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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红》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励志故事，也不是人与命运抗争的戏路，作者置人物故事于特定的历史阶段和上海的文化环境中，表现人物与以机器和流程为象征的体制的关系，从全面依附到突然被抛出快速拐弯的时代列车，被动地重新排列和组合。在旧群体终结的同时，一个新群体诞生了。这种关系的调整对于有着光荣传统的上海工人阶级而言，意义十分巨大。这样的历史机遇，并不是100多年来每一代工人都能碰到的，也不是传统思维能够接受或理解的，虽然悲壮的休止符一度带给我们过于漫长的猜想和不安，但从中我们或许能提炼出一些有价值的思想资源。为此，小说以人物的行为方式试探性地给出答案，那就是：将人从传统的生产关系中解放出来，通过再就业或自谋出路，检验人的适应能力，考验技术的适用价值，释放人的最大能量，调整人与机器、与体制的关系，重建与市场的关系，在新的生产关系中获得劳动的尊严和人的尊严。从这个意义上说，《女红》为上海这座城市建立了一份有血有肉的档案。 如果从人物群像上来分析，《女红》描写了一群有血有肉的新时期工人形象，这里的戏剧性冲突，也有日常生活中的惯性滑行，更让人惆怅和同情的是北风、小炉匠等人在生活重压下的喘息；在小说无时无刻不跳跃着的细节中，暗示着社会思潮对工人的影响，也有工人的集体性格对城市文化的消解与渗透，一系列上海读者并不陌生的规则，构成了上海底层社会的本色。这也是上海之所以成为上海的根本。他们有理想，有情怀，上海这座城市里的光鲜与灰暗，世俗的纷争与变通法则，在他们的身上一样也不缺，市场经济解构了他们与机器的传统关系，也释放了他们的肉欲，检验了他们的技术与智商，但我认为小说最有价值的，乃是对一枚“螺丝钉”的价值分析。这份形象化的分析报告提示我们：解放生产力，关键在于解放人的思想。 (《女红》，程小莹著，上海文艺出版社2014年4月出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