底层写作（假设这个命名是成立的）在近几年受到的关注越来越多，以此为主题的研讨会也开过几轮了，其所取得的成绩自不待言。出于对社会现实的呼应和对写作与批评身份的认定，很多人对此表现出了不同寻常的热情。但底层写作的病象也是显而易见的。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在底层写作的文本中，私欲无限扩张，个人的自我追求在围绕着金钱、物质等方面表现得无以复加，淋漓尽致，甚至很多命案都发生在对私欲的自我满足上。比如有的因为在贫富对比中的严重内心失衡而杀人，有的因饥渴而入室偷窃，却阴差阳错命丧黄泉，有的则为赚得一点工钱而帮助盗窃国家文物，像这些小说因表现了底层生存的艰难和复杂而无不受到关注；二是性欲无限泛滥，似乎这已是底层写作的必然伴生物。在前几年的讨论中我们已经认识到底层民众尤其是那些进城打工者在解决自身问题时所遭遇到的尴尬已经成为一种社会问题，但今天在一些底层写作中已将此作为主要的呈现底层的方式，像诸如妓女、嫖客等这样的流动阶层已经成为部分底层写作的主体，有的文本专门写到了“城中村”等一些城市寄生区域就是为了满足这样一些要求的；三是伦理无限混乱，传统的父母之间、兄弟之间、邻里之间、朋友之间的秩序被完全打破，一切以利益和金钱为标准。有的作品中甚至出现了父母要向子女谄媚、哥哥要向弟弟跪求、朋友向自己出让妻子等等怪诞的情节。在一些写作者看来，这些原始化的、野力的东西才是底层的真正生活。这种写作正如卢卡奇所指出的那样：最终为的是把人所具有的心理上、道德上所具有的任何一种限定、任何一种方向都剥夺掉了。也许在整个社会都陷于对物质的欲望的无限追逐中这种变态的伦常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作家是一个应拥有道义感的群体，要通过自己的创作去传达一些救治人心、政治社会的理想。在我看来，在上述的诸多现象中，只要我们的作家稍微用一点道德良知和社会责任去调整一下自己的写作心态，那么其作品的社会影响就可能会发生另外一种变化。比如，虽然我不能说范小青的《赤脚医生万泉和》是一种道德性的写作，但其主人公却是一个道德完美的人，其社会影响力是不可低估的。这主要源于范小青所一贯秉承的有责任感的写作。
    实际上，底层写作也许更需要道德。底层是大众的、多数的，是底层大众的道德支撑了整个社会的道德。在底层与上层、大众与精英、多数与少数的关系上，谁是文化或者道德的最后承载者是不言自明的。写作者决不能因为底层的困境和弱势就可以在道德上去迁就他们。同时批评家也决不能因为写底层的人因为写底层而获得了道德优势后，在文本分析时就忽略了道德指涉。相反批评家的任务就是要在整个社会财富增长过程中，使社会道德获得同步的完善和积累。
    在一定意义上来说，底层写作是由批评家命名和鼓励的，但遗憾的是在林林总总、洋洋洒洒的底层批评中，较少有批评家能够指出这种底层写作的道德缺位，较少有对底层写作进行道德指涉并重归道德社会的文章。相反那些在批批评家笔下伟大起来的作品恰恰又大都具有颠覆日常伦理道德的特点。比如乱伦就是人的正常欲望的表现、自私自利是从根本上恢复了人的本性、卖淫嫖娼是底层矛盾的缓释剂等等。而且不仅如此，在整个文学批评中，道德感这几个字甚至已经被剔除，似乎有一种普遍的观念，谁要是在自己的批评中强调了政治意识形态、谁要是在自己的文章中强化了一种道德认识，谁就会被贴上传统、陈旧、极左的标签，并会成为身份上的耻辱。所以，当有的批评家碰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大都以人性的借口去辩护和认定，越是欲望的、越是去政治化的，越是自我的，越是庸常的、越是丧失气节的、甚至越是乱伦的就越深刻、越有内蕴。应该说，这是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后突然形成的一个批评传统，他们所看重的是暴力与性、阴暗的内心与迷乱的历史。比如张爱玲的《色戒》和李安的《色戒》受到热议和一些批评家的追捧就是一例。在一些人看来，与《色戒》相比较，底层写作可能更具有原生态气息，更加接近生命本真状态，因此也可能更加吸引人的眼球。也有一些有责任感的批评家看到了底层写作的道德缺欠，但大都分解为宽厚良知、世道人心、公正温暖等等主题，道德作为社会秩序的支撑面和整体性的观念要么被轻轻回避了，要么在此面前谨小慎微、裹足不前。
