是写短篇，他们始终牢记作品是写给孩子们看的，关系到孩子们的身心健康，所以他们的作品永远坚持积极向上的高尚格调，坚持真善美的主旋律。同时，他们过分重视情节故事的编排，过分注重客观环境对人物的影响，而忽略了人的情感内心流程的变化，特别是儿童少年于改革开放之后情感产生飞跃所洋溢出来的丰富性、深刻性，往往揭示不足。对于后来者而言，这又是极为可贵的经验教训。
    “小虎队”沿街而行
    1996年10月11日，《中国艺术报》以《东北小虎队，虎虎有生气》的醒目标题，专门介绍了近年来崛起的颇具个性与实力的东北青年作家群的儿童文学创作。实际上，“小虎队”的崛起，或者说“小虎队”的形成与发展，要远远早于上面所提到的时间。在80年代中后期，针对我省儿童文学在复苏之后暂时出现的困惑与停顿，或者说已经开始了并不满足于胡景芳、吴梦起等老一代作家“独领风骚”的我省儿童文学的现有局面。几乎是在一夜之间，肖显志、董恒波、常星儿、老臣（陈玉彬）、车培晶、薛涛等少壮派拔地而起，以自己作品的独立风格成为东北“小虎队”的主力阵容。说起来简直令人难以置信，进入90年代以后，这批“小虎队”的中坚在《儿童文学》、《少年文艺》、《巨人》、《儿童小说》、《儿童文学选刊》等全国知名儿童文学杂志上连篇累牍地发表头题作品，要么获取大奖，要么出席出版社、杂志社举办的各种选题笔会，要么是作品选集、专集层出不穷。辽宁儿童文学最有实力最有发展前途的创作群体终于以生力军的姿态亮相于全国文坛，并且炮炮打响；终于以自己辉煌的战绩在全国儿童文学界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博得同行与专家们的青睐。最能代表及反映出“小虎队”创作特色的即是由著名作家、编辑家、文学事业活动家、《文学少年》杂志主编赵郁秀策划并主编的“棒槌鸟儿童文学丛书”，这套丛书一经沈阳出版社出版，立即引起全国范围的关注和反响，并获得省“五个一程奖”和全国“五个一工程奖”。此书不仅以群体的方式显示出辽宁儿童文学的创作走向、实力及目前达到的水平，而且预示着具有鲜明地域文化特征的辽宁儿童文学创作从此将由青年一代领衔主演。老臣的《盲琴》、肖显志的《北方有热雪》、董恒波的《天机不可泄露》、薛涛的《白鸟》、车培晶的《魔轿车》和常星儿的《走向棕榈树》，“小虎队”风采洋洋大观。
    肖显志是最先在上海获得陈伯吹儿童文学奖项的青年作家。发表在《儿童时代》的短篇小说《会流泪的黑毛驴》，篇幅非常有限，可作者童年视角触及的人道主义情怀却如同一个巨大的光环，照亮了读者的阅读空间。黑毛驴作为一个与“我”打交道的动物形象，是有着明显的象征和寓言作用的，与其说是“我”对黑毛驴施以同情怜悯，不如说我们对所有像黑毛驴一样的艰苦劳动者都应施以关怀，而这种关怀是孩子的心象映现出来的，就更显其难得与珍贵。这是肖显志创作的第一篇儿童小说，作品中的人道主义主题是他后来创作—贯所遵循的，如《打碗花》、《好大一棵树》、《乡间雪路》等。最能体现肖显志儿童文学创作特征的，是他描写关东少年儿童个性风貌、反映关东少年儿童独特心灵世界的《狂舞的六月雪》、《蛙歌》、《燃烧的浮桥》等短篇，以及《北方有热雪》、《“神曲”唢呐》等中篇。在这些作品中，作者善于把关东的自然景观等属于地域文化色彩的诸多意象融进文本之中，为人物提供了良好的背景材料；同时又善于把社会转型期外力冲击乡村带来的观念变化而给儿童少年造成心理失衡的现象予以洞察，为人物性格发展变化及矛盾冲突创造了合理的依据。肖显志已不满足于儿童小说现阶段的表现形态，并有意对儿童小说作了一些表现形式上的探索，他不仅在作品中倾注唯美主义的追求，拓展读者的思维想象空间，而且竟然采用魔幻主义的手法来创作《鬼村故事》。粗犷、热烈、浓重，大刀阔斧、恣意汪洋又寻求变化，构成了肖显志儿童小说的基本格调。
