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辽宁作家马成林、王力编剧、余淳导演，马恩然、雷恪生、李静和林永建等众多喜剧明星联袂打造的新农村文化建设题材的轻喜剧《文化站长》，在党的十七大大胜利召开之际，由央视一套黄金时段“快乐”播出后，在社会上和文艺界引起了较为强烈的反响。广大观众和业内人士普遍看好这部电视连续剧，认为该剧成功地塑造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一个值得关注的新人物——文化站长管文化，为影视屏幕增添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崭新的人物形象。
    长期以来，农村题材的文艺作品不可谓不多，许多作品不可谓不精彩，塑造的人物五行八作，林林总总，其中不乏深入人心者，活灵活现者，看过之后，令人耳目一新，过后不忘，以至于成了一个时代的标记和人文符号，至今仍家喻户晓，妇孺皆知。能够在作品中诞生一个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人物，并且被人民广泛记忆、众口传诵，能够流传下去，这是一部文艺作品的最大成功，也是文艺工作者终身为之奋斗的终极目标。回顾新中国的文学艺术的发展历程，几乎在个每个历史阶段的农村题材的文艺作品中，都有鲜活的艺术生命诞生。解放初期的白毛女、杨白劳、刘巧儿、小芹、小二黑……，农业合作化和人民公社阶段的李双双、孙喜旺、梁生宝，改霞、肖长春、弯弯绕……，改革开放以来，由于文艺思想大解放，文艺工作者挣脱了“左”的思想的束缚，农村题材的创作真正呈现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繁荣景象，作品中的典型人物更趋多元化，个性化和复杂化。因而就更为人民群众所认可，所熟悉，所喜爱。陈奂生、李顺大、许茂、胡玉音、秦疯子、高加林、巧珍……以及近期的刘老根、马大帅、喜耕田……等等一系列丰满独特的人物形象，都在不断地丰富着社会主义的文艺百花园。广大文艺工作者响应党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号召，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努力创作，推出了大量的农村题材文艺作品。其中，尤以电视剧的创作成绩更为突出。通过电视这种现代传媒向电视观众展示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人民生活和新农村中的新人物，已经成为影视创作中的大趋势和主流。毫无疑问，我们看到的多数农村题材的影视作品是好的或比较好的。但，严格要求起来，也有相当一部分影视作品存在着着不同程度的雷同和重复，主要是情节的雷同和人物形象的雷同。这一部剧与那一部剧没有多大区别，这一个主人公与那一个主人公神型相似，如出一辙。一样的带领乡亲们摆脱贫困，勤劳致富；一样的有一个三十多岁的寡妇猛烈追求，而主人公却坚守道德操守；一样的富了不忘造福乡里，出资办学，苦心孤旨为改变家乡落后面貌而辛勤奔走，却差一点在城里受骗上当……这样的致富典型和模范人物，在现实生活中越多越好，但，一窝蜂地出现在文艺作品中，就容易倒了读者和观众的胃口。有些农村题材的电视剧，看上去似曾相识，这部剧的情节和人物似乎在那一部剧中看见过，在人物刻画上缺少创新和突破。大路货多，精品少。看得多了，许多剧目的情节和人物在观众脑子里都“杈”住了，记混淆了，分不清是这个“岭”或那个“河”中的故事。这些情况，一方面说明农村题材的影视作品创作空前兴旺、繁荣，另一方面，也确实暴露了出现了当前农村题材影视作品存在着“一窝蜂”、“跟风”和“萝卜快了不洗泥”的粗制滥造现象。暴露出某些摄制单位追逐利润、急功近利，什么片子有市场就拍什么，与前几年出现的“戏说历史”和“帝王热”的现象相类似。同时，也反映出一些编导者耐不住寂寞，又懒于思索，观察生活草率、浮浅，思想和身子都深入不下去，躺在宾馆的房间里编故事，凑情节。结果，编出来的故事都是“老倪家的孩子”——一顺水。
    《文化站长》的出现，使多少有点儿千篇一律的农村题材电视剧荧屏出现了一个新亮点，为被大路货作品团团包围的电视观众杀开了一道豁口，令观众们耳目一新，精神为之一振。人们惊喜地看到，管文化——农村题材文艺作品中一个从未登过场的新人物，不动声色地上场了。他，挟着一股带着泥土气息的儒雅，正和蔼可亲、活灵活现、笑咪咪地向我们走来…..
