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写历史”的人来说,“皇帝”是一个绕不过去的题目。为什么?因为“皇帝”是传统中国的“根本”。与现在我们提倡的“以人为本”不同,过去,中国是“以皇帝为本”的。在传统中国,皇帝不是为国家而存在,相反,国家是为皇帝而存在。整个国家,就是给皇帝提供服务的庄园;全体臣民,都是皇帝一家人的奴隶;一切制度安排,都以皇帝一家的利益为核心。 二○○六年五月,我收到一封来自沈阳的读者彭增祜的来信。信中没有别的内容,只指出了我的《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一书中的二十处错字。 我很感动,按他留的电话打过去,接电话的是一位退休老编辑。他说,他以前很少读历史类的书,这本书他却一字一句地读过两遍。为此书挑错,是“爱之深故责之苛”。老先生说,能接到我的电话很高兴。他殷殷地嘱咐说,出下一本书时,一定要先发给我,我义务替你校一遍! 因此,这本书稿完成之后,我首先寄给彭先生。彭先生此时已返聘,事情很多,又身患感冒。他下班之后,一边挂着点滴,一边校对,在最短时间内,把校对稿发回给我。 这样的读者,一再提醒我写作中付出心血是值得的。 几乎每天打开E-mail信箱的时候,里面都有读者的来信。他们多半是表示对我的鼓励,也有人希望和我探讨一些历史问题,还有的,主动给我寄来各种资料,认为我也许用得上。当然,他们都是“普通读者”,大部分人在读我的作品前,很少甚至没有读过历史类书籍,“没想到历史这么有意思”。 这些读者的存在,对我绝非是可有可无的。事实上,在我下笔写每个字的时候,头脑中都萦绕着他们的影子。忝列于“非专业历史写作者”中,我十分看重读者群中的这些“普通读者”。 毫无疑问,“普通读者”的阅读需求里包括“历史”。因为历史是如此“好玩”,又如此“有用”。 然而,在“大众历史热”出现前,真正的“历史”,对中国普通读者来说是不存在的。对古人来说,“历史”由两类内容构成,一类是“二十四史”之类的“帝王家谱”,另一类是由忠奸斗争构成的评书演义。进入现代,“历史”的内容丰富了些,不过仍然与真正的“历史”不搭界。对我们来说,历史通常被认为是以下三种东西:一种是帮助人分辨“正确”和“错误”,以建立某种“人生观”、“世界观”的工具;一种是历史学家们艰深晦涩的专著;还有一种是电视上与真实历史几乎没有任何关系的“戏说”。 因此,“大众历史热”的兴起,对中国社会来说,是一件无庸置疑的好事。这使得几千年来,普通读者首次读到某些真实的“历史”。换句话说,“大众”首次得到“历史写作者”的尊重。 “大众历史热”的兴起,最主要的原因当然是“写史者”多是我这样的“非历史专业写作者”。历史学术的表述形式越来越专业化和技术化,史学家们的工作成果很难为大众所分享,这为“非历史专业写作者”提供了机会。这些写史者的兴趣结构和普通读者相近,与历史学家们的见怪不怪、毫无感觉比起来,他们有更大的热情、兴趣和浓厚的好奇心,见了什么都要大呼小叫,啧啧称奇。所以他们很容易就可以打破冰冷史料、艰深论文与普通读者之间的障碍,把历史这个本来就极其有意思的科目讲得好玩、精彩、有滋有味,就像我在一本书的后记中所说的,使“历史比小说更有趣”。 不过,在把历史讲得“好玩”之外,我还有更大的“野心”。我认为,大部分读者不仅需要“史实”,更需要“史识”,或者说“思想含量”。这种“史识”不是指史书中那些可以供我们“经世济用”的“权谋”、“方略”、“管理”,而是更深一层的东西。永远不要低估读者的需求品位,特别是不要低估这种需求的意义。历史是记忆,更是反思,一个不会反思、没有记忆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只有与当下结合起来,历史才真正有意义。因为通过了解祖先,我们可以更好地认识自己;通过回望来时路,我们可以更准确地定位此时的坐标。这不仅仅是“食肉者谋”的事,因为只管低头拉车,不用抬头看路的幸福时代已经过去,每个人都有责任思考更广阔范围内的事情。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历史更重要的功用在于“启蒙”。 高兴的是,我的这种努力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呼应。为这本书写推荐语的柴静、张越、何东、白岩松等人,我至今都未谋面。和他们认识,都因于意外地在博客或者报纸上见到他们对我以前作品的评论。为了写这一句推荐语,他们都认真地在电脑上通读了这部书稿。谢谢他们为这本书耗费的宝贵精力和眼神。 在这本书的写作过程中,我的工作发生了变动。感谢渤海大学的领导以蔡元培式的气度给了我非常宽松的工作环境,使我得以在从容中完成了这本书的收尾工作。 【作者简介】张宏杰,现供职于渤海大学中国文化与文学研究所。 (责任编辑 林建法)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