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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南方民间剪纸是我国南方诸多民族民俗文化的产物。它孕育于南方古代的雕镂工艺之中，在巫文化的直接催化下形成。南方发达的古代造纸业、冶炼铸造工艺为剪纸的出现提供了必要条件。南方各民族绚丽多彩的服饰民俗，促使了剪纸中花样剪纸的发展。南国年节社火中热闹非凡的游灯、赛灯、观灯习俗刺激了灯花剪纸的形成和提高。长江、珠江流域发达而活跃的经济文化，催生了大批剪纸艺人和剪纸工匠，他们的参与打破以往民间剪纸以女性为主的专利，成为男女共享的具有多种创作和传承模式的民间文化活动。 关 键 词：南方/民间剪纸/民俗文化/生态环境 作者简介：何红一，中南民族大学教授、硕士生导师，湖北省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南方少数民族研究中心研究员。 人们通常所说的剪纸，实际上包括剪纸与刻纸两大类别。其中北方剪纸以剪为主，以刻为辅；南方剪纸则以刻为主，以剪为辅。在过去，剪纸一直是人们日常生活和喜庆节日中祈福避祸、表达生活情趣和美的情怀的实用品和装饰物。今天，它仍以极强的生命力为美化人们的现代生活，传播中华民族文化服务。 文化生态环境是指某一文化生存背景与生存状态。民间剪纸是民俗文化的重要类别，它从古到今，伴随着民众的生活而发展，至今至少已有1600多年的历史。与我国其它传统文化一样，民间剪纸文化也具有多元共生的特点。南方民间剪纸与北方民间剪纸，分别在不同的地域环境生长发育，受不同地域文化的影响与制约，以不同的风格面貌代表着我国民间剪纸的两大流派。因此，探讨民间剪纸的文化生态环境，摸清民间剪纸与地域文化之间的关系，有针对性地对其进行抢救性保护和研究，有着重要意义。 一、南方民间剪纸与南方古代雕刻剪镂工艺 任何艺术形式的诞生都不是偶然的，都有一个在已有艺术形式的基础上借鉴和酝酿的过程。以雕刻剪镂工艺为手段的南方民间剪纸亦不例外，它孕育于南方古代精湛的雕刻剪镂工艺之中。 （一）南方古代雕刻工艺的源头 中国南方古代雕刻工艺可追溯到新石器时期。长江西陵峡一带大溪文化早期（公元7000年前）遗址中出土的大量的陶刻及玉雕、石雕、蚌雕、骨雕等难度较大的雕刻作品[1]和巫山大溪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卵石雕人面形佩饰，体现出南方原始雕刻的粗犷风格。 在长江下游浙江河姆渡遗址出土的大量早期雕刻作品中，一件刻有两对连体双鸟朝阳纹的骨匕格外引人注意。鸟体双双相对，腹背连接，连接处饰以火球般的太阳纹。鸟头羽冠飘逸，双目炯炯有神。利喙与蹼足、尾翼都刻画得栩栩如生。更令人称奇的是现存苗族剪纸中的“对鸟双凤袖花”纹样竟然与它十分相似，二者在时代上相距数千年，但是图案上的承接关系却如此明显（见图一）。 此外，还有牙雕“双鸟朝阳”、木雕鱼等均为人类早期生动精美的雕刻佳作。[2]南京阴阳营出土的玉雕、良渚文化的大型玉琮和三叉型玉冠饰也代表着那一时期南方原始石器雕琢工艺上的成就。 制作这些早期的雕刻作品，离不开工具的使用。巫山大溪新石器遗址出土人面形佩饰的地方，同时出土了一把圭形凿刀，两端均磨出利刃，一端略呈弧形，显然起切割作用；另一端则为双面凿刀，兼有凿、雕刻和钻孔的功能。[3](P1)在湖北大溪文化遗址的白庙子坡地也出土成批的制作精细、小巧玲珑的石器雕刻工具。[1]河姆渡文化遗址出土的大批骨制和石制工具中，也包括鹿角制作的角锥、角凿和用鲨鱼牙制成的锐器。