    董恒波是带着儿童诗创作成功的喜悦而步入儿童小说创作领地的。他极善于从现实生活中捕捉少年儿童内心世界的闪光点，往往通过一个事件、一两个故事的连缀来布局谋篇，如《智力竞赛队》、《古钱》、《神投》、《棋步》等，似乎光看题目，便可一目了然。重要的是董恒波能把捕捉到的闪光点完整地消化在他的人物身上，让人物又以各自的性格特点活跃在读者面前。董恒波非常注重自己儿童小说的情节性，这是他首先考虑读者的接受能力和心理特点所决定的；同时，他又把生活中的普通事物加以艺术的偶然化、“哲理化”，使人物的活动空间紧凑、有序，张弛自如，首尾相应。如果单从儿童小说的篇章结构的角度分析，在“小虎队”成员里，董恒波的作品是较为完整的，这既表现在他小说故事的编排技巧——人物情绪、动态、结局的连贯性，又表现在他对自己的描写对象——儿童内心情感世界的体贴入微，按照儿童的思路来结构完成作品。董恒波儿童小说的题材来源几乎全是小城镇的校园及家庭，离孩子的生活近，离孩子的心灵近，或者说就是他们生活与心灵的艺术呈现。儿童的天真与善良、儿童的单纯与好奇、儿童的淘气与顽皮及恶作剧，都在新时期的特定环境下增加了新的内涵外延，并且发展为多种“混合型”的儿童性格。正是有了如此发现，董恒波才在自己的作品中加大了表现的深度和广度，才使得自己作品中的男女主人公洋溢着浓烈的时代色彩。《魔音》中的娟子，从三岁的一场暴病开始就双目失明了，可她内心世界的丰富与美好以及用灵魂感应外部世界的动人形象，深深地影响着她周围的每一个人。在娟子纯美清澈的童心映照下，成人世界的言行举止得到了净化，小说中的钢琴老师、“我”的爸爸就是在娟子的感召下而背离自己的。董恒波的作品总能完整地塑造出一个个当今儿童的艺术形象，这些形象又以各自的思想文化含量折射出改革开放以后的城市乡村的新气象。《鹰歌》中内向、执著、深沉的大炮，《显影》中调皮、勇敢却又忍辱负重的于玉驹，《永远的天空》中善良、执拗、憎爱分明的巴特尔等等，这些人物决非都是单色调的，而是随时完善着自己并逐渐修正自己性情中的弱质成分，进而成长为一个于社会有用的人才。董恒波善于把握成长中的儿童少年的个性，而这种个性又在学校、家庭、社会等多种矛盾的纠葛之中得到了充分的张扬、转化和因势利导，使读者有机会领略当代少年儿童的心路历程。董恒波的语言幽默、机智，又富于调侃的韵味，这为他的小说储备了非常完好的原材料。
    常星儿的苦艾甸系列、沙坨子系列少年小说，实际上是作者有意识的文化参与和渗透。空旷辽阔偏僻的苦艾甸，荒凉浩瀚寂寥的沙坨子，这辽西特有的自然景观，当然涵盖着十分厚重的文化意蕴，它们已经成为常星儿小说的某种文化载体，有力地衬托出于草甸子中顽强生存的少年形象和沙地里少年成长的生命悲欢。值得提出的是《秋境》，主人公麦果为了挣钱替爸爸还债，只身来到苦艾甸上与大人为伍割草打工，“给爸爸植苇!”铿锵的童稚声早熟得令人心颤。麦果坚定地挺起瘦小的身躯，过早地背负了草捆一样沉重的生活重担，一步步走在辽西贫瘠的土地上，因为他的心中有理想，能够替爸爸还清债务，能够让家里的生活过得好一些。艰难竭蹶中萌生的信念与理想，竟是那般耀眼夺目。在《找田》、《远坨》中，少年主人公的现实命运和理想追求的反差更为巨大，沙坨子自然环境的恶劣和人们生存状态的艰辛，为维雨、唤生等少年生命意志的表现，提供了极为壮观的背景条件。其实，躁动于常星儿笔下人物心理深层的种种情绪，是不满足于现状、不安于承袭父辈命运、热切渴望走出苦艾甸、沙坨子，并改变自身环境的精神向往和追求。如此境界，更加突出和强化了常星儿少年系列小说的当代指向。这在其长篇小说《走向棕榈树》里有更为博大精深的描写。棕榈树无疑是象征，从沙坨子走向棕榈树，实际上是从封闭落后的小农经济走向开放先进的都市文明，这是常星儿苦艾甸、沙坨子系列小说其潜在思想主题的进一步延伸和发展。为了“走向棕榈树”，改变自身的生存境地，春玲、鸣山、根旺等历尽苦难，甚至付出了根旺的性命，代价虽然沉重，可少年主人公们终于果敢地迈出了这一步。在历史和现实、情感和理智、生存和死亡等重大矛盾的抉择面前，小说里的人物始终处在漩涡之中，并以各自独有的个性，合理可信地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广阔的背景，生动的人物，浑厚质朴的文化情怀，沉郁悲怆壮烈的氛围，使时下生存与环境的哲学命题有了活生生的注解。春玲从棕榈树下返回故土沙原，应该说，这个结尾对深化主题及开掘春玲的内心意识，都是点睛之笔。走出为了返回，不仅要改变自己，更要改变父辈一样的沙原，乡土情结根深蒂固，我们的血管毕竟流淌着父辈的血啊。或许这是一种“倒退”，但它符合人物的性格逻辑；或许沙原以后还需要多次的“出出进进”，方能够彻底“旧貌换新颜”。常星儿梦寐以求想改变自己世世代代生息繁衍的土地的潜意识，于此可见一斑。常星儿的小说，追求并实践着一种诗化或散文化的审美效果，他擅长用朴实而平淡的叙述语言，把少年人物的内心活动与生态环境自然融为一体。他不渲染过程，不计较枝节，而着重外界事物对少年内心情愫的冲击，往往一两句话，就把自己想要表述的情境交代得一清二楚。这是常星儿的魅力所在。
