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世界文学”的理念，可以追溯到歌德的时代。1827年1月31日，他在同自己的秘书艾克曼的谈话中，首先谈到阅读了一部中国的传奇，激赏中国人的节制之美，“人和大自然是生活在一起的。”由此出发，“我越来越深信，诗是人类的共同财产。诗随时随地由成百上千的人创造出来。”他坦言；“我喜欢环视四周的外国民族情况，我也劝每个人都这么办。民族文学在现代算不了很大一回事，世界文学的时代以快来临了。现在每个人都应该出力促使它早日来临1。”歌德以丰富的作品，睿智地叩问自己的时代，科学、革命、意识形态的演变与政治潮流的翻卷，以独立的姿态和充分地独创，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他是以诗人的方式，参与世界的变革，敏锐地看到了世界文学发展的大趋势。而且，这个趋势是超越了政治党派立场之上的文明交汇，建立在共同人性的基础之上。
    比他的直觉更明确的是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他最早敏感到全球化时代的到来：“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和民族自给自足的闭关自守的状态，被各民族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产品成了共同的财产。各民族的片面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民族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文学2”。他以世界市场的形成为前提，在资本的血腥剥削之外，还看到了文明的交汇与融合，各种精神的相互影响，论述了“世界文学”形成的必然趋势。这是在1858年，距离歌德预言“世界文学”的时代31年。他的论述距今也已经160年了，但是以经济活动为起点的逻辑至今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方式。而世界文学的潮流已经不是抽象的理念，而是生气蓬勃的丰富现象。语言的普及推动翻译的发展，并且带动着学术的变化，比较文学的出现是最典型的表征。
    二
    由马克思的逻辑出发，上溯人类的文明史，实际上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从来就没有停止过。民族的迁徙与人种的融合、铁血的战争与文化思想的传播、和平的商贸活动带动器物与工艺的流传，在交通所及的范围里传播。一种文化的兴起与一种文化的衰落，固然是强势文明取代弱势文明的一般历史趋势；而弱势的文明也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强势的文明。文学艺术在这样持续的相互影响中，逐渐形成自己的独特品格，而精神血缘的纽带则或隐或显。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世界文学的实践要早于“世界文学”的理念，只是从模糊到清晰，由狭窄到越来越宽广而已。
    地区之间的交融就不必说了，各大陆都有自己文明传播的灿烂历史，语言文化首先是交际的需要，作为工具的应用也不可避免地导致文化思想的传播。更不用说自觉的学习，在东西方的文化交流史上，都有许多这方面的佳话。航海事业的兴起，跨越了阻隔陆地的海洋，是人类文明第一次大的交流与融合。在东亚地区，中国的山东半岛在史前时期，就通过庙岛群岛与朝鲜半岛，与日本群岛之间有广泛的文化交流，带动了农耕文明的传播与普及。早在公元前685年，中国的春秋时代，齐桓公即位之后，任用管仲为相，推行的改革中，重要的一项就是开辟海上丝绸之路。秦始皇时代的徐福被认为是中国最早的航海家，是中日韩文化交流的先驱者。横贯欧亚大陆、远达北非的丝绸之路，则早于汉代就自然形成。时盛时衰中也延续了二十个世纪。明初皇帝派遣他的目的不是殖民与商贸，而是“宣德化而柔远人”，政治的目的中显然包括了文化传播的内容。15 ——17世纪，哥伦布、布哲伦等欧洲航海家的探险则带有明确的物质欲望，揭开了资本主义国家海外殖民的序幕，以血腥的征服带动商业的革命与价格的革命。由于攫取到廉价的原料、开拓了广大的市场，封建主义迅速解体，资本主义则蓬勃发展。形成了马克思所谓的世界市场，各民族与国家日益成为互相影响、紧密联系的整体。成为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个文明交汇的时代。