[2]南方的原始先民们正是利用这些工具发展了原始雕刻艺术中的雕、刻、凿、钻、镂等技艺并使之日趋完善。在后来的岁月里，又由楚人将它们发展到同时代的巅峰。湖北江陵望山一号楚墓出土的彩绘透雕木制小座屏及透雕奁、河南信阳长台观1号墓出土的两件透雕奁就是这一时期雕刻工艺的代表之作，它们充分表现出楚人长于透雕的雕刻传统。  图一(1)  图一(2) （二）南方薄质材料雕刻工艺的发达为民间剪纸的出现创造了条件 薄质材料雕刻工艺是指在树叶、皮革、金属片、丝绸等薄型材质上进行剪镂雕刻的工艺，它是人类雕刻工艺从硬质材料过渡到纸质材料雕刻的一个重要环节。 南方民族的薄质材料雕刻工艺与硬雕一样，在先秦时代就处于领先水平。湖北江陵望山一号楚墓出土的一件战国时代的皮革，在加工得很薄的皮料上，用镂空刻花的方法刻出细密的几何形连续花纹，显得剔透精巧，是当时皮革雕镂工艺的佳作。 湖北随县曾侯乙战国墓出土的金箔片多达900余片，厚度一般在0.1-0.2毫米之间，最薄的仅有0.037毫米。这些薄如纸的金箔片均被剪刻成小块的几何图形，有正方形、长方形、圆形、半圆形、梯形、圭形、尖齿形、双钩形、三角形、S形、多边形等。上面多有压印的花纹，有的还刻有细小的点纹。[4]这批金箔片从剪裁工艺看，已汇集了剪纸中常见的基本表现语汇——锯齿纹、月牙纹、几何纹，应该说它们已经接近剪纸的雏形了。 长沙五里牌西汉墓出土的漆奁上的金箔饰片，一个个细小的动物影像，表现得准确而生动，尽显工匠运剪走刀的功力。长沙黄泥塘晋墓出土的双凤金饰片，为用金箔片剪刻的一对凤凰。它们两两相对，展翅欲飞又顾盼回首，情态生动。工艺上比以往也显得更为娴熟。饰片在结构上采用了对称的手法，恰当处理了表现主体“连”与“断”的矛盾。凤凰的翅膀运用两排锯齿纹来表现，显出刀味剪趣，又富于装饰美感。整体布局上，也采用了剪纸中常用的适形构图。若不从材质上考虑，它简直与后来的剪纸几无区别（见图二）。  图二 值得一提的是，广东佛山、潮州一带的剪纸至今还保持这种镂金的传统。佛山剪纸中最具地方特色的铜衬剪纸工艺，就是先将铜片打制成薄如纸片的铜箔，再在铜箔上用剪、刻、凿等技法加工成镂空的剪纸主稿，最后在主稿上套衬色纸而成。 工具的使用对剪纸的产生和发展至关重要。南方古代冶炼铸造工艺一直处于领先地位，刀剪的制造工艺也相当先进。战国时期的曾侯乙墓、江陵凤凰山汉墓都出土过小型的金属工具。其中，刀具有铜制削刀、凿刀和铁制小刀——书刀[5]等物，据考这些刀具多为古人治简工具。它们与后世的治“纸”工具——刻刀不能说没有继承关系。再说剪刀，是在刀具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两刀相迭而成剪。剪刀的运用使人手的运作有了更大灵活性，并为充分发挥纸张重复叠剪的表现性能提供了更大的施展空间。迄今为止，我国发现的最早的剪刀实物是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西汉初年的剪刀，广州南越王墓亦出土过西汉时期的剪刀。长沙一带还出土过东汉、唐代、宋代等不同时期的剪刀。江南“杭剪”久负盛名，杭州附近的淳安县出土过西晋时期的剪刀。唐代李白留有赞美吴地剪刀的佳句，“吴刀剪裁缝舞衣，明妆丽服夺春晖”。宋时“杭剪”已跻身当地名产，民间艺人用它“剪字”、“剪镞花样”。到了明崇祯年间，又孕育出至今遐迩闻名，有300多年历史的“张小泉”剪刀。 南方古代雕镂工艺和剪刻工具的发达为剪纸的出现准备了必要条件。一当纸张发明，人们就会顺理成章地将剪刻雕镂技艺用到纸张上，引发了剪纸这种新型艺术样式的诞生。