    管文化，北留乡相府村的一介村夫，虽然后来阴差阳错地当上了乡文化站站长，但直到电视剧结尾，仍是一个代理站长，并非致富典型、乡镇企业董事长，更不是村委会主任或乡长、乡党委书记，不曾叱咤风云，是农村中最不起眼的一个小人物。可就是这一个把“国学”挂在嘴边的乡村小小文化人，为我们演绎了一场寓教于乐、妙趣横生、题旨深远、发人深思的活剧，为我们掀开了富裕起来以后的农民精神世界的一角，形象地阐明了新农村建设中一些亟待解决的深层次的政治命题：提高农民综合文化素质的重要性，以及如何满足新农村建设中农民群众的文化需求、怎么发挥出乡土文化人在农村文化建设中的作用，等等。
    没有文化的农民和没有文化的农村，可能产生比贫困年代里更为严重的社会问题。记得王蒙曾经说过：愚昧的人手里一旦掌握了大量的财富，是很可怕的一件事（大意）。《文化站长》借用剧中北留乡党委张书记之口，道出了“我们为提高农民物质生活不惜投入巨资，却为什么舍不得为提高农民的文化生活花钱”这种较为普遍存在的农村两个文明建设中一手硬、一手软的瘸腿现象。大胆地揭示了文化和文化人在农村遭遇的尴尬。尴尬的代理文化站长管文化在村办豆腐房改造而成的临时乡文化站，没有对对付付当太平官，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地混日子，而是不甘寂寞，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别人拿他豆包不当干粮，他却“天生我材必有用”，自找苦吃，自己给自己加码，/和“二林”搞起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抢救”、秧歌舞和国标舞PK大赛，还“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在乡里搞起了绿色家禽文化节，使当地的绿色鸡蛋和绿色山地鸡走出了乡村，打进了省城，促进了家乡的经济发展……“受尽嘲讽磨难，尝遍苦辣酸甜”，小小的乡土文人管文化，硬是使聚众赌博现象严重、封建迷信意识浓厚、坑崩拐骗、邻里不和、不孝敬长辈等落后甚至丑恶现象时有发生的富裕但愚昧的山乡，渐渐滋生出一股崇尚文化、知书达礼、敬老爱幼、追求上进的和谐文明的蔚然新风。随着剧情的不断深入和拓展，农村乡土文化人的代表——管文化那执著、随和、幽默、甚至多少有点冬烘和“一根筋”的形象，永久地存活在观众的心目中了。一个有生命的艺术形象从此诞生，跻身于社会主义农村题材文艺作品艺术形象中的知名人物画廊。
    一部文艺作品的成功与否，往往取决于该作品是不是塑造出了活生生的“这一个”人物。“这一个”，意味着典型人物在艺术上的前所未有和不可替代，具有永久的、鲜明的艺术个性。从这个层面上讲，《文化站长》已经做到了这一点。管文化这样的农村人物，在以往的农村题材作品从来没有出现过。历史上，中国的乡土文人在农村的社会地位低微，命运多舛，往往是人们嘲笑、奚落，顶多是同情和怜悯的对象，极少进入文艺家的视野，难登文学艺术的殿堂。即使偶尔露一下面，也只是作为作品的陪衬或点缀，像鲁迅笔下的“孔乙己”，赵树理笔下的“二孔明”（《小二黑结婚》），古华笔下的秦疯子（《芙蓉镇》）……等等，多是一些失败者或失意者。而芝麻官都算不上的文化站长管文化能够以主人公的姿态，在一部二十六集的大型电视连续剧里，堂而皇之地演绎他的一番事业人生和坎坷经历，而且还是在一个伟大政党划时代的一次全国代表会议召开期间，在权威媒体的黄金时段，成功地吸引了亿万观众的眼球，让观众们随着剧情的起伏跌宕，为他扼腕，为他紧张，为他不平，为他欢笑，为他骄傲……这一切源何而起？说明了什么？
    一、《文化站长》抓住了人人眼中有，人人笔下无的农村的角落人物，发掘出了蕴藏在管文化这一类农村小人物身上的深海“油层”。管文化这样的人物，在中国农村虽然为数不算众多，但人们稍加观察，便可发现，这些在农村土生土长的文化人、“土秀才”，实际上是中国农村中的小知识分子群落，是村野之中的文化精英。他们与当地农村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乃至婚丧嫁娶、家长里短都有着千丝万缕、不可分割的血肉联系，他们或参与，或旁观，不知不觉、有意无意地将他们身上的文化信息和学识专长，通过各种渠道，传递给乡里乡亲，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乡村历史的进程和农民生活的质量，同时，也从长期的农村基层生活中，汲取着乡土文化中的丰富养分，日积月累地充实、打造自身。对农村中的大事小情，由于具有一定的科学文化知识，他们比普通农民具有更多的知情权和发言权，他们往往被称为“屯不错”、“活字典”、“万事通”或“早知道”，然而，由于他们地位低下，人微言轻，不登大雅之堂，无法融入乡村的主流社会。但，这并不能否认他们的影响，他们的存在，他们的作用和他们的价值。这样的人物身上往往聚集着数不清的故事，道不尽的沧桑，折射着当地农村的风土人情和社情民意。遗憾的是，解放以来所有的文艺作品几乎没有一部以农村文化人为主人公的。仅以近几年来的农村题材的电视剧为例，我们拍了那许多乡长、党委书记、农民企业家、种田能手、致富模范、乡村女能人……却没有一部关于农村文化人物的剧目，甚至连他们的身影都看不见。仅从这一点，我们就不能不佩服《文化站长》编导们慧眼识珠，终于将管文化从八亿农民的汪洋人海中发掘出来，给了他一点阳光，，让他灿烂起来，映得十七大期间家家户户的荧屏一片辉煌。