    同样，老臣的少年小说创作也突出表现了地域特色，其题材来源大都在山水之间。长篇小说《漂过女儿河》、《女儿的河流》，中短篇小说集《窗外是海》，题目全是水的概念。而在中篇小说集《盲琴》中，除了“山”，也是“水”，像《跑冰》、《火船》等等。辽西家乡的山山水水，既在老臣生命中形成了难以割合的情结，又为他作品中众多人物的生存成长提供了驰骋的天地。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老臣正是把自己塑造的儿童少年形象熔铸在自己分外熟悉的山光水色之中，写起来才得心应手，挥洒自如。尽管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讲，他只是从90年代后才开始少年小说创作的。老臣的短篇小说，其少年人物几乎全是在同成人世界的冲突中，才使各自的性格发展完善，才使故事情节全面展开进行。如《夜道》、《蓝山》、《篝火》和《跑冰》，作品中的“爹”和“爷爷”已经是成人世界的代言人和行动者，在老臣的笔下，他们或多或少都对少年情怀的伸张构成了某种障碍。同时，由于老臣小说的背景是偏远的辽西山区，面对着贫穷所带来的失学、家庭父母不和等诸多矛盾，特别是社会变化引发的一系列新的人际关系，既给孩子们带来了惶惑，又带来了希望。因此，老臣所刻画的少年形象，都是敢于向自己命运抗争、向自己家庭父母挑战的“弄潮儿”，这就使他的作品显露出沉重冷峻的色调。我们既为《窑口有棵树》中的明震感到忿忿不平，也为《蓝山》中的小侉子感到心胸郁闷，老臣有意把他的人物置于艰苦卓绝的环境中，除了风霜雨雪的自然环境恶劣，更有来自社会、家庭以及邻里等人为的灾难。从肉体到精神，这双重的压迫简直令少年们不堪重负，而生活中那若干的亮色，竟让少年们一次次绝路逢生。这或许就是老臣千方百计塑造的“小小男子汉”的形象，因为你不经过如此这般的磨砺，你根本就无法在辽西的山水之间生存。老臣笔下的“小小男子汉”，其生存的物质条件与精神世界造成的强烈反差，言行举止的相对平静与内心涌动的不可遏制的青春生命激情，以及在辽西山村日常生活的平凡境遇中如萌芽般冉冉生长的高贵品质，不仅使读者的阅读拥有哲学语境的思索，更为重要的是还获取了艺术陶冶的美学空间。
    《魔轿车》是车培晶的短篇童话集，作者或许想改变以往童话的惯有模式，而设法从题材到立意“刷新”一回纪录，比如题旨的模糊性与多义性，比如题材的现代化与生活化，总不能让虎豹豺狼统治我们的童话一辈子吧。然而，我们看重的却是车培晶的儿童小说。平等、亲善、爱与同情，这几乎是所有儿童文学作家要竭力表现的主题，可车培晶的表现方式却自成一家。童年的磨难在作者的心灵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带着这种感伤的情绪，车培晶把澳大利亚作家特里莎拉伊森的“敏感的内心体验、对人的关怀和同情进行写作”的经验奉为教条，“流动着情与心的交织、碰撞和震荡，以及构图、色彩和谐的奏鸣”，写出了《墨槐》、《野马河谷》、《远方的家乡》、《鸟笼山的太阳》、《落马河谷的冬天》等一批充满人类之爱的儿童小说。车培晶不刻意追求取悦于读者的情节效果，不直接表露直白浅显的说教式主题，而是按照生活的本来逻辑，直面人生中常见的却不是很轻松的环节，把人物放在一个个感情的漩涡和矛盾冲突之中。哑巴石、哑娃子、黑猩猩、安珍、铁匠等人物形象多是身体和心灵都遭受过创伤的，所以才格外渴望和珍视爱与同情，所以才以自己的善良之心报答社会；这些身体残缺内心美好的形象同四肢健全内心肮脏的人物所形成的鲜明对比，又深深打动着每一位读者。因此，收入上述作品的儿童小说集《神秘的猎人》，继胡景芳、吴梦起之后而获得全国儿童文学大奖，是当之无愧的。