至今为止，南方民间剪纸艺人剪纸时剪刻并施，善于运用雕刀、刻刀、剪刀、锥刀、凿刀、錾刀等工具对纸张进行加工。这种运用不同的工具加工出来的剪纸在当地通常被叫做“雕花”、“刻纸”、“钻子花”、“凿花”、“镂花”等，它们理所当然应该是中国剪纸大家族中别具特色的一支。从其加工方式上看，又使人强烈地感受到南方古代民族擅长剪镂雕刻传统的影响。 二、南方民间剪纸与南方造纸工艺 纸是传统剪纸工艺的运作和加工对象，缺少它，剪纸将成为无米之炊。我国是纸的发明地，剪纸又是以纸为加工对象的艺术，所以剪纸的发生、发展一定与纸有关。 古代“纸”的概念，与现代不一样。汉字“纸”从丝，说明起初的纸是以丝为原料的，也就是说中国最早的“纸”，就是以丝为原料的纺织品。《后汉书·蔡伦传》曰：“其用缣帛谓之纸”，即为此意。作为书写记事作画的材料，它们的价值昂贵，只能供少数上层人士享用，根本无法普及。只有到了公元105年产生了“蔡侯纸”——用鱼网、破布、树皮为原料的植物纤维纸，这期间又经过长时间的改革、完善以后，降低了造纸成本，提高了造纸效率和纸质质量，才逐渐使民间生活用纸得以普及，这时，作为民俗生活伴生物的剪纸才有可能出现。故有人推论中国剪纸自晋代兴起，笔者赞同。 纸的发明与南方纺织业发达和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不无关系。众所周知，“蔡侯纸”并非蔡伦首创，蔡伦不过是造纸术的集大成者和改革者，善于对家乡早已存在的民间造纸法进行加工改造罢了。南方古代流行一种“树皮布”，其制作方法是把楮树皮扒下来，然后以一定的工具加工，经漂洗、修补、剪裁，制成所需要的生活用品。古文献中所提到的楮冠、布衣，就是由树皮布加工而成。楮树俗称“构”，南人早就发现了其皮既能制布又能造纸。在“蔡侯纸”之前，已有丝纸、幡纸、赫蹄等几种原始纸，后者就是在西汉末年就流行的以树皮布制作的纸。[6]三国时的陆玑在《毛诗·草木鸟兽鱼虫疏》中谈到造纸原料楮皮时说：“穀，荆杨相交广谓之榖，中州人谓之楮，今江南人绩其皮以为布，又捣以为纸，谓之穀布纸，长数丈，洁白光辉，其里甚好。”自古以来，长江中下游地区就是蚕桑之乡，当地人从祖先拾茧制丝的技艺中积累经验，触类旁通，发明了以麻、苎、藤皮、楮皮、竹等植物纤维为原料的造纸法。同时，南方土地湿润，竹木丰茂，常见的土纸原料楮树、竹都生长于这一地区，而且造纸时沤泡和漂洗原料所需的水资源也十分充足，这些天时地利的因素为南方造纸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蜀纸在隋唐时就批量生产，在染色、印花、磨光等工艺上也有不少创新而享有盛名。[3](P9)明清时期，“竹纸之利仰给者万家犹不足，则印为书籍，制为桃符，画为五彩神荼、郁垒，点缀年景。”（《绵竹县志》）湖南是蔡伦的故乡。现耒阳北有蔡伦宅，传即当年蔡伦造纸处。湘中、湘西南一带竹纸制造业源远流长，产品远销他乡。其中滩头、邵阳土纸制作工艺与明代宋应星《天工开物》中所记南方竹纸制造程序完全一致。[7]苏州在北宋时就已有以桑、竹、楮为混合原料的造纸作坊，明末，为了与浙江、安徽、江西、福建等地的竹纸竞争，又着重发展了纸张加工业并形成规模。[8]造纸与剪纸、门神年画是孪生兄弟，凡是有造纸作坊或造纸业发达的地方，剪纸年画也相应发达，这已是不争的事实。南方剪纸的发展，均离不开当地造纸业的推动。目前发现的我国最早的剪纸实物，出现在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群中，五幅团花剪纸文物。