    无论是古代还是近现代，无论是政治、军事还是商贸，文化的交流都带来人种构成的变化，以及地理学的发展、语言文字的变迁、宗教的传播、动植物的交流与文学艺术的彼此影响。强势文明固然居于主导的地位，但是对弱势文明的发现也校正着自身原有的偏见，使一些新的学科崛起。以文化交流规模最大的近代为例，不但航海带动了天文学、数学的发展，形成了全球范围的地理学与博物学，而且出现了以比较文化为目的、逐渐形成以田野调查为基本方法的文化人类学。基督教文明向世界普及的同时，中国和印度的古代思想也被介绍到欧美。具有关专家统计，全世界出版最多的一本书，是中国公元前6、7世纪左右著名的哲学家老子的《道德经》。不仅如此，资本主义在改变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同时，也激发了弱势文化的反抗，民族主义的思潮空前地汹涌澎湃。和平的如圣雄甘地领导的印度独立运动，激烈的如中国连续百年的各种革命，都使现代民族国家的意识大为普及。此外，二十世纪下半页东西方的冷战，从根本上说，也是弱势文明与强势文明的对抗。在铁与血的残酷厮杀中，文化的交流也从来没有彻底中断过，只是常常挂在政治外交的旗帜下。同时，强势文明自身的危机，也迫使他们在弱势的文明中寻找文化拯救的资源。美国六十年代的日本文化热，西方至今方兴未艾的新儒学，都是显豁的表征。随着冷战的结束，后殖民理论大为普及，文化思想象征的民族主体自我确立的诉求，遍及所有的民族。一方面是普世的价值超越了种族、文化与政治的需要，比如奥运会所代表的体育精神，绿党推动的环保事业，女权主义掀起的妇女解放运动等；另一方面，对于世界多样性的共识，也持续地改变着强势文明自我膨胀的偏见，比如欧洲中心主义的谵妄。以诺贝尔奖金为例，越到晚近，不发达国家与边缘种族的获奖作者越多。就是欧洲国家作者的作品中，也常常出现东方文化的内容。比如1981年获奖的英籍德语作家艾利亚斯•卡蒂尼发表于1935年的《迷惘》中，有一章就叫做《孔夫子做媒》。特别是航空事业的发展，缩短了人类交往的时间与空间，新的产业革命推动了信息事业的革命，极大地改变了人类联络的方式。人的活动范围与交流范围都空气地广泛，带来从人种到文化多种选择的可能性。
    
    三
    在这个逐步扩大持续数百年文化交流的大潮中，世界文学实萌芽成长迅速。日本十一世纪初宫廷女官紫式部，创作了世界上第一部长篇小说《源氏物语》，正值中国宋徽宗的时代，可以看到中国诗文的影响。在早于这个时代三百年的唐代，中国著名诗人白居易的《白氏长庆集》，就出现在第52代嵯峨天皇的书房中。其中叙事的爱情诗很可能启发了紫式部的灵感，激发了她创作的想象力。以当时中日交往的紧密程度，她的著作不难流传到中国，对于中国明清时期长篇小说的理念会有影响。而欧洲的长篇小说是到十六世纪才出现，一般认为是以法国作家拉伯雷的《巨人传》为标志。真正成熟则要到十七世纪初，塞万提斯《唐•吉可德》出版。那已经是海上交通比较繁荣的时期，这个文体形式由海路传到西方是完全有可能的。真正成熟则要到十七世纪初，塞万提斯《唐•吉可德》出版。成书于十七世纪末的《红楼梦》，也有可能受到《源氏物语》的影响。家族伦理的故事以青年男女的情感世界为中心，区别于同类题材的《金瓶梅》。古典小说章回体的传统形式，以道与佛的东方思维方式结构故事的叙事，但是末世的悲剧结局却超越了“大团圆”、“惩恶扬善”等古典小说的主题原型。就其人物来说，都是性格的悲剧。这是很现代的审美意识，可以与西方近代的思想潮流相参照。