    薛涛是“小虎队”里最为年轻的成员，创作起点高，对儿童小说的探索也较为全面。他的作品清新、灵秀、机智，想象力丰富且独特，有当代的质地和色泽，是一位极具发展前途的新锐。薛涛在注重儿童思维能力接受能力反应能力的前提下，常常以感觉、意念、内心独白等心理流程的话语方式结构其儿童小说的一些或主要篇章，情节的若有若无，人物的时隐时现，叙述的夸张跳跃，主题的模棱两可，最大可能地反映出如今儿童少年的基本特征和状态。短篇小说《向蓬镇旅行》可以说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努力营造童年生活的情境和氛围，诗化地表现儿童内心的美好憧憬，使童年的心境更加自由地伸展，这也是薛涛的创作追求，短篇《白鸟》即可说明。薛涛的小说作品，表面看来并不在意主题的开掘和矛盾纠葛的深化，可人物的内心矛盾冲突却潜藏在那散文诗一般的段落里，乍看是风平浪静，细品却是暗礁激流。不相信你可以读读获得第六届“冰心儿童图书新作奖”的中篇小说《如歌如诗》。无论怎样发挥、想象、创意，薛涛都是在了解和熟识孩子的条件下展开的，其思想感情、生活情趣，甚至包括男孩女孩上课下课的细节描写，必须有依托。借助于艺术的各种表现功力，薛涛能把儿童生活的哲理领悟得那样精辟并把它们不露痕迹地潜伏在自己的作品主人公身上，这是他独具的品位。
    1998年，车培晶、肖显志的长篇动物小说《响尾老鲨》和《鹰王》双双获得第十一中国图书奖。刘东的《蝴蝶》等三部采访小说，许文涛的《音乐盒上有个会跳舞的小女孩》、《辽河水哗啦啦》等短篇小说，相继在《儿童文学》的头题上发表，又连续被《儿童文学选刊》选载。“小虎队”的创作题材又有了新的拓展，“小虎队”又有了新成员。后浪推前浪，“小虎队”前途无量。
    我们说“小虎队”的创作成就显著，并非是他们的创作没有缺憾。比如，肖显志由粗犷带来的文字粗糙感，外在的过分渲染而使得人物描写缺少必要的内在旋律；不是生活中的所有人物事件都具有偶然性，董恒波应该淡化和消解作品中某些”戏剧性”场面，再加强一下人物性格本身的逻辑发展；常星儿和老臣有些短篇小说的人物形象略显单薄，有骨头少肉，或有肉而欠缺血脉，而短篇与长篇的有些情节、细节又几度重复，再现生活与施展想象的能量难免捉襟见肘；车培晶的题材领域本应拓宽，不一定就得写身心有残疾的儿童少年和历史事件，逃避“现实”去设计童话，其实还是现实的“曲笔”，至今我们仍然迷恋他在自己小说人物身上倾注的人道主义关怀；时间长了，薛涛必然会沉稳下来，建立自己的“坐标系统”总得有个“轴心”，‘横竖”发展，让笔触变得凝重深邃，更富有儿童少年的生活况味。
    儿童生活的诗意定格
    一直在稳固发展过程中而期望有所改观的，是辽宁的儿童诗歌创作。新时期以来，儿童诗歌虽然没有像小说、童话那样接二连三地在儿童文学界引起轰动，但它仍以稳扎稳打的平常态势，用自己的旋律和色彩，为孩子们描绘了一幅幅绚丽多姿的生活画图。我省的儿童诗歌创作尤其如此。一批长期专门从事儿童诗歌创作的诗人，不仅现有的成果超过了以往；而且一批更为年轻的作者也纷纷加入了儿童涛歌创作的行列，并以自己独特的声音立住了阵脚；更有一批成人文学的操作者开始转移视角，义无反顾地写起了儿童诗。辽宁的儿童诗歌创作队伍的日益壮大，是辽宁儿童诗歌创作长久不衰的重要原因之一。