[9]从同时出土的墓志铭看，这些剪纸是麹氏高昌王国，相当于北朝时期（公元541-567年左右）的随葬物，距今已有1400多年的历史了。 麹氏高昌王国是我国中古历史上建立在西域的以汉族为主体的封建割据王国，其“风俗、婚姻、丧葬与华夏小异而大同”（《北史·西域列传·高昌传》）。这一带气候干燥、地下水位低，故能保留这批珍贵的纸质文物。这批剪纸虽出土于西域，但仍然可以视作华夏诸民族长期以来文化交流的证据。由于纸质材料耐腐蚀性能低，南方一带地下水位又比较高，所以目前南方早期的剪纸实物难以寻觅。这并不意味着南方剪纸的产生较北方晚，因为我们仍然可以从其他方面找到南方剪纸产生和发展的轨迹。 三、南方民间剪纸与南方古代巫文化 南方的巫术民俗对剪纸的产生也起着重要的催生作用。在剪纸界，提到剪纸的历史，往往都要提到人日节，因为剪纸的产生与人日节戴胜习俗有着密切的关系。人日最初为楚地风俗。“人日”二字最早见于云梦睡虎地《日书》（甲种）、（乙种），是上古的一种择日占卜活动。人日节早期较全面的记载，见于魏晋南北朝时梁朝荆州人宗懔的《荆楚岁时记》：“正月七日为人日。以七种菜为羹；剪彩为人，或镂金箔为人，以贴屏风，亦戴之头鬓；又造华胜以相遗……”这里的“剪彩为人，或镂金箔为人”是指人日这天用剪刀和刻刀在彩色丝绸和薄金属片上剪制和镂刻成人形（唐宋时，纸张已普及，剪制和雕刻人形的材料便用彩纸代替），贴于门户、屏、帐上，或佩带于头鬓，并相互馈赠。剪制和雕刻成人形的叫人胜，剪制成花鸟形的叫华胜，亦叫花胜。还有相交的双菱形的叫方胜。戴胜为人日节的重要标志，故人日节又称“人胜节”。湖南长沙五里牌东汉墓曾出土过一枚金胜，属较早的花胜文物。唐宋以后戴“胜”风行国中，连皇帝在立春日接见群臣也要以春幡相赠，民间戴胜、用胜习俗更为普及。唐代诗人李商隐《人日》诗“镂金作胜传荆俗，剪彩为人起晋风”句，可见荆楚一带剪纸民俗在当时社会生活中的影响力。 “胜”，原意为盖过、占优势。引申义也很多，象征力量和权利、生命崇拜，或作为辟邪驱鬼的灵物等。人日戴胜的最初目的不是为了庆贺人的诞生，也不是节日的装饰和点缀，而是古人的生辰日禁忌。楚人认为，生命的诞辰日，是人的生命行程的第一大关口，它是一个非常特殊而神秘的日子。在此关口，祸福相依，吉凶相伴，人类很容易受到攻击和侵害，必须严加防范。人日之“胜”起初就是为了辟邪护身，是古代生命巫术观念的体现。[10]以后这种观念借助节俗活动不断得到强化，引申到与生命有关的其他巫术仪式中，剪纸胜也就成为民间招魂、求子、祭祖、祈福活动的重要道具和不可或缺的手段。 在楚国南郢故地，南漳县荆山脚下，端公（巫师）用巫术招魂治病的方法是剪纸人。做法时，端公手执剪刀在黄表纸上剪出5个纸人，分别象征心、肝、脾、肺、肾，并用令牌在纸人上书写失魂者姓名，焚香祷告、歌舞招魂。[11]，鄂东一带巫师招魂时也剪出纸人数对，置于香炉中，然后边念咒语边以竹竿挑头巾粘纸人于其上，象征魂之归来。南楚之地的湘西土家族梯玛（巫师）祭祖还愿时用4个纸剪菩萨（小人）招魂降神用。[12]西南一带瑶族支系山子瑶每年农历七月十四日要剪小人祭祖。[13]云南剪纸艺人张月仙大娘告之笔者，她的家乡曲靖旧时过年三十，每人身上要戴一个剪纸小人，作祈福免灾用，直到过了人日（正月初七）。在有名的剪纸之乡江西瑞昌南洋乡，自古就有做“百花帐”祭福主的习俗。每当做“百花帐”时，先要由许愿求神者剪100个双菱方胜，再由挑选出来的100个能剪擅绣的未婚姑娘，每人剪出一张自己最拿手的吉祥剪纸花样与方胜交叉置放，贴于帐上，最后再用彩线绣出色彩斑斓的“百花帐”敬献于福主前。 剪纸人也常常用于求育护生巫术。黔南布依族新婚夫妇要剪8个小人来履行“搭花桥”仪式，以祈日后更好地生儿育女。