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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样用文学来讲述改革开放以来的当代中国故事？这可能是任何一个有野心和雄心的当代作家都孜孜以求试图进行独特性创造的主题。但同时，无论是谁，都会意识到这可能是一件虽然并非全然不可能，却也极其艰难的事情——人们在谈论中几乎都会对当代中国的复杂性心生畏惧。它的密度和广度已经远超过司汤达、巴尔扎克、雨果、福楼拜、左拉时代，因而无论是现实主义还是浪漫主义、自然主义这些手法和方式都已经无法把握和展示这个时代与社会的结构和变化，也没有人再有这种欲望和能力。但普鲁斯特、卡夫卡、乔伊斯、福克纳这些开辟了现代小说路径的大师们尽管在当代中国的先锋小说和魔幻现实主义的模仿式实践中不乏拥趸，到了当下的全球化、技术化、传媒化的语境中，也很难再通过内在性的开掘有所成就。 因为我们所面临的情形在阶级、性别、族群、时空感受、情感形态与生产生活方式上的变化，都已经是任何单一的或片面性的话语所无法概括的。更主要的是，外在的转型与内在的裂变彼此交错编织在一起，内部与外部、本质与现象、所指与能指的划分已经失效了，我们可能进入到了一种真正意义上的表象与内涵融合在一起的融化了的现实之中。这个时候就要求写作者必须重新寻找一种形式，来为当代生活和历史赋形。 陆涛的“银城三部曲”就是在进行这样一种赋形的尝试。我并不是要说他一定找到了确定无疑的方式和门径，但他无疑（或无意）已经显示了区别于既定手法的自觉取向。作为一个1977年就开始发表作品、出道已经40年的作家，他经历了改革开放以来当代生活的整个过程。这个亲历者在蛰伏多年之后，陆续推出“银城三部曲”：《会飞的九爷》《剧终》《铃儿响叮当》，可以看作是沉淀许久后的经验总结和叙事提炼。一般而言，有着丰富经验积累的作家在涉及到当代中国的写作中很容易走向两条截然不同的道路：一种是迫不及待地分享故事，现实提供的素材实在是太过丰盛，因而在叙述中主体往往会被故事所淹没，我们看到了泥沙俱下的生活、传奇或者琐碎无聊的社会新闻般的细节，却没有看到作者究竟想要表达什么，或者只是表达了一些因袭了“纯文学”话语的关于人性、欲望、情绪和不满的陈词滥调。另一种则有着勾勒与掌控的自觉，试图通过归纳性和概括性的方式给当代一个简洁明了的呈现，甚至为此发明了一些术语，然而这种自信很多是简单而粗暴的代表性言辞，更多显示为写作者主体的狭隘主观意图，而并非贴切的实际。正如我前面所说，一个复杂的社会与时代必然要有着相应复杂的表述形态。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