    滕毓旭、佟希仁、马业文、冬木、崇仁、冯幽君，作为儿童诗歌的“老诗人”，新时期以来，他们在创作数量与质量上的急剧递增，显示出重新焕发的童心诗情有了宽阔浩大的表现舞台。山川树木、河流小溪、春风夏雨、秋阳冬雪以及校园内外的生活场景，无不是他们诗歌的咏怀对象，并把这自然与生活的美通过孩子们能够接受和领悟的意象一一表达出来。他们的诗，生动而不浅白，明净而不单一，热切而不生僻，丰富而不累赘。爱与美，是他们兢兢业业遵奉的诗歌主题。滕毓旭，这位儿童生活的忠实歌咏者，不仅擅长对校园里那一页页“闪光的日历”的诗意挖掘，让课本、教鞭、黑板、笔记本等学习用品统统以诗化的方式出现在读者面前，而且他的视角经常切换到美妙无比、魅力无穷的大自然之中去，枫叶、瀑布、彩霞、柳笛、蛙歌、海浪等景物已经成为滕毓旭儿童诗中的主体意象。面对和表现色彩斑斓的大自然，使滕毓旭的全身心都获得了复归，—方面他自己仿佛回到了童年时代，用自然的美丽躲避家境的窘困和填补内心的失望；另一方面，儿童的天性是相通的，让今天的孩子饱览自然风光，会更加激起他们对新生活的热爱。为了孩子，滕毓旭的心灵与大自然的包罗万象息息相通，他可以随心所欲地摄取山川湖泊的美，而做到情境一体，物我相融。从滕毓旭近年来出版的《绿色的梦》、《会跑的山》、《滕毓旭儿童诗》、《北方孩子》等诗集中我们可以发现，大自然是他儿童诗创作的主要源泉。1984年由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雪花姑娘》，是佟希仁新时期的第一本儿童诗集，也是他的代表作。虽然“诗人以喧闹的、跳荡的、色彩丰富的笔触描绘了少年儿童在当代生活的足迹，心头的奇想，不羁的梦幻和眼中的自然”，但我们觉得，诗人诗情诗境的萌生点，仍是声色俱全、形神兼备的大自然。这种自然，已经是经过诗人高度概括和精心采撷的“诗化自然”；而孩子们的思绪、志向、幻想，也往往凭借自然的感染、点化和观照而宣泄和挥洒出来。实质上，这也是佟希仁表现的儿童生活，只不过是把它定格在意趣盎然的诗的主观范围之内了。我们十分留意《春天的翅膀》、《糖果树》、《小鸟》、《春芽》、《春的脚步》等关于描绘渲染春天的作品，他们在《雪花姑娘》中的比例举足轻重，看来诗人对春天情有独钟，痴心不改。这当然又是大自然的“功力”。佟希仁的儿童诗，文字浅近晓畅，轻松自如，意象简洁生动，平易感人，没有那种浓缛过甚、艰深晦涩的诟病，是孩子们喜爱的诗人之一。马业文的儿童诗歌创作，主要成就包括在两个方面：一是校园叙事诗，生活气息浓郁，口语对话入诗，篇幅虽然短小，却讲究细节和孩子的心理临摹，并注意营造气氛和情境，如《快乐的足球队》、《雪天》等；二是自然景物哲理诗，通过生活的一个小画面，揭示出儿童生活中的常见问题，语言质朴，风格独特，如《草地》、《朝霞》、《阳光雨》等。冬木、崇仁、冯幽君这三位儿童诗人，其儿歌创作就不仅在我省处于领先，而且在全国也居重要位置。儿歌与儿童诗相比，虽然浅显、短小单一，但是要想把儿歌写好，却必须付出艰苦的努力。当然，光努力也并非就能写好儿歌，艺术感觉、知识构成、表达方式等等，必须符合幼儿的特点。“风停雨住太阳笑／彩虹架起七色桥／奶奶快来瞧／你看彩虹搭得好／一头连着北京城／一头连着台湾岛／我接爷爷上彩桥／喜得奶奶泪花掉／爷爷回来庆团圆／天安门前拍个照。”这是冬木、崇仁的《彩虹》，构思巧妙独特，幼儿熟悉、形象的比喻，表现了一个大的主题。再看冯幽君的《大白鹅》：“白鹅白鹅哏嘎叫／走一步来摇三摇／见到小猪头一扭／‘看你一身黑毛毛’／见到小鸭脖一扬/‘看你个子短又小’／大白鹅尾巴翘／人人笑它太骄傲。”色彩、个头、声音、动作，四维一体，完美表达出作者的生活理念。冬木、崇仁、冯幽君的儿歌是艺术性和知识性、科学性和趣味性、传统性与当代性结合得比较完美的作品，符合幼儿的感知习惯，不仅易读，而且易记于理解。如《拾贝壳》、《葡萄谣》、《丫丫放鸭》等，它们都是三番五次被选进全国各种版本“儿歌大系”的经典之作。
    商殿举、盖尚铎、董恒波等虽然也创作了一定数量和质量兼而有之的儿歌，但他们的成就更多体现在儿童诗的创作上。特别是在80年代以后，这三位儿童诗人的创作进入了巅峰状态，以一首首构思精致奇妙、意境优美悠远的儿童诗，为辽宁省的儿童文学园地增添了新的芬芳。“西瓜里，有个／诚实的娃娃／爸爸用手一拍／它就大声回答／生的就说生的／熟啦就说熟啦／我真想见这个娃娃／可惜，打开瓜门儿／找不到它。哦／它又钻到别的西瓜里啦／买瓜的叔叔阿姨／都在听它的回答。”这是商殿举的《西瓜里的娃娃》，生活气息和儿童情理在精巧的构思中，得到了细腻传神般的表现，显示了作者驾驭儿童诗语言的纯熟技巧。盖尚铎同样具备上述特点，重视儿童诗的构思和意境，如《我失落一颗桃核》、《大海买东西》等。