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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荷马塑造了奥德修斯这一流浪者的形象，“漂泊”就和文学有了密不可分的联系。19世纪的欧洲让他们最伟大的作家游荡在外：英国有拜伦，德国有海涅，法国有雨果。对知识分子而言，漂泊就是无休止地东奔西走，这不仅是一种物理状态，更是一种心灵状态。 李修文的文字带有强烈的古典气息与漫游气质。从悲情到悲悯，他用10年时间完成了这一格局性的跨越。《山河袈裟》记录了他10年间漫游各地的境遇，以丰饶铺张的文字，印刻了有生皆苦的无常与痛楚、大慈悲与大荒凉。书中收录的33篇随笔，都是作者在各地奔忙的过程中写作的。正如弗洛姆所说：“人是永恒的流浪者。”禁锢、漫游与漂泊更容易激发起人的山河之气。创作者在游荡中被激发出灵感，渗透在作品中，幻化出一种复合情绪。 《山河袈裟》中各色生命的悲欢，既有川端康成的淡漠物哀，也有西部花儿的绝艳暴烈，时而充满着爆发式的热情，时而又陷入阴郁寂寞，交织着深情和悲悯，偶尔还闪现出孩童式的梦幻色彩。梦魇般的沉郁、迷惘和痛苦，满怀憧憬的希望和追求，生与死的厚重主题，在李修文的笔下缓缓铺展蔓延。 尽管有着不同的姿态和色彩，但每一条命运线索都直指一个方向，就是人究竟该如何面对困境。作者强烈的生命感受和情感体验，透过独特的文字，传达出对人事苍凉的深层感慨。作者用自省的目光表现人的微光，关注那些向死而生的落魄者的绝处逢生；在绝处逢生的微光里，作者也在自我修炼和自我救赎。 此书书名来源于辛弃疾的诗句：“但使情亲千里近，无情对面是河山。”弥漫着天高地阔的古典美学意蕴。作者以赤子之心，呈现了辽阔山河中微如尘埃的生命，建构了一群在苦难中挣扎而没有沉沦的人，使渺小的人成为人而不是众生，使凡俗之人成为个体而不是含混的大众。一群生活的弃儿被作家赋予了崇高悲壮的意义。更重要的是，这群人中也包括作者自己。这是最珍贵的一点：作者的叙述姿态不是居高临下，而是与他笔下的人物站在一起，在书写苦难的同时也在体会苦难、在困境中挣扎的同时也在困境中自我修行。 李修文将个人的生命融入到写作中去，将个人生活体验融进对生活的反思之中，用实际行动诠释了写作的价值：写作不仅是本能，更是近在眼前的自我拯救。这与作家的创作观有关。他对文字有强烈的敬畏之心，反感文摘式的价值观，反对美学让位于鸡汤，提倡“写作忠实文学、忠于生活、忠诚自己”。作家并未纠缠于苦难与不幸本身，一味发出哀叹，而是站在适当的心理审美距离上，对人类整体存在状态进行诗意的勘探和深刻的揭示，使作品有了凝重的历史文化价值，也使“众生皆苦”有了一种诗意的文本。 托尔斯泰曾说：“艺术家的目的不在于无可争辩地解决问题，而在于迫使人们在永无穷尽的、无限多样的表现形式中热爱生活。”这要求作家必须保持对生活旺盛的好奇心、对万事万物的敏感与情怀。不难看出，李修文在《山河袈裟》里全方位展开触觉，对世间一切事物，不仅包括人，也包括动物，还包括对超越日常经验的事物，都保有高度敏感的体察和关怀，有人把这一点概括为宗教感。值得注意的是，《山河袈裟》的宗教感超越了一般的崇拜意图和简单狭隘的仪式性，而是诗性与佛性的高度统一。作者会用初见一般惊喜的眼光，面对一条河流、一堆篝火、一场大雪、一道闪电，产生新的感动与感悟。《山河袈裟》的故事形态不是线状的，而是一个由碎片构成的巨像。所有人和事仿佛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我们和这些碎片擦肩而过，但李修文把它们捡起。打动当读者的，就是这种既有形而上精神，又有感动人心力量的作品。 《山河袈裟》提供了一个在这个时代关于生存、求索、抒情的全方位思考的可能性。正如作者所说，“我不想用某种过度的戏剧化扭曲事情本来的面目，而是选择用真实的、远离了某种中国式的鸡汤的文字，告诉你人生本来是无救的，在无救前提下，我们如何对这个世界还透露一丝一毫的热情。” 李修文歌颂的是面临人生黑暗之时没有倒下的人，是与山河困顿作战的人。在身体深处的某个角落挣扎、修行、顿悟，然后涅槃，打破山河困顿，达到自如的真境界。金刚怒目，菩萨低眉，在命运由暗复明之后，在大彻大悟山高水长之后，所见之物，正是身披袈裟的无限山河。 （《山河袈裟》，李修文著，湖南文艺出版社2017年1月出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