湘鄂西土家族地区，孩子出生时要剪一个打伞的纸菩萨贴在火塘壁板或厨房碗柜上，一直守到伢儿12岁为止。据说这就是阿米婆婆（或阿嬷帕帕），土家孩子的保护神。湖北仙桃子女不育时，请人剪出7个小人给当事人带在身上，其中每7天烧一个，烧时还要焚香祭拜观音，连烧七七四十九天。俗信认为这样才会得子。 傩是上古流行的一种戴面具驱鬼的巫术，它在我国南方尤其盛行。湘黔两地苗族、土家族在“还傩愿”时，要制作大量的剪纸与纸扎。其中扎制傩坛、演出的道具、背景、掌坛师头上戴的“冠扎”等都要装饰剪纸图案，纸扎师傅必须按照古老的祭祀礼仪进展现场剪制。剪纸在这里是人神沟通的媒介，也是傩仪中不可或缺的道具。 生命崇拜、祖灵崇拜、祈福驱祸心理是南方巫傩剪纸盛行的心理基础。人日节戴胜、贴胜于门户、屏、帐上节俗则为这种心理的表达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契机。 四、南方民间剪纸与南方服饰文化 南方民间剪纸中花样剪纸占很大的比重，这与南方各民族绚丽多彩的民族服饰民俗不无关系。 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女孩从小习做女红，绣制精美嫁衣嫁裙，到出嫁的年龄，已经为自己绣好了成套的嫁妆。生儿育女后，身为人母，又为子女的装扮剪绣不停。俗话说；男看地边，女看衣边。是否擅长剪绣，是人们评价女人才能的重要标准。节日聚会的盛装“亮彩”，也是女红水平的大展示、大交流。在这种环境下，剪纸绣花风气盛行。 生活在湘、鄂西及云贵高原的苗族是个爱美善绣的民族。苗族妇女人人都是刺绣好手。苗族服饰之美为人所公认。常说苗族服饰的精华体现在苗绣上，殊不知苗女刺绣又通常是借助剪纸作为刺绣底样才绣制完成的。苗族妇女一般没有正规习画的机会，但她们在手工艺方面有自己的特长。她们先将心中的花样剪刻出来，贴在绣面上，再穿针引线，依样绣制。遇到好的花样，还可以将它拓下来，互相交换，转辗使用，非常方便。苗族花样不仅是苗族妇女美化生活的一种形式，更是本民族文化的形象化载体。由于苗族没有自己的古文字，民族文化的信息靠口头文学和约定俗成的形象化符号来传递。剪在纸上、绣在衣上、穿在身上的图案是她们最形象的历史读本。苗族是擅长用古歌和古老的图画来讲述历史的。苗族剪花中经常出现蝴蝶纹样，这是因为在苗族神话中，蝴蝶妈妈是万物之祖，人是由蝴蝶演化而来的，故苗族妇女将其绣在袖沿、襟沿、裤脚、裙沿等处，作为生命的保护神。《姜央造人》剪花，则讲述着苗族远古洪水神话过后始祖神姜央造人的故事。湘西锉花图案中常见一种“骏马飞渡”的花边造型，一条洪水滔滔的大河，大河上呈现两条波浪状横带，旁边点缀些连续的马蹄印图案。苗族解释两条波浪状横带表示黄河与长江同向奔流，马蹄印表示苗族迁徙足迹。[14]“骏马飞渡”花边形象地描绘出苗族渡黄河、过长江，向南迁徙的历史。 在汉族地区，服饰穿着也比较讲究。旧时城乡民众时兴穿绣衣绣鞋，这也促使了剪纸绣样的发展，一些专门雕剪绣花样的剪纸艺人应运而生。沈从文先生早年写过一篇《塔户剪纸花样》的文章，详细记叙了旧时家乡剪花匠剪出花样来满足苗汉妇女刺绣的乡土风情。“由浦市赴凤凰的老驿路上，就有这么一个小村子，名叫塔户，地方属沅水中流泸溪县管辖……约三十户人家。他们数十年如一日，把生产品（剪纸花样）分散到各县大乡小镇上去，丰富了周围百余里苗汉两族年轻妇女的生活。它的全盛时期，一部分生产品还由飘乡货郎转贩到川黔邻近几县乡村里去，得到普遍的欢迎”。沈从文先生所说的“塔户”，即今天湘西泸溪县踏虎乡，也是“凿花”之乡。