但他的创作并没有停留在对儿童诗本身特征的钻研上，而又开始了扩展儿童诗题材领域的新探索，其诗情画意的触角已经指向当代少男少女的生活意识、思维方式、精神追求。在《我们看海去》中，以女儿向妈妈诉说要走向大海的急切心情，表达了当今儿童少年对传统观念的否定，对远方的新的生活理想的追求；在《男孩子女孩子》中，展示了男女少年的不同意愿和向往，男孩子要漂流长江、乘热气球探险、参加世界杯足球赛、到联合国演讲呼吁世界和平，女孩子要当歌星、当模特儿、当电视主持人、当空中小姐、当时装设计师……这些看起来只有小说才能表现的主题，盖尚铎信手拈来，成为自己的“儿童诗”。如此创新的意识和实践，是盖尚铎对辽宁儿童诗歌界的贡献。“瞧，我们的雪人／长得多么漂亮／上学的大哥哥／树上的小麻雀／谁看见都把雪人夸奖／最喜欢雪人的／就属太阳了／它看了看，看了又看／悄悄地把雪人／领到了天上。”这是董恒波的《雪人不见了》，简短生动、形象逼真，又蕴含着科学常识。董恒波的儿童诗，常常运用想象、联想、夸张、拟人等修辞手法，从生活的实际中选取儿童熟知的意象，几行口语式的排列组合，一首首儿童诗就诞生了。
    从80年代中后期到90年代后期，宁珍志已经出版了《十四岁的星空》和《我对世界说》两本儿童诗集，他想通过—些新的角度来表现当代儿童少年浩瀚的情感世界。不注重外界生活本身如何，而注重外界生活在孩子内心产生的反应，即儿童少年的情绪、心态、动作的本身变化所呈现出来的儿童生活的本身质量，以及儿童世界与成人世界发生撞击时，孩子心中那稍纵即逝的火花是什么。王立春似乎对孩子情态的把握更为真切，因为她有女性的细腻与体贴入微。这位从90年代中期才开始以自己儿童诗的独特品位而在辽宁文坛崭露头角的青年诗人，至今发表的作品并不很多，但她每发一组儿童诗，都能带来一股小小的“冲击波”。读王立春的儿童诗，你像是站在摇篮边，在为自己的孩子浅吟低唱那“动人的歌谣”；博大的母爱胸怀，使王立春儿童诗的情境有着意味深长的诱惑力；过去、现实、将来的三重意象交叠穿插，又使得王立春的儿童诗有了某种丰饶和厚重。
    著名诗人晓凡、牟心海的《神马》、《梦的露珠》两本儿童诗集，也是新时期以来辽宁儿童文学界的丰硕成果。他们涉猎题材广泛，幻想空间博大，生活哲理俯拾皆是。这对专事儿童诗歌创作的作者来讲，《神马》和《梦的露珠》仍然有许多值得借鉴的经验。
    纵观辽宁的儿童诗歌创作，总觉得在一些关键的部位存在着“衔接”上的困难。比如说，老一代的诗人在生活经历经验及掌握儿童心理特点、运用语言选取意象等很多方面，都占有优势，可他们的一些作品缺乏时代感，特别是在表现现实的儿童少年的多方位生活时，往往力不从心，有时作品写出来了，又恰似隔靴挠痒，诗的表现力、深刻程度都不够。而年轻一代的诗作者，接受新事物快捷，反应能力敏锐，又喜欢创新和探索，其作品也有某种“先锋”意义，但是，青年一代的生活底气不足，又爱选用新颖的语句和营造陌生的意象，稍有不慎，难免生僻晦涩夹生，于读者之间造成障碍。同时，新、老一代儿童诗人对自然景物的倾斜度偏大，立意的层次感和时代特征递进不足；虽然一切景语皆情语，但感时花难溅泪、恨别鸟不惊心的非“人化”自然，充其量只能是一种毫无生命质地的装饰材料。读90年代的儿童诗同读50、60年代的儿童诗毫无二致，如此这般的“典型共名”，岂不真的是误人子弟？
    审时度势：唯美的纯艺术形态很难存在
    儿童文学，只要它是作为一种文学而存在，那么在通过作品的真实性打动读者的心灵、促使读者思考如何生活得更有意义这一点上，就不应和一般文学有任何不同。但是，由于儿童文学的读者是儿童这一事实，它必须具备一些条件并受到许多制约，即构成儿童文学的主要因素。第一，必须具备优秀的“文学价值”；第二，内容上具有“将儿童培育引导为健全的社会的人”的性质，第三，成年人意识到上述目的而为儿童创作的作品，在内容、形式及表现手法等一切方面，都应与作为“读者对象”的儿童的身心发育阶段相适应。
    我们之所以在此重温有关儿童文学的“定义”，是针对辽宁省儿童文学现有状况和今后走势而必须采取的方略之一。