    二、《文化站长》掘到了我国新农村文化建设之根——传承了几千年的耕读文化，赋予了管文化深厚的历史文化背景，因而广为观众，特别是农村观众的认同和欢迎。管文化这个角色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孤立的，或编导们一时心血来潮。这部电视剧结尾的主题歌唱的好：“黄河九曲十八弯，耕读传家几千年”。这句颇见功力的歌词，道出了管文化现象的由来和渊源。千百年来，古老的华夏文明，或曰黄河文明，起源的是耕读文化，它是推进中华文明绵绵不断、生生不息繁衍发展的根基和土壤。古往今来，在我国广大农村中沿袭着一代一代的耕读世家，一些农家子弟的“家学渊源”，“熟读子集经注”，文章满腹，源远流长。从穷乡僻壤走出来的文化人士比比皆是，不胜枚举。有些甚至十分杰出。三国时期的诸葛亮，在南阳蛰伏、卧龙时期也不过是一介耕读人士。“亮躬耕垄亩，好为梁父吟”。如果不是被刘皇叔三顾茅庐，请出山来当了军师，孔明先生可能成为西汉那个时期南阳一带的管文化，也说不定呢。说远了，也说大了。在当今的现实生活中，像赵本山这样从农村底层走出来的影视明星、像何庆魁这样曾以打鱼为生的土生土长的农民大编剧，哪一个不与古老的耕读文化血脉相连，根系相通呢？与这些杰出的耕读人士相比，管文化的学识、才华和机遇可能略逊一筹，他此生大概只能为乡亲们写写对联，画几幅画，传播他的“国学”，再就和老伴儿种麦子，酿“管制陈醋”，离不开北留乡相府村那一亩三分地。一直在“躬耕垄亩”。因而，他比赵本山、何庆魁们更接近当今现实生活中的农村和农民，他的耕读文化背景就更为厚重和宽广，也更富于泥土的芬芳。
    三、《文化站长》搭上了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快车，将管文化这一类过去农村中的边缘人物拖到了农村社会的前台。如果没有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和谐社会发展潮流，“三农”问题没有纳入国家和社会发展战略的重要突出位置，管文化这一类乡土文化人，很有可能还在卧龙岗或相府村里适闲呢。为什么刘巧儿时期不出管文化？李双双时期也没有出现，甚至，在高加林时期也看不见他的踪影呢？当温饱问题还没有解决，大规模的农村文化建设显然还提不到议事日程上来。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农村就不同了。富裕起来的农民和发展起来的社会主义农村，需要文化生活，需要提高整个农民阶层的文化素质，需要“我有文章赞家园”。但，怎么加强，怎样提高，从什么基础上加强和提高，是十六大以来，党中央农村文化建设政策的研究核心，也是和谐社会建设的一个焦点。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明确地提出了我国社会文化建设的战略任务：“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成为我国人民的热切愿望。要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使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保障，使社会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使人民精神风貌更加昂扬向上。”在这样的特定历史时期，管文化自然而然就要粉墨登场了。因为，他这样的耕读人士在当今千载难逢的农村盛世面前，很可能会有一番作为。“天生我才必有用”。这是时代赋予他们的历史使命——延续千百年来的耕读文化，使之与现代文明对接，创造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全新文化。因而《文化站长》所表现的人物虽小，但题材重大。新时代的呼唤，使中国农村中一直沉寂着的“文曲星”管文化迸发出时代人物的耀眼光彩。
    电视剧的结尾出出人意料。正当管文化的所有努力被认可，被乡亲们赞扬的当红时期，县人事部门批准他转干，终于转正为正式文化站长的时候，管文化却选择了一纸辞呈，激流勇退。他在写给乡党委张书记的辞职信里道出来其中的缘由，最后一次展示了这个乡土文化人的内心世界。他的知识老化，唯恐思想和步伐跟不上新农村文化建设的飞速发展，决定倒出位置，让年轻的知识结构更为现代的“管文化”们来乡文化站管文化。这一记“豹尾”，把管文化这个典型人物一下子弹到了更高的思想艺术境界，使剧情在结尾处达到了情感高潮，堪称神来之笔！
    在管文化这个人物身上，还存在着耕读文化中的一些封建思想文化残余。譬如，旧时文人雅士身上的狂狷之气，背地里在他身上偶尔也有所表现，以及一点地区小名士的孤芳自赏，乃至在特定情况下，大男子主义思想也会冒头，主张对老伴儿廖素芳来点“镇压”手段，等等。这些负面的人物性格勾勒，不仅没有损害管文化的总体形象，反而从反方面使人物更加鲜活、丰满，真实可信（如贾平凹所言：欲彰其白，须著其黑）——这就是从垄沟里走出来的乡村文化人；这就是“耕读传家”乡村文化传统的继承者；这就是北留乡的代理文化站长管文化。当然，如果编导们的心气再沉静一点，笔触再细腻一些，剧情的发展和衔接再合理一点，情节跳跃的幅度不那么大，节奏再舒缓一点，管文化的形象可能会更加从容不迫，栩栩如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