“剪花郎”即男性剪纸艺人，也叫“剪花匠”，过去这样的手艺人在南方非常多见。南方的花样剪纸正是这些绣花女与剪花匠在绚丽多彩的“南国衣冠”环境中共同创造和传承。 五、南方民间剪纸与南方灯饰民俗 灯饰是年节社火中民间各类游艺灯和观赏灯上的装饰。由于剪纸具有镂空透亮的功能，很适合发挥灯烛照影的效果，且制作起来简便易行，故成为灯彩装饰的首选形式。 南方民族年节社火活动可追溯到原始农耕民族对火的崇拜和对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年成的冀盼。西南民族至今仍在过的“火把节”是后来灯节的原始形态，它在南方汉族地区也多有遗存。如湖北荆州旧时元宵夜“各乡村燃炬火以照田间，声彻远近，谓之‘赶毛狗’”（清《荆州府志》）。湖南宁乡一带的农民于元宵夜焚田习俗，俗称“烧元宵”，江西赣中地区正月“举火把”、唱火把谣，江苏南通农村“放烧火”、“甩火把”均与西南民族过“火把节”，“熏田驱滕”祈丰年初衷同出一辙。 南方民族的游艺灯，以舞龙灯和舞蛇灯为最，是吴越民族图腾崇拜观念的遗存。闽北重镇樟湖镇，每年正月十五延续着一种“游蛇灯”习俗。蛇灯由硕大的蛇头与蜿蜒绵长的蛇身构成。灯上装点着吉祥剪纸图案，代表着各户人家的新年期盼。通过每年的花灯制作，樟湖镇上至老妪，下至幼童皆剪得一手好剪纸，樟湖镇也因此成为远近闻名的剪纸之乡。[15] 江苏宜兴一带农村流行“出青稻灯”习俗。青稻灯上的主要装饰就是用剪纸制作，由此催生了宜兴刻纸。 浙江乐清的“细纹刻纸”，据说是在元代发展起来的。元《大德乐清县志》（公元1297-1307年）载“社里笙歌达旦，通衢剪彩为众共赏，与民同乐。”当地兴玩“龙船灯”迎春纳福、驱祸消灾。“龙船灯”形状如龙又似船，二三米见方，前后有龙头龙尾，遍点灯盏。龙船主要以刻纸“龙船花”装饰，在龙船的外围，一格一格地贴着许多精美的“龙船花”，每年这种“龙船灯”还要举行评比竞赛活动，推动了刻纸向精巧细密方向发展，形成中国一绝的乐清细纹刻纸。 南方灯彩剪纸的发展，还得益于各地元宵灯会、“灯市”活动。“灯市”是灯彩消费市场。南方城镇杭州、南京、苏州、扬州、常州、温州、泉州、佛山、潮州、荆州、汉口、景德镇、自贡等地都有灯市。 苏州的彩扎花灯业宋时已形成独立的行业。“吴中风俗，尤竞上元，前一月已卖灯，谓之灯市”（《石湖乐府序》）。明清两代，每逢岁尾年头，苏州阊门内吴趋坊、皋桥、中市一带，灯铺多达100余家；市上彩棚架叠，花灯通张，不见天日，远近乡农市民摩肩接踵，灯市盛况不逊元夕灯会。“苏灯”品样纷繁，宋时就有无骨灯、魫灯、珠子灯、罗帛灯等名品。 后人在罗帛上剪镂百花等精巧图案，内燃灯烛，透出万眼，称为“万眼花罗”。后来更有荷花灯、栀子灯、葡萄灯、鹿犬灯、走马灯、栅子灯、夹纱灯、甏灯多种。走马灯将纸剪的人马走兽贴在灯笼内，利用烛火燃烧后热气升腾的原理，点燃后人马走兽便在灯影中旋转，有极大的观赏性和娱乐性。明代苏州的赵萼，于嘉靖年间（公元1522-1566年）制夹纱灯，“以剡纸刻成花竹禽鸟之状，随轻浓晕色，溶蜡涂染，用轻绡夹之，映日则光明莹沏，芬菲翔舞，恍在轻烟之中，与真者莫辨。”（《苏州府志》） 我国四大古镇之一的佛山，“粤俗最喜赛神迎会，凡遇神诞，则举国若狂”。清人吴震方在《岭南杂记》中记载佛山“出秋色”民俗，“余在佛山，见迎会者台阁故事，争奇斗巧，富家竞出珠玉珍宝，装饰孩意，置之采舆，高二丈，陆离玄目，大纸炮俱以缯采装饰……五色纸随风飞舞如蝶。”“出秋色”中的灯饰（俗称“灯色”）、台阁故事多由剪纸雕刻完成。由此推动了佛山剪纸业的兴盛，佛山剪纸也在万人空巷的“出秋色”活动中脱颖而出，成为南派剪纸的代表。 