    继京、沪、江、浙之后，新时期以来辽宁省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儿童文学大省，特别是青年作家群体的崛起、以中短篇小说为主要创作形式的“关东风格”的形成，已经使辽宁在全国儿童文学界独占鳌头、独领风骚。而90年代中后期风起云涌的长篇小说创作，又使得辽宁省的儿童文学创作再度引起同行们的关注，后生可畏。十几部儿童长篇的相继出版，现实的、历史的；地域的、人文的；动物的、幻想的……题材领域宽泛，表现手法多样。尽管辽宁还缺少像《第三军团》、《男生贾里》、《女生贾梅》、《草房子》等轰动全国的力作，但辽宁省儿童长篇的创作阵营军心稳定，一定会以新的努力跨世纪。或许，长篇小说的兴旺，会使我省儿童文学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因此，在保持我们儿童文学“第一世界”总体优势的前提下，取得儿童长篇小说创作的辉煌，也并非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现实主义的再度回归尽管会使我省的儿童文学作家们感到由衷高兴，因为他们毕竟在新时期20年的文学历程中坚持走下来了，并没有放弃这个传统。但是，我们还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受成人文学的影响和诱惑，我们的一些儿童文学作家有时候把孩子们难以接受的题材、细节也融进自己的一些作品中，使主题的正面引导作用蒙上了一层尘垢，其负面影响可想而知。为了强化“地域文化”的效果，不惜浓彩重抹，可儿童主人公的形象势单力薄，往往在与自然的抗争中束手无策，这种描写也很容易给孩子的心理造成负担。过于沉重和压抑的主题，对孩子感知生活的艰难性当然有帮助，但如果分寸掌握不好，会适得其反。我们知道，儿童文学有时又通过“审丑”来达到审美效果，然而，无论审美还是“审丑”，都必须在其形象中直接映射或反射出美好的情愫，如果忽略和放弃儿童文学巨大的教育功能，从本质上讲，他就不是一个合格的儿童文学作家。当然这种教育不是浅显直白的说教，而是通过作品中人物的情感世界自然渗透的。这种渗透，是明朗的，是可感知的，而不是像猜谜语、走迷宫那样反复迂回、曲里拐弯。新时期的20年，许多作家都在竭尽全力，想方设法使自己的作品“优秀”起来，达到感染孩子、教育孩子、鼓舞孩子的目的。单明、于颖新的小说，郑小凯、易长利的童话，葆劫、盖壤、周冰冰的寓言，他们的作品正是通过孩子们熟悉喜欢的各种形象，传递出高尚美好的道德情操和积极向上的人格魅力。吴庆先为了能让孩子们阅读《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等古典文学名著，在改编时不遗余力地推敲修改，为什么？他是要剔除那些封建主义的糟粕，保证儿童少年的身心不受污染，便于茁壮健康地成长。辽宁儿童文学要保持现有创作实力并继续发扬光大，最根本的—条，就是必须坚持现实主义的文学传统，坚持儿童文学本质的特点特色，任何时候都不要忘记自己的读者对象是成长中的儿童少年，审美教育现在是将来也必定是儿童文学作家们任重道远的神圣使命。
    毋庸置疑，儿童文学是发展的，无论作为观念的意识形态，还是作为手法的实际操练，我省的一些作家特别是年轻的一代新人，他们不满足于现状，不甘心自己的作品永远停留在一种形式的表现圈子内，甚至会对创作题材、主题来一番“更新换代”的颠覆，这本来无可争议。但是，放眼古今中外的文学史，任何一部有价值有生命力的作品，除了它惯有的艺术风范之外，都在某种程度上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从思想上给人们以穿透力极强的生活启迪。儿童文学，肩负的是塑造我们下一代的民族品格的历史重任，难道不应该把真善美的动人旋律高歌到底吗？于是，才有了本小节题目出现的缝隙，那是留给古典、现实和未来的“空想者”，其实它并不存在，并不存在于我们现在乃至今后的儿童文学创作实际中。