有学者论证，曹雪芹的祖上作为皇家商人，在商贸活动中交往过英国商人，听到过莎士比亚的戏剧故事。很可能口耳相传，受到思想的启蒙。而且所有主要人物的结局一开始就以诗文图画的方式暗示了读者，并且一再强调是虚构，这样的叙事技巧很接近元小说的观念。而在西方，则是要到上个世纪五、六十年叙事学的兴起，这一概念才明晰、流行。同样的例子，还可以举出很多，比如韩国古代的《春香传》明显地受到中国古代传奇的影响。人类的文学就是这样，从形式到内容，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二十世纪的世界文学，更是充满了人类交往中的文化融合。首先是语言的普及带动文化的交流，器物的贸易推动文化艺术的交汇，技术的推广引起政治经济的变动。首先是新的艺术形式迅速传播，油画、交响乐、摄影、电影、舞蹈、哑剧等等西方的艺术形式，其中包含的人文思想影响到文学的内容与形式。而诗歌、小说、话剧、散文等文学范畴的各种风格流派，也源源不断地登陆。一些新的文体，也逐步进入中国文学，比如童话。由于大批留学生的往来，传播接受速度之快也是惊人的。晚清大批留洋的学生，带回科学技术的同时，也带回了东西方的文学艺术，最典型的是林译小说的风行。连中国最典型的戏剧京剧，也曾经改编上演过法国作家小仲马的《茶花女》。中国的现代文坛上，最早崭露头角的作家几乎都是留学生，他们从异域带回新鲜的思想和艺术理念。其中以陈独秀、周氏兄弟为首的留日学生和以胡适为首的留美学生，发起了文学革命的号召，影响到五四运动的爆发。在一个世纪中，大批的翻译几乎覆盖了人类从古至今所有重要的文学作品。每一代作家都有自己师承的不同痕迹，有的是直接的创造性模仿，有的是在参照中突出本民族的特征，有的寻找思想的资源完成理性的批判，从鲁迅开始“改造国民性”的努力，儒家重教化的文学传统以来历不同的思想内容，支配着多数作家的写作。
    不仅是欧风东渐，东方的思想在近现代也影响着西方的文学。著名的如《史记》中记载的赵氏孤儿的故事，经过十三世纪初的元代杂剧作家纪君祥搬上舞台，1775年，伏尔泰翻译成法文之后迅速流传，有英文等多种译本，据说影响了欧洲的文学。而包公案中著名的两妇人争夺一个孩子的故事，由元初戏剧家李行道改编成杂剧《包待制智赚灰栏记》，一八四八年代（道光二十年），在鸦片战争的烽火中被介译到西方。这个题材在德国被一再改写，先是由克拉蹦改成戏剧。著名的表现主义戏剧家布莱希特一九四零年改写成小说《斯特林堡灰栏记》，五年以后又改写成戏剧。可见东方文学也渗透进西方文学，融化在西方作家的创作中。从十九世纪开始，不少西方文学艺术家，都在异域的文化艺术中寻找灵感，比如法国作家梅里美写作的西西里故事，普希金写作叙事长诗《茨冈》，都是同一股潮流。毕加索是在非洲的艺术中，获得变革绘画的灵感。而他与中国绘画大师张大千的对话，则是二十世纪人类文化艺术交融的自觉宣言。
    至于文学风格流派的迂回影响，更是二十世纪最为普遍的现象。鲁迅由日文、德文接触了俄国的文学，第一篇小说《狂人日记》的题目就取自果戈里，只是比他“忧愤深广”。其它如《药》，他的朋友指出有安特来夫式的阴冷，他解释结尾的花圈是要冲淡这样的气氛。他的作品早有四十种以上的译本，对于世界其它国度的文学会有影响。二十年代初，美国诗人庞德受到中日古典诗歌的影响，特别是日本俳句的影响，提倡意象主义的诗歌理念。他的理论与实践迅速传播，影响了俄国诗人叶赛宁的创作。至四十年代，则启发了中国西南联大外文系出身的九个青年诗人，他们探索写作意象派的诗歌，这就是著名的九叶派诗人。其中不少人，持续写作到世纪末，影响了中国更为年轻的诗人，是八十年代初，“朦胧诗”美学理念的思想资源之一。上个世纪六十年，拉美文学的大爆炸中，不少作家受到卡夫卡等西方现代派作家的影响，比如魔幻现实主义的主要代表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是看了卡夫卡的小说之后，突然明白小说也可以这样写！而他的《百年孤独》八十年代中翻译成中文以后，引起中国青年作家激动的也是同样的感触。迅速激活了知情一代作家的心理能量，在本土的生活积累中开掘小说的内容与主题、变革叙事的文体，“寻根文学”就此兴起，产生了不少世界影响的大作家。