六、南方民间剪纸与南方经济文化 南方民间剪纸的发达兴盛，与南方手工业经济发达、商贸文化繁盛、具有商业意识的工匠参与剪纸活动有密切关系。 早在北宋时代，江西吉州窑的陶工就试着用剪纸来做瓷器装饰。工匠们将刻好的剪纸花样贴在瓷胎上，上釉后揭下剪纸再入窑烧制，就使瓷胎上留下清晰的剪纸花纹，提高了瓷器装饰工艺的效率。吉州窑是一座有千年兴衰历史的民间古窑。因产品主要面向民间，所以必须价廉物美、生产快捷，用剪纸图案对瓷胎进行大批量装饰，正符合这一要求。特别是吉州窑采用的是以窑户为单位的生产方式，而且是“耕且陶焉”，窑户中既有烧窑巧匠，又有剪纸能手，两种民间艺术融合渗透，开辟了剪纸应用的新工艺，为各地窑场所效仿。 同样，上文所述的灯彩剪纸，到了南宋时已与“灯市”一道，成为南方都市商贸文化的一道风景。尤其是清代，江南富商豪门为了炫耀和商业目的，借元宵灯会之机不惜代价堆彩叠翠，装点门脸。一些大的行业，如扬州盐行、浙江硖石米行为招揽各地客商和观灯游客，扩大行业在社会上的知名度，也要大张旗鼓地为本行业扎制彩灯，这对灯彩剪纸的兴盛也起到推波助澜作用。 南方民间剪纸的发展，还得助于大批剪纸工匠的参与。这是一个以男性为主的剪纸群体（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多有女性在集市上兜售剪花，但她们一般不流动销售），他们多为农民出身，有的利用农闲做点小买卖，游走于集镇与乡间的小手工业者，有的经过多年的闯荡江湖，寄寓他乡，跻身市井百工之列。剪纸工匠以雕剪花样剪纸为主，也有为节庆典礼、祝寿、店铺开张剪制礼品装饰的。据周密《武林旧事》记载，南宋杭城的“小经纪”就有170多种，其中“剪字”、“剪镞花样”就占有一席之地。 剪纸工匠的经营模式是自产自销，小本生意。通常晚上雕剪花样，白天出售。一般身背花箱（花篓）或肩挑花担，手摇小鼓（锣），走村串巷，唱着歌谣叫卖。明清时期，这样的“卖花样”艺人遍布南方大大小小的城镇乡村。有的地方一人从艺带动全家亲友，有时又通过拜师收徒带动一大串，形成“卖花样”世家和“卖花样”的村落。解放后，新中国一批承上启下的民间剪纸大师，如四川的余曼伯，湖南的黄靠天，湖北的蒋再谱，南京的马连喜、张吉根、武志方，扬州的张永寿，宜兴的芮金富、乐清的林帮栋，上海的王子淦，佛山的梁朗生等先生皆为剪纸工匠或工匠世家出身，他们的剪纸作品最大限度地融汇了本地区或本世家剪纸传承的共性，又体现出他们个人在传承基础上的独创精神，进而推动了中国民间剪纸的发展。 与农村妇女单纯使用剪刀铰花大不相同，剪纸工匠为追求效益，往往利用刻刀小批量加工复制。有人对他们的这类作品“流俗”或过于“工巧”提出批评，但这并不能取代他们在剪刻工具的改进上、刀法剪技和使用材料的创新上的杰出贡献。此外，剪纸工匠的参与还改变了民间剪纸固有的传承机制，形成家庭传承、村落传承、江湖传承、民间帮会传承的多元格局。剪纸工匠四方游走卖艺的方式也促使民间剪纸的跨地域交流和流传，扩大了民间剪纸的影响，使这门古老的手工艺术具有更大的开放性和包容性，不断注入新的活力。 参考文献： [1]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写小组.湖北文物奇观[Z].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2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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