    道德批评的滑落和边缘化既表明文学教育功能的弱化，也表明批评家社会责任感的丧失。曾几何时，当我们文学界、学术界通过努力廓清了文学和政治的关系之后，也把本不属于这一范畴的道德意识抛弃了，也许这是这些年来我们文学界的最大损失。但文学史的传统并不如此。道德价值判断曾经是文学批评的重要方法，从古希腊时期就开始了，像柏拉图、亚里斯多德等都为此作过努力。在历史上，越是伟大的作家、越是伟大的批评家就越是注重通过道德写作和道德批评来发挥文学的功用。塞万提斯是一个伟大的作家，但同时也是一个伟大的批评家，他的创作和批评同时体现在那部伟大的《堂吉诃德》中，他一面在描写一个理想主义者在追求理想过程中的现实幻境，另一方面他又对这一幻境进行祛魅，以此来嘲讽骑士道德的可笑与愚昧。他虽然不做直白的说教和议论，但其道德立场尽可显现。托尔斯泰也是一位伟大的批评家，他对自己的作品也进行了毫不隐讳的道德评价。他认为文学应该承担的道德任务，虽然当时和后来者都把赞誉给了他，但他认为自己的作品中有不道德成份存在。托翁的言外之意还是对自己的创作进行了检讨。反观我们自己，一位因写作底层而获得声誉的作家在自己的批评中列举了十数位西方作家理论家关于现实主义的观点，以此来表明自己对现实主义的渴望和面对现实的勇气，但恰恰在他自己的批评中忽略了对于一种常态社会中伦常秩序的审视和重构。这种批评往往是通过内心的自我折磨来获得身份的认同和快意，至于道德和教义则另当别论了。我们说这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批评，甚至是一种没有文学观的批评。因为它不具有普遍的意义。
    但这毕竟是为写作而进行的批评，还不同于为批评而进行的写作。后者的任务由批评家来承担的。在一定意义上来说，作家和批评家之间的关系就是着魅和祛魅的关系。在底层写作中，作家可以虚构复杂的底层生活状况，换句话说，作家要表现出一切隐藏着本质的生活表象并使之越复杂越好，但这并不表明作家就可以制造道德迷乱，放弃道德职守，而任意地去堆砌非道德细节。比如，因为儿子打工有钱了，就一定要使母亲在逢年过节的时候拎着好烟好酒去溜须儿子？而批评家的任务就在于，要通过自己的理论正义和道德操守，对这些复杂的文本进行理性的本质归纳，进而进一步完善作家的创作和引导阅读。我之所以做出这样的判断，是因为在现实的文学境况中，批评家对作家的规训作用越来越大，对市场的引导力量越来越强，尤其是对那些尚未成名正处在写作上升起的作家来说更是如。比如批评界肯定了人性，那么一些人就开始大写人的分裂；批评界肯定了民间，一些人就开始大写藏污纳垢；批评界提出了进城打工者的性的问题，一些人就开大写底层的卖淫嫖娼。一些人既渴望市场效应，又期望能够得到批评家地拔擢。换句话说，批评家的鼓励正成为很多人的写作动力。当代文学发展史的事实已经证明，尽管很多作家都在否认批评对自己的影响，但实际情况是又有几个人能够脱离了这种“俗气”？可以说当年杨沫改写《青春之歌》是为迎合政治环境，而今天的底层写作有很多却是为了赢得批评家的人气。一位老作家说，自己在八十年代中期的小说获奖之后曾经开过一个作品研讨会，但研讨会之后两年内没有再拿笔，不知道该怎么写了。八十年代的批评是真批评，而现在的批评是真表扬。在这种情况下，批评的立场和效用就显得尤为重要。一个批评家如果不能在文学作品中看到那种社会意义的缺欠，而只专注于审美快乐，那么这也仅仅完成对文学作品的一般性认定，起码是一种不完全的批评。
    道德批评绝不是道德说教甚至是政治说教，在我看来这仅仅是一种批评的前提或基础，这正如一个人只有立足一种基本的文化规范中才能在个别领域有所突破一样。我相信当我们还没有对善恶、是非作出基本的判断之时，我们所作出的美丑判断也是虚假的。我指出底层批评的“缺德”不仅是因为我们已经出现了令人堪忧的批评事实，而且还在于具有引导意义的底层批评一旦在这个问题上和创作合谋之后势必会造成一种令人尴尬的文学局面。它会使文学在未来某个时候出现局部的坍塌，甚至是整体的崩溃，这不能努引起我们批评家的警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