    四
    世界文学的形成，除了人类在交往活动中的互相激发了解之外，最根本的原因是共同的基本人性，使彼此的理解成为可能。因为，人的基本处境、基本欲求、基本的生存是相同的。比如种族的延续、生和死的问题、成长与人生、爱与仇、信仰的问题等等，都是跨越时间与空间的永恒问题。这些基本的问题又都处于基本的关系中，比如人与自然、人与文化、人与社会、人与他人等等。有些基本的活动是伴随人类历史相始终的，比如生产、探险、迁徙、祭祀、战争、娱乐、逃亡、寻找等等，也就是叙事学家所谓的行动元。就是艺术的形式，也是基于人类共同的本性。比如抒情的本性、叙事的本性、娱乐的本性等等，只是随着物质生产与文化思想的变化，引起文体的诸多革命。比如小说取代戏剧的大众娱乐方式，有赖于两个条件，一是文化的普及造就了能够阅读的群体在能有市场，二是现代机械印刷术的昌明具备了低成本的生产条件。当科技含量更高的影视出现之后，小说在通俗文化中的霸主地位才被动摇。当然，这是就西方的情况而言。在中国的近代，小说取代诗文的正统地位，则是由于开启民智的需要。梁启超看重这个文体的前提，也是由于它的通俗性，拥有大量读者的群众基础，便于宣传改良思想。
    资本时代的全球市场，使人类的活动方式更加相似，机械文明的迅速传播迫使人类的价值观念彼此靠近，所谓普世的价值逐渐形成。共同面对的问题也越来越多，这使文学艺术从内容到形式都发生变革、得以迅速传播的重要原因。比如无产阶级的出现，是导致左翼思潮发生的历史根源。被称为“无产阶级文学之父”的高尔基，在世界各国都拥有广泛的读者。这个思潮几乎波及多半个世纪，各国几乎都有引领风尚的代表作家。在中国尤其广泛，对十月革命的向往是三十年代左翼文学运动的政治思想源泉。巨大历史变革之后新政权的建立，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主导地位。使苏联文学几乎成为五六十年代多数作家美学理想的圭臬，加上马恩列斯著作的大量翻译，各国左翼作家作品的全面介绍，比如日本的小林多喜二，美国的杰克•伦敦等等，都使左翼文艺思潮至今潜伏涌流。就连具有反叛意识的青年一代，也要在其中寻找思想资源。中国著名的民刊《今天》，发刊词引用的是马克思的话。
    在动荡的二十世纪，不发达国家的历史处境更为相似，对彼此的文学也就更容易产生共鸣。上个世纪初，鲁迅留学日本的时候，翻译出版的《域外小说集》，所选都是被压迫民族的作品，边缘文化一开始就是中国作家自觉的选择。冷战时期，俄国白银时代的作家也是中国具有探索精神的作家心仪的对象，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格医生》几乎震动了中国历史写作的长篇小说文体形式。改革开放之后，大量被译介过来的文学，都对中国文学发生了革命性的影响。比如，卡夫卡开启了残雪的无意识领域，辛格影响了苏童的写作，川端康成滋养了余华等注重感觉的先锋作家，博尔赫斯的叙事迷宫对格非等新锐作家的启迪也是明显的。而法国女作家杜拉斯的《情人》出版，则掀起了中国女性写作的巨大浪潮。例子还可以举出很多，总而言之，边缘国度与边缘种族及第二性的作家，是中国作家极其容易认同的对象。
    归根结底，文学本来就是全人类的精神财富，是制衡人类疯狂、避免毁灭的情感一维。各民族文学的差异，在语言的形式里蕴含了独特的人文思想。尽管误读是不可避免的，翻译中会有流失。但是，正因为如此，差异性的存在使普世的价值具有不竭的情感资源。也就是说，面对人类共同的危机，差异的思想提供着不同的拯救可能。在世界文学的时代，各民族各国度的差异给人类提供了博大的精神情感家园。
     
    注释：
    1、见朱光潜翻译《歌德谈话录》，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114页。
    2、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254——25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