    著名儿童文学评论家周晓在论及新时期辽宁儿童文学创作的总体成就时曾经指出：“那种直面少年儿童所面临的现实和人生的共同的文学追求，以及在这种追求中仍你追我赶的创作氛围，也许正是辽宁得以形成活跃的儿童文学作家群体的必要条件。”而这种创作氛围、作家群体的形成，实际上也是依赖于辽宁儿童文学界的总体大环境所发生的。粉碎“四人帮”以来，辽宁的儿童文学讲座、儿童文学评奖、儿童文学作家作品研讨会，据不完全统计，竟达到50次之多。辽宁省儿童文学学会、《文学少年》杂志、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在赵郁秀、冬木、于耀先等策划和主持下，每年都能保证两到三次的大型活动、20年坚持不懈，这的确是众口皆碑的历史功绩。因此，保持和稳定、创造和发展一个和谐、宽松、有利于竞争的环境氛围，也是使辽宁省儿童文学在现有基础上稳固发展、繁荣的重要条件。它不仅包括评奖、创研、出版发表，还应该包括给创作者提供深入生活、进行读者反馈、动员全社会重视等一系列的繁琐工作。儿童文学的启蒙、诱导作用，应该是整个文学事业的重中之重。
    作为创作的主体也是个体，每一位作家应该经得起、抵得住任何来自外部的诱惑和干扰。受市场经济的影响，文学创作，出版发行有时难免要违背自身的发展规律，按一部分人的操作程序运行，这就是出版界的“炒作”现象。发表了一篇作品或出版了一部书，报刊、电视里纷纷“亮相”，甚至还会获得某种奖项，可读者并不买账；有的作品也许没有任何新闻“效应”，又与名目繁多的各种奖项无缘，可读者叫好。究竟谁是作品的权威评判？相信读者，这是唯一的解释。在评论家眼中笔下的“反响”不是真正的反响，真正的反响是属于读者的，是属于大众的，必须清楚，我们的作品是写给孩子看的，不是给评论家看的；所谓抵住诱惑，当然包括批评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保持我们儿童文学作家的内心平衡和精神的相对纯洁性，无疑也是写出好作品的前提之一。
    我们还应该汲取我省有些成人作家的教训，在写出几篇成功的作品之后，竟连连遭遇挫折，虽然也能勉强发出几篇，但与昨日相比已是“人比黄花瘦”了，作品显然没有任何动人之处。除了一些偶然的因素之外，说到底还是生活与艺术的功力问题，或者说是创作前的生活积累和艺术修炼不足。儿童文学作家也是这样，必须提倡和坚持潜心钻研生活与艺术的习惯，它包括多种方式的体验生活和读书、触类旁通其他艺术门类的一系列过程。这似乎是“老生常谈”，但每个人凭借自己的理解程度，不妨认真地思考一下，这是保证我们个体创作生命永久旺盛的“原动力”。它既可以丰富提高你自己，又能改变否定你自己，我们有多少人经不起这无限循环的漫长过程，或者望洋兴叹，或者半途而废，或者不求甚解，结果只能向自己的千百万小读者递交一份平庸的答卷。
    创作个性往往是衡量一个作家的标志。对于儿童文学作家来说，个性的形成似乎很难，这当然是由于儿童文学作家肩负的神圣使命所致——有时为了强调共性而淹没个性。然而，通过自己优美动人的形象去感染千百万少年儿童，让他们在愉悦的审美过程中建构起自己的是非标准，这恰恰又是儿童文学作家的高明之处。个性不是你写辽西的草甸沙原，我写辽南的海滨渔帆，或者他写辽东的青山丛林，个性是把自己的语言、自己对生活的认识程度、自己的思想感情熔铸到叙事文本的一种气质。所以，在今后的创作中，我们应该尽量避免题材的“一窝蜂”、“—勺烩”、“一把抓”等集体形式主义“热门”现象，提倡自己单独视野内的不同层面，特别是在对同—题材的处理上，才最能够显示和发挥自己的创作个性。
    我们即将进入新世纪，儿童少年的新生活，又向儿童文学标出了新的高度。衷心希望我们的作家能保持和发扬新时期以来那种临近本色生命的创作激情，以新的创作高峰把我省的儿童文学事业推向21世纪。
    （原载《站在新世纪的门口——辽宁新时期文艺20年》，春风文艺出版社2000年3月版，收入由高洪波、曹文轩、王泉根等主编的《中国儿童